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霸权与人生法则——读《总督与画家》

一、话语霸权与生活规则——我读《省长与画家》（论文文献综述）

陈守湖^[1]（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提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吕猛^[2]（2015）在《论吴冠中艺术话语权的构建》文中指出本文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1研究吴冠中的艺术话语权问题。文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横向分析吴冠中在不同场域内各种类型的资本积累与转化,第二部分纵向分析不同时期吴冠中的资本积累与转化。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分别从艺术场域、政治场域和艺术市场场域三个不同场域分析吴冠中在世期间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以及各类资本之间的转化。其中艺术场域是吴冠中资本积累及向其他资本转化的核心场域,故分两个章节论述,第一章论述吴冠中在艺术场域中所积累的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如涉及先后求学于国立杭州艺专、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践行中国画现代化、油画民族化创作及倡导绘画追求“形式美”等艺术主张等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出版大量作品集,拍摄吴冠中纪录片等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当选法兰西学士院艺术院通讯院士、荣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中国“造型艺术成就奖”——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第二章论述艺术场域中的吴冠中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分析其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等社会资本,和吴冠中鸣放艺坛、中外艺术学者推崇之至、交口赞誉、艺术权威机构举办艺术展、研讨会以及收藏佳作等形式多样的象征资本积累；第三章论述政治场域中的吴冠中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主要是由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表现为吴冠中当选中国政协委员、国家领导人出席艺术展等；第四章论述的是吴冠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即吴冠中艺术作品在艺术市场上的行情。值得注意的是,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不断在艺术拍卖市场走高,不断刷新在世画家作品最高价,是由海外艺术市场逐渐转移至大陆艺术市场,并非后者向前者转移。第二部分即第五章吴冠中艺术话语权的构建过程分析,将吴冠中艺术话语权的构建过程分为三个时期：1977年之前“自力更生”的中外资本积累与转化时期、1978年至1986年“并行不悖”的中外资本积累与转化时期和1987年至2010年“交相辉映”的中外资本积累与转化时期,考察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空间、不同场域内,吴冠中各种资本的积累与转化情况。

程凤农^[3]（2014）在《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指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受后现代知识观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许多学者致力于揭去“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面纱，展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性质、来源、生成途径等。如今，教师实践性知识被当做教师的一种知识类型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可和接受，人们越来越重视其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逐渐将知识视为一种超越传统的土地、机器等生产资源的现代资源，并将其称为知识资源。随之，在管理学领域，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资源的功能，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得以蓬勃发展。那么，在教育领域，如何统整教师的知识，如何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进行整合，以促进其生成、存储、共享、应用和创新，就成为教育管理当前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基于此，本文借鉴企业管理中的知识管理理论，提出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进行管理的观点，论述管理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的管理策略。当然，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进行管理的观点并非是本文作者首次提出，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已有数位学者提出此观点并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讨，纵观现有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至少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不充分，有些甚至没有进行相关的论证就提出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的观点；二是对如何进行管理有些学者尝试提出了一些管理策略，但这些策略在整体上呈现出零散的特点，论述缺乏系统性，缺乏深入具体的思考，仅仅是企业知识管理策略的简单移植；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单一，往往局限于文献分析与理论论证，致使其说服力不强。