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刊年终盘点:2001年科技创业大事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王达,赵国隆,左汝强,孙建华,周红军,张林霞,李艺[1]（2019）在《地质钻探工程的发展历程与展望——回顾探矿工程事业70年》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壮大,我国的探矿工程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70年来,通过几代探矿人的坚持不懈和努力奋斗,目前我国地质钻探技术水平基本与世界同步,在许多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些钻探技术、装备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从整个地质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工业发展的维度上回顾我国探矿工程7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矿工程创建起步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探矿工程技术稳步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探矿工程扩大服务领域阶段（大致为20世纪最后15年）;钻探工程技术全面、深入发展,逐步进入世界一流的阶段（21世纪以来）。分别对这4个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取得的主要技术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阐明了70年来探矿工程为国家经济建设、为我国成为至今世界上唯一制造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做出的重要贡献。展望了在深地探测、大洋钻探、极地钻探、水合物及干热岩等新型资源勘查、环境工程等领域以及智能化等方面钻探工程的发展前景。
李勇[2]（2019）在《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解决全球经济增长难题的“妙药”,人才制胜成为各国普遍共识,在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背后最根本的是人才制度的竞争。人才的本质特征是凭借自身所蕴藏的人才资本开展创造性劳动、实现创新价值。人才制度就是对人才创造性劳动和创新价值实现过程进行管理约束的行为准则、办事规程和管理体制的总和。通过人才制度创新,政府等行动集团可以为人才的创新成果提供排他性产权,为人才建立私人收益和效用预期,使其私人收益充分接近社会收益,有效激励人才增加人才资本供给、提升创新绩效、最大限度实现潜在创新价值,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在对人才资本理论、创新绩效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梳理和修正的基础上,从人才资本的视角构建了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从人才资本创新活动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看,人才制度体系可以分为成本控制制度和收益获取制度。成本控制制度包括影响人才资本创新活动直接成本的教育、培训、研发等人才投入制度,以及影响人才资本创新活动交易成本的是人才流动制度和人才创新制度。收益获取制度包括主要影响人才资本创新活动物质收益的人才激励制度,以及主要影响人才资本创新活动精神收益的人才评价制度。随后,本文从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出发,分别考察了美国和中国的人才制度体系变迁历程,及其对人才资本创新绩效的影响情况。美国政府在提供稳定宪政制度等可信承诺的基础上,通过移民制度、留学生制度、人才市场制度、知识产权制度、股票期权制度、官产学研结合机制等人才制度创新,不断形成新的人才制度均衡,为人才资本创新活动提供边际收益递增预期,确保了美国创新绩效的持续提升。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人才投入制度、人才引进制度、人才市场制度、科研管理制度、成果保护制度、成果转化制度等方面开展了系列制度创新,为人才逐步建立私人收益和效用预期,为经济奇迹提供了人才支撑和制度支撑。在对中美两国进行纵向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选取旧金山和深圳两个世界创新城市进行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案例研究。通过横向比较分析得出,政府在人才制度创新过程中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保持对人才制度的实时评估和动态调整,为人才资本创新活动建立起稳定的收益预期和制度均衡,从而有效激励人才资本提升创新绩效。最后,本文在对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人才制度创新提出了五条政策建议,包括政府要简政放权与优势发挥并重、建立以创新绩效和能力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构建精神收益与物质收益并重的人才激励制度、建立科研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对人才制度开展实时评估和动态调整。本文主要创新之处,一是在既有理论以及对人才资本创新活动成本收益和效用函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才制度体系对人才资本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二是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对两个国家及两个城市进行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总结归纳了人才制度体系创新的经验和规律,为中国构建有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不足在于,受有关人才制度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对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化,在相关统计数据不断充实、可及的情况下,可对本研究进一步拓展。
董博[3]（2019）在《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才问题历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重大问题。选择研究“人才发展治理”问题,主要基于以下时代背景: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全球人才竞争变革。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已经逐步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由于人才资源的稀缺性,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日趋激烈,这些竞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薪酬、待遇、平台的比拼,而日益成为全方面、系统性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较量。二是治理理论的出现引发对人才发展路径的反思。治理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以来,被应用于各类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与此同时,人才发展格局正在改变,政府不再是推动人才发展的唯一责任主体,市场经常性在人才配置中出现失灵,社会组织蓬勃兴起开始参与人才发展事务,人才也以独立的姿态成为推动人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促使我们必须用治理理念去重新审视人才发展问题。人才发展已经踏入治理时代。三是破解人才发展实践难题需要构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我国人才发展面临着国际人才竞争力不足、区域人才发展不平衡、面向未来的高端人才开发体系不成熟三大挑战,需要用开放包容的制度、运行高效的模式、科学规范的机制解决,这些都是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四是党管人才体制加速人才发展治理进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作出一系列讲话、批示和指示,体现出丰富的治理思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构建适应创新驱动要求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推动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成为当前我国人才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特别是2016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做出“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部署,为人才发展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人才发展治理开始在更广范围内受到关注。