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省供销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座谈会在宜昌市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赵宝星[1]（2020）在《乡村振兴视阈下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于2020年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是农业农村能够稳步发展的制度优势。在党的十九大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的历史方位下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战略被提出。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兴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能够优化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形成产业发展最大合力,是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产业兴旺才能够为其他领域的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保障,进而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全面振兴。因此,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延边州积极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延边州农业农村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农业机械化程度深入发展,农业品牌化、绿色化进程纵深推进。与此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开启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但是,目前存在一些困境阻碍着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程。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产业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程度浅、经营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共同体意识有待进一步培育等方面。同时由于各经营主体发展有限,辐射效应及带动效应并未充分彰显,并且融合发展的配套服务设施也是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待补强的环节之一。为破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困境实现延边州乡村振兴,延边州应当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应揆诸延边州农业农村产业具体实际,对延边州农业农村生产要素深度挖掘,促进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应当打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经营主体之间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此同时,利用好政府政策及社会资源,以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动全社会、多维度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格局形成。最终实现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加延边州农民收入,进而巩固延边州脱贫攻坚成果,并推进延边州乡村全方位、全面振兴的历史进程。
李攀[2]（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殷烁[3]（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的生长逻辑》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展开和持续进阶,其中社会建设中的乡村社会建设问题重要且复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语境下,随着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空间的增容,社会组织在乡村公共空间里逐渐萌芽和生长,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命题,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践行主体,在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发扬基层民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回应了乡村治理效能不足与内生需求多样化的矛盾,为乡村善治提供了经验性借鉴,也为“国家—社会”关系的正和博弈提供了注解,更为社会组织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对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理论学说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组织理论的探索进行梳理,把握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为我国乡村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借鉴。探寻置于我国乡村治理变迁场域中社会组织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生长逻辑,其生长曲线与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这实际上也映射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构,并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审视其生存样态,从地域性的中观层面着手,在微观个案中发现问题、找寻原因。进一步探讨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路径选择,提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明晰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乡村公民在治理空间内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功能,强调从健全体制机制的维度助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并对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内生化、精细化、社会化”的判断和预测。社会组织的生长是社会整体发展和公民意识觉醒的产物,并最终为解决现实社会矛盾和公共服务问题贡献力量。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作为个体公民建立和联结社会、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定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契合乡村治理需求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王鑫[4]（2018）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研究》文中提出易地扶贫搬迁是促进农村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根本改善其生存和发展环境。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方略,易地扶贫搬迁被纳入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之中,成为打赢新时期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也是“五个一批”工程中政策性最强、群众关注度最高的一项标志性工程。国家明确提出,自20162020年,全国要实现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同时期,武陵山片区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任务数为103.83万人,占全国总任务量的10.38%。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总任务量来看,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武陵山片区的搬迁任务量高于平均水平,属于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战略实施的重要阵地之一。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自武陵山区全面启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来,片区各地易地扶贫进展到底如何,能否按计划如期完成任务?各地在推进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障碍,必须予以解决?搬迁群众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效果感受如何,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2019年片区各地陆续脱贫“摘帽”后,面向搬迁户的各项优惠政策去留如何?带着以上问题研究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对于进一步做好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国内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对“十三五”时期精准扶贫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成果总量不多,毕竟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国家方略“五个一批”重要工程之一,在2016年才开始大规模铺开实施,近期内尚无针对整个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专题研究;第二,许多研究成果的重点,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背景、实施举措的宏观解读和评价,对搬迁户个体微观层面的案例研究不多;第三,对搬迁户的个案分析过多关注其生产、生活物质层面的变化,侧重看硬件水平、比数字达标,而对搬迁户面对诸如生计活动转型和居住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移风易俗、文化冲突、社交焦虑等精神层面的问题描述和分析不足,人文关怀有待加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锁定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研究,兼顾宏观和微观角度,在系统梳理我国扶贫战略演变历史脉络,总结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和发展过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精准扶贫背景下武陵山片区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推进现状、基层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搬迁户个案访谈、政策实施效果群众满意度评估、存在的问题及针对性对策建议等多个方面,对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展开深入地剖析、研究和总结,希望研究成果对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执行进度、扶贫深度、惠民广度相关政策措施具有借鉴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注重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重视实证分析与调研考察相统一、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国家扶贫战略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限期必须完成的严肃政治任务,工作做得好不好,不能只参考各级政府、各部门的文件和报告,为了避免研究中受到“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可能状况的干扰,有必要到政策落地生根的地方去观察实情,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因此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研究,除了借助常规的文献分析方法外,最重要是对实地的调研,对政策实施具体实情的掌握,对搬迁户安置点巨大变化的细致观察,以及对贫困户实际生存状态变化的对比分析。为了让研究成果更接地气、更为可信,本文写作采取了实地考察、会议座谈、调查问卷和个别深度访谈等调查形式,连续3年利用高校寒暑假期多次赴武陵山区,利用各种机会参与政府机关与易地扶贫搬迁主题相关的会议,拜访发改委、扶贫办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实地踏勘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并入户访问,尽可能地掌握了大量真实、丰富的第一手调研材料,为论文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阐述了包括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内的中国扶贫战略体系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解释了精准扶贫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以及所涉及的政策配套体系,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发端、成形、发展再到完善的政策发展历程,介绍了国际相关案例和经验。第二部分,“十三五”时期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推进现状及案例分析。首先对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阐述了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对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梳理归总了片区在“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总规模;其次从武陵山片区的湖北、湖南、贵州和重庆4个分片区入手,阐述了武陵山各个分片区部署落实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举措和总体进展,详细盘点了各分片区2016年搬迁实施方案的内容以及实际完成情况,介绍了2017年各分片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计划安排,从较大的空间尺度掌握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推进的整体情况;然后再将研究视角逐层下移,从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的工作作为,再到易地扶贫搬迁户的主观感受,不断分析案例,总结经验,发现亮点,精准地描绘勾勒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武陵山片区各地落地生根、发挥成效的过程。第三部分,从调查易迁户对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展开,评估与分析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效果,以发掘不足和尚待改善的之处。通过综合分析有关易地扶贫搬迁成效评估相关文献,提出基于多维贫困视角、反映综合减贫绩效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展开深入扎实的调研,并对搬迁群众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深入分析、解读和总结。第四部分,列举当前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破解难题、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向“稳得住、能致富”纵深方向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在对“十三五”以来各地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进展情况进行全面、深入掌握的基础上,结合与田野调查结果的印证,归纳出8个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随后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建议的目的,着眼于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质量,帮助搬迁贫困户更为稳妥的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第五部分,给出全文研究的结论,并提出对易地扶贫搬迁“后时期”相关政策的研究展望。到2020年,武陵山片区虽然一定能够全面摘帽脱贫,但贫困因素并未完全消除,相对贫困始终存在,如何对刚刚脱贫的搬迁户、乃至更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扶上马、送一程”,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全面小康效果,也是应该予以思考的问题,所以就此做了一番展望。通过全面梳理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情况,结合对搬迁户展开的政策执行效果满意度调查,辅以田野调查中底层实情的印证,本文认为,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了“2016年工作首战告捷、2017年工作呈现良好开局”的阶段性成效,“搬得出”已经稳固实现、快速夯实,“稳得住、能致富”各已初见实效,各地都有成功案例,但也有问题暴露出来,需要进一步做深层处理,本文也针对性给出了对策建议,期望对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优化调整方案具有借鉴意义。