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策略的探讨。尝试从系统的、整体的角度出发，形成有现实操作性的管理策略。此外，本研究致力于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鉴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性质以及学校管理的实践化特征，研究采取理论思辨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共分为五部分，各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解读教师实践性知识本章旨在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进行详细解读，以明晰教师实践性知识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征？来源于哪里？是如何形成的？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进行管理,如何进行管理以及管理中应该注意些什么。第二章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的内涵本章旨在确立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的立论依据。从知识管理的演进历程出发，分析知识管理思想的哲学内蕴以及知识管理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现状，并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阐明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进行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章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的维度本章旨在论证应该从哪几个维度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进行管理？各个维度如何进行管理？每个维度在管理过程中有什么特点？有哪些注意事项等。根据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存在和流动场所，本章指出教师实践性知识应从教师个体、教师群体和学校三个维度进行管理，所以它不单纯是组织行为，也是教师个体进行自我修炼，不断提升的过程。第四章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的机制本章旨在从制度保障方面论述如何进行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需要若干制度保障，这些保障可以分为显性机制和隐性机制两个方面，显性机制包括设立教师实践性知识主管、开发和应用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系统以及催生教师自组织等三方面；隐性机制包括构建成长型激励机制、支持型场域以及形成共享型学校文化三方面。第五章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后的负面影响及预防措施本章旨在从批判的视角去预见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分析原因并提出可能的预防策略。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会不会带来产权纠纷？会不会带来学校管理的过度技术化倾向？会不会使教师的负担加重？会不会消解专家型教师的权威地位？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要预见这些可能的负面影响，要正视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对教师的实践性知识进行管理既有现实的必要性，又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它不是一种空穴来风，更不是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它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教育管理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以促进教师和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手段，更是一种思想，一种艺术。尽管在当前提出这种观点或进行这种实践都面临相当的挑战，但基于学校与知识的天然联结，基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重大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在将来会变成学校的一种自然的、惯常的行为。

张（韦华）^[4]（2013）在《五四一代女作家写作的自我想象》文中认为本文主要以在1917-1927年间登上文坛并获得瞩目的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特别是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等人作为考察主体,通过她们的自我想象以及想象方式来探析女性写作的困境、阻力以及她们的想象对于当代女性主义的启发。在文本分析上,从女性生活的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三重维度出发,阐释女性的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如何对女性视角产生影响并投射在文本的创作中。本文分为九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的缘起、意义、角度与思路。第一章涉及五四一代女作家写作自我想象的书写背景。对于五四一代女作家来说,中国女性的历史与现状是她们言说的出发点；她们自身所具备的个性气质、家学渊源、教育经历以及建立于现代学缘关系的社团期刊的助力,构成了五四一代女作家书写的前提。第二章阐述了五四一代女性作家进行“自我想象”的参照对象。中国近现代男女先觉者们根据时代社会要求将未来女性想象投注在国民之母、女医生、学法中西的女学生、救亡图存的女英雌、具有健康性意识的女性身上,这些理想化理念成为五四一代女作家的想象参照。第三至第七章阐述五四一代女作家自我想象模式以及在文本中的形塑。