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将实行税务检查计划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吴盛杰[1]（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于欢[2]（2016）在《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逐渐明确,政府的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税务部门是政府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税务机关的服务水平将会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改进和优化纳税服务工作,是税务部门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税务机关在转变服务理念、优化纳税服务的过程中,应牢固树立征纳双方地位平等的观念,坚持依法征税、文明服务,通过完善涉税服务设施和工作流程,尽量满足纳税人的服务需求,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指导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使得纳税人增强纳税意识,提高纳税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保障纳税人享有应有的权益,不断提高当前的纳税服务水平。本文以吉林省地税局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于纳税服务优化的概念、目标和内容的理论界定,结合公共财政理论、税收遵从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和理论与实际分析相结合法,对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借鉴国外在纳税服务优化方面的经验,在总结分析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的具体对策。建议从优化人员结构、优化纳税服务内容和方式、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纳税人权益保障、完善纳税服务信用体系、推动纳税服务社会化等方面着手,提升吉林省地税局的纳税服务水平。
骆自勤[3]（2015）在《新常态下的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研究 ——以武汉市W区地税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而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表现。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还不十分健全,传统的管理模式还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导致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人治”因素,禁锢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税务干部的执法风险也普遍偏高。因此,在新常态下税务部门和税务干部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税收执法风险,推进税收现代化进程,已经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一,从新常态下的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运用风险管理理论、税源专业化管理理论、依法治税理论等,对税收执法风险的内涵、分类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第二,通过新常态下W区地税局执法风险防范的案例,分析当前税务部门面临的新常态,通过案例中W地税局的工作做法,深刻分析了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风险的成因；第三,通过借鉴国内外在税收风险管理上的经验做法,并且结合中国国情和税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提出了现阶段税务部门有效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创新意图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按照税收风险管理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依法治国的总体战略思维,对税收执法风险的成因进行研究,并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二是借鉴了税源专业化管理理论,通过对专业化管理的探索,切实降低执法风险的潜在威胁,引进国家税务总局全新的覆盖全国税务系统的绩效考评机制,切实提升税务干部的工作执行力,增强处理税收风险的能力,逐步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
张玲玲[4]（2013）在《基层国税机关绩效管理研究 ——以滨海县国税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绩效管理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滨海县国税局作为一个基层国税机关，与其他基层国税机关一样，直接与纳税人打交道，担负着组织国家财政收入的重任。近几年来，整个税务系统都在进行职能转变，战略目标由原来的收好税、带好队调整为建设公共服务型和现代税源专业化管理的税务组织，随之带来了管理职能、人员结构、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是相对于现代税源专业化管理，滨海县国税局的绩效管理仍然停留在比较低的层面，重视绩效考核轻绩效管理、考核流于形式、考核缺乏沟通、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重事后评价轻事前控制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滨海县国税局发展要求的绩效管理系统极为重要。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从绩效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出发，运用文献法，资料收集法、理论分析法及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滨海县国税局现行绩效管理的现状进行研究剖析，查找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内外其他税务组织先进的绩效管理经验，运用平衡记分卡设计关键绩效指标，提出了改进滨海县国税局绩效管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朱庆跃[5]（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指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崔潮[6]（201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文中指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流。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市场化是动力机制,工业化是外在表现；政治现代化表现为宪政化,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成长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保护个人的创造与基本人权。财政是政治与经济的枢纽,通过政治过程解决经济问题。财政制度变迁既反映了现代化的成果,又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史。在列强割地赔款的勒索与潮涌般的工业品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解体衍生出极度的贫困与社会不公,帝国体制瓦解散落出残渣余孽般的军阀政治。外患内乱下的中国迫切地向外寻找富强之道,从军事救国到实业救国,从维新立宪到一次次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才走上了快速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在经济现代化道路上一度重视工业化摒弃市场化,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曾经重视民主化摒弃法治化,结果无以为继。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大胆学习一切发达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之路。中国100多年来一直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中,风向多变,时好时坏,旧政权的腐朽成就了新政权的崛起,“大革命”、“大跨越”多次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强烈追求；几千年的老路是明白无误走不通了,极力要走新路却难摆脱对过去的路径依赖；时而醉心于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时而要自力更生废旧立新,却终究要走开放式的学习创新之路。在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崩溃100年之即,中国已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各个方面均可圈可点。在这一背景下,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进程与财政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之道,正当其时。本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从理论与历史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现代化与财政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检视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过程,梳理我国财政现代化的成长轨迹,努力从别人和我们自己走过的历史中发现继续前进的路标。本论文第一部分是缘起与准备（第一、二章）,对选题原由、现代化理论、财政制度变迁理论等进行回顾性综述,为论文分析提供文献性基础。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即第三章,提出了财政主体结构理论、财政类型理论、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财政制度变迁过程理论,作为分析中外财政制度演进规律的理论基石。