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部农业发展战略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梁梦宇[1](2021)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如何将乡村置于与城镇同等战略地位,如何客观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认识其影响因素等,都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面对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协调城乡生产力水平为目标,探索“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借此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发展的阶段合理性,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界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总结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等,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兼顾”乃至“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的“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都是对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阶段性演变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奠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新时代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构建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空间。本文利用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城乡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的城乡融合度都显着提升。其中,2002-2018年,中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度从0.29提升至0.66;对应耦合协调等级,中国整体摆脱了“失调”等级,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互促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耦合协调等级不高,因为多数省份目前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进入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依然明显。再次,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影响因素与城乡融合度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找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城乡融合度为参考数列,探究2007-2018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通过关联度排序,了解各因素在推进城乡融合度提升中作用的大小,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显着受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与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等多维因素影响。其中,城乡要素流动、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的顺畅化及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亟待加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后,总结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先导性与参照作用。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城乡发展又受共同经济规律支配,本文考察了美英德法日韩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总结了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三是以乡村为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着力保护农村农民的利益。此外,各国注重开展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将城乡发展的法治化贯穿其中,这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提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助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新突破。本文结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索考察国外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等”得出的结论,从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与城乡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助力城乡要素流动的顺畅化;二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通过重点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助力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备化;四是通过开拓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助力城乡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叶璐[2](2021)在《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施追赶战略的导向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平等的问题逐渐凸显。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差距已逐步延伸至经济、社会等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多维”应该成为城乡差距相关研究的重要视角。在城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城乡差距如何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各个维度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怎么的关联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差距的演变是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阻滞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在对中国70年城乡关系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3-2017年的数据,对居民生活、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和社会民生四个维度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基于多维不平等的理念,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城乡差距成因以及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资本规模的影响作用,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同时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相关战略的部署和政策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撑。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多维视角下测度的城乡综合差距以-0.45%的年均速度波动下降,并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缓慢下降,但差距水平依然保持高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逐渐凸显。产业发展和要素配置方面的差距呈“固化”特征,甚至出现加剧态势。(2)居民生活与社会民生维度的城乡差距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内在效应;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具有单向的“加剧”效应。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存在互动的负向关系。(3)四类形成因素对不同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每增长一单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12,要推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化方面,非国有化程度每上升1%,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缩减0.33,要素配置、社会民生的城乡差距分别增加0.88、1.33,因此,要完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引导。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居民生活、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缩减0.24、1.88,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增加0.77。城市规模结构每上升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扩增0.17,因此,要以户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意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民覆盖率。财政方面,涉农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生活、产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分别扩增0.62、0.76,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缩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长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42,亟待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财政政策“城镇导向”、“经济导向”效应。(4)城乡综合差距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各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经济GDP受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少0.03、0.01单位;经济TFP受到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小0.01、0.01单位。社会民生、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对实际消费规模的影响依次递减,差距每扩增1单位,消费规模分别缩减0.11、0.04单位。实际资本规模在受民生、要素配置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下降0.02、0.04单位。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对消费规模具有“净正向效应”。