第三章分析了在现代世界中仍然固守传统价值标准存活的女性形象,在新旧夹缝中挣扎存活的旧式少女、旧式太太以及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他者”的存在,但是她们也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身上发现了女性隐忍、坚毅、刚强却不麻木的精神新质,重新评估了自我与民众的关系。第四章论述了五四一代女作家对女学生身份想象。她们的理想模式是接受教育独立自主的现代女学生,启蒙普罗女性群众完成妇女解放,具有建设时代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前行的道路曲折漫长,部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依然成为封建传统道德的牺牲品；有的以爱情自由表达对传统的反叛,有的却陷入情与智的冲突；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她们转而投向母爱的庇护,书写了母爱的神话,在同性之爱中找寻精神同盟；在这过程中女性性意识逐渐觉醒。第五章分析五四一代女作家文本中的家庭女性谱系。具有现代意识的女学生走出校园,大部分走入了婚姻,将自我的个性与家庭责任调和,成为了新贤妻良母,拥有独立的人格,却仍在传统的性别秩序面前寻找心灵的自由。第六章论述五四一代女作家对于自我职业道路的想象。五四一代女作家在自我职业道路的追寻上,伏案笔耕的女作家是她们对于自我的定位,尽管事业与婚姻家庭不断发生矛盾,但是她们却在冲突中不断坚持自己的写作,因为写作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展现女性的困境、挣扎与努力。她们以自己的写作努力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在其中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第八章阐述了女作家们对于女性与时代政治、国家民族之关系的想象。在五四女作家庐隐作品中走向革命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发现女性与时代政治的融合。但是大多数五四女作家们对于国家、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的霸权统识还是抱持着警惕的态度,在创作中表现个人化的创作倾向以及在虚拟的儿童世界想象中消弭性别写作的焦灼感。余论部分讨论了五四女性写作自我想象对于未来女性文学的影响与启发。在丁玲、谢冰莹、葛琴、杨沫、萧红、刘真、张爱玲、茹志鹃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冯沅君、庐隐、凌叔华、陈衡哲等五四一代女作家的影响,她们在社会转型期的身份认同、自我想象以及面对困境的处理方式对于当代的女性写作是有所启发的。

周岩^[5]（2013）在《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想象 ——以新时期中国城市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文中认为本文以现代性体验为基本理论视角,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现实题材城市电影的细读来分析当代中国电影的城市想象,探讨这些城市想象图景的建构特点与流变规律。综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城市电影,主要呈现出以下想象图景：通过响应改革的城市主流人群建构的“美好憧憬中的光明之城”,通过社会转型中城市普通人群呈现的“五味杂陈的市井之城”,通过城市边缘人群展现的“无望漂泊的异化之城”,通过城市多元人群表达的“多彩多味的情感之城”。从憧憬到彷徨与反思、再到以情感重建现代城市,成为城市电影对现代转型体验的流变主线。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第二章到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探讨了：以第四代为主体的电影人基于现代化憧憬来展现城市改革的影片；以第五代为主体的电影人基于震惊体验和道德反思来呈现城市变迁的影片；早期新生代电影人基于底层体验来表现城市边缘的影片；新生代中更年轻的电影人与第五代、早期新生代电影人共同基于情感体验来反映多彩城市的影片。第六章作为结语对主体部分论述进行总结,并根据影片中的人群呈现、空间呈现和时代语境三个层面进行概述性梳理。30余年来的城市影像基于艺术真实,从整体上反映和记录了中国城市的现代转型和变迁历程,展现出当代国人的生命体验,具有影像历史的记录意义。

宋喜坤^[6]（2011）在《萧军和《文化报》》文中认为萧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着名作家,他以传奇性的经历、游侠般的姿态闯入中国现代文坛,在带给中国文坛一个全新场面的同时,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30至1940年代的萧军以其独特的文学贡献、正直孤傲的独立品性,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鲁迅先生曾当面向埃德加·斯诺郑重推荐,将萧军纳入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的最优秀的作家行列；1937年日本文学评论界将萧军比作中国的“萧洛霍夫”,称其为“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给予他“鲁迅死后唯一旗手”的地位。虽然萧军在文艺界有较大的影响,但其独特的个性也让他成为集毁誉于一身具有争议性的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萧军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向文学的边缘游走。哈尔滨“《文化报》事件”的发生,使萧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流亡者”和“文学边缘人”。“《文化报》事件”发生在1948年,是指《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文协”对“萧军问题”的处理和批判。为同《文化报》争夺文艺领导权,受宗派主义严重影响的《生活报》诬陷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布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停止对萧军及《文化报》的一切资助,《文化报》被迫停刊。此后,东北开展了数月之久的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活动。