第三部分是理论应用比较分析,由第四章至第八章组成,首先对曾经深刻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现代化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发展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历程、作用及得失进行剖析,为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提供一个历史比较的参照系,然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进行历史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即第九章,对中国现代化及财政制度变迁过程的特点与趋向进行概括,提出财政过程宪政化是中国财政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论文从财政主体、财政类型、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财政制度变迁过程四个方面对财政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为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提供理论框架。财政主体分为不同层次,从本质层次看,财政的主体是公共权力中心,在国家存续期间表现为国家；从运行层次看,政府是财政主体的代表,不同的社会力量一起构成财政主体结构,对政府施加影响,左右着财政决策与执行的方向和效果。在不同时空下,由于社会力量结构存在差异,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不同,财政主体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成为不同国度和时期财政制度差异的决定性原因。“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从产权转化视角对财政现象进行阐释,认为财政过程是一个产权转化的过程,财政制度是对财政过程产权转化秩序的确认,反映着不同财政主体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的消长,进而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激励或抑制作用。财政制度变迁是财政主体为释放财政压力,对财政程产权转化合约进行调整的集中体现。财政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兼有竞争与合作两种特征的机制,可以实现规模收益,为市场机制提供产权保障,减低交易成本。财政职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财政制度变迁是实施财政职能调整的过程,一般要经历僵滞、创新、均衡三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追求效率开始的,但局限于政府对军事技术效率的追求,财政资源运用效率的低下及对民间经济的过度管制,导致提高军事效率目标的落空。现代化的启动产生了更多的腐败机会,加上对外割地赔款与外来工业品冲击下传统产业的瓦解,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甚至生存权危机。于是对生存权与公平的追求成为后来财政制度变迁追求的重要目标。共产党的胜利依赖于重视社会公平的财政制度创新的支持,建国后工业化的推进也依赖财政制度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开展了大量的财政制度创新活动。中国19世纪进入现代化轨道后,在战争与贸易的作用下,开始了一个对传统经济社会解构的过程,自然经济解体,走向畸形工业化与市场化。在外敌（及外资）的侵略压榨与国内革命战争的冲撞下,帝国财政溃烂为军阀财政,在战争状态下论为战时财政。新中国建立后,以全能财政强力推动工业化,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现代化成就与经济增长速度。但与发展更好的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步明显滞后,且自身无法持续,在此背景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之初的财政制度调整解构了苏联模式。随着时间的持续,财政制度创新中吸收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成果越来越多。从税利分流、公平税负、财政联邦制、现代预算制度到提高财政透明度,中国的财政改革主动汇入到了财政现代化的洪流中。财政制度的主动创新,培育了市场主体、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激发了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财政制度的变革本身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促进政治现代化其他领域的进步,如私人产权与公共产权受同等保护,保护人权等,中国的政府权力运行越来越被限定在公共化的轨道里,朝着提高效率的方向前进。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帝国财政崩溃阶段（1842-1911年）。在外来冲击下,这时的帝国财政依然建立在皇帝拥有一切财产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虽然企图维系其财政收入制度的掠夺性、财政支出制度的消费性、财政管理制度的专权性,但却因应对的被动失措使财权“外移”与“下移”,财政收入制度的掠夺性恶性膨胀,财政支出制度的消费性更加无耻,财政管理制度的专权性逐渐散落,并共同导致帝国财政制度与清帝国一起走向灭亡。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反倒引起公平危机与生存危机。二是战时财政（军阀财政）时期（1912-1949年）。战时财政与军阀财政从客观形态上说并无多少不同,但从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角度,却可以做出差异颇大的解读。军阀财政下,产权具有不确定性,财政收入制度表现为诛求无度性,财政支出制度具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财政管理制度体现为滥权性。具有合法性地位的财政主体,在战时财政下,产权制度体现为公共产权在先性,财政收入体现为需求无限性,财政支出制度表现为求生性,财政管理制度以专权性为主要特征。从演进路径中可以看出,军阀财政是比帝国财政更阴暗冷酷的残余；战时财政的军事专制性与帝国财政的专权性一脉相承。即便如此,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这一时期的财政制度也孕育着有利于现代化成长的种子。如工商税、所得税、现代预算与国库制度的建立、公债手段的运用、分级财政的尝试、关税保护制度的使用、工业化导向财政支出的安排、宪政及现代预算制度的引入等等,都具有现代化色彩,为日后的财政制度变迁打下了基础。三是全能财政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以对民生的关照和对公平价值理想的追求赢得政权,强制对产权制度、财政制度进行激进变迁,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率的提升,选择了与旧政权相异的现代化道路,并以财政制度作为其重要支柱。全能财政以公共产权的垄断地位为基础,财政收入制度具有“自产性”,财政支出制度具有建设性,财政管理制度具有集权性与民粹性特征。由于国家替代了社会,财政制度统配社会资源,产权激励被权力及意识形态激励所替代,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率。集权性保证了财政制度的执行效率,却无法实现其决策效率。大民主的运动式财政监督有利于保证社会的相对公平,但却无法实现财政制度的法治化、规范化运行。四是财政宪政化时期（1979年以来）。我国现在处于走向公共财政的过程中,私人产权逐步获得与公共产权的平等地位。财政收入制度表现出更多的交易属性,财政支出制度表现出更多地面向公众的回应性,财政管理制度体现出宪政化的特征。中国财政现代化表现出与其他现代化国家趋同的方向,但转型仅取得初步的成就。财政制度与现代化的适应性、与其他制度的协同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可预期性等,都需要持续的关注与维护。经济效率的提升伴生了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公平状况恶化伴生社会稳定问题,中国目前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建立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财政制度和运行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宪政化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
秦妍[7]（2011）在《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特点探析》文中指出税务稽查工作是税收征管体系的最后一道"关口",担负着打击偷漏税的重任,对于维护税法的尊严,创造公平、公正、和谐的税收环境,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税务稽查执法的法规体系、程序与职责入手,深入分析了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的特点,期望能对工商、海关、证券监管等行政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启发和帮助。
谭承友[8]（2011）在《税收权力论纲》文中指出权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税收是伴随国家产生出现的范畴。税收权力是综合税收与权力而提出的概念。税收权力应该是税收学的基本范畴,在税收体系之中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社会）在解决了税收权力问题之后,才能开始制定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组建税收机构。所以理解税收权力是理解税收制度、税收政策与税收机构的基础。而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又决定了人们的经济等行为,由此产生了税收效应。从动力学角度看,税收权力是税收体系的动力因素,税收权力研究属于税收动力学的领域,是理解税收现象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与理论环节。忽视税收权力,不研究税收权力,就很难理解税收现象的产生来源,很难理解税收领域发展变化的原因。但是传统税收研究对税收权力多有忽略,没有系统研究税收权力。作者认为,税收权力的系统研究对于推进税收理论的发展是必要的。传统税收理论难以解释税收现象,因为在人们理解税收的框架之中缺乏了税收权力这一环节,或者这一环节过于模糊。事实上,在每一种税收现象背后都有税收权力因素的存在,在税制改革、税务机构改革、税收征管改革、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等等事件之中都存在着税收权力。传统税收研究对诸如税收制度如何建立,如何发展演化等基本问题都缺乏明确系统的理论框架。为了加深对税收制度的制定、执行与改革等的认识,需要研究税收制度背后的税收权力。中国十多年前提出的税权范畴是与税收权力最为相关的范畴。但是税权范畴以及围绕其展开的相关研究存在着概念模糊、各种观点对立等问题（参见文献述评的分析）,妨碍了人们对税权的深入认识。将税权之中的税收权力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很可能是澄清税权研究之中的模糊与混乱,推进税权研究的出路所在。