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铁迪主任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政府关于本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李乾坤[1]（2019）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是将妇女群众的具体利益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领域持续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妇联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在党政部门支持下,积极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深化妇联组织改革、推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阶段,系统梳理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既是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深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因此,对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研究以现阶段的区域性实践和个案为主的局限,以史实为依据,运用相关理论,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党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妇联组织的沿革、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社会力量的消长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从探析妇联组织特性和社会治理理念着手,界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内涵,划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研究边界,然后梳理归纳与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最为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治理理论的理论沿革和核心观点,阐释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妇联围绕新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治理中心任务,统合妇女群众与其他社会力量,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对妇女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治理实践。第三、四部分研究在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历程中,妇联在组织建设、提升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发动妇女参与各项社会建设、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妇女提供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探索与过失。第五部分研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妇联遵循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国家治理总体战略,按照“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治理原则,在建立纵横交错的妇联组织网络,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制度和协调机制,打造“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文明家庭创建”等多个专题活动品牌,建立确保活动持续开展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丰富实践。第六部分研究新时代妇联在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新布局中,在全面深化妇联组织改革的基础上,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各种新资源、新技术,尤其是巾帼志愿者资源和互联网技术,联合社会力量在妇女源头维权和实事化维权、引领妇女群众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动员妇女参与社会文明新风培育等方面的新探索。第七部分总结妇联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中,在推动妇联组织创新发展,处理与党政部门、其他社会团体、妇女群众等各方社会力量关系,汇聚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联系、团结、服务、教育妇女群众等方面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经验。总之,妇联作为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可信赖和依靠的重要群团组织,是沟通党和妇女群众、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间,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主流是既推进了妇联组织的创新发展,满足了各个阶段妇女群众解放发展的需求,又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了巾帼力量,基本上形成了多赢的良性循环;支流是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一度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存在“四化”一类的历史遗留问题或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亟需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阶段,为了充分激发妇联和妇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群团改革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构作出了重要部署和指示。历史经验表明,新时代妇联若要更好地承担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使命,还需遵循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妇联组织主动性相统一,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活动相统一,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等历史逻辑。
李响[2]（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指出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张学娟[3]（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冯志峰[4]（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李元[5]（2018）在《段力佩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段力佩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学教育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他1950年起任上海市育才中学校长,1984年退居二线、任名誉校长,直到1996年离休,领导和影响育才中学近半个世纪。期间,段力佩分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领导育才中学进行三次大的教育改革,先后产生“十六字”经验、“八字”教学法和“三自”教育思想,享誉中国教育界。本文考察了段力佩家世、教育实践历程、教育思想形成的脉络及其思想内涵,尝试系统地梳理段力佩教育思想,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学教育的自主探索之路,探寻教育家的成长规律。