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苏税收突破600亿(论文文献综述)
沈国庆[1](2019)在《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4年,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经济行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抵御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模式、政府性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以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及提供担保等形式,举借了大量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较大的财政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中央近年来三大攻坚战之一。已有研究多从财政体制、官员晋升、经济增长、政绩考核、风险预警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分析,缺少从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从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最新发展情况、风险表现进行了分析,从地方税收与地方债务关系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从地方政府债务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等三个具体的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而深化了从金融视角检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认识,并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具体内容是:首先,本文在梳理、述评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从全国和各地区比较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发展规模、发债主体结构和资金来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对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整体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势头得到控制。但各地区债务风险程度不一,个别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超过国际警戒线,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较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呈规模大、发展迅速、底数不明的特征,产生了巨大的财政金融风险。其次,借鉴已有地方政府债务理论,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然要求自身掌握的行政资源最大化。而行政资源最大化最直接的内容就是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在分税制体制下,由于地方税收由地方政府直接支配,且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有效促进地方性税收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必然会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地方性税收增长。而在财力紧张和软预算约束下,举债投融资成为合理的选择。为此,本文以全国各地区政府债务、税收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性税收收入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而属于国家税收的增值税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则不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特征对上述结论有着显着性影响,西部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果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划分后的实证证明,债务投融资对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率上随规模增大而递减,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应存在极限值,债务规模较小地区以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果明显高于规模较大地区。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增加税收财力增长不可持续,且导致了更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三,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购买主体为商业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对接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一旦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出现信用违约和流动性违约风险,最终都将表现为金融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质上是金融风险。本文在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析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机理和脆弱性根源,着重以未定权益分析法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途径,以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向银行风险转化的数理推导,分析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演化的逻辑和机理。并利用银行风险相关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不良率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且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这一举措可以减小银行不良率。第四,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中引起的资金流向和相关主体变化,以货币供给原理和机制分析为基础,本文详细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全过程中,由于债务置换引起的基础货币和信用货币供给变化情况。分析表明,从单笔债务置换过程看,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资金变动在短时内对基础货币、M1和M2造成波动。从基础货币层面而言:在发行地方债券时,央行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流动性支持,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在地方政府债券置换过程中,发债资金在国库政府存款账户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银行账户转换中引起基础货币先减后增。从商业银行广义货币创造看,发行债券时,商业银行购债会增加M2,而企业购债则导致M1减少;发债资金在国库政府存款账户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银行账户转换中,M2先减少后增加,M1增加。当资金用于偿还存量银行贷款时,M2、M1均减少;当用于偿还个人贷款时,M1减少,M2不变。第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本质是银行贷款等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转为地方政府债券,导致债券规模扩张,债券收益率发生变化;同时,贷款类地方政府债务减少,会引起信贷利率发生变化。上述两方面的变化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从而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产生影响。实证发现,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较好地促进了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对我国货币政策达成宏观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很好的传导效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随着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和发行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明显提升了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的效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信贷利率传导货币政策利率的效率有正向影响;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引致的债务市场债券收益率变化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程度,显着大于信贷利率途径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最后,本文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化解其风险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升级方面: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投资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构建科学完备的央地财政事权关系、构建规范的财税体制和转移支付机制、构建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金融改革方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1)从地方税种收入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实证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追逐行政资源最大化,是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根源。从公共选择视角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地方性税种收入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为切入点,应用各地区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通过大规模举债投融资促进地方性税种收入增长,以达到行政资源最大化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是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根源。这为全面准确理解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丰富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认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税收超GDP增长的客观现实。以地方政府债务视角审视税制改革和地方税收体系建设,有利于全面理解营改增的现实意义。地方税体系构建不仅应考虑税源可得性,也应关注到其引导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深化了建设地方税体系的认识。(2)从金融风险视角,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途径和机理。在分析金融风险性质及其脆弱性根源的基础上,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演变机理和途径,并应用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数据,从商业银行不良率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引致银行风险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来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为从金融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的深化和发展。(3)以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为切入点,从金融视角中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分析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产生短期波动,对基础货币、信用货币中的M1和M2变化有显着影响。在对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影响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实证中,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债务置换后的国债收益率和信贷市场利率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且债券收益率方面产生的影响强于信贷市场利率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从金融视角拓展了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视野,有助于把握地方政府债务的金融风险性质及其管理。为金融部门制定金融政策、深化金融市场管理提供了一个应关注的视角,有利于金融监管和金融政策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央政府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角度,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制定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好地采取对策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张海龙[2](2019)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我国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的提出了要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并在“十三五”期间,确立了实现建立较为完整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的目标。