税收权力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税收权力是什么,税收权力是如何产生、建立与运行的,税收权力会带来什么效应,最优税收权力是否存在,具有怎样的特征,如何优化税收权力。本文将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税收权力机制的讨论,第二部分讨论税收权力的决定、效应与优化。第三部分是利用前面的理论研究中国现实税收权力,探索其优化的途径。第1章,导论。本章包括论题的提出,文献述评,税收权力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创新与不足六个方面。第2章,税收权力机制分析。2.1节是权力的一般分析,研究了权力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权力本质、特征、要素分类、形式、范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等。这就为税收权力研究奠定了权力理论基础。2.2节分析税收权力机制,提出税收权力机制。从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两个方面对税收权力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讨论了税收权力行为机制,提出税收权力机制由征税-用税机制与传导机制构成,税收权力是在税收权力主体与税收权力客体行为博弈之中实施的。第3章税收权力的决定。在此之前,在3.1节先一般性地讨论是税收权力的产生,考察了税收权力产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丰富了传统关于税收起源问题的分析。3.2,3.3,3.4三节依次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侧面（每一个侧面都包含了权利、权力、制度、组织与行为的环节）研究税收权力的决定（每一个社会、国.家或政府如何建立税收权力,税收权力建立之后是如何运行）,研究它们对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与税收使用权的影响。本章在3.5节之中,将它们综合起来,建立了税收权力决定的一个综合框架。税收权力综合决定框架的建立对税收权力机制的决定环节的丰富与展开,是税收权力理论建构的必要环节,也是实现建立具有解释能力的税收权力理论的关键步骤。第4章分析税收权力效应。本章考虑税收规模与税收使用状况,分析税收权力对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影响。4.1节讨论税收权力的政治效应。分别讨论了税收权力对政治权利、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与政治行为的影响。对民主税收权力与专制税收权力政治效应的不同做了比较分析。最后,在4.1.5专门讨论了税收权力对政治稳定的影响。4.2节讨论税收权力的经济效应,包括税收权力对经济权利、税收制度、经济组织以及经济运行的影响。税收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分为微观经济效应与宏观经济效应。在宏观经济效应方面,主要讨论了税收权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税收权力影响经济增长的AK模型。在4.2节的最后,对西方经济学关于税收效应认识的混乱与矛盾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索提出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提出从事前理性与事后非理性、自利动机与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来建立包含产权-税收-国家在内的逻辑自洽的经济理论的设想,因此这部分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4.3节研究税收权力的社会效应。本节依次讨论了税收权力对社会权利、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4.3.2之中讨论税收权力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时,对税收权力对非正式制度即文化的影响做了较为丰富的讨论。在4.3.5之中讨论税收权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讨论了税收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其中对税收权力影响社会和谐状况的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讨论。第5章是最优税收权力分析。最优税收权力是税收权力优化的标准与目的。在5.1节对最优税收权力进行了一般分析,对最优税收权力进行了界定,提出了税收权力标准体系。5.2节讨论最优税收权力的宏观政治前提即税权均衡,5.3节从最优税收权力的供需对比角度最优税收权力的必要条件：税收权力供需均衡,5.4节讨论最优税收权力的运行状态,即公正与效率的最优权衡,5.5节从最优税收权力的行为均衡（博弈均衡）与机制设计方面对最优税收权力进行各方面的研究。第6章,研究中国税收权力优化。6.1节考察中国税收权力发展历程,对中国税收权力的产生、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权力,近代中国税收权力以及解放后税收权力的发展历史进行了长程分析,特别是对封建社会税收权力的基本格局进行了概括与归纳。对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税收权力的发展历程则进行了着重的讨论。6.2节是中国税收权力现状分析。对中国税收权力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对中国税收权力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确认,并且分析了中国税收权力问题的原因,以及中国税收权力产生的效应。6.3节考察税收权力优化的国际经验,主要考察了其他国家与地区税收权力建设的一些先进经验。6.4节基于对问题的把握以及优化的理论探索,国际经验等讨论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基本对策,是全面系统的政策建议。本节提出了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基本原则,分别讨论了中国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与税收使用权优化的基本对策或建议。最后,在6.5节之中讨论了中国税收权力优化动力与前景,简单讨论了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现实基础、基本途径,与可能的力量。本文的可能创新包括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现实研究等方面的创新。1.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税收权力具有政治性、经济性与社会性,而传统税收理论仅偏重于经济属性的分析,对税收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分析很弱,其根源在于忽略了税收背后的权力因素,而权力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加强对税收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研究,并且在此基础进行综合以把握税收权力的整体性。系统研究税收权力需要综合多学科理论对税收权力的认识。综合的基础是应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税收权力所获得各个税收权力命题（判断）,然后根据逻辑法则与系统论的思想,将这些命题分类、分层次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决定效应的综合机制系统。本文运用“结构-行为-效应”的新范式,以实现税收权力综合研究的目标。2.提出税收权力博弈链概念,拓展了博弈分析博弈链是参与者之间具有权力-权利关系多个密切相关的博弈构成的整体。应用博弈链均衡分析方法,使得博弈论可以分析n-人博弈之中具有“权力-权利”关系的博弈结构。博弈链均衡要求博弈链之中的每一个博弈都同时达到均衡,从而每一个博弈均衡就可能彼此相互影响。博弈链分析方法能解决传统税收博弈只进行单一博弈均衡分析,税收博弈分析很难与优化分析结合的问题,拓展了博弈分析方法。本文应用博弈链研究了税收博弈,提出包括征纳税博弈,纳税用税博弈与用税征税博弈的税收权力博弈链,发现在普通假设之下可以求出税收权力博弈链的均衡策略。在理论与观点方面,本文有如下可能的创新：1.创立了税收权力机制的理论框架文献述评显示税收权力研究至今是理论研究的盲区。本文将税收与权力相结合,从税收制度、税收管理等现象中抽象出税收权力概念,并且进一步从机制角度提出税收权力机制范畴,构建了税收权力机制的理论框架。（1）静态分析方面,对税收本质与税收权力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就税收本质而言,对学界关于税收本质的强制说与交换说评价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吸收各自合理之处,即：应该承认强制是税收的保障,而交换是税收价值的必要基础；由此提出税收本质是以强制力作为保障的为获得公共福利而对私人财产与收入进行的征收。就税收权力本质而言,应用权力本质的理论讨论分析税收权力本质,提出税收权力本质不是能力,也不是资源,认为税收权力的本质是一种以私人产权为基础,以强制能力为后盾,围绕税收而建立起来的不对称社会关系。将税收权力与机制相结合,提出了税收权力机制是税收权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制约而形成的稳定的联系模式。（2）动态分析方面,对税收权力机制作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税收权力机制包括课税机制与传导机制（信息机制、心理行为机制以及变量机制）与用税机制构成。这里拓展了Lewin行为模型,提出了税收权力主体与税收权力客体行为博弈决定税收权力运行与效应的模型。税收权力机制的作用过程可表示为“社会环境变量E→税收权力环境变量Et→税收权力主体与税收权力客体心理变量E1-2/P→税收权力主体与税收权力客体行为变量B1-2→博弈G（B1,B2）→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量”之间的作用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决定阶段、实施阶段、效应形成阶段。于是税收权力运行就从社会环境影响税收权力,税收权力再反过来影响社会环境,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这就是税收权力循环。税收权力循环的周而复始就构成税收权力周转。税收权力周转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范畴,分析税收权力周转的状态可以评估税收权力的稳定性。2.构建了税收权力决定理论（1）提出“权利-权力-制度-组织-行为-绩效”的税收权力决定论范式。“权利-权力-制度-组织-行为-绩效”的范式是一种新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这里的结构包括“权利-权力-制度-组织”四个层次。从绩效开始从后向前逆推,绩效是由行为直接决定的。行为由主体组织实施。主体包括个体与组织两类形态,组织是个体的集合,这里只考虑组织对行为的影响。行为与组织的依据是制度（包括非正式制度）。组织依据制度建立与运行,组织内部也有规范成员行为的制度。制度由权力建立,而权力的根源是权利。因此权利对于绩效的影响是初始性的。