一、东中部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调查报告——兼论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和工业开发（论文文献综述）
暴占杰[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林明灯[2]（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刘梦怡[3]（2020）在《新时代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效果评价与完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从现在起,到2035年,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时期。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奋斗1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1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1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2013年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3]90号）,明确要以《若干意见》为契机振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要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建立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江西有关县市工作机制,促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跨越式发展。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江西有关县市工作机制自实施以来,给赣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短短的几年时间要解决八十年的历史欠账问题,毕竟时间太短,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自身造血机能仍然偏弱,亟需中央在2020年后出台新的支持政策,扶上马再送一程,确保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与全国人民一道在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整理分析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实施效率,提出2020年后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完善路径,可以为其他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径。本文运用调查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梳理了我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找到了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随后分析了对口支援实施以来的总体目标、时间安排、结对原则与对口支援的主要任务,总结了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七年以来在重大政策、重大平台、试点示范、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业方面取得的成效。进而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绩效评价体系,以赣南中央苏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对口支援投入巨大、产出巨大、成效巨大。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以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初现端倪、综合实力显着提升、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城乡面貌变化巨大,产业发展步伐加快、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二是对口支援的投入主要体现在对口支援调研次数和对口支援投入项目（资金）,由于各部委资源存在差异、受援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对口支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差异,加之对口支援实施年限短,在投入过程中会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现象。三是对口支援的产出主要体现在民生、公共服务、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满意度。尽管在国家部委帮助下受援地的经济、社会、民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对口支援资源配置存在效率不高的现象,使得对口支援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本文针对当前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2020年后如何继续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提出几条完善意见。一是要继续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完善《若干意见》,全面深入对口支援工作。二是对口支援各方要提高对对口支援的认识,要把对口支援工作当成重要的政治任务完成,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要求、推动对口支援工作更加扎实、更加细致、更加富有成效。三是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机制,提升对口支援效率。建立和完善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评估机制,完善对口支援项目的监督机制,精细对口支援资源的投入机制,形成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轮换机制。
张益豪[4]（2020）在《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率研究 ——基于制度供给的视角》文中指出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税收竞争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寻租、腐败以及忽视经济发展质量等弊端,税收竞争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损失,因此如何实现对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间竞争的治理成为了关注的重点。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税收竞争的存在与否和税收竞争程度大小的测度,而从制度层面分析税收竞争产生的原因、如何通过制度供给促进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则鲜有研究。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作为各级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加之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税收合作制度应当是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的基础制度,研究地方政府间如何实现有效税收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和导致税收竞争的顶层制度设计入手,分析得出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产生的政策背景以及制度导因,在测算要素税收竞争程度的基础上,构建随机前沿模型（SFA）,采用2008年-2017年间我国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用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计算各省的经济增长效率,通过面板回归,分析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负面效应,最后构建了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制度框架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研究发现资本税竞争和消费税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负效应,而劳动税竞争则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正效应。论文构建了一个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横向税收合作框架,该税收合作机制的运转依赖于一个单功能性的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组织,该组织以中央政府赋予的监督权力以及地方政府让渡的部分权力共同构成该组织的权力来源,该单功能税收合作组织由决策层、执行层以及监督层共同组成,协调区域间税收合作开展。论文的最后还提出了促进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与规范税收竞争的具体建议。