段力佩在育才中学半个世纪的教改历程,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考: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十六字经验,突出的是对“教”的改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八字教学法,转而为对“学”的关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自治自理、自学自创、自觉体锻”“三自”教育思想,已上升到了“育”的层面,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这是一条由关注教学到关注教育的思路,是一条由关注“他者”到关注学生“自体”的思路。除了形成“教—学—育”的思路,段力佩还从课堂教学改革入手,开展了课程、教材、教学、评价、管理等的整体改革,以保障学生的全面、自主、个性化发展。从“教”到“学”、再到“育”,段力佩对教育的探索已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局部走向整体;已不再限于“如何育才”,而对“为谁育才”和“育什么才”的认识也有了根本转变,反映出段力佩对教育的探索已从经验层面上升到了思想层面。从“教”到“学”、再到“育”,既是一条段力佩探索“适合我国实情的教育法”、办社会主义新型学校的道路,也是我国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模式所走过的路。段力佩教育思想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人本主义特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学教育思想。段力佩的教育探索给我们留下一笔厚重而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段力佩成长为教育家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成就一位教育家需要诸多要素的合力。除了要有能充分开展教育实践的土壤或舞台,教育工作者还需具备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专业意识、探索精神、独立人格等优秀品质,树立实践思想和群众观念,更需要遵循教育自身规律、不断积极地回应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挑战。
方坤[6]（2018）在《县级宣传系统运行机制研究 ——以县委宣传部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宣传工作作为县级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广泛存在于县级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宣传工作,县委不仅将中央和上级政策与主张贯彻到县级政治的各个方面,而且努力将自身意志转化为基层民众的共同意愿。县委对中央和上级主张以及自身意志的传达,主要依靠以县委宣传部为中心的县级宣传系统来实现。在县委宣传部的统一领导与推动下,宣传工作已经进入到基层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由此,我们的基本观点就是,县级宣传系统并不仅仅是一种宣传手段或宣传形式,其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建构的方式和国家治理机制。党通过县级宣传系统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对基层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治理与整合。因此,县级宣传系统的组织形态及其职责,只是党在基层实现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的一种外化形式和具体方式。县是我国政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县委宣传部在县级政治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职能。我们选择了县级宣传系统这一相对独特的研究对象,力图深化对县级政治运行和党的宣传工作的认识。为弄清县级宣传权力运行机制问题,我们主要从如下四个不同维度对县级宣传系统运行进行具体切入:一是如何从宣传系统这一具体对象的角度出发来解释县级宣传权力运行的问题;二是如何从宣传系统的权力与制度基础来探讨县级宣传权力运行的问题;三是如何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县级宣传权力运行的制度行为问题;四是如何从政党—国家关系这条权力主线来研究县级宣传权力运行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将县级宣传权力运行与县级宣传系统行动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相结合进行分析,而压力型体制无疑是理解政治制度环境和政治组织行为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在压力型体制的研究视角下,上述四个不同维度问题的分析是统一于对县级宣传权力的政治制度分析过程中的,其关键点有两个,一是宣传系统的基本组织结构,二是宣传系统的运行。首先,通过对县级宣传系统基本组织形态的分析,我们发现县委宣传部的权力限度并不能满足县级宣传工作的组织需求,其部门支配能力十分有限,这是县级宣传工作中党组织内部关系的集中反映。其次,通过对县级宣传系统权力来源与分配机制的考察,我们发现县级宣传系统作为整个国家宣传体系的一部分,同样面临着“条块关系”的冲突,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权力挤压的现象普遍存在。再次,通过对县委宣传部常规工作运行面向的动态分析,我们发现县委宣传部在具体的日常管理过程中,主要采取任务细化和分解的方式实现政策执行,但这种执行往往陷入形式大于实质的困境。最后,通过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两种政治任务的动态考察,我们发现县委政治压力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县级宣传工作的全员参与,但这种参与主要集中在党政系统内部,其实际执行情况也缺乏有效约束。县级宣传系统的运行离不开其所处的压力型体制的整体制度环境,其运行机制也受到这一制度环境的影响。但县委宣传部对各级党政机关相对弱势的权力支配关系,使得县级宣传系统呈现出一种相对独特的“弱压力型体制”运行态势。在弱压力型体制下,作为施压主体的县委宣传部和作为执行主体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呈现出相对独特的运行机制。在这两种不同运行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县级宣传系统的运行结果以宣传工作困境的形式得以呈现。以县级宣传系统为典型的弱压力型体制,在县级政治运行中普遍存在,对这一系统运行机制的分析也使得“弱压力型体制”具有了普遍的类型化的意义。县级宣传系统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形式,而且是一种权力结构或统治形式。我们对县级宣传系统运行的考察始终围绕党政关系、党-国家-社会关系、党组织内部关系、上下层级关系等四组关系展开。县级宣传系统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县级政治权力结构决定了县级宣传的本质特征,弱压力型体制则是县级宣传系统运行的基本逻辑。只有从上述四组关系入手,才能促进县级宣传工作的发展。
王明科[7]（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钟稳[8]（2018）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保持自身肌体健康,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始终是个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困难却总能力挽狂澜、绝处逢生,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敢于正视问题,坚持刀刃向内,体现出极强的自我修复、自我净化能力。邓小平同志对此曾经指出,“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根本在于强化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借鉴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监督经验,探索建立了党内巡视制度。新时期的巡视制度经历二十多年的探索创新,已经成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该制度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在清除腐败毒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展巡视监督的实质,就是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进行“政治体检”,推动自我约束和自我净化,始终确保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回顾历史,巡视制度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始终没有中断,至今仍然焕发着强大的制度生命力,对其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实践和巡视工作实际,按照“理论基础——历史经验——实践演化——现实困境——解决思路”的逻辑顺序逐步展开,尝试对党内巡视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分析,以期探索规律,总结得失,为新时代进一步坚持和深化巡视工作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具体展开如下:导论部分,首先阐明了本研究问题的缘起,将党的巡视制度放在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的大背景下进行定位和分析。