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电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解决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华[1](2021)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智能电网运营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正处在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实施的现代经济体系构建的关键转型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产业结构优化和新动能培育效应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智能电网运营状态如何,是否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发展理念实施过程中经济转型发展引起的新电能服务需求,新的电能供应需求对原有的智能电网建设提出哪些新的发展方向,电网企业如何更好地提高运营效率以达到满足用户更高质量电能供应的需求?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中国现阶段电网企业的运营状态进行综合评估基础上,识别现阶段经济转型发展的新需求特性规律变化,进而提出未来加速智能电网建设和电网企业提升运营效率的优化建议与发展对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对未来电网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运营效率提供科学参考。基于此,本论文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根据国家智能电网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发展目标,立足性能、信息传递速率、环保程度及效益等层面来建立健全智能电网企业运营状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TOPSIS—ANP—熵权组合评价模型,对2018年28家省级电网企业智能电网运营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发现:基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为此智能电网在国内的普及程度也呈现出不均衡态势,东部与西部之间的智能水平差异明显,前者要略高于后者,因此未来如何更好的挖掘中东部地区电网企业的运营发展潜力,更好地加速其向更高质量的智能电网布局以及提升自身运营绩效是国家智能电网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西部省级电网智能化发展水平和运营效率,也是中国智能电网建设“补短板”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落后地区通过电网智能发展运营高质量发展带动其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追赶效应”提供契机。(2)根据国家转型发展的典型特征分析,识别未来中国智能电网发展中的主要转变方向,分析其对电网运营状态可能带来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效果。首先,以国家绿色发展转型背景和碳达峰2030、碳中和2060年“双碳目标”约束下的清洁能源替代发展对智能电网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效果分析,以分布式电源对电网网架规划带来的影响为典型情景进行了具体分析。其次,选取城市电网智能化发展中网格化发展对电网运营规划布局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第三,选取智能化发展对电网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提升经济效益提供了方向。结果发现:分布式电源发展将通过电网稳定性、可扩展性、满足灵活性需求等路径对电网运行效果产生影响,采用遗传算法对西北地区分布式电源接入产生的网架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某局域网为样本,通过负荷特性互补、站间互济的配电网规划思路,并利用蚁群算法和分支线组合方法进行优化求解,验证了网格化方法通过精准预测、合理分区和主辅网配合方式,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电能的同时,也提升电网企业的运营绩效水平。(3)根据上述结论,从企业内部运营和外部满足需求两方面提出中国加速智能电网发展和提升运行绩效的优化方向。首先,详细分析现阶段智能电网运营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通过国内外对比以及运行状态的多维度比较,识别资产效率效益不高的原因,提出精准化规划、标准化建设、精益化运维等方向下的智能电网企业效益提升路径,以及应用物联网、需求侧响应、自动化、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升用户交互服务质量,支撑运营效率提升。其次,根据电动汽车和分布式电源等快速发展情景下,电力用户行为的新特点,用电行为改变规律等分析,识别用户行为对电网负荷特性的影响机理,并根据模型测算结论,预判电动汽车对电网负荷的多重直接和间接影响效果,为加速电网布局和提升用电质量提供科学参考。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安全可靠、信息交互、智能高效、绿色环保和经济效益五个维度构建智能电网企业运营状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构建TOPSIS—ANP—熵权组合评价模型对中国28家省级智能电网企业2018年运营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估,为识别处当前智能电网企业运营中的“短板”因素和区域进行了详细识别,为后期加快智能电网补短板和优化对策研究提供了依据。(2)通过构建改进遗传算法模型,在增加智能电网的经济性和可靠性方面有着相当积极的价值与意义。引入考虑分布式电源的网供负荷分析方法,按照蚁群算法和提出的分支线组合求解算法进行自动布线,最终拟定出能够符合地方发展需要的、成本更为低廉的线路投资方案及成本策略,对于网格化优化城市配网规划具有科学的参考意义和价值。(3)以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发展为背景,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实施过程中对经济系统产生的显着影响为约束条件和发展契机,以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转型中的电网企业智能化发展中的运营状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运营状态评估、经济转型的电网智能化发展的新需求以及运营优化的优化方向等详细分析,提出未来加快中国电网智能化发展布局优化和提升运营绩效水平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实现智能电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刘欢[2](2021)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建设文明,促进文明进步与发展是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孜孜追求与内在动因,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构建、完善、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基于中国国情与农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底色在乡村文明,而乡村文明又集中体现在乡风文明水平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就集中开始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内容与形式不断迭代更新,收获许多实践成效。及至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使乡风文明建设能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向更高处扬帆远航,进而为中国在不同文明交流借鉴中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重要贡献。乡风文明建设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与探讨,已取得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分布在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或者更为细致表现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等具体领域,然而专注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乡风文明建设仍然是学界的欠缺之处。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研究法,综合学科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及规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以战略性高度概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历史考量,并系统化地研究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基本属性、现实境遇及路径选择,以期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此构成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这一部分主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概述,以及分析论证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目标要求与重大意义三方面完整概述乡村振兴战略,在区分文化与文明概念、文明乡风与乡风文明概念基础上,对乡风文明建设概念进行了整体性阐述。