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个人信贷消费遇寒冬（论文文献综述）
胡甲文[1]（2021）在《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98年我国住房福利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进入货币化时代,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离不开房地产行业的支持,2003年房地产行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在拉动经济的同时,房地产价格飞速增长。在非理性增长的背后存在很多隐患,例如房价收入比过高、居民收入水平增速远不及房价增速、居民的住房问题难以得到保障等,这些都会影响社会民生。房地产市场发展偏离正轨,会挤压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因为大量资金都会流向高收益的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货币当局对房地产价格进行了近二十年的宏观调控,但是房价依旧保持高速增长,非理性增长会带来房价泡沫,这对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极为不利。自金融危机后,政府一直要求加强和改善房价调控,“十三五”纲要明确提出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从供需角度稳定房价。货币政策是最常见的宏观调控手段,货币当局一般使用货币供给量、利率、汇率等工具调控房价,但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对房价的调控、稳定房价预期,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探究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关系尤为重要。本文对近二十年我国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定性分析货币政策调控与房价的关联性。然后使用货币供给量（M2）、利率与房价的全国年度数据进行关联分析,通过时序图和相关分析,可知在样本区间上M2与房价大致呈正相关,而利率与房价呈负相关。最后,本文基于2003—2019年的全国宏观月度数据,选用货币供给量、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7天加权平均利率（BR）和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HP）作为指标,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并且为了提高分析的准确性,本文选取特定时点,从等间隔脉冲和特定时点脉冲两个角度去分析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通过等间隔脉冲和特定时点脉冲效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都存在显着的时变特征和非对称性。在金融危机前后,它们对房价的冲击趋势和程度都有差异,并且对于不同货币政策时期,二者调控效果差异较大,货币政策宽松期的调控效果更显着。第二,从短期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房价都有显着影响;从长期来看,二者对房价的调控效果都比较微弱,且货币供给量对房价产生正向冲击,利率对房价产生负向冲击。第三,通过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横向比较,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冲击作用更强,并且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房价对货币供给量的敏感度逐渐降低,对利率的敏感度越来越强。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调整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货币当局应当谨慎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对房价进行直接调控。第二,加快推进货币政策转型,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创新灵活适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协同实施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第三,健全住房制度,稳房价不能只靠货币政策的调控,需要加快推进房地产住房制度改革。第四,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预期,抑制投资性购房心理,让“住房不炒”的理念深入人心。
陈钰晓[2]（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聂世坤[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姚瑶[4]（2021）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数据监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们可以观察到,大数据浪潮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今对信息的处理不再是电子化而是数据化。通过数据算法实现从无序信息到有效知识的转变,这种变化在商业活动中尤为明显。各类数字平台和应用程序抓取用户信息,通过算法挖掘原始数据中隐藏的有用知识,帮助互联网公司制定营销策略和战略布局,资本市场中数据已然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数据的货币价值日益明显。最典型的例子是,“喂养”了互联网公司的个人数据,反过来又作为网络服务的类型（如个性化定制、精准营销）“卖回”给消费者以及其他商业部门。更关键的问题是,数据商品化发生在被动数据采集的普遍现实基础之上。数据旨在克服物理世界的不确定性,帮助决策、预测和寻找相关关系,随着个人生活被全方位纳入数字化记录,社会成员逐渐失去自由生活的弹性空间,由此,一个监控社会日渐成型。针对这一系列交织的社会变化,美国学者佐伯芙提出“监控资本主义”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将个人数据商品化以完成资本积累的经济体系和权力机制。不论中国或是西方,互联网公司依赖数据驱动的经营模式成为发展主流,并由此诞生了如谷歌、亚马逊、脸书、腾讯、阿里这类科技型独角兽,批判和反思互联网巨头的政治经济影响成为研究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借鉴并吸收了美国学者佐伯芙提出的“监控资本主义”,将它作为分析现象的概念工具,与此同时把数据监控这一技术问题置于资本领域的经济背景中予以研究,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通过将现象分析的概念工具和理论分析的框架结合,本文旨在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影响现有的阶级以及其他社会权力关系;深入观察传播新科技如何影响垄断经济的生产与日常生活消费;反思数据监控技术和数字经济联合打造的经济异化及被电子商业遮蔽的数字劳动。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数据在资本运作中扮演的工具角色:这是一种将“监控组织-被监控个人”“个体-企业”“数字劳工-数据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介质。数据不仅组织了上述对应关系,并且数据商品化是吸收盈余的关键手段。本文旨在分析以数据监控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深入数据监控的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把握数据监控内在的时间和空间体制,批判作为一种新兴经济秩序的监控资本主义是如何完成资本积累和价值剥削的。本文研究发现,监控资本主义是一个将个人数据转化为有利可图的,能够为开发和投资这一数据资源的资本赚取利润的监控系统。作为资源的个人数据和作为资源提取物的人,在数字监控系统中被转化为劳动力和劳动产品,成为互联网公司积累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通过历史性维度比较,本文认为,新型商业模式将监控系统改造得灵活、隐匿、又充满扩张性,资本和技术手段的协同不仅改造了社会生产力,还重组了社会关系。与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相比,控制、剥削和不平等的真实境况,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深入了。本文研究指出,监控资本主义的主干逻辑就是互联网公司利用数据监控人类生活以实现资本积累。其中,数据是手段,监控是过程,资本积累是最终目标。三者密不可分:数据延伸和强化了监控能力,资本要求无限增殖的内在动力激励着它对数据的无限需求,需求又进一步让监控建立在一系列移动设备和互联网平台基础之上,使数据收集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数据映射我们的生活,也在侵入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大公司都在建立大型数据库,并与数据处理公司合作。监控和信息控制从过去一种风险控制的手段,扩展到衡量一切可被数字化事物的尺度。这也是为什么“监控”能够定义一种社会形态的原因。本文研究还发现,数据监控并不总是以广告为中介。