苏杰[5]（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田光辉[6]（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杨佩卿[7]（2017）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城镇化高歌猛进,城镇化率持续飚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5年的56.10%,实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快速稳步发展。然而,在城镇化发展整体辉煌成就的背后,困难问题也层出不穷,既往的城镇化道路已然难以继续,亟需调整发展模式,向新型城镇化转型。不唯如此,我国各区域城镇化发展情况差异较大,2015年,中、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高达52.17%和64.95%,而西部地区仅为48.74%。西部地区不仅城镇化率滞后于中、东部地区,还存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陷入了重物轻人,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始终不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始终较弱的困境,更为迫切地需要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嬗变。同时,西部地区城镇化特殊的演进历程和复杂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其新型城镇化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区域的既有模式,而必须根据自身区情,探索一条适宜自身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可见,西部地区是我国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最低、推进难度最大的区域,其城镇化进程是否顺畅关乎国家整体城镇化、工业化,乃至现代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研究。鉴于此,本文从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中汲取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融入西部特色,坚持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根本命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11个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客观评价与测度,进一步地,研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促使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在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的协调驱动下,兼顾“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可持续推进,从而日渐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丰富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研究,而且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现实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顺序,沿着“文献梳理与评述——理论层面阐释——历史与现状分析——实证评价研究——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首先,本文在对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的一般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剖析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出现问题的根源,从而构建了涉及生活宜居化、要素市场化、产业集聚化、城市生态化、城乡一体化五个维度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体系,以及涵盖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理论探析。其次,本文通过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回顾,从宏观上把握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演变的总体脉络与总体特征,并分析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对其已取得成就和尚存在问题作了归纳概括。再次,本文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2012—2015年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绩效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客观评价与测度,进一步地,研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并对东、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作了比较分析。最后,本文在理论阐释、历史与现状分析、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立足西部地区的特殊区情,提出了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分析了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陷入困境的根源。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之所以陷入困境,固然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累积的结果,但究其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在于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发展的缺陷,即“经济增长至上”的单一城镇化发展目标,以及以政府外生力量为主导的、过于行政化的、失衡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第二,设计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本文秉承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设计了由产业集聚化、城乡一体化、城市生态化、要素市场化、生活宜居化五个维度构成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体系;从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入手,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理论剖析。从而试图以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消除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出现的种种弊端与问题,以期推动其新型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发展。第三,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本文在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于实证层面构建了涉及生活宜居化、要素市场化、产业集聚化、城市生态化、城乡一体化五个维度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涵盖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地,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实现了理论层面阐释与实证层面评价的逻辑统一。
周威[8]（2016）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区域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经过30多年来年均近10%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从总量上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虽然日韩的二元经济转型实践,常常用来与中国相比较,被中国所借鉴。但中国面临的转型问题因为国土面积广大、国情多样化、区域转型不同步比日韩转型复杂得多。三大区域阶梯型推进的渐进式转型,可能因为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和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带来机遇,也可能因为落后地区转型的滞后掣肘整体经济发展。二元经济转型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工农和城乡关系协调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升级、城镇经济集聚和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就业结构的转换慢于产业结构的转换,这一状况在三大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中国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可以说是个制度问题,必须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本文以区域比较的视角,从理论框架和度量指标两方面进行了创新,将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与新地理经济学相结合,系统研究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强度和差距致因。本研究对于我国平衡区域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完成二元经济转型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由绪论与文章主体构成。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和中国二元经济的区域比较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解释了论文主要研究方法,介绍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指出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理论基础。首先厘清二元经济转型的生产内涵和组织内涵、产业内涵和空间内涵,论述了实现城乡一体化需同步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根据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划分的二元经济转型的三个阶段,探讨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拐点的内在一致性。然后,引入“新地理经济学”解释区域间的二元经济转型差距。发生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既是中国二元经济区域比较的核心问题,也是二元经济转型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的连接点。最后划分了东中西部三大比较区域。