然后,对国内关于巡视制度的有关研究从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巡视制度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等问题。首先,对巡视、巡察、巡行等概念进行简要比较,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巡视制度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并对巡视制度的属性、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分析。之后,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西方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理论三个维度分析了巡视制度的理论渊源。为厘清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制度的关系,还就几种常见且容易与巡视监督相互混淆的监督制度进行了比较。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演变和现代启示。巡视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始于先秦,成于秦汉,成熟于唐宋,完善于明清,绵延几千年形成了一整套比较规范严密的监督体系,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古代巡视制度所积累的一些经验是跨越历史时空的,梳理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演变历程,考察历史上巡视制度的成败得失,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巡视制度。本章首先对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情况进行了纵向梳理;然后对古代巡视制度从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法规制度、人员机构等角度进行了横向比较:最后,总结了古代巡视制度的成效和不足,并以史为鉴,得出四个方面的启示,即明确巡视工作职能定位、加强巡视制度科学设计、注重巡视人员管理监督、依法依规开展巡视。第三章,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借鉴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监督经验,在建党初期就探索建立了党的巡视制度。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个历史阶段,由于历史背景和使命不同,两个时期的巡视制度在具体设计和运行上呈现出较大差异,但其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1928年、1931年,党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两部巡视条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巡视制度的确立和成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度的逐步恢复和重建,中断几十年之久的党内巡视制度再次被提上历史舞台。新时期的巡视制度经历了一个酝酿、试点、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的过程,总的发展态势是健康有序的。新时期的巡视制度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支撑,被称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第四章,主要阐述了当前巡视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需要对现行巡视制度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进而提出完善改进之策。在本章,笔者紧密结合巡视工作实际,以中央巡视组和中央巡视办为主要参照对象,并辅助媒体公开的若干案例,从巡视主体与客体、方式与流程、定位与格局等角度全方位揭示和分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情况。第五章,主要阐述了新时期巡视制度取得的成效和完善路径。本章系统归纳了新时期巡视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实践中巡视面临的困难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相关建议,即: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找准巡视战略定位;坚持创新驱动着力提高巡视质量和水平;加快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网;以巡视整改为抓手强化巡视成果运用;大力支持和开展巡视制度理论研究。结语部分,就巡视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向纵深发展进行简要反思和展望。
王定毅[9]（2017）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是被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全面从严治党到底是以何种逻辑展开的?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效?领袖的个人作用在治党实践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采取的举措所蕴含的基本原则能否被坚持下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部分,在阐述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之外,介绍了论文采取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计量史学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图书以及国家权威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资料;研究的时间区间为中共十八大至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着力点是习近平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论文的思路以研究主体解决问题为中心,在整体布局和每个章节中均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框架,来梳理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中共以时代潮流和人民期待为观察角度,根据面临的问题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抉择。“从严治党”具有特定时代内涵,内含执政党、长期执政、一党执政、商品经济背景等背景因素。文章以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点解决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角度来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全面”为关键词梳理了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历史脉络,得出这一重大思想是在实践与理论互动中产生的。第二章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最主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章归纳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和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的措施。第三章是“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在文件梳理中对比党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态度变化。