佐伯芙重点关注的数据监控的商业模式,是由广告介导的商品化链路:通过监控用户的网络痕迹,先将用户的痕迹劳动转化为注意力经济,再间接转化为广告体现的货币价值,最终实现经济剥削。与之相比,金融科技平台不需要广告做中介,它通过和用户直接发生金融关系（借贷或理财）而获得利润,因此本文将它定性为一种直接的经济性剥削。综上,本文认为,监控之所以强大,并不在于它本身。没有一项名叫“监控”的技术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式的强制控制,恰恰相反,监控被隐匿地整合到其他的技术和操作体系之中,借助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技术政治,从而有效扩大了社会控制。具体来讲,如果没有移动智能手机,监控终端不会如此深入我们的生活日常;没有云计算系统,计算机就无法支撑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分析;没有大数据,互联网上的繁杂数据就不能被高效归纳、检索和整合;如果没有App平台的兴起,就不存在大批互联网公司,数据驱动就不会成为普遍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大肆强调“数字经济”作用的思想意识的确立,数据也不会被国家确立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迅速发展,至少不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效应。因此,数据监控不仅是一种技术统称,更是一个社会性建构。
罗廷锦[5]（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孙汉康[6]（2020）在《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比较研究 ——基于产品适用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对比》文中研究说明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始于住房抵押贷款领域。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在美国迅速开展起来。90年代初资产证券化的概念被引入中国。2005年,中国开始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之后,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在借鉴美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在适用性方面,比较了住房抵押贷款等12种主要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发展动因、制约发展的因素。通过中外资产证券化的比较,分析了各种证券化产品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发展前景。运用分值评定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适用程度。适用性方面侧重于定性研究。在安全性方面,以“违约率”为指标对中国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安全性、三类产品（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票据）的安全性、个人债务的资产证券化和公司债务的资产证券化的安全性进行了量化比较。在此基础上,以“证券的年化违约率”作为衡量资产证券化产品安全性（风险程度）的指标,也即因变量,以“年化早偿、资产利率、证券利率、次级占比、评级下调、证券年限”为自变量。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借助“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PSS）进行了计算,构建了度量资产证券化产品安全性的模型,预测了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安全性,并将安全性的实际数据与通过模型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在流动性方面,以“证券发行后进入二级市场的比例”为指标对中国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个人债务的资产证券化和公司债务的资产证券化的流动性进行了量化比较。在此基础上以“证券发行后进入二级市场的比例”作为衡量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的指标,也即因变量,以“年度增长值、证券发行金额、进入二级市场交易额”为自变量。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借助SPSS软件进行了计算,构建了度量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的模型,预测了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并将流动性的实际数据与通过模型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在盈利性方面,以“证券产品利差”作为衡量资产证券化产品盈利性的指标,对中国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盈利性、个人债务的资产证券化和公司债务的资产证券化的盈利性进行了量化比较。与前两节不一样的是,并没有将“证券产品利差”作为因变量,而是将“证券利润”作为因变量,以“证券产品利差、发行金额、各种费用”为自变量,根据会计准则建立了度量中国资产证券化盈利性的模型。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资产证券化产品适用性为引领,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支撑的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综合评价体系（ASLP）,提出了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对需大力发展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提出了发展路径,包括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房地产投资信托资产证券化（REITs）、保障性住房资产证券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的资产证券化。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通过对资产证券化产品之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衡量资产证券产品的标准――“适用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并率先进行了探索。（2）在对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金融市场中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中国的适用程度,并提出了衡量产品“适用性”的主要依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安全性（风险程度）,构建了度量资产证券化产品安全性的标准和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各种资产证券产品的流动性,构建了度量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的标准和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盈利性,构建了度量资产证券化产品盈利性的标准和模型。（3）本文综合对产品“适用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比较研究的结果,提出了评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四性”体系（ASLP）。
程雪军[7]（2020）在《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消费金融由于科技突破、经济深化、社会发展以及法律支持而获得创新发展,但是这种小额、分散、无抵押的互联网信用贷款,主要面对中低净值的“长尾”用户,类似于中国版“次贷”,倘若缺乏有效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与风险防范,则有可能诱发中国版“次贷风险”。目前对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以及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由于该问题横跨法律、金融与互联网三大学科,所以众学科讨论者甚多,但是深入研究者甚少。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其逻辑起点在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法律结构。通过对“消费金融”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有效明晰消费金融的概念与主要模式。然后通过对消费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分析,厘定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并进一步对互联网消费金融、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网络借贷进行比较研究,明确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边界。