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城农民合伙订报刊（论文文献综述）
张积玉[1]（2021）在《张仲实《伊犁行记》之价值》文中提出抗战期间,由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率领的新疆学院学生暑期工作团伊犁之行,是新疆学院及新疆现代史上一次壮举,是边疆各族民众在中国抗战史和文化教育史上书写的光辉一页。因此次活动与杜重远在新疆惨遭杀害冤案关联,曾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张仲实写作于1939年的《伊犁行记》,完整、真实地记录了工作团赴伊犁进行抗战宣传和社会考察活动的全过程,具体、生动地呈现了1930年代末伊犁地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现状和民风民俗。探析《伊犁行记》,不仅可以从中全面了解工作团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工作、活动及其成员心系祖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的精神状貌,而且也可以看到边疆各族民众辛勤建设新疆、团结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以及作者作为着名学者独有的写作特色。《伊犁行记》作为目前已见唯一一篇当年即时完稿的叙写工作团活动的文本,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经济社会价值和独特的文学价值。
周浒[2]（2021）在《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童欣[3]（2019）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食盐运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0年前,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外援,对盐业的生产与贸易采取自由主义政策,只征收少量的盐税,盐业生产和运输均处于自流状态。直至1940年,边区外发生盐荒,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对边区进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加上边区内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使得边区内财政经济陷入危机。为应对困难,边区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将组织食盐出口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大任务,动员军民大规模地驮运食盐外销,使得边区食盐运输量大增。如此,边区政府的盐运开始实行“督运”政策。在食盐督运的几年中,边区政府的经济困难得到缓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同时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当然,盐运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干部对盐运政策缺乏认识,宣传动员不到位,运输力量松散,盐业机关对群众利益的损害,都是制约盐运发展的因素;针对盐运出现的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动员群众积极运盐;组织运输力量,整顿盐业机关,切实解决群众运输困难,以此推动边区食盐运输业的发展。1942年以后边区食盐“督运”从放松到恢复,盐运组织形式逐渐走向集体化、合作化,运盐条件不断改善,边区政府树立运盐典型,密切群众关系,将食盐运输推向新的高潮。食盐运输在边区经济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边区政府的经济困难得到缓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边区军政机关提供了相当的经费,帮助边区140万党政军民度过财政经济困难,也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一些有效的经验。
唐书哲[4]（2019）在《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文中提出越界是对现有边界的跨越和既定秩序的挑战,是少数族裔跨越基于种族的各种压迫性边界,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美国主流社会以种族为中心建构各种边界,试图维持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秩序。华裔在美国面临来自主流社会的规训,并试图跨越压迫性的边界。作为再现华裔在美国生活经验的文学作品,美国华裔文学再现了华裔在语言和空间等方面的越界经验。美国华裔文学也中出现了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主人公的族群身份呈现出差异或超越美国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的越界文本,构成了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就美国华裔文学的越界研究而言,学界多关注华裔文学在种族、性别和文化上的越界现象,研究的重心不在越界本身,而在华裔的身份认同,对文本和空间越界关注不够。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既可以分析边界的运作机制、华裔的越界策略和华裔经验的变化,为华裔族群提供借鉴,又可以考察美国华裔文学跨界、去族裔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拓展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论文围绕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规训和华裔的抗争,在美国华裔文学的谱系中,讨论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认为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在本质上表现为华裔和华裔作家对主流社会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逾越。论文以规训和“越界”为理论框架,从“解域”、“越界文本”以及空间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角度,聚焦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分析边界的运作机制,解读华裔和华裔作家面临的规训和他们跨越压迫性边界的越界行为,并探讨越界的意义。论文第一章以汤亭亭的《中国佬》《女勇士》和赵健秀的《唐老亚》为研究对象,从沉默与言说、言说的形式、言说的内容三个方面探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越界。就沉默与言说而言,美国主流社会期待早期华人以沉默被动、缺乏主体性的种族“他者”形象出现,维护白人的权威。《中国佬》中以叙事者的伯公为代表的早期华人以“捣鬼者”的形象出现,使用编码的语言进行言说,逾越了不许说话的戒律,彰显了华人的主体性。在言说的形式上,华裔面临来自标准英语及其背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宰制。他们跨越语言边界,从本族裔语言中吸取元素,打破标准英语的规范,形成了一种带有族裔色彩的英语,既传达了族裔经验,又对标准英语及其背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解域”。《女勇士》中以鬼故事为代表的非理性言说再现了华裔在美国越界的勇气和策略,解放了华裔被主流社会压抑的语言成分,解构了美国主流社会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此外,美国华裔文学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形成了语言上的“杂糅性”和“陌生化效应”,实现了不同语言文化及其背后价值观的对话。第二章聚焦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以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和伍绮诗的《无声告白》为例,在美国华裔文学的谱系中以点带面地探讨文本越界,重点分析文本越界的方式以及文本越界对华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启示与挑战。文本越界是指文本中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主人公的族群身份呈现出差异,或文本超越了华裔文学的传统题材和主题。本章分析了两类文本越界现象——经典华裔作家书写普适性主题的文本越界、新生代华裔作家革新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的文本越界,并借此分析当前华裔文学创作跨界、去族裔化和多元化的趋势。第一节结合“越界文本”的概念,在考察美国华裔文学边界的基础上,指出华裔文学边界的人为建构性和流动性,并界定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第二节分析《拯救溺水鱼》的文本越界,认为作品探讨人权与传媒等主题,超越了以华裔经验为内核的美国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表现出明显的去族裔化倾向。