从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三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三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这一部分重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及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四个方面对论文的思想资源进行归纳总结,为第四章、第六、七章的相关论述进行基础理论的铺陈。第四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这一部分大致拆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现实功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立足乡村文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整体协调发展等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等五方面。现实功能包括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等内容。第五章,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这一部分从历史进程、主要特色及经验启示三方面考量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四个阶段。主要特色表现在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三个方面。经验启示包括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以及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第六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主要包括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等五方面。第二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等五方面。第三部分是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等五方面。第七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这一部分分为五大内容。一是从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等三方面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二是从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等三方面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三是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等三方面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四是从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等三方面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五是从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三方面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提出应从“文明”高度深刻理解乡风文明内涵,从总体要求、核心主体、根本任务、现实基础及主要特点等方面概述了乡风文明建设。二是论文首次详尽梳理了近百年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其主要特色以及总结出其经验启示。三是论文丰富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将“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纳入其中。四是论文在剖析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现实境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
李艳群[3](2021)在《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实现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状态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幅增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家大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受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之间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资源向城市倾斜、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日渐显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日益凸显,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因此,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求新型城乡关系发展的新路径。党的十九大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且强调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明显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和城乡发展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远景目标之一。从我国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中可以看出,城乡关系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课题。所以,处理好城乡关系,不仅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新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为基础,结合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形成的,对于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结合我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当我们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归纳和总结城乡关系思想时,可以发现我国城乡关系思想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兼顾互助思想,到改革开放后的城乡互助发展思想,再到城乡协调发展思想,然后演变为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直到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这些城乡关系发展思想一脉相承,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了归纳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概括和归纳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学者城乡关系思想的相关内容,在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概念以及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演变历程,探索了新时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应用,并分析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经过分析可知,我国城乡关系思想的演变历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实践进程。通过对我国城乡关系发展思想的历史脉络进行概括和梳理,得出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等观点,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向前推进,也能够为我国今后城乡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所以,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实践应用进行研究,为我国制定科学有效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以此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闫晓燕[4](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认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孟守东[6](2021)在《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光伏扶贫发源于中国安徽省,具有见效迅速、收益稳定、带贫精准、风险较小、绿色环保等优点,被中国确定为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通过“十三五”期间的推广建设,有效加快了贫困地区增收脱贫进程,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项创举和标志性工程,为2020年全面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首先对反贫困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安徽)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起因、历程、政策演变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现有光伏扶贫产业的建设模式、工作机制和主要成效。