陈栋[5]（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钟术龄[6]（2014）在《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评价与优化研究》文中指出烟叶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因控烟需求而逐渐减少烟叶生产的同时，中国仍然存在烟叶产区积极扩大植烟面积、烟叶供应与需求脱节、产业统一调控失利和资源分配与使用浪费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中国当前的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具有直接关系。中国当前的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是“卷烟制造公司（简称工业公司）+各地烟草商业公司（简称商业公司）+烟农”型。该模式下，烟叶需求方与供应方被人为隔离，商业公司占据产业链主导地位，垄断当地烟叶收购和分销，从自身和地方利益出发组织烟叶种植和调拨，损害了烟农和工业公司的利益，也不利于整个烟叶产业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各地强制农民种烟现象普遍发生，烟农合法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烟农合作社出现异化；另一方面，商业公司与工业公司之间的烟叶交接等级合格率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工业公司难以获得符合品牌发展需要的烟叶原料，被迫承担大量损失。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合署）多年来一直尝试改变烟叶调拨方式，但并未取得明显成效。与国内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跨国烟草公司逐步加强控制烟叶原料供应，通过纵向一体化，绕过独立中间商直接与烟农签订合同的趋势加强；国外烟叶生产和配套服务也成熟化，在农场基础上，各种烟农所有的合作组织发挥了联系烟农与烟草公司、配套供应商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从提高中国烟叶产业的资源分配与利用效率角度，还是从迎合控烟需求角度，都有必要对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模式进行评估和优化。本文利用产业链管理、交易成本和博弈论等相关理论，在概述国内外烟叶产业链组织状况基础上，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中国传统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的运行绩效进行调查评价，对影响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变革的因素进行鉴别、分析，在烟草专卖法规定范围内探讨中国烟叶产业链变革的空间，分析传统产业链组织模式改进余地，从交易成本角度对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的优化提出建议，并对建议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和利弊分析，最后提出新模式实施的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中国传统的“工业公司+商业公司+烟农”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的评价结果为较差。如果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参与评价的人员总体上认为“工业公司+商业公司+烟农”模式一般，但加权平均法和隶属度分布拟合线显示总体评价弱倾向于较差；在商业公司不参与评价情况下，来自烟农和工业公司的对当前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的评价为较差。（2）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变革的影响因素比较繁杂。既有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因素，也有地方政府因素、产业链各环节具体参与企业和烟农的因素，对产业链组织模式的任何变革既要考虑产业链整体效率的需要，又要考虑多方利益的互相牵制。特别是地方政府、商业企业等既得利益者的积极干预，可能对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的变革产生阻碍。（3）传统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提高产业组织效率的空间已非常狭窄。根据要素市场的垄断理论，作为一体化垄断厂商的商业公司总会想方设法增加烟叶供给；烟叶税决定难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烟叶产业的不当干预；无论是相对于地方政府，还是相对于商业公司，单个烟农的博弈力量薄弱，客观需要建立真正代表烟农利益、增强烟农市场话语权的烟农组织；工业公司在博弈中完全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缺乏有利的应对措施，说明行业内部分工存在问题。（4）专业服务合作社辅助下的“工业公司+烟农”模式应是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的变革方向。该模式有利于降低中国烟叶产业链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整个烟草行业的效益提升，具有帕累托改进效应，并且具有可行性。新模式的实施路径包括试点和鼓励烟农合作组织建立，以及消除烟叶税影响等方面。
袁久和[7]（2013）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7月,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和规范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2年底,国家工商总局统计资料显示,已经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量达到52.2万家,农户加入专业合作社的比重达到16.4%。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完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现代农业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农户入社的比例比较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农民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有限。当前,我国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依靠涉农企业、生产和运销大户、农村基层供销社和基层组织等核心成员牵头组建的,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分散化、小规模经营的单个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和运销等方面的服务,但普遍存在合作社的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服务能力不强、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不紧密等问题。由于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差距很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阶层分化的加剧,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在人力资本、商业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异质性将更加突出。在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下,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和发展方向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第一,构建了“状态-结构-关系-治理-绩效”的分析范式（SSRGP）。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与治理问题,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将合作社成员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有机嵌入到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与制度行为理论的分析SSP范式中。本文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分析基础上,首次尝试将SSRGP分析范式应用到合作社内部的成员关系选择与合作社治理和绩效研究中,从委托代理视角,揭示同质性和异质性合作社的组织结构、行为、关系、治理与绩效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为增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客观性和整体性认识提供科学依据。第二,首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和稳定性进行了研究。从合作社组织的制度安排结构出发,将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结构与治理问题的分析中,首次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成员之间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和稳定性,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视角,完善了已有的委托代理关系相关研究的范围,从理论上对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及治理进行了有益的补充。第三,设计了调查问卷并运用案例对同质性和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机制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设计了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成员的调查问卷,对同质性和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学术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与绩效的研究中,绝大部分仅限于定性分析,已有的定量分析中,所选择的变量均是没有权重的一组平行变量,本研究构建了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的层次模型,并运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对各治理变量进行赋权,探讨了理事会、管理者报酬、股权结构、监督机制、成员退出权和外部监督与竞争各变量对于合作社治理机制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说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本文沿着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的“组织状态、组织结构、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几个层面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为详细了解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状态,本研究从我国农村改革的背景出发,对我国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1978年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合作社组织状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组织状态下的组织结构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阐释了合作社的组织状态对其组织结构、成员关系和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到转型时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由弱到强、由简单到发展、由单向到多重的变化趋势,不同类型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成员-合作社”和“中小成员-核心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深入解释合作社的组织状态、组织结构、委托代理关系和治理的相互作用机制。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指导,借鉴相关理论,结合案例,应用“状态-结构-关系-治理-绩效”的分析范式,分别对同质性和异质性合作社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成员的同质性取决于成员利益、要素禀赋、提供产品、入社动机和成员角色等方面,同质性合作社中,成员是使用者、惠顾者、所有者和控制者的统一体；第二,同质性决定成员关系是双向委托代理,代理链短,成员之间容易沟通和交流,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合作社的稳定性。依据“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和“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的研究表明,同质性成员与管理者均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进行理性博弈,基于合作双赢的关系契约更能够减少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三,同质性合作社的资本形成仅限于成员,合作社财产属于全体成员所有,投票权仅限于成员。同质性合作社没有共同资产赎回,合作社盈余扣除公共积累以后主要以价格调整方式返还给成员,价格调整对每一个成员均等；第四,人口统计特征、资源禀赋和角色、风险承担与期望、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是成员异质性产生的重要条件,成员异质性结构导致合作社在成员与合作社之间产生较为复杂委托代理关系。成员异质性决定了核心成员拥有合作社的控制权、决策权和收益权,中小成员要素禀赋、风险承担以及不能让渡的股份等特征决定了股份化的产权结构不利于合作社的长期稳定。为了准确阐释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本文沿着SSRGP分析范式,重点研究了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首先,在深入分析异质性合作社成员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和稳定性,从合作社内、外部提出了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借鉴Stackelberg竞争模型和Bertrand模型的分析显示,中小成员之间的合作存在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合作创造了价值增值并实现了集体理性；第二,通过古诺模型的分析表明,只要合作的收益率满足一定条件,异质性成员之间能够进行合作。借鉴KMRW声誉模型的分析显示,合作社不同类型的成员n阶段重复博弈存在合作均衡,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存在稳定性。其次,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治理机制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外部约束机制,通过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治理机制的层次模型并应用熵值法对样本合作社进行了评价表明,治理机制各个变量在合作社治理过程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第二,合作社有效的治理水平依赖于其完善的治理结构。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代理问题治理的重点应体现在合作社内部成员大会、监事会以及加强外部监督和竞争机制等方面；第三,在“社员—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中,成员的偏好决定于理事会私人信息和监事会的监督水平,如果监事会独立程度较高,理事会不会与监事会共享内部私人信息,监事会将会选择一个相对低的监督强度,且不提供咨询或者提供的咨询没有任何价值。