这些重大变革趋势,凸显了人才发展治理的重要性,为人才发展治理创造了条件。本研究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在理论上,用治理理论思考人才发展问题,梳理人才发展治理形成脉络、概括人才发展治理特征、提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应然框架,丰富和拓展了治理理论的研究范畴。二是在实践上,从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发,系统分析我国人才发展治理案例,概括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实践困境,尝试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构建路径,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参考借鉴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实地调研等方法。一是通过查阅文献,对人才发展治理的概念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研究,确定研究重点,梳理理论基础。二是对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发展基础的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进行梳理和对比,从中寻找人才发展治理基本规律。三是深入3个省的15个县市的农村、园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实地走访、访谈座谈等,选择重点人才发展案例进行“解剖麻雀”式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构建路径。本文除去绪论和结论共分四章:第一章“人才发展治理概念阐释和理想愿景”。基于对有关概念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的梳理阐述,对本研究涉及的人才、人才发展和人才发展治理三个核心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界定,对人才发展治理的整体特征进行初步描述,提出了多中心布局、多层次结构、多关系网络的人才发展治的理想愿景,使研究问题范畴更加精准。第二章“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国际借鉴”。一是依次剖析对人才发展治理研究有支撑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和治理理论,探讨阐述这些理论对于丰富人才发展治理理论和指导人才发展治理实践的作用和意义。二是梳理、回顾、对比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历程,挖掘国外人才发展过程中的治理思想。三是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等四个维度,归纳国外人才发展治理基本要素特征。最后,对世界主要国家人才发展治理共性经验进行概括,从中寻求对人才发展治理的规律性认识。第三章“人才发展治理的中国探索和理论反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才发展治理孕育发展历程进行概括,对4个人才发展典型案例和东北J省人才发展治理实践进行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遇到的治理目标不明确、治理体制不顺、治理环境不优等实践困境,以及我国人才发展治理面临的适应人才自由全面发展需要、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适应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需要等4方面趋势要求。第四章“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框架和建构路径”。在前面研究基础上,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应然构架,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建设目标、机制构成进行概括。并进一步阐述了构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路径,从夯实运行基础、强化能力建设、完善方式手段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从人才自身、人才资本和人才事业三者共同发展的视角提出“人才发展”的概念。学者们对“人才”概念研究论述得较多,但对于“人才发展”少有探讨。研究中在对人才发展概念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历史上与“人才发展”内涵相似、使用语境相近的有关概念进行比较基础上,跳出基于“人才发展”语义层面的理解,提出人才发展是“包括人才自身发展、人才资本增值、人才事业进步在内的诸多公共事务的总和”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助于准确确定“人才发展治理”的研究范畴。二是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等4方面概括了世界主要国家人才发展治理的特征。通过将人才发展置于治理视角下进行探讨,从人才竞争战略、人才培养开发、人才引进、人才法律法规等4方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概括出治理主体多元与协同、治理方式法制与规范、治理能力现代与科学、治理结构立体与高效等人才发展治理规律性特点。并从操作层面对政府主导的宏观决策机制、畅通的跨部门合作机制、人才资金投入多元化机制、市场化运作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全链条人才开发体系等5方面经验做法进行阐述。此前没有学者对人才发展治理的特点和经验进行概括。三是用治理理论对中国人才发展实践进行剖析,对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孕育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并通过案例分析概括了当前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主要理念和方法。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将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产生发展过程概括为“基础积累期”“雏形出现期”“格局加快构建期”和“体系形成期”4个阶段。并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选择“人才争夺战降温”“区域间人才平衡发展”“推动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人才发展生态”等4个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单位层面人才发展治理实践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概括出政府间合作、推动政府角色重塑、公共服务市场化、多中心治理等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从而对我国人才发展实践困境和趋势要求进行了科学判断,对于科学客观判断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状况具有一定意义。四是提出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框架和构建路径。基于对国际和国内人才发展治理实践的分析,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是什么”“怎么办”问题进行阐释,将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概括为以“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为目标,由“党委统筹的领导机制”“政策引导的运行机制”“市场配置的动力机制”“依法治国的保障机制”构成的网络化治理,并对建设目标和机制构成进行深入阐述。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通过深化改革、优化生态、提升信息化水平和加强监测评估等策略加快构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张彦惠[4]（2018）在《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文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从实践上总结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对执政党主动迎接挑战和适应社会变革,实现长期执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非公企业起步早、发展快,非公企业党的建设也开展的比较早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国家加强非公企业党建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依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以“历史脉络”为线,以“典型个案”为点,以历史启示和“实践创新经验”为结论,分四个阶段分别考察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概括论述了整个国家对非公企业党建的探索过程。