1981年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为萧军做出了正式的结论,推翻当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称其是“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文化报》事件”是萧军文学和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事件发生后萧军被迫离开文坛32年,除经毛泽东批示得以发表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等作品外,萧军几乎与文学界绝缘。“《文化报》事件”可以看成是解放区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一场交锋,是党在东北解放区的试验场,是对建构新的文艺体制的一场实验。研究《文化报》,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实,对萧军研究、东北地域文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运用传播学、社会学、政治文化学、革命心理学等理论,结合丰富的萧军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以《文化报》为文本进行系统研究。文中论证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对其恪守五四知识分子独立品性和精神立场的作用和影响；点明《文化报》上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新启蒙实践”；分析了《文化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贡献；探讨了两报论争的主客观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对萧军和《文化报》的批判既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又是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根据研究需要,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以《萧军日记》和萧军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的含义、表现、成因及特征,得出新英雄主义的定义,并比较了新英雄主义与原英雄主义的异同。通过对新英雄主义的理论构建和行为构建过程的考察,提出新英雄主义的“双核心思想”和“半步主义”观点,进而分析了萧军“双核心思想”的新英雄主义价值观和文艺观对其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二章：萧军是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急先锋,他在《文化报》上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一场新启蒙思想的实践运动。本章系统阐述五四启蒙、30年代新启蒙、延安革命启蒙、东北新启蒙的涵义,探究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东北新启蒙存在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考察萧军的启蒙表现,并明确萧军在《文化报》上的启蒙方式是受新英雄主义影响的“双轨道启蒙”。最后,从文化哲学思辨的角度来探讨新启蒙和五四启蒙的关系,指出东北新启蒙的本质是五四启蒙,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继承和扬弃后的隔代传承。第三章：以《文化报》为文本,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再现原生态的“《文化报》启蒙文学”,分析了它的生成和传播过程,指出在“双核心思想”指导下的“双轨道启蒙”构成——文化内核是五四启蒙,重要组成是革命启蒙,必要补充是社会启蒙。“双轨道启蒙”是将三种启蒙思想完美而和谐的融合为一体的成功尝试,为启蒙运动史积累了经验。关于萧军在《文化报》上的文学创作,本文从作家和报纸的文体选择和杂文创作两方面予以了探讨。最后,对“文化报启蒙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美学诠释和贡献评说。第四章：本章重点是还原和再现了两报论争,阐述论争的起因、过程、结局和发展。通过解放区文艺界文学论争的不和谐前奏,可以看出在对《夏红秋》、《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网和地和鱼》的论争和批判中,政治标准代替文艺标准,宗派主义行帮作风的苗头已经出现,《生活报》对《文化报》的批判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由“王通”引发的萁荳之争,开启了边缘与主流、民间与正统之间的对话,为两报论争正式拉开了大幕。经过对论争双方文章的辨析,可以得出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罪名不成立的结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介入加速了论争的进程,影响了论争的结果,萧军最终被迫离开哈尔滨文坛。《文化报》被停刊导致萧军东北新启蒙实践的流产和东北地域乡土文学的终结,东北作家群在继上海分离、延安失和之后终于解体。在后来的运动中,“《文化报》事件”被一遍遍“朝花夕拾”、旧事重提,萧军也因之被一次次批判。第五章：“《文化报》事件”所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既有党为建立东北解放区新的文化秩序而刻意对东北知识分子的改造,又有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这其中又掺杂了以封建行帮意识为中心的宗派主义思想因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部分,着重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义的不确切性和模糊性,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精神立场,指出将知识分子纳入到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之内,是对知识分子本真状态下的独立、自由、自主精神和知识分子尊严的打击和摧毁。对地域文学的改造,重点突出了对“伪满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改造。对于宗派主义,则是以历史的眼光考察、分析它对革命对文学的巨大危害。《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是建国前解放区文艺界最后一次重要思想论争,是从“前文革”到“文化大革命”过渡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是这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文化报》事件”,显示了主流政治话语对文艺的霸权,见证了东北新文化秩序建构的全过程,为后来的政治文化批判斗争提供了样本。