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挣脱“看得见的手(论文文献综述)
张雪飞[1](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克雷格·拉塞尔,周建川[2](2021)在《魔鬼藏身处》文中提出1935年,捷克。刚刚由荣格博士训练出师的精神病医生维克多·科萨雷克来到臭名昭着的奥卢城堡。这座中世纪城堡位于布拉格城外的山顶,关押着东欧最可怕的精神病犯人,号称"六大魔王":"小丑""食草动物""玻璃收藏家""伐木工""通灵师""鬼畜"。这些病人的罪行太过严重,必须与其他人隔离。城堡内设备先进,但据说埋藏着绵延几代的黑暗秘密。维克多希望采用全新的医疗技术来证明这些病人身上存在一种奇怪的共性,即他所谓的"心魔假说"。在了解这五个男病人和一个女病人的过去时,维克多必须面对的是,这六人身上也许另有一层不为人知的真相。与此同时,恐惧正笼罩着布拉格整座城市,一个隐形连环杀手出没在黑暗的街头巷尾。刑事科的卢卡斯·斯莫莱克队长急于揪出这个在报道里被称为"皮围裙"的真凶,他慢慢意识到,这个杀手是在模仿一个世纪前最恶劣的连环杀手:伦敦的"开膛手杰克"。斯莫莱克向奥卢城堡深谙精神病犯罪心理的专家求助,尽管他担心"皮围裙"也许正和城堡内关押的六个犯人有关……
王京[3](2021)在《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女性电影中的母女关系》文中认为在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展开后,女性主义与文化、艺术领域的碰撞中诞生了女性电影。因此,本文首先对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一番梳理,然后进入对女性电影和女性意识的分析与研究。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女性电影中的“母女关系”题材影片,通过大量阅片对该题材的影片进行初步归纳总结,尤其是对该题材影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有了清楚的认识。西蒙·波伏娃所着《第二性》对作者从精神分析、生物学的角度认识母女矛盾的本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母女话语的识别到该题材影片的女性身份建构,这一研究过程使得女性意识的表达方式逐渐呈现。对男权话语的执行或推翻,是“母女关系”题材影片的核心命题,同样也是女性意识从压抑到觉醒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阻碍。本文分别对该题材影片中的女儿和母亲形象进行剖析,对母女关系的变化从性别意识的角度进行审视,最终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母女关系”题材影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进而对该题材影片未来的创作,以及女性电影的发展贡献微薄力量。
徐文佳[4](2020)在《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整理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的基础上,试图以其为核心史料,考察清代婺源财产纠纷的基本情况、财产命案的成因、财产命案的主体以及官府对财产命案的审理等问题,以深化对清代徽州地方社会的认识,并冀对清代法制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本文整理的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共有78个卷宗,涉及命案62件。这批档案资料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清代婺源财产纠纷和财产命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清代婺源地方社会的其他方面也颇有助益,无论是对徽州区域社会史还是法制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清代婺源的财产纠纷以动产类纠纷居多,不动产类纠纷相对较少。其中,动产类纠纷又以钱债类纠纷居多,农事类纠纷较少;不动产类纠纷以田地林木类纠纷为大宗,坟产类、水权类都比较少。总的看来,清代婺源的财产纠纷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钱债类纠纷中,引发私人纠纷的钱物其价值普遍很小。其二,林木类纠纷大部分跟越界有关。其三,水权类纠纷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发生绝大部分都是过失或冲动杀人,蓄意谋害对方性命的极少。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一是传统时期婺源的民事纠纷往往伴随着暴力现象。其二是传统时期婺源乡村纠纷调解机制的缺失。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涉案双方基本上都是下层民众,拥有监生等身份的人士及其罕见。其中,涉案的下层民众又以农民居多,且加害者与受害者在职业方面总体上没有差异。就年龄而言,加害者的年龄普遍比受害者轻。清代婺源的财产命案无一例外都发生在熟人社会中。清代官府对财产命案的审理程序和其他命案并无差异,对于私和的处理和宽宥的尺度也完全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刑科题本清代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有数量不菲的有关罪犯在羁押期间犯病的记录,在清嘉庆、道光、光绪三朝,这很有可能是州县官造伪的结果,其目的是以此为借口延长审结时间以避免受罚。
