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的曹操是如何对待人才的？——小说人物曹操的反转

一、《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如何对待人才的?——为小说人物曹操翻案（论文文献综述）

黄小菊^[1]（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张晓鹏^[2]（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研究说明“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陈曦^[3]（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梁依霄^[4]（2020）在《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曹操形象演变研究》文中指出曹操是“三国”故事中颇受瞩目且争议性最大的人物之一,因其形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而被史学界与文艺界广泛关注。一般认为戏曲舞台上的曹操是一个鲜明的“白脸奸臣”形象。然而,曹操在元明清杂剧传奇中并非单纯的脸谱化,而是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本文以元明清时期34部涉及曹操形象的杂剧传奇作品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曹操形象的演变。本文第一章纵向梳理曹操形象的内涵在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演变轨迹,具体为从反面典型到正反两极、从极端表现到复杂融合、从正反两极再到反面典型的演变过程,实现了最终向反面典型的回归。第二章横向分析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演变的艺术表现,从科介、台词、服饰、脚色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具体为科介从刻板单一到形象多元,台词从通俗到文雅,服饰从单调到丰富与个性化,脚色从“末”到“净”、“丑”。第三章探讨了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演变的原因与文化内涵。演变原因从政治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剧作家创作心态与受众审美倾向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内涵为正蜀伪魏的正统观念、因果报应思想、儒家礼制与等级观念。本文通过对曹操形象在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嬗变进行多维思考,希望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曹操以及曹操形象塑造提供一些启示。

李媛^[5]（2019）在《《三国演义》研究70年》文中指出由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根据史籍、传说、平话、戏剧而"编次"的《三国演义》,在我国早已是家喻户晓,就连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太太也没人不晓得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的名字,所以古人就说:"凡有饮水处,都有《三国》在。"读这本书的人很多,是由于它能给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以及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讨论、研究这本书的学者也很多,是因为它是一本永远都存在研究课题的无尽宝库。读书者、研究者的共同推动,形成了"《三国演义》热"。

范秋雯^[6]（2019）在《论浦安迪的“奇书文体”研究》文中指出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1945-）是当代美国汉学界研究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之一。其汉学研究,离不开战后美国汉学给予的政策支持以及“中国中心观”等观念的影响,亦受惠于先师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教授的方法论启发,由此形成了他格外重视中国学理传统和命脉的研究方法。在明清点评家的启发下,他坚持认为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承袭自史文传统,并受到神话空间化的影响,是一种有着特殊美学抱负的“奇书文体”。强调“奇书文体”起源于史文传统,有浦安迪意欲沟通中西叙事文学的努力,但在这一观念影响下,他未能看到变文、说书等说唱传统对明清小说的形塑作用,不免有偏执一端之嫌。浦安迪对“奇书文体”的研究主要从结构、修辞入手,他认为:“奇书文体”不仅在结构上具有统一性,而且采用“二元补衬”、“多项周旋”的独特原则安排情节布局和人物关系,从而对夏志清等学者发起挑战。就内容而言,浦安迪认为“奇书文体”运用“反讽”手段对作品中的说书语境、诗词曲歌以及主要人物作翻案文章,从而消解了英雄们的崇高价值。在寓意层面,浦安迪着重研究“大观园”及“四大奇书”。他指出前者寓指“总体视野”,是以“盛衰”、“出入”不可避免,共同构成“大观园”的总体景观;后者则重在颠覆“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浦安迪对“奇书文体”的研究,加强了这些作品共属一个美学体系的认知,但他对体系化的过度强调,不免导致其对文本内部差异及独特价值的忽视。总体而言,浦安迪对中国叙事学的研究虽有缺憾,但他对传统点评的重视,对西方理论的援引,都对国内治学者做出有益启示。