合作社内部规范、成员的主人翁意识、相互信任和彼此忠诚等非正式制度治理比较有效；第四,“中小社员—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中,监事会独立程度越高,核心成员侵占中小社员侵占努力程度的边际成本越高,核心成员越不愿意实施侵占中小社员的利益。当监事会独立于核心成员时,核心成员很难通过控制监事会实施对于中小社员权益的侵占,其选择的侵占努力程度较低。通过加强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对合作社运行有效的制约与监督,通过外部力量的适度介入,协调中小成员和核心成员利益冲突,消除成员异质性对合作社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的主要类型和经验的考察,从改进农户合作方式、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完善合作社法律制度、规范监督机制和社会资本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王姝[8]（2013）在《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政府近些年的大力支持和农民的大力配合和努力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延边州大量涌现,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数量急剧攀升,对农户的覆盖面也迅速扩大,这对推进延边州农业向规模化、规范化、产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本文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对延边州合作社的性质与制度、合作社的业务与模式、政府及其社会力量对合作社的扶持情况进行了分析。对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表明延边地区合作社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规模小、实力弱、信贷融资困难。（1）介绍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首先总结延边州合作社发展的历程,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概况,对延边州发展的“党支部＋合作社”的模式进行总结,采取调查问卷方式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尽量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引导出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2）通过分析延边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问题。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存在盲目性,个体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合作社缺乏畅通的融资渠道,生产的产品标准化程度低等方面。（3）针对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实际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是整顿和规范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继续全方位的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针对延边地区的特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的对接,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和标准化生产水平,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本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理论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研的相关资料,对延边州专业合作社从整体上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对促进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陈振平[9]（2013）在《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广泛创建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综合的结果。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可以在民国时期寻找到一些渊源。民国时期的合作社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一种工具,与政权紧密结合,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权以苏联合作社为样板实行计划合作经济的道路,将合作社作为实现农业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纳入到国家统一的经济建设计划之中。这个时期的供销合作社作为连接城乡物资流通的桥梁,以统购统销或派购的方式将农村生产的物资转移到城市,将城市的工业制成品转移到农村,在这个过程中的工农业产品价值剪刀差帮助工业化积累了资金。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力量开始从基层的微观经济细胞中撤出,市场的力量开始成为引导基层市场运行的强大的动力,供销合作社开始探索办“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实际上,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并不意味着供销合作社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建成为众所期待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反倒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改制）一度变得无从下手。到了21世纪,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新一届中央政府从2003年起连续11年下发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将供销合作社更进一步地纳入到“三农”问题的整体框架中,从提供农业产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多个方面入手,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沟通城乡流通,服务三农中的作用。从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的历程看,中国供销合作社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再到后来的萎缩、复苏,贯彻了一条核心线索就是供销合作社与国家、市场的关系。供销合作社是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依靠国家力量,服务国家现代化战略,服务城乡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设计。与此同时,供销合作社在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具有服务三农和民生等社会性因素的考量,在支持市场竞争中相对落后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各方面都会想起借用合作社这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总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研究目标与主题,界定论文基本概念及范畴,搭建文章基本框架并对文献进行综述,介绍使用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第二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主要从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思想渊源、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实践渊源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三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主要研究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国家运动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创新、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绩效及评价四个部分。第四部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市场化探索。主要研究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市场化探索的过程、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以及市场化探索的绩效及评价。第五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及评价。第六部分是新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主要研究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第七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经验借鉴。主要研究国内外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比较及借鉴启示。第八部分是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主要包括对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既有模式的总结、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新模式、及关系供销合作社发展方向的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熊万胜[10]（2012）在《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文中指出本文思考的问题是：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基础是什么。市场秩序的最终反映是价格的稳定,但价格的背后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发现,在我国的粮食市场中,一些新型的社会结构因素已经形成,这些新的结构因素对价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用“体系”一词来概括新出现的社会结构。所谓“体系”指的是社会系统结构在权力与资源分布上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通常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粮食市场体系是一个粮食生产、经营和管理主体之间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中心—边缘体系,包括中心结构、中间结构和边缘结构。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是国家管理粮食工作的科层体系；中间结构主要是由储备粮系统、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粮食批发市场、各种规模的粮食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构成；边缘结构则由未能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对象的农民集体、基层农业服务部门、中小粮食企业、个体户和种粮农户组成。在体系的内部,中心结构、中间结构与边缘结构之间存在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逐渐被制度化了。体系的出现是粮食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在粮食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市场稳定与粮价放开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其中,市场稳定是粮价放开的前提,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体系的形成使得这对矛盾的化解成为可能。在粮食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化、市场统一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是同步发展的,三者之间互为条件。从实现市场统一的目标出发,可以认为粮食市场化改革存在两种路径,在2001年以前,实施的是以地方为重心的市场统一化方案,但改革遭到了失败,于是,中央转向了强化中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中央级国有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控制能力,并通过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产权改革,有效地瓦解了地方的政企合一关系。在粮食市场化的过程中,与粮食产业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得到了保留,其上层还在强化宏观调控机制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它们形成了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新出现的那些中央级国有粮食企业以及相关企业构成了粮食市场体系中间结构的上层部分。随着国家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大,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政策对于民营粮食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府与民营龙头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这些民营龙头企业和在改革中保留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一起构成了粮食市场体系中间结构的中下层部分。在国家专注于推动粮食市场化特别是强化市场的统一性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那些微小的生产经营主体和最基层的农民集体逐渐地被边缘化,它们成为粮食市场体系的边缘结构。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以后,市场经营的风险大增,各种新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环境同时趋于恶化。更为重要的是,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依靠基层组织发动农民,越来越转向了指望企业与个体户带动农户。这个根本转变使得农户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越来越深刻地受到权力与资本的联合控制。体系对龙头企业和粮食经纪人的扶持,在短期内可能是帮助了农民,但长期地看,也排挤了组织经营农户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和组织承包农户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小规模的承包农户向适度规模的经营农户的自发升级通道还存在障碍,经营农户在与雇佣农场的竞争中也不占优势。结果,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的前途日趋模糊。体系的形成与运作对于粮食价格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机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体系内部各要素的完整,使得不同部分之间可以相互支撑,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系统的基本功能；第二,体系内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化,使得粮食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成为有序和稳定的；第三,体系促进了供需平衡。因为,在粮食供应略微偏紧和体系结构还比较完整的前提下,有关部门确实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来刺激生产,而且可以大致地预见这种投入的增产效果。依托粮食自给政策、储备粮系统、全国批发市场和其它国有粮食企业,体系结构对于流通的控制能力是强大的。近十年来,我国粮价避免了大起大落,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与体系的形成是有关系的。体系的出现带来了粮价的稳定,但是,体系自身却是不稳定的。如果体系沿着既有的逻辑继续强化自身,有可能威胁体系自身的可持续性。因为,体系的形成不完全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出于多种行动者的自主行动的复合作用,它整体上必然是无意识的,它的稳定也具有偶然性。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需要自觉地对体系进行改进,那么,这种自觉改进的方向是什么?
