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时期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

一、当代新时期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包来英^[1]（2021）在《阐释与建构：蒙古族诗歌研究概览》文中认为蒙古族诗歌批评从最初的诗歌本体研究到诗歌意义的阐释再到诗歌理论体系的建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评论家们在此过程中基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从海量的诗歌批评中提炼理论精髓、构建本民族的诗歌理论体系,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学界对蒙古族诗歌批评进行研究,需要从本体研究、文本研究、理论研究三个方面进行整体论述。

宁亚群^[2]（2021）在《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舞蹈形态。从审美文化学的视角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更加精准地把握中西方舞蹈艺术各具特色的审美特征,并由此更加深入地认识中西方之间有同有异的审美文化禀性,以进一步促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化对话与交流,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从概念内涵来讲,中国古典舞分为“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种存在形态。“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主要指中国古代传统舞蹈,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未能保存下来。“当代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则特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舞蹈家在综合提取戏曲舞蹈、汉唐舞蹈、敦煌舞蹈、甚至少数民族古典舞蹈等样式的基础上所建构的舞种,其建构力求与“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在审美理想、内涵意蕴上达到较高的统一性,迄今形成了“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昆舞”“梨园舞蹈”“唐乐舞”六大类型,本论文重点采用早期形成的“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三个类型以作阐述。西方芭蕾舞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法国宫廷的努力下开始朝着一门独立的舞蹈种类发展。后传播至俄罗斯、丹麦等其它欧洲国家,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性舞种。经过“早期芭蕾”“浪漫芭蕾”“古典芭蕾”“现代芭蕾”几个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统一名为“西方芭蕾舞”的欧洲代表性古典舞种。西方芭蕾舞于欧洲多个国家兴盛发展,并因其训练的科学性,而广泛应用于全球各个国家专业舞蹈艺术院校与团体的基础训练中。就此前的学术研究来讲,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舞蹈的艺术性、技术性层面,间或有舞蹈美学、舞蹈文化等探究。但针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审美文化层面的比较研究,则未见直接相关的成果。鉴于这一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艺术本体与审美文化层面的系统比较,以期更为科学地认识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为东、西方舞蹈艺术之间的互鉴与交流提供思路。本文将从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生成路径、传播接受、审美蕴涵、演变趋势四个基本方面,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比较研究。导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对研究对象与选题缘由进行阐述。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两大舞蹈形态。通过对两个舞种的比较研究,可以实现舞蹈本体、审美文化、对话交流三个层面的价值。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进行陈述。在研究思路上,对研究的具体内容进行有逻辑、有层次的展开,在研究方法上,鉴于本文选题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本文在综合运用论文撰写通用研究方法的同时,借鉴比较美学、比较艺术学中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从丰富庞杂的舞蹈现象中探寻关于两个古典舞种的相同性与差异性。第一章是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比较性概述。第一节对两个舞种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节进一步规范两者的范畴,其范畴的界定是通过解决围绕两个舞种而分别产生的三个争议确定的,结论为:对中国古典舞而言,其范畴涵盖“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类;现存舞蹈影像资料的部分作品具有“古典性”;因社会制度变化而产生的对相同母题的不同解读是合理的。对西方芭蕾舞而言,确定其第三个时期名称为“古典芭蕾”,将“浪漫芭蕾”“古典芭蕾”同视为西方芭蕾舞发展史上的代表性时期,对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之于西方审美文化的代表性进行判断。第三节对两者的发展脉落作简单扼要的梳理和解读。第二章将比较两个古典舞种的三次转变,这三次转变既与美学层面“美”和“善”的分离密切相关,又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艺术地位的确立紧密关联,艺术地位的确立既带来了艺术本体之“古典性”的生成,同时带给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关于艺术诗性的沉思。第三章通过传播方式与艺术接受两个层面,进一步比较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传播媒介与传播生态的变化带给两个古典舞种传播方式更多未知的可能,而作为舞蹈传播的另一方——艺术接受,则在舞蹈受众的变化中,引发本文对于舞蹈传播是否会终结以及传播中心之转移的思考。第四章比较两大舞蹈艺术的审美蕴涵。第一节从舞蹈本体层面分析: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典型化、节奏化、造型化三个方面都具备对和谐的追求,两者分别以“拧”“倾”“圆”“曲”与“开”“绷”“直”“立”为外化特征,这是两个古典舞种肢体美学的研究起点;第二节着力对两个舞种“乐”“舞”天然不可分割的关联进行分析,并阐述中国古典音乐之五声调式与西方芭蕾舞之大小调式如何在和声之“和”的基础上,分别与各自所属的古典舞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视、听完备的效果。