并利用层次分析法,从收益分配、运维管理和综合利用三个维度构建出了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结合模糊评价法根据权重计算出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最大程度保持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发电收益分配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努力实现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对继续发展农村光伏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宣传推广光伏扶贫产业发展模式走出国门、辐射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光伏产业和扶贫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为加快实现中国乡村振兴和加快发展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安徽)智慧和中国(安徽)方案。本研究主要创新点如下:一是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安徽)光伏扶贫产业发展历程、政策演变、理论依据、建设模式、工作机制、发展进程、主要作用、监测评估、制约因素等,并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中国首见,对有效促进光伏扶贫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针对光伏扶贫产业发展资金筹措难题,笔者原创提出了扶贫小额信贷自我发展、合伙发展、合作发展、合营发展“一自三合”模式,开辟了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金融资金来源,得到国家肯定并向中国推广。2019年,该模式被IBRD(世界银行)、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IFAD(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WFP(世界粮食计划署)、ADB(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网等7家单位评为首届全球减贫案例最佳减贫案例奖,并收录进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为破解贫困人口“贷款难、贷款贵、用得好、还得上”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安徽)智慧和中国(安徽)模式。笔者因此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三是积极参与匀光型光伏农业系统的实验与研究,创新了基于植物光合作用的分光补光光伏农业技术,有效兼顾了植物生长和光伏发电,对充分利用光伏扶贫电站光伏板下闲置土地资源、发展光伏生态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电站综合效益具有现实意义。四是在围绕将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开发成为符合国家要求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科学测算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带来的额外经济收益,研究提出了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实现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路径和优化策略,创新了光伏扶贫产业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五是阐述了中国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管理现有标准的局限性和制订优化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专用标准的必要性,并基于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情况的调研结果和实证分析,创新提出了可作为管理依据及标准制定基础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维绩效监测指标体系。
杜海龙[7](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管立杰[8](2020)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下文简称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与传统公共事业提供方式相比,PPP模式具有经济节约、提高效率等明显优势,能够解决财力不足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实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优势融合,因此,被各国广泛地应用于基础设施领域。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大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PPP模式。在中央的积极推动下,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日渐兴起,虽然还处于探索期,但发展较为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涵盖农村道路、农村环境治理、农田水利、农业园区建设等多个方面,优势逐渐显现。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累计在库PPP项目9626个,投资额14.8万亿元,其中农村基础设施领域的PPP项目共计664个,投资金额达5784亿。2014年以来有510个贫困县(其中绝大部分目前已脱贫摘帽)已探索应用PPP模式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投资额达1.2万亿元。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在实践应用中还面临诸多困境,在实践中政府部门、合作企业、农户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合作不协调、运行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效率低下、问题频出,使得很多公私合作项目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不但无法发挥各自优势,而且额外增加了交易费用,损害了公共利益,这在实践中有大量的事实佐证。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是什么,存在哪些利益冲突?相互之间是如何博弈的?怎样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破解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困境,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改进合作关系、改善投资效果,实现多方共赢,避免项目失败、农户利益受损的局面,对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为目标,着重探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及协调问题,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博弈分析、激励模型、扎根理论等多种方法,基于多个案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运行实践开展分析,深入考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利益冲突和决策依据,在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包括:(1)分析我国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资状况和产生的效应,剖析合作过程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基于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推广和应用的主导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良好的政策引导下,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较为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了积极效应。但实践显示诸多农村基础设施公私合作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担不合理、农户参与不足、项目脱离当地现状和农户需求等问题比较突出,政府部门、企业、农户之间因缺乏协调导致冲突不断和效率低下。项目收益情况、政策支持力度、资金可获得性、专业人才充足性、平等合作意识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推广和应用有较大影响。(2)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职责,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基于项目治理理论,提出化解冲突的分析框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社会资本方和农户是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存在着差异性和冲突性,基于利益分配、风险分担、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利益相关者之间易于因机会主义行为引发纠纷、因缺乏沟通造成冲突、因忽视农民需求和农户参与造成民众质疑、反对或产生信任危机。产生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力不足、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信息共享。基于项目治理理论可从利益分配、激励约束、关系治理等维度化解冲突。(3)构建博弈模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开展分析,着重探讨主体行为协调的选择机理,掌握考虑利益风险分配下主体行为协调的演化路径与稳定策略。