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家：动物疫源疾病越来越多（论文文献综述）
王昭华,王士桥[1]（2021）在《自然疫源地治理：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及其法治逻辑》文中研究表明自然疫源地作为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源头和温床,攸关人民的生命健康、生态系统的正常状态以及生物的正常生存。基于这一地位,自然疫源地治理成为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所在。因应生物安全治理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自然疫源地的治理逻辑呈现出科学理性、规则理性和社会理性三重维度。自然疫源地治理欲取得良好效果,首要工作就是理顺前述治理逻辑。然而,疫情频发的现实说明,该治理逻辑之通畅尚面临实质和形式双重困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因此,在全面维护生物安全的新时代,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自然疫源地治理体系予以重塑,是纾解治理逻辑内在抵牾、提升自然疫源地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而就改革进路而言,则主要包括矫正立法理念、重塑治理主体、完善治理机制、调适治理目标这几个方面。
李艳君[2]（2021）在《气象因素对呼吸性传染病的发病分布影响及非药物干预措施对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前言:呼吸系统传染病是世界范围内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造成全球约400万人死亡,在直接医疗费用和间接生产力损失方面给社会经济以及卫生系统造成了巨大负担。此外,近年来新兴的呼吸道病毒,例如H5N1禽流感病毒、导致2009年流感大流行新型H1N1病毒以及2019年出现的SARS-Co V-2病毒等,均对全球健康和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流行性感冒（Influenza）,简称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性呼吸道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流感病毒感染是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原因,与14%的急性下呼吸道疾病相关,每年有5-10%的成年人和20-30%的儿童感染流感,导致全球300-500万例严重病例,约100万人死亡。尽管目前针对流感病毒有疫苗和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但由于病毒变异等多种综合因素,每年由于流感病毒感染仍会对全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造成重大影响。流感的季节性表明,气象因素可能对其传播具有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每年约有340万例与流感相关的门诊病人和8.8万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中国地域广阔,气候类型多样,根据积温分布,全国划分为5个温度带和1个特殊的青藏高原区,了解我国分布于各温度带省份的流感流行的趋势特征,对从国家层面宏观把握全年流感流行的动态分布,提前部署公共卫生防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气象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导致呼吸系统传染病病毒的生存和传播,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气象因素对空气污染物的形成和分布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呼吸系统传染病中的肺炎是全世界儿童最主要的传染性死亡原因,2017年,肺炎导致全球超过80万名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占所有5岁以下儿童死亡构成比的15%。有研究指出儿童肺炎感染水平不仅与病原体和遗传因素有关,气象和空气污染物也是导致儿童感染肺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儿童每单位体重的空气吸入量大于成年人,并且鉴于儿童的免疫系统和各个器官仍然处于发育阶段,使得儿童成为一个对于危险因素暴露更加敏感的人群。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儿童目前对空气污染的暴露是以前几代人未曾经历的,据预测,这一代在生命后期罹患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水平将是空前的,肺炎引起的疾病负担可以也应该被预防。因而,探讨气象因素及空气污染物对我国儿童肺炎感染的影响对于人群加强个人防护以及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中文简称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全球范围内实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和非药物干预措施（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NPIs）,包括封城、封闭学校、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带口罩、手卫生、公共场所消杀、保持社交距离等。由于新冠与流感一样,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被认为是呼吸液滴,各种NPI的采用目的是大幅度减少人群的接触率,从而减缓病毒的传播,因此,这些针对新冠预防的NPIs措施对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的传播也起到了相同的遏制作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同处北温带的中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韩国在流感流行模式上是否还呈现出相似的季节性特点?或者说是否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在影响力比较大的国际和国内水平的NPIs作用下,以上国家的新冠病例发展趋势是怎样变化的?此外,由于NPIs措施也是防控其它传染病传播的有效途径,在这些措施下,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哪些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下降与否、高峰何在、幅度如何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在呼吸性传染病中,流感和新冠都能引发全球大流行,由于其影响规模广泛,波及人口众多,引发了全球学者的广泛研究,为了全面了解本课题研究领域的相关进展,我们首先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该领域的发表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详实的文献学基础。研究目的:（1）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全面了解气象因素和NPIs对流感以及COVID-19流行影响作用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而为本研究的设计开展提供翔实客观的文献学支撑。