此外,本节还对两个古典舞种的服饰与舞台美术进行简要分析。本章通过对两个古典舞种舞蹈本体、音乐、服饰与舞台美术之技术层面的分析,引入对审美特征与审美理想的阐释。第五章比较研究现代语境中两大舞蹈的演变路径。第一节通过对“古典”是否在中西方社会“退场”这一历史现实的分析,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灵韵”的保留样态及演变趋势进行判断,得出两个古典舞种之“虚灵妙合”与“庄肃雅正”的不同灵韵特征。第二节从“诗缘情”与Ballet词义溯源入手,分别对两个舞种在抒情与叙事方面的偏重程度作持续性的预测。第三节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机遇与挑战作出分析判断。结语部分简要回顾、总结了前五章的内容,并在确证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同异相间之基本状况的前提下进行了两重延展:其一,跳出舞蹈本体,在更为宏阔的视阈中探索这种异同状况所生成的文化缘由;其二,回到舞蹈本体,针对两个古典舞种的自身状况给出三项答解和说明。

耿君^[3]（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指出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刘广利^[4]（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孙婷婷^[5]（2021）在《至谐至逸-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追求》文中研究表明汪曾祺散文以其“异秉”存在于当代散文,即其融“诙谐”于“和谐”,于“和谐”见“灵逸”的美学价值。作为文艺“两栖”的创作者,散文充当着汪曾祺全部艺术创作的“素材库”与“记录仪”。从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更为切近地看到汪曾祺作品中所呈现的对于“美”与“人”的不懈追求。他用纯粹、朴实的“文人情怀”抒写自己对于人世别样的热爱与真情,他在散文中所显现的“士大夫”人格也极具当代意义,即追随传统文化中的文人情趣与文人性灵,在与文学的若即若离中审美人生。这种“谐”“逸”双修的审美倾向为中国散文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现代性”精神类型,即作家主体与散文文本之间的充分对应性。全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汪曾祺散文使“谐”“逸”二者的审美内涵存在了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作者文艺“两栖”的身份,使他在审美追求上既有作为文士的“谐”理想——企图通过对健全人性的理想化建构去营造一个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也有艺术家的“逸”理想——企图在物我两忘中达到一种极度舒展的“逸”境;二,汪曾祺散文的“谐”“逸”审美追求是在传统哲学、古典语言和前人文脉多个方面影响下形成的,他承自传统又超越传统,并在散文的思想感情、形式内容、语言风格几个方面共同显示出其关怀人性、温和睿智、平淡清新、自然洒脱的“谐”“逸”追求,并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发掘出美的存在来进行自我审美精神的滋养;三,汪曾祺散文的“谐”“逸”审美的当代性意义在于他继承式的创新。他以一种积极的妥协回归传统文化,对于“闲适”,他上承明清散文与五四传统,又进一步强调“闲适”的人情与真情,在由“谐”至“逸”的演绎中为“闲适”增添了独具韧性的生命力,使他的“闲适”具备了平俗化、休闲化、人性化的特点;对于“中和”,他释放了“中和”审美具有魏晋风骨的诗性的一面,用来自民间的温情与真挚为“中和”审美增添了原始生命力,赋予了其经久不衰的人文气息;在更大意义上,汪曾祺散文的“谐”“逸”审美书写还显示出了丰富东方审美意蕴,并呈现出功利化、伦理化、象征化、诗意化的审美特征,在一种“中国式的抒情”中积极建构着自己对于自然的、健全的人性的理想追求。总的来说,汪曾祺以审美作为其散文书写的核心,追求“至谐至逸”的审美境界。他散文所体现的对自然人性的追求,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关怀,使他的内心时刻洋溢着宁静祥和的美的愉悦。汪曾祺散文的“谐”“逸”审美作为散文美学的一种存在状态,对当代散文有着较为超前的审美启示。只有汲取其有益于散文美学发展、有益于健全人性建构的部分,才能获得更多的当代散文生长力。

隋军^[6]（2021）在《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研究 ——以陕、甘、宁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主要是指以陕（北部和中部）、甘、宁、青、藏、新和内蒙古为主体的“文化西部”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体现的审视并思考审美对象的思维角度。其中陕甘宁三省的创作极具代表性,可作为研究的中心。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风貌造就了西部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创作底色。在二十一世纪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中,西部乡村风貌则表现出迅速而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西部作家新的审美对象,并同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一起,促使西部作家进行新的审美思考和审美表达,创造出具有民俗学和传播学意义的作品。通过分析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可发现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至少具备三类七种审美维度。第一类为现实维度,意为面向现实的思维角度,包括以下三种:一、批判现实维度,有批判传统文化和批判现代事物两个向度,倾向于在不同文化的对比中,针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批判式书写,饱含对西部村民的深切同情;二、实录生活维度,倾向于以客观态度回忆童年乡村、感怀女性生活和书写当下家乡,力图记录即将消失的乡村生活常态,表现家乡人在不同时代的酸甜苦辣;三、昭彰模范维度,意在刻画以西部独有的血性和刚柔相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被作家视为模范的场景,但这些方式皆因局限性太大而成为理想。第二类为理想维度,即畅想理想世界的思维角度,包括以下两种:一、点染桃源维度,倾向于选择现实中的积极因素搭建理想世界;二、创构神域维度,偏好构想超现实的积极因素并以之创造超现实的理想世界。第三类为探索维度,包括以下两种:一、引介神力维度,致力于思索并展现超现实积极因素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二、求法桃源维度,侧重于探索现实中的积极因素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三类七种审美维度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和层次性,构成了审美维度的使用范例。除探索维度的两种之外,其余审美维度都具有或长或短的历史,经历过一系列的嬗变。