研究表明,收益分配、风险分配、监管力度和奖惩额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主体选择协同策略的重要因素,决定主体行为协调的演化方向。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都存在因片面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愿积极履约的可能性,在合理范围内增加风险承担系数、提高激励水平、提高外部监管力度、加大惩处力度可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的主体行为协调。农户参与行为与其参与成本和收益密切相关,增加政府奖励、农户获得感以及因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收益,可促使农户积极参与。(4)构建激励模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开展分析,对不同条件下的激励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相关案例,提出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激励约束机制的优化思路。研究表明与单纯的显性激励模型相比,引入声誉效应后,社会资本方的努力程度得到提高,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充分运用声誉效应的隐性激励作用,能使政府方获得更高的收入。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受到动机、激励、信息的多重因素影响,适当的监管方式和激励措施有利于提高主体积极性、提高合作绩效,促进利益相关者协调。(5)从关系治理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开展分析。首先应用扎根理论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分析表明主体因素、合作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4个主范畴是主要影响因素,主体间存在的合作因素(由沟通交流及利益分配因子决定),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伙伴关系的直接因素,合作障碍越大,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合作协调的可能越小,伙伴关系的稳定性越差。案例分析表明,构建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协作关系,必须提高协同意识,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建立平等合作关系。(6)最后,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应用实践的基础上,以服务农村发展和满足农户需求为宗旨,从提升利益风险分配合理性、完善激励约束框架、构筑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三方面为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提供可操作性的对策。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如何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进行系统分析和诊断,研究视角有一定独特性;研究内容上,深入考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冲突、行为方式和决策依据,基于多个维度探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在内容上丰富现有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深化和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的内容体系;在方法的组合运用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何正友,李波,廖凯,胡思洋,马子钦,李佳林,柯永超,杨健维[9](2020)在《新形态城市电网保护与控制关键技术》文中研究说明大量分布式电源、电气化交通、储能设备的不断接入,以及城市电网电力电子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电网逐渐呈现出新的复杂形态,传统的保护与控制方法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近年来,研究人员围绕新形态下城市电网的保护与控制技术,提出了系列新方法、新技术,以应对城市电网新形态所带来的新问题。据此,通过分析新形态城市电网的运行与故障特征,重点剖析新形态城市电网在状态监测、故障特性、保护方法、故障定位、恢复控制及优化控制所面临的关键挑战。而后,以应对新形态城市电网保护与控制关键挑战为目标,重点论述新形态城市电网保护与控制关键技术。最后,对新形态城市电网在透明化、保护与控制协同以及新型网架组网技术领域的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
高冲[10](2020)在《基于共生协同理论的微电网演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区域环境恶化及全球温室效应加剧的多重压力,迫使人们不断探索可再生电力的开发和利用方式。发展微电网,是提升可再生电力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当前,如何促进试点示范工程向规模化及市场化推广,是微电网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和共生协同理论,构建了融合微电网的供用电共生系统,并研究了其内部各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微电网的关键共生参量进行了研究和剖析,进而研究微电网的演化路径。最后,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对所提出的微电网演化路径进行了验证,并据此提出了促进微电网发展的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对共生状态进行了拓展,提出了“全域共生”概念,深化了共生的内涵。在对现有共生理论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种群之间现实存在的相互伤害的共生关系,增加了“反向”共生关系的行为方式,提出了“全域共生”的概念,拓展了共生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共生的内涵;按照“全域共生”的概念,将经典的4种共生行为模式拓展到8种,再依据共生原理,对共生单元之间的均衡点和稳定状态进行了求解和分析。(2)在当前不含外部激励的有限个共生单元组成的共生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共生单元范围到N维空间,并加入外部激励变量,建立了多系统共生协同演化模型。构建了加入外部激励的共生系统演化模型,在双共生单元的演化条件、稳定均衡点及稳定特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推演了含外部激励的多系统共生协同演化过程,从而为融合微电网的共生系统的发展演化过程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3)根据适配共生理论,建立了加入外部激励的微电网、大电网和用户构成的共生系统协同演化模型,并深入分析了该系统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演化条件和演化过程。紧密结合电力系统运行特点,构造了包含微电网共生单元、大电网共生单元和用户共生单元的共生系统,运用全域共生理论对该共生系统的共生结构、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进行了分析;针对微电网的价值扩展对象和强链接对象,建立了融合微电网的共生协同演化模型,分析了共生单元的协同关系,界定了微电网的成长空间;根据微分方程的平衡点解析原理,探讨了该共生系统的共生稳定性和协同演化方向,并进行了仿真分析。(4)通过分析共生系统协同下微电网演化逻辑,以关键共生参量构建微电网演化路径模型并仿真或实验,提炼出微电网演化路径。首先以融合微电网的共生系统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从供给侧、需求侧和结合供需关系角度,确定了关键共生参量功率、空间负荷密度和市场价格。然后将共生参量纳入微电网子系统建模,推演不同共生参量作用下共生系统协同过程,并仿真或实验,分析提炼出微电网演化路径。最后按照全寿命周期理论将微电网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结合共生协同演化规律,构建了分阶段多共生参量联合作用下的微电网演化路径。(5)通过实证研究,针对性提出适合我国电力市场环境的微电网演化对策建议。对全球微电网演化条件、过程和结果进行实证,得出当前大电网运营经济性原则和坚强与否直接影响微电网、大电网和用户组成共生系统的协同行为,并形成了不同的微电网演化路径。再结合国内外独立型微电网和并网型微电网典型案例演化路径分析,从共生协同理论角度,针对性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微电网演化路径,并且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出促进微电网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城市电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解决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电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解决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智能电网运营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电网发展运营管理研究 |
1.2.2 国内外关于智能电网的评价研究 |
1.2.3 电能交易(中长期、现货)市场机制 |
1.2.4 跨省跨区输配电定价及监管机制 |
1.3 主要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创新点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1.3.3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1.4 本章小结 |