二、部分省供销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座谈会在宜昌市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部分省供销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座谈会在宜昌市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视阈下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1.4.1 创新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政策支撑 |
| 2.1 相关概念及特征概述 |
| 2.1.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
| 2.1.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特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发展理论及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农村发展思想论述 |
| 2.3 政策支撑 |
| 2.3.1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政策 |
| 2.3.2 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配套政策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 |
| 第三章 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 |
| 3.1 改革开放以来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历程 |
| 3.1.1 初发阶段:贸工农一体化发展 |
| 3.1.2 推进阶段: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着力点 |
| 3.1.3 纵深发展阶段:休闲农业引领发展的新业态 |
| 3.2 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的成绩 |
| 3.2.1 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
| 3.2.2 农业机械化水平稳定提升 |
| 3.2.3 农村产业绿色品牌化发展 |
| 3.2.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 |
| 3.3 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生产要素开发程度有待加深 |
| 3.3.2 经营主体间利益联结松散 |
| 3.3.3 经营主体辐射带动能力有待提升 |
| 3.3.4 配套服务支撑后劲不足 |
| 第四章 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路径 |
| 4.1 深度挖掘生产要素充分激发活力 |
| 4.1.1 农村电商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 |
| 4.1.2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为产业振兴注入灵魂 |
| 4.1.3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
| 4.2 因地制宜打造经营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 |
| 4.2.1 构建新型股份合作机制 |
| 4.2.2 打造统分结合的订单农业合作机制 |
| 4.2.3 盘活现有资产振兴村集体经济 |
| 4.3 推动经营主体发展支撑产业振兴 |
| 4.3.1 促进种养大户思维转变 |
| 4.3.2 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能力 |
| 4.3.3 政策引导龙头企业投入融合发展 |
| 4.4 科学构建配套服务支持体系 |
| 4.4.1 加大培育与引进力度促进人才振兴 |
| 4.4.2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发展 |
| 4.4.3 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助力产业振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2）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的生长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社会组织 |
| 1.4.2 治理 |
| 1.4.3 乡村治理 |
| 第2章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基础 |
| 2.1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历史演进 |
| 2.1.1 晚清时期(1840年-1912年) |
| 2.1.2 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 |
| 2.1.3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年-1978年) |
| 2.1.4 改革开放后(1978年至今) |
| 2.2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理论 |
| 2.2.2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建设与社会组织的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相关理论借鉴 |
| 第3章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逻辑进路 |
| 3.1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宏观背景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命题观照 |
| 3.1.2 经济发展与乡村市场经济发育 |
| 3.1.3 政治发展与乡村政治结构调适 |
| 3.1.4 社会发展与乡村社会空间增容 |
| 3.2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内在线索 |
| 3.2.1 国家对乡村建设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介入 |
| 3.2.2 乡村治理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契合 |
| 3.3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应然需求 |
| 3.3.1 破解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需求 |
| 3.3.2 农民组织化的客观需求 |
| 3.4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比较优势 |
| 3.4.1 非营利性价值取向优势 |
| 3.4.2 专业知识优势 |
| 3.4.3 灵活创新优势 |
| 3.4.4 资源整合优势 |
| 3.4.5 贴近群众优势 |
| 第4章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现实审视 |
| 4.1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的类别 |
| 4.1.1 地域界别维度 |
| 4.1.2 组织属性维度 |
| 4.1.3 组织功能维度 |
| 4.1.4 组织合法性维度 |
| 4.2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的特征 |
| 4.2.1 组织性质“双重性” |
| 4.2.2 组织类型的多样性 |
| 4.2.3 组织形态的业缘性 |
| 4.2.4 组织核心的精英化 |
| 4.3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发展成效 |
| 4.3.1 组织总量递增,结构趋于优化 |
| 4.3.2 增进了农村居民福祉,创造了社会效应 |
| 4.3.3 培育了农村社会资本,促进了社区稳定 |
| 4.3.4 创新了基层社会治理,重塑了治理格局 |
| 4.4 乡村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的集体行动逻辑 |
| 4.4.1 纯慈善福利逻辑 |
| 4.4.2 赋权式参与逻辑 |
| 4.4.3 资本获取逻辑 |
| 4.5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存在的问题 |
| 4.5.1 组织总量偏少,发展不均衡 |
| 4.5.2 组织架构空壳化,效能发挥受阻 |
| 4.5.3 组织运行官方化,依附性较强 |
| 4.5.4 组织活力不足,可持续性差 |
| 4.6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6.1 国家制度保障欠缺,资源供给不足 |
| 4.6.2 组织内部规范缺乏,自治能力薄弱 |
| 4.6.3 社会认知程度较低,公民意识淡薄 |
| 第5章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路径选择 |
| 5.1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 |
| 5.1.1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
| 5.1.2 发挥政府“元治理”职能 |
| 5.1.3 社会组织协同治理 |
| 5.1.4 乡村公民积极参与 |
| 5.2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机制创新 |
| 5.2.1 社会组织生长的保障机制 |
| 5.2.2 社会组织生长的内生机制 |
| 5.2.3 社会组织生长的合作机制 |
| 5.2.4 社会组织生长的协商机制 |
| 5.2.5 社会组织生长的维护机制 |
| 5.3 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生长的趋势 |
| 5.3.1 内生化 |
| 5.3.2 精细化 |
| 5.3.3 社会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4）精准扶贫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对象、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扶贫 |
| (一) 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 |
| (二) 我国扶贫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
| (三) 我国扶贫存在的问题、不足和对策探讨 |
| 二、精准扶贫 |
| (一) 精准扶贫的内涵 |
| (二) 精准扶贫的基本内容 |
| 三、易地扶贫搬迁 |
| (一) 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概念界定 |
| (二) 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移民的关系辨析 |
| 四、易地扶贫搬迁的配套政策体系 |
| (一) 搬迁农户住房建设的支持政策 |
| (二) 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支持政策 |
| (三) 易地扶贫搬迁的土地支持政策 |
| (四) 搬迁户生计重建的支持政策 |
| (五) 产业发展与就业支持政策 |
| 五、易地扶贫搬迁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口迁移理论 |
| (二) 生态价值理论 |
| (三) 生态贫困理论 |
| (四) 生态文明理论 |
| (五)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实践和国际经验借鉴 |
| 一、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发展历程 |