习近平不仅确立了好干部的标准,而且树立了学习榜样,重点抓好顶层中央政治局和县委书记的建设。选人用人根本在于建立科学机制,这一机制核心在于如何减少干部选拔中因违背初衷出现的新问题,以科学使用干部和严格管理干部。第四章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对作风问题抓的很紧,但结果却日益加重,主要原因是缺乏常抓、严抓以及相应的制度。作风建设以制定八项规定为切入口,通过落实落小狠抓各项措施的执行。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取得显着成效,主要原因是把握了五个重点,并在活动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继之而来的“三严三实”则从正面和内在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作风标杆。第五章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文章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严峻”到“严峻复杂”的转变,总结开展强势反腐在查处干部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对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内涵进行阐述。“巡视”方式的创新利用,探索了中共立足自身资源而非第三方监督自我的成功经验,防治腐败最终需要依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第六章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制度治党不同于制度建设,它不仅着眼于建设制度,而且要使这些制度成为具有逻辑的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制度执行力建设,即不仅强调“制度”,更强调“治”,即党内纪律建设。由于制度治党的实施者依然生活于现实社会,因此,还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来为制度治党创造适宜的环境。第七章是结束语。论文认为“问题导向”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梳理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因,如何发现分析问题,特别是将习近平解决问题的论述分为五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本质,指出制度治党是其精髓所在。十八大以来治党实践取得成效的原因有四:一是牢记对人民的责任。二是特别重视思想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和督查落实。三是主导者在事权上的高度统一为治党实践开展提供了体制保障。四是研究主体的经历、修养和语言魅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从科学理论到党内法规再到全党实践的两次成功转换,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依靠在野党或反对党等第三方力量、而是创新利用自身资源监督自我的党内监督道路,这条依靠自我管住自我的治党道路,开辟了党建的新境界,符合国情党情,决定了其必将长期坚持下去。本文各部分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梳理相关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文章以问题为中心,将思想与问题结合起来,将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增强其思想的针对性,也验证思想的有效性,力图形成“问题——思想——制度——实践”的闭合循环。
胡凯基[10]（2017）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在社会结构方面,国家权力主动收缩,社会自主性开始成长;社会流动加快;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缩小,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加大,沿海地区崛起。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府松开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控制农民集体生产核算变为取消人民公社、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自主经营）、城市企业管理（主要是放权让利）、特殊地区管理（主要是设立经济特区）的控制之手,撤回上级对下级和企业、农民个人无偿征调物资的“平调”之手,对社队企业（从1984年起称为乡镇企业）发展伸出扶持之手;社会秩序领域强调安定团结,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活动,短时期内显着降低了犯罪发生率;生育领域加大力度推行计划生育,提出了更加严格然而不完全科学的人口出生率控制目标。政府府强社会弱、政府挤压社会的格局通过政府在保持强大的基础上主动把部分权力退还给社会,培育社会自主生长而开始迈向政府和社会双强的理想格局。在社会生活方面,婚姻恋爱进一步走向自主,商业化色彩变浓,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社会风尚出现了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的转变,长期“左”的文化政策的结束后出现了求知爱美热;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在长期压抑之后显着增长;从相对封闭到对国外、境外各方面的交往大幅增加;精神生活虽有“左”的惯性思维的压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冲击,但总地来说是从禁锢大幅走向解放,帕累托改进带来了的全民满怀希望的可喜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各阶层都有变化,其中最显着的是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经济者。农民开始摆脱依附性心理增强自主性心理,开始告别因循泥古追求生产生活的合理化,开始注意追求享受生活。政治上歧视和不信任的消失、对现代化前景的内在认同使知识分子焕发了崇高使命感,满怀热情地投入教育、科研、文化活动。相对于一般工人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快速致富,知识分子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这种长期存在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愈益明显的物质生活待遇落差带来了从隐性到显性的心理失衡。个体私营经济者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其自我认同经历了从“边缘的人”到“光彩的人”的转变。在不同地区因为主政者的态度措施不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心理也有所不同。这些重大变迁实现了三个突破,即实现了对文革十年极左状态的突破,对195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中僵化思想与体制的突破,对几千年传统社会习俗指令经济加专制政治残余的突破。这些变迁和突破能够实现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这几年,总的来说,政府和民意实现了良性互动。二是建国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痛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缺少活力不能再继续下去,也认识到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补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只能是雪上加霜。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强大的党政军系统的支撑。四是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积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五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来发达的连续文明体所享有的遗产。
二、陈铁迪主任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政府关于本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铁迪主任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政府关于本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依据 |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妇联组织 |