第三节解读《无声告白》的文本越界,认为文本整合了传统美国华裔文学中基于性别的父系书写传统和母系书写传统,通过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揭示“血统”与“认同”之间的矛盾,以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创伤,性别批评指向是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拓展了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疆域,挑战了暗藏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种族隔离现象及其背后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第三章考察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空间越界,选取天使岛移民检查站、唐人街和唐人街之外的美国本土三个空间,分析具体和抽象的空间边界的建构方式,探讨华裔为拓展生存空间的抗争。《埃伦诗集》折射了早期华人在美国的空间经历和体验,美国主流社会将种族主义思想融入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中,并通过各种规训手段来控制华人的身体和主体,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华人通过刻写诗歌,利用“再现的政治”进行反规训的抗争。邝丽莎的《在金山上》再现了空间与种族和资本的关系,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空间区隔以及对华裔生存空间的话语建构与种族主义思想合谋,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邝泗通过坚守唐人街这一异质和否定的空间和异族通婚等策略来跨越压迫性的空间边界。哈金的《自由生活》刻写了华人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空间体验,表现在具体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和抽象意义上的精神空间两个方面。以武男为代表的华人新移民在隐蔽的空间限制下,因物质和精神空间的缺位而感到强烈的存在危机。武男通过异化劳动安家置业,确立了物质世界的中心,然后自我放逐,与异化的现实保持距离,通过诗歌创作建构了精神家园,确立了精神世界的中心,解决了存在危机。华裔的空间经验表现出从明显到隐蔽、从“必要”到“奢侈”的历时性变化,既是具体的地理空间经验,又是抽象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空间经验。华裔所面临的边界和规训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表现出从明显到隐蔽、从暴力到温和的转变,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也为华裔的越界提供了助力。通过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可以发现边界的运作机制和华裔的越界方式,把握当前华裔文学创作的趋势,扩大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论文试图强调,作为社会文化建构,以种族为中心的各种压迫性边界是美国主流社会为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划定疆域、维持种族和文化秩序的重要手段,它们限制了华裔的生存空间和生命体验,以及华裔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只有跨越这些压迫性的边界,才能在客观上改善华裔的生存状况,扩大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
王奇[5]（2018）在《抗战时期埃德加·斯诺对中国的认识》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保卫国家为己任,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联盟,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付出大量的心血与努力,为祖国实现主权独立、民族复兴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抗战时期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来自西方各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不顾战争硝烟,克服困难,向世界报道中国的状况,为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国际支持做出重大贡献。埃德加·斯诺作为众多记者中的一员,是抗日战争时期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记者,斯诺恪尽职守,勇于探索,以第一手资料报道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状况,其所着的《红星照耀中国》轰动世界。这部着作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英勇反侵略的真实情况,使中国赢得国际同情和支持。世界因为《红星照耀中国》认识了真实的中国,埃德加·斯诺也因此成为知名记者。而且埃德加·斯诺在看到中国经济陷入危机之时,积极推动工合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埃德加·斯诺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挥了重大作用,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本文对抗日战争时期埃德加·斯诺在华活动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包括斯诺的思想变迁、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的认识,以及斯诺与西方其他记者对中国认识的异同。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论述斯诺对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地方军阀的认识,主要包括斯诺对国民政府执政能力的认识、斯诺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认识和斯诺对国民党领导人和地方军阀的认识。第二章论述了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及抗日决心的认识,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认识和作用,以及斯诺对共产党领袖和共产党主要将领的认识。第三章论述了斯诺对中国各地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对苏区经济的认识和对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认识。第四章论述了斯诺与其他来华的西方记者对中国认识的异同,包括西方其他记者的基本情况和斯诺与西方其他记者对中国问题认识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五章论述了斯诺对中国与主要国家（日本、英国、美国、苏联）关系的认识,包括斯诺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的认识、斯诺对中国与苏美关系的认识。第六章论述了斯诺研究的价值,也就是时代呼唤具有斯诺精神的记者和如何让世界认识中国。最后得出结论: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斯诺对中国问题的认识高于西方其他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几十年前向世界报道了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由于他对中国文化深入了解,所以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并预见其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埃德加·斯诺的思想与作品重新焕发出持久的魅力,对于新时期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龙国仁[6]（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伊犁社会经济专题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在晚清协饷中断后,新疆财政难以为继,到民国之时,内地军阀混战不断,中央政府则无力西顾。在此情况下,新疆当局者为维持边疆地区稳定,要么“闭关”以堵“祸水”,要么仰赖外力以撑时局。本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考察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全文共分上、下两篇:上篇（第一、二两章）,从纵向的角度,宏观考察了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状况,并将民国时期伊犁（1912-1937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12-1930年为第一阶段——缓慢发展期,这一阶段包括整个杨增新时期和金树仁主政前期。在“无为而治”的“愚民”政策作祟下,伊犁社会经济未能实现应有的发展。1931-1933年为第二阶段——全面衰落期,这一阶段为金树仁主政后期且以“哈密事变”为大致分界线,伊犁社会经济遭受战乱影响而全面衰落。