| (一) 初步探索阶段(1982~1990) |
| (二) 常规化与扩展阶段(1991~2000) |
| (三) 整体推进阶段(2001~2010) |
| (四) 政策强化阶段(2011~2014) |
| (五) 精准扶贫阶段(2015年至今) |
| 二、易地扶贫搬迁的国际经验借鉴 |
| (一) 国外生态移民安置的主要做法 |
| (二) 国外生态移民搬迁的经验启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现状及案例分析 |
| 一、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意义及总体规模 |
| (一) 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差异分析 |
| (二) 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意义 |
| (三) 武陵山片区“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总体规模 |
| 二、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现状 |
| (一) 武陵山片区省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部署落实情况 |
| (二) 武陵山片区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案及完成情况 |
| (三) 武陵山片区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计划安排 |
| 三、经典案例分析及其模式、经验 |
| (一) 武陵山片区各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具体案例 |
| (二) 易地扶贫搬迁户深度访谈案例 |
| (三) 武陵山片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创新模式 |
| (四) 武陵山片区有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特色经验 |
| 第四章 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效果评估与分析 |
| 一、易地扶贫搬迁效果评估文献分析 |
| 二、基于多维贫困视角的易地扶贫搬迁效果评估分析框架 |
| (一) 综合减贫绩效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二) 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 三、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实证分析 |
| (一) 调研设计与实施概况 |
| (二) 搬迁群众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的认同度分析 |
| (三) 调查问卷分析结论及相关建议 |
| 第五章 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
| 一、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搬迁后脱贫产业发展乏力 |
| (二) 征地费用高,县级财政压力大、农户自筹资金难 |
| (三) 对象精准识别存在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
| (四) 集中安置各有限制,搬迁方式选择难 |
| (五) 项目审批手续繁,工程招标提速难 |
| (六) 分散安置点建房安全监管不到位 |
| (七) 拆旧复垦落实难,且与传统村落保护相矛盾 |
| (八) 社区管理有漏洞,基层治理存隐患 |
| 二、易地扶贫搬迁向“稳得住、能致富”纵深推进的对策建议 |
| (一) 精准对接产业,助推搬迁扶贫 |
| (二) 积极报告呼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
| (三) 优化创新搬迁模式,分类保障农户生计 |
| (四) 简化项目审批,加快工程招投标进度 |
| (五) 强化分散安置点建房安全监管 |
| (六) 加大拆旧复垦执行力度 |
| (七) 狠抓新型社区治理,化解基层搬迁纠纷 |
| (八) 在易地搬迁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 |
| 第六章 结论及易地扶贫搬迁后时期相关政策研究展望 |
| 一、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
| 二、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
| 三、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后时期相关政策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B：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C：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调查访谈提纲 |
（5）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五、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俐侎人的族群身份与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俐侏人概况 |
| 一、族群名称及其历史渊源 |
| 二、族群地域分布情况 |
| 三、族群人口发展及流动情况 |
| 第二节 俐侎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生活 |
| 一、俐侎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 |
| 二、历史遭遇的地域投射:俐侎人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三、俐侎人的总体教育状况 |
| 第三节 现今俐侎人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
| 一、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 |
| 二、政策待遇的忽视问题 |
| 三、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 |
| 第二章 俐侎人的族群风俗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俐侎人的民间信仰 |
| 一、万物有灵:祭社林、田地、山神、畜神、龙洞等 |
| 二、多神崇拜:祭家庙、土庙、石佛 |
| 三、俐侎人的禁忌和习惯法 |
| 第二节 家堂祭祀与族内融通:俐侎人的节庆礼仪 |
| 一、“桑沼哩”:俐侎人的情人节 |
| 二、火把节:俐侎人的“团圆节” |
| 三、春节和其他节日:对祖先的敬畏与祈求 |
| 第三节 早婚内婚与葬祭以礼:俐侎人的婚丧嫁娶 |
| 一、婚姻 |
| 二、丧葬 |
| 三、生育 |
| 第四节 靠山吃山与自给自足:俐侎人的衣食住行 |
| 一、一袭黑衣掩映下的风华:俐侎人的服饰文化 |
| 二、靠山吃山的简约自然:俐侎人的饮食文化 |
| 三、依山而居的大通房:俐侎人的建筑文化 |
| 四、“交通基本靠走”:俐侎人的出行方式 |
| 第五节 心口相传与自我强化:俐侎人的语言文化 |
| 一、俐侎人的民族语言 |
| 二、俐侎人的民歌小调 |
| 三、俐侎人的民间故事 |
| 第三章 俐侎学生学校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复刻:国家教育的区域化写照 |
| 一、学校日常教育结构 |
| 二、教育管理活动结构 |
| 第二节 守望:学校教育的地方性意义 |
| 一、教育维稳 |
| 二、教育支边 |
| 第三节 洞察:地方教育的本土化努力 |
| 一、教育场域中的本土课程 |
| 二、学校场域中的地方知识 |
| 第四章 俐侎学生社会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嵌入与共变:社会场中的教育场域 |
| 一、俐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 |
| 二、俐侎地区的社会力量的教育作为 |
| 第二节 早婚与懒散:俐侏族群文化的教育影响 |
| 一、早恋早婚:小登科压倒大登科 |
| 二、懒散宽松:族群生活习性的教育制约 |
| 第三节 害羞与实用:俐侎族群心理的教育影响 |
| 一、害羞腼腆:封闭环境下的闭塞心理 |
| 二、实用实际:打工潮的影响和追逐眼前利益 |
| 第五章 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社会学分析 |
| 第一节 护佑与闭环:俐侏族群文化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社会护佑: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学生的“放任自流” |
| 二、社会闭环: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族群再生产的维持 |
| 第二节 维稳与接轨:教育体制对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维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结构化功能 |
| 二、接轨:国家教育结构的同化与涵化作用 |
| 第三节 抵制与反哺:俐侎学生在结构化环境中的微权力 |
| 一、文化抵制:对族群传统社会结构的反抗与超越 |
| 二、文化反哺:由俐侎学生推动的区域社会变迁 |
| 第六章 反思与奠基:从田野经验到迈向区域教育社会学 |
| 第一节 走进田野:田野调查的初见与追索 |
| 一、初入田野:满腔热诚和不知所措交织的旅程 |
| 二、再访田野:灵活变通与随时跟进并存的探险 |
| 第二节 形成文本:田野资料的处理与运用 |
| 一、处理访谈资料:录音的整理、筛选和取用 |
| 二、处理纸质文献:材料的归类、编码和提取 |
| 第三节 未来之路:迈向一种“区域教育社会学” |
| 一、“区域教育社会学”何以可能 |
| 二、区域教育社会学的田野经验 |
| 三、区域教育社会学的实践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评价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价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2.1 烟叶产业链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组织 |
| 2.1.2 产业链 |
| 2.1.3 农业产业链 |
| 2.1.4 烟叶产业链 |
| 2.2 博弈论 |
| 2.2.1 博弈论概念 |
| 2.2.2 博弈规则 |
| 2.2.3 博弈研究方法 |
| 2.3 交易成本理论 |
| 2.3.1 交易成本概念 |
| 2.3.2 交易成本与纵向一体化 |
| 2.3.3 交易成本测算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外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状况 |
| 3.1 国外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状况 |
| 3.1.1 跨国烟草公司烟叶采购模式 |
| 3.1.2 国外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 |
| 3.1.3 国外烟农合作组织模式 |
| 3.2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状况 |
| 3.2.1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演进过程 |
| 3.2.2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现状 |
| 3.2.3 中国烟叶生产组织模式现状 |
| 3.2.4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运行绩效评价 |
| 4.1 评价原则 |
| 4.2 评价方法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法 |
| 4.3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运行绩效评价模型构建及检验 |