它所引发的反思和启示,对研究萧军文艺思想、党在哈尔滨的文艺政策以及东北解放区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房伟^[7]（2009）在《艰难的生成与暧昧的整合 ——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宏大叙事”,是解读1990年代小说关键词之一。对“宏大叙事”的理解,直接影响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面貌、整体框架和内在评定标准。然而,对该概念的使用范围、内涵、局限、在当代中国的复杂意义生成状态,我们还缺乏清晰认识。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理论,首先是西方后现代哲学家推出的术语,原义指呈现出整体性、宏大性的现代性神话,后被扩展为一种人类整体性、宏大性的思维方式。利奥塔将宏大叙事分为启蒙解放与哲学思辩两个类型。启蒙解放叙事,主体是人民,目标是自由,人类从宗教和封建专制中摆脱出来,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确立。思辨叙事,则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也是知识与理性,追求科学合法性的话语策略。宏大叙事概念,伴随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思维的解构应运而生,本义的负面色彩浓厚,在解读上也存在很大争议。在向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延伸时,后现代思维对“宏大叙事”的认识,更具一定偏颇性——特别是该理论在阐释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时候。就中国语境而言,宏大叙事概念伴随后现代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登陆中国,并在1990年代风行一时。它既有利于解读文艺界新现象,也造成多重“误读”,理论阐释和文学创作实际的脱节,更影响到文学批评导向,及作家的创作心态。对1990年代小说,我们目前文学史认知的一个常识性判断,就是“宏大叙事解体”。但是,宏大叙事的价值何在,宏大叙事对1990年代小说的合法性,1990年代小说中宏大叙事是否解体并消失,以及宏大叙事如何解体,多元叙事如何确立等问题,目前学术界还缺乏有份量的研究专着。我认为,在目前理论前提下,宏大叙事,可以被看成一种人类“趋向整体性、宏大性的”思维方式,一种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本质性因素。涵盖全社会的宏大叙事权威,在1990年代中国已趋于解体。然而,正如现代性发育,对后发现代中国仍具合法性,1990年代小说“中国宏大叙事”,也并没有终结,而是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解构与建构”并存,“个体神话”与“集体影像”杂糅的空间化情况下“艰难再生”。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启蒙思想、国家民族意识、革命意识等不同宏大叙事类型重新“暧昧整合”的过程,充满了碰撞、嫁接、拼贴与融合,并展现出独异的“中国特色”。在绪论与上篇部分,首先,我梳理了宏大叙事理论的概念生成,以及围绕它而产生的争论。这里,我强调了两点。一是后现代理论下宏大叙事概念的内涵,二是指出这种以解构姿态出现的“宏大叙事”语义的缺陷。其次,我研究了宏大叙事与现代小说结合的过程,并分析了现代小说中宏大叙事的美学因素。它不仅可以表述为经典现代小说的本质性形态,也可以成为结构性要素;它不仅是小说思想意义、小说主题、小说技法、小说美学风格、也是一种构成性的小说叙事策略。再次,我从总体上,重新指认了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的特点。一是1990年代小说对宏大叙事的三重误读,即宏大与个体的对立、宏大叙事的终结、解构与建构的对立;二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文学史逻辑,即无法断裂的断裂性;三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文学史形态,即理论与创作错位、并置性生成、杂糅式整合。这些特点,既给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表述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又蕴育着有中国独特文化经验的“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具体而言,在1990年代中国小说中,有两种非常明显的宏大叙事性质素。一是启蒙宏大叙事,二是国家民族叙事。启蒙宏大叙事,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暂迷茫后,在反思和有限个体性原则下,推向了新的人性深度表述。它可以大致划分为批判性个体、世俗性个体、和谐性个体三个类型。在批判性个体小说中,存在着悲剧抗争意识与死亡意象,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反思视角,隐含作者与叙事者、主体性人物价值趋同,有限个体化历史反思四种宏大叙事特点。悲剧抗争与死亡意象,为集体性激进启蒙唱响了挽歌。而“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反思视角”,“隐含作者与叙事者、主体性人物价值趋同”的双重叙事策略,则一方面标志着“对封建权力专制的反思”与“对启蒙的反思”同时并存于这类批判性小说中;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些批判性启蒙小说,人物、作者与叙事者在相对平等关系下,重塑启蒙理性的努力。在世俗性个体小说中,存在革命与世俗的悖论,女性身份与文化权力的世俗表述困境,世俗幽默的主体焦虑三种宏大叙事表现形态;世俗个体对革命叙事的解构,伴随着世俗个体神话的生成。然而,革命却在“青春期的转喻”、“区隔革命恐怖与理想主义”等策略中,成为精神怀旧与市场化暧昧整合,从而将颠覆的冲动与叛逆的解构杂糅一体。女性身份和权力的构建,也在消费文化的挪用和改写之下,面临着内在危机。而世俗性幽默小说,在利用“幽默”找到世俗个体信心时,也使“话语过量”的焦虑,时刻阻挠着主体性的完成。和谐性个体小说,则存在日常生活的审美提升、伦理美乌托邦、虚构历史的轻逸想象三种宏大叙事倾向。和谐性个体小说对日常经验的“审美化提升与反思”,是其策略之一,展示了1990年代小说家向和谐美回归的审美趣味;伦理美乌托邦在结合“启蒙”与“传统美”时,则表现出巧妙的“意识形态规避性”;而从历史虚构到虚构历史的转变,“轻逸”的古典想象,在先锋转型之中,有着削平深度、将启蒙变为通俗故事的内在危机。