| (二)社会治理 |
| (三)妇联参与社会治理 |
| 二、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
| (二)社会性别理论 |
| (三)社会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开端(1949-1956) |
| 一、妇联的全面组建与女界的初步统合 |
| (一)妇联组织体系的初创 |
| (二)妇联的组织统合 |
| 二、妇联参与创建社会新秩序的行动 |
| (一)发动妇女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 |
| (二)参与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 |
| (三)参与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 |
| 三、妇联参与改造妇女的初步实践 |
| (一)劳动光荣理念下对妓女身份的重塑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妇女爱国观的培育 |
| (三)识字学习运动中对妇女的文化政治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探索(1956-1966) |
| 一、妇联组织的曲折发展 |
| (一)妇联组织名称的统一 |
| (二)妇联组织制度的改进 |
| (三)妇联团体会员的收缩与发展 |
| (四)妇联基层组织的整顿波折 |
| 二、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
| (一)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
| (二)大规模开展妇女扫盲运动 |
| (三)培育妇女群众集体观 |
| 三、妇联初步纠正“左倾冒进”错误的举措 |
| (一)加强对妇女的劳动保护 |
| (二)参与整顿托幼组织 |
| (三)参与整治婚姻乱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中断与初步恢复(1966-1976) |
| 一、妇联组织的全面解体与初步恢复 |
| (一)妇联组织的逐步解体 |
| (二)妇联组织的初步恢复 |
| 二、妇联对社会治理的有限参与 |
| (一)参与推进男女同工同酬 |
| (二)发动妇女参与“农业学大寨” |
| (三)协助托幼组织的恢复整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发展(1977-2012) |
|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妇联组织的迅速发展 |
| (一)妇联组织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二)妇联团体会员的迅速扩展 |
| (三)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的持续推进 |
| 二、新时期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
| (一)多层次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
| (二)全方位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
| (三)多方面推进对妇女的综合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化转型(2012-2018) |
| 一、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机遇 |
| (一)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新理念新布局 |
| (二)群团改革背景下妇联组织发展的新需求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中国妇情新样态 |
| 二、新时代妇联组织的深化改革 |
| (一)妇联组织各项制度的全面整建 |
| (二)妇联组织体系的系统化改革 |
| 三、新时代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实践 |
| (一)引领妇女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
| (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新作为 |
| (三)动员妇女参与培树社会文明新风尚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主体性相统一 |
| 二、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 |
| 三、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 四、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性活动相统一 |
| 五、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和创新 |
| 第一章 解放后沈阳城市的接收和恢复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沈阳城市接收 |
| 一、城市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
| 二、城市接收的过程与实施 |
| 第二节 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次第开展 |
| 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 |
| 二、市政建设恢复 |
| 三、教育、卫生事业进步 |
| 第三节 城市工业的恢复和改造 |
| 一、解放前沈阳工业状况 |
| 二、国营工业的恢复和新建 |
| 三、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改造 |
| 第四节 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城市社会生产运动 |
| 一、全市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 |
| 二、配合战争动员进行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 |
| 第五节 新政权的巩固与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 |
| 一、收缴武器弹药,确保城市安全 |
| 二、进行城市救济、收容散兵、乞丐和无业游民 |
| 三、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和暗娼 |
| 四、严禁贩毒吸毒,肃清烟毒流害 |
| 五、镇压反革命运动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规划 |
| 第一节 “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过程和原因 |
| 一、国家工业发展策略中沈阳地位的确立 |
| 二、“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的城市规划设计 |
| 一、《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制定基础 |
| 二、《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形成过程 |
| 三、《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具体内容和评价 |
|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 |
| 第一节 城市工业飞速发展 |
| 一、铁西区工业的扩充 |
| 二、大东区工业的调整 |
| 三、新工业区的工业建设 |
| 第二节 城市建设逐步完善 |
|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 |
| 二、城市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 |
| 三、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多样化 |
| 四、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呈现 |
| 第四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一、原有工业区的充实和调整 |
| 二、新工业区和工业居民点的规划和兴建 |
| 三、文教区的新建 |
| 四、行政区域迁移和构建 |
| 五、等级化商业区的出现 |
| 第二节 城市空间总体形态及特点 |
| 一、更新与拓展——总体城市形态 |
| 二、扩张与重构——城市形态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演变逻辑 |
| 一、城市发展动力综合分析 |
| 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逻辑 |