城乡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阻滞效应,缩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城乡差距的指标体系;二是从多维不平等视角出发,将多维城乡差距纳入同一框架,在分析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检验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从经济发展新格局出发,实证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多维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迟也迪[3](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刘丸源[4](2021)在《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既是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也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性不平等,还和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有关。某一国家地区或人口群体的贫困大都表现为有密切关系直观可见的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现象,有着复杂深刻的生产方式基础与经济社会根源,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受制于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贫困本质与根源等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和经验讨论。消除贫困是人类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追求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前提,贫困现象首先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就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更是将贫困视为研究的基本命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大多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市场失灵等经济运行或个体性质层面,研究导致贫困发生的技术性成因,较少从生产方式层次或经济制度出发,对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进行系统深入剖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制度选择与结构性减贫施策,从实践上来看也存在诸多局限。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贫困的本质,深入剖析贫困发生与摆脱的运行规律、制度根源和影响因素,提出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方略、制度安排与减贫机制,以及区域与群体上的结构性减贫策略,最终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反贫困研究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启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启动大规模减贫计划,推进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实现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反贫困研究的科学性。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决定性成就,但是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补齐扶贫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国家普查期,检验成效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做好脱贫攻坚质量的综合测度和评估,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提升脱贫质量,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质量成色才经能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贫困成因与表征及多维度量、减贫施策及成效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献,但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关于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多为诸如“五个一批”等脱贫路径及政策成效的分析,缺乏聚焦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深入考察。一些涉及脱贫质量的研究,多是基于能力贫困或多维贫困方法的减贫成效测度,较少涉及脱贫质量的系统研究或高质量脱贫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不只是脱贫目标的如期完成,还有贫困地区的高质量退出、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不仅表现为贫困发生率等进度性或规模性脱贫指标的达成,还反映多维、稳定、可持续脱贫和返贫风险可控等质量指标的实现。这种全面而可持续的高质量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显着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科学剖析贫困的经济性质与变化规律,结合中国贫困结构性分布国情和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构建脱贫质量和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界定与度量,审视与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质量,从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两个方面,研究提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与施策重点。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1)首先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提出如何理解脱贫质量、如何推动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这一研究核心主题;(2)围绕贫困研究与脱贫质量分析,进行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审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减贫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研究成果,评述了中国精准扶贫与提升脱贫质量的研究进展,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科视角;(3)进而,围绕本文核心主题——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针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析框架,提出与之相适宜的多维度量标准,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多维涵义、本质特征与度量标准;(4)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与测度方法,一方面,进行中国反贫困质量评价和成效分析,另一方面,采集典型区域的样本数据,对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开展经验实证分析;(5)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探讨提出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即夯实高质量脱贫的物质基础,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以之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和贫困治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贫困成因与表征、贫困识别与测度、减贫路径及施策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有瞄准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中国面临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交汇点,研究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聚焦脱贫质量和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研究,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也可以为中国夯实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尝试构建了一个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析框架。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国际上诸如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成果,高质量脱贫范畴即从全员脱贫、可持续脱贫、多维系统脱贫以及相对贫困解决等综合视角,对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探讨高质量脱贫的特征、识别与测度等问题,针对中国高质量脱贫进程运用数据实证评估了脱贫质量短板,全面地界定了高质量脱贫的因素等问题,针对脱贫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三,对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经验。论文在对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和论断基础上,选择以四川省阿坝州为典型区域样本,采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综合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张晨瑶[5](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孟宝[6](2020)在《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解析与优化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及开发利用的优化已成为我国发展亟需解决的战略任务。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长江经济带覆盖区国土空间的集约、高效和绿色开发是实现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基础保障。四川省宜宾市地处长江经济带上游,是典型的沿江节点城市。近年来,金沙江水电能源资源开发、高铁经济带动、港口辐射效应和四川南向开发重要枢纽门户等复合优势成为宜宾市发展的新动力,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提升了其国土空间开发的强度。在共抓长江大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功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识别、开发冲突及优化思路分析,助推其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新格局的形成,创新国土空间优化开发利用模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现实需求为导向和现状问题为牵引,通过对宜宾市国土空间自然地理要素和已有发展要素的评析,结合历史时期空间开发的格局与功能特征,明晰国土空间演变的趋势和驱动力特征。结合现状功能评析及分类,开发利用冲突测度与分类等,在全方位解析空间功能现状的基础上,以标定功能和优化目标为基础和导向,提出国土空间优化利用的创新模式。最后,在解析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市域和长江经济带上游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多目标权衡两个方面提出了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优化的思路。