从行为决定看,行为由权力、权利、制度、组织决定,不同的权利、权力、组织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应该从这四个方面综合考察行为的实施与变化。这个范式为税收权力的决定与效应带来了一个规范的论述结构或框架。（2）税收权力决定包括税收权力的政治决定、经济决定与社会决定三个方面。在政治决定方面,提出不同的政治权利结构、政治权力状况、政治制度与政治组织都会影响税收权力的设立,政治行为对税收权力的影响是前面这个方面影响的综合；应用公共选择理论的中位投票人模型,建立了税收权力决定的中位投票人模型。在经济决定方面,综合分析了经济权利格局、经济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对税收权力决定的影响,特别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对税收权力的影响。在社会决定方面,深入考察了社会权力、社会权利、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等社会因素对税收权力设立与运行状况的影响。最后,本文建立了社会环境系统决定税收权力的综合模型。3.拓展了税收效应理论提出并且论证了税收权力具有政治效应、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观点,从而拓展了税收效应理论。（1）政治效应的创新分析。本文提出税收权力政治效应就是税收权力能够影响政治权利、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行为与政治稳定。提出了如下一些可能的新观点：税收权力可能影响政党制度的演化；对税收权力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将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在税收权力的政治稳定效应上进行了应用,发现其具有分析上的不确定性；良好的税收权力运行会鼓励人们的政治参与,促进政治发展。（2）经济效应的创新分析。①提出了基于税收权力的经济增长模型。本文将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到税收权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用历史事实来加以佐证。提出了基于税收权力的内生经济增长的AK模型,研究了税收权力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机理。比较分析民主税收权力与专制税收权力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提出专制税收权力之下经济增长波动性很大,而民主税收权力使得经济增长相对稳定。②探讨了传统税收理论关于税收具有负效应观点的局限性。其局限性在于,该观点存在理性上的矛盾,不是逻辑自洽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暗含着零税均衡状态为最优的假设。因此这是一个零税乌托邦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它不认为税收对于维持整个社会健康运行是必要的。本文认为,应该贯彻机会主义假设,结合税收使用分析税收效应。如果根据事前理性的假设,则人类会建立具有正效应的税收权力；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可能导致关于税收的集体选择并非理想,事后证明是非理性的；或者由于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导致人类难以组织有效的集体行动以致建立起不利于多数社会成员的税收权力与税收制度体系,从而导致税收体系无法带来正效应；或者理性的税收选择也由于税收权力主体的自利行为导致税收权力的异化与偏差,导致税收负效应出现。因此一般而言税收效应应该具有二重性。这就解决了税收效应的传统观点存在的理性矛盾,使税收效应理论在逻辑上更为自洽。4.创建了最优税收权力分析体系（1）对税收权力优化的核心问题——最优税收权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最优税收权力标准的体系：它包括税权均衡,税收权力供需均衡,税收权力运行最优税收权力行为均衡、以及最优税收权力效应标准等标准体系。（2）税权均衡是最优税收权力的政治基础与前提。税权均衡要求税收权力具有正义性；税收权利最大化,包括最大化税收立法参与率；最优化监督税收权力运行权利等标准。税权均衡的制度实现方面提出了零基选举以消除既定权力机构对新时期税收权力设立的不利影响主张,以及其他一整套完善税收权利以消除税收权力异化,导致税权失衡的制度安排。（3）税收权力供需均衡是在税权均衡前提下税收权力自身的均衡。最优税收权力要求税收权力供给与需求均衡,此时决定的税收负担就是最优宏观税负；要求税收权力缺口最小化,税收权力供需适应性最大化等。提出现实的与理想的税收权力供需均衡概念；认为税收权力优化需要基于理想的收入分配格局,即税收权力应该有利于形成最优的收入分配状况,追求以此为目标形成的税收权力供需均衡才是真正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税收权力优化。（4）将博弈论与效用分析相结合建立了最优税收权力的博弈链均衡体系。在一般的博弈链均衡基础上,最优税收权力博弈链的均衡分析将博弈链均衡分析与效用分析相结合,将激励相容约束、参与约束与预算平衡联系起来,根据通常的效用函数与公共产品生产函数,得到了最优税率解,最优工资与最优就业结构。最优税收权力博弈链均衡策略就是由这三个最优解决定的。最优税收权力博弈链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是,赋予纳税人参与建立税收权力的权利,他们就会建立一个预算平衡的、可执行的、征税人与用税人获得必要激励的最优税收权力体系。这就是说最优税收权力应该基于博弈链均衡进行有关机制设计。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赋予纳税人以建立、调整税收权力的权利。因此税收权力优化的机制设计需要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在研究现实税收权力方面,本文可能的应用价值是：本文对中国税收权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中国税收权力的发展历史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从税收权力各环节描述了中国税收权力现状,依据最优税收权力理论把握中国税收权力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税收权力问题的原因,考察了其影响,提出了税收权力的优化对策。在对策方面,强调从完善“政治权利-税收权利”角度优化税收权力。因为税收权力是一个包括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与税收使用在内的权力体系,因此解决税收权力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环节,使各环节相互配合。从整体上说,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将曾经长期被隐藏在税收制度、税收管理背后的税收权力因素凸显出来,系统地阐述了税收权力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这就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拓展了税收研究的视野。作者希望本文的思考能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能够由此扩大税收研究的范围,获得更加科学的认识。
何声贵,郑垂勇[9]（2010）在《税务管理现代化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税务管理水平,实现税务管理现代化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分析了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等先进国家的税务管理特点,论述了世界各个国家税务管理的改革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税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国外税务管理给我国带来的启示及我国税务管理现代化的具体举措。
万斌[10]（2010）在《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成本与收益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烟草专卖制度是中国对烟草产业管理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自1983年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建立以来,烟草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烟草产业链的上下游涉及农业、工业、商业三大产业部类。中国是世界烟叶种植大国、卷烟生产大国和卷烟消费大国,烟叶种植量、卷烟生产量及消费量均占世界份额近三分之一。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在为中央财政提供巨额税利,连续十几年位居各行业贡献之首的同时,已面临深化改革的国内呼声和“去专卖化”的国际潮流,到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研究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不但可为烟草产业的改革发展出谋划策,而且还可为丰富制度变迁理论提供案例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论支点,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主线,认为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应当采取渐进式的去专卖化改革,并据之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文章的主体分析包括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对策建议四部分。本文首先对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沿革历史及其制度特征进行了阐述,具体分析了各个时期烟草产业的产供销关系、制度特征以及利益分配的变化。认为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制度试建期（1949-1982）、制度建立期（1983-1999）、制度改革期（2000至今）,各时期均表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制度试建时期的制度特征为区域专卖、统购包销、多头管理。该时期里,烟草产业的管理由多个部门负责。供销社系统负责烟叶调拨、轻工业部门负责卷烟生产、商业部门负责卷烟调拨,多头管理造成了烟草产业低效率。其问,为提高烟草产业的效益,1963年中国烟草产业试建托拉斯,建立了供产合一的管理体制,但是卷烟的调拨权和批发权仍在地方。尽管该方式发挥了一定的集中管理的优势,但仍未建立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制度建立时期的特征是法定专卖、计划管理和高度集权。烟草专卖制度建立后,对卷烟生产、调拨和批发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和专卖管理,从烟叶收购调拨、卷烟生产批发到卷烟配送,国家垄断了每一个生产经营环节,使烟草产业高度垄断。