目前关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多数学者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诱导;市场集中度;产业集聚;产、学、研相结合发展模式等方面,忽略了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以及构建创新体系等关键问题,尚未在理论上找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根本路径及对策。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以监管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要内容,阐明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创新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第二,提出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医、产、学、研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体系。在重视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良好机制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和医疗机构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行业监督,医疗机构作为生物医药的临床试验基地以及生物医药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政府和医疗机构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在阅读中外文献基础上,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现状和问题进行研究,明确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案例与实证分析,深入挖掘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及保障基础。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医、产、学、研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主要内容由以下七部分组成:第一,在理论上明确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目标。本文以供给侧改革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创新理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实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内涵及意义,分析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西方供给理论的发展,包括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供给管理理论;在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中,重点阐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问题;在创新理论中,对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中,主要论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领域和发展趋势。其次,分析供给侧改革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创新理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第二,通过中外对比分析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首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行介绍,重点分析了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研究了我国各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与国外生物医药产业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从政府政策、医疗机构、企业和科研四个方面,总结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三,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政府、医疗机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方面分析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政府的角度,从监管制度、药品定价、伦理审查和知识产权四个方面,分析政府政策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医疗机构的角度,从临床试验资源有限性、数据造假、机构定位不明确三个方面,分析医药机构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企业的角度,从生物医药企业集中度和原始创新、产学研联盟三个方面,分析企业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角度,从综合性高素质人才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第四,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政府、医疗机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四个影响因素出发,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政府政策的角度,主要选取利税、科研活动经费筹措额中政府投入资金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指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税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从医疗机构的角度出发,选取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分析变量,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显着。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不同生产要素投入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主要从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四个方面的投入,得出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对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出的影响较大,企业数量和技术创新投入对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小。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角度,选取有效发明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指标,在生物医药成果转化阶段,有效专利数量对新产品销售收入起到促进的作用,并且影响程度呈现递增的趋势。第五,国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模式及案例分析。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出发,对美国、日本和印度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发现美国、日本和印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台不同的产业政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选取美国辉瑞制药、日本武田制药和印度百康三家公司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探寻三家典型生物医药企业在产业政策引导下企业的发展路径。美国辉瑞制药、日本武田制药前期重视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大量资金,纷纷推出了“重磅炸弹”级别的新药,帮助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在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主要通过海内外并购等手段获取新产品的专利权,同时也拓宽了自身的销售渠道,形成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完整的产业链。印度百康前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仿制药的研发和生产,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研发能力的增强开始转向对创新药品的研发。分析美国、日本和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经验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借鉴意义。首先,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完善相关产业政策。例如知识产权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建设。其次,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与印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要提高对生物医药产品研发的重视,强调技术创新的作用。第六,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创新保障体系。强调构建产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搭建了保障体系的整体构架,以监管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要内容,重点阐述保障体系的构建思路。从监管体系方面,研究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监管现状和主要缺陷,提出了构建生物医药监管体系的重要意义。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方面,对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议。第七,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的总构想,并提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和市场创新体系具体内容。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需要以政府为核心,从医、产、学、研四个着眼点出发,以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和市场创新为三条路径,以融资、研发、临床试验和投入市场为四个切入点,深入分析问题所在,系统提出解决方案。
尚运生[3](2019)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各国之间竞相争夺的主要对象。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吸引跨国公司进行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下,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现象愈演愈烈,201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金额高达906.04亿美元,已经对中国利用外资的格局和中国经济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基于统计数据,测算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规模(即企业数量),分析外资企业撤资状况,研究外资企业撤资的原因,测算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情况,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可以区分为投资和撤资两个方面。学术界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开始时间较早,且研究成果颇丰。而对跨国公司撤资行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多数研究是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从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全球生产网络调整、撤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撤资过程、撤资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规模的研究较少。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是跨国公司将资本撤回母国或转移到第三国进行投资。因此,本文尝试提出“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并将贸易摩擦作为外资企业撤资的一个影响因素或外生变量。此外,本文尝试着提出了“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从外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出发,假定外资企业的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出外资企业的最优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最优资本存量时,可以得出外资企业的撤资规模。该理论将成本因素、东道国国内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国内外技术进步因素、国外政策因素、危机冲击因素、贸易摩擦因素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分析各个因素对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本文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资企业的成本、税收水平、税收优惠程度等微观环境因素,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水平、贸易摩擦程度等宏观环境因素,均对外资企业的撤资行为产生显着影响。另外,基于中国统计数据,本文也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就业、税收、国际收支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及创新点包括:计算了历年的外资企业撤资占比数据,测算了全国、分行业、主要省市的外资企业撒资数量;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并分析了贸易摩擦对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建立了“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所产生的影响情况。