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利用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7个时间点30 m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发现28年间宜宾市国土三生空间演变基本特征表现如下:宜宾市生活空间主要分布区、增扩区在市域中部,且沿江两侧分布特征显着;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市域中部和北部,以沿岷江、长江两侧的平坝、低丘区最为集中;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市域西部屏山县、南部中低山区的兴文县、长宁县、珙县、筠连县等。从海拔梯度来看,坡度2~8°之间、15°以上;海拔236~600 m范围是空间变化的剧烈区;水平向上来看,宜宾市国土空间以沿长江为轴线,沿江两侧10 km范围是空间用地类型变化最为集中的区域。通过开发历史梳理,宜宾市空间开发经历了由萌芽状态→外力驱动为主→内生动力显现→内外动力共同推动的演进过程;而空间功能特征从原始性模糊性→区外需求依附性→不稳定性→功能重构→内外功能趋向稳定。2000年以前宜宾市空间开发格局呈现围绕农业和初级工矿业发展的特征;而在2000年以后,其空间开发则转向围绕城市和工业园区的基本开发格局。(2)利用熵值法对宜宾市185个乡镇三生功能现状评价得出:生活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显着区约占20%,非显着区的约占80%,即反映为一定的二八定律现象,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将宜宾市乡镇功能分为:城镇生活-工业生产优势区(12%)、城镇生活-乡村生活优势区(8%)、乡村生活-农业生产-生态功能产品供给优势区(29%)、乡村生活-农业生产-生态服务功能优势区(20%)、生态服务功能-农业生产功能优势区(31%)等5个功能区类型,并对每类功能区类型的占比、分布和类型特征等进行了分析。(3)基于上限思维、结构思维和底线思维,从现实际开发强度与理论可开发强度比较、景观生态指数冲突测度、土地利用现状和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对比三个方面对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冲突性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显示,开发强度引起的冲突诱因主要有地形限制型、城市密集型和自然保护区型3种类型;从景观生态冲突指数来看,宜宾市1990、2000、2010和2018年4个时期的空间冲突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56、0.53、0.52和0.51,随时间演进冲突程度呈降低趋势;通过开发现状和适宜性评价的结果叠加,把乡镇分为城镇冲突为主、农业冲突为主和生态冲突为主3种类型。基于上述三种冲突的乡镇分级分区,设定判别条件(27种),对三类冲突进行空间叠加后得到的20种组合冲突情况,根据宜宾市乡镇综合冲突类型及归并,将185个乡镇划分为8类冲突。(4)通过设定假设条件,根据理论和实践依据,提出国土空间优化和管控的框架结构模式。核心内涵在于注重基本功能界定的前提下,在国土空间基本管控单元范围内弱化功能分区,通过对国土空间开发管控指标的分解,确定某空间基础单元的框架结构,打破单一主体功能执行的约束和管控区、线延伸影响下的发展活力受限,鼓励确定空间在限定条件下自主优化。根据提出的模式,选择城镇化为主的沙坪街道和农业生产、生活空间为主的僰王山镇为案例区,采用框架结构模式对其理论可开发空间范围和开发强度阈值进行识别,并根据其发展现状、方向和存在的问题,结合框架结构模式提出具体的优化思路。(5)通过梳理宜宾市国土空间利用存在的问题,提出在空间规划层面要尽快依托“双评价”的结果,以沿江0~10 km范围为重点区,在划定城市外围开发边界的同时,划定城市内部的沿江压缩边界,按具体的地势和城市功能区的辐射等,对开发强度做梯度分级;确定点状和线状的生态廊道,恰当分割城市生活区和产业区。在空间管治层面,要在5~10年的时间尺度内对乡镇空间功能和冲突进行重新评价,依据不同的功能界定和冲突表现制定不同的空间管治策略;同时要发挥框架结构模式约束下基本空间管控单元优化的自下而上推动传导机制;在控制性优化和政策性优化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和发挥自主性优化的作用。在具体的执行层面要做好对产业园区规划和运营的管理;探索南部山区转型发展的综合模式;注重生态空间经济效益的发挥;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及划定永久农村地区等。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基于乡镇尺度的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解析与要素关联分析;尝试国土空间冲突性测度与分析的综合视角;空间优化中自上而下目标分解和自下而上功能自主寻优的综合考虑。论文研究的不足受限于数据的全面性、标准化和空间基础单元的不确定,空间功能解析及评价的科学性还待提升;框架结构模式下降尺度的管控指标分解还有待深入分析等。整体而言,论文的研究成果对宜宾市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的推进提供了部分研究支撑,也对长江经济带上游沿江节点城市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优化开发在方法和思路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通过对乡镇尺度的研究及创新尝试,丰富了国土空间优化开发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吕慧娜[7](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周璞[8](2020)在《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分区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落实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改革任务之一,空间分区或区划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要义,也是地球科学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课题。针对当前国土空间分区科学性不足、省级国土空间分区定位不清,以及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资源型地区空间治理亟待加强等问题,本文以全国第一个全省域以资源型经济转型为主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为研究区域,开展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理论和实证综合研究,优化提出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区划的模型方法与技术流程,提出国土空间功能分区方案与空间管制建议,以期为省级空间规划分区方案制定提供理论和技术方法支撑,为促进资源型地区国土空间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导。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一是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体系重构和山西省分区类型改进。在国土空间分类、分区相关理论和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从国土空间功能系统演化机理出发,按照平行维度分类结构的思路,优化构建了五级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体系。根据资源型地区独特的空间演化路径和高质量发展诉求,综合考虑资源产业发展及其外部影响,改进提出了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类型。二是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和区划技术方法体系优化。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指标设置指向性不突出、模型方法机理解释不足,功能判别的量化依据不明晰等问题,引入生态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自组织理论中的协同学等原理,构建了以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为核心,以多功能比较优势分析和空间兼容功能协同性分析为判别标准,以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定性研判为校验准则的技术方法体系。三是开展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评价、综合识别与分区方案制定。构建体现山西特色的国土空间功能“态”“势”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改进的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方法进行多功能适宜性评价。基于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比较优势分析和协同性分析等结果,划定了山西省国土空间主导功能分区方案和复合功能分区方案,兼顾了空间管制的政策需要和增强空间管制弹性的现实诉求,并提出了以功能为导向的空间格局优化建议和分区管治策略。综合山西省分区方案衔接对比和技术方法体系总结讨论,本文提出的功能分区体系、综合识别与区划技术方法基本可行,能够对不同尺度尤其是宏观、中观尺度下的空间分区研究提供一定指导,对完善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理论与方法、指导省级和资源型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践具有良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钱佳欣[9](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大背景下,重视并确立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吉林省达成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基础。本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专家对于城镇化建设的论述为依据,通过走访调研与数据分析总结出吉林省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城镇化水平显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城镇规模体系持续完善,产业集聚效应显着;持续提升城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城镇化综合配套改革协调推进;多项城镇化试点工作已经启动。虽然成就是不小的,但吉林省新型化建设之路依然漫长。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基础设施落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大,经济结构不合理,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弱等等问题都制约着吉林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面对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找出相关原因,并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推动产业结构改革,促使三大产业协调共进。具体表现在:完善传统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构建多种类、全方位的服务业体系,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吉林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既要重点推进长吉大都市发展,又要扩大中部城市群规模,同时强化小城镇的独有特征,全力建设中部城市群,打造极具地方特性的小城镇,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真正做到村民市民化,使他们真正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养老、就业、医疗、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权利,全面实现城乡一体化,完成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李平[10](2020)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能有效突破生态环境的约束,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难题,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吉林省国土面积的86.43%,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急需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允许下的绿色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实现限制开发区在保护中有序开发的目标。