对比传统金融理论,作为新型金融科技业态的互联网消费金融,虽起源于域外但却在中国迅猛发展,这有其发展的应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本文采用Citespace对互联网消费金融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并结合1000余份《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风险调研问卷（2019）》,基于传统金融基础理论框架,本文认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理论支柱主要包括发展动因、发展模式、风险规制以及法律规制等,并具有逻辑推进关系。关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参照互联网技术成熟度曲线,可以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分为萌芽发展、新兴成长、快速成长以及主流市场阶段。并基于数据分析测算出我国当前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为23062.10亿元左右。此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特征,以及法律、经济、社会、科技视角下的发展动因。而在这些快速发展背后,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相较于域外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发展模式,形成一种两分法发展模式:消费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互联网机构的消费金融化,然后对其进行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分析。在互联网消费金融快速发展的背后,我国也存在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的问题与风险。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及司法裁判现状,分别选择“两分法”发展模式下消费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捷信消费金融公司案）与互联网机构的消费金融化（分期乐公司案、腾讯公司案）三起典型案件,对其进行案例剖析与法律问题探究。并基于这些微观法律现象问题,将其上升到宏观法律风险层面。然而,传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非法学分类方法,更多的是构建于行业内部特点之上,而非基于法学视野。通过借鉴“主客体关系”分析方法,本文将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解构为主体风险（经营者主体风险与消费者主体风险）以及行为风险（经营者行为风险与消费者行为风险）。从法学视野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重构之后,本文进一步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域外经验考察。通过对国内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适格性风险与消费者适格性风险比较研究,深度剖析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体风险;在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为风险方面,本文对综合利率上限、经营者不正当竞争、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的违约信用以及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方面比较研究,并且充分借鉴域外风险规制经验。通过对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模式以及风险研究,构建与完善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则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需要明晰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的逻辑以及目标,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行业稳健发展、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其二,通过分析我国当前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构建一种“多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其三,从互联网消费金融主体风险与行为风险两方面加强法律规制,前者包括加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与消费者适格性规制;后者包括积极推进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范体系的建设,引入“监管沙盒”以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风险的动态平衡,加快信用体系等互联网消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市场规制以构建公平化、法治化的市场竞争环境,构建金融科技监管以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龙英姿[8]（2020）在《宁波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案例研究》文中认为小微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发明专利,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小微企业与城商行的结合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在彼此的选择中实现共赢。一方面,由于小微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缺乏抵押或担保等原因,大中型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更倾向于大中型企业,故小微企业在与大中型企业争夺大中型银行的信贷额度中处于下风;另一方面,城商行资金规模和贷款利率在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竞争大中型企业客户的博弈中并不占优势,做好大中型商业银行并不特别看重的小微企业的服务,才是城商行寻求突破之口。宁波银行自1997年在成立至今,扎根江浙地区,长期深耕小微市场,积硅步至千里,在硝烟四起的小微业务激烈竞争中,砥砺前行,最终脱颖而出,探索并找到有自己特色的差异化经营之路,打造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2019年荣获《金融时报》“最佳小微金融服务中小银行”的宁波银行,也在当年登上了上市城商行市值第一的宝座。本文以宁波银行小微信贷业务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宁波银行如何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明晰自身发展战略定位,创新产品和风控机制,深耕小微企业信贷市场,以差异化经营获得市场份额,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较好的缓解了本地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宁波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个案研究,推及至自身和其他城商行,得到启示:对宁波银行自身发展而言,贷款组合多元化,才能降低小微贷款风险敞口;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实现数字化精准营销和打造数字化银行,充分发挥服务小微企业的“长尾效应”,才能在未来银行业发展中夺得先机。对城商行发展而言,第一,明确自身定位,服务本地、服务实体经济;第二,只有通过差异化经营打造核心竞争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只有通过持续创新,优化风控,才能实现稳健发展;第四,数字化转型,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黄慧微[9]（2020）在《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尽快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形成社会运行的良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将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高度,强调要在经济全局、系统中化解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及其占流动性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之年,多重因素叠加下,坏账风险也在相应提高;尽管商业票据融资业务尚不够成熟,但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商业票据业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2016年票据风险事件爆出后,票据业务量开始持续减少,但2019年我国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的快速扩张趋势,潜在风险极容易在企业和银行间传导,扩大风险范围。