龙小燕[4](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周子钧[5](2019)在《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拟就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进行全面考察。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本论文的框架:一方面是划分和考察40年资本化进程经历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个阶段,把握期间演进的脉络和螺旋式上升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另一方面是总结40年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四、第五章。第一章即1978年-1999年的市场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79年:“文革”后电影业的恢复;第二阶段1979年-1992年:电影业机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第三阶段1993年-1999年:电影业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这个市场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行业垄断,通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焕发电影业的活力,实现电影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二章即2000年-2008年的产业化阶段。这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2004年:电影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第二阶段2005年-2008年:电影业对非公资本和境外资本进一步开放。这个产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由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走向集团化和院线化,实现电影行业向产业化转轨。第三章即2009年-2018年的证券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9年-2012年是启动期;第二阶段2013年-2015年是高潮期;第三阶段2016年-2018年是提升期。2009年10月创业板设立华谊兄弟上市标志证券化阶段来临,民营电影公司率先陆续登陆A股市场;2016年8月中国电影、上海电影两大国有电影公司在A股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成为主流。电影公司通过IPO或借壳实现在A股上市融到大量资金,上市以后通过增发、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做优做强健康发展。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升证券化的水平,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四章是资本化进程的成效和问题。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取得的成效,首先是对于资本化规律和特点的把握、运行原理和阶段、启动和发展的认知。这是思想上的觉醒,是对于发展电影产业必须走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的道路,必须接纳、借力资本、资本市场和A股市场取得了广泛共识。政策的制定和推动是一直往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前进,实际运行当中也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把握、处理好产业与资本的关系;产业为主资本为附,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本末倒置。对资本化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力,必须采取电影行业整顿、A股市场监管、财税严格检查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而又严格的治理。第五章是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梳理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勾画资本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大阶段脉络与走向,分析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都是为了提出更好的对策,以指导电影产业资本化历程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更加扎实更加长远。其中,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提高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健康发展、构建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推动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控制好金融风险等七大原则至关重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资本化进程”观察中国电影产业1978年-2018年40年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填补了一定的空白;从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阶段把握40年资本化进程,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由浅入深、不断递进、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进程;从产业与资本的博弈入手进行分析,指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统一”是观察中国电影“资本化进程”的一个本质性把握;研究方法上融合历史学、金融学、电影产业理论于一体。本文认为,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站在新起点上,充分吸取资本化进程呈现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必将更加充分,在把握和运用金融杠杆的“度”上必将更加精确,这必然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的空间和质量,推动中国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
曹峰毓[6](2019)在《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国际能源形势发生了重大和深刻变化。一方面,通过不懈的政策引导与技术进步,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格局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随着可再生能源和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加速发展,国际能源新体系的雏形正在形成,国际能源革命的大幕已经悄然拉开。对于中国而言,新一轮能源革命的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国能源革命面临的形势复杂,挑战巨大。另一方面,此轮能源革命也为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条件。新时期下中国能源体系的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的“能源革命”,为中国的能源改革指明了方向。201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首个国家能源革命战略。中国的新一轮能源革命已经箭在弦上。在这种情况下,对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对策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为了时代赋予能源政治研究的重大使命。本文研究的主要思路如下:首先,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历次能源革命的发展过程与影响,对能源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间的联系进行探讨。其次,通过对历次能源革命特征的总结,提出能源革命的概念;并根据是否发生体系性变革将能源革命细分为纵向与横向能源革命。同时,对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再次,通过对能源领域重大技术突破的研究,判定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内容、现状、发展趋势与未来影响。最后,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并将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能源革命态势进行比较,判断中国能源革命的总体发展情况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中国能源革命建设的不足与能源体系的发展特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在对能源革命发展历程与现状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能源革命是由重大技术突破引发,以提升能源服务质量为目的,并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全局性能源变革。第二,能源革命爆发的关键条件在于技术进步。新技术只有在突破原有技术理论极限且拥有合适资源支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引发能源革命。目前非常规油气革命与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中,前者极大地扩展了可采油气资源的范围,后者则打破了化石燃料体系在资源储量、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对人类社会发展限制。第三,与美欧地区相比,中国在能源革命建设中仍较世界先进水平有着明显差距,相对不利的政策环境成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第四,通过对中国能源体系发展特点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能源革命建设的总体方向应为以低代价确保能源安全、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对于非常规油气产业来说,该领域的变革应主要集中在油气产业的上游与中游,主题应以公平和开放为主。对于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来说,该领域的变革应主要集中在补贴和电力市场两个领域。
舒凯[7](2018)在《江苏服贸报告:积极探索服务贸易发展新思路》文中指出近年来,江苏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2017年江苏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600亿美元,达到了635.4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1.8%。当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随着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兴起,服务贸易正迎来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
朱国华,宋晓雪[8](2017)在《新能源金融法研究》文中指出新能源金融法是产业金融法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能源法的重要分支。新能源产业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投融资法律制度的好坏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核心作用。笔者研究了新能源产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国外新能源投融资政策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我国新能源法律制度政策现状不足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论文提出要完善我国新能源金融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杨震宇[9](2016)在《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于我国快速走出危机阴影、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战略举措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绩效,现阶段面临的瓶颈问题,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路径选择等问题就显得极为迫切。