但不论何种审美维度,背后都存在着“现实主义精神”,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色彩倾向,因为不同审美维度倾向的内容结构存在差异,不同审美维度感性和理性的强弱也有所不同。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作家采用的审美维度并不固定,甚至同一部作品都可能表现出多种审美维度。在不同作品中,作家的叙事技巧使用也具有多样性特征,原因为叙事技巧皆为思想表达服务,这其中又涉及到思想感情、前形式、内容、叙事材料以及叙事技巧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又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诗意性,丰富了“诗意性”的内涵。在分析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的过程中,同时还发现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城市与乡村、人与文化及自然环境、“精英”与群众并非绝对对立,而如同中国的多民族一般,是对立中有统一的共同体。

董德^[7]（2020）在《中国大陆当代新民谣音乐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书写的新民谣音乐是现代流行音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传统民歌及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这种区别既体现在乐理学概念上,又彰显于生产、传播机制中。新民谣音乐起源于西方并历经现代化蜕变,具有工业化生产、媒介化推广、商品化流通、全球化共享的特征。西方传统民谣（ballad）以抒情性与叙事性的传统深刻影响了美国乡村音乐与现代民谣的发展,并为其镌刻上人文性与批判性的印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多元、繁荣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现代民谣音乐（folk）的流行,促使其完成精神内核的嬗变,最终成为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表达思想情感、介入社会世务、开展社会文化批判的媒介与武器,传承并发扬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西方民谣音乐形式与台湾现代民歌音乐文化内涵影响所产生,它是以木吉他、口琴为伴奏乐器,以自然质朴的方式歌唱,反映宗教、生活、工作、战争等内容的音乐类型。新民谣音乐具有较强的吟唱感,丰富的文化内涵,深邃的精神空间。它最重要的特征是批判性,不同于校园民谣的风花雪月,正是这种深入大众生活,从边缘涌向主流的小众音乐,以它历久弥新的人文传统、批判精神、审美特征使其极具研究价值与意义。本文试图在文化视域内研究新民谣音乐,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阐述了论文研究的背景、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方法与意义。民谣音乐是流行音乐众多分支中唯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的音乐类型,具有悠远的历史传统、人文属性、审美特征,在人类历史和生活中承担着记录历史、反映时代、关照思想情感、塑造精神家园的使命。新民谣音乐的本质与功能为论文研究奠定合理基础,建立科学前提。如何引导其扎根于中国大地,葆有其本质的同时发挥其功能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文献资料出发,以史为鉴、以史为脉,找准源头,全面彻底梳理新民谣音乐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发展的历程,精准把握其与中国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更要深入音乐系统内部,回归其本质与功能。第一章,新民谣音乐概念梳理及文化研究视阈。整体由外到内追寻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的起源和衍变,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中心之后,英国的新教伦理传统也随之被美国的消费主义浪潮取代。后现代主义消费浪潮对世界的影响甚至主导并不局限于经济结构形式,而是深入文化内在肌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引发后工业时代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焦虑,导致亚文化现象异军突起。第二章,新民谣音乐的时空流脉。鲍勃?迪伦赋予现代民谣音乐的意义,不仅影响着美国民谣的发展也对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西方现代民谣经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以及校园民谣影响后,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校园民谣,为21世纪新民谣音乐的复兴奠定了音乐与文化基础。第三章,新民谣音乐的题材分类与文化内涵。本文将新民谣音乐划分为五大类别,每一种类的背后都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蕴。新民谣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化的制约,在审美的独立与救赎中砥砺前行。其精英文化立场的批判思考突破了大众性的商业桎梏,并在当下启迪着有文化自觉的大众的心灵。新民谣独树一帜的歌唱美学:唯美与粗粝。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色彩形成了演唱中的文化性。第四章,新民谣音乐创作群文化身份分析。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大陆现代化时代背景下,新民谣唱作人依然固守民谣音乐的人文传统,坚持开展诗性批判,这些人以鲜明的文化身份占领中国大陆分众音乐市场。除此之外,新民谣音乐积极开掘本土民歌资源,将少数民族音乐与地方民歌等音乐元素融入到作品创作中,与社会现代化的合流是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乃至民间音乐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第五章,新民谣音乐接受群文化心理解读。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文化概念有助于理解以新民谣音乐为代表的粉丝社群意义生产的狂热现象。尽管这种文化是非正式指导关系,但其培养和训练公众的文化判断力与审美能力却是极为出色的。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谣音乐的接受群相较于流行音乐其他风格类型更显现出一种精英意识:即通过传播新民谣歌曲介入社会批判,通过解读新民谣歌曲获得自我价值的动力。第六章,新民谣音乐的文化价值及影响。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突破了民谣音乐以往的惯性与水准,契合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审美现代性,利用媒介技术与平台进行传播,扩大影响范围及其受众群体,坚持艺术自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新民谣唱作人以美育人,向受众展示出自身独有的文化立场、批判精神和人生意味。在艺术的自律中重建多元音乐文化,激活了流行音乐创作的边缘活力。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在自律与他律之间的挣扎中与流行音乐合谋共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中国民歌和文学。其早已超越了音乐的形态,成为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象征和意义符号。只有正确看待、理解和处理人文传统、审美特性与社会现代化,尤其是市场化、商业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才能避免新民谣音乐沦为消费和娱乐的工具,充分发挥其记录时代、审美育人的文化功能。