廖艳[5](2020)在《精准扶贫“福利挣脱”问题研究 ——以L县为例》文中提出虽然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战果,但离最佳目标和群众期盼仍有一定差距,精准扶贫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比如贫困户因家庭声誉受损、不愿接受救助、扶贫事务过多、无法享受低保等原因,主动以“挣脱”的姿态摆脱贫困户的“枷锁”,宁愿放弃贫困户可享受的诸多福利也要“摘帽”的行为——这些可称之为“福利挣脱”问题。相较于贫困群体中较为常见的“福利依赖”行为,与其对立的“福利挣脱”行为显得很另类,但在精准扶贫具体实践中,这类问题并非偶然现象。贫困户“福利挣脱”行为使其尚未真正脱贫就被“脱贫退出”或“错评剔除”,从福利高地跌落至低谷,产生“悬崖效应”,返贫风险极高。文章在结构上共分为6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福利挣脱”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第三章为L县贫困户“福利挣脱”现象的个案观察;第四章为精准扶贫“福利挣脱”问题的成因分析;第五章为精准扶贫“福利挣脱”问题的破解路径;第六章为结论和展望。从社会舆论、个人意愿、实施事务和政策制度方面等行为动机出发,对“福利挣脱”行为进行类型学分析,将贫困户“福利挣脱”行为分为声誉受损型挣脱、心理有愧型挣脱、事务烦扰型挣脱和政策无用型挣脱,其主体范围分别为有适龄婚嫁儿女的贫困户、自尊自立心理较强的贫困户、无暇配合扶贫工作的贫困户和无法享受低保政策的贫困户。究其成因,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发现在瞄准过程中因贫困测量“模糊化”、错评漏评“不追责”、个人争穷“抢名额”、地方争利“揽户头”发生偏离导致贫困户参差不齐,在执行过程中因政策解释“不到位”、挂牌宣扬“搞形式”、督导检查“花样多”、走访帮扶“走过场”发生偏离导致扶贫工作悬浮化,在考核过程中因目标函数“不对等”、实际绩效“难测量”、监管考核“重材料”、激励机制“不健全”发生偏离导致数字脱贫缺约束,进而引发部分贫困户的“福利挣脱”行为。破解途径上,应从消除信息不对等、避免权责不对等和目标函数一致化来着力,做到精准瞄准、精准执行和精准考核。
刘茜[6](2020)在《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马克思提出拜物教理论以来,拜物教理论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切入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同时,运用了不同于马克思的分析手法,即以精神分析学的视角看待拜物教问题。但学者更多的是探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理论或者梳理某个人物关于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可以说,学界缺少从整体视角分析当今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基于此,本文以精神分析学作为依托研究拜物教的内在运转机制,揭示拜物教自身存在的秘密,探讨当今拜物教呈现出来的新特质。在拜物教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拜物教从社会分析走向了精神分析的研究方式。一方面,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考察社会运行机制,但马克思缺少对拜物教自身秘密的解读。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抽象成为统治,其抽象表现为交换方式支配经济运行,但如今的抽象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运用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和主体结构关系问题的桥梁。精神分析学不仅是关注个体的心理学,而且是面向社会的理论。以精神分析学作为拜物教理论的研究方式,是批判性地汲取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资源。由此,“回到弗洛伊德”的理论精髓是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的可能性路径。在“回到弗洛伊德”的过程中,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受到消费社会和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形成了以恋物为研究视域,以无意识为理论逻辑的阐释框架。基于这一理论路径,当今拜物教的基本样态表现为幻象的沉迷。在精神分析学的语境中,其一,能指的逻辑使得符号差异化,形成了具有象征符号的物;其二,凝视的机制制造出幻象的场域,使得人们在拜物教的幻象世界中无法自拔。商品的符号化与商品的景观化共同制造出幻象的世界。幻象的世界不仅支撑社会现实,而且掩盖社会现实的不一致性。欲望成为推动人们进入拜物教的幻象世界的原因。