由于烟草财税体制与计划体制的共同作用,烟草税收与地方政府利益密切相关,国家烟草专卖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异化为地方烟草专卖制度,形成对烟草产业发展的阻碍。制度改革时期的制度特征为市场取向、工商分家和订单供货。该时期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工商分家和订单供货改革。工商分家使各省卷烟厂重组为省级中烟工业公司,订单供货对卷烟供应流程作了优化,目的在于使计划供给更加符合市场需求。但这两种改革都未触及烟草专卖制度的根本,即计划体制和财税体制,故无法彻底打破地方保护,提高产业效率。在阐述了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沿革的三个时期产供销关系后,对制度下的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期的利益争夺进行了博弈分析,以说明烟草专卖制度下存在多重博弈,产生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加重了制度成本负担。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所存在的根本弊端,表现为政企合一、计划管理和财税体制。其次是对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理论分析。分别阐述了制度、专卖制度、烟草专卖制度的概念及其成本和收益,认为制度、专卖制度、烟草专卖制度的变迁源于其成本和收益关系的变化。制度成本包括内在制度成本、外在制度成本和制度演进成本。制度收益包括协调行为及加强信任、保护各类产权、避免及化解冲突、平衡权利。制度效率递减规律必然导致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失衡,因此各利益主体为获得新制度下的潜在收益,可能会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成功取决于新制度净收益大于旧制度净收益加制度变迁成本。专卖制度的成本包括内部成本（运行成本）和外部成本,前者主要为机关运行成本,也称为代理成本,后者包括专卖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交易成本、专卖机构与其上级管制者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专卖机构与社会之间的交易成本。专卖制度的收益包括垄断利润、少偷逃的税款以及供给公共服务所产生的外部性等。专卖制度的变迁亦为其成本-收益关系变化所致,并以中国古代禁榷制度为例,证明了历朝统治者为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绩效而使禁榷制度由完全国家垄断逐步转变为国家许可下的商人专营制度,国家退出是为降低禁榷制度运行成本。烟草专卖制度属于专卖制度,其制度成本结构与专卖制度成本结构相同,具体表现为寻租成本、无谓损失、X低效率和烟草专卖管理成本,其收益是超额垄断利润、少偷逃的税款、控烟收益以及保护烟农收益。烟草专卖制度变迁的原因也是由于旧制度成本高于收益,且旧制度净收益加上制度变迁成本小于新制度潜在的净收益。总之,制度、专卖制度、烟草专卖制度的变迁皆源于其成本-收益关系的变化,这种关系也是制度变迁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进而对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别估算烟草专卖制度的总成本和总收益,得出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因总成本超过总收益而需要改革的判断。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成本是寻租成本、无谓损失、X低效率、专卖管理成本的加总。其中寻租成本为其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成本之比超出其他市场竞争行业（食品制造业）正常比例的部分,乘以其管理费用。无谓损失（DWL）的估算采用哈伯格公式DWL=1/2r2εPmQm计算,r是烟草产业的经济利润率、ε是卷烟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PmQm是烟草产业销售收入。X低效率估算按照“综合技术效率”的分析架构,采用DEA程序分析。专卖行政管理成本估算为烟草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费用乘以35%。烟草专卖制度收益为超额垄断利润、少偷逃的税款、控烟收益和保护烟农收益的加总。其中超额垄断利润为烟草产业超过一般行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估算方法为烟草成本费用利润率超出其他行业的部分乘以成本费用。少偷逃税款的比例用烟草工商税收乘以其他行业在相应时期的偷税避税比率。控烟收益为烟草专卖制度下烟民因吸烟数量的减少而少产生的医疗支出。保护烟农收益为农民种烟超出种粮的收益。最后经过估算,得出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在1998、2004、2005、2006、2007、2008年的制度收益分别为4397651、9489836、11350876、13926428、14151413和18357604万元,制度成本分别为6114413、12146733、14801826、15512584、19520425和22719795万元,净收益均为负,分别为-1716762、-2656897、-3450950、-1586156、-5369012和-4362191万元,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在对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后,在总结国际烟草专卖制度变迁规律以及国内学者对烟草专卖制度改革建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收益,认为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应该走渐进式的去专卖化道路。要在保留烟草专卖专营的前提下,以政企分开、烟草财税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使烟草产业由行政垄断转变为经济垄断,形成烟草托拉斯,提升烟草专卖制度绩效,待烟草托拉斯正常运转后方可取消烟草专卖制度。烟草专卖制度取消后,政府还应该保留对烟草产业的适当管制,如构建“税收-利润-价格”联动机制使烟草托拉斯只能获得平均利润,以及建立烟叶拍卖中心和第三方烟叶评级机构来保护烟农的利益。从理论上说,新制度的净收益高于旧制度的净收益。
二、全国将实行税务检查计划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将实行税务检查计划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2）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框架及方法 |
| 一、省级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的基本理论概述 |
| （一）省级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省级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的目标与内容 |
| （三）省级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的理论基础 |
| 二、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的问题分析 |
| （一）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的基本情况 |
| （二）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三、国外纳税服务优化的经验与启示 |
| （一）国外纳税服务优化的经验 |
| （二）国外纳税服务优化经验对吉林省地税局的启示 |
| 四、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的路径 |
| （一）优化人员结构，制定严格的岗位服务责任制 |
| （二）优化纳税服务内容，消除纳税人税法遵从障碍 |
| （三）优化纳税服务方式，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
| （四）强化信息化支撑，打造“互联网+纳税服务” |
| （五）完善纳税人的权益保障机制 |
| （六）完善纳税服务信用体系建设 |
| （七）推动纳税服务社会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3）新常态下的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研究 ——以武汉市W区地税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 选题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
| 1. 国外研究综述 |
| 2. 国内研究综述 |
| 3. 简要的评价 |
| (三) 本项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3. 创新意图 |
| (四) 武汉市W区地税局简介 |
| 二、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相关理论阐释 |
| (一) 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相关概念 |
| 1. 风险及风险防范的定义 |
| 2. 税收执法风险的含义 |
| 3. 税收执法风险的分类 |
| 4. 税收执法风险的特征 |
| (二) 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 税源专业化管理理论 |
| 2. 风险管理理论 |
| 3. 依法治税理论 |
| 4. 公共权力制约理论 |
| 5. 绩效评价理论 |
| 三、新常态下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状况分析——以武汉W区地税局为表述对象 |
| (一) 武汉市W区地税局当前面临的新常态 |
| 1. 经济发展新常态 |
| 2. 税制改革新常态 |
| 3. 作风建设新常态 |
| 4. 税收法治新常态 |
| (二) 武汉市W区地税局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要做法 |
| 1. 全面查找风险 |
| 2. 科学识别风险 |
| 3. 着力防范风险 |
| 四、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风险成因分析 |
| (一) 税收制度方面的原因 |
| 1. 法律位阶低 |
| 2. 税收法律法规的部分条款缺乏可操作性 |
| 3. 税收规范性不强 |
| 4. 税收政策变化快 |
| 5. 税收计划管理与依法治税存在矛盾 |
| (二) 执法管理方面的原因 |
| 1. 管理信息不对称 |
| 2. 职权范围划分不清 |
| 3. 执法监督有漏洞 |
| 4. 考核管理制度不完善 |
| (三) 执法环境方面的原因 |
| 1. 法制环境不健全 |
| 2. 政府等有关部门支持力度不够 |
| 3. 依法诚信纳税风气缺乏 |
| 4. 税收征管模式存在不足 |
| (四) 执法主体方面的原因 |
| 1. 思想认识不到位 |
| 2. 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
| 3. 依法行政意识不强 |
| 4. 执法水平有待提升 |