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考虑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及分析,探寻绿色发展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作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上丰富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转型,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提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涵,综合归纳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厘清绿色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的关系。(2)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条件、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做以详细分析。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以劳动、资本、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经济指标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呈现V型演变趋势,区域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异逐步增大。(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从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外动力入手,从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调控等方面探讨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部分成立,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驱动因素。(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临江市(森林生态功能区)、梨树县(农产品主产区)、通榆县(草原生态功能区)三个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模式。(5)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强化要素集聚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大方面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增强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二、中部农业发展战略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部农业发展战略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 |
1.2.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关系界定 |
1.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1.2.4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1.2.5 小结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框架图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解析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
2.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阶段(1949-1978) |
2.1.2 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1978-2002) |
2.1.3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2-2017) |
2.1.4 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7-)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
2.2.1 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
2.2.2 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2.2.3 追求城乡平等发展 |
2.2.4 追求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
2.3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
2.3.1 适时调整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
2.3.2 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 |
2.3.3 适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
2.3.4 适时调整城镇与乡村关系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存在问题 |
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及价值目标 |
3.1.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 |
3.1.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3.2.1 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且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
3.2.2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经济的二元性有所减弱 |
3.2.3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且结构不断优化 |
3.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3.3.1 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顺畅 |
3.3.2 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
3.3.3 城乡基础设施不完备 |
3.3.4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度的测算及分析 |
4.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4.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4.1.2 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4.2 测算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测算方法与思路 |
4.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4.2.3 城乡融合度的测算 |
4.3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
4.3.1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省际差异 |
4.3.2 新时代中国与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度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5.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5.1.1 城乡要素流动顺畅化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5.1.3 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 |
5.1.4 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 |
5.2 研究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5.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
5.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5.2.3 灰色关联度的测算 |
5.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5.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差异 |
5.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外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6.1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6.1.1 保障人口要素的合理流动 |
6.1.2 建立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
6.1.3 注重盘活土地要素 |
6.2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
6.2.1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
6.2.2 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
6.2.3 注重发挥社会民众的力量 |
6.3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6.3.1 完善城乡之间的交通网络 |
6.3.2 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
6.3.3 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 |
6.4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 |
6.4.1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6.4.2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
6.4.3 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7.1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
7.1.1 健全人口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7.1.2 强化乡村振兴发展的资金保障 |
7.1.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7.2 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
7.2.1 强化政府的均衡配置责任 |
7.2.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7.2.3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7.3 提高城乡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
7.3.1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
7.3.2 完善城乡交通路网 |
7.3.3 提升农村信息化程度 |
7.4 开拓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 |
7.4.1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7.4.2 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 |
7.4.3 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2)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1.6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城”和“乡”的概念 |