为了激发拜物教的欲望,资本主义社会制造出超越自然需要且满足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需要。但是,“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人们在欲望的推动下将永远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可见,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隐性线索是意识形态的规训过程。当今的拜物教作为社会现实表征人们认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是无意识运作的结果。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无意识是象征结构的场域。基于象征结构,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形成了两条路径:以“消解”的方式走向象征交换和以“直面”的方式穿越幻象,两条路径体现出象征结构的强制性和背后的空无状态。由此,突破象征结构成为摆脱拜物教内在束缚的主要途径。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它探讨拜物教自身的秘密,聚焦内在性的关注;它基于消费社会的生存状态,开拓了对群体的研究;它透视到作为社会现实的拜物教,试图找到摆脱拜物教的内在束缚的道路。总之,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为拜物教批判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
刘红梅[7](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陈斌[8](2020)在《“挣脱不了,又要挣脱”-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城乡交融的命运困境书写》文中研究说明在广袤的乡土中国之上,有着悠久的乡土文学传统,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传统得到延续,并显现出不同以往的特质,但也规避不了发展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在摸索着出路。新世纪,城乡间的交流前所未有的频繁,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如两架马车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拉着社会经济不断前进,促进了城与乡极大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城乡间的矛盾前所未有的尖锐,这些现象都得到了作家们的敏锐捕捉与记录,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热烈又严肃、敏锐又深沉,既有表现时代大潮中奋力拼搏的个人剪影,也有想在历史的交替中寻求命运出路的时代群像,总的来说,新世纪乡土文学在亦步亦趋中追求着新的高度,这样的文学追求必然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将基于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从八九十年代我国乡土文学书写出发,对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中乡村命运、人生命运困境书写展开充分、细致、深入的分析。首先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将简要梳理我国的乡土文学传统及概况、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情况和研究现状,指出乡土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解读新世纪乡土文学对城乡交融进程中乡村命运和乡下人命运的关怀。第二章着眼于“乡”的困境。在八九十年代保持着城乡美好想象的对比中,展开新世纪乡村图景书写,表现乡村发展的荒芜化、畸形化倾向,展现新世纪以来乡村在城市经济与外来文化冲击下,往日的淳朴与善良消靡殆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面临极大挑战,陷入荒诞又真实的泥潭。第三章着重聚焦于“人”的困境。在八九十年代书写中,即使面对命运困境,但仍可让读者强烈感受到人物命运那一股向上的力量,但在此后至今的书写中,人物从农村逃离开始,到进入城市,接受城市舆论的风评,以及在进城后的迷失,都很难感受人物身上是否存在这样的力量,绝大多数都弥漫着生活无望的悲伤,但在这样普遍书写中,我们不禁疑问,作家的悲悯情怀是否存在着过于保守的一厢情愿?第四章由“乡”与“人”的困境而来,梳理新世纪乡土文学书写在面对“乡”与“人”困境时,目前有的追寻“人”主体的重塑和对“乡”的重新认识的几种努力。第五章,从城乡现实的隔阂以及在城农裔作家们热烈的“拯救”心理两个方面简单探讨新世纪乡土文学书写的局限,更进一步展现新世纪乡土文学中“挣脱不了,又要挣脱”的命运困境,以不足和局限为导向,提出重构城乡关系的书写期待,为新世纪乡土文学城乡交融书写提供转型的一点方向。