| 五、现阶段有效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对策思考 |
| (一) 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
| 1. 建立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 |
| 2. 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管理 |
| (二) 建立监督制约机制 |
| 1. 加强内部监督 |
| 2. 加强外部监督 |
| (三) 增强税收执法人员自身素质 |
| 1. 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 |
| 2. 加强业务知识学习 |
| 3. 建立职业道德标准 |
| (四) 健全地方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系统 |
| 1. 规范执法行为,限制自由裁量 |
| 2. 营造综合治税的协同力 |
| 3. 开展廉政文化示范建设 |
| (五) 同步跟进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 |
| (六) 依托信息化技术,强化税收执法风险管理 |
| 1. 信息数据的应用支撑 |
| 2. 信息网络的安全支撑 |
| 3. 信息管税的技术支撑 |
| (七) 营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 |
| 1. 加大税法宣传力度 |
| 2.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
| 3. 健全考评考核机制 |
| 4. 重视纳税人的权利保障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基层国税机关绩效管理研究 ——以滨海县国税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税务绩效管理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税务绩效管理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税务绩效管理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性和不足 |
| 2 税务绩效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绩效与绩效管理 |
| 2.1.1 绩效的概念 |
| 2.1.2 绩效管理的概念 |
| 2.1.3 绩效管理的过程 |
| 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3 政府绩效管理理论 |
| 2.3.1 政府绩效管理理论 |
| 2.3.2 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的特点 |
| 2.4 平衡计分卡理论 |
| 2.4.1 平衡计分卡理论的概述 |
| 2.4.2 核心内容 |
| 2.5 关键绩效理论 |
| 2.5.1 关键绩效指标的概念 |
| 2.5.2 遵循过程 |
| 3 滨海县国税局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滨海县国税局绩效管理的发展现状 |
| 3.1.1 滨海县国税局机构设置 |
| 3.1.2 滨海县国税局的绩效管理制度 |
| 3.2 滨海县国税局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目标责任面面俱到，无法突出重点 |
| 3.2.2 人员结构不合理，老龄化问题严重 |
| 3.2.3 重视财务指标，轻视非财务指标 |
| 3.2.4 绩效考核受到人为因素干扰较大 |
| 3.2.5 没有针对考核结果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
| 3.3 滨海县国税局绩效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绩效管理未形成有机的体系 |
| 3.3.2 绩效管理的指标设计不合理 |
| 3.3.3 地方政府的过多干预 |
| 3.3.4 绩效管理人员的使用和培养尚需加强 |
| 3.3.5 管理者对绩效管理考核结果的认识偏差 |
| 4 国内外政府部门绩效管理先进经验 |
| 4.1 国外政府绩效管理实践 |
| 4.1.1 美国政府绩效管理实践 |
| 4.1.2 英国政府绩效管理实践 |
| 4.2 国内税务部门绩效管理实践 |
| 4.2.1 深圳市福田区国税局绩效管理实践 |
| 4.2.2 广州市荔湾区国税局绩效管理实践 |
| 4.3 国内外绩效管理的启示和经验 |
| 5 改进滨海县国税局绩效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
| 5.1 滨海县国税局绩效管理改进的目标 |
| 5.1.1 转变观念、领导重视 |
| 5.1.2 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绩效考核体系 |
| 5.1.3 建立反馈和沟通机制 |
| 5.1.4 科学考量考核结果，并不断改进绩效管理 |
| 5.2 滨海县国税局关键绩效指标的制定 |
| 5.2.1 分局关键绩效指标的制定 |
| 5.2.2 个人关键绩效指标的制定 |
| 5.3 绩效辅导与沟通 |
| 5.3.1 绩效辅导 |
| 5.3.2 绩效沟通 |
| 5.4 绩效结果运用 |
| 5.4.1 薪酬激励 |
| 5.4.2 培训激励 |
| 5.4.3 轮岗和晋升激励 |
| 5.4.4 评优激励 |
| 5.5 绩效改进 |
| 5.5.1 制定绩效改进计划 |
| 5.5.2 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的建立 |
| 5.5.3 创新绩效考核方法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后记 |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原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 |
| 第四节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三千年未有的变局 |
| 一、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 |
| 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 |
| 三、中国现代化阶段划分 |
|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财政制度:社会激励的重要架构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与国家理论 |
| 二、财政制度的产权意义 |
|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财政制度变迁 |
| 第三节 中国财政现代化: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 |
| 一、财政收入制度现代化 |
| 二、财政支出制度现代化 |
| 三、财政管理制度现代化 |
| 四、财政调控制度现代化 |
| 第三章 财政制度变迁研究的理论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财政主体新论 |
| 一、财政主体本质 |
| 二、财政主体结构 |
| 三、不同财政主体的共容利益与财政的公共性 |
| 四、政府的自主性与财政公共性的实现 |
| 第二节 财政类型新论 |
| 一、对阶级社会财政类型论的评述 |
| 二、对目标导向财政类型论的评述 |
| 三、政权结构财政类型论 |
| 四、对公共财政的追求应从理想走向现实 |
| 第三节 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 |
| 一、产权与人权、政权及主权的关系 |
| 二、财政资源的公共产权属性 |
| 三、财政过程中产权的转化 |
| 四、财政制度对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合约的确认 |
| 五、财政制度变迁是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合约演化的集中体现 |
| 第四节 财政制度变迁过程研究 |
| 一、财政制度变迁的逻辑 |
| 二、财政压力——财政制度变迁需求的产生 |
| 三、财政制度变迁的三阶段 |
| 四、财政制度变迁的周期 |
| 第四章 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先发现代化国家的财政制度变迁 |
| 一、财政制度创新是英国现代化领先的重要支柱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与英国长期竞争的法国财政制度变迁 |
| 三、脱胎于殖民地的美国现代化与财政制度创新 |
| 第二节 继发现代化国家的财政制度变迁 |
| 一、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
| 二、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
| 第三节 后发现代化国家俄罗斯的财政制度变迁 |
| 一、俄罗斯专制传统下的现代化进程 |
| 二、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
| 第五章 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与特点 |
| 第一节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特点 |
| 一、领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内生因素 |
| 二、市场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推动力 |
| 三、政府的适度干预是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 |
| 四、现代化向全球扩展具有时序性与地缘性 |
| 第二节 现代化推动财政制度变迁 |
| 一、现代化推进了财政收入制度的公平性 |
| 二、现代化推进了财政支出制度的公益性 |
| 三、现代化推进了财政管理制度的公正性 |
| 四、现代化推进了财政调控制度的功能性 |
| 第三节 财政制度变迁促进或阻遏现代化进程 |
| 一、财政制度创新是英美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领先的重要因素 |
| 二、财政制度创新是德日在现代化进程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因素 |
| 三、俄罗斯等国的衰落与财政制度僵化密切相关 |
| 第四节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特点 |
| 一、不同国家现代化演进中的辗转递进关系 |
| 二、不同国家财政职能演变的时序 |
| 三、不同国家财政制度在特定的时空演化 |
| 四、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脉络 |
| 第六章 清末现代化的启动与帝国财政制度的瓦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概述 |
|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 |
|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概述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帝国财政制度 |