本文总体上分为六个部分:首先从全球视野和历史视角阐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背景,其次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绩效,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运用扩展了的新熊彼特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新兴产业发展中相关问题的形成机理,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路径,最后进一步展望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历次产业革命中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并梳理了金融危机后欧美、日韩和新兴经济体等主要国家和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动态,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各主要国家近年来研发投入和高端产业的发展特征,并侧重分析各主要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发展规划以及所采取的发展方略,为我国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第二部分通过测算相关数据指标,从总体规模到各分类产业规模、从行业层次到上市公司层次、从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等角度研究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首先这部分利用2009—2013年的行业数据测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Moore值、就业弹性、就业偏度、区位熵,通过量化研究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演变进程、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和区位发展动向。然后这部分采用索洛残差法重点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并实证研究影响产业发展绩效的因素,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基础。最后这部分还深入探讨了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金融创新政策。第三部分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在市场培育、技术创新、政府规制以及金融市场支持等领域出现的典型问题,并分别总结为产能过剩、核心技术缺失、表现为政府干预失当以及金融支持不足的制度障碍等相关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和发展现状进行经验分析,最后利用2009—2013年行业或微观企业数据,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别测算产能过剩程度、产业技术效率以及制度障碍造成的资源错配程度和生产效率的损失。第四部分首先从供给与需求动因角度探讨创新对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和发展绩效的影响,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两个层面阐述新熊彼特理论关于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解释。最后借鉴新熊彼特理论所提出的公共部门、产业部门和金融市场合力决定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中观轨道视角,并在这一视角中融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和规律的分析框架。第五部分将根据前述的分析框架从政府干预、市场需求拉动以及金融支持三个角度探讨其相应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从政府补贴角度分析了政府作用对战略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补贴影响到企业的进入或退出、研发投入强度等相关的市场结构变化,作用效果会随着补贴率的变化而变化,存在着补贴率的两个临界点。当政府补贴率处于这两个临界点之间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加大研发力度,产业的市场结构优化发展。而补贴过度或不足会导致企业退出研发或者是削减对研发的支出。随后本文利用2009—2013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产业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发展中,政府补贴有过度的可能,损害了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并造成产业市场结构的“畸形发展”。其次,鉴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前景不确定的特点,本文研究了在考虑不确定性情况下市场需求对产业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斯塔克伯格竞争格局下,当市场需求波动率超过一定临界值之后,市场需求对产业研发作用的负效应会超过正效应,形成对企业研发决策的抑制作用。而结合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中存在着产业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过高,投机资本过多的情况,在这种市场需求的作用下会出现企业研发动力不足,资本利用率低下等问题。最后,本文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市场发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时,企业的技术选择会受市场资本利率水平的影响。而利率的过度管制会使得企业主动选择较低的技术水平以及较低的研发资本占比,从而造成技术选择的“利率陷阱”。本文还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状况下,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企业的技术选择形成积极的影响,长期金融抑制环境下的金融发展并没有激励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发展。因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重视规模扩张而忽视核心竞争力获取以及产业创新能力培养的结果,但是造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又是由政府作用、市场需求拉动以及金融环境共同造成的。这就印证了新熊彼特理论框架下的多维作用机制的有效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形成也是一个综合作用的产物。第六部分在总结了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将产业创新发展的新熊彼特通道由一维的定性描述扩展到了兼具定性和定量的三维分析空间,并涵盖有政府补贴率、市场需求波动率以及金融市场利率等。并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有效快速发展必须处于有效的三维通道中,否则将出现新熊彼特理论所预言的产业过热或者产业萧条,而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产业走向衰败。最后本文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最新数据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预期,并着重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以及国家最新的产业发展规划,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压力中寻求突破,在挑战中迎来发展。
孙涛[10](2015)在《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基于政府责任与财政投入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教育是民族振兴与社会进步的根本之所在,因为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最根本途径。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强化对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尊重。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治理追求的目标,而基本公共教育是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之一,实现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更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如何,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效的推进也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全新的教育发展策略。在我国政府近年来的重大文件和政策中,几乎都有关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论述。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出,要均衡发展基本公共教育,并明确了要把教育放在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同时,该报告还指出社会公平包含教育公平,而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就在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当前要从全局高度来合理配置资源,并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最终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确保每个公民接受良好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特别是作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主体的“义务教育”得以全面普及,教育投入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办学条件得到了显着的改善,办学水平正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阶段性的重大步伐。但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基本公共教育”还存在着诸多瓶颈。例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素质教育推进困难;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如现阶段的义务教育,不仅存在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同一地区的校际间差距也很悬殊;教育投入相对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落实。以上,都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形成了制约。本文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角度,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如政府责任、公共财政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财政投入、财政支出及其结构与政府间财政关系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机理等,从而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做出补充,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总体来看,鉴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紧密联系,其实质就是公共财政理论需要研究的问题;从财政收入角度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税制改革”问题;从支出角度分析,则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供给及其均等化问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不仅仅是关系到社会公平、涉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教育思想与理念的坚守,更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以及改革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解决目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不平衡问题的必然选择,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首先,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实现的是市场主体享有同等的公共教育服务,这有助于全面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要实现基本公共教育的均等化目标,政府必须着眼于创造和维护所有市场活动主体能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政府和公共财政的介入,将会人为改变市场活动主体既有的成本和收益。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均等的基本公共教育,有利于维护起点公平或机会公平,促使有限优质资源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流动。其次,厘清基本公共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推动经济高效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基本公共教育等创新驱动型社会必备条件的成本外在化,可以快速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建立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基本前提,是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重要基础。再次,明确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发展中的供需矛盾和现存体制,有助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成员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配置低效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正是我们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本质和最终目的。最后,甄别出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差异化程度,并出谋划策,有助于保证社会稳定与公平正义。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具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目的是在承认地区间、城乡间差异的前提下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并逐步消除不同主体间、区域间和城乡间的教育差别,使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却不够系统、全面和深刻。