金树仁倒台后,为了夺取新疆最高统治权,伊犁张培元联合马仲英发起反盛之战。由此之故,伊犁成为直接战场,致使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1934-1937年为第三阶段——快速恢复与发展期,这一阶段为盛世才主政前期。在苏联的支援下,盛世才政府实行了“六大政策”,伊犁以此为契机,结合自身实际,在1935年制定并实施了第一期三年计划,其社会经济取得较大成绩,实现了快速恢复与发展。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与主政者的决策智慧不无关系。经济决策的正确与否,关乎经济发展之全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在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同的历史抉择。其中交往层面上的封闭与开放、技术层面上的守旧与革新、教育层面上的愚民与开智,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左右着伊犁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下篇（第三至八章）,以横向的角度,从社会经济政策与措施、社会经济建设、屯田与民族关系、社会经济纠纷、生存风险与社会保障、教育经费等不同切面阐述和分析了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盛世才主政初期的伊犁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政策与措施,是基于社会经济客观现状,政府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举措。当时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财政收支矛盾,即赤字问题。从三年计划、禁烟、安置归化军等经济政策和措施中可以看出,政府试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做大经济“蛋糕”,增加财政收入,以期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但因受限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策服务对象的阶层性,最终蛋糕虽有所增大,却仍然无法弥补收支失衡。在生存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官争民利就不可避免。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本文选择了水利建设和监狱建设,以点带面地考察和认识民国时期伊犁近代化建设的相关问题。由此说明,近代化成为当时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近代化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结点;另一方面,近代化建设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其结果造成了财政危机。尤其是人的近代化的远未完成,成为近代化的藩篱。屯田对近代伊犁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和民族关系变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为保障驻军粮食的供应,在伊犁实行屯田。屯田的持续推进,逐渐改变了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态,形成了农耕、游牧、商业等多种民族经济并存的局面,从而奠定了近代伊犁民族分布的格局。屯田还使近代伊犁民族关系呈现出从隔离到接触,再从碰撞到交融的发展特征,形成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区域性融合。社会经济纠纷产生于基层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看似细小却事关社会秩序和稳定大局。近现代以前的传统社会,纠纷的解决主要依赖于民间习俗和惯例,但民国以后,国家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民间习俗和惯例在化解社会纠纷的作用中逐渐减弱,由此,国家权力进一步向基层社会延伸。生存风险与社会保障是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其一,盛世才政府为军公教人员提供较为优厚的社会保障,尤其在物价飞涨、物资短缺等现实困难下,使军公教及其家属生活有最低限度的保障,这对政治的正常运转意义重大。其二,对广大农牧民,政府却几乎没有制度性的社会保障措施出台,一般只是临时性的政策应对。更有甚者,对军公教人员较为优厚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广大农牧民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对军公教人员的恩泽其实是对普通民众的榨取和掠夺。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确保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伊犁教育实现了从宗教教育向学校教育的演进,从民族学校向国民学校的转变。以国民教育培育国家意识,对整合边疆具有特殊作用。同时,也应警惕教育对民族分裂意识的另类觉醒。下篇所选取的历史切面,是为了回答全面抗战前伊犁社会经济的微观内容,试图揭示后来社会动荡,乃至三区革命爆发的社会经济动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经济状况导致了民众认同的复杂化。正处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与建构期的新疆各族,其认同的复杂化,成为民国乃至当代中国新疆长治久安的隐患。
郭雷庆[7]（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认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吕亚丽[8]（2017）在《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民国时期的教育如同近代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在急剧转型的大环境下面临着社会发展的艰难变革和时代考验。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承担着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的使命。同时,作为民国教育发展的一部分,陕西榆林地区的中等教育发展也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榆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且相对闭塞,经济基础差,自然与社会环境恶劣,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思想观念被严重束缚,因循守旧故而抵触新事物。榆林的中等教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从民国前期的发端再到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整,榆林地区中等教育逐步发展成型。普通中等教育、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大批仁人志士致力于榆林教育,使榆林地区中等教育蓬勃发展,一度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在民国初到国民政府建立,教学活动是遵循着中华民国的教育政策,再根据地方实际实施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榆林地区中等教育复杂化,在国共两党两个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双方的中等教育,不管是课程设置的争锋相对,还是学生管理的巨大差异,无不体现着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不同教育理念。因此,整个榆林地区中等教育活动中,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和学生管理等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政治的斗争而变化。正是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使得榆林地区中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特征:中等教育与政治的变动相互作用,与革命斗争、生产劳动相互结合,还受到知识分子与军政任务的大力推动。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中等学校设置不合理,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等。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对整个榆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人才,他们有的专注于教育,有的投身于革命,并建立党团组织,开展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榆林地区传播。中等教育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为破除封建迷信、解放民众思想扫清了障碍。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榆林经济提供了人才,保障了教育发展的物质条件。