通过梳理该研究领域的国家、作者、研究主题以及文献被引情况等信息,并对文献特征进行客观分析,全面掌握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现状及热点问题,所得结论将为本研究下一步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2）通过开展基于省级水平的流感流行模式以及流感流行和气象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了解我国分布于各温度带省份的流感流行的趋势特征,对从国家层面宏观把握全年流感流行的动态分布,提前部署公共卫生防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分析NPIs措施对北温带国家新冠和流感流行趋势的影响,辨析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受各国疫情防控政策和NPIs措施影响,同处北温带的中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的流感流行季节性特征和流感流行变化趋势,以在新冠和流感同时开展常态化防控的未来给出一定的支撑依据。（3）利用气象因素和大气质量监测指标对中国沈阳地区儿童肺炎发病的影响及建模分析,以探查大气污染物以及气象因素的短期效应与沈阳地区儿童肺炎门诊日就诊人次的相关性。（4）通过比较2009-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发病规律,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研究2020年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的变化,探索NPIs对不同传播途径的传染病的作用大小及其强度。材料与方法:第一部分的研究综合使用Cite Space和R软件,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来呈现气象因素及NPIs与流感及新冠联合研究领域已发表文献中科学知识的可视化。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结果获得气象因素及NPIs与流感及新冠联合研究领域的发文趋势,主题演化趋势以及当前研究热点,指导论文其他部分的研究方向。第二部分研究通过利用月平均年度百分比（Monthly annual average percent,MAAP）作为评价流感病毒流行水平的指标,将MAAP之和达到全年75%的最少几个月份作为本年度流感流行期,绘制2005-2016年间中国各省气象及流感流行的分布特征图。通过SPSS软件计算各省气象因素和MAAP的相关性,根据第一部分的文献计量学结果,我们在此处纳入的气象学指标包括温度、相对湿度、气压及降水,进而应用R软件绘制全国逐月流感流行分布图及各省流感MAAP同气象因素趋势图。选取位于北温带的9个国家为代表性研究对象,基于人口密度计算各国的流感发病率,通过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展示各国2015/16至2019/20流感季流感病例整体及分型毒株的流行趋势,以及2020年1月以来,在WHO和各国代表性卫生事件及NPIs的作用下,不同国家之间流感病例和新冠病例的发病变化趋势。结合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NPIs措施,绘制各国新冠疫情发展变化趋势。通过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新冠发病数据的存储和前期处理,插图,涉及到的R包包括ggplot2以及ggpubr等。在文献计量学和第二部分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第三部分研究选定与气象因素相关性较强中国北方城市沈阳作为研究地点,通过构建基于泊松分布的广义相加模型探讨环境气象因素对沈阳地区儿童肺炎发病率的影响。在控制住星期几效应、节假日效应和周末效应之后,通过模型的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赤池信息准则）数值进行最优模型的选择,构建单污染物模型和多污染物模型。文献计量学分析显示有关NPIs措施的建模研究目前属于该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第四部分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模型研究2020年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的变化,探索防控措施对不同传播途径的传染病的作用大小及其强度。假定传染病月别发病数据具有一定季节性、周期性和趋势性的时间序列规律。通过传染病的月别历史发病率拟合最优的时间序列模型并预测下一年的传染病发病率。考查模型的准确性,候选模型包括指数平滑和SARIMA模型。结果:文献计量学显示气象因素与流感联合研究的文献发表量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而NPIs与流感及新冠的相关性研究在2020年前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但2020年相关文献发表量呈现出暴发式增长。温度和湿度是气象因素和以流感为代表的呼吸道传染病相关性研究的主要气象学因素。在我国,随着纬度的增加,各地区流感流行的全年集中趋势越显着,流行期相对缩短,流行月份主要集中在冬春季,高纬度地区流感流行强度与气象因素的关联性较低纬度地区更显着。气温、气压、相对湿度和降水四项气象学指标中,气压和各地区流感流行强度呈正相关,除中国南方个别地区,气温、相对湿度和降水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流感流行强度呈负相关。北温带各国历年流感流行曲线均呈现典型的单峰模式,且都集中在冬春季节流行,人口密度校正后的流感病例数显示美国和加拿大历年的流感流行情况较其他国家严峻。受NPIs的影响,中国2019/20流感季的监测数据从第2周起就开始迅速下降,第9周左右就提前结束了本季流感,其他大部分国家本季流感流行趋势也在第10周左右集中出现下降趋势。中国在一系列严格的NPIs的出台和全民高度配合的下,于3月初就控制住了新冠疫情进展,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发展在四月初到四月中旬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新冠发病趋势后续又出现不同程度的抬高。由于缺乏各国NPIs开展和执行力度的详细数据,我们选取的代表性公共卫生政策及重要疫情防控事件的发布时间点和各国新冠发病趋势的相关性并不明显。通过对沈阳地区儿童肺炎发病情况和环境气象因素的建模分析,我们发现单污染物模型中O3对模型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PM2.5和SO2。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O3、平均气温、PM10、平均气压、风速和日平均相对湿度作为变量纳入到最终的多污染物模型当中。一定数值范围内,O3对儿童肺炎门诊量的效应随着其浓度的上升而变弱,平均气压和日均相对湿度对儿童肺炎门诊量的影响变化不大,风速达到3.5m/s左右时,对门诊量的影响最为显着,PM10则在125μg/m3浓度左右达到最大效应。通过对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情况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我们发现时间序列模型对大多数病种发病率的拟合效果都比较良好。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与时间序列预测值相比,以飞沫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实际传染病发病率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次为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再次为消化道传染病,对虫媒与自然疫源性疾病作用最小。结论:（1）温度和湿度是气象与以流感为代表的呼吸系统传染病联合研究的主要气象学因素。