第三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的区域比较。讨论了刘易斯转折点、工业化阶段和库兹涅茨拐点的判断标准与方法,应用其对中国及三大区域的二元经济转型阶段进行判断和分析。中国和东中部处于刘易斯转折区间,而西部尚未通过短缺点；近十年,我国及各区域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中国及东中部工业化阶段都有了新的跨越,特别是东部已经几乎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而西部工业化进程进展缓慢,一直处于工业化初中期；中国及东中部出现了库兹涅茨拐点。本章以中国及三大区域的经验实证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拐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第四章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区域比较。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是以往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二元经济强度测度指标,但将它们应用到区域比较中存在局限性。因此,本章构建了全新的二元经济强度指数,这一指标清晰地反映了我国三大区域的转型差距,呈现东中西经济二元性逐渐增强的特征,西部转型严重滞后,掣肘我国经济整体转型。通过合成要素指标的区域比较,分别反映产业意义和空间意义上的区域转型差别。用二元强度指数的变异系数和转型收敛（趋同）检验的方法对区域转型差距进行考察,发现我国区域间转型差距的变动阶段与制度变迁进程一致,制度变迁改善或扩大了转型差距；我国三大区域不具备转型趋同性,中西部没有比东部更快的转型速度。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后二元经济强度会大幅度减轻,经济体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得到根本好转。第五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本章从二元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差异的致因。西部在转型的初始条件下就处于劣势,中部其次,东部转型初始条件优越。生产力层面的原因可从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角度考察,体现在劳动力流动、产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城市经济集聚等方面。生产关系层面的原因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考察。从空间角度上看,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从东向西的空间渐进性,导致经济二元性从东到西的阶梯式递增；从时间角度上看,中央政府协调区域、城乡间发展的制度变革会扩大或缩小区域间二元经济转型的差距。第六章结论和启示。在前文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本研究的三个结论。结论一：转型的初始条件和经济的集聚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而劳动力流动及其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导致了三大区域处于不同的转型阶段上,并拥有不同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结论二：我国区域间二元经济转型差距的变动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进程大致相同,制度变迁的空间渐进性影响了区域转型的差距。结论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了区域转型背后的利益结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很容易造成二元经济转型的差距,却很难协调和缩小区域间转型的差距。最后,提出协调区域二元经济转型、促进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成功的六点启示。
徐云松[9]（2015）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郑春勇[10]（2012）在《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认为区域产业转移，是当前国内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也是一个为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研究的核心旨趣在于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政府在国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总结其规律性，探讨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政府如何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业转移的建议。自建国伊始，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现象就一直存在。比较典型的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和转轨时期的“东锭西移”。这两次区域产业转移，虽然时代背景不同、政府干预的方式不同，但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效果不甚理想。而当前国内正在发生的产业转移与以前的区域产业转移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因为，现在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在逐步转型，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正在付诸实践，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破解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等难题也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已经着手的重点工作。但从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再造和产业回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开始凸显，不仅发达国家争相到印度、越南等国进行投资，就连我国沿海省市的产业也纷纷向这些地区转移。由此导致我国陷入了东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总量减少、中西部地区可能错失发展机遇的困境。就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现状而言，呈现出北上、西进和区域整合的基本态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产业转移，并采取了不少干预措施。在中央政府层面，从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和工信部的相关举措来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层次分明的立体式干预特点。同时，在干预方式上，注重树立典型；在干预手段上，偏重政策引导；在领域选择上，突出国计民生重点行业和特殊领域；在产业布局上，突出重点、错位发展；在方向顺序上，从东到西，中部试验、西部推行，中西并举。此外，在中央政府推动区域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政策传导路径的差异还形成了三种作用机制，大致为：中央政府——央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中央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在地方政府层面，产业转出地政府、产业承接地政府的表现区别较大，即使同为转出地或同为承接地，政府介入产业转移的力度也各不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四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主动调整、被动适应、积极引进、消极承接。其中，前两种是产业转出地政府的行为模式，后两种是产业承接地政府的行为模式。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又是在动态变化的。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转出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会相互转化，承接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也会相互转化，甚至转出地政府的行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会转化成承接地政府的行为模式。政府干预对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在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国政府推动本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做法。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应该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讲就是要分层定位各级政府的职能、促进部际协作、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强省部合作、发展良性互动的政企关系。在操作层面，应该根据产业转移成熟度来选择政府干预的时机，在区域产业转移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政府作用，同时，要加强转出地政府与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另外，为了更好地实施区域产业转移战略，还应该适当满足企业和企业家的合理诉求。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合理限度。
二、东中部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调查报告——兼论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和工业开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中部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调查报告——兼论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和工业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3）新时代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效果评价与完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简短的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研究 |