总之,民国时期榆林地区的中等教育是陕西教育史乃至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为榆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为研究当今榆林地区中等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王福华[9]（2017）在《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商号研究》文中认为商号是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传统工商业经营的主要形式,其生存、发展有着深刻的背景和规律。东北地区商号以其独特的管理机制和经营方式,在东北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并且近代东北商号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完成了现代化的嬗变;商号为生存发展需要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团体如商会、商团等,并为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东北地区商号形成了与关内商号不同的发展特点,如商号名称的地域特征、移民商号居多、社会关系和角色复杂等。商号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工业现代化、城市和商业街区的发展,特别是商号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再现了东北地区“老字号”的文化精髓。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学术回顾及基本概念的理清,特别是商号概念的重新考证。第一章:东北地区商号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如列强资本的侵入、政府的商业开放和移民实边政策、实业救国思潮影响等。商号在东北地区不仅分布地域广阔,经营行业广泛,而且在整体和个体上发展规模都日趋渐大。第二章:东北地区商号管理和经营有着自己的一套体系。管理方面沿袭了具有中国商业特色的“东伙制”,商号各具特色的商俗商规也是其有效的管理举措。东北地区商号在经营方式方面呈现了自己的特色,如兼营产业和联号经营等。第三章:东北地区商号在近代开始由传统模式向现代体制变革。“东伙制”向“股份制”变革,经营体制、管理机制、经营理念与策略都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模式转变,使商号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第四章:东北地区商号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在政府支持下自发的设立一些团体组织,如同乡会、会馆、公会议、商会、商团等,这些团体组织对商号的发展和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五章:东北地区商号在发展过程中是心系国家命运和融入社会发展的,如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提倡国货、实业救国等活动,为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第六章:东北地区商号的特点除了体现在名称上,还表现在移民商帮建立的商号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商号的工业化发展促进了工业的现代化,也成就了一批城市和商业街区的形成。商号传承和发展的商俗文化增添了如今“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和韵味。结语:分析东北地区商号生存发展的历程及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朱兰春[10]（2015）在《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文中指出从1985年5月起,至2014年12月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约8000件民事裁判文书或案例,与多数人的想当然所不同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这是一个日益巨大且十分宝贵的司法资源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发掘,总结审判经验,理清法理逻辑,洞悉裁判思维,辩明发展方向,必将直接、持久地惠及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把案例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本书认为,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司法资源,欲保持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滋养,又不失理论对实践的统摄和把握,首先应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提高案例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实务取向的案例汇编解析法,还是理论层面的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体系法,均是前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是个案研究,遵循的或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径,其特征是微观分析,其优势是分析透彻。但面对司法资源信息浪潮的冲击,以现有研究方法应对,沧海拾贝绰绰有余,总揽全局能力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后者的困境如长期存在,将全面解构前者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只是整体”,我国哲学家王太庆先生进一步引申为,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哲学如此,法学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的危机,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危机。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通盘把握更为深刻的裁判思维,正是本文的全部目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另寻研究制高点,最终立足于民法基本理论体系,以“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为基元,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炼出四元结构分析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部民事案例,以四元结构重新归类、多次归类,遵循的是从一般（大理论）到一般（大实践）的认识路径,使得极为浩繁的实证研究,获得了相当清晰的方向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困惑,为理论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四元结构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在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提精取萃中,基本理清了最高法院三十年来民事审判的历史脉络,证实了笔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已初步成型,但尚不固定,且未来走向仍不确定,由此形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作为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四元结构既是统领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总线索,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显然,这一中心命题由两个相互缠绕的子命题组成。笔者紧紧围绕上述中心命题,按双螺旋线索展开全文,一方面论证,四元结构能否以及如何起到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实证,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是否以及如何相对成型于四元结构。开篇从以往的研究经验出发,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自我反思,在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四元结构方法的分析框架,再以此切回到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梳理,以该分析框架的每一基元为标准,提取案例公因式,构筑了四个子系统,依次分别为“界定民事主体”、“判断法律行为”、“保障民事权利”、“划分民事责任”。而每一子系统项下,又不断细分若干裁判元素或类型,继续细分和提取案例公因式,如“界定民事主体”子系统项下,又可细分出“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判断法律行为”子系统项下,最终可细分出“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等等。