本文在充分借鉴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试图从理论上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进行论证与分析,从实践上对实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进行探讨,并从政策上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提供组织形式、法律支持及制度保障,以期对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实施贡献绵薄之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点以政府责任与财政投入来分析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更好地抓住了当前我国完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框架的要害与实质。在公共管理框架下,就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问题进行研究,在充分借鉴美国、芬兰、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基础上,实现对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整体框架的搭建,以及实现均等化的具体操作方案的实施设计。第二,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财政投入不足问题及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公共教育服务的不均等问题;全面系统的论证了造成中国目前教育不均等的制度因素、财政因素、政策成因以及收入分配成因;重点从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收支体系、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各级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经费投入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教育财政保障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第三,本文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社会收益为衡量标准,着重研究了如何通过增加教育财政投入的绝对量,优化教育财政投入资源的配置,进而使得我们能够从地区间、民族间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来寻求基本公共教育的社会收益最大化。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问题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紧密相联,因此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和方面。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是受时间和资料的限制,部分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整理分析难度较大,即使通过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和数据也相当有限,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现状的考察以及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的分析可能未必准确和到位。二是受篇幅和精力所限,论文主要从政府责任和财政投入角度分析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并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只能简单带过,从而难免挂一漏万,应该作为下一阶段研究的方向。总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实施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过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涉及到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现有的研究可能又将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加以弥补、深化和完善。
二、江苏税收突破600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苏税收突破600亿(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基本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4 采用的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1.5.1 论文的创新 |
1.5.2 论文的不足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2.1 国外关于政府债务的研究 |
2.1.1 政府公债 |
2.1.2 地方债务 |
2.2 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 |
2.2.1 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研究 |
2.2.2 地方政府竞争、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 |
2.2.3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
2.2.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2.3 对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的评述 |
2.3.1 国外研究述评 |
2.3.2 国内研究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与风险分析 |
3.1 地方政府债务界定概述 |
3.1.1 地方政府债务概念和内涵 |
3.1.2 地方政府债务分类 |
3.2 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 |
3.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结构 |
3.3.1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前债务规模和结构 |
3.3.2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后的债务规模 |
3.4 地方政府债务层级及发债主体结构 |
3.5 地方政府债务举债主体和资金来源 |
3.5.1 地方政府债务举借主体分析 |
3.5.2 地方政府债务债权主体分析 |
3.6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
3.6.1 负债率和债务率分析 |
3.6.2 债务增速分析 |
3.7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
3.7.1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产生根源 |
3.7.2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表现形式 |
3.7.3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现状 |
3.8 本章小结 |
第4章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理论与实证分析 |
4.1 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理论分析 |
4.1.1 公共产品理论——债务的客观基础 |
4.1.2 公共选择理论——债务的主观基础 |
4.1.3 委托代理理论——债务的现实基础 |
4.2 地方税收增长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4.3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4.3.1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4.3.2 数据描述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4.4.1 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对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 |
4.4.2 按地方政府债务分地区、分规模回归结果 |
4.5 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 |
4.5.1 工具变量 |
4.5.2 稳健性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商业银行视角 |
5.1 金融风险根源 |
5.1.1 金融风险产生的宏观根源—货币非中性 |
5.1.2 金融风险产生的中观根源—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
5.1.3 金融风险产生的微观根源—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
5.1.4 风险扩散和传染的根源—信息不对称 |
5.2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分析 |
5.2.1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的逻辑 |
5.2.2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传导途径 |
5.2.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商业银行 |
5.2.4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风险 |
5.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机理分析 |
5.4 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与银行风险关系探讨 |
5.5 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风险关系实证研究 |
5.5.1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5.5.2 实证结果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给视角 |
6.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概述 |
6.1.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背景和成效 |
6.1.2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具体情况 |
6.2 我国货币供给逻辑分析 |
6.2.1 二级银行体系 |
6.2.2 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逻辑 |
6.2.3 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逻辑 |
6.2.4 我国货币供给的计量标准 |
6.3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的关系分析 |
6.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
6.4.1 存量债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6.4.2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时发行债券环节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6.4.3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实施环节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6.4.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影响总结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视角 |
7.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债券发行收益率情况概述 |
7.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7.2.1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分析 |
7.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7.3 实证检验 |
7.3.1 变量说明 |
7.3.2 实证模型选择 |
7.4 实证结果 |
7.4.1 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传导货币利率效率的实证结果 |
7.4.2 地方债务置换对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效率的影响 |
7.4.3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信贷市场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影响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效率的影响 |
7.5.2 信贷市场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及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2.1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
8.2.2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
8.2.3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
8.2.4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
8.2.5 加强财政金融部门协作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科研成果 |
(2)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中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及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供给侧改革理论 |
2.1.1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