| 4.3.1 评价指标体系 |
| 4.3.2 评价量表信效度检验 |
| 4.3.3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3.4 评价模型构建 |
| 4.3.5 评价赋值与合成 |
| 4.3.6 评价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变革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变革潜在影响因素界定 |
| 5.2 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变革关键影响因素界定 |
| 5.2.1 关键影响因素确立 |
| 5.2.2 关键影响因素解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优化设计 |
| 6.1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传统模式优化分析 |
| 6.1.1 烟草行业内部优化措施评价 |
| 6.1.2 传统模式优化空间博弈分析 |
| 6.2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工业公司主导模式设计 |
| 6.2.1 优化准则与优化角度 |
| 6.2.2 烟叶交易属性分析 |
| 6.2.3 “工业公司+烟农”模式成本收益分析 |
| 6.2.4 烟叶生产组织模式优化分析 |
| 6.2.5 “工业公司+烟农”模式可行性分析 |
| 6.3 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实证分析：某工业公司案例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新模式实施路径设计 |
| 7.1 “工业公司+烟农”模式实施试点 |
| 7.1.1 试点与资源调整 |
| 7.1.2 新模式下烟叶基地运作 |
| 7.2 烟农合作组织建设推进 |
| 7.3 烟叶税制改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目标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合作 |
| 1.3.2 合作社 |
| 1.3.3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 1.3.4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
| 1.3.5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 1.3.6 农民专业合作社 |
| 1.4 结构框架及技术路线 |
| 1.4.1 结构框架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 1.5.1 数据来源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不足之处 |
| 2 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机制：一般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1 合作社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合作社治理理论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成员特征 |
| 2.2.1 农户行为的假定 |
| 2.2.2 参与主体的特征 |
| 2.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外部环境 |
| 2.3.1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
| 2.3.2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影响 |
| 2.3.3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统”与“分”矛盾 |
| 2.3.4 我国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 2.4 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的类型 |
| 2.4.1 成员与成员(代表)大会之间的委托代理 |
| 2.4.2 成员大会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 |
| 2.4.3 理事会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 |
| 2.4.4 核心成员与中小社员之间的委托代理 |
| 2.4.5 外部投资者与合作社之间的委托代理 |
| 2.5 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的代理问题 |
| 2.5.1 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 |
| 2.5.2 合作社的内部控制 |
| 2.5.3 隧道效应 |
| 2.6 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的分析框架 |
| 2.6.1 分析的切入点 |
| 2.6.2 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的分析框架 |
| 2.7 结论与讨论 |
| 3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历史演进与现状：委托代理关系视角 |
| 3.1 当代合作思想演变 |
| 3.1.1 消费合作思想 |
| 3.1.2 信用合作思想 |
| 3.1.3 生产合作思想 |
| 3.1.4 新古典合作思想 |
| 3.2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的历史考察 |
| 3.2.1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委托代理关系 |
| 3.2.2 人民公社时期的委托代理关系 |
| 3.2.3 转型时期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 |
| 3.3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发展阶段 |
| 3.3.1 萌芽时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
| 3.3.2 发展初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
| 3.3.3 转型时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
| 3.4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
| 3.4.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主体多元化 |
| 3.4.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不很规范 |
| 3.4.3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有限 |
| 3.4.4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分配机制不完善 |
| 3.5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因素 |
| 3.5.1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合作社发展的体制约束 |
| 3.5.2 土地制度变迁是合作社演进的外部约束 |
| 3.5.3 市场和自然的双重矛盾是合作社演进的外部压力 |
| 3.5.4 参与主体的异质性是合作社演进的内部诱因 |
| 3.6 结论与讨论 |
| 4 同质性条件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与案例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相关文献回顾 |
| 4.3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同质性产生的条件 |
| 4.3.1 共同利益是农户合作的前提 |
| 4.3.2 要素禀赋的同质性是农户合作的基础 |
| 4.3.3 产出品的同质性是农户合作的条件 |
| 4.3.4 动机和角色的同质性是合作社运行的保证 |
| 4.4 同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 |
| 4.4.1 同质性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特点 |
| 4.4.2 同质性专业合作社的成员行为特征 |
| 4.5 同质性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 |
| 4.5.1 同质性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结构 |
| 4.5.2 同质性专业合作社的控制权结构 |
| 4.5.3 同质性专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结构 |
| 4.6 同质性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案例分析 |
| 4.6.1 引言 |
| 4.6.2 研究方法 |
| 4.6.3 案例背景 |
| 4.6.4 案例分析 |
| 4.6.5 结论与启示 |
| 4.7 结论与讨论 |
| 5 异质性条件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与案例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相关文献回顾 |
| 5.3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结构产生的条件 |
| 5.3.1 成员人口统计特征的异质性 |
| 5.3.2 资源禀赋和角色的异质性 |
| 5.3.3 风险承担与期望的异质性 |
| 5.3.4 成员能力的异质性 |
| 5.4 异质性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 |
| 5.4.1 异质性合作社成员关系模型 |
| 5.4.2 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的委托代理关系 |
| 5.5 异质性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 |
| 5.5.1 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 |
| 5.5.2 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控制权 |
| 5.5.3 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收益权 |
| 5.5.4 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决策权 |
| 5.6 同质性与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比较 |
| 5.6.1 委托代理链长度不同 |
| 5.6.2 成员信息结构不同 |
| 5.6.3 成员关系性质不同 |
| 5.7 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案例分析 |
| 5.7.1 引言 |
| 5.7.2 研究方法 |
| 5.7.3 案例背景 |
| 5.7.4 案例分析 |
| 5.7.5 结论与启示 |
| 5.8 结论与讨论 |
| 6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机制 |
| 6.1 引言 |
| 6.2 相关文献回顾 |
| 6.3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 |
| 6.3.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大会 |
| 6.3.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会 |