无论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现代金融危机实践的反思,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对应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用一般理论、资本积累、扩张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信用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且其中蕴含着不少前瞻性、现代性的观点和洞察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面临市场自发调节下的各种失衡或失灵,更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和信用理论的基本逻辑,继续创造性解决信用制度二重性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现实风险及潜在风险,依据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以商业信用与生产过剩、货币理论、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支撑,本文采用平行式行文结构,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投机风险三个方面探索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及防范。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风险的外在表现和产生的一般原因;坚持理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探索信用基本理论与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具体应用相结合;为更契合当代商业信用风险特征,采用了金融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及其作用、信用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间对立的机理和表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最终的发展趋势便是彼此分离并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且具有周期性。统一的过程中,部分则以具体信用风险形式呈现出来,商业信用风险便是其中之一。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以及马克思的信用思想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信用”范畴,形式上指以债权债务关系为核心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关系,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商业信用则是社会再生产中以商品为借贷对象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商品让渡与价格实现分离、商品为对象、链条性的特征,风险也相应表现为锁链式扩散性、双向性、可转移性特点,但同样具备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的冲突。整理、归纳了商业信用扩张与风险形成相关理论,一是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即“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付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二是商业信用扩张加剧和掩盖生产过剩的机理;三是商业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数量的影响;四是归纳了经济周期中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共同作用及演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金融发展“回归本源”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与危机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该部分也成为下文具体分析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商业信用产生、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应收账款和商业票据的整体现状、新发展:应收账款方面,当前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呈现比较稳定的行业集中分布,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及应收账款证券化三种应收展账款融资模式快速发展趋势明显,并逐渐平台化;商业票据方面,业务经营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票据业务电子化水平显着提升,电子票据、数字票据带动票据融资业务增加,但随着国家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和强化监管,票据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从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总体看,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发展主要面临着突出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风险、投机盛行三方面风险。第三部分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道德弱化下的信用风险及防范对策。成因:商业信用道德形态的不完备、道德契约的脆弱性;提出相应防范建议,即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信用资本的道德批判,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体系下的诚信美德,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培育企业信用文化。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风险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导致的信用风险,主张多渠道提高商业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全过程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第四部分围绕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分析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其中外部可支配的准备资本条件的分析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关系的研究,同时结合经济周期原理,从部分产能过剩、产业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分析了我国商业信用回流本身的风险。提出了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控制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边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具体建议。第五部分为关于投机风险的分析,主要针对商业票据投机问题展开,也有部分兼具实体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特征的投机风险形式。依据投机形成条件,从商业信用融资工具、供给、收益实现、有限理性等方面分析投机风险的形成。建议从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提升理性决策水平、强化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三方面抑制投机。第六部分总结、梳理了三种具体风险形成机理上的内在联系。主张整体中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的各类因素;从防范措施中概括、提炼出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即遵循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科学化解风险;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整体看,论文运用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信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又结合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经济转型的时期特征,把握信用杠杆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机遇,在创新发展中化解风险,在实践中继承、丰富马克思信用思想。