| 第五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单位制在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中占主导 |
| 一、单位制的形成 |
| 二、沈阳地区单位制的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
| 一、城市人口数量增长 |
| 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 |
| 三、人口经济结构的变化 |
| 四、女性劳动人口增加及意义 |
| 第三节 科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出 |
| 一、科学和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
| 二、医疗卫生条件有质的飞跃 |
| 第四节 城市居民生活变迁 |
| 一、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 |
| 二、城市居民文体娱乐活动丰富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评述 |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成就与历史影响 |
| 一、谱写辉煌时代,建成新中国重点工业城市 |
| 二、形成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产业集群 |
| 三、重构工业城市形态,奠定城市发展格局 |
| 四、城市精神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局限性 |
| 一、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水平落后于工业化 |
| 二、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 |
| 三、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 |
| 四、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 |
| 结论 |
| 一、革新与辉煌：建国初期城市整体风貌变革 |
| 二、辐射与担当：城市职能的转变 |
| 三、反思与梦想：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与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4）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段力佩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研究的基本走向 |
| (二)研究的主要集中点 |
| 三、研究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 |
| 第一章 为教育而生 |
| 第一节 出生教育世家 |
| 一、世代书香,家学渊源 |
| 二、生性叛逆,求学坎坷 |
| 第二节 从教育者到革命者 |
| 一、奔走上海,投身革命 |
| 二、执掌储能,初露锋芒 |
| 第二章 为育才而来 |
| 第一节 接管育才中学：在混乱中改造 |
| 一、领导名校,机遇和挑战并存 |
| 二、礼贤下士,甘当“后勤部长” |
| 第二节 对待“苏联经验”：在学习中反思 |
| 一、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 |
| 二、决心探索中国的教育学 |
| 第三节 应对“政治运动”：在转化中坚守 |
| 一、反思“政治运动”对教育的冲击 |
| 二、变“土法炼钢”为创造性教育 |
| 第三章 教改初体验：形成“十六字”经验 |
| 第一节 教改的背景和初衷 |
| 一、恢复“以教学为中心” |
| 二、致力减负,改革教法 |
| 第二节 经验的产生与褒贬 |
| 一、形成“十六字”经验 |
| 二、“文革”中被打倒 |
| 第四章 经验之重光：探索“八字”教学法 |
| 第一节 因势利导：在乱中看到生机 |
| 一、变“授”为“学” |
| 二、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 |
| 第二节 以点带面：将教改进行到底 |
| 一、全方位的教育改革 |
| 二、“教育教学改革的旗帜” |
| 第五章 第三次超越：总结“三自”育人目标 |
| 第一节 深化教改,辐射全国 |
| 一、引领上海课程教材改革 |
| 二、在宣传推广中总结提炼 |
| 第二节 教育立场,全面育人 |
| 一、从个性培养到“三自”目标 |
| 二、从教学经验到教育思想 |
| 下编 |
| 第六章 教育的性质与目的取向 |
| 第一节 教育的性质 |
| 一、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 |
| 二、普通教育的性质 |
| 第二节 教育对象与教育目的取向 |
| 一、教育对象 |
| 二、教育目的的取向 |
| 三、教育目的的实现 |
| 第七章 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思想 |
| 第一节 人的全面发展 |
| 一、“德育是根本,智育是关键,健康是第一”的提出 |
| 二、正确处理德智体三方面的关系 |
| 第二节 人的个性发展 |
| 一、“共性和个性”思想的提出 |
| 二、共性、个性相互关系及其流变 |
| 三、“共性和个性”思想的评价 |
| 第八章 着眼于“育”的课程、教材改革 |
| 第一节 着眼于“育”的课程改革 |
| 一、学制、课程、课时要遵循人的成长规律 |
| 二、专攻与博览、必修与选修、课内与课外结合 |
| 第二节 着眼于“育”的教材改革 |
| 一、教材编写应坚持七原则 |
| 二、着眼于“育”的教材改革实践 |
| 三、教材改革的意义 |
| 第九章 关注“学”的教学、评价改革 |
| 第一节 关注“学”的教学改革 |
| 一、课堂不是讲堂而是学堂 |
| 二、教学必须循序渐进 |
| 三、“因材施教”的教学观 |
| 第二节 人性化的评价改革 |
| 一、要做学习的主人不做分数的奴隶 |
| 二、反对以分数刺激学生 |
| 第十章 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
| 第一节 德育的重要性、紧迫性 |
| 一、德育的地位与功能 |
| 二、德育工作“时不宜迟” |
| 第二节 德育的原则与途径 |
| 一、德育的原则 |
| 二、德育的实现途径 |
| 第十一章 体育工作 |
| 第一节 健康是第一 |
| 一、“健康是第一”的思想渊源 |
| 二、如何理解“健康是第一” |
| 第二节 如何做到“健康第一” |
| 一、“男拳女舞” |
| 二、体卫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段力佩大事年表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县级宣传系统运行机制研究 ——以县委宣传部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作为现实问题的宣传系统行动 |
| 二、作为理论问题的宣传系统行动 |
| 三、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的衔接及操作化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县级政治的研究 |
| 二、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论述框架与核心概念 |
| 一、相关理论基础 |
| 二、研究视角与论述框架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二、研究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组织形态:县级宣传系统的基本构成 |
| 第一节 县委宣传部的组织架构与基本职责 |
| 一、县委与县委宣传部 |
| 二、县委宣传部的基本职责 |
| 三、县委宣传部的级别和内设机构 |
| 第二节 县级宣传口的基本构成与职责 |
| 一、县委宣传部直接管理的二级单位 |
| 二、县直广电新闻事业单位 |
| 三、县政府文教口相关单位 |
| 四、上级文宣单位分支机构 |
| 第三节 县级党政系统中的其他宣传主体与职责 |
| 一、县级组工系统及其群团组织 |
| 二、县级机关单位中的党组织 |
| 第四节 乡镇和社区中的宣传组织与职责 |
| 一、乡镇的宣传主体与阵地 |
| 二、社区的宣传主体与阵地 |
| 第五节 “名实分离”: 宣传工作的组织需求与权力限度 |
| 第三章 权力基础: 县级宣传系统的权力来源与分配 |
| 第一节 县级宣传系统的权力来源 |
| 一、政治授权的方式 |
| 二、行政分权的方式 |
| 第二节 县级宣传系统中的权力关系类型 |
| 一、党组织之间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权 |
| 二、不同行政层级对宣传工作的资源控制权 |
| 第三节 县级宣传系统权力分配的影响 |
| 一、事权多元与多头管理 |
| 二、职能重合与权力分割 |
| 三、权责分离与责任推诿 |
| 四、外部冲击与机构变动 |
| 第四节 “条块冲突”:宣传工作权力基础与任务来源之间的矛盾 |
| 第四章 日常宣传:县委宣传部的常规工作表达 |
| 第一节 意识整合:面向各级党组织的理论教育 |
| 一、服务县委主要领导理论学习 |
| 二、指导全县机关单位理论学习 |