理论结构从主干一直延伸到毛细血管,在案例诸元素的重新归纳、逐级整合中,图景脉络越来越明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总体驾驭。与此同时,看似杂乱无章的海量案例,也经由毛细血管的吞吐、梳理,开始井井有条,显出内在的机理,并经由主干直通理论结构,体现出实践为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与实践的穿梭往来,最后合而统之于有机之四元结构,并收于对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的整体考察中,得出全文结论。各章的实证研究表明,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笔者相信,如果不从四元结构方法的理论自觉出发,很难从容俯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在长时段中的总景图,传统研究方法的乌龟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司法的兔子；更难深入探究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审判思维的模块要素,一块砖头研究得再仔细,仍可能对整座大厦的结构一无所知。相较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以四元结构梳理和分析最高法院三十年来全部民事判决,在此基础上总结民事审判思维以及审判规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一研究有如下四个特征：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新,理论张力强。覆盖范围广,是指研究对象包括最高法院迄今公布的全部民事判决,把以往民事判决的类型化研究,推进到全口径研究的更高层面；时间跨度长,是指研究案例上溯1985年5月起,下至2014年12月止,历时整整三十年；研究方法新,是指突破了现有实务和理论方法的局限,提出了四元结构作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统摄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涵盖案件审理主要环节；理论张力强,是指四元结构本身脱胎于民法理论,既是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也是民法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万花筒般的司法现实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二者未来的互动将演绎丰富的可能性。鉴于案例库数量巨大,加之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对首创者的识见和意志均要求极高,笔者虽竭尽全力,但兼受学识、专业和精力所限,学术勇气有余,学术水平有限,故本项实证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尤其在个案的的法理生成路径、案例之间的内在机理关联、审理模式的历史节点转换、法官心证判断的识别依据等深层次领域,均无力涉及或浅尝辄止,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品质。对此,笔者完全有自知之明,将正视不足与缺陷,并以此为动力,听从命运的召唤,继续投入到这项永无止境的研究事业。
二、德城农民合伙订报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城农民合伙订报刊（论文提纲范文）
（1）张仲实《伊犁行记》之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历史文献价值 |
| 1. 真实、完整地记录了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的行程及其活动 |
| 2. 提供了了解工作团思想精神状貌的生动、鲜活的材料 |
| 3. 生动地叙写了边疆各族人民对工作团及其抗战宣传工作的欢迎和支持 |
| 三、 经济社会价值 |
| 1. 真实、详尽地呈现了伊犁沿途各地历史地理及经济社会状况 |
| 2. 对各地工商业、农牧业发展的关注与期待 |
| 3. 叙写厂矿企业特别关注其体制机制 |
| 4. 叙写了伊犁各地街道建筑和吃住行等生活习俗 |
| 四、 艺术特点及文学价值 |
| 1. 语言简洁、朴素、生动、自然 |
| 2. 叙事与议论有机融合 |
| 3. 写景与抒情有机结合 |
| 4. 比较手法的巧妙应用 |
| 5. 对数字精确的敏感与大量运用 |
（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食盐运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陕甘宁边区盐业及1940年前边区盐运 |
| (一)边区盐业 |
| (二)边区交通运输状况 |
| (三)1940年前边区盐运 |
| 二、1940-1941年财政经济危机下的边区盐运 |
| (一)经济背景 |
| (二)食盐督运 |
| 1.食盐督运组织和领导 |
| 2.食盐督运政策 |
| 3.盐运路线和脚店 |
| (三)食盐督运存在的问题 |
| 1.干部对盐运政策缺乏认识 |
| 2.不少地方运盐动员方式不妥当 |
| 3.盐业机关及公营骡马店损害群众利益 |
| 4.盐运中的军民矛盾 |
| 三、1942 年后的边区盐运 |
| (一)食盐督运政策的恢复 |
| (二)盐运组织形式走向合作化 |
| 1.群众运输队 |
| 2.合作社运输队 |
| 3.公营运输队 |
| (三)逐步改善盐运条件 |
| 1.筑路修桥 |
| 2.建立转运站 |
| 3.开设骡马店 |
| 4.发展运输合作社 |
| (四)树立运盐典型,密切群众关系 |
| 四、陕甘宁边区盐运的作用 |
| (一)增加边区群众收入 |
| (二)平衡进出口贸易,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 |
| (三)为边区军政机关提供了相当的经费 |
| (四)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一些有效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Abbreviations |
| 导论 |
|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综述 |
| 理论框架与关键词 |
| 各章内容概述 |
| 第一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越界 |
| 第一节 从沉默到发声:《中国佬》中言说的政治 |
| 第二节 边缘者的言说方式:《唐老亚》中的族裔化英语 |
| 第三节 鬼神言说与华裔经验:《女勇士》中的非理性言说 |
| 第二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 |
| 第一节 变化的边界和文本越界 |
| 第二节 《拯救溺水鱼》的去族裔化书写 |
| 第三节 《无声告白》对华裔文学传统主题的革新 |
| 第三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空间越界 |
| 第一节 规训与越界:《埃伦诗集》中的空间政治 |
| 第二节 空间种族·资本:《在金山上》中的空间边界建构与越界 |
| 第三节 漂泊与“落地”:《自由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空间建构 |
| 结论 |
| 引用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抗战时期埃德加·斯诺对中国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有关斯诺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有关斯诺的研究现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斯诺对中国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人的认识 |
| 第一节 斯诺对国民政府执政能力的认识 |
| 一、缺失道德良知的执政根基 |
| 二、滋生官僚腐败的执政体系 |
| 三、对外妥协畏战的执政方针 |
| 四、对内残暴镇压的执政末路 |
| 第二节 斯诺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认识 |
|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
| 二、“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
| 三、斯诺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及蒋介石外交思想的认识 |
| 第三节 斯诺对国民党人的认识 |
| 一、斯诺对国民党领导人的认识 |
| 二、斯诺对国民党地方军阀的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党人的认识 |
| 第一节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和抗日决心的认识 |
| 一、共产党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党 |
| 二、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
| 三、共产党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 |
| 第二节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认识和作用 |