陈莉[9](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姜晓梅[10](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二、市场:挣脱“看得见的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挣脱“看得见的手(论文提纲范文)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0.5 创新点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2.2.1 家庭生产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余论 |
5.1 余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2)魔鬼藏身处(论文提纲范文)
序言 |
第一部分魔鬼受缚之处 |
第二部分“小丑”与“食草动物” |
第三部分“玻璃收藏家”与“伐木工” |
第四部分“通灵师”与藏骨堂 |
第五部分蝴蝶和石太阳 |
第六部分霍布斯先生 |
后记 |
(3)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女性电影中的母女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女性主义与女性电影 |
1.1 女性主义视角 |
1.1.1 作为一种方法论 |
1.1.2 作为建构女性电影的关键 |
1.2 女性电影 |
1.2.1 对女性电影的多种解读 |
1.2.2 女性电影理论的三个发展时期 |
1.3 女性意识 |
1.3.1 女性电影与女性意识 |
1.3.2 母女关系题材电影中的女性意识表达 |
第二章 母女关系建构 |
2.1 识别母女话语 |
2.1.1 厄勒克特拉情结下的交锋 |
2.1.2 女儿是母亲的第二自我——布娃娃游戏 |
2.2 “母女关系”题材影片中的女性身份建构 |
2.2.1 母亲——颠覆传统“圣母”形象 |
2.2.2 女儿——父权家庭中被动的客体 |
2.2.3 妻子——悲剧婚姻的受害者 |
2.3 女性电影中母女关系的形式 |
2.3.1 对立型母女关系 |
2.3.2 相依为命型母女关系 |
第三章 母女关系变化过程中女性意识的具体体现 |
3.1 女儿——从男权话语执行者到女性意识觉醒 |
3.1.1 初潮翻涌的青春期 |
3.1.2 在成长疼痛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
3.2 母亲——冲破男权对女性意识的压制 |
3.2.1 对男权的反抗、家庭话语权的争夺 |
3.2.2 传统母亲形象的异化 |
3.3 母女关系的恶化——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压抑 |
3.3.1 性别意识的觉醒——女儿的日记 |
3.3.2 性别意识的压抑——母亲的剪刀 |
第四章 作品《小伤口》阐述 |
4.1 故事梗概 |
4.2 “母女关系”题材影片的女性意识表达 |
4.3 “对立型”母女关系 |
4.4 女性意识从沉默到觉醒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电影剧本《小伤口》 |
致谢 |
(4)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清代刑科题本的整理 |
(二)清代财产命案的研究 |
(三)清代徽州地方纠纷研究 |
三、资料简介和论文框架 |
(一)资料简介 |
(二)论文框架 |
四、校释说明 |
五、婺源概况 |
上篇 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整理 |
一、动产类 |
(一)钱债类 |
1.婺源县民祝庚因负累代赔钱粮溺毙祝多案 |
校 |
注 |
2.婺源县民江酉因其母以绸袍押米纠纷殴江好身死案 |
注 |
3.安徽婺源县民俞龚因索欠未得殴伤俞仲錞身死案 |
注 |
4.安徽婺源县民胡宠等因被王氏坐索借欠争骂殴其身死一案 |
校 |
注 |
5.婺源县民汪四喜因索欠起衅伤毙胡观喜案 |
注 |
6.婺源县民查接生因被索祭银相詈伤毙查贤案 |
注 |
7.安徽婺源县民潘六得因辞麦索饭不得起衅伤毙俞胜喜案 |
注 |
8.婺源县民戴贤因索租谷争扭拉跌戴顺身死一案 |
注 |
9.安徽婺源县人程福兴因令偿还罚银起衅伤毙陈柏成案 |
校 |
注 |
10.婺源县人余发孙因被索会银起衅伤毙余观保案 |
注 |
11.安徽婺源县民王养因错记米豆起衅误踢程朱氏身死一案 |
注 |
12.安徽婺源县民詹爱春因被索欠争殴伤毙服叔詹育初一案 |
注 |
13.安徽婺源县民吴喜保因被索找屋价起衅伤毙服兄吴文宁案 |
注 |
14.婺源县胡得喜因被剥衣抵欠戳伤胡高明身死一案 |
注 |
15.婺源县民俞爱喜因索欠未得伤毙王叙一案 |
注 |
16.婺源县民侯焰因拦劝索债争殴致伤马鲍身死一案 |
注 |
17.婺源县民人吴喜得等因索债未得伤毙潘四案 |
注 |
18.安徽婺源县民戴广有因肉钱纷争伤毙戴沅一案 |
注 |
19.安徽婺源县民人程五沅等因短少租谷割稻被阻伤毙罗富生案 |
注 |
20.婺源县民人王观组因索讨赊欠酒钱起衅伤毙洪观荣案 |
注 |
21.婺源县客民雷受良等因索欠工钱共殴徐英六身死一案 |
注 |
22.婺源县民程法喜因借欠起衅误伤胡滕氏身死一案 |
注 |
23.皖省休宁县民胡明因索欠纠纷在婺源县伤毙方臭一案 |
注 |
24.安徽婺源县民方富保因支钱不允起衅伤毙吴林氏案 |
注 |
25.安徽婺源县民江志因欠拒赊水菜启衅伤毙胡印案 |
校 |
注 |
26.婺源县民人胡周胜等因借欠纠纷殴毙施得陵一案 |
校 |
注 |
27.婺源县客民董李家老因索欠未得致项张氏失跌身死一案 |
校 |
注 |
28.婺源县民汪圆养因借钱纠纷伤毙老胡一案 |
注 |
(二)农事类 |
1.安徽婺源县民汪元城因牛践荞麦纠纷伤毙汪邦禄一案 |
注 |
2.安徽婺源县民祝细九因挑谷被拦起衅伤毙祝进一案 |
注 |
3.婺源县客民王若先因竽粟被侵摘起衅伤毙余社保一案 |