| 三、开展基层理论培训与宣讲 |
| 第二节 信息管控:县级新闻管理与新闻宣传 |
| 一、新闻策划与相关活动 |
| 二、新闻管理与业务联系 |
| 三、县级通讯员培训 |
| 四、党报党刊征订 |
| 第三节 价值引导:县级社会文化宣传 |
| 一、“双宣讲”活动 |
| 二、文明创建: |
| 三、文艺宣传 |
| 第四节 舆情调控:县级网络信息管理 |
| 一、网络新闻宣传 |
| 二、网络舆情管理 |
| 第五节 “虚事做实”:县委宣传部日常权力的表达 |
| 第五章 政治任务:围绕中心工作的宣传表达 |
| 第一节 以对象为中心的政治任务:县级精神文明建设 |
| 一、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与内涵 |
| 二、县级精神文明建设向文明单位创建的集中 |
| 三、县级文明单位创建的实施重点与考核程序 |
| 四、县级文明单位创建在部门中的动员与实施机制 |
| 五、弱政治压力向部门间竞争压力的转化 |
| 第二节 以主体为中心的政治任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
| 一、从宣传工作责任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
| 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文本内容与责任清单 |
| 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基层的实施与考核 |
| 四、强政治压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消解 |
| 第三节 政治任务沟通的形式与变异:宣传系统中的压力传导 |
| 一、宣传任务分配中的动员、传达与沟通形式 |
| 二、宣传任务执行中的沟通与督导形式 |
| 三、宣传工作运行的程式化与压力的制度化 |
| 四、宣传工作的泛政治化与执行的形式化 |
| 第四节 “全员参与”:宣传中心工作中的压力动员及其限度 |
| 第六章 弱压力型体制:县级宣传权力运行机制的初步总结 |
| 第一节 弱压力型体制运行的制度基础 |
| 一、县级宣传系统压力化运行的基本层级 |
| 二、县级宣传系统压力化运行的制度环境 |
| 三、弱压力型体制形成的制度根源 |
| 第二节 弱压力型权力主体的施压机制 |
| 一、县级宣传工作的执行模式 |
| 二、弱压力型体制下政策工具的选择 |
| 三、弱压力型体制下权力主体对施压机制的选择 |
| 四、施压主体的制度困境与施压机制的选择 |
| 第三节 弱压力型执行主体的应对机制 |
| 一、县级宣传工作中的执行主体偏好 |
| 二、宣传工作过程中执行主体的行为选择 |
| 三、执行主体权力处境对宣传系统行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弱压力型体制运行的政治社会后果 |
| 一、上下一体化:上级宣传对本级宣传的挤压 |
| 二、权力内卷化:社会影响的缺失与本级宣传的困境 |
| 三、地位边缘化:信息时代县级宣传的功能缺失 |
| 四、运行部门化:县级宣传权力的双重“脱嵌” |
| 第七章 余论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一、县级宣传系统运行的基本逻辑是“弱压力型体制” |
| 二、县级政治权力结构决定了县级宣传的本质特征 |
| 三、县级宣传系统运行的根本目的是国家政权建设 |
| 第二节 县级宣传系统运行再审视 |
| 一、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宣传系统运行 |
| 二、宣传系统运行与国家基础权力的增长 |
| 三、弱压力型体制与国家治理困境 |
| 第三节 县级宣传工作发展 |
| 一、上下层级关系的明确 |
| 二、党组织内部关系的整合 |
| 三、党政关系的调整 |
| 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框架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巡视制度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巡视制度的基本概念 |
| 一、巡视制度的界定 |
| 二、巡视制度的属性 |
| 三、巡视制度的基本要素 |
| 四、巡视制度的功能 |
| 第二节 巡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理论基石: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监督思想 |
| 二、合理借鉴:西方权力制约监督理论 |
| 三、思想内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理论 |
| 第三节 巡视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 |
| 一、巡视制度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地位 |
| 二、巡视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异同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现代观察 |
| 第一节 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 |
| 第二节 古代巡视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一、古代巡视制度的总体架构 |
| 二、古代巡视制度的职能和方式 |
| 三、古代巡视法规 |
| 四、古代巡视官员 |
| 第三节 古代巡视制度历史借鉴和启示 |
| 一、古代巡视制度的主要成效 |
| 二、古代巡视制度缺陷和弊端 |
| 三、历史借鉴和启示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探索与创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巡视制度的初步探索和试点(1990-2002年) |
| 二、巡视制度的正式确立和逐步完善(2002-2012年) |
| 三、巡视制度的加快发展(2012年至今) |
| 第四章 新时期巡视制度的设计和运行 |
| 第一节 主体与客体 |
| 一、巡视主体 |
| 二、巡视客体 |
| 三、巡视内容 |
| 第二节 方式与流程 |
| 一、巡视方式 |
| 二、巡视权限 |
| 三、巡视流程 |
| 第三节 定位与格局 |
| 一、巡视定位 |
| 二、巡视格局 |
| 第五章 巡视制度取得的成效和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和经验 |
| 一、新时期巡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
| 二、主要经验 |
| 第二节 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巡视发展不够平衡 |
| 二、巡视质量难以保证 |
| 三、巡视手段有待规范 |
| 四、巡视整改易走形式 |
| 五、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
| 第三节 完善路径和有关建议 |
| 一、进一步明确巡视战略定位 |
| 二、坚持创新驱动切实提高巡视质量和水平 |
| 三、加快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网 |
| 四、以巡视整改为抓手强化巡视成果运用 |
| 五、大力支持和开展巡视制度理论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历轮中央巡视开展情况一览表 |
| 二、历任中央巡视办主任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 |
| (二) 出版的专着 |
| (三) 发表的期刊论文 |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材料 |
| 四、研究思路 |
| (一) 几个需要界定的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 (一) 研究难点与不足 |
| (二) 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
| 一、时代潮流: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 |
| (一) 国际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 |
| (二) 2010年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 二、人民期待:美好生活的内涵升级 |
| (一) “中国梦”的提出 |
|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
| (三) 目前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困难问题 |
| 三、党的抉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一) 新形势下中共内部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脉络 |
| 第二章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