| 一、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认识 |
| 二、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作用 |
| 第三节 斯诺对共产党人的认识 |
| 一、斯诺对共产党领袖的认识 |
| 二、斯诺对共产党主要将领的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斯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
| 第一节 斯诺对中国各地的认识 |
| 一、对上海的认识 |
| 二、对广州的认识 |
| 三、对北平的认识 |
| 四、对苏区的认识 |
| 第二节 斯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
| 一、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
| 二、红军剧社是共产党强有力的宣传武器 |
| 第三节 斯诺对苏区经济的认识 |
| 一、互相补充的合作经济 |
| 二、苏区工业都是手工业 |
| 第四节 斯诺对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认识 |
| 一、从淞沪抗战的士兵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
| 二、一二·九运动表明“中国人抵抗了” |
| 三、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
| 四、“西安事变是提出统一战线纲领的机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斯诺对中国与主要国家关系的认识 |
| 第一节 斯诺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的认识 |
| 一、日本的侵华政策 |
| 二、英国的对华抗战政策 |
| 三、美国的对华抗战政策 |
| 四、苏联的对华抗战政策 |
| 五、国联的对华抗战政策 |
| 第二节 斯诺对中国与苏美关系的认识 |
| 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 |
| 二、中国式的苏维埃制度 |
| 三、斯诺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斯诺与其他来华西方记者对中国认识的异同 |
| 第一节 其他来华西方记者对中国的认识 |
| 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中国的认识 |
| 二、亨利·卢斯对中国的认识 |
| 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中国的认识 |
| 四、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对中国的认识 |
| 五、詹姆斯·贝特兰对中国的认识 |
| 第二节 斯诺与其他来华西方记者对中国认识的相同点 |
| 一、关心中国民众的疾苦 |
| 二、揭露腐败的国民政府 |
| 三、不畏美国与国民党的双重压力 |
| 四、坚信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
| 第三节 斯诺与其他来华西方记者对中国认识的不同点 |
| 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 |
| 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不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斯诺研究的价值 |
| 第一节 时代呼唤斯诺精神的记者 |
| 一、要保持思想独立用事实说话的精神 |
| 二、要具有跨越文化障碍“和而不同”的思想 |
| 三、要具有“外知世界、内知国情”的职业素养 |
| 第二节 如何让世界认识中国 |
| 一、营造世界认识中国的国际环境 |
| 二、为世界认识中国创造条件 |
| 三、掌握对外传播的话语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斯诺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党 |
| 二、斯诺发现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
| 三、斯诺对中国问题的认识高于西方其他记者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民国时期新疆伊犁社会经济专题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一) 研究区域 |
| (二) 时间选段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主要史料来源 |
| (一) 档案史料 |
| (二) 地方志 |
| 三、学术回顾 |
| (一) 国内研究状况 |
| (二) 国外研究状况 |
| 四、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上篇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概要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及特点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
| 一、自然地理基础 |
| 二、经济结构基础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
| 一、农牧比重进一步倾斜 |
| 二、经济近代化进程加速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分期述评 |
| 第一节 1912-1930年:缓慢发展期 |
| 一、农业 |
| 二、牧业 |
| 三、工业 |
| 四、药业 |
| 五、贸易 |
| 六、交通 |
| 第二节 1931-1933年:全面衰落期 |
| 一、区域内外情形 |
| 二、战争的破坏 |
| 第三节 1934-1937年:迅速恢复与发展期 |
| 一、财政金融的改进 |
| 二、近代化因素的增长 |
| 小结: 统与变革中的历史抉择 |
| 下篇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专题研究 |
| 第三章 社会经济政策与措施 |
| 第一节 第一期三年计划 |
| 一、出台的背景 |
| 二、计划的内容 |
| 三、发展成效与不足 |
| 第二节 禁烟的经济措施 |
| 一、禁烟的经济背景 |
| 二、禁烟经济措施的内容 |
| 三、禁烟经济措施的评价 |
| 第三节 归化军土地安置 |
| 一、土地安置的原因 |
| 二、土地来源与划拨数量 |
| 三、土地安置的衍生问题 |
| 四、土地安置的影响 |
| 小结: 赤字困局下的官争民利 |
| 第四章 社会经济建设 |
| 第一节 水利建设 |
| 一、建设背景 |
| 二、建设内容 |
| 三、困境及其应对 |
| 第二节 监狱建设 |
| 一、监狱建设的动因 |
| 二、监狱建设的内容 |
| 三、监狱建设的局限 |
| 小结: 近代化的藩篱 |
| 第五章 屯田与民族关系 |
| 第一节 屯田与民族分布格局的初步形成 |
| 一、农耕民族 |
| 二、游牧、商业民族 |
| 第二节 屯田与民族关系的变迁 |
| 一、从隔离到接触 |
| 二、从碰撞到交融 |
| 小结: 从多元到一体的区域性融合 |
| 第六章 社会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土地纠纷 |
| 一、土地纠纷的原因分析 |
| 二、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 |
| 第二节 农田水利纠纷 |
| 一、水案举要 |
| 二、水利纠纷的解决 |
| 三、水利纠纷的特殊性 |
| 小结: 国家权力的扩张 |
| 第七章 生存风险与社会保障 |
| 第一节 生存困境 |
| 一、农民 |
| 二、牧民 |
| 三、公教人员 |
| 第二节 致困的因素 |
| 一、生产力落后 |
| 二、物价上涨 |
| 三、税收过重 |
| 四、自然灾害与瘟疫 |
| 第三节 贫困的危害 |
| 一、危害政治风气:贪污腐败 |
| 二、危害经济秩序:抗不纳税、拖欠粮款 |
| 三、危害社会安定:匪盗猖獗 |
| 第四节 社会保障措施 |
| 一、军公教的社会保障 |
| 二、农牧民的社会保障 |
| 小结: 恩泽中的榨取 |
| 第八章 教育及其经费问题 |
| 第一节 教育的历史演进 |
| 一、清朝末期:从宗教教育到学校教育的演进 |
| 二、民国前期:教育的曲折发展 |
| 三、民国后期:从民族学校到国民学校的转变 |
| 第二节 教育经费困境及其应对 |
| 一、教育经费不足及其原因 |
| 二、教育经费筹措的多元化 |
| 小结: 边疆整合之纽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理论框架与变量关系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主与民主转型 |
| 二、民族与民族分离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与参数 |
| 一、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耦合关系分析 |
| 一、“多数制民主”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
| 二、多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 |
| 三、自由化带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甚至权力真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里兰卡:两族对峙与宪政改革 |