第2章 经济转型及智能电网运营管理相关理论 |
2.1 经济转型发展相关理论 |
2.2 智能电网发展相关理论 |
2.2.1 智能电网含义 |
2.2.2 智能电网发展相关理论 |
2.3 智能电网管理相关理论 |
2.3.1 电网评价相关理论 |
2.3.2 基于自适应动态规划法的电网优化 |
2.3.3 基于凸优化的电网优化研究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智能电网企业运营绩效的组合评价研究 |
3.1 智能电网发展评价模型选择 |
3.1.1 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的综合评价过程 |
3.1.2 基于熵权法的综合评价过程 |
3.1.3 基于TOPSIS方法的综合评价模型 |
3.2 智能电网企业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1 智能电网运营评价原则 |
3.2.2 运营绩效评估指标选取 |
3.2.2.1安全可靠指标 |
3.2.2.2 信息互动指标 |
3.2.2.3 高效智能指标 |
3.2.2.4 绿色环保指标 |
3.2.2.5 经济效益指标 |
3.3 基于ANP-熵权-TOPSIS组合评价法的评价结果 |
3.3.1 权重确定结果 |
3.3.2 26家省级智能电网公司运营效果比较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经济转型对智能电网企业运营的新需求研究 |
4.1 分布式电源并网对电网企业运营产生的影响分析 |
4.1.1 分布式电源种类及发展特点 |
4.1.2 构建基于遗传算法的分布式电源网络架构规划模型 |
4.1.3 实证结果分析 |
4.2 网格化对城市电网智能化发展的影响分析 |
4.2.1 配电网供电网格化发展态势 |
4.2.2 考虑分布式电源的电网网格化发展规划研究 |
4.2.3 智能电网城市配电网网格化优化算例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智能电网企业运营绩效提升路径优化的方向 |
5.1 基于企业内部资产管理效益分析的运营优化方向分析 |
5.1.1 智能电网企业资产管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选择 |
5.1.2 数据处理及说明 |
5.1.3 智能电网企业资产管理效益评价结果 |
5.2 满足用户交互性的智能电网企业运营提升方向 |
5.2.1 影响用户行为关键要素及作用机理 |
5.2.2 电动汽车用户行为关键要素 |
5.2.3 电动汽车充放电负荷模型 |
5.2.4 需求侧响应用户行为关键要素 |
5.2.5 需求侧响应负荷模型 |
5.2.6 算例分析 |
5.2.7 需求侧响应对负荷影响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提升电网企业运营绩效水平优化 |
6.1 通过精准化规划、标准化建设与精益化运维提升智能电网资产效益 |
6.1.1 分布式电源网架优化提升电网运营水平 |
6.1.2 基于网格化建设提升智能电网企业运营效果 |
6.2 建设提升智能电网资产效率与投入产出效益 |
6.3 运维提升智能电网资产效率与投入产出效益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作者简介 |
(2)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2.1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
2.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 |
2.1.2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 |
2.1.3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
2.2 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2.2.1 文化与文明的阐述 |
2.2.2 乡风文明概念辨析 |
2.2.3 乡风文明建设阐释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
2.3.1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 |
2.3.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 |
第3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3.1.1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
3.1.2 实现城乡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
3.1.3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攸关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 |
3.2.2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
3.2.3 净化社会风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3.3.1 以农为本思想 |
3.3.2 道德教化思想 |
3.3.3 “和合”思想 |
3.3.4 乡村运动思想 |
3.3.5 乡村改造思想 |
3.4 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 |
3.4.1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思想 |
3.4.2 重塑乡村伦理精神思想 |
3.4.3 提升乡村生活风貌思想 |
第4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 |
4.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
4.1.1 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4.1.2 切实立足乡村文明 |
4.1.3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
4.1.4 坚持整体协调发展 |
4.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4.2.1 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 |
4.2.2 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4.2.3 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
4.2.4 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 |
4.2.5 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 |
4.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功能 |
4.3.1 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
4.3.2 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 |
4.3.3 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 |
4.3.4 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
4.3.5 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 |
第5章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 |
5.1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
5.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
5.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 |
5.1.3 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 |
5.1.4 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 |
5.2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色 |
5.2.1 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
5.2.2 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 |
5.2.3 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 |
5.3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
5.3.1 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
5.3.2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 |
5.3.3 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 |
5.3.4 要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 |
5.3.5 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
第6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 |
6.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 |
6.1.1 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 |
6.1.2 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 |
6.1.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 |
6.1.4 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 |
6.1.5 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 |
6.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6.2.1 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 |