| 一、帝王拥有一切财产最终所有权的产权制度 |
| 二、帝国财政制度的特征 |
| 三、帝国财政制度的成因 |
| 四、帝国财政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与帝国财政的瓦解 |
| 一、外部冲击下中国现代化艰难起步 |
| 二、清末帝国财政走向瓦解 |
| 第四节 清末新政下的财政制度创新 |
| 一、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 |
| 二、西方财政理论的传播 |
| 三、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导向改革 |
| 四、清末财政制度创新的影响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现代化的演变 |
|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现代化发展 |
| 三、国民政府前期现代化的推进 |
| 四、国民政府后期现代化的倒退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制度变迁 |
| 一、推进分税制改革的努力 |
| 二、财政收支及管理制度的演变 |
| 三、公债制度的演变 |
| 四、财政管理制度的演变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前期的财政制度创新 |
| 一、孙中山的财政思想 |
| 二、统一财政与建立分级财政制度 |
| 三、预算制度创新 |
| 四、财政收入制度创新 |
| 五、向建设性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 |
| 六、公债整理与国家信用重建 |
| 七、对国民政府前期财政制度创新的总体评价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后期的战时财政 |
| 一、战时财政的顽抗与崩溃 |
| 二、国家资本的膨胀与官僚化 |
| 第五节 哺育了新中国的解放区财政 |
| 一、延安的民主财政实验 |
| 二、土地改革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
| 第八章 新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新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
| 一、现代化目标的演化 |
| 二、市场化进程 |
| 三、工业化进程 |
| 四、宪政化进程 |
| 第二节 全能财政制度的演化 |
| 一、统一财经 |
| 二、自产型财政收入制度 |
| 三、全能型财政支出制度 |
| 四、计划主导型财政管理制度 |
| 五、自求平衡的财政调控制度 |
| 六、潜在财政压力的积聚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制度的宪政化 |
| 一、财政收入制度"交易性"的成长 |
| 二、财政支出制度"回应性"的成长 |
| 三、财政管理制度"宪政性"的成长 |
| 四、财政宏观调控制度"功能性"的成长 |
| 五、对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改革成就的评价 |
| 第九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特点与趋向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特点 |
|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财政主体结构的演变 |
|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财政职能的演变 |
| 三、中国财政制度类型的演变 |
| 四、中国财政制度变迁几个时期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财政现代化的趋向 |
| 一、中国财政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财政现代化的趋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7）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特点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税务稽查概述 |
| 二、税务稽查法规体系 |
| (一) 税务稽查执法依据 |
| 1. 税务稽查行政执法的一般性规定 |
| 2. 税务稽查行政执法的行业性规定 |
| 三、税务稽查执法程序与职责 |
| (一) 税务稽查执法程序 |
| (二) 税务稽查执法工作的职责 |
| 四、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的特点 |
| (一) 从立法层面看, 税务稽查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制定和颁布 |
| (二) 从执法主体看, 各级税务稽查局与各级税务局都是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 |
| (三) 从执法权限看, 税务稽查具有与其工作目标相适应的广泛的行政执法权限 |
| (四) 从机构设置看, 省级以下的各级税务稽查局实行“垂直领导”, 以保证税务稽查的统一性 |
| (五) 从责权配置看, 税务稽查的“事权”、“人权”和“财权”真正实现垂直集中管理 |
| (六) 从科技应用程度看, 现代科技的应用使税务稽查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 |
（8）税收权力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论题的提出 |
| 1.1.1 中国税收问题之权力层面的启发 |
| 1.1.2 税收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国家-税收"学说述评 |
| 1.2.2 公共选择学派的征税权力研究 |
| 1.2.3 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税收"理论述评 |
| 1.2.4 国内税权研究评述 |
| 1.3 税收权力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3.1 税收权力研究对税收理论发展的意义 |
| 1.3.2 税收权力研究对于完善政治理论的意义 |
| 1.3.3 税收权力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论 |
| 1.4.1 研究方法论 |
| 1.4.2 基本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 1.5.1 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5.2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方法的可能创新 |
| 1.6.2 理论与观点:可能的创新 |
| 1.6.3 现实:可能的应用价值 |
| 1.6.4 存在不足 |
| 2 税收权力机制的综合分析 |
| 2.1 权力的一般分析 |
| 2.1.1 权力的界定或本质 |
| 2.1.2 权力的基本特征 |
| 2.1.3 权力的要素 |
| 2.1.4 权力的分类 |
| 2.1.5 权力的基本形式:权力的三个维度说 |
| 2.1.6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
| 2.2 税收权力机制分析 |
| 2.2.1 税收权力机制的静态分析 |
| 2.2.2 税收权力机制的动态分析 |
| 2.3 小结 |
| 3 税收权力的决定 |
| 3.1 税收权力的产生 |
| 3.1.1 政治条件 |
| 3.1.2 经济条件 |
| 3.1.3 社会条件 |
| 3.2 税收权力的决定:政治因素 |
| 3.2.1 政治体系影响税收权力的机理 |
| 3.2.2 政治权利、政治权力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2.3 政治制度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2.4 政治组织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2.5 政治行为对税收权力的影响:政治决定税收权力的综合 |
| 3.2.6 小结 |
| 3.3 税收权力的决定:经济因素 |
| 3.3.1 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3.2 经济制度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3.3 经济组织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3.4 经济行为对税收权力的影响:经济因素影响的综合 |
| 3.4 税收权力的决定:社会因素 |
| 3.4.1 社会权利与社会权力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4.2 社会制度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4.3 社会组织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4.4 税收权力决定:社会因素影响的综合 |
| 3.5 税收权力的决定: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的综合 |
| 3.5.1 综合的理由:必要性分析 |
| 3.5.2 如何综合:税收权力综合决定的体系 |
| 3.6 本章小结 |
| 4 税收权力的效应 |
| 4.1 税收权力的政治效应 |
| 4.1.1 税收权力对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影响 |
| 4.1.2 税收权力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
| 4.1.3 税收权力对政治组织的影响 |
| 4.1.4 税收权力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
| 4.1.5 税收权力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
| 4.2 税收权力的经济效应 |
| 4.2.1 税收权力对经济权利的影响 |
| 4.2.2 税收权力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
| 4.2.3 税收权力对经济组织的影响 |
| 4.2.4 税收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
| 4.2.5 对西方经济学税收效应理论的局限性分析 |
| 4.3 税收权力的社会效应 |
| 4.3.1 税收权力对社会权利的影响 |
| 4.3.2 税收权力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
| 4.3.3 税收权力对社会组织的影响 |
| 4.3.4 税收权力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
| 4.3.5 税收权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5 最优税收权力分析 |
| 5.1 最优税收权力的一般分析 |
| 5.1.1 最优税收权力的理论思考 |
| 5.1.2 最优税收权力范畴的界定 |
| 5.1.3 最优税收权力标准 |