第一阶段,即1979年至1991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萌芽期。这个阶段深圳外资企业快速发展,深圳对外资企业党建的认识又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到1985年,理论探讨在外资企业里开展党组织建设的合法性和必要性;1986年到1991年,从实践上重点在外资企业里开展党组织建设。第二阶段,即1992年至2002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探索发展期。十年间,深圳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都迎来了大发展,深圳市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非公企业在党组织建设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解决策略。对外资企业,坚持“业余”、“小型”、“分散”为主,采用机动灵活的弹性制度保证党组织活动的开展;对于股份制企业,坚持按照党章规定,与企业组建同步建立党组织;对个体私营企业,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按照党章规定组建党组织,加强对私营企业主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第三阶段,即2002年至2012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创新发展期。主要分析深圳在进行二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国家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的同时,仍然遵循深圳特区一贯的创新路径,在公推直选、定岗定责、双培双推、新社会阶层发展党员、留学归国党员过党组织生活等都进行了试点,继续为全国的党建创新提供参考。第四阶段,即2012年十八大至今,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全面加强期。扩大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面,党组织建设向不断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目标迈进。通过对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发展历程的历史梳理,回顾总结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的经验,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必须坚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加强党建工作相结合;二是必须坚持探索先行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三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非公企业主积极性相结合;四是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王蔚[5]（2018）在《基于数据库的汉语虚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病句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语言事实,不仅包括实词类语病还包括虚词类语病及句法类语病。虚词的数量虽远不及实词,但它是汉语语法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因此,虚词类语病也值得大家重视。本篇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进行第五步的工作,即分析描写汉语虚词类语病检测项,以期为计算机能够自动识别病句提供理论支持。本篇论文之所以能围绕第五步的工作展开主要得益于前面阶段性工作的顺利完成,具体包括以下内容: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前人的模式;搜集大量研究材料,提出新的分类模式;根据新的分类模式,提出分类出现频率;依据语病频率分布,构建检测项目体系。本篇论文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汉语虚词类语病检测项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的对象、研究材料和方法及相关说明。第二章到第六章是本篇论文的正文部分。这几章主要针对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在内的虚词类可检测项被误用的情况进行描写。第二章副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包括被误用的副词的频率、被误用的副词的错误类型及被误用的副词的正确使用格式。第三章介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包括被误用的介词的频率、被误用的介词的错误类型及被误用的介词的正确使用格式。第四章连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包括被误用的连词的频率、被误用的连词的错误类型及被误用的连词的正确使用格式。第五章助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包括被误用的助词的频率、被误用的助词的错误类型及被误用的助词的正确使用格式。第六章语气词类自动检测项,包括被误用的语气词的频率、被误用的语气词的错误类型及被误用的语气词的正确使用格式。第七章为结语。总结全文,评析本篇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日后阶段性工作的开展进行展望。
田孟[6]（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杨凯[7]（2017）在《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史家薮内清进行了专门的人物研究。近现代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学界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薮内清的研究成果又具有尤其重要的指标意义和引领作用。因此,本研究对于新历史时期,以及对此后天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旨在透过薮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首先达到以下目标:梳理京都大学独具特色的中国天文学史学派的崛起历程,并且要追溯薮内的学术本源所在。该学派受惠于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所给予的新史观和新立场,力图更加客观地考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并利用天文历史年代学考证中国上古历史的真实性。新城新藏的先驱性工作,为后来的薮内清打下了基础,并启发薮内转向历法史研究。在历经波折后,薮内清成长为该学派的第二代核心。本文对战后以薮内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群体的主要活动情况也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将叙述薮内与同时代其他的研究者和团体间进行学术交流后,所做出的部分创新。另外,本文对薮内清及其学术团队的其他侧面也将有所介绍。本文在方法上,尝试从薮内清其人其事及其所在学派为切入点,剖析薮内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另外,本文将在薮内的历法史和天文算法的重新解读工作中,努力还原薮内的思想成熟历程。这一还原过程的要点:首先是梳理薮内在其几十年求学和工作生涯中,是如何具备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各方面都能够加以思考能力的这一成长历程;其次是探讨薮内当时对各个已有成说加以修正并新创的个人见解,在今日来看是否依旧合理。其次,本文设法还原、厘清薮内清是如何运用西方学术和数理分析方法对部分中国历法术文进行整理的这一研究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有利于发掘薮内的研究思路并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纰漏。在学术立场方面,薮内始终坚持以京都大学“中国学”派对中国独到的理解视野为依托,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进行了再解释,并且从各个方面努力对中国历法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进行了发掘。本文除绪言之外,共分九章。第二至四章主要以作为学者的薮内清与其身处学派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为论述中心;第五至八章则着眼于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并对其主要成果进行评述;第九章是有关结论与展望。第二至三章以薮内清的学术渊源为中心,论述薮内之学问的来源、学术成长过程、研究工作的条件和氛围。