| 第一节 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斯里兰卡的民族结构 |
| 二、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历史上的僧泰关系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斯里兰卡的建立及其特点 |
| 一、科尔布鲁克—卡梅伦改革:民族代表制的形成 |
| 二、威廉·曼宁改革:民族政党制的萌芽 |
| 三、多诺莫尔改革:引入普选制 |
| 四、索尔伯里改革:多党竞争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1948-1972年:僧伽罗人控制型民主的确立 |
| 二、1972-1983年:从议会民主制到总统议会制 |
| 第四节 内战中的分权改革试验:民族和解的钥匙? |
| 一、1983-1987年:印斯和平协议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
| 二、1995-2000年:新宪法草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国: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泰国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泰国的民族结构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历史上的泰马关系 |
| 第二节 泰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议会民主制的艰难前行与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产生(1932—1957) |
| 二、“泰式民主”与马来穆斯林的武装分离运动(1957——1973) |
| 第三节 泰国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多党议会制的短暂回归与马来穆斯林的有限政治参与(1973——1976) |
| 二、军方主导下的半民主制与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沉寂(1976——1992) |
| 第四节 泰国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第三次民主转型初期(1992——2001):民主乱局与马来民族分离问题的复燃 |
| 二、第三次民主转型中期(2001——2006):他信强势政府与马来穆斯林问题的恶化 |
| 三、第三次民主转型后期(2006——至今):阶级冲突与民族分离的双重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菲律宾: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菲律宾的民族结构 |
| 二、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南北关系 |
| 第二节 美式民主的构建与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美式民主的构建及其特点 |
| 二、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美式民主体制的瓦解 |
| 第三节 马科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民主运动 |
| 一、马科斯政府为维护合法性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和谈政策 |
| 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裂和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四节 美式民主制的恢复与民族和解的推进 |
| 一、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和解(1986——1992) |
| 二、拉莫斯政府时期的民族和解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新动向(1992——1998) |
| 三、从埃斯特拉达到阿罗约政府时期摩洛分离问题的进展(1998-2010) |
| 四、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南和平进程(2010——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缅甸: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缅甸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缅甸的民族结构 |
| 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过程与特点 |
| 二、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三、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扩大 |
| 四、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军政府的上台 |
| 第三节 军政府执政下的民族冲突和民主运动 |
| 一、奈温军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改革 |
| 二、民族冲突的扩大和民主运动的兴起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与奈温军政府的垮台 |
| 第四节 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 |
| 一、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1988——2003) |
| 二、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03——2011) |
| 三、吴登盛政府主导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11——2015)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结构 |
| 二、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与失败 |
| 一、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
| 二、民族地方叛乱与印尼议会民主制的失败 |
| 第三节 从“有领导的民主”到“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的确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时期(1957——1965) |
| 二、苏哈托“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65——1998) |
| 第四节 民主转型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崩溃与民族冲突及分离运动的高涨 |
| 二、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 |
| 三、分权:能否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
| （四）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
| （五）概念界定 |
| 一、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的背景 |
| （一）自然经济条件 |
| （二）社会环境 |
| （三）思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
| （一）1912—1927 年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的发端与肇兴 |
| （二）1927—1949 年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的变革与调整 |
| 三、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的教学活动 |
| （一）教育宗旨 |
| （二）课程设置 |
| （三）教学方式 |
| （四）师资力量 |
| （五）教育经费 |
| （六）学生管理 |
| 四、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
| （一）榆林地区中等教育呈现的特征 |
| 1. 中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的变动相互影响 |
| 2. 中等教育的发展与革命斗争、生产劳动相互结合 |
| 3. 中等教育的发展与知识分子、军政人物紧密联系 |
| （二）榆林地区中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
| 1. 中等学校设置不合理 |
| 2. 中等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
| 五、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的历史影响 |
| （一）普及了教育，破除了迷信，冲破封建桎梏的束缚 |
| （二）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榆林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 |