李万营^[7]（2018）在《曹操故事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曹操故事具有文本丰富、内容复杂、倾向鲜明、影响深远等特点。20世纪以来,曹操故事研究主要是从历史人物形象、文学人物形象等角度来展开的,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受到学科、文体、材料的限制,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思路的束缚,还存在许多问题。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思路研究曹操故事,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曹龙^[8]（2015）在《曹操形象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多世纪以来,曹操形象的演变研究一直被学术界所关注。曹操形象从“英雄”到“奸雄”的演变,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沉淀。魏晋时期是曹操的形象演变的开端,在陈寿所着的《三国志》中,陈寿评价他“非常之人,超世之杰。”①这期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进一步丰富了曹操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同时对曹操“奸雄”形象做了重要补充,呈现出一位具有多面性格特征的曹操形象。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不仅肯定了曹操的聪明机智、崇侠尚义的性格特征,而且增加了曹操性格残忍,嫉贤妒能的性格弱点。这时期的曹操形象从历史的长廊中演化出来,逐渐步入了文学的世界。隋唐时期,许多文人三国题材的创作对曹操形象的演变起到了很好的承接作用。隋朝时期,《隋书》注重以史为鉴,肯定了曹操的政治才能,增加了曹操对音乐发展的促进作用;到了唐朝,曹操更多的是进入了文学作品当中,无论是唐诗还是小说,都是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上,一方面强化了曹操的政治功绩,一方面深化了曹操的负面性格。宋元时期,曹操形象的演变经历了较大的转折。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宋词、平话、还是杂剧,曹操负面形象进一步遭到文人的批判,“英雄”形象逐渐淡化,“奸雄”形象更为突出。到了明清时期,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加工与改造,罗贯中完成了对曹操形象的塑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呈现出一个既“奸”且“雄”、复杂的、多层次的人物形象;而最终毛评本《三国演义》的问世,毛氏父子通过对史实以及前代文学作品的进一步加工处理,“奸雄”曹操最终定型,并且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张真^[9]（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张博^[10]（2014）在《多元文化冲突与《三国演义》传统观》文中研究说明这篇论文的研究范畴属于对《三国演义》文化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能力所限,只选择一些传统观念作为切入角度来管窥这一课题的冰山一角。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仁”、“忠”、“义”三者在《三国演义》中的矛盾特征,及其矛盾背后渗透出的文化冲突。在对《三国演义》“仁”观念的分析中,本文重点分析了刘备这一被人民和作者寄予了理想化仁君色彩的人物在其一生斗争过程中坚持仁政理想与获得政治利益上的矛盾,指出儒家向往的仁政理想和政治军事斗争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缺乏联系的,甚至是相反的,获取政治利益的条件体现为对仁政理想的背离。而出现这一观念上矛盾的根源在于儒家和法家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在对《三国演义》“忠”观念的研究中,本文首先指出矛盾的焦点在于作品对愚忠守节者和背弃忠君原则的叛变者同样表现出了宽容,甚至对后者的弃暗投明表现出了积极地认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其还原到春秋时代的“士文化”的嬗变过程中去,并认为士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士志于道”的理解发生的转变导致了《三国演义》“忠”观念的矛盾。对于《三国演义》中的“义”观念,本文的研究从被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关羽的人物形象入手,分析主要体现其重义的情节之中所体现出的“义”的性质,从而发现儒家和墨家同样提倡的“义”的不同内涵的冲突对《三国演义》中的“义”观念造成的影响。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三国演义》之中几个历史观念的矛盾之处。首先,对于天命问题,《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明确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些人物在得知天意后顺天而行,而另一些人物则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逆天意而行,人物在两种抉择的之间矛盾态度来源于儒家中孔孟学派和荀子学派对于天命是否有常,天命是否由道德决定的根本分歧。对于三国时代魏国和蜀国孰者为正统的问题,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其对王朝正统性的评价标准更是莫衷一是,《三国演义》选择了“拥刘反曹”的政治基调,没有接纳陈寿《三国志》帝魏寇蜀的立场。这其中不仅包含了朱熹等一系列南宋理学名家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推崇,也与民众对现实政治和民族压迫政策的反抗相关。对于《三国演义》英雄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人物其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截然不同的定位上。在《三国志》中的超世英杰与《三国演义》中的乱世奸雄之间,横亘着道德标准这一无法逾越的重要标准。而统摄《三国演义》的核心历史观仍是天命史观,而并非英雄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辨析也将在英雄观章节中加以论述。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三国演义》所反映的汉末三国时代道教发展状况,重点分析了张角、张鲁、于吉与左慈分别实践的道教与政治相结合三种形式。通过对三种宗教政治模式失败经验的总结,以及道教领袖难逃被杀、投降、被严格控制的悲剧命运的原因的综合分析,从而展示出道教文化自从汉代诞生以来,与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相互冲突斗争的全过程,揭示出《三国演义》道教情节的文化蕴涵。第四章主要关注了《三国演义》中为数较少,地位相对较轻的一些女人人物角色。在粗略地将她们归入不同的类型之后,主要分析了《三国演义》中间女性形象身上存在的三大矛盾：社会地位的尊与卑,女性的美貌与政治斗争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道德层面上是否存在着对贞节方面的要求。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我们将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从三国女性对政治的参与这一问题入手,分析占据社会主流的男权文化对女性参政问题的压制,以及在男权话语书写下的《三国演义》的性别文化特征。第五章以《三国演义》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虚实观念作为切入,首先总结了前人对《三国演义》虚实问题的争议看法,并使用切实的考据方法,对《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前人以往关注的不多的历史与虚构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考辨。本文将《三国演义》存在的虚实观念中的差异矛盾归结为上层的史官文化与新兴的下层市民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而在新历史主义学者看来,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各种虚构,无论是史官文化还是市民文化,它们虽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对历史真实问题的态度,但是他们实际上在使用着同样的方法来编织着历史典籍或是通俗小说的文本。第六章作为全文的结论部分,将引入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理论的原理,并以此再次梳理《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在总结全篇论文的同时,对《三国演义》的文化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展望。

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如何对待人才的?——为小说人物曹操翻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如何对待人才的?——为小说人物曹操翻案（论文提纲范文）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3）《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曹操形象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三国演义》研究70年（论文提纲范文）

（6）论浦安迪的“奇书文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曹操故事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8）曹操形象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10）多元文化冲突与《三国演义》传统观（论文提纲范文）

四、《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如何对待人才的?——为小说人物曹操翻案（论文参考文献）

•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3]《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4]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曹操形象演变研究[D]. 梁依霄.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三国演义》研究70年[J]. 李媛. 文史杂志, 2019(05)
• [6]论浦安迪的“奇书文体”研究[D]. 范秋雯.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曹操故事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J]. 李万营. 天中学刊, 2018(01)
• [8]曹操形象演变研究[D]. 曹龙. 渤海大学, 2015(01)
• [9]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
• [10]多元文化冲突与《三国演义》传统观[D]. 张博. 南开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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