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是日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发源地和孕育母体,尤其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新城新藏是薮内研究的理论指导者和精神引领者。新城新藏素来有“东洋天文学史权威”之称,本文首先就对京都大学中国学与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进行了挖掘。从中可以发现薮内清的思想原点及其将东洋天文学史转换为中国天文学史乃至扩展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学术动机和理论根据。此外,通过对薮内清人生境遇、学习历程以及其如何在本学派和科技史学界中历经波折、逐步成熟的人生经历加以分析,可以了解薮内的学术积累和思想成熟过程。薮内的一生证明:优秀学者的培养与学术自由、良好工作氛围,就如两镜相映、难分彼此。另外,以薮内清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为主要探讨内容,论述日本从近代军国主义猖獗、战后在废墟上重建、直至今日和平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薮内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军国主义时代,薮内所在学派的“中国学”研究成为了军国主义者手中一种宣扬侵略、鼓吹扩张、美化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在战时遭到胁迫的薮内主动进行了反省,转变了自己的学问宗旨。薮内从允许日本当局利用自己的研究来制造思想糟粕的沉默状态中觉醒过来,转而高举起以“维护中日和平、重新认识中国”为宗旨的研究观和学术观,对中国的态度也从麻木走向积极。总之,薮内清的学术观和中国观的转变历程,就是日本广大科学史学者从一个是非黑白完全颠倒的历史阶段走向一个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国”新阶段的缩影。因此,本文对于薮内的人生历程,重点选取了一些片段来加以阐述和分析,对这位学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披露。第五至八章则主要论述了薮内清的中国历法史研究并对其结论进行了再检讨。尽管薮内使用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法,但从其论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中国的历法史被其实际分成了四个阶段、两个大时期:即起源、定型、发展、式微四个阶段和上升以及下降两个时期（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较）。通过对薮内所梳理之历法史进行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当时的薮内已经发掘出了“中国历法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中国历法改革的特殊形态中之绝大部分内容。中西天文学有一定数量的共通性,但二者的风格迥异、走向不同。薮内清从两个路径切入这一比较研究中,首先是从二者源流和发展的比较中寻找二者的本质差异,以及为何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其次是薮内分析了印度天文学和伊斯兰天文学进入中国并被吸收融汇这一历史进程,进而阐释了明清之际东西天文学无法会通的原因。总之,薮内分析了中国天文历法从繁荣走向式微的路径,并且为后人提供了进行中国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现代意义。薮内清的历法史研究,着力于对中国历法的社会意义之发掘,是对传统中国天文学研究路径的颠覆和重新开拓。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融会贯通了历史和数理两种传统,并希望以此来还原中国天文历法的历史原型。在践行这一研究路径时,薮内注意到要避免以数理化方法单纯地解释历法。同时薮内也努力驾驭思想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防止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通过本文之梳理,可以发现:薮内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多可取之处。最后,以薮内清的数理天文学研究为中心,展示其四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首先是薮内对中国古代的天体坐标系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中国存在一种特殊坐标系”的观点。薮内还对古代星表进行了倒推和成立时代考证。其对中国的坐标转换计算也进行了解析。其次是薮内较早分析了隋唐历法中的日月运行位置计算法,并且揭示了中国古代定朔法计算模型。再者是薮内以中国的行星运动论变迁为切入点,对中国天文学是否有一种内在的、不为外人所知的行星运动理论的存在可能性进行了挖掘;最后是薮内以内插法为突破口,对中国古代天文算法进行了算法还原并赋予该算法以现代天文学意义。应该说,本文在梳理了上述薮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薮内试图将中国古代的算法最终归宗于一种“科学的”非西方理论。但同时,在薮内笔下的该种理论又是一种可以与西方殊途同归的“科学”。薮内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某些理论因素,与西方相对应的理论因素具有某种可比拟性。由此,其开拓了科学思想史的某种新进路。但其这一思路究竟是否可行,依旧需要有待来日加以验证。
宋泉[8]（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说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胡琪萍[9]（2017）在《媒体人离职话语表达研究 ——基于2003-2016年离职告白文本的分析》文中认为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新人”不断加入媒体大军中,也有“旧人”陆续离开,这种新旧更替不仅仅是媒体职业的兴衰更替,更是新媒体技术裹挟下整个社会的缩影。在此新旧更替之间,部分媒体人于离职之际选择发表离职告白以示了断。通过对在网络上记者离职话语文本的搜集,然后对收集到的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与数据解读,希望了解离职媒体人的身份特征、离职原因、离职方式、离职心理等状态,尝试探索其离职给国家舆论工作、媒体行业、媒体从业者、广大受众带来哪些冲击。离职话语的具体文本长短不一,内容各异,渠道不同,但基本呈现出回顾过去--反思当下--设想未来的三段式结构,文本所表达的情感也渐渐呈现出直白--煽情--平和的转变趋势。通过历时考察,发现媒体人在离职告白公布前后所处的社会角色和思想动态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早期媒体人离职情绪多集中于对制度不公的怨恨,中期则转变为理想破灭的痛楚,后期随着媒体经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业者多透露出对“黄金时代”的怀旧与感恩,间或有人开始思考未来媒体的发展。从直白的怨恨、隐晦表达到煽情表达再到平和表达,媒体人情绪表达的变迁实际表明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根本就未形成,媒体人仅以“虚拟的制度”作为自己怨怼的对象,从而树立所谓的专业主义,其本质依然不出于传统的“文人论政”。媒体人“热点时刻”的表达实质上是媒体人对自身身份的再阐述与认知,也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想的新解读,还是对自身在新环境下合法化的一种思考。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本文得出以下几个观点:（一）意义判断:离职告白的出现不仅仅是媒体人离职信息的简单传递和职业情感的表达,更是媒体人自身角色的再认知和再分配。通过这样的公开仪式,媒体人实现了自身认知、情感、行为的过渡,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规划。（二）价值判断:本文研究目的不限于离职告白文本中提及的离职原因和涉及的职业情感,更侧重于离职告白这一文本公开之后对媒体人自身、媒体行业、普通大众带来怎样的社会冲击和认知颠覆,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关系的消解和重新建构。（三）事实判断:媒体行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和转型之中,在这个激烈的变化过程中,媒体从业者面临三大问题:新闻理想vs现实制度环境、职业道德vs个人生存、新闻怀旧vs媒体转型;（四）本质判断:离职告白是新闻从业者面对新媒体环境冲击而做出的行为反馈,隐约折射出的是我国媒体行业新闻专业主义的虚无,反映的是我国新闻行业在回顾过往与拼搏未来两者之间的艰难跋涉。
朱子静[10]（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二、本刊年终盘点:2001年科技创业大事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刊年终盘点:2001年科技创业大事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地质钻探工程的发展历程与展望——回顾探矿工程事业70年（论文提纲范文）
| 0 前言 |
| 1 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矿工程创建起步阶段(20世纪50-60年代) |
| 1.1 创建探矿工程队伍 |