黄为敏[10]（2020）在《AB金融服务公司消费分期业务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消费金融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各大电商平台纷纷依托自身场景和用户规模优势发展消费金融。2013至2014年,分期乐、京东白条、趣分期、爱又米纷纷上线,行业进入启动期。启动期的相关政策以鼓励业务发展为主,至2015年6月政策共批准成立了15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进入2015年,大量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产品涌现,其中包括2015年4月上线的花呗;政策方面,2016年3月,人民银行、银监会提出“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在行业创新、政策鼓励的共同作用下,互联网消费金融进入快速增长期。但是,在快速增长的背后,出现了过度授信、暴力催收等不合规经营方式,2017年出台各项资质、业务监管政策,行业进入整顿期。电商平台发展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有利于增加用户粘性,促进传统业务销量,同时还可以增加一笔不小的利息收入。但是,由于飞速扩张,监管不力,行业乱象也随之发生,比如恶意欺诈、重复授信、过度消费等。在行业监管趋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强化风险管理逐渐成为消费领域消费金融项目生存发展的关键。AB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互联网金融消费公司。其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消费金融的萌芽,爆发,治理的三个阶段。具有一定代表意义。论文以其消费金融业务为研究对象,探寻场景化消费金融领域的风险因素,以提高特定场景消费金融风险控制水平。首先通过了解研究行业背景,确定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消费金融平台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分别对互联网消费金融进行概述,通过互联网消费金融概念、特点、业务类型进行阐述,同时从理论角度对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进行概述。对AB金融服务公司现状进行简单介绍,通过介绍概况、内部结构、业务介绍及经营状况为后面分析做基础。通过案例的形式对AB金融服务公司消费分期业务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形成的原因予以分析,主要问题包括合规风险、交易风险、信用违约风险、内部员工操作风险。同时概括了这些风险的特征。并对问题的原因予以分析,监管政策解读不足,系统搭建不完善,员工职业素养和内部管理都是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然后通过六个方面对AB公司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包括合规发展,完善系统平台,构建更科学化的信用评级标准,加强合理贷后管理、规范平台风控流程以及提升员工业务能力等。
二、上海个人信贷消费遇寒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个人信贷消费遇寒冬（论文提纲范文）
（1）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货币政策对房价的有效性影响 |
| 1.2.2 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渠道 |
| 1.2.3 货币政策对房价的时变性影响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基础概述 |
| 2.1 货币政策基础概述 |
| 2.1.1 货币政策工具 |
| 2.1.2 货币政策目标 |
| 2.2 房地产价格理论概述 |
| 2.2.1 房地产价格 |
| 2.2.2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
| 2.3 货币政策对房价的传导机制 |
| 2.3.1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传导机制 |
| 2.3.2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传导机制 |
| 第3章 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 3.1 货币政策发展现状分析 |
| 3.1.1 数量型货币政策发展现状分析 |
| 3.1.2 价格型货币政策发展现状分析 |
| 3.1.3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历程 |
| 3.2 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 |
| 3.2.1 商品房价格分析 |
| 3.2.2 房地产市场宏观分析 |
| 3.3 货币政策与房价的关联分析 |
| 3.3.1 货币供给量与房价的关联分析 |
| 3.3.2 利率与房价的关联分析 |
| 第4章 货币政策对房价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TVP-VAR模型构建 |
| 4.2 变量选取和平稳性检验 |
| 4.2.1 变量选取 |
| 4.2.2 平稳性检验 |
| 4.3 参数估计和MCMC抽样 |
| 4.3.1 参数估计 |
| 4.3.2 MCMC抽样 |
| 4.4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分析 |
| 4.4.1 等间隔脉冲响应分析 |
| 4.4.2 时点脉冲响应分析 |
| 4.5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分析 |
| 4.5.1 等间隔脉冲响应分析 |
| 4.5.2 时点脉冲响应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调整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
| 5.2.2 加快推进货币政策转型 |
| 5.2.3 稳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
| 5.2.4 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预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数据监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内容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第一章 监控资本主义的大数据背景 |
| 第一节 大数据发展的历时性梳理 |
| 一、大数据如何被确立为技术前沿 |
| 二、大数据概念内涵的泛化趋势 |
| 第二节 危机意识与乐观情绪的分化 |
| 一、两种立场与两种方法论分歧 |
| 二、本文研究的认识论起点 |
| 第二章 个人数据商品化中的资本积累——以蚂蚁金服为例 |
| 第一节 个人数据的商品化过程 |
| 一、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 |
| 二、当数据作为一门生意 |
| 第二节 数据利用模式:对蚂蚁金服的政治经济分析 |
| 一、导言:经验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二、支付宝、蚂蚁金服、阿里巴巴 |
| 三、支付平台:数据沉淀和提取的入口 |
| 四、金融平台:数据分析和应用的领域 |
| 五、生活平台:勾连生活场景的产品定位 |
| 第三节 蚂蚁集团的意识形态及其消费信贷扩张 |
| 一、意识形态分析 |
| 二、消费信贷扩张 |
| 第四节 数据监控的经济性及其创新 |
| 一、数据监控的经济性 |
| 二、经济性的提出可能存在的创新 |
| 第三章 监控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价值和劳动 |
| 第一节 数据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刍议 |
| 一、数据使用价值的两点争论 |
| 二、数据交换价值的两点争论 |
| 第二节 数据监控中的痕迹劳动 |
| 一、痕迹作为一种特殊的数据类型 |
| 二、痕迹作为一种无感的劳动方式 |
| 第三节 新型劳资关系的冲突与维系 |
| 一、隐私:利益冲突的集中领域 |
| 二、消费:维持生产的关键手段 |
| 三、成瘾:改造时间的技术体制 |
| 第四章 对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重新认识监控资本主义 |
| 一、佐伯芙理论的局限性 |
| 二、监控资本主义概念的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监控资本主义体系的肌理 |
| 一、时间:即时、归档、预测 |
| 二、空间:社会大工厂 |
| 三、结构:双寡头垄断 |
| 四、介质:数据的物质性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创新点 |