| (一)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理论依据研究 |
| 1.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思想 |
| 2.毛泽东区域发展思想 |
| 3.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思想 |
| 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论述 |
| (二)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现实依据研究 |
| 二、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实施情况研究 |
| (一)对口支援目标与任务 |
| 1.对口支援的总体目标 |
| 2.对口支援的时间安排与结对安排 |
| 3.对口支援的主要任务 |
| (二)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政策的实施情况 |
| 1.出台重大政策 |
| 2.搭建重大平台 |
| 3.支持先行先试 |
| 4.完善基础设施 |
| 5.改善和发展民生 |
| 6.加速产业升级 |
| 7.支援人才技术 |
| 三、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一)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绩效评价思路 |
| (二)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1.国家部委对口支援的投入 |
| 2.国家部委对口支援的产出 |
| (三)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中央苏区绩效评价模型构建——DEA评估模型 |
| 四、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中央苏区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以赣南中央苏区为例 |
| (一)数据选取与测算方法说明 |
| 1.数据选取说明 |
| 2.测算方法 |
| (二)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中央苏区成效分析 |
| 1.投入分析 |
| 2.产出分析 |
| (三)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中央苏区效率分析 |
| 1.总体分析 |
| 2.影响对口支援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 |
| 3.小结 |
| 五、2020 年后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完善路径研究 |
| (一)延续《若干意见》,丰富对口支援内容 |
| (二)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对口支援动力 |
| (三)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机制,提升对口支援效率 |
|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率研究 ——基于制度供给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创新点、难点和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税收竞争产生的政策背景与制度导因 |
| 2.1 税收竞争产生的政策背景 |
| 2.2 税收竞争产生的制度导因 |
| 2.2.1 支出责任与财权不匹配导致地方财政压力加大 |
| 2.2.2 不合理的官员晋升机制催生官员选择开展税收竞争 |
| 2.2.3 地方政府拥有税收征管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
| 2.2.4 现行税收制度的缺陷造成税收的横向分配失衡 |
| 第3章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损失的测算 |
| 3.1 基于有效税率的税收竞争程度测算 |
| 3.1.1 有效税率的计算 |
| 3.1.2 基于有效税率的税收竞争程度测算 |
| 3.2 测算经济增长效率 |
| 3.3 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损失的测算 |
| 3.3.1 模型设定与指标数据说明 |
| 3.3.2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4章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是税收竞争的逻辑终点 |
| 4.1 税收合作制度是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基础 |
| 4.2 税收合作有利于增加经济增长效率 |
| 4.2.1 税收合作政策调节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合理配置 |
| 4.2.2 税收合作政策推动区域内产业布局合理化 |
| 4.3 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的困境 |
| 4.3.1 地方政府对开展税收合作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 4.3.2 地方政府间未能形成系统有效的税收合作制度 |
| 4.3.3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制度约束力不强 |
| 第5章 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合作的基本框架 |
| 5.1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内容 |
| 5.2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的原则 |
| 5.3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的基本制度框架 |
| 5.3.1 划分区域组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机构 |
| 5.3.2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规范 |
| 第6章 税收合作的具体措施 |
| 6.1 合理划分政府间税权 |
| 6.1.1 增值税税权划分 |
| 6.1.2 企业所得税税权划分 |
| 6.1.3 个人所得税 |
| 6.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 |
| 6.3 建立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合作的配套措施 |
| 6.3.1 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
| 6.3.2 完善官员考核制度 |
| 6.3.3 建立地方税主体税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表1 资本收入有效税率测算结果 |
| 表2 消费支出有效税率测算结果 |
| 表3 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测算结果 |
| 表4 2008-2017年各省资本税竞争指标 |
| 表5 2008-2017年各省消费税竞争指标 |
| 表6 2008-2017 年各省劳动税竞争指标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5）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 第7章 结语 |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述评 |
| 2.1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2.1.1 城市化与城镇化 |
| 2.1.2 新型城镇化 |
| 2.1.3 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 |
| 2.2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述评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动态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
| 2.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与动力机制:理论分析 |
| 3.1 城镇化发展目标的一般理论 |
| 3.1.1 经济发展目标 |
| 3.1.2 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
| 3.2 城镇化动力机制的一般理论 |
| 3.2.1 产业结构转换动力机制 |
| 3.2.2 比较利益动力机制 |
| 3.2.3 制度动力机制 |
| 3.2.4 政府行为动力机制 |
| 3.3 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发展目标 |
| 3.4 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动力机制 |
| 3.4.1 政府外生力量主导 |
| 3.4.2 市场内生力量促动 |
| 3.5 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发展的困境及其根源 |
| 3.5.1 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的困境 |
| 3.5.2 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困境的根源 |
| 3.6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
| 3.6.1 新型城镇化是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的城镇化 |
| 3.6.2 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的核心内容 |
| 3.7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 |
| 3.7.1 产业发展动力 |
| 3.7.2 市场环境动力 |
| 3.7.3 外向经济动力 |
| 3.7.4 政府行政动力 |
| 3.8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与动力机制的相关关系 |