| 1.2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
| 1.3 发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情报工作 |
| 1.3.1 科学研究工作 |
| 1.3.2 科技情报工作 |
| 1.3.2.1 创办专业杂志 |
| 1.3.2.2 创建学术组织 |
| 1.3.2.3 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
| 1.4 在引进的基础上研发国产钻探装备 |
| 1.5 初步建立管理体系,建章立制 |
| 1.5.1 操作规程 |
| 1.5.2 管理办法 |
| 1.5.3 定额 |
| 1.5.4 技术标准 |
| 1.6 小结 |
| 2 探矿工程技术稳步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70-80年代) |
| 2.1 以绳索取心为主体的多工艺钻探技术逐步完善 |
| 2.1.1 以金刚石钻探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起步 |
| 2.1.2 以绳索取心钻进为主的小口径金刚石钻进技术成为地质岩心钻探主体 |
| 2.1.3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技术得到推广应用 |
| 2.1.4 受控定向钻进技术研究应用成果斐然 |
| 2.2 以反循环为主体的多工艺空气钻探技术体系获推广应用 |
| 2.3 以低密度为主体的护孔、堵漏、保矿技术体系形成 |
| 2.4 以坑道机械化为主体的新奥法掘进技术体系得到推广应用 |
| 2.5 水文水井钻探、高温地热钻井技术体系初步形成 |
| 2.6 地质钻探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
| 2.7 地质勘查宏观协调和行业管理得到加强 |
| 2.8 科研能力及国际交流得以加强 |
| 2.9 小结 |
| 3 探矿工程扩大服务领域阶段(大致为20世纪最后15年) |
| 3.1 贯彻地矿部“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取得显着经济效益 |
| 3.2 工程勘察钻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
| 3.3 工程施工钻探技术与设备快速发展 |
| 3.3.1 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 |
| 3.3.2 基坑支护与地基处理设备 |
| 3.3.3 非开挖管线铺设技术与设备 |
| 3.3.4 其他特殊工程 |
| 3.4 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初显神威 |
| 3.5 坑探工程技术进步,服务领域拓宽 |
| 3.6 对接井施工技术解决盐岩采矿技术难题 |
| 3.7 建筑装修薄壁工程钻技术 |
| 3.8 地质钻探技术稳中求进 |
| 3.9 小结 |
| 4 钻探工程技术全面、深入发展,逐步进入世界一流的阶段(21世纪以来) |
| 4.1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大变革 |
| 4.2 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深部钻探工程 |
| 4.3 钻探工程在地热、铀矿等新型能源资源勘探开发中一展身手 |
| 4.4 页岩气勘探开发依托钻井技术进步取得突破 |
| 4.5 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迈入世界领先水平 |
| 4.6 大陆科学钻探工程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
| 4.6.1 前期准备工作 |
| 4.6.2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 |
| 4.6.3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
| 4.6.4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 |
| 4.6.5 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 |
| 4.6.6 极地钻探工程 |
| 4.7 积极开展大洋钻探 |
| 4.8 积极开展绿色勘查钻探技术研究 |
| 4.9 探矿工程专业标准体系逐步成熟并完善 |
| 4.10 钻探技术在矿山救援等特种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
| 5 展望 |
（2）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基本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点 |
| 二、本文研究限度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人才资本研究综述 |
| 一、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二、人才资本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
| 一、创新理论研究综述 |
| 二、创新绩效有关研究 |
| 第三节 人才制度研究综述 |
| 一、制度变迁研究综述 |
| 二、人才制度有关研究 |
| 第三章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分析模型 |
| 第一节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二、人才资本理论 |
| 三、创新绩效理论 |
| 四、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节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分析模型的构建 |
| 一、基本假设 |
| 二、分析框架 |
| 三、分析模型 |
| 第四章 美国的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的人才投入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教育投入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研发投入体制与创新绩效 |
| 第二节 美国的人才流动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人才引进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人才市场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美国的人才创新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科研组织模式与创新绩效 |
| 第四节 美国的人才激励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成果保护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成果转化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三、美国的薪酬激励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五节 美国的人才评价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职称评价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职业资格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六节 评美国的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 |
| 一、第一阶段:分权期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 |
| 二、第二阶段:管制期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 |
| 三、第三阶段:平衡期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 |
| 第五章 中国的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的人才投入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投入制度:政府包办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投入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二节 中国的人才流动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流动制度:控制流动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流动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中国的人才创新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创新制度:指令科研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创新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四节 中国的人才激励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激励制度:平均主义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激励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五节 中国的人才评价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评价制度:标准主体单一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评价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六节 评中国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 |