2.1.2 城乡差距的概念 |
2.1.3 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 |
2.1.4 城乡差距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
2.2.2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
2.2.3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论 |
2.2.4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第三章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轨迹 |
3.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战略形成 |
3.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
3.1.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形成 |
3.2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
3.2.1 改革开放前:立国战略下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固化时期 |
3.2.2 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富民战略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冰 |
3.2.3 本世纪初到十八大前: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
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战略下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 |
3.3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问题 |
3.3.1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 |
3.3.2 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分化共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固存 |
3.3.3 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问题凸显,城乡要素配置差距扩大化 |
3.3.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显着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度 |
4.1 城乡差距测度的维度选择 |
4.2 城乡差距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4.2.2 基础指标的选取 |
4.2.3 数据来源、指标处理方法 |
4.3 测度方法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
4.3.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4.3.2 基础指标和维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
4.4 城乡综合差距的测度结果 |
4.4.1 城乡综合差距时序演变分析 |
4.4.2 城乡综合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
4.5 城乡差距的多维度分析 |
4.5.1 多维城乡差距的时序演变分析 |
4.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动态演进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内在关联分析 |
5.1 多维城乡差距形成机制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5.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
5.2.2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检验 |
5.3 估计结果分析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多维城乡差距内在关联性检验 |
5.3.4 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经济效应分析 |
6.1 城乡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6.2 城乡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6.2.1 城乡差距通过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6.2.2 城乡差距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6.3.1 计量模型 |
6.3.2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来源 |
6.3.3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估计 |
6.4.2 城乡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 |
6.4.3 城乡差距对消费需求的机制讨论 |
6.4.4 城乡差距对经济资本的机制讨论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与研究启示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3)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2.1.2 产业结构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理论 |
2.2.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2.2.2 公共经济理论 |
2.2.3 不平衡增长理论 |
2.2.4 产业政策理论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2.3.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2 产业布局理论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2.4.1 国有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
2.4.2 国有经济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
2.4.3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研究综述 |
2.4.4 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4.5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4.6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综述 |
2.4.7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 |
3.1 中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 |
3.1.1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 |
3.1.2 国有经济总量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3.1.3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3.1.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3.2 主要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国际经验 |
3.2.1 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美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概述 |
3.2.2 基于发展阶段的英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历程回顾 |
3.2.3 立足于国情的日本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演进历程 |
3.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现状分析 |
3.3.1 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趋势 |
3.3.2 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分析 |
3.4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
3.4.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
3.4.2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
3.4.3 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
4.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分析 |
4.1.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4.1.2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4.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1 基于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2 基于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4.3 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分析 |
4.3.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市场化的作用 |
4.3.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 |
4.4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分析 |
4.4.1 不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4.4.2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5.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1.3 稳健性检验 |
5.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 |
5.2.1 公共政策类及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检验 |
5.2.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5.3 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5.3.1 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5.3.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5.4 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检验 |
5.4.1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例 |
5.4.2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5.4.3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
5.4.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5.5 基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5.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5.2 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5.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6.1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1.3 稳健性检验 |