刘大勇^[8]（2020）在《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文中提出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以下简称全国美展）,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国体制下各美术门类佳作汇聚的平台,它是迄今为止持续举办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美术活动之一。70年的风雨历程,全国美展已逐渐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风向标、晴雨表与加油站。油画作为全国美展的一个重要画种,其发展脉络也同时体现出新中国主流美术形态的变化。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进行梳理与总结,于中国油画体系建构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与思考,加之笔者近年来着重从事油画这一艺术门类的研究工作,故而希望能从“中国经验”的角度来探究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内在发展规律及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魅力。具体而言,本论文整体结构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第一章,通过对新中国全国美展发展道路的整体回顾,对全国美展及其油画创作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梳理,并将国家艺术体制、社会文化变迁与油画主题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论析,旨在为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提供总结的历史依据。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第二、三、四章,结合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创作实践,分别对油画作品的题材选择、形式表现以及审美表达三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活动参与者的思考与独特文化观念进行分析,并结合中西方艺术传统的观念及理论,逐步阐述以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为主要视阈的“中国经验”的形成动因及理论内涵。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第五章,通过前文的梳理与阐述所得出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还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来凸显其独特性。本章运用中西比较与国内比较两种视野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进行整体性的审视,在时间、空间和观念价值的多维度比较发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并予以辨析和确证。通过比较发现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所反映出的当前美术界的现象,在中国美术创作与生态机制层面发现一些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同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与实施举措。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第六章,通过前文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中国经验”详细而具体的论证,进一步阐述全国美展油画作品所具有的多样价值,同时对蕴含在全国美展油画作品当中的“中国经验”的形成与发展寻找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并对当下中国美术创作和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提供一定的可资利用的理论依据及有益经验。综上所述,在国际社会复杂变革的文化语境中,如何明确中国的“文化身份”、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积极探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视觉艺术形式塑造“中国形象”,传达“中国精神”,成为近些年中国美术界持续思考与实践的方向。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艺术间的频繁交流与互渗已然是不争的事实。美术创作如何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把握时代精神、坚守民族底色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前进方向与核心目标。“中国经验”与油画艺术创作以何种方式进行结合并发展,油画作品中的“中国经验”以何种走向在其中形成显性表现,成为未来中国油画艺术个性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银鑫^[9]（2020）在《现代湖南新诗研究（1918-1949）》文中研究指明1918年9月15日,陈衡哲留美期间发表了现代湖南新诗史上第一首白话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拉开了现代湖南新诗创作的序幕。现代湖南新诗的创作历程大体上与中国现代新诗创作进程同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20年代（1918-1927）是湖南新诗创作的尝试探索期,部分诗人在不断摸索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湖南刊载新诗的文学报刊大量涌现。1930年代（1928-1937）,湖南诗人的创作呈现出逆势突围的趋向,在当时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发表诗歌的社团、出版物有了先前的成果固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学生群体的社团活动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1940年代（1938-1949）,现代湖南诗人响应时代要求,在诗中唱响了革命与战斗的主旋律。