6.2.2 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 |
6.2.3 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 |
6.2.4 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 |
6.2.5 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 |
6.3 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 |
6.3.1 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 |
6.3.2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 |
6.3.3 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 |
6.3.4 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 |
6.3.5 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第7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
7.1 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 |
7.1.1 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7.1.2 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 |
7.1.3 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 |
7.2 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 |
7.2.1 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 |
7.2.2 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 |
7.2.3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 |
7.3 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 |
7.3.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 |
7.3.2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
7.3.3 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 |
7.4 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 |
7.4.1 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 |
7.4.2 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 |
7.4.3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 |
7.5 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 |
7.5.1 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 |
7.5.2 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 |
7.5.3 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后记 |
(3)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1.4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4.4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理论 |
2.2.2 西方学者关于城乡关系理论 |
2.2.3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与西方学者城乡关系理论的比较 |
2.3 小结 |
第3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演变历程 |
3.1 对城乡关系的探索时期:城乡兼顾互助思想 |
3.1.1 城乡兼顾,平衡发展 |
3.1.2 工农并举,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
3.1.3 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
3.2 城乡关系发展的深化时期:城乡互动发展思想 |
3.2.1 农村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
3.2.2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 |
3.2.3 发展乡镇企业 |
3.3 城乡关系发展的丰富时期:城乡协调发展思想 |
3.3.1 高度重视“三农”的发展 |
3.3.2 走科教兴农之路 |
3.3.3 推进小城镇建设 |
3.4 城乡关系发展的统筹时期:统筹城乡发展思想 |
3.4.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3.4.2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
3.5 城乡关系的新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3.5.1 全面深化改革 |
3.5.2 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发展 |
3.5.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3.5.4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
3.6 小结 |
第4章 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中国实践 |
4.1 新时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的成就 |
4.1.1 城乡产业融合的基础已经具备 |
4.1.2 破除城乡二元制度障碍成效显着 |
4.1.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
4.2 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 |
4.2.1 城乡统筹规划模式 |
4.2.2 以城促乡发展模式 |
4.2.3 乡镇企业主导模式 |
4.3 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4.3.1 城乡资源配置不合理 |
4.3.2 城乡产业融合程度较低 |
4.3.3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矛盾多发 |
4.3.4 城乡间公共设施和服务供给差异明显 |
4.4 小结 |
第5章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
5.1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
5.2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
5.3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内容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次区域合作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2.1.2 合作特征 |
2.2 府际治理 |
2.2.1 理念演进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2.3.2 地缘区位论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4.1.1 合作成效 |
4.1.2 存在问题 |
4.2 阶段特征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4.3.5 境外合作区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4.5 问题与瓶颈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4.5.3 交通瓶颈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6.1.1 实施前稳态 |
6.1.2 策略扰动者 |
6.1.3 实现路径 |
6.1.4 模型设计 |
6.1.5 策略模拟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6.2.1 实施前稳态 |
6.2.2 策略扰动者 |
6.2.3 实现路径 |
6.2.4 模型改进 |
6.2.5 策略模拟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6.3.2 策略模拟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创新点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发表论文情况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致谢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光伏发电 |
1.2.2 光伏扶贫产业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说明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数据来源 |
1.4.3 技术路线 |
1.4.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2.1 反贫困理论 |
2.2 产业发展理论 |
2.2.1 产业政策理论 |
2.2.2 产业组织理论 |
2.2.3 产业结构理论 |
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2.4.1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 |
2.4.2 光伏产业政策研究方面 |
2.4.3 光伏扶贫模式研究方面 |