| 1.2.4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反贫困 |
| 2.1.3 数字鸿沟 |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 3.2.1 世界银行 |
| 3.2.2 联合国 |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3 实证结论 |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 5.5.2 平稳性检验 |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 5.5.4 GMM估计 |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 5.5.6 FEVD检验 |
| 5.5.7 实证结论 |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6.1 模型的选择 |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 5.6.4 实证结论 |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 6.1.2 空间贫困 |
| 6.2 模型的选择 |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 6.2.2 SDM模型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实证结论 |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6）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比较研究 ——基于产品适用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境外研究文献 |
| 1.3.2 国内研究文献 |
| 1.3.3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适用性分析 |
| 1.4.2 “三性”原则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1.7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7.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资产证券化产品综述 |
| 2.1 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结构 |
| 2.1.1 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
| 2.1.2 资产证券化的参与方 |
| 2.1.3 资产证券化产生的原因 |
| 2.1.4 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结构 |
| 2.2 资产证券化产品及分类 |
| 2.2.1 国外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分类 |
| 2.2.2 中国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分析 |
| 2.2.3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分类 |
| 2.3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现状及特点分析 |
| 2.3.1 发展现状 |
| 2.3.2 外部环境 |
| 2.3.3 存在的问题 |
| 2.3.4 特点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适用性比较 |
| 3.1 各种(类)资产证券化产品适用性分析 |
| 3.1.1 各种(类)资产证券化发行量分析 |
| 3.1.2 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适用性分析 |
| 3.2 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适用性比较 |
| 3.2.1 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适用性的评分依据 |
| 3.2.2 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适用性得分 |
| 3.3 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适用性结论 |
| 3.3.1 高等程度适用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
| 3.3.2 中等程度适用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
| 3.3.3 低等程度适用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
| 第四章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比较 |
| 4.1 各种(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安全性比较 |
| 4.1.1 历史数据比较 |
| 4.1.2 变量选择及建立模型 |
| 4.1.3 验证模型 |
| 4.2 各种(类)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比较 |
| 4.2.1 历史数据比较 |
| 4.2.2 变量选择及建立模型 |
| 4.2.3 验证模型 |
| 4.3 各种(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盈利性比较 |
| 4.3.1 历史数据比较 |
| 4.3.2 变量选择及建立模型 |
| 第五章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方向和策略 |
| 5.1 “四性”综合评价体系(ASLP)的建立及运用 |
| 5.2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方向 |
| 5.2.1 大力发展适用性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
| 5.2.2 适度发展适用性居中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
| 5.2.3 谨慎发展适用性较差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
| 5.3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策略 |
| 5.3.1 不同类别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策略 |
| 5.3.2 根据中国资产证券化的特点确定发展策略 |
| 第六章 重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路径 |
| 6.1 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路径 |
| 6.1.1 组建汽车贷款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池 |
| 6.1.2 评级汽车贷款证券化的基础资产 |
| 6.1.3 规范汽车贷款证券的后期管理 |
| 6.2 房地产投资信托资产证券化(REITs)的发展路径 |
| 6.2.1 规范REITs的流程 |
| 6.2.2 完善REITs的信用增级分析 |
| 6.2.3 分析REITs评级的影响因素 |
| 6.2.4 明确REITs的发展方向 |
| 6.3 保障性住房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路径 |
| 6.3.1 建立保障性住房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池 |
| 6.3.2 确定保障性住房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原则 |
| 6.3.3 合理设计保障性住房资产证券化方案 |
| 6.3.4 政策支持保障性住房资产证券化 |
| 6.3.5 规范保障性住房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框架和流程 |
| 6.4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路径 |
| 6.4.1 明确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程序 |
| 6.4.2 稳妥有序地发展PPP项目资产证券化 |
| 6.4.3 严格筛选PPP项目资产 |
| 6.4.4 采用主信托方式进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 |
| 6.4.5 完善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律、法规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各种(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四性”的比较 |
| 7.2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方向和策略 |
| 7.3 衡量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标准、指标、依据、模型及评价体系 |