现代湖南诗人是一个在时代风云激荡下与地域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歌兼具时代共性与地域特性,在创作的共性之中又展露出诗人自我的个性。这一特点在他们的诗歌主题、艺术风格上均有呈现。现代湖南新诗的主题丰富,集中地表现在对忧时与经世、爱情与婚姻、离别与思念、自然与人生主题的书写上。现代湖南诗人在诗中揭露社会黑暗与不公、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关怀、抒发保家卫国的情志;通过描写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爱情的苦痛、对包办婚姻的批判向读者传递着他们的婚恋观;借由吟咏自然和慨叹人生,纾解心中的愁绪;他们也在诗中抒写离别的愁苦与乐观释然,倾吐对故土的思念。在时代的急剧变化中,湖南诗人的创作中融入了对家国天下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在艺术风格上,现代湖南新诗呈现出浪漫奇幻、清新隽永、刚劲质朴的特点。语言大都平实质朴、俚俗不讳,口语、方言的使用在诗中俯拾皆是。现代湖南诗人擅于通过奇幻的想象,古典的神话,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的使用营造浪漫的意境,使诗歌呈现出浪漫奇幻的风格。清新隽永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运用、意象的选择、以及内容上追求一个“味”字上。现代湖南新诗不断从湖湘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为湖湘地域文化精神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现代湖南新诗也与时代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始终呼应着革命运动的潮流,成为革命斗争强有力的号角,彰显出较好的宣传价值。同时,现代湖南诗人以实录或者艺术加工的方式记录革命运动与斗争的重要时刻,借用新诗反映历史,使现代湖南新诗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或历史参考价值。现代湖南新诗语言、精神品质和主题书写上的特点在当代湖南诗人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延续。

张蕾^[10]（2020）在《论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美术审美特征的异同》文中认为新媒体艺术属于交叉学科领域中新生的媒体艺术种类。在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活等诸多方面,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媒体艺术通过多媒介的全方位融合,其审美方式与特征与传统美术的审美特征已大为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特征时,不仅要关注艺术与科技结合的特点,还要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将其置于艺术史中进行透视,避免技术变革对新媒体艺术定义的简单化倾向。审美特征的比较,可以看出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美术在艺术形态呈现上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各种艺术形态可以融合贯通,而后者却相对独立。因此,通过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美术之间审美关系的梳理,来理清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美术各自的审美特性,并将它们之间审美特征的异同进行对比,实现创作过程中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美术之间形式与内容的互补。既保留传统美术的独特性和优势,又具备新媒体艺术的科学技术特征。传统美术经数字化拓展后,其表现形式、传播途径及价值转换均会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而新媒体艺术在汲取传统美术优势的基础上,也会增强该艺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情趣。因此,推动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美术兼容并蓄,相辅相成的共同发展,是当前艺术界发展的趋势。

二、当代新时期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新时期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阐释与建构：蒙古族诗歌研究概览（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至谐至逸-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追求（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研究 ——以陕、甘、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大陆当代新民谣音乐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湖南新诗研究（1918-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美术审美特征的异同（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新时期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阐释与建构：蒙古族诗歌研究概览[J]. 包来英.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D]. 宁亚群. 山东大学, 2021(10)
• [3]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5]至谐至逸-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追求[D]. 孙婷婷. 南宁师范大学, 2021(02)
• [6]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研究 ——以陕、甘、宁为中心[D]. 隋军.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7]中国大陆当代新民谣音乐文化研究[D]. 董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D]. 刘大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现代湖南新诗研究（1918-1949）[D]. 银鑫.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10]论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美术审美特征的异同[D]. 张蕾.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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