注 |
4.皖省婺源县民方细彪因阻拦佗木相殴伤毙吕成案 |
注 |
5.安徽婺源县民程观印因捕鱼争殴伤毙戴细九一案 |
校 |
注 |
6.婺源县民人张周胜因索柴刀争殴跪伤胡德淋身死一案 |
注 |
7.婺源县民毕接生因牛践田稲相争殴死毕顺保一案 |
注 |
8.婺源县民程平德因争茅柴殴伤胡彦身死一案 |
校 |
注 |
9.婺源县民人汪组因牛只践食田麦索赔争闹伤毙汪雍沅案 |
注 |
10.安徽婺源县民汪中等因割稻纠纷伤毙胡金各命一案 |
注 |
11.婺源县民叶再孙因喝阻毁茶致跌汪细磬身死一案 |
注 |
二、不动产类 |
(一)田地林木类 |
1.安徽婺源县民程华因砍柴纠纷殴伤汪五身死一案 |
校 |
注 |
2.婺源县民汪春言等因误伐松树争殴伤毙洪纳一案 |
注 |
3.安徽婺源县民孙贵因卖田纠纷殴伤亲叔孙五身死一案 |
注 |
4.婺源县民詹干因公山树木纠纷殴伤汪观胜身死案 |
注 |
5.安徽婺源县民余庆因佃耕纠纷伤毙陈堂等命案 |
注 |
6.婺源县民程汪俚等因佃田纠纷伤毙戴连喜一案 |
注 |
7.婺源县民江榆等因阻拆篷争闹致伤张三安等身死一案 |
校 |
注 |
8.婺源县民韩台生因争树枝殴毙董汪一案 |
注 |
9.婺源县民人毕林桂因疑偷砍山树起衅殴伤程起鹏身死一案 |
注 |
10.安徽婺源县民汪连等因买田纠纷殴毙汪岩保一案 |
校 |
注 |
11.安徽婺源县民许别因越界砍松起衅伤毙孙福祀一案 |
注 |
(二)坟产类 |
1.婺源县民戴玧因倒树开坟争殴伤毙戴豹一案 |
注 |
2.安徽婺源县民俞起一因葬棺争闹殴伤俞全身死一案 |
注 |
3.婺源县民齐天才因王康厝葬塞沟理阻争闹殴其致死等情一案 |
校 |
注 |
4.婺源县民余德远因被毁屋移棺起衅殴毙查三喜案 |
注 |
5.安徽婺源县俞顺等因迁葬父棺被阻谋杀俞再方身死一案 |
注 |
6.安徽婺源县民倪大别等因坟地界址纠纷伤毙程富一案 |
注 |
(三)水权类 |
1.婺源县民董和孙因泄放塘水捕鱼起衅伤毙王毛一案 |
注 |
2.安徽婺源县民程本因堵塞田水争殴伤毙朱氏一案 |
注 |
3.婺源县民李接喜因引灌田亩争吵砍死江法喜一案 |
注 |
4.婺源县民李详喜因阻放田水殴伤余得枝身死一案 |
注 |
5.安徽婺源县民人胡三因车水纠纷伤毙程根兴一案 |
注 |
6.安徽婺源县民汪汶详等因灌水纠纷共殴程幅沅身死一案 |
注 |
下篇 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研究 |
第一章 档案所见清代婺源的财产纠纷 |
第一节 动产类纠纷 |
一、钱债类 |
二、农事类 |
第二节 不动产类纠纷 |
一、田地林木类 |
二、坟产类 |
三、水权类 |
第二章 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成因 |
第一节 命案产生的主要方式 |
一、过失杀人 |
二、故意杀人 |
第二节 命案产生的社会因素 |
一、民事纠纷中的暴力现象 |
二、乡村纠纷调解机制的缺失 |
第三章 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主体 |
第一节 命案主体的职业和年龄 |
一、命案主体的职业 |
二、命案主体的年龄 |
第二节 命案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
一、亲属关系 |
二、非亲属关系 |
第四章 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处置 |
第一节 政府的常规处置 |
一、审理程序 |
二、刑名判决 |
第二节 政府的特殊处置 |
一、对于私和的处理 |
二、对于宽宥的尺度 |
第三节 罪犯羁押期间普遍犯病的问题 |
一、档案所见罪犯羁押期间普遍犯病现象 |
二、档案对罪犯羁押期间犯病记录造伪的原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研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5)精准扶贫“福利挣脱”问题研究 ——以L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1.3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全球的贫困治理 |
1.2.2 关于中国的精准扶贫 |
1.2.3 关于精准扶贫脱贫退出与错评剔除 |
1.2.4 关于福利依赖与反福利依赖 |
1.2.5 精准扶贫中的福利依赖与反福利依赖 |
1.2.6 关于精准扶贫中的另类现象:“福利挣脱” |
1.2.7 文献简评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福利挣脱”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 |
2.1 “福利挣脱”的概念界定 |
2.2 “福利挣脱”的理论基础 |
2.2.1 公共选择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3 精准扶贫“福利挣脱”现象的类型学分析 |
2.3.1 声誉受损型挣脱 |
2.3.2 心理愧疚型挣脱 |
2.3.3 事务烦扰型挣脱 |
2.3.4 政策无用型挣脱 |
2.4 “福利挣脱”的主要危害:“悬崖效应”的产生 |
第3章 L县贫困户“福利挣脱”现象的个案观察 |
3.1 个案选择 |
3.1.1 L县的情况介绍 |
3.1.2 L县的精准扶贫情况 |
3.1.3 信息资料的收集 |
3.2 经验观察(案例) |
3.2.1 声誉受损型福利挣脱 |
3.2.2 心理愧疚型福利挣脱 |
3.2.3 事务烦扰型福利挣脱 |
3.2.4 政策无用型福利挣脱 |
第4章 精准扶贫“福利挣脱”问题的成因分析 |
4.1 瞄准偏离:贫困户参差不齐 |