2.4.4 光伏扶贫案例研究方面 |
2.4.5 研究述评 |
第3章 光伏扶贫的发展 |
3.1 光伏扶贫政策规定 |
3.1.1 中国光伏扶贫主要政策 |
3.1.2 安徽省光伏扶贫主要政策 |
3.2 实施机构及流程 |
3.2.1 组织实施机构 |
3.2.2 项目实施流程 |
3.3 光伏扶贫发展历程 |
3.3.1 萌芽发端阶段(2013.6—2014.9) |
3.3.2 探索试点阶段(2014.9—2016.3) |
3.3.3 推广建设阶段(2016.3—2017.5) |
3.3.4 规范提升阶段(2017.5—2019.12) |
3.3.5 巩固拓展阶段(2019.12至今) |
3.4 光伏扶贫发展现状 |
3.4.1 装机容量及纳入国家补助目录情况 |
3.4.2 资金投入情况 |
3.4.3 电站并网情况 |
3.4.4 发电收益情况 |
3.4.5 收益分配情况 |
3.4.6 电站运维管理情况 |
3.5 光伏扶贫调研检测情况 |
3.5.1 合规性检查 |
3.5.2 建设资金筹措 |
3.5.3 发电收益分配 |
3.5.4 电站发电性能 |
3.5.5 电站安全性能检测 |
3.5.6 关键设备质量检查 |
3.5.7 施工质量检查 |
3.5.8 运维能力评估 |
3.6 光伏扶贫效果 |
3.6.1 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 |
3.6.2 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
3.6.3 推进农村新能源发展 |
第4章 光伏产业扶贫机制和模式分析 |
4.1 光伏产业扶贫机制分析 |
4.1.1 资金筹措机制 |
4.1.2 建设管理机制 |
4.1.3 运行维护机制 |
4.1.4 收益分配机制 |
4.1.5 综合利用机制 |
4.2 光伏产业扶贫模式分析 |
4.2.1 户用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4.2.2 村级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4.2.3 集中式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4.2.4 有益贫作用的商业光伏电站模式 |
4.2.5 不同类型光伏扶贫电站模式比较 |
第5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 |
5.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5.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5.3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5.3.1 层次分析法及其计算步骤 |
5.3.2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各层指标权重确定 |
5.4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糊综合评价 |
5.4.1 模糊综合评价原理 |
5.4.2 模糊综合评价实证结果 |
第6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 |
6.1 电站建设质量均衡性不够 |
6.1.1 关键设备质量 |
6.1.2 施工质量 |
6.2 发电和安全性能可靠性不够 |
6.2.1 电站发电性能 |
6.2.2 电站安全性能 |
6.3 运行维护管理科学性不够 |
6.3.1 发电能力检测和评估结果 |
6.3.2 低效电站运维方面原因分析 |
6.4 资产收益管理规范性不够 |
6.4.1 建设资金不够到位 |
6.4.2 资产管理不够规范 |
6.4.3 收益分配不够科学 |
6.4.4 系统应用不够充分 |
6.5 运行维护标准操作性不够 |
6.6 运维机构队伍专业性不够 |
6.7 综合利用开发统筹性不够 |
6.7.1 光伏农业发展有待加快 |
6.7.2 碳排放权交易有待开拓 |
第7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强化光伏扶贫资产管理 |
7.1.1 精准确权 |
7.1.2 有序清欠 |
7.1.3 强化光伏扶贫电站改造 |
7.1.4 建章立制 |
7.2 完善运维管理机制 |
7.2.1 建立健全运维管理架构 |
7.2.2 构建光伏物联网 |
7.2.3 完善并推广应用监测系统 |
7.2.4 开展运维管理工作考核 |
7.3 加强发电收益科学分配 |
7.3.1 明确发电收益分配方式 |
7.3.2 强化公益岗位开发管理 |
7.3.3 提高智能管控效率 |
7.4 制订完善运维标准 |
7.4.1 制订电站运行维护专用标准必要性 |
7.4.2 制订运维专用标准及指标体系 |
7.5 开展综合利用 |
7.5.1 发展光伏农业 |
7.5.2 开展碳交易 |
7.6 有效防范风险 |
7.6.1 创设光伏保险产品 |
7.6.2 研究电站废弃物回收利用 |
第8章 结论及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1.1 实现光伏扶贫电站持续稳定高效发电 |
8.1.2 实现电站发电收益科学精准分配 |
8.1.3 实现电站综合利用有效开展 |
8.1.4 实现电站监督考核方式创新完善 |
8.2 研究局限 |
8.3 研究展望 |
8.3.1 助力中国(安徽)乡村全面振兴 |
8.3.2 加快“走出去”步伐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2014-2020年中国光伏扶贫主要政策摘编 |
附录二 2013-2020年安徽省光伏扶贫主要政策摘编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7)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现状 |
1.4 名词界定 |
1.5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 |
1.7 本文创新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2.1 概念梳理 |
2.2 内涵辨析 |
2.3 特征论述 |
2.4 理论基础 |
2.5 系统模型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3.1 ESMF比较矩阵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3.4 德国DGNB UD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3.10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 |
7.3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后记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8)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1.3.1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相关研究 |
1.3.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应用的相关研究 |
1.3.3 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合作的相关研究 |
1.3.4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合作的研究 |
1.3.5 研究述评 |
1.4 研究内容及范围界定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5 研究方法与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创新之处与不足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PPP模式 |
2.1.2 农村基础设施 |
2.1.3 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 |
2.2 PPP模式的相关理论 |
2.2.1 PPP模式特征及分类 |
2.2.2 PPP模式的基本运作 |
2.2.3 PPP模式的风险 |
2.3 理论基础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2.3.3 项目治理理论 |
2.3.4 博弈论 |
2.3.5 激励理论 |
3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3.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现状 |
3.1.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发展背景 |
3.1.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发展情况 |
3.1.3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效应分析 |
3.1.4 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3.2 推广和应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影响因素辨析 |
3.2.1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3.2.2 指标权重计算 |
3.2.3 结果与分析 |
3.3 小结 |
4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分析 |
4.1 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职责 |
4.1.1 政府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4.1.2 社会资本方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4.1.3 农户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4.1.4 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4.2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冲突的表现 |
4.2.1 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冲突 |
4.2.2 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冲突 |
4.2.3 社会资本方与农户之间的冲突 |
4.3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源 |