同时,我还以“余华小说的两次转型”与“王小波小说中的革命+恋爱”为个案,进一步分析启蒙宏大叙事在“解构”与“建构”并置,“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情况下新的可能性与表述困境。余华从否定宏大叙事,到认同世俗性启蒙,再到生硬地回归宏大叙事,深刻地验证了一部分启蒙叙事小说的内在逻辑。而作为“文坛异数”,王小波改写“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重构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性爱与爱情的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从而有效反思了集体性启蒙弊端,张扬了个体精神自由、欲望合法性、智慧与创造力,凸出了启蒙的有限个体性原则。国家民族叙事,也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重要表征。就其整体性特点而言,1990年代小说中国家民族叙事最鲜明特色,就是“文化复兴现代中国”。这是继五四以来“他者的启蒙焦虑”、“建国神话”后,国家民族叙事新的核心内涵。这种内涵在1980年代已初现端倪,并在1990年代不断发育,成为比较鲜明特点。“文化复兴现代中国”,一方面,延续了国家民族叙事的现代性品质,以现代国家民族主体的塑造为其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他者启蒙”对本土传统文化的遮蔽,以及“建国神话”中阶级革命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改写。同时,这一特点的出现,也使1990年代中国国家民族叙事,更具主体性与开放性,允许国家民族意识与革命叙事、启蒙批判、通俗消费文化以“杂糅”与“并置”的方式加以整合。具体而言,1990年代小说国家民族叙事呈现出“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与“民族文化史诗”两种叙事倾向。“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是延续80年代改革小说的,新主流意识形态宏大艺术策略,从属于“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设计。这一新宏大主题,使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顺应时代潮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规范下,不断调整与整合,并生成了“主旋律小说”,这一特定的小说宏大叙事美学。这种“凸出主体、容纳多声部”的叙事策略,杂糅政党利益、阶级革命叙事、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启蒙批判与大众通俗消费意识。它围绕国家民族意识核心,形成由近至远,既有核心价值,又杂糅而开放的同心圆式体系结构。主旋律叙事不仅有效整合了各种小说类型（即新改革小说、新军旅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官场小说）,而且在每种类型内部,也都复制了这种稳定结构形态。再次,就“民族文化史诗”而言,国家民族叙事,从启蒙史诗与革命建国史诗中挣脱出来,在“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主题下,不断拓展史诗的空间和时间建构,从而形成现代小说的史诗主体。在叙事空间感上,它表现为原有叙事空间的拓展,以及新的叙事空间的生成。在叙事时间上,表现为民族文化时间记忆的复活。通过这两种方式,中国国家民族叙事打破了“他者启蒙”、“阶级建国神话”的文化被动性,展示了独特现代性经验。就国家民族叙事空间的拓展与塑造而言,“边地小说”对国家民族叙事中的现代性权力结构复制,通过超然的叙事者,暧昧的价值态度,使得“边地的边地”的故事,复制了西方/中国的权力关系,成为中国国家民族想象内部,建构现代性关系的一种方式。对“城市中国形象”塑造而言,则是通过“城市怀旧”与“都市新女性”两种策略来完成的。论文以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在该小说世俗怀旧神话对宏大历史的虚假对抗性、哲学分析性语言与世俗性语言的缝合与绽裂、“城市史诗”内在悖论、小说的“空间阴性化”价值形态四个特点之中,总结其“怀旧化”城市中国形象塑造的得失。对“都市新女性”而言,论文以《上海宝贝》为例,寻找其在个人化表述、消费文化与宏大叙事间暧昧的缝合策略,阐释1990年代语境“变形”的宏大表述。对“异域中国的想象”,本论文则通过《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乌鸦》、《扶桑》等作品分析,通过“国家民族主体”与“他者”的三种想象关系:“征服”、“羞辱”和“平等”,女性自恋、女性自虐与他者得女神三种主体塑造方式,来考察这个想象过程。就国家民族叙事时间记忆层面复活而言,则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和整合。这种传统记忆重生,使很多原本在启蒙批判、阶级革命中被压抑的传统文化信息得到释放,不但使现代性的构成,更加丰富与多样化,且使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并置,更为明显。在宏大叙事话语形态中展现出新的中国特色。该论文通过《白鹿原》、《九月寓言》等长篇小说,在“现代视野下乡土中国时间体验的儒家宗族文化”、“另类诗性传统记忆的复活:在野地和海洋之间”等切入角度,分析了传统记忆复活的形态及其危机。最后,该论文又进一步说明了西方意义下的后现代小说形态,以及其缺陷。论文指出,宏大叙事,作为一种人类思维方式,并不能简单以解构或消亡论,就可以消除。它是人类“获得认可欲望”的一种现代标识。同时,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形态,也深深影响了新世纪中国小说的表述方式,使得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闫红^[8]（2007）在《铁凝与新时期文学》文中认为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贯穿性作家,铁凝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复杂存在。她的创作虽与新时期文学主潮若即若离,却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默契。