| 3.9 个结 |
| 第四章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历史演进与特征分析 |
| 4.1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历史回顾 |
| 4.1.1 古代西部地区城镇的发展 |
| 4.1.2 近代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
| 4.1.3 现代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
| 4.2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历史特征 |
| 4.2.1 行政力量推动的城镇化 |
| 4.2.2 国家战略推动的城镇化 |
| 4.2.3 资源开发推动的城镇化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现状分析 |
| 5.1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成效 |
| 5.1.1 城镇化水平日趋提高 |
| 5.1.2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
| 5.1.3 城镇数量空间显着扩张 |
| 5.1.4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渐趋完善 |
| 5.1.5 城乡居民生活条件有所好转 |
| 5.2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不足 |
| 5.2.1 城镇化水平依然相对滞后 |
| 5.2.2 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 |
| 5.2.3 城镇化发展不协调 |
| 5.2.4 城镇功能建设有待完善 |
| 5.2.5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仍需提高 |
| 5.2.6 资源环境问题严重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分析 |
| 6.1 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6.1.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6.2 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方法的选择及数据处理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与说明 |
| 6.2.2 研究对象的选取、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3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 |
| 6.3.1 2012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 |
| 6.3.2 2013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 |
| 6.3.3 2014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 |
| 6.3.4 2015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 |
| 6.4 2012—2015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排名变动情况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分析 |
| 7.1 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1.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7.1.2 测度指标体系的设计 |
| 7.2 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方法的选择及数据处理 |
| 7.2.1 测度方法选择与说明 |
| 7.2.2 研究对象的选取、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 |
| 7.3.1 2012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 |
| 7.3.2 2013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 |
| 7.3.3 2014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 |
| 7.3.4 2015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 |
| 7.4 2012—2015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评排名变动情况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
| 8.1 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相关性的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
| 8.1.1 研究方法说明 |
| 8.1.2 研究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8.2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 |
| 8.2.1 2012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 |
| 8.2 2 2013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 |
| 8.2.3 2014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 |
| 8.2.4 2015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 |
| 8.2.5 2012—2015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
| 9.1 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应坚持的原则 |
| 9.2 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
| 9.2.1 优化政府行政动力 |
| 9.2.2 增强产业发展动力 |
| 9.2.3 培育市场环境动力 |
| 9.2.4 提升外向经济动力 |
| 第十章 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8）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区域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二元经济理论 |
| 1.2.2 二元经济的区域比较研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5.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理论基础 |
| 2.1 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 |
| 2.1.1 二元经济转型的生产内涵和组织内涵 |
| 2.1.2 产业意义上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 |
| 2.1.3 空间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 |
| 2.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划分 |
| 2.2.1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
| 2.2.2 刘易斯转折区间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拐点的内在一致性 |
| 2.3 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1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
| 2.3.2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4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核心问题 |
| 2.4.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新地理经济学 |
| 2.4.2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核心问题 |
| 2.5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比较区域的划分 |
| 2.5.1 中国区域经济地理格局沿革 |
| 2.5.2 本文的比较区域 |
| 第3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的区域比较 |
| 3.1 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
| 3.1.1 刘易斯转折点悖论 |
| 3.1.2 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 |
| 3.2 中国及三大区域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与分析 |
| 3.2.1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3.2.2 东部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3.2.3 中部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3.2.4 西部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3.3 工业化阶段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
| 3.4 中国及三大区域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与分析 |
| 3.4.1 中国及三大区域2005年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与分析 |
| 3.4.2 中国及三大区域2013年左右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与分析 |
| 3.5 库兹涅茨拐点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