| 一、中国人才制度创新的成果与问题 |
| 二、中国人才制度创新对创新绩效的促进 |
| 第六章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旧金山的人才制度创新与人才资本创新绩效 |
| 一、人才投入制度创新:政府收购科研成果 |
| 二、人才创新制度特色:科技金融、孵化器与产学研合作 |
| 三、人才激励制度创新:税收优惠与奖励 |
| 第二节 深圳的人才制度创新与人才资本创新绩效 |
| 一、深圳的人才制度创新主要内容 |
| 二、深圳的人才资本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小结 |
| 第七章 政策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政策建议 |
| 一、政府要简政放权与优势发挥并重 |
| 二、建立以绩效和结果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 |
| 三、构建精神收益与物质收益并重的人才激励制度 |
| 四、建立科研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 |
| 五、对人才制度开展实时评估、动态调整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3）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内容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人才发展治理的概念阐释和理想愿景 |
| 一、人才发展治理核心概念阐释 |
| (一)人才 |
| (二)人才发展 |
| (三)人才发展治理 |
| 二、人才发展治理的理想愿景 |
| (一)多中心布局 |
| (二)多层次结构 |
| (三)多关系网络 |
| 第二章 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国际借鉴 |
| 一、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人力资本理论 |
| (二)创新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二、国外人才发展实践历程 |
| (一)北美及大洋洲发达国家人才发展实践 |
| (二)欧洲发达国家人才发展实践 |
| (三)亚洲发达国家人才发展实践 |
| (四)金砖国家人才发展实践 |
| 三、国外人才发展的治理要素特征 |
| (一)治理主体：多元与协同 |
| (二)治理方式：法治与规范 |
| (三)治理能力：现代与科学 |
| (四)治理结构：立体与高效 |
| 四、国外人才发展的治理经验 |
| (一)政府主导的宏观决策机制 |
| (二)畅通的跨部门合作机制 |
| (三)人才资金投入多元化机制 |
| (四)市场化运作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 |
| (五)全链条人才开发体系 |
| 第三章 人才发展治理的中国探索与理论反思 |
| 一、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孕育发展历程 |
| (一)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 年)：基础积累期 |
| (二)改革开放后(1978—2000 年)：雏形出现期 |
| (三)进入21 世纪后(2000—2012 年)：格局加快构建期 |
|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现在)：体系形成期 |
| 二、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一)人才争夺战降温案例：政府间合作 |
| (二)区域人才平衡发展案例：政府角色重塑 |
| (三)推动人才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公共服务市场化 |
| (四)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案例：多中心治理 |
| 三、人才发展治理的地方实践：以中国东北J省为例 |
| (一)J省人才发展治理背景及基础 |
| (二)J省人才发展治理实践历程 |
| (三)J省人才发展治理成效 |
| (四)J省人才发展治理遇到的挑战 |
| (五)J省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思考 |
| 四、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实践困境与趋势要求 |
| (一)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实践困境 |
| (二)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趋势要求 |
| 第四章 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框架和建构路径 |
| 一、中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目标 |
| (一)科学规范 |
| (二)开放包容 |
| (三)运行高效 |
| 二、中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机制构成 |
| (一)党委统筹的领导机制 |
| (二)政策引导的运行机制 |
| (三)市场配置的动力机制 |
| (四)依法治国的保障机制 |
| 三、中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建构路径 |
| (一)夯实中国人才发展治理运行基础 |
| (二)强化中国人才发展治理能力建设 |
| (三)完善中国人才发展治理方式手段 |
| 结论 |
| 一、主要观点 |
| 二、主要创新 |
| 三、未尽研究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博士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致谢 |
（4）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及难点 |
| 六、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历程考察 |
| 第一节 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萌芽期(1979年-1992年) |
| 一、吸引外资的前奏 |
| 二、外资企业进入 |
| 三、民营经济起步 |
| 四、股份制企业悄然兴起 |
| 第二节 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期(1992年-2002年) |
| 一、南方谈话促外资企业再崛起 |
| 二、股份制企业发展 |
| 三、民营企业迎来春天 |
| 第三节 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发展转型期(2002年至今) |
| 一、民营经济继续转型升级 |
| 二、新常态下深圳非公经济创新新发展 |
| 第二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萌芽起步期(1979年-1992年) |
| 第一节 南方谈话前中国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发展历程 |
| 一、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非公企业党建的初步提出、曲折认识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非公企业党建的中央顶层设计 |
| 三、地方党委对非公企业党建的实践探索 |
| 第二节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萌芽探索 |
| 一、理论探索(1979年-1985年) |
| 二、理论探索指导实践运用阶段(1986年-1992年) |
| 三、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建设的主要成绩 |
| 四、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五、对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中问题采取的措施 |
| 第三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探索发展期(1992年-2002年) |
| 第一节 深圳市不断扩大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覆盖面 |
| 一、南方谈话引起中央对非公企业党建的重视 |
| 二、深圳市理顺非公企业党建的领导管理体制 |
| 三、南方谈话后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深圳市外资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探索 |