2.1.2 供给侧结构改革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2.2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2.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2.2.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2.2.3 产业结构优化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2.3 创新理论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2.3.2 制度创新理论 |
2.3.3 创新理论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2.4 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 |
2.4.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及特征 |
2.4.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领域 |
2.4.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 |
2.4.4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第3章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生物医药产业及特征分析 |
3.1.1 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 |
3.1.2 生物医药产业及其特征 |
3.1.3 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 |
3.2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
3.2.1 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现状 |
3.2.2 生物医药产业各地区发展情况 |
3.2.3 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对比分析 |
3.2.4 生物医药产业与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对比 |
3.3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
3.3.1 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体系不完善 |
3.3.2 生物医药产业临床试验资源紧缺 |
3.3.3 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竞争力不强 |
3.3.4 生物医药产业科学研究基础薄弱 |
第4章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政府制度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4.1.1 政府监管制度 |
4.1.2 药品定价监管机制 |
4.1.3 伦理审查监管 |
4.1.4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
4.2 医疗机构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4.2.1 临床试验机构资源 |
4.2.2 临床试验数据 |
4.2.3 临床试验机构 |
4.3 企业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4.3.1 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度 |
4.3.2 企业原始创新动力 |
4.4 高校和科研机构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4.4.1 综合型高素质人才 |
4.4.2 生物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率 |
4.4.3 生物医药产学研联盟 |
第5章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1 政府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5.1.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5.1.2 实证研究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5.2 医疗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5.2.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5.2.2 实证研究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5.3 企业各生产要素投入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5.3.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5.3.2 实证研究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科研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5.4.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5.4.2 实证研究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第6章 国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6.1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6.1.1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6.1.2 美国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
6.2 日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6.2.1 日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6.2.2 日本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武田制药有限公司 |
6.3 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6.3.1 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6.3.2 印度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百康公司 |
6.4 美、日、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6.4.1 政策引导生物医药企业发展 |
6.4.2 完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制度 |
6.4.3 生物仿制技术产业化带动技术创新 |
6.4.4 建设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信息化网络平台 |
第7章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保障体系 |
7.1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监管体系 |
7.1.1 我国药品监督制度 |
7.1.2 我国药品监督体系的缺陷 |
7.1.3 生物医药监管体系构建 |
7.2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体系 |
7.2.1 国内外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 |
7.2.2 我国目前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现状及问题 |
7.2.3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第8章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体系 |
8.1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框架 |
8.2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 |
8.2.1 创立生物技术创新服务联盟 |
8.2.2 打造国际生物医药技术创新研发平台 |
8.2.3 提高生物医药产业从业人员薪资待遇 |
8.2.4 提高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水平 |
8.3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政策创新体系 |
8.3.1 完善生物医药技术发展的行政审批制度 |
8.3.2 构建完善的投融资平台 |
8.3.3 构建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
8.3.4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
8.3.5 打破传统的产业集群壁垒 |
8.4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市场创新体系 |
8.4.1 准确把握市场需求 |
8.4.2 促进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化 |
8.4.3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激励机制 |
8.4.4 重点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攻读成果 |
致谢 |
(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1.4 创新点 |
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状况分析 |
2.1 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数据的选择 |
2.2 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撤资状况 |
2.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案例 |
2.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统计数据状况 |
2.5 小结 |
3 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成因:理论分析 |
3.1 影响外资企业撤资的理论文献回顾 |
3.2 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 |
3.3 外资企业撤资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3.4 小结 |
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影响因素假说 |
4.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4.3 小结 |
5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经济影响分析 |
5.1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方面的影响 |
5.2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就业方面的影响 |
5.3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税收方面的影响 |
5.4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影响 |
5.5 小结 |
6 总结 |
6.1 主要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目录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1.4 研究方法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1.5 研究框架 |
1.6 创新与不足 |
1.6.1 论文创新点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2.2.5 其他理论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5.1.2 基本检验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5.2 原因探析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6.1.2 计量方法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6.3 原因解析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7.3 原因分析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5)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缘起与概念界定 |
(一) 论文缘起 |
(二) 概念界定 |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述评 |
(一) 研究现状 |
(二) 文献述评 |
四、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主要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框架、创新点与不足 |
(一) 框架 |
(二) 创新点 |
(三) 本文的不足 |
第一章 资本化的市场化阶段(1978年-1999年) |
一、第一阶段:“文革”以后电影业的恢复(1978年-1979年) |
(一) 电影业在新中国的发展与曲折进程 |
(二) “文革”后恢复老电影放映时出现的盛况 |
二、第二阶段:电影业体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1979年-1992年) |
(一) 政策上重点是先后调动“制发放”行业的积极性 |
(二) 电影单位由事业转为企业走市场化道路 |
(三) 调整机构设置形成“影视合流”的局面 |
三、第三阶段:电影业体制启动全面改革(1993年-1999年) |
(一) 打破中影集团一家独大统购统销的垄断 |
(二) 打破中影集团和省级发行公司的垄断 |
(三) 打破16家制片厂的垄断调动各界拍片积极性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资本化的产业化阶段(2000年-2008年) |
一、第一阶段:电影行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2000年-2004年) |
(一) 政策上大力推进集团化和院线制改革,推动向产业化转向 |
(二) 投融资上国企加快转企改制,民企扩大融资渠道 |
(三) 资本多元化大力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 |
二、第二阶段:电影行业对外开放打开大门(2005年-2008年) |
(一) 政策上对于境外资本和非公资本进一步开放 |
(二) 投融资上中影发债民企谋求上市,行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
(三) 电影产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加快资本化进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资本化的证券化阶段(2009年-2018年) |