| 6.3.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监事会 |
| 6.4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
| 6.4.1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的可能性 |
| 6.4.2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的稳定性 |
| 6.5 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的理论基础 |
| 6.5.1 产业组织理论 |
| 6.5.2 公司治理理论 |
| 6.5.3 交易费用理论 |
| 6.5.4 产权理论 |
| 6.5.5 委托代理理论 |
| 6.5.6 公共选择理论 |
| 6.6 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机制 |
| 6.6.1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治理机制 |
| 6.6.2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外部治理机制 |
| 6.7 结论与讨论 |
| 7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的实证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相关文献回顾 |
| 7.3 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的实证分析 |
| 7.3.1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的度量 |
| 7.3.2 分析结果 |
| 7.3.3 结论与启示 |
| 7.4 合作社两类主要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 |
| 7.4.1 “成员—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 |
| 7.4.2 “中小成员—核心成员”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 |
| 7.5 两类委托代理关系治理与合作社绩效：案例分析 |
| 7.5.1 引言 |
| 7.5.2 研究方法 |
| 7.5.3 案例背景 |
| 7.5.4 ESBY合作社两类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 |
| 7.5.5 两类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绩效 |
| 7.5.6 结论与启示 |
| 7.6 结论与讨论 |
| 8 国外不同类型的国家农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及其治理经验 |
| 8.1 引言 |
| 8.2 国外不同类型的国家农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 |
| 8.2.1 “人少地多”型国家农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 |
| 8.2.2 “人地适中”型国家农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 |
| 8.2.3 “人多地少”型国家农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 |
| 8.2.4 “东亚模式”型国家农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 |
| 8.3 国外农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的主要经验 |
| 8.3.1 “人少地多”型国家农业合作社的治理 |
| 8.3.2 “人地适中”型国家农业合作社的治理 |
| 8.3.3 “人多地少”型国家农业合作社的治理 |
| 8.3.4 “东亚模式”型国家农业合作社的治理 |
| 8.4 结论与讨论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改进成员要素合作方式 |
| 9.2.2 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 |
| 9.2.3 完善合作社的制度体系 |
| 9.2.4 健全合作社的监督机制 |
| 9.2.5 社会资本参与合作社治理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调查问卷 |
| 附录2 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问卷 |
| 致谢 |
（8）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理论 |
| 2.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涵义 |
| 2.2 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理论 |
| 2.2.1 交易成本理论 |
| 2.2.2 契约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机制理论 |
| 第三章 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延边州合作组织发展历程 |
| 3.1.1 延边州合作组织互助组成立 |
| 3.1.2 延边州供销合作社的成立 |
| 3.2 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概况 |
| 3.3 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分析 |
| 3.3.1 样本数据选择及说明 |
| 3.3.2 合作社的性质与制度 |
| 3.3.3 合作社的业务与模式 |
| 3.3.4 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对合作社的扶持 |
| 3.4 “党支部＋合作社”模式的分析 |
| 3.4.1 “党支部＋合作社”模式现状 |
| 3.4.2 “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案例分析 |
| 3.4.3 “党支部＋合作社”模式取得的成效 |
| 第四章 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
| 4.1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盲目性 |
| 4.2 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融资渠道 |
| 4.3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规模小 |
| 4.4 农民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生产程度低 |
| 4.5 “党支部＋合作社”的模式带动力不足 |
| 第五章 促进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1 政府继续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力度 |
| 5.2 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
| 5.3 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的对接平台 |
| 5.4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
| 5.5 深化“党支部＋合作社”模式,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表 |
（9）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标与研究主题 |
| 三、基本概念及范畴界定 |
| 四、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
| 五、论文的思路、内容与架构 |
| 六、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七、论文的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1949年以前)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民国时期合作思想的繁荣 |
| 一、国外重要合作思想在中国传播 |
| 二、国内合作界的思想创新 |
| 第二节 实践渊源—民国时期合作实践的探索 |
| 一、民国知识分子的合作探索 |
|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运动 |
| 三、共产党统治区的合作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形成与变迁(1949-1978年)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发端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崛起 |
| 第二节 国家运动影响下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 |
| 一、人民公社化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扭曲及纠偏 |
| 二、文化大革命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异及整顿 |
| 第三节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建成贯通城乡的物资流通体系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变身全民所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 |
| 二、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评价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 |
|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与人民公社解体 |
| 二、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和社会服务体制变革 |
| 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农产品价格放开 |
|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过程 |
| 一、1978-1982年酝酿期：恢复“三性” |
| 二、1983-1992年突破、发展期：五个突破、六个发展 |
|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民办方向与经营承包责任制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独立体系断裂,受地方行政干预明显 |
| 第四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市场化探索的制度绩效 |
| 二、市场化探索的制度评价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1992-2001年) |
|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起因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二、供销合作社面临严峻形势 |
|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 |
| 一、1992-1995年：市场化冲击与谋求系统独立 |
| 二、1995-2001年：生存考验期 |
|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系统再造及参与农业产业化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资产“被流失” |