| 3.5.1 库兹涅茨拐点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 3.5.2 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 |
| 3.6 中国及三大区域库兹涅茨拐点的判断与分析 |
| 第4章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区域比较 |
| 4.1 基于已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测度指标的比较 |
| 4.1.1 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 |
| 4.1.2 二元对比系数与我国制度变迁阶段 |
| 4.1.3 中国及三大区域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 |
| 4.1.4 已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测度指标的局限性 |
| 4.2 二元经济强度指数的构建 |
| 4.2.1 指标构建的说明 |
| 4.2.2 指标设计的原则 |
| 4.2.3 合成要素指标解释 |
| 4.2.4 测算方法和计算公式 |
| 4.2.5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3 中国及三大区域二元经济强度指数的测算和比较 |
| 4.3.1 基于二元经济强度指数的比较 |
| 4.3.2 基于合成要素指标的比较 |
| 4.4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区域差异分析 |
| 4.4.1 基于变异系数的比较 |
| 4.4.2 转型收敛(趋同)检验 |
| 4.4.3 中国二元经济强度与转型阶段 |
| 第5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
| 5.1 转型初始条件的区域差异 |
| 5.1.1 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 |
| 5.1.2 文化传统的区域差异 |
| 5.1.3 社会问题的区域差异 |
| 5.2 生产力层面的原因 |
| 5.2.1 工业化与产业联系的区域差异 |
| 5.2.2 农业现代化的区域差异 |
| 5.2.3 农民工流动与城镇化的区域差异 |
| 5.3 生产关系层面的原因 |
| 5.3.1 制度变迁的空间渐进性 |
| 5.3.2 农业市场化的区域差异 |
| 5.3.3 农村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区域差异 |
| 5.3.4 城乡一体化的区域差异 |
| 5.3.5 新世纪以来中央层面的工农城乡制度变迁 |
| 第6章 结论和启示 |
| 6.1 结论 |
| 6.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
| 1.3.1 区域金融的概念与研究范畴简述 |
| 1.3.2 金融发展的概念简述 |
| 1.3.3 非均衡概念简述 |
| 1.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范畴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全文逻辑框架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和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2.1 区域经济的理论分析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 |
| 2.1.3 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1.4 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
| 2.1.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 |
| 2.2.2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 |
| 2.2.4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 |
| 2.2.5 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视野——区域金融理论 |
| 2.2.6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理论分析 |
| 2.3.1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 |
| 2.3.2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 |
| 2.3.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 |
| 2.3.4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 |
| 2.3.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第3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与问题表现分析 |
| 3.1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1.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1.2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内涵与表现 |
| 3.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2.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2.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格局与表现 |
| 3.3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现状与表现 |
| 3.3.1 西部区域经济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现状 |
| 3.3.2 西部区域居民收入水平与与劳动力价格非均衡 |
| 3.3.3 西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非均衡现状 |
| 3.3.4 西部区域财政收支的非均衡表现 |
| 3.3.5 西部区域对外贸易水平的非均衡 |
| 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情况与表现 |
| 3.4.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从均衡向非均衡阶段的历史转变 |
| 3.4.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统计比较方法 |
| 3.4.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5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功能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特征与变动趋势 |
| 第4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
| 4.1 制度因素 |
| 4.1.1 金融制度及政策影响 |
| 4.1.2 对外开放程度与试验点政策 |
| 4.1.3 财税体制改革 |
| 4.1.4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 |
| 4.1.5 法律环境差异 |
| 4.2 经济条件因素 |
| 4.2.1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异 |
| 4.2.2 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水平 |
| 4.2.3 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 |
| 4.2.4 技术创新与开发能力 |
| 4.3 客观环境因素 |
| 4.3.1 区位因素 |
| 4.3.2 资源禀赋 |
| 4.4 非正式制度因素 |
| 4.4.1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
| 4.4.2 多样化的民族传统 |
| 4.4.3 社会资本 |
| 4.5 不确定性冲击因素 |
| 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 |
| 第5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 |
| 5.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
| 5.1.1 资本的区域流动效应 |
| 5.1.2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人为市场分割 |
| 5.1.3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影响 |
| 5.1.4 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 |
| 5.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
| 5.2.1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
| 5.2.2 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 |
| 5.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
| 第6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
| 6.1.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6.1.2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6.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动态经济增长 |
| 6.2.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2.3 实证研究的数理方法 |
| 6.2.4 西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5 东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6 基于东西部两个地理层级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西部区域法律环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3.1 引言 |
| 6.3.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西部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4.1 引言 |