一、第一阶段:证券化的启动期(2009年-2012年) |
(一) 政策上加大金融政策推动企业上市成为着力点 |
(二) 投融资上电影公司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时代来临 |
(三) 华谊兄弟首家在A股上市起到了示范效应 |
二、第二阶段:证券化的高潮期(2013年-2015年) |
(一) 政策上继续鼓励公司上市,同时改进和完善电影审查 |
(二) 投融资上互联网资本强势进入,电影产业基金十分活跃 |
(三) 二级市场并购火爆与出现问题的表现与原因 |
三、第三阶段:证券化的提升期(2016年-2018年) |
(一) 政策上对明星证券化的遏制和再融资疏堵结合 |
(二) 投融资上资本有进有退步入去伪存真的提升期 |
(三) 中影上影两大国企实现A股上市的标志性意义 |
(四) “内容为王”获得支持,资本流向发生结构性变化 |
(五) 互联网影业与国企和民企三分天下重塑行业格局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资本化进程的成效与问题解析 |
一、电影产业资本化的成效解析 |
(一) 对资本化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更加清晰 |
(二) 对资本化的运行原理和阶段的把握更加准确 |
(三) 对资本化进程的启动和发展形成的共识更加坚定 |
(四) 对借力A股市场做优做强的意义和路径更加明确 |
(五) 对保持市场活力与严控风险之间的把控能力更加强大 |
(六) 对建构产业与资本辩证关系的良好生态系统更加自觉 |
二、电影产业资本化的问题解析 |
(一) 电影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影响通过IPO进行融资 |
(二) 跨界定增存在虚火与企业并购存在严重障碍 |
(三) 证券化负面影响凸显影企上市后的风险边界 |
(四) 资本的霸权导致电影产业的异化和扭曲行为 |
(五) “保底发行”与“天价片酬”对于电影产业的侵蚀 |
(六) 电影板块在A股市场回报率偏低、规模偏小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 |
一、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原则 |
(一) 把握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发生的方向性调整 |
(二) 努力创作出资本与内容结合的佳作 |
二、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的原则 |
(一) 影企要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在A股市场上市融资 |
(二) 借力A股市场资源配置优势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
(三) 重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推动与A股市场对接 |
(四) 打造影视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小微影企融资 |
三、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影企健康发展 |
(一) 发挥股市先发优势的公司在外延并购上的优势 |
(二) 通过不断外延并购做优做强是必然选择 |
四、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 |
(一) 把握互联网资本在电影产业链地位主流化的趋势 |
(二) 上市电影企业要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的进入 |
五、构建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 |
(一) 应制定和出台规范资本运行的相关制度 |
(二) 尽快组建电影经纪人群体的行业协会 |
六、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的原则,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
(一) 上市影企要打造全产业链模式防控业绩下滑的风险 |
(二) 上市影企要瞄准“内容+渠道”模式以提高经营业绩 |
七、完善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的产业规则和市场规则 |
(一) 要遵从产业和市场规律推动资本化进程 |
(二) 用大工业运行的方式分散和控制好金融风险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与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对于国内外研究态势的整体分析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 国外研究现状 |
(四)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创新 |
(一) 写作思路 |
(二) 框架结构 |
(三) 研究方法 |
(四) 创新点 |
第一章 能源革命与人类历史进程 |
第一节 主动用火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一、主动用火技术诞生的背景与主要表现 |
二、主动用火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第二节 蒸汽机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一、蒸汽机技术诞生的背景 |
二、蒸汽机技术的诞生与普及 |
三、蒸汽机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第三节 电力与内燃机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一、电力和内燃机技术诞生与实用化的背景 |
二、电力和内燃机技术的诞生与普及 |
三、电力与内燃机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第四节 对能源革命历史地位的再思考 |
一、能源革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关键变量 |
二、能源革命影响历史进程的一般路径 |
第二章 能源革命的相关理论及其建构 |
第一节 能源革命的基本特征 |
一、能源革命的共性特征 |
二、能源革命的差异性特征 |
第二节 能源革命的概念建构 |
一、能源革命的整体概念 |
二、能源革命二维概念框架的建立 |
三、与“能源转型”的概念辨析 |
第三节 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与发展模式 |
一、能源革命爆发的基本条件 |
二、能源革命的发展模式 |
第三章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 |
第一节 非常规油气革命的爆发条件 |
一、非常规油气技术的日益成熟 |
二、非常规油气技术对常规油气技术的突破与发展潜力 |
三、有利市场条件对非常规油气产业发展的促进 |
第二节 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 |
一、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日益成熟 |
二、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对化石能源技术的突破与发展潜力 |
三、有利政策环境对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促进 |
第四章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现状、趋势与可能影响 |
第一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现状 |
一、非常规油气革命的现状 |
二、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现状 |
第二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发展趋势 |
一、当代国际能源革命发展方向的差异性 |
二、纵向与横向能源革命的互动 |
三、双重革命下至21世纪中叶世界能源市场的变化趋势 |
第三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影响 |
一、环境问题的改善 |
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
三、对能源政治的重塑 |
第五章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现状分析、态势评估与政策思考 |
第一节 中国能源革命的发展现状 |
一、中国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现状 |
二、中国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 |
第二节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态势评估 |
一、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
二、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条件评估 |
三、对中国能源革命的进度评估 |
四、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整体评估 |
第三节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政策思考 |
一、中国能源体系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 |
二、对中国能源革命的宏观政策建议 |
三、对中国能源革命的微观政策建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9)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1.3.1 本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1.3.2 本文的章节安排和数据选用 |
1.4 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1.4.2 本文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和内涵研究 |
2.1.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 |
2.1.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
2.2 国外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2.2.1 新兴产业发展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述评 |
2.2.2 新兴技术的研发绩效研究 |
2.2.3 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研究 |
2.3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2.3.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 |
2.3.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研究 |
2.3.3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干预研究 |
2.3.4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拉动作用研究 |
2.3.5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撑作用研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世界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研究 |
3.1 历史视角:五次经济长波与新兴产业的更替发展 |
3.1.1 世界五次经济长波的发展脉络 |
3.1.2 世界经济长波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兴产业发展 |
3.2 全球化视野:危机后世界各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 |
3.2.1 世界各国新兴产业发展概述 |
3.2.2 西方发达国家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 |
3.2.3 世界各国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新动向 |
3.3 各国发展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与绩效测度 |
4.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研究 |
4.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演变测度研究 |
4.2.1 产业结构演变的测度方法 |
4.2.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变化 |
4.3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就业带动作用测度研究 |
4.3.1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就业带动作用的经验分析 |
4.3.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体量增长作用的测度 |
4.3.3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就业结构升级作用的测度 |
4.4 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的测度研究 |
4.4.1 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概述 |
4.4.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地区特征 |
4.5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效率测度研究 |
4.5.1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变化 |
4.5.2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效率的测度 |
4.6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创新 |
4.7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策支持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及实证研究 |
5.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产能过剩 |
5.1.1 产能过剩的经验分析 |
5.1.2 产能过剩程度的测度 |
5.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缺失 |
5.2.1 核心技术缺失的经验分析 |
5.2.2 技术效率的测度 |
5.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制度障碍 |
5.3.1 政府干预失当的经验分析 |
5.3.2 金融体系支持不足的经验分析 |
5.3.3 资源错配导致生产效率损失的测算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决定因素:新熊彼特理论的解释 |
6.1 新熊彼特理论的发展历程 |
6.2 新熊彼特理论的基本内容 |