| 一、信仰缺失是党的思想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一) “纵”、“横”角度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 坚定“四个自信” |
| (三) 批驳各种错误思想言论 |
| 三、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 |
| (一) 坚持科学理论是根本 |
| (二) 加强党性教育是核心 |
| (三) 重视道德建设是基础 |
| 四、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 |
| (一) 落实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 |
| (二) 依托党校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培训工作 |
| (三)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 第三章 “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
| 一、干部选任工作中存在大量不正之风现象 |
| 二、新时期好干部的新标准 |
| (一) 好干部标准的内涵 |
| (二) 树立好干部的榜样 |
| (三) 高级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 |
| (四) 重视县委书记队伍建设 |
| 三、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 |
| (一) 好干部成长的路径 |
| (二) 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三) 科学使用干部 |
| 四、严格管理干部 |
| (一) 严格管理干部是党的重要规矩 |
| (二) 加强干部问责工作 |
| (三)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
| (四) 严格党员管理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源头工程 |
| 第四章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
| 一、党的作风问题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
| 二、制定实施“八项规定” |
| (一) 出台“八项规定” |
| (二) “八项规定”的监督执行 |
| (三) 以身作则践行“八项规定” |
| 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 (一)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任务 |
| (二) 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及巩固措施 |
| 四、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 (一) “三严三实”的提出与专题教育的推进 |
| (二) 注重家风建设 |
| 第五章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
| 一、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 |
| (一) 反腐败斗争形势由“严峻”到“严峻复杂” |
| (二) 中共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
| 二、中共十八大后的强势反腐 |
| (一) 坚决查处大案要案 |
| (二) 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
| 三、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 |
| (一) 狠抓党委的主体责任 |
| (二) 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 |
| (三) 创新开展巡视工作 |
| 四、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一) 有效防治腐败机制的目标要求 |
| (二) 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 |
| (三) 监督管理“一把手”是防治腐败的首要重点 |
| 第六章 “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
| 一、党的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二、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 |
| (一) 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 党员干部首先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
| (三)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
| (四) 注重党内规矩建设 |
| 三、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 (一) 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
| (二)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居于首位 |
| (三) 严格组织纪律 |
| 四、构建新时期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 |
| (一)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二) 严肃党内生活是净化党内生态的重要基础 |
| (三) 民主集中制是构建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 |
| 第七章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10）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结构变迁 |
| 一、国家权力与社会 |
| (一) 经济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 社会秩序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三) 生育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地区发展差距变动 |
| (一) 三类乡村发展差距变动 |
| (二) 沿海崛起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一、婚姻恋爱 |
| (一) 进一步走向自主 |
| (二) 商业化加剧 |
| 二、社会风尚 |
| (一)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 |
| (二) 从文化压抑到求知爱美热 |
| (三) 消费增长 |
| (四) 对国外、境外交往增加 |
| 三、精神生活 |
| (一) 从禁锢走向解放 |
| (二) 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心理变迁 |
| 一、农民心理变迁 |
| (一) 从依附性到自主性 |
| (二) 从因循泥古到合理化转向 |
| (三) 开始追求享受生活 |
| 二、知识分子心理变迁 |
| (一) 使命感勃发 |
| (二) 物质待遇影响 |
| 三、个体私营经济者心理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四、陈铁迪主任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政府关于本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D]. 李乾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4]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段力佩教育思想研究[D]. 李元.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6]县级宣传系统运行机制研究 ——以县委宣传部为中心的考察[D]. 方坤.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7]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D]. 钟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9)
- [9]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D]. 王定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D]. 胡凯基. 安徽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