| 7.4 中国重点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边界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分析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 |
| 四、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规制逻辑 |
| 五、域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与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法律结构 |
| 第一节 消费金融概述 |
| 一、消费金融的界定 |
| 二、消费金融的主要模式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厘定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边界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结构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基本业务模式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结构 |
| 第二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建构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基础理论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理论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理论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风险规制理论 |
| 四、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理论 |
| 第三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与动因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特征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具体发展动因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概述 |
| 二、域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发展模式 |
| 三、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具体发展模式 |
| 第三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一、电子商务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二、分期购物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三、网络借贷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第四章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与风险重构 |
| 第一节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现状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依据与规制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司法层面的规制现状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案例与问题剖析 |
| 一、捷信消费金融公司与陈建民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
| 二、崔华与分期乐网络科技公司等培训借款合同纠纷案 |
| 三、腾讯公司与力天无限网络技术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 第三节 法学视野下的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重构 |
| 一、传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与反思 |
| 二、法学视野下的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 |
| 第五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体风险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适格性风险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消费者适格性风险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行为风险 |
| 一、综合利率上限风险 |
| 二、经营者不正当竞争风险 |
| 三、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
| 四、消费者的违约信用风险 |
| 五、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 |
| 第六章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及路径建构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与目标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目标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重构 |
| 一、当前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多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重构 |
| 第三节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建构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主体风险的法律规制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为风险的法律规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中图示清单 |
| 附录二 文中表格清单 |
| 附录三 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的立法情况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宁波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配给与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
| 1.2.2 银企关系与小微企业融资困境 |
| 1.3 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小微企业的界定 |
| 2.2 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理论 |
| 2.2.1 “麦克米伦缺口”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信贷配给理论 |
| 2.2.4 银企关系理论 |
| 第3章 宁波银行发展小微信贷业务背景介绍 |
| 3.1 宁波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的发展史 |
| 3.1.1 宁波银行的背景简介 |
| 3.1.2 宁波银行发展小微信贷业务的历史 |
| 3.2 宁波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的发展现状 |
| 3.2.1 来自六大行的挑战 |
| 3.2.2 来自股份制银行的挑战 |
| 3.2.3 来自农商行的挑战 |
| 3.2.4 来自互联网银行的挑战 |
| 第4章 宁波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案例分析 |
| 4.1 宁波银行发展小微信贷业务的优势分析 |
| 4.1.1 江浙地域优势,小微土壤肥沃 |
| 4.1.2 组织架构变革,搭建小微业务新平台 |
| 4.1.3 优化风控管理,引入大数据技术 |
| 4.1.4 产品创新,打造小微业务新亮点 |
| 4.1.5 小微信贷模式创新,线上线下齐发力 |
| 4.2 宁波银行小微信贷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2.1 小微贷款风险敞口大 |
| 4.2.2 “人海战术”人力成本投入大 |
| 4.2.3 金融科技投入乏力 |
| 4.2.4 “长尾效应”有待深度挖掘 |
| 第5章 启示 |
| 5.1 完善宁波银行发展小微信贷业务的启示 |
| 5.1.1 贷款组合多元化,降低小微贷款风险敞口 |
| 5.1.2 精准营销服务小微,降低人力成本 |
| 5.1.3 金融科技加持,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小微 |
| 5.1.4 充分发挥服务小微企业的“长尾效应” |
| 5.2 城商行实现差异化经营之路的启示 |
| 5.2.1 明确自身定位,服务本地、服务实体经济 |
| 5.2.2 因地制宜,差异化经营打造核心竞争力 |
| 5.2.3 持续创新,优化风控 |