论文揭示了铁凝以多重身份的写作（政治身份、知识分子身份、女性身份、知青身份）全方位的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这几重身份既矛盾碰撞又和谐统一,形成了既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价值规范,又尊重生命意义和个体自由超越的现代性价值理念,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边界;她极具东方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实现了文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她是一个既受大众文化欢迎、又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并坚守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她以自己独特性的创作抵达了时代精神和文学殿堂的顶峰,成为能够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几个重要作家之一,这意义丰瞻的“铁凝现象”本身显示了她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价值。本论文作为铁凝的整体研究,在新时期文学的宏阔背景上,以新时期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为“经”,以作家主体不同身份写作共时性审视为“纬”,以对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创作的尴尬生存与自主性坚守、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独特的美学价值为补充。可以避开传统的研究模式,既从文学史出发来研究和发现铁凝的独特性、丰富性,且能以现代性、身份写作为价值坐标穿透其复杂多义的叙事文本,对其繁复的文学意蕴做出合乎真理性的阐释,以期在学术层面上达到对铁凝研究的整体性突破。同时,以铁凝为参照来审视和反思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问题,可以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收获,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和价值重建提供借鉴和启示。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通过对铁凝政治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写作在新时期主流文学中的价值的研究,重新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下,铁凝的政治身份经历了被动认同、艰难对接、主动选择、和谐建构过程。她的政治认同是与鲁迅先生的“听将令”相一致的,是自己所选择的具有时代先进思想和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性政治,在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伤痕文学”、“主旋律”文学等主流文学创作相比,铁凝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文坛的僵化政治思维和概括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在文本中把对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论证、文学本体的审美品格和人性深度融为一体,极大的提升了主流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铁凝实现了文学与政治最大程度上的优化,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的想象关系的桥梁。第二章通过对铁凝知识分子身份写作的研究,辨析这种写作在新时期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中的特征和意义,关涉知识分子叙事中话语表达、职责担当和文化重建的问题。论文通过铁凝与新时期的“新启蒙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对比研究发现:在80年代,铁凝继承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冲破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和新时期文学的“集体叙事”,以对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实现了个体对群体的穿越和超越;90年代铁凝以知识分子的“边缘和守卫”的姿态建构着真善美的文学,避免陷入“新写实小说”的理性主体的缺失和道德理想消解的审美现代性困境,获得现代性叙事的短暂平衡;新世纪,铁凝在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完美融合中建构起崭新的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为后革命时期建构宏大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审美表达的借鉴。而众多“新历史”小说在对“宏大叙事”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贫乏中陷入“史诗化”的困境。铁凝规避了知识分子现代性认同中过度自我或消失自我的尴尬,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叙事文学提供一个跨世纪的重要启示。第三章对铁凝女性小说作重点分析并辨析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得失。铁凝把现代性理念与传统观念优势互补、把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艺术契合,冲破传统男性文化束缚与西方女性理论误导,建构起铁凝独有的女性形象系列和真善美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拯救女性文学叙事的危机。论文认为,铁凝女性身份的认同经历了诗性自我、女性自我、理性自我的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铁凝以诗性自我塑造了以“香雪”为代表的美仑美奂的少女群像,弥补了新时期初期深陷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写作的匮乏;80年代中期以后,铁凝以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在审丑与审美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对女性自我的超越,既是对张洁、张辛欣们忽视女性本体生命欲求的弥补,也是对林白、陈染们过度陷于女性偏执的警醒;在新世纪,铁凝的《笨花》体现了女性意识叛逆后回归新的时代精神和宏大话语的趋向,预示了新世纪女性文学审美态度上的重大转变。