6.2.1 熊彼特理论中的创新:动因与作用分析 |
6.2.2 新熊彼特理论的概述 |
6.2.3 新熊彼特理论的拓展: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融合 |
6.3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中各部门的作用机制 |
6.3.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公共部门作用机制 |
6.3.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产业部门作用机制 |
6.3.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 |
6.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熊彼特通道 |
6.4.1 新熊彼特通道的概述 |
6.4.2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新熊彼特通道案例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公共部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
7.1 政府补贴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7.2 研发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 |
7.2.1 财政补贴作用的经验分析 |
7.2.2 财政补贴作用的模型构建 |
7.3 实证研究 |
7.3.1 数据选取与变量设定 |
7.3.2 实证检验结果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产业部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
8.1 市场需求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8.2 需求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 |
8.2.1 需求规模作用的经验分析 |
8.2.2 不确定性条件下需求规模作用的模型构建 |
8.3 实证研究 |
8.3.1 数据选取与变量设定 |
8.3.2 实证检验结果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金融抑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
9.1 金融抑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9.2 金融抑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作用机制 |
9.2.1 金融价格扭曲的经验分析 |
9.2.2 金融市场供给不足的经验分析 |
9.2.3 金融抑制作用的模型构建 |
9.3 实证研究 |
9.3.1 数据选取和变量设定 |
9.3.2 实证检验结果 |
9.4 本章小结 |
第10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10.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熊彼特通道” |
10.2 政府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制 |
10.3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的构建 |
10.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
10.4.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预期 |
10.4.2 新常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10.4.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中国制造2025” |
10.5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10)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基于政府责任与财政投入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1.2.1 国外文献回顾 |
1.2.2 国内文献回顾 |
1.2.3 简要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结构框架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2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分析 |
2.1.1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2 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性 |
2.2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责任 |
2.2.1 政府是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责任主体 |
2.2.2 政府并不是基本教育的唯一提供者 |
2.3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投入 |
2.3.1 财政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联系 |
2.3.2 财政投入是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资金保障 |
2.4 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依据 |
2.4.1 马克思主义公平分配思想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共享 |
2.4.2 公共产品理论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性 |
2.4.3 公共治理理论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职能转变 |
2.4.4 福利经济学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公平与效率 |
2.4.5 教育公平思想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必要性 |
2.4.6 财政分权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投入体制 |
3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成效及现存问题 |
3.1 中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成效 |
3.1.1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法制建设不断完善 |
3.1.2 政府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
3.1.3 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逐步提高 |
3.2 中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现存问题 |
3.2.1 公共财政总体投入不足 |
3.2.2 人均教育财政经费水平低 |
3.2.3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区域结构不均衡 |
3.2.4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存在城乡差异 |
3.2.5 教育财政投入的社会收益水平低 |
3.3 本章小结 |
4 中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非均等”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体制因素解析 |
4.1.1 经济转轨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 |
4.1.2 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
4.1.3 教育财政体制影响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均衡 |
4.2 财政因素解析 |
4.2.1 财政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引致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不均等 |
4.2.2 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合理引致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不均等 |
4.3 政策因素解析 |
4.3.1 现行政府教育决策中的公共职责缺失 |
4.3.2 国家教育法制有待健全 |
4.3.3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资金监督机制缺失 |
4.4 收入分配因素解析 |
4.4.1 理论分析 |
4.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4.4.3 模型估计与检验结果解释 |
4.4.4 结论与启示 |
4.5 本章小结 |
5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
5.1 美国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
5.1.1 对不同学区和不同地区的教育生均经费的合理调节 |
5.1.2 对每位公民都有均等机会享有义务教育的保障 |
5.1.3 对义务教育财政均衡的法制保障 |
5.1.4 切实加强教育督导与问责力度 |
5.1.5 充分发挥择校制度的工具价值与市场作用 |
5.2 芬兰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
5.2.1 保障教育公平的教育管理政策 |
5.2.2 综合教育中的多元公平机制 |
5.2.3 学校制度纵横贯通,提供丰富的教育机会 |
5.2.4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策略 |
5.2.5 重视女性教育与移民教育 |
5.3 日本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
5.3.1 依据学校规划、基础设施及管理水平等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
5.3.2 以政府财力保障义务教育的发展 |
5.3.3 以师资和管理者的定期流动机制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
5.3.4 针对义务教育的财政均衡实施法律保障 |
5.3.5 对弱势群体实施倾斜政策 |
5.4 韩国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
5.4.1 教育经费投入“公私分明”,保障教育机会均等 |
5.4.2 “农村包围城市”的免费义务教育,优先扶助弱势群体 |
5.4.3 教育内部的均衡及教育分流 |
5.4.4 高效强化私立高等教育,遵从机会均等准则 |
5.5 国外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启示 |
5.5.1 选择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最佳模式 |
5.5.2 构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法律体系 |
5.5.3 推进城乡、区域教育公平的综合策略 |
5.5.4 完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监督管理 |
5.6 本章小结 |
6 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 |
6.1 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收支体系 |
6.1.1 加大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投入力度 |
6.1.2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6.2 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
6.2.1 建立合理的投入分担机制 |
6.2.2 建立以均等化为导向的转移支付制度 |
6.3 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经费投入机制 |
6.3.1 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经费预算制度 |
6.3.2 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政府财权与事权 |
6.3.3 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
6.4 加快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财政保障配套制度建设 |
6.4.1 构建基本教育服务的法制体系 |
6.4.2 推行规范化标准化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
6.4.3 统一教育财政投入经费统计口径实现资金精细化管理 |
6.4.4 建立科学合理的效益评价与考核评价体系 |
6.5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启示及建议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附录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江苏税收突破600亿(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D]. 沈国庆.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2]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D]. 张海龙. 吉林大学, 2019(02)
- [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D]. 尚运生.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D]. 周子钧. 山东大学, 2019(09)
- [6]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D]. 曹峰毓. 云南大学, 2019(09)
- [7]江苏服贸报告:积极探索服务贸易发展新思路[J]. 舒凯. 服务外包, 2018(11)
- [8]新能源金融法研究[A]. 朱国华,宋晓雪. 金融法学家(第九辑), 2017
- [9]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D]. 杨震宇.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1)
- [10]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基于政府责任与财政投入视角的分析[D]. 孙涛. 东北财经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