| （三）促进了榆林地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大力传播 |
| （四）推动了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商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方法 |
| 三、资料来源 |
| 四、论文整体框架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商号的兴起背景 |
|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 |
| 二、东北地区的解禁与开放 |
| 三、社会条件与环境因素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商号的发展状况 |
| 一、商号的分布地域 |
| 二、商号的经营行业 |
| 三、商号的发展规模 |
| 第二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管理与经营 |
| 第一节 商号的管理机制 |
| 一、“东伙制”的经营体制 |
| 二、商俗与商规的形成 |
| 第二节 商号的经营方式 |
| 一、兼营产业 |
| 二、联号经营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现代化嬗变 |
| 第一节 经营体制的变革 |
| 一、资本来源的变化 |
| 二、资本分割的变革 |
| 三、商业利润获取方式的演变 |
| 第二节 管理机制的变革 |
| 一、组织机构和人员关系的变化 |
| 二、财会制度、劳资关系等革新 |
| 第三节 经营理念与策略的变革 |
| 一、品牌与市场理念的革新 |
| 二、商品购销策略的变化 |
| 三、商品宣传推广方式的变革 |
| 第四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团体组织 |
| 第一节 同乡会与会馆 |
| 一、同乡会与会馆的设置 |
| 二、同乡会与会馆的职能 |
| 第二节 同业公会、公议会与商会 |
| 一、同业公会与公议会的设立与职能 |
| 二、商会的建立与作用 |
| 第三节 商团的建立与历史作用 |
| 一、商团的设置与建立 |
| 二、商团的管理与规则 |
| 三、商团的历史使命及作用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商号的慈善公益活动 |
| 一、商号的传统慈善救济活动 |
| 二、商号的新式慈善公益活动 |
| 三、商号参与慈善公益的动机和作用 |
| 第二节 商号的反帝爱国活动 |
| 一、提倡国货，发展实业 |
| 二、捐献款物，参与救国 |
| 第六章 东北地区商号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商号的特点 |
| 一、东北地区商号名称考究 |
| 二、移民商帮建立地缘商号 |
| 三、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角色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商号的历史作用 |
| 一、商业工业化推动了工业近代化 |
| 二、推动了区域城市空间的近代化 |
| 三、促进了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导论四元结构：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现有研究方法分析 |
| 1、实务研究方法 |
| 2 、理论研究方法 |
| 3 、现有方法的优点与局限 |
| 三、四元结构分析法 |
| 1、逻辑起点：法的重新理解 |
| 2、逻辑中介：回归民法理论 |
| 3、逻辑终点：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 |
| 4、理论观点与司法统计 |
| 5、体例说明 |
| 第一章 界定民事主体 |
| 一、主体资格的司法扩张 |
| 二、主体资格的扩张依据 |
| 三、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 |
| 1、直接权利义务 |
| 2、合同相对性 |
| 3、当事人选择 |
| 4、以工商登记为准 |
| 5、以资质为准 |
| 6、以专营制度为准 |
| 7、以中央文件为准 |
| 四、几种特殊主体的认定 |
| 1、分支或内设机构 |
| 2、吊销营业执照和破产企业 |
| 3、指挥部等临时机构 |
| 4、外国代表处 |
| 5、职工持股会 |
| 6、业主委员会 |
| 7、国家机关 |
| 五、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一 地方政府的民事主体资格认定：以最高法院椒江大桥航道通行权案为例 |
| 第二章 判断法律行为 |
| 一、审查诉讼请求 |
| 1、不告不理原则 |
| 2、诉求的识别、释明与选择 |
| 二、查明案件事实 |
| 1、待查事实的影响因素 |
| 2、无法查明事实的处理方式 |
| 3、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区分 |
| 4、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摇摆：以土地使用证为例 |
| 5、法律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冲突：以民刑交叉证据为例 |
| 6、视为与推定 |
| 三、定性法律关系 |
| 1、性质决定审理方向 |
| 2、不同法律关系能否合并处理 |
| 3、法律关系的内外之别 |
| 4、法律关系的流变与转化 |
| 四、认定行为效力 |
| 1、区分成立和有效 |
| 2、法院能否主动审查合同效力 |
| 3、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 |
| 4、合同效力：渐宽与反复 |
| 5、论无效合同 |
| 五、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二 从合同成立之诉到合同效力之诉：以最高法院布吉公司股份代理转让合同案为例 |
| 第三章 保障民事权利 |
| 一、物权 |
| 1、物权确认基本原则 |
| 2、关于物权追及力 |
| 3、土地与房屋分别确权 |
| 4、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 |
| 5、几类特殊物权归属 |
| 6、担保物权若干问题 |
| 7、相邻权 |
| 二、股权 |
| 1、工商登记与股权认定 |
| 2、审批手续与股权认定 |
| 3、出资与股权认定 |
| 4、股权行使诸问题 |
| 三、债权 |
| 1、债权债务转移 |
| 2、代位权与撤销权 |
| 3、外部善意债权人 |
| 4、外部过错债权人 |
| 四、知识产权 |
| 1、司法保护取向 |
| 2、平衡与限制 |
| 五、民事权益 |
| 六、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三 从利益平衡到禁止权利滥用：以最高法院采乐商标案为例 |
| 第四章 划分民事责任 |
| 一、主体性质与责任归属 |
| 1、职务行为 |
| 2、管理过错 |
| 3、个人行为 |
| 二、各方责任的分别认定 |
| 1、违约中的责任认定 |
| 2、侵权中的责任认定 |
| 3、公平中的责任分担 |
| 三、民事责任的连带与扩张 |
| 1、恶意串通 |
| 2、挂靠关系 |
| 3、追加开办单位 |
| 4、验资等中介机构责任 |
| 5、人格混同或否认 |
| 四、民事责任的加重、减轻与免除 |
| 1、加重 |
| 2、减轻 |
| 3、免除 |
| 五、强制执行中的民事责任 |
| 六、分析与评论 |
| 附录四 非诉行政执行的合法性审查：以最高法院普华凯达公司执行监督案为例 |
| 结论 |
| 一、四元结构是统摄宏观司法资源的有效理论工具 |
| 二、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已相对成型并正在转型 |
| 三、司法实践是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相对成型的最终塑造者 |
| 四、相对成型的最高法院审判思维,尚不稳定和不确定 |
| 五、审判思维的未来走向,受制于最高法院复杂多元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补记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德城农民合伙订报刊（论文参考文献）
- [1]张仲实《伊犁行记》之价值[J]. 张积玉.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D]. 周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食盐运输研究[D]. 童欣. 延安大学, 2019(08)
- [4]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D]. 唐书哲. 南京大学, 2019(01)
- [5]抗战时期埃德加·斯诺对中国的认识[D]. 王奇.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6]民国时期新疆伊犁社会经济专题研究（1912-1937）[D]. 龙国仁.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8]民国时期榆林地区中等教育研究[D]. 吕亚丽. 延安大学, 2017(01)
- [9]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商号研究[D]. 王福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1)
- [10]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D]. 朱兰春. 武汉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