6.2 制度基础作用下的内在机制检验 |
6.2.1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检验 |
6.2.2 基于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6.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
6.3.1 基于不同区域范围的异质性检验 |
6.3.2 不同区域范围分组下基于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检验 |
6.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效应 |
6.4.1 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6.4.3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6.5 基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6.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5.2 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6.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政策建议 |
7.1 明确各类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及合理规划其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
7.2 完善市场机制与改进政府干预方式以优化制度基础 |
7.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确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 |
7.4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空间效应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4)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1.2.1 贫困 |
1.2.2 贫困人口 |
1.2.3 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贫困、反贫困以及脱贫质量研究进展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
2.1.1 贫困研究的方法论 |
2.1.2 贫困的根源与本质 |
2.1.3 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路径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2.2.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贫困探索 |
2.2.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 |
2.2.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
2.3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观点 |
2.3.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贫困本质及其解决的理论观点 |
2.3.2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
2.3.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
2.4 脱贫质量相关研究 |
2.4.1 脱贫质量理论分析 |
2.4.2 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进展 |
2.5 小结 |
3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 |
3.1 高质量脱贫内涵 |
3.1.1 高质量脱贫是既定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全员脱贫 |
3.1.2 高质量脱贫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 |
3.1.3 高质量脱贫是涉及收入、教育、医疗的多维度系统脱贫 |
3.1.4 高质量脱贫是消除绝对贫困且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全面脱贫 |
3.2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度量 |
3.2.1 脱贫质量的层次和内涵 |
3.2.2 高质量脱贫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效 |
3.2.3 高质量脱贫的多维识别与度量 |
3.2.4 边缘贫困人口识别 |
3.2.5 脱贫人口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度量 |
3.3 影响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
3.3.1 经济发展水平 |
3.3.2 制度政策因素 |
3.3.3 脱贫方式和机制设计 |
3.3.4 区域和个体因素 |
3.4 本章小结 |
4 质量视角下的中国扶贫历程考察与质效评价 |
4.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的历史考察 |
4.1.1 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 年) |
4.1.2 体制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
4.1.3 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 年) |
4.1.4 双轨并行阶段(2008-2012 年) |
4.1.5 精准扶贫阶段(2013 年至今) |
4.2 中国扶贫开发脱贫质量和成效评价 |
4.2.1 关于中国脱贫质量的相关论述 |
4.2.2 中国扶贫开发的质量与成效 |
4.3 “数量与质量双导向”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
4.3.1 将宏观经济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
4.3.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
4.3.3 构建开放式治理贫困体系 |
4.3.4 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多维度国家减贫战略 |
4.3.5 跨政府部门的减贫机构设置 |
4.3.6 实施益贫式增长、共享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 |
4.3.7 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扶贫机制 |
4.4 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意义 |
4.4.1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
4.4.2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 |
4.4.3 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4.5 本章小结 |
5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证分析 |
5.1 贫困测量及分解 |
5.1.1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
5.1.2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
5.1.3 多维贫困的测量 |
5.1.4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
5.2 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1 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5.2.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5.2.3 关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4 关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 脱贫家庭高质量脱贫因素分析—以四川阿坝州为例 |
5.3.1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5.3.2 研究设计 |
5.3.3 关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4 关于非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5 收入脱贫家庭致贫原因的影响因素 |
5.4 本章小结 |
6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 |
6.1 夯实高质量脱贫的基础 |
6.1.1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6.1.2 培育富民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6.1.3 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
6.1.4 关注贫困人口的益贫式增长 |
6.2 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 |
6.2.1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6.2.2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 |
6.2.3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2.4 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6.3 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
6.3.1 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提升反贫困效率 |
6.3.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6.3.3 大力引进社会力量,提高脱贫效能 |
6.3.4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类实现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摘要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3.3 沈阳经济区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3.4 哈长城市群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作者简介 |
(6)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解析与优化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国土空间规划与发展新格局亟待形成 |
1.1.2 长江经济带“溯源延伸”带来的新机遇与挑战 |
1.1.3 四川省持续南向开放战略需强化支点建设 |
1.2 选题依据、目的和意义 |
1.2.1 选题依据 |
1.2.2 选题目的 |
1.2.3 选题意义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1.3.1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
1.3.2 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及其开发冲突分析 |
1.3.3 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优化模式与提升对策 |
1.4 拟解决关键科学问题 |
1.4.1 长江上游沿江节点城市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权衡 |
1.4.2 基于乡镇尺度三生空间功能优化的多要素匹配性 |
1.5 研究技术路线、方法和数据 |
1.5.1 研究技术路线 |
1.5.2 研究方法与数据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进展 |
2.1 理论基础 |
2.1.1 空间与国土空间概念 |
2.1.2 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3 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组织理论 |
2.1.4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2.1.5 国土空间“双评价”方法和理论 |