| 6.4.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4.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总结与建议 |
| 7.1 总结 |
| 7.1.1 全文逻辑体系的归纳总结 |
| 7.1.2 全文研究观点与结论归纳 |
| 7.2 建议 |
| 7.2.1 顶层设计的协调机制 |
| 7.2.2 措施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10）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的研究 |
| 二、 国内的研究 |
| 三、 对相关研究的简单评价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 |
| 二、 区域产业转移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 |
| 三、 府际关系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 基本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本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及政府作用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代的区域产业转移：“三线”建设 |
| 一、 “大三线”建设中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
| 二、 “大三线”建设中区域产业转移的成效 |
| 三、 “小三线”建设中的区域产业转移：以上海为例 |
| 四、 “三线”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及其反思 |
| 第二节 转轨时期的区域产业转移：“东锭西移” |
| 一、 “东锭西移”的概况 |
| 二、 “东锭西移”实施效益评估 |
| 三、 “东锭西移”的个案分析 |
| 四、 “东锭西移”中的政府表现及其评价 |
| 第三章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背景与动力 |
| 一、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转型 |
| 二、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限制 |
| 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
| 四、 破解产业同构难题的任务 |
| 五、 国际产业转移动向的影响 |
| 第二节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目标、特点与路线 |
| 一、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相关主体 |
| 二、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目标 |
| 三、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类型 |
| 四、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特点 |
| 五、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总体路线 |
| 第四章 中央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依据 |
| 一、 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
| 二、 加快区域产业转移进程 |
| 三、 减少产业转出的负面影响 |
| 四、 降低承接产业转移的风险 |
| 第二节 中央政府促进区域产业转移的主要举措 |
| 一、 国务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导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
| 二、 发改委：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
| 三、 商务部：实施“东桑西移”和“万商西进”工程、支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设立产业转移促进中心 |
| 四、 工信部：引导纺织产业转移、编制产业转移指导目录、举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
| 第三节 中央政府干预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中央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特点分析 |
| 二、 中央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三种作用机制 |
| 三、 中央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效果分析 |
| 四、 影响中央政府干预效果的若干因素分析 |
| 五、 中央政府干预可能会导致的问题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产业转移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及其转化 |
| 一、 转出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主动调整与被动适应 |
| 二、 承接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积极引进与消极承接 |
| 三、 地方政府不同行为模式之间的转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的典型案例分析：广东“双转移” |
| 一、 广东推行“双转移”的背景 |
| 二、 广东推行“双转移”的举措 |
| 三、 广东推行“双转移”的成效 |
| 四、 广东推行“双转移”的困境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干预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地方政府干预的对内效果 |
| 二、 地方政府干预的外在效果 |
| 三、 地方政府干预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国外区域产业转移中政府作用的典型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的区域产业转移 |
| 一、 美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
| 二、 美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 |
| 三、 启示 |
| 第二节 意大利北方向南方的产业转移 |
| 一、 意大利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
| 二、 意大利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 |
| 三、 启示 |
| 第三节 韩国首都圈向地方的产业转移 |
| 一、 韩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
| 二、 韩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 |
| 三、 启示 |
| 第七章 关于改善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作用的探讨 |
| 第一节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的总体分析 |
| 一、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距离的影响 |
| 二、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方向的影响 |
| 三、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领域的影响 |
| 四、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时机的影响 |
| 五、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效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内部协调 |
| 一、 分层定位各级政府的职能 |
| 二、 促进部际协作 |
| 三、 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 |
| 四、 加强省部合作 |
| 五、 发展良性互动的政企关系 |
| 第三节 政府介入区域产业转移的时机与限度 |
| 一、 根据产业转移成熟度来选择政府干预的时机 |
| 二、 在区域产业转移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政府作用 |
| 三、 加强转出地政府与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 |
| 四、 满足企业和企业家的合理诉求 |
| 五、 把握政府干预的合理限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与学术成果 |
四、东中部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调查报告——兼论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和工业开发（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3]新时代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效果评价与完善路径研究[D]. 刘梦怡.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1)
- [4]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率研究 ——基于制度供给的视角[D]. 张益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6]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7]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D]. 杨佩卿. 西北大学, 2017(06)
- [8]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区域比较研究[D]. 周威. 辽宁大学, 2016(02)
- [9]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12)
- [10]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郑春勇. 南开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