| 5.2 税权均衡分析 |
| 5.2.1 税权均衡的必要性 |
| 5.2.2 税权均衡的制度实现 |
| 5.3 税收权力供需均衡分析 |
| 5.3.1 制度均衡、权力均衡与税收权力供需均衡分析的基本思想 |
| 5.3.2 税收权力供需均衡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
| 5.3.3 税收权力非均衡与税收权力优化 |
| 5.4 税收权力运行公正与效率的最优权衡 |
| 5.4.1 税收权力的公正行使与效率追求的可能冲突 |
| 5.4.2 税收权力运行公正与效率的最优权衡 |
| 5.5 税收权力运行的行为均衡与机制选择: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
| 5.5.1 税收权力博弈分析的理论思考 |
| 5.5.2 税收权力博弈链均衡分析 |
| 5.5.3 小结 |
| 6 中国税收权力优化分析 |
| 6.1 中国税收权力演化分析 |
| 6.1.1 解放前中国税收权力发展的基本历程 |
| 6.1.2 解放后中国税收权力发展的基本历程 |
| 6.2 中国税收权力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6.2.1 中国税收权力现状与问题 |
| 6.2.2 中国税收权力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2.3 中国税收权力的效应分析 |
| 6.3 税收权力优化的国际经验 |
| 6.3.1 国际上税收立法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6.3.2 国际上税收执法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6.3.3 国际上税收司法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6.3.4 国际税收使用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6.4 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对策探索 |
| 6.4.1 税收权力优化的原则 |
| 6.4.2 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对策 |
| 6.5 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动力与前景探索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税务管理现代化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文献综述 |
| 2 发达国家的税务管理现状 |
| 2.1 澳大利亚的税务管理 |
| 2.2 美国的税务管理 |
| 2.3 日本的税务管理 |
| 3 世界各国税务管理改革特点 |
| 3.1 围绕纳税人需求设置并整合税务部门内设机构 |
| 3.2 设置专门的税务司法或准司法机构 |
| 3.3 采用混合式地组织结构 |
| 4 国外税务管理现代化给我国税务管理的启示 |
| 4.1 建立合理税务管理现代化的体制 |
| 4.2 完善税收计划与税收考核工作制度 |
| 4.3 增强税收征管手段和力度 |
| 4.4 培养服务意识 |
| 4.5 加强税收体系的法制化程度 |
（10）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成本与收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已有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弊端的研究 |
| 1.2.2 关于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存废之争及其改革方案设计 |
| 1.2.3 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写作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沿革及其制度特征 |
| 2.1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试建时期(1949-1982) |
| 2.1.1 历史回顾 |
| 2.1.2 基本制度安排 |
| 2.1.3 产购销关系 |
| 2.1.4 涉烟税收 |
| 2.2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建立时期(1983-2000) |
| 2.2.1 基本制度安排 |
| 2.2.2 产购销关系 |
| 2.2.3 相关方利益分配 |
| 2.3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时期(2001至今) |
| 2.3.1 概述 |
| 2.3.2 制度安排的调整 |
| 2.3.3 产购销关系 |
| 2.3.4 相关方利益分配 |
| 2.4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各时期的博弈分析 |
| 2.4.1 关于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下各博弈关系的规范分析 |
| 2.4.2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试建时期的博弈关系分析 |
| 2.4.3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建立时期的博弈关系分析 |
| 2.4.4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时期的博弈关系分析 |
| 2.5 新中国现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外在弊端 |
| 2.6 小结 |
| 3.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分析 |
| 3.1 制度成本和收益 |
| 3.1.1 制度 |
| 3.1.2 制度成本 |
| 3.1.3 制度收益 |
| 3.1.4 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与制度变迁 |
| 3.2 专卖制度成本和收益 |
| 3.2.1 专卖制度 |
| 3.2.2 专卖制度成本 |
| 3.2.3 专卖制度收益 |
| 3.2.4 专卖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与制度变迁 |
| 3.3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和收益 |
| 3.3.1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成本 |
| 3.3.2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收益 |
| 3.3.3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与制度变迁 |
| 3.4 小结 |
| 4.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和收益的实证分析 |
| 4.1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和收益的估算方法 |
| 4.1.1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的估算方法 |
| 4.1.2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收益的估算方法 |
| 4.2 实证分析 |
| 4.2.1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的估算 |
| 4.2.2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收益的估算 |
| 4.2.3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
| 4.3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收益的评价 |
| 4.4 小结 |
| 5.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
| 5.1 关于烟草专卖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国内建议 |
| 5.1.1 关于各国烟草业管制及专卖制度变迁的评述 |
| 5.1.2 国际烟草专卖制度变迁对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的启示 |
| 5.1.3 关于国内学者对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建议述评 |
| 5.2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 |
| 5.2.1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去专卖化" |
| 5.2.2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路径是渐进式 |
| 5.3 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的设计 |
| 5.3.1 政企分开 |
| 5.3.2 财税改革 |
| 5.3.3 未来中国烟草托拉斯的基本组织设置 |
| 5.3.4 政府责任 |
| 5.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全国将实行税务检查计划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2]吉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研究[D]. 于欢.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4)
- [3]新常态下的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研究 ——以武汉市W区地税局为例[D]. 骆自勤.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4]基层国税机关绩效管理研究 ——以滨海县国税局为例[D]. 张玲玲. 苏州大学, 2013(02)
- [5]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D]. 崔潮.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01)
- [7]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特点探析[J]. 秦妍.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1(10)
- [8]税收权力论纲[D]. 谭承友.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8)
- [9]税务管理现代化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 何声贵,郑垂勇. 价值工程, 2010(34)
- [10]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成本与收益分析[D]. 万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