2.1.6 空间管治理论 |
2.1.7 系统论 |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2.2.1 关于国土空间规划 |
2.2.2 国土空间开发战略布局 |
2.2.3 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及方法 |
2.2.4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 |
2.2.5 国土空间功能优化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2.4 本研究的理论逻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区空间开发基础要素与开发历史 |
3.1 宜宾市区位 |
3.2 宜宾市国土空间基础要素 |
3.2.1 自然地理概况 |
3.2.2 社会经济概况 |
3.2.3 国土空间基础要素评析 |
3.3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历史 |
3.3.1 明清时期 |
3.3.2 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
3.3.3 20世纪中叶—20世纪80年代 |
3.3.4 20世纪80年代—2010年 |
3.3.5 2010年至今 |
3.4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及功能特征演变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演变及驱动力分析 |
4.1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 |
4.1.1 三生空间及功能的划分 |
4.1.2 三生空间与三区空间 |
4.2 宜宾市国土三生空间格局特征 |
4.2.1 基本特征 |
4.2.2 水平向特征 |
4.2.3 垂直向特征 |
4.3 宜宾市国土三生空间数量结构与内部转移 |
4.3.1 数量结构的变化 |
4.3.2 内部相关转移 |
4.4 宜宾市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分析 |
4.4.1 经济发展驱动 |
4.4.2 宏观政策驱动 |
4.4.3 三生空间演变的关键驱动因子识别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评价 |
5.1 国土空间功能定位 |
5.2 评价的依据 |
5.2.1 评价的原则 |
5.2.2 评价单元的尺度 |
5.2.3 评价的方法 |
5.3 评价的指标体系 |
5.3.1 指标选择 |
5.3.2 数据来源与指标分析 |
5.4 评价结果及分析 |
5.4.1 三生空间二级功能分类评价 |
5.4.2 综合三生空间功能评价 |
5.4.3 不同乡镇三生空间评价聚类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冲突性分析 |
6.1 空间冲突概念与测度 |
6.1.1 空间冲突内涵 |
6.1.2 空间冲突测度 |
6.2 基于开发强度分析的冲突测度 |
6.2.1 开发强度的界定 |
6.2.2 开发强度的计算 |
6.2.3 冲突性分析 |
6.2.4 冲突区和冲突类型 |
6.3 基于景观生态指数的冲突测度 |
6.3.1 景观生态学指数冲突测度方法 |
6.3.2 测度结果与冲突性分析 |
6.4 用地现状与适宜性评价的冲突测度 |
6.4.1 冲突测度 |
6.4.2 冲突性分析 |
6.5 乡镇空间冲突的综合分析 |
6.5.1 综合冲突表达的判别条件设定 |
6.5.2 不同空间冲突的类型与特征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基于框架结构模式的宜宾市国土空间优化分析 |
7.1 国土空间标定功能 |
7.2 优化导向与目标 |
7.3 小尺度单元国土空间优化的框架结构模式 |
7.3.1 模式提出假设及形象表达 |
7.3.2 模式提出的依据 |
7.3.3 模式内涵与构建 |
7.4 基于沙坪街道的实证分析 |
7.4.1 沙坪街道空间演变及利用现状 |
7.4.2 框架约束的沙坪街道适宜开发区 |
7.4.3 沙坪街道空间开发利用优化分析 |
7.5 基于僰王山镇的实证分析 |
7.5.1 僰王山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
7.5.2 框架约束的僰王山镇适宜开发区 |
7.5.3 僰王山镇农业农村空间优化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存在问题及优化分析 |
8.1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
8.1.1 沿江中心城区岸带资源开发与长江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
8.1.2 市域南部山区资源开发主导的转型困境 |
8.1.3 农业主导区特色种植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
8.1.4 乡村生活空间品质亟待提升 |
8.1.5 生态功能显着区生态空间综合效益考虑不够 |
8.2 宜宾市域层面国土空间优化思考 |
8.2.1 空间规划层面 |
8.2.2 空间管制层面 |
8.2.3 重点执行层面 |
8.3 长江经济带上游流域尺度国土空间优化开发的思考 |
8.3.1 厘清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
8.3.2 弹性赋予和刚性管控相结合 |
8.3.3 实施精准生态补偿 |
8.3.4 流域间融合发展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9.2.1 研究特色 |
9.2.2 创新点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9.3.1 研究的不足 |
9.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一、援助的内涵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一、援助对象 |
二、援助方式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一、成文法层面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一、美国 |
二、日本 |
三、欧盟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8)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分区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科学问题和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1.6 完成的工作量 |
2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2.1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1 基本概念界定 |
2.1.2 相关基础理论 |
2.2 国土空间功能识别与分区研究 |
2.2.1 国土空间功能类型划分 |
2.2.2 国土空间功能评价方法 |
2.2.3 国土空间功能识别与分区 |
2.3 国土空间规划发展与分区研究 |
2.3.1 国外空间规划发展与分区类型 |
2.3.2 我国“多规合一”的发展背景与分区对比 |
2.4 资源型地区相关研究 |
2.4.1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研究 |
2.4.2 资源型地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 |
2.4.3 山西省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
2.5 研究进展评述 |
3 山西省国土基本概况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
3.1 研究区概况 |
3.1.1 自然资源环境 |
3.1.2 土地利用状况 |
3.1.3 经济社会发展 |
3.2 国土空间分区现状和开发利用问题 |
3.2.1 现有国土空间分区类型对比 |
3.2.2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主要问题 |
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3.3.1 数据来源 |
3.3.2 数据处理 |
4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体系优化 |
4.1 国土空间优化治理的需求分析 |
4.1.1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理论与现实需求 |
4.1.2 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诉求 |
4.2 国土空间功能演变机理分析 |
4.2.1 国土空间功能演变的一般机理 |
4.2.2 资源型地区空间功能演变的主要特征 |
4.3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类型优化 |
4.3.1 分区体系构建思路与原则 |
4.3.2 “多规合一”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体系优化构建 |
4.3.3 基于省级资源型特征的山西省分区类型改进 |
5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 |
5.1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方法改进 |
5.1.1 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基本原理 |
5.1.2 功能“态”与“势”评价模型 |
5.1.3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 |
5.1.4 改进的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模型 |
5.1.5 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适宜度动态综合评价 |
5.2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指标和参数选取 |
5.2.1 标准地域单元确定 |
5.2.2 功能“态”与“势”评价指标构建 |
5.2.3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与参数选取 |
5.3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适宜度测算和分析 |
5.3.1 功能“态”和“势”测度结果 |
5.3.2 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结果 |
5.3.3 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适宜度测算结果 |
5.3.4 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空间关联分析 |
6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区划 |
6.1 国土空间功能综合判别与分区技术流程优化 |
6.1.1 功能分区的主要原则 |
6.1.2 国土空间功能比较优势分析方法 |
6.1.3 国土空间功能协同性分析方法 |
6.1.4 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分区路径 |
6.2 基于比较优势分析的主导功能识别与分区 |
6.2.1 多功能比较优势分析 |
6.2.2 主导功能调整优化 |
6.2.3 国土空间主导功能分区方案 |
6.3 基于协同分析的潜力功能识别与分区优化 |
6.3.1 国土空间兼容功能性识别 |
6.3.2 兼容功能协同性指数测算 |
6.3.3 兼容潜力功能类型判别 |
6.3.4 国土空间复合功能分区方案 |
6.4 国土空间功能格局主要特征和政策导向 |
6.4.1 功能区的市域分布规律统计 |
6.4.2 功能区分异特征和调控政策 |
6.4.3 与相关分区成果的衔接与对比 |
6.5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和技术体系适用性讨论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
附录2 个人简介和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1.政策背景 |
2.现实背景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研究目的 |
2.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四)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城镇化发展的观点 |
1.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城镇化发展的思想 |
2.列宁有关城镇化发展的思想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观点 |
1.乡村振兴战略 |
2.新型城镇化 |
(三)相关学者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观点 |