第四章参照价值现象学理论对铁凝知青身份的写作进行阐释,同时对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复杂流向及其局限性作出探讨,为知青文学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话题。铁凝较早以作家的眼光和独立的姿态表现“文革”和知青生活,《村路带我回家》、《麦秸垛》中,她超越了纯粹的知青作家的政治尖锐性和功利性,以个人化叙事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工具性要求的游离而具有了现代性意义。《玫瑰门》、《大浴女》对文革中肆意放纵的恶魔性、对我们民族文化基质中的痼疾进行冷峻的批判和反思!铁凝知青身份写作弥补了知青文学的缺憾,呈现出拯救与逍遥的不同的审美姿态与价值承担。第五章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借用布迪厄有关文化生产场域的理论,研究了90年代以来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与消费文化的奇遇与突围,以及文学的自主性问题。铁凝与畅销书“布老虎”的接触与疏离,显示了她对消费文化资源的挪用和反思中坚守住了作家的独立身份;她的小说与影视改编从共生共荣到背离变异的关系沉浮中,揭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的绞缠;而网络中的铁凝则被消费社会抽空了文学家的内容,改写为时尚的符号或明星。铁凝的经历代表了知识分子悬浮于大众消费文化中自救的焦虑和确证的艰难,她对文学的人文本性和美学本性的坚守说明,作家应以富有活力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更广阔的指向社会,才能建构起文学自主性。第六章从审美层面对铁凝创作美学价值进行分析,进而讨论新时期文学中诗性失落和审美褊狭的问题。论文认为,铁凝以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和意义化的创造性抒写,实现了对诗化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对当下日常生活叙事中诗意消解、意义流失的补救;其极具东方美学风貌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涤荡污秽暴力的美学褊狭,是对当今文学创作中审丑与审美失衡的纠偏;而其对文学理论的探求和文学创作规律的总结也显示出内在的生命力和独创性。铁凝创作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审美价值提供了当代文学所缺乏的东西,对建构文学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开启了新世纪文学通往艺术审美的回归之途。研究得出,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她是一个对真善美执着追求的、代表时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纯文学作家,是新时期的文学洛神。她为建构当代文学相对稳定和谐的表意系统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指出了铁凝创作的局限性和当代名作家创作危机,如何使中国文学在21世纪把握历史机遇,创造新的辉煌,是铁凝等中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都须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

曾庆江^[9]（2002）在《话语霸权与生活规则——我读《省长与画家》》文中研究指明

二、话语霸权与生活规则——我读《省长与画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话语霸权与生活规则——我读《省长与画家》（论文提纲范文）

（1）“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2）论吴冠中艺术话语权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3）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五四一代女作家写作的自我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5）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想象 ——以新时期中国城市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6）萧军和《文化报》（论文提纲范文）

（7）艰难的生成与暧昧的整合 ——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铁凝与新时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话语霸权与生活规则——我读《省长与画家》（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2]论吴冠中艺术话语权的构建[D]. 吕猛. 南京大学, 2015(12)
• [3]教师实践性知识管理研究[D]. 程凤农.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4]五四一代女作家写作的自我想象[D]. 张（韦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3(02)
• [5]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想象 ——以新时期中国城市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D]. 周岩. 浙江大学, 2013(08)
• [6]萧军和《文化报》[D]. 宋喜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7]艰难的生成与暧昧的整合 ——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研究[D]. 房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09(09)
• [8]铁凝与新时期文学[D]. 闫红. 山东师范大学, 2007(04)
• [9]话语霸权与生活规则——我读《省长与画家》[J]. 曾庆江.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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