| 第四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 |
| 二、对市场化转型的制度评价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供销合作社制度新发展(2002-2012年) |
| 第一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 |
| 一、“三农”问题凸显与国家对“三农"的大力扶持 |
| 二、基层供销合作社扭亏为盈,市场经营步入正轨 |
| 第二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过程 |
| 一、2002-2006年：市场化主导的“四项改造” |
| 二、2006年开始：国家支持下的“新网工程” |
| 三、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供销合作社新发展 |
| 第三节 “新网工程”—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
| 一、国家扶持下的供销社“新网工程” |
| 二、“新网工程”的现实应用 |
| 三、“新网工程”的预期效果 |
| 第四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新时期供销社的制度绩效 |
| 二、新时期供销社的制度评价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借鉴 |
| 第一节 国内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
| 一、云南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 |
| 二、江苏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 |
| 三、台湾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分析 |
| 第二节 对日本、美国合作社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一、对日本农协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二、美国农业合作社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第三节 国内外比较带来的启示 |
| 一、合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 |
| 二、成功的合作社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
| 三、建成社员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 |
| 一、历史模式的理论支撑 |
| 二、历史模式的制度结构 |
| 三、历史模式的优点与不足 |
| 第二节 展望：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新制度模式 |
| 一、新制度模式的理论支撑 |
| 二、新制度模式的结构 |
| 第三节 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
| 一、社有企业的多元化、集团化经营—公司化发展趋向 |
| 二、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融合发展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模式是中国特色制度创新模式的缩影 |
| 二、供销合作社真正打造成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漫长的过程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10）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经济学中的市场秩序研究 |
| 1.1.1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秩序考量与自发秩序理论 |
| 1.1.2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
| 1.1.3 宏观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分析 |
| 1.1.4 本土学者对市场秩序的研究 |
| 1.1.5 本土学者对于粮食市场秩序的研究 |
| 1.2 社会学对市场秩序的理解 |
| 1.2.1 对嵌入性的论证 |
| 1.2.2 新老经济社会学中的市场秩序 |
| 1.2.3 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中的市场秩序问题 |
| 1.3 解释框架与基本概念 |
| 1.3.1 体系中的秩序 |
| 1.3.2 基本概念 |
| 1.3.3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1.4.1 方法论的考虑 |
| 1.4.2 选取的产业调查对象:粮食产业 |
| 1.4.3 选取的社区调查对象:安徽省桐汭县 |
| 1.4.4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
| 第2章 作为社会结构的粮食市场体系 |
| 2.1 粮食市场体系的结构 |
| 2.1.1 关系结构:一个多维和多层次的中心-边缘体系 |
| 2.1.2 制度与场域:强大的权力媒介 |
| 2.1.3 不可忽视的行动者 |
| 2.2 体系概念的理论资源:作为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基础 |
| 2.2.1 西方理论家对于国家自主性的认知及其迟疑 |
| 2.2.2 对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基础的讨论 |
| 2.2.3 国家自主性在粮食市场体系中的体现 |
| 2.3 体系概念的政策依据:一种迅速上升的文本现象 |
| 2.3.1 "体系"一词在农业政策文本中用量的增加 |
| 2.3.2 "体系"一词在农业政策文本中的用法 |
| 2.3.3 体系与体制 |
| 第3章 粮食市场化与粮食市场体系的形成 |
| 3.1 对粮食市场化过程的重新解释 |
| 3.1.1 体系形成是价格放开的结构条件 |
| 3.1.2 粮食市场化的方向明确阶段(1978-1992年) |
| 3.1.3 中央集权、市场统一与主体多元的同步发展阶段(1993-2004年) |
| 3.1.4 体系的中心结构强化阶段(2004年至今) |
| 3.2 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 |
| 3.2.1 粮食生产主体的规模分化 |
| 3.2.2 粮贩子队伍的发展壮大 |
| 3.2.3 粮食购销主渠道的内部分化 |
| 3.2.4 桐汭县的粮食购销主渠道 |
| 3.2.5 非国有粮食加工企业的发展壮大与分类 |
| 3.3 市场空间体系与行政区划体系的分离 |
| 3.3.1 市场空间结构的改变 |
| 3.3.2 大型粮油批发市场的空间分布 |
| 第4章 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 |
| 4.1 我国农业/粮食行政管理体系基本结构 |
| 4.1.1 我国农业/粮食行政管理体系的一般结构 |
| 4.1.2 地方农业/粮食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区域差异 |
| 4.1.3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
| 4.2 农业/粮食行政管理体系的弊病以及调整 |
| 4.2.1 既有的讨论 |
| 4.2.2 多头管理与整合努力 |
| 4.2.3 过度集权与分权实践 |
| 4.3 粮食局系统的集权化 |
| 4.3.1 基层粮站与农民关系的断裂 |
| 4.3.2 粮食局系统的集权化 |
| 第5章 粮食市场体系的中间结构 |
| 5.1 国家财政扶持政策与中间结构的形成 |
| 5.1.1 财政扶持的重点从基层转向企业 |
| 5.1.2 财政扶持转向企业的机制 |
| 5.2 国家粮食储备政策与中间结构 |
| 5.2.1 我国储备粮制度的演变 |
| 5.2.2 国家粮食储备的行政管理 |
| 5.2.3 承储与代储制度及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3 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建设与中间结构 |
| 5.3.1 政府发展批发市场的努力 |
| 5.3.2 国家对两种市场空间体系的整合 |
| 5.4 在钻营的过程中被制度化 |
| 5.4.1 中心结构对于市场法人的制度化甄别 |
| 5.4.2 法人行动者的策略性嵌入 |
| 第6章 粮食市场体系的边缘结构 |
| 6.1 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困境 |
| 6.1.1 经营农户及其在桐汭的分布 |
| 6.1.2 11个村民组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 |
| 6.1.3 经营农户可持续发展的困难 |
| 6.2 基层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退化与结构改变 |
| 6.2.1 体系的形成与基层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的虚化 |
| 6.2.2 基层组织农业服务体系的新结构 |
| 6.3 个体户的角色双重化 |
| 6.3.1 作为政府为农服务帮手的农村个体户 |
| 6.3.2 作为管理对象的个体户 |
| 6.3.3 对体系的顺从或远离 |
| 第7章 体系维系秩序 |
| 7.1 体系的关系结构对市场秩序的影响 |
| 7.1.1 我国粮食市场体系结构的完整性及其相互协调 |
| 7.1.2 作为"补台机制"的边缘结构 |
| 7.2 体系的制度/场域结构对市场秩序的影响 |
| 7.2.1 国家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手段 |
| 7.2.2 体系化的微观控制 |
| 7.2.3 体系内的相互牵制 |
| 7.2.4 体系的自我修正能力 |
| 7.3 部分地重建粮食市场的计划性 |
| 7.3.1 粮食基本自给政策 |
| 7.3.2 产量控制 |
| 7.3.3 流通量的控制 |
| 第8章 结语:体系自身的不确定性 |
| 8.1 体系的自我否定趋势 |
| 8.2 体系自我改进的可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卷内备考表 |
四、部分省供销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座谈会在宜昌市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视阈下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D]. 赵宝星. 延边大学, 2020(05)
- [2]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中社会组织的生长逻辑[D]. 殷烁.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4]精准扶贫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研究[D]. 王鑫.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5]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6]中国烟叶产业链组织模式评价与优化研究[D]. 钟术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03)
- [7]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机制研究[D]. 袁久和. 华中农业大学, 2013(12)
- [8]延边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D]. 王姝. 延边大学, 2013(S2)
- [9]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D]. 陈振平. 武汉大学, 2013(07)
- [10]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D].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