4.1.1 贫困测量“模糊化” |
4.1.2 错评漏评“不追责” |
4.1.3 个人争穷“抢名额” |
4.1.4 地方争利“揽户头” |
4.2 执行偏离:扶贫工作悬浮化 |
4.2.1 走访帮扶“走过场” |
4.2.2 挂牌宣扬“搞形式” |
4.2.3 督导检查“花样多” |
4.2.4 政策解释“不到位” |
4.3 考核偏离:数字脱贫缺约束 |
4.3.1 目标函数“不对等” |
4.3.2 实际绩效“难测量” |
4.3.3 监督考核“重材料” |
4.3.4 激励机制“不健全” |
第5章 破解精准扶贫“福利挣脱”问题的路径与建议 |
5.1 精准瞄准:消除信息不对等 |
5.1.1 消除委托人“理性的无知” |
5.1.2 引导群众树立正确价值观 |
5.1.3 建立多维瞄准机制 |
5.2 精准执行:避免权责不对称 |
5.2.1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
5.2.2 合理配置公共政策执行权力 |
5.2.3 完善扶贫帮扶机制 |
5.3 精准考核:目标函数一致化 |
5.3.1 推动考核信息公开 |
5.3.2 完善督导考核方式 |
5.3.3 增强激励保障机制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6)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为什么要在精神分析学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拜物教? |
(一)“物”的世界:拜物教批判的现代性意蕴 |
(二)观念拜物教: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的问题承接 |
二、国内外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综述 |
(一)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二)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三、本文研究任务和研究思路 |
第1章 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出场 |
1.1 社会维度:揭示物的神秘底色 |
1.1.1 抽象物支配人:从异化到拜物教的现实困境 |
1.1.2 “物”的幽灵:从价值量到价值形式的理论飞跃 |
1.1.3 资本的逻辑:从商品拜物教到资本拜物教的发展过程 |
1.2 精神维度:沉迷拜物教的内在运转 |
1.2.1 “回到弗洛伊德”: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可能性路径 |
1.2.2 恋物: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域 |
1.2.3 无意识: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逻辑 |
第2章 幻象的沉迷——拜物教的基本样态 |
2.1 商品的符号化:幻象的内在要素 |
2.1.1 符号消费:平等的幻象 |
2.1.2 能指的逻辑:符号的差异化 |
2.2 商品的景观化:幻象的外在情境 |
2.2.1 时空:商品的景观化的幻象途径 |
2.2.2 凝视的机制:情境的殖民化 |
2.3 幻象的作用:构建社会现实的拜物教 |
第3章 欲望的诡计——拜物教的原初动力 |
3.1 欲望的界定 |
3.1.1 欲望的匮乏性:追求“崇高”的拜物教 |
3.1.2 欲望的生产性:无器官的拜物教 |
3.2 欲望与需要 |
3.2.1 历史的需要:欲望的诞生 |
3.2.2 内在的需要:拜物教的驯化模式 |
3.3 欲望与空无 |
3.3.1 他者的欲望:拜物教的底色 |
3.3.2 欲望的诡计:空无一物 |
第4章 意识形态的规训——拜物教的隐性线索 |
4.1 从虚假性到现实性 |
4.1.1 虚假性: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化 |
4.1.2 现实性: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 |
4.2 从同一到认同 |
4.2.1 拜物结构下的同一服从 |
4.2.2 拜物结构下的认同过程 |
4.3 从统治机制到隐秘规训 |
4.3.1 压抑文明:工业社会中的精神批判 |
4.3.2 象征结构:消费社会中的精神建构 |
第5章 打破象征结构——拜物教批判的实现路径 |
5.1 立足非同一性:构建象征结构的致思方向 |
5.1.1 异质性:立足非同一性的生存体系 |
5.1.2 同一性与象征结构的共谋关系 |
5.2 走向象征交换:“消解”式的摆脱拜物教 |
5.2.1 经济交换:生产剩余的现代社会 |
5.2.2 象征交换:打破符号价值的单向限度 |
5.3 穿越幻象:“直面”式的挣脱拜物意识 |
5.3.1 阐释症兆:揭示象征结构的虚假性 |
5.3.2 穿越幻象:发现象征背后的空无 |
第6章 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研究的当代价值 |
6.1 聚焦内在性的关注 |
6.2 开拓对群体的研究 |
6.3 摆脱拜物教的精神枷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7)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一、价值观困境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一、现实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一、农业经济 |