1.经济学家厉以宁关于城镇化的观点 |
2.社会学家蔡继明等关于城镇化的观点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性 |
(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
1.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
2.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的融合剂 |
3.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结果 |
4.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成功的重要标志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
1.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 |
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3.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
4.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
第四章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 |
(一)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就 |
1.城镇化率显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
2.城镇规模体系不断优化,产业集聚效应突出 |
3.城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
4.城镇化综合配套改革协调推进 |
5.城镇化试点工作初见成效 |
(二)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1.基础设施与保障制度不完善 |
2.各城镇间发展不均衡 |
3.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
(三)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
1.制度体制因素的制约 |
2.区位因素制约 |
3.产业结构的制约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 |
(一)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城镇化建设壁垒 |
1.对现有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
2.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
3.逐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
4.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
(二)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群辐射作用 |
1.做强长吉大都市 |
2.做大中部城市群 |
3.做优特色小城镇 |
(三)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促使三大产业齐头并进 |
1.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势在必行 |
2.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 |
3.积极打造功能齐全的服务业体系 |
4.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致谢 |
(10)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区域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
1.2.2 限制开发区域研究进展 |
1.2.3 绿色发展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3.4 创新点 |
1.4 本章小结 |
第2章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限制开发区 |
2.1.2 绿色发展 |
2.1.3 绿色发展效率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2.2.4 产业生态学理论 |
2.2.5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3.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与条件 |
3.1.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类型和范围 |
3.1.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
3.1.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与现状分析 |
3.1.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环境发展态势分析 |
3.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方法 |
3.2.1 研究方法 |
3.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3.2.3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
3.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特征 |
3.3.1 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V型演变趋势 |
3.3.2 不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演变趋势不同 |
3.3.3 绿色发展效率时间变化差异特征 |
3.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变特征 |
3.4.1 绿色发展效率整体相对较好,但内部呈两极分化态势 |
3.4.2 绿色发展效率相对低值区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
3.4.3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
3.4.4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特征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4.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
4.1.1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
4.1.2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外生动力 |
4.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4.2.1 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 |
4.2.2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3 科技创新水平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4 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5 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3.1 Tobit模型 |
4.3.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4.3.3 数据来源 |
4.3.4 测算结果 |
4.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
4.4.1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2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3 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4 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5 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 |
5.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 |
5.1.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目标 |
5.1.2 模式选择的原则 |
5.1.3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 |
5.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2.1 典型案例(临江市) |
5.2.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3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5.3.1 典型案例(梨树县) |
5.3.2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5.4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4.1 典型案例(通榆县) |
5.4.2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
6.1 完善体制机制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1.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
6.1.2 发挥目标评价导向作用,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
6.1.3 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机制 |
6.2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2.1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6.2.2 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
6.3 强化要素集聚保障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3.1 加强科技支撑,推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
6.3.2 加大绿色投入,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
6.3.3 集聚优秀人才,激发绿色发展活力 |
6.4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4.1 加强生态建设与修复,提高生态环境容量 |
6.4.2 加快环境综合整治,建立权责明确的环境污染治理制度 |
6.4.3 强化节能降耗,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优化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中部农业发展战略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D]. 梁梦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D]. 叶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4]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刘丸源. 四川大学, 2021(12)
- [5]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6]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解析与优化对策研究[D]. 孟宝.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01)
- [7]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分区优化研究[D]. 周璞.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D]. 钱佳欣.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10]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D]. 李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