| 一、深圳市探索外资企业党建工作总体情况 |
| 二、深圳市探索外资企业党建的具体策略 |
| 第三节 深圳市股份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探索 |
| 一、认识股份制企业中党的工作的特殊性 |
| 二、深圳市股份制企业党建的探索过程 |
| 三、深圳市股份制企业党建的思路对策 |
| 第四节 深圳市个体私营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探索 |
| 一、中央认识到私营企业党建的重要性 |
| 二、深圳市对个体私营企业党建的探索发展 |
| 三、个体私营企业要不要党建已经成为无需争论的真理 |
| 第四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创新发展期(2002年-2012年) |
| 第一节 全国非公企业党的建设进入大力发展时期 |
| 一、十六大开启非公企业党的工作新篇章 |
| 二、十六大以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特点 |
| 第二节 深圳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开启新局面 |
| 一、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会议精神 |
| 二、中共深圳市民营经济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
| 三、全面加强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
| 第三节 开展各种主题学习,推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常态化 |
|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
| 二、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
| 三、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
| 第四节 创新非公企业党组织及发展党员试点工作 |
| 一、开展在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党员试点工作 |
| 二、认真开展党员信息采集及IC卡试点工作 |
| 三、开展“公推直选”试点工作 |
| 四、做好发展党员规范化和留学回国党员恢复组织生活试点工作 |
| 第五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期(2012年-) |
| 第一节 强化思想建党开创非公企业党建新局面 |
| 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 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 三、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
| 第二节 全面探索新时期非公企业党建的新模式 |
| 一、探索新的工作机制 |
| 二、探索创新“总部经济”党建 |
| 三、统筹推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
| 四、优化配备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工作者队伍 |
| 五、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出资人的教育引导 |
| 六、统筹抓好基层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对深圳非公企业全面加强期党建工作的思考 |
| 一、非公企业党建存在的问题 |
| 二、应对挑战解决非公企业党建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探索发展过程中的思考及评价 |
| 二、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
| 第二节 新时代下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需要实践创新 |
| 一、新时代下深圳非公企业党建面临的客观难题及遇到的发展短板 |
| 二、对进一步完善深圳市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成果 |
（5）基于数据库的汉语虚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病句检测软件开发工作阶段性研究现状 |
| 1.2.2 汉语虚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材料和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材料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相关说明 |
| 2 副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研究 |
| 2.1 副词错用检测项研究 |
| 2.1.1 被错用的副词情况统计 |
| 2.1.2 被错用的副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2.1.3 副词被错用的类型 |
| 2.2 副词滥用检测项研究 |
| 2.2.1 被滥用的副词情况统计 |
| 2.2.2 被滥用的副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2.2.3 副词被滥用的类型 |
| 2.3 副词欠缺检测项研究 |
| 2.3.1 被漏用的副词情况统计 |
| 2.3.2 漏用副词的句子的正确形式 |
| 2.3.3 副词被漏用的类型 |
| 2.4 副词词性误用检测项研究 |
| 2.4.1 被误用词性的副词情况统计 |
| 2.4.2 被误用词性的副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2.4.3 副词词性被误用的类型 |
| 2.5 小结 |
| 3 介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研究 |
| 3.1 介词错用检测项 |
| 3.1.1 被错用的介词情况统计 |
| 3.1.2 被错用的介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3.1.3 介词被错用的类型 |
| 3.2 介词滥用检测项研究 |
| 3.2.1 被滥用的介词情况统计 |
| 3.2.2 被滥用的介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3.2.3 介词被滥用的类型 |
| 3.3 介词欠缺检测项 |
| 3.3.1 被漏用的介词情况统计 |
| 3.3.2 漏用介词的句子的正确形式 |
| 3.3.3 介词被漏用的类型 |
| 3.4 小结 |
| 4 连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研究 |
| 4.1 连词错用检测项 |
| 4.1.1 被错用的连词情况统计 |
| 4.1.2 被错用的连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4.1.3 连词被错用的类型 |
| 4.2 连词滥用检测项 |
| 4.2.1 被滥用的连词情况统计 |
| 4.2.2 被滥用的连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4.2.3 连词被滥用的类型 |
| 4.3 连词欠缺检测项 |
| 4.3.1 被漏用的连词情况统计 |
| 4.3.2 漏用连词的句子的正确形式 |
| 4.3.3 连词被漏用的类型 |
| 4.4 小结 |
| 5 助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研究 |
| 5.1 助词错用检测项 |
| 5.1.1 被错用的助词情况统计 |
| 5.1.2 被错用的助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5.1.3 助词被错用的类型 |
| 5.2 助词滥用检测项 |
| 5.2.1 被滥用的助词情况统计 |
| 5.2.2 被滥用的助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5.2.3 助词被滥用的类型 |
| 5.3 助词欠缺检测项 |
| 5.3.1 被漏用的助词情况统计 |
| 5.3.2 漏用助词的句子的正确形式 |
| 5.3.3 助词被漏用的类型 |
| 5.4 其它类助词检测项 |
| 5.4.1 被误用的其它类助词情况统计 |
| 5.4.2 被误用的其它类助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5.4.3 其它类助词被误用的类型 |
| 5.5 小结 |
| 6 语气词类自动检测项研究 |
| 6.1 语气词错用检测项 |
| 6.1.1 被错用的语气词情况统计 |
| 6.1.2 被错用的语气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6.1.3 语气词被错用的类型 |
| 6.2 语气词滥用检测项 |
| 6.2.1 被滥用的语气词情况统计 |
| 6.2.2 被滥用的语气词的正确使用情况 |
| 6.2.3 语气词被滥用的类型 |
| 6.3 语气词欠缺检测项 |
| 6.3.1 被漏用的语气词情况统计 |
| 6.3.2 漏用语气词的句子的正确形式 |
| 6.3.3 语气词被漏用的类型 |
| 6.4 小结 |
| 7 结语 |
| 7.1 本研究的成果 |
| 7.2 本研究的不足 |
| 7.2.1 病句语料数据不够大 |
| 7.2.2 虚词类病句的描写不够准确 |
| 7.2.3 虚词类病句在格式描写上存在的问题 |