4.3.1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力不足 |
4.3.2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
4.3.3 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信息共享 |
4.4 化解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冲突的分析框架 |
4.5 小结 |
5 基于博弈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5.1 实现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必要性 |
5.2 考虑利益风险分配的公私双方协调策略分析 |
5.2.1 基本假定 |
5.2.2 分析与讨论 |
5.2.3 仿真分析 |
5.2.4 启示 |
5.3 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利益协调的博弈分析 |
5.3.1 农户参与的必要性 |
5.3.2 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实践 |
5.3.3 模型假设 |
5.3.4 分析与讨论 |
5.3.5 启示 |
5.4 利益风险分配机制的完善思路 |
5.5 小结 |
6 基于激励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6.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激励约束机制 |
6.1.1 激励约束机制对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促进作用 |
6.1.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激励约束措施 |
6.1.3 案例分析—激励和监管方式对合作效果的影响 |
6.2 基于激励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6.2.1 PPP模式下激励机制的效应分析 |
6.2.2 仅考虑显性激励下的模型 |
6.2.3 考虑声誉效应的PPP激励模型 |
6.2.4 模型分析及数据算例 |
6.3 考虑农户感知的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激励约束分析 |
6.3.1 考虑农户感知的必要性 |
6.3.2 农户感知的评价指标 |
6.4 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思路及要点 |
6.4.2 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思路 |
6.4.3 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要点 |
6.5 小结 |
7 基于关系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7.1 关系治理对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促进作用 |
7.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公私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
7.2.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7.2.2 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
7.2.3 影响机理解析 |
7.3 案例分析—关系改进对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影响 |
7.3.1 案例基本情况 |
7.3.2 案例分析 |
7.3.3 经验启示 |
7.4 小结 |
8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对策建议 |
8.1 提升利益风险分配的合理性 |
8.1.1 优化利益分配 |
8.1.2 健全风险管理 |
8.1.3 增强利益保障 |
8.1.4 提高扶持力度 |
8.2 完善PPP项目的激励约束机制 |
8.2.1 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约束机制 |
8.2.2 构建科学的监管体系 |
8.2.3 加强对主体的行为约束 |
8.3 构筑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
8.3.1 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意识 |
8.3.2 增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能力 |
8.3.3 注重多方良性互动 |
8.3.4 积极引导农户参与 |
8.4 小结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基于共生协同理论的微电网演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共生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
1.2.2 协同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
1.2.3 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
1.2.4 微电网与电网发展演化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共生理论基础 |
2.1.1 共生概念界定 |
2.1.2 共生要素分析 |
2.1.3 共生系统形成与发展机理 |
2.1.4 共生系统的稳态分析方法 |
2.2 协同理论基础 |
2.2.1 协同概念界定 |
2.2.2 协同理论的基本原理 |
2.3 其它相关理论基础 |
2.3.1 路径依赖理论基础 |
2.3.2 微电网及其演化路径理论基础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多系统共生协同演化模型构建 |
3.1 共生状态拓展与全域共生概念提出 |
3.2 共生关系稳态分析 |
3.2.1 独立共生单元模型 |
3.2.2 两个共生单元模型 |
3.2.3 共生单元稳态结论 |
3.3 多系统共生协同演化模型 |
3.3.1 加入外部激励共生变量 |
3.3.2 多系统协同演化模型构建与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融合微电网的共生系统协同演化模型构建 |
4.1 融合微电网的共生系统构建 |
4.1.1 共生系统结构分析 |
4.1.2 共生机理分析 |
4.1.3 共生环境分析 |
4.2 融合微电网的共生系统演化过程 |
4.2.1 共生系统协同演化模型 |
4.2.2 共生系统协同演化稳态分析 |
4.3 仿真及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不同共生参量作用下微电网演化路径研究 |
5.1 共生协同下微电网演化路径逻辑分析及关键参量确定 |
5.1.1 共生协同下微电网演化模型 |
5.1.2 基于共生状态的微电网演化路径分析 |
5.1.3 微电网演化路径关键共生参量确定 |
5.2 基于功率协同的微电网演化路径 |
5.2.1 风光储型微电网系统模型构建 |
5.2.2 基于MSC-WNN控制算法的功率协同 |
5.2.3 功率协同仿真与微电网演化路径分析 |
5.3 基于空间负荷密度协同的微电网演化路径 |
5.3.1 基于空间负荷密度特性的微电网演化路径设计 |
5.3.2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空间负荷协同 |
5.3.3 负荷密度协同实验与微电网演化路径分析 |
5.4 基于市场价格协同的微电网演化路径 |
5.4.1 微电网参与市场竞争分析 |
5.4.2 基于市场模式和用户效用的价格协同 |
5.4.3 竞价仿真与微电网演化路径分析 |
5.5 多共生参量联合作用下的微电网演化路径 |
5.5.1 微电网发展阶段划分 |
5.5.2 多共生参量协同下的微电网演化路径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证研究 |
6.1 独立型微电网演化路径实证研究 |
6.1.1 独立型微电网演化历程 |
6.1.2 典型独立型微电网实证 |
6.1.3 独立型微电网特点分析 |
6.1.4 独立型微电网演化路径归纳 |
6.2 并网型微电网演化路径实证研究 |
6.2.1 并网型微电网演化历程 |
6.2.2 典型并网型微电网实证 |
6.2.3 并网型微电网特点分析 |
6.2.4 并网型微电网演化路径归纳 |
6.3 全球视角下微电网演化路径实证研究 |
6.4 基于共生协同理论微电网发展对策建议 |
6.4.1 现有实证的经验和启示 |
6.4.2 微电网功能拓展分析 |
6.4.3 微电网演进对策建议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成果与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城市电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解决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智能电网运营优化研究[D]. 王永华.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2]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刘欢. 吉林大学, 2021(01)
- [3]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D]. 李艳群.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4]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D]. 孟守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1)
- [7]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8]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D]. 管立杰.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3)
- [9]新形态城市电网保护与控制关键技术[J]. 何正友,李波,廖凯,胡思洋,马子钦,李佳林,柯永超,杨健维.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20(19)
- [10]基于共生协同理论的微电网演化路径研究[D]. 高冲.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