| 5.2.4 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重点 |
| (二) 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 |
| 一、马克思信用理论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信用 |
| (二) 商业信用 |
| (三) 信用风险 |
| (四) 商业信用风险的含义及特征 |
| 二、信用的作用 |
| (一) 信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二) 信用加速危机的爆发 |
| 三、商业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
| (一) 商业信用的产生 |
| (二) 商业信用的发展 |
| 四、马克思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理论 |
| (一) 商业信用自身的界限 |
| (二) 信用扩张与生产过剩 |
| (三) 信用与货币流回规律 |
| (四) 经济周期中的信用作用及演变 |
| 五、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时代价值 |
| (一) 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指导价值 |
| (二) 研究当代金融风险的重要理论支撑 |
| (三) 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及主要风险 |
| 一、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 |
| (一) 发展概述 |
| (二) 传统商业信用形式的发展现状 |
| (三) 商业信用模式的新发展 |
| 二、当前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风险隐患 |
| (一) 信用风险突出 |
| (二) 流动性风险增强趋势明显 |
| (三) 投机活动难以有效遏制 |
| 第三章 信用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信用风险形成 |
| (一) 伦理维度的商业信用道德弱化成因 |
| (二) 经济维度的信用风险成因 |
| 二、信用风险防范 |
| (一) 强化商业信用伦理道德建设 |
| (二) 提高商业信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
| (三) 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 |
| (四) 完善征信服务系统 |
| 第四章 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流动性风险形成 |
| (一) 企业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不足 |
| (二) 回流本身的风险 |
| 二、流动性风险防范 |
| (一) 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 |
| (二) 商业信用扩张以产业资本边界为限 |
| (三)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四) 进一步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 |
| 第五章 投机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投机风险形成逻辑 |
| (一) 商业信用基础工具及金融衍生品融合的风险 |
| (二) 有限理性下的决策偏差 |
| (三) 商业票据融资制度、监管机制不够完备 |
| 二、投机风险防范 |
| (一) 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 |
| (二) 提升理性决策水平 |
| (三) 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 |
| 第六章 系统把握三种商业信用风险的防范 |
| 一、贯彻习近平现代信用风险治理念和新时代经济思想 |
| (一) 立足新时代的风险治理战略部署 |
| (二) 金融风险治理 |
| (三) 金融风险治理是对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整体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因素 |
| (一) 坚持马克思信用风险的基本立场 |
| (二) 理顺商业信用风险成因的内在联系 |
| 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化解风险 |
| (一)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回归信用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 |
| (二) 尊重货币流通规律,调控信用规模 |
| 四、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 |
| (一) 优化相关信用制度安排,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
| (二) 把握信用功能发挥中政府与市场合理边界 |
| 五、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 |
| (一) 信用道德提升有助于信用风险与投机风险控制 |
| (二) 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为企业诚信提供物质保障和凝聚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10）AB金融服务公司消费分期业务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方法 |
| 二、消费金融介绍及风险管理概述 |
| (一) 互联网消费金融简介 |
| 1. 互联网消费金融概述 |
| 2. 互联网消费金融特点 |
| 3. 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类型 |
| 4.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规模及其产业链 |
| (二) 消费金融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
| 1. 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
| 2. 信息不对称理论概述 |
| 三、AB金融服务公司消费分期业务风险管理现状 |
| (一) 公司概况 |
| (二) 内部组织架构 |
| (三) 业务介绍及经营概况 |
| 1. 业务类型及规模 |
| 2. 业务申请流程 |
| 3. 业务用户画像 |
| 4. 业务风险管理现状 |
| 四、AB公司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 AB公司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
| 1. 无牌照经营导致合规风险 |
| 2. 系统异常导致交易风险 |
| 3. 客户逾期还款违约风险问题 |
| 4. 内部员工操作风险问题 |
| (二) AB公司风险管理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
| 1. 市场瞬息万变,风险识别滞后 |
| 2. 信息系统建设不完善 |
| 3. 准入用户信贷水平识别能力薄弱 |
| 4. 员工专业能力欠缺 |
| (三) AB金融服务公司消费分期业务风险特征 |
| 五、AB金融服务公司消费分期业务风险控制与建议 |
| (一) 整顿金融品类合规发展 |
| (二) 增加投入完善系统平台 |
| (三) 完善用户信用评级标准 |
| (四) 科学合理增强贷后管理 |
| (五) 规范平台风控流程 |
| (六) 提高员工职业能力 |
| 六、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上海个人信贷消费遇寒冬（论文参考文献）
- [1]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胡甲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4]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数据监控问题研究[D]. 姚瑶.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6]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比较研究 ——基于产品适用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对比[D]. 孙汉康. 河北大学, 2020(02)
- [7]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D]. 程雪军.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8]宁波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案例研究[D]. 龙英姿. 湘潭大学, 2020(02)
- [9]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 黄慧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AB金融服务公司消费分期业务风险管理研究[D]. 黄为敏.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