二、商业经济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挣脱不了,又要挣脱”-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城乡交融的命运困境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乡土文学的传统 |
1.2 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 |
第二章 新世纪乡村的观照——渐渐消失的乡土 |
2.1 传统生活方式的退出——从农具的失能说起 |
2.2 生态批评下的乡村困境——生存与保护的抉择 |
第三章 乡下人进城命运书写——在困厄中迷失 |
3.1 进城谋生:从“盲流”到“农民工” |
3.2 城市生活:身份认同焦虑下的迷失 |
第四章 双重主体的再发现 |
4.1 自我的再发现——主体重塑 |
4.2 乡土的再发现——乡村重塑 |
第五章 新世纪乡土文学书写的局限与方向 |
5.1 城乡现实的迷雾 |
5.2 作家的拯救心理 |
5.3 重构城乡关系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方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9)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理由 |
二 选题意义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致谢 |
(10)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三、研究目标及思路 |
第一章 江南文化的孕育及其精神特质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 |
第二节 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追求 |
第三节 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 |
第二章 眷恋与逃离、叛逆: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影响下的文学情感 |
第一节 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 |
第二节 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 |
第三节 守望人性 |
第三章 有韵味的文学探求: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 |
第一节 向着感觉敞开的形式实验 |
第二节 变异的感觉:戏谑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 |
第三节 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 |
第四章 文学新传统的创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 |
第一节 苏童小说的写作策略: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 |
第二节 格非的写作策略:对存在神秘性的窥测 |
第三节 互文与解构:叶兆言的传统的叛逆性书写 |
第五章 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 |
第一节 苏童:堕落与救赎的另类市井南方 |
第二节 格非:幻觉·记忆·救赎——精神江南的地形图展示 |
第三节 叶兆言:经验与超越:叶兆言的细小江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四、市场:挣脱“看得见的手(论文参考文献)
-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2]魔鬼藏身处[J]. 克雷格·拉塞尔,周建川. 译林, 2021(03)
- [3]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女性电影中的母女关系[D]. 王京.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整理与研究[D]. 徐文佳.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5]精准扶贫“福利挣脱”问题研究 ——以L县为例[D]. 廖艳. 南昌大学, 2020(01)
- [6]拜物教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研究[D]. 刘茜. 吉林大学, 2020(08)
- [7]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8]“挣脱不了,又要挣脱”-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城乡交融的命运困境书写[D]. 陈斌.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9]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10]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