| 7.3 语病研究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致谢 |
（6）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7）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件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方法与思路 |
| 一 从更立体的人物研究视角来审视薮内清 |
| 二 研究的关键和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薮内清的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日本的汉学、东洋学与中国学 |
| 一 “中国学”的思想来源 |
| 二 汉学、中国学与东洋学 |
| 第二节 京都的“中国学”学派 |
| 一 “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创立 |
| 二 “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学风 |
| 第三节 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诞生 |
| 一 学科诞生的背景 |
| 二 新城新藏所开拓的进路 |
| 第三章 薮内清的学术生涯 |
| 第一节 战前的青葱岁月 |
| 一 早年的求学阶段(1906-1929) |
| 二 学术研究第一阶段:中国天文学史领域的积累和研究阶段(1929~1945) |
| 第二节 战后的全面研究 |
| 一 学术研究第二阶段:主持对中国科技史的全面研究(1945~1969) |
| 二 学术研究第三阶段:成熟和整理时期 |
| 第三节 薮内清与中国 |
| 一 生活中的薮内清 |
| 二 薮内清的中国缘 |
| 三 薮内清的中国认知 |
| 第四章 薮内清的殷历和汉历研究 |
| 第一节 对上古历法的看法 |
| 一 关于殷历的争论 |
| 二 修正新城新藏的观点 |
| 第二节 对汉历的研究 |
| 一 《历术甲子篇》与《太初历》辨疑 |
| 二 《三统历》之制历背景和讨论 |
| 三 探讨音律学和《世经》 |
| 第五章 薮内清的汉唐历法改革研究 |
| 第一节 对隋唐历法改革的再检讨 |
| 一 探讨中国分裂时代的历法:以魏晋南北朝历法为例 |
| 二 薮内清的隋代历法改革探析 |
| 三 关于唐代历法改革的辨析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天文机构和天文学家 |
| 一 薮内清对中国天文机构规制的研究 |
| 二 天文学家和机构管理探析:以唐宋为例 |
| 第六章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文计算研究 |
| 第一节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和天文坐标系研究 |
| 一 关于中国的坐标系和天体观测的讨论 |
| 二 薮内清的汉代和宋代星表研究 |
| 第二节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体理论与推步方法的研究 |
| 一 薮内清的日月运动推算研究 |
| 二 薮内清的理论整理和算法挖掘 |
| 第七章 薮内清对中国天文学外来影响的探讨 |
| 第一节 薮内清的印度天文学研究 |
| 一 探讨西来的印度历法及其影响 |
| 二 关于西来占星术对中国影响之讨论 |
| 第二节 薮内清的伊斯兰天文学研究 |
| 一 关于伊斯兰天文学家的讨论 |
| 二 伊斯兰的天文书籍、星表和观测法 |
| 三 薮内清的伊斯兰历术研究 |
| 第八章 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历法“发展极限”论 |
| 第一节 对“中国科学传统”的检视 |
| 一 儒学笼罩下的“科学传统” |
| 二 中国的数理传统:薮内清的中国数学史观点 |
| 第二节 中国天文学式微原因的探讨 |
| 一 中国古代天文学存在发展局限 |
| 二 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取舍 |
| 三 中国对西方天文学“不顺遂”的学习 |
| 第九章 结语和后续研究规划 |
| 第一节 结语 |
| 一 薮内清及其时代 |
| 二 薮内清的学术创新 |
| 第二节 后续研究规划 |
| 一 下一步计划 |
| 二 思考 |
| 附录一.薮内清博士年表 |
| 附录二.薮内清博士主要着作目录 |
| 附录三.薮内清博士主要论文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的学术成绩 |
| 致谢 |
（8）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9）媒体人离职话语表达研究 ——基于2003-2016年离职告白文本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关键概念 |
| 1.3.1 社会认同 |
| 1.3.2 仪式 |
| 1.3.3 新闻专业主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样本的选择及界定 |
| 1.4.2 方法选择 |
| 1.5 主要思路 |
| 2 媒体人职业认同的表现与再现 |
| 2.1 媒体人自我认知研究 |
| 2.2 传统职业认同研究 |
| 2.3 媒体人职业地位研究 |
| 2.4 媒体人离职研究 |
| 2.5 研究述评：缺失对记者离职话语的行动研究 |
| 3 离职告白文本描述 |
| 3.1 文本特征描述 |
| 3.1.1 身份特征：文本发布者中知名记者更多 |
| 3.1.2 时间特征：文本出现时间从分散到集中 |
| 3.1.3 去向特征：新媒体、创业呈统治地位 |
| 3.1.4 渠道特征：文本获得来源与主流社交媒介同步 |
| 3.2 文本内容描述 |
| 3.2.1 文本处理原则及方法 |
| 3.2.2 离职告白文本内容分类 |
| 3.2.2.1 新闻理想vs现实环境：制度不公 理想不存 |
| 3.2.2.2 职业道德vs个人生存：自由受限 收入微薄 |
| 3.2.3.3 新闻怀旧vs媒体转型：大势所趋 创业转型 |
| 3.3 文本情绪表达描述 |
| 3.3.1 直白式：事实逼“我”离开 |
| 3.3.2 煽情式：“我”舍不得离开 |
| 3.3.3 隐晦式：“我”不得不离开 |
| 3.3.4 平和式：到了“我”离开的时候 |
| 3.4 研究述评：理性看待媒体人离职 |
| 4 离职文本的个体功能 |
| 4.1 仪式与个体身份过渡 |
| 4.2 认知过渡：从追求新闻理想到追求个人生活 |
| 4.3 情感过渡：从认同到疏远 |
| 4.4 行为过渡：从新闻语语到商业话语 |
| 4.5 研究述评：关注文本引起的个体关系重构 |
| 5 离职文本的社会冲击与应对 |
| 5.1 离职文本社会功能影响的来源 |
| 5.2 文本公共化的社会冲击 |
| 5.2.1 媒体：印证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沦丧的偏见 |
| 5.2.2 行业：挑战媒体行业的传统经营 |
| 5.2.3 大众：颠覆媒体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
| 5.3 应对冲击：传媒自控与它控 |
| 5.3.1 从业者：增加文化自信，构建职业共同体 |
| 5.3.2 平台：提高职业社会地位，完善媒体转型融合 |
| 5.3.3 服务对象：理智看待媒体人职业规划，端正媒体期待 |
| 5.3.4 管理者：以服务为主体，合理规划权利管理 |
| 5.4 研究述评：离职表达的危机与转机同在 |
| 6 离职表达实质的探讨 |
| 6.1 早产的新闻专业主义：朦胧的新闻理想 |
| 6.2 自我挽救：社会认同下身份合法化 |
| 6.3 无奈的选择：媒体人的反向社会化 |
| 6.4 记者合法性的探讨：重建边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前期成果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本刊年终盘点:2001年科技创业大事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地质钻探工程的发展历程与展望——回顾探矿工程事业70年[J]. 王达,赵国隆,左汝强,孙建华,周红军,张林霞,李艺.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2019(09)
- [2]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李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D]. 董博. 吉林大学, 2019(10)
- [4]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D]. 张彦惠.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基于数据库的汉语虚词类语病自动检测项研究[D]. 王蔚.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8(12)
- [6]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7]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D]. 杨凯.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 [8]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媒体人离职话语表达研究 ——基于2003-2016年离职告白文本的分析[D]. 胡琪萍.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4)
- [10]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