既往关于NPIs与流感的联合研究并不算多,2020年相关研究迅速增加,并将主题进一步细化,比如手卫生、接触追踪等,此外和NPIs相关的模型研究也形成了新的研究类别,关于NPIs与呼吸系统传染病的建模研究可能将持续其研究热度。（2）据我们了解,本研究第一次在中国范围内以省为单位整合十余年的流感病例和气象数据进行的定量分析。通过将病例数据进行MAAP转换,使流感在我国各地区的流行模式更加清晰,这种方法也可以为其他具有季节性规律的呼吸系统传染病提供流行期确认的方法参考。选取的北温带9国历年流感流行期均呈单峰流行模式,且集中于在冬春季节高发,受国际及国内NPIs措施作用影响,北温带各国2019/20流感季均提前结束。（3）广义相加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不同环境气象因素条件下,沈阳地区儿童肺炎的发病情况,O3、平均气温、PM10、平均气压、风速、日平均相对湿度、PM2.5以及SO2是对儿童肺炎发病影响比较大的指标。（4）大部分传染病适用于通过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分析,除了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外,应对COVID-19采取的措施对中国经呼吸道、消化道、血源及性传播的法定报告传染病的防控具有辅助作用。措施对呼吸道传染病作用最大,其次为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再次为消化道传染病,对虫媒与自然疫源性疾病作用最小。
彭鹏,初冬,耿海东,孙贺廷,刘衍,解林红,秦思源,李景浩,张晓田,吴长江[3]（2020）在《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文中认为随着全球人员流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贸易活动日益频繁,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重组变异加快、致病毒力增强,新发、再发传染病不断出现,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问题凸显。笔者阐述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建设背景,总结体系发展现状,客观分析存在的不足,探索提出对策建议。从不同层面,系统分析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现状。首先,从法规政策、部门职责、国际履约等方面,概述了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从监测站点、信息直报、人才队伍、规章制度、监测预警、科技支撑、国际合作等7个方面,对体系建设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再次,针对体系建设工作中存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体系建设不健全、资金保障不充分、专业化程度偏低、基础研究不够等5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最后,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强监测防控体系建设、加强防控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基础科学研究力度、开展广泛科普宣传等5个方面的建议。经过15年的建设,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初步建成,监测站点网络得以设立、监测信息实现网络直报、监测队伍不断壮大、规章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监测预警能力稳步提升、科技支撑力得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监测防控事业发展基础不稳固,工作开展整体水平较低,存在以下问题:（1）现行法规对此项工作分工不够明确,部分职能交叉环节存在部门职责不表现象。（2）存在大量监测盲区,国家级监测站覆盖率占我国陆生野生动物聚集分布区不到30%;现有监测站技术水平偏低,主动监测预警能力不足。（3）中央财政预算投资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地方运行经费和疫情防控经费投入渠道不畅。（4）一线监测人员约80%为兼职或兼岗,专业人员不足10%;专业人才培养渠道尚未建立。（5）基础研究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不多,公益性和盈利性矛盾未破解。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是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安全的第一道屏障,需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一健康"等理念,明确职责分工,加大资金投入,强化人才培养,夯实科技支撑基础。研究建议:（1）弥补法律漏洞,形成人类、家养动物、野生动物疫病防控主管部门职责明确、分头负责的局面;（2）实施国家级监测站改扩建工程规划,建立陆生野生动物流行病学调查及公共卫生预警防控体系;（3）建立科学合理经费投入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训力度;（4）联合优势力量开展科技攻关,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机制;（5）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形成群防群控良好局面。
李影影[4]（2020）在《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健康素养干预方案构建及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描述社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进一步基于健康信念模式,构建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2.探讨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提升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其形成健康行为,提供新的实践思路。方法本研究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构建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通过回顾往年文献,和分析政策,采用便利抽样法对安徽省亳州市227名社区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分析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在健康信念模式的指导下,根据调查结果形成干预方案初稿,经专家小组会议和预实验后,形成干预方案实施稿。第二部分:评价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效果采用量性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共同评价干预效果。①量性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亳州市富荣花园和天润花园小区各35名居民,通过抛硬币法,随机将富荣花园小区居民作为对照组,天润花园小区居民为干预组。对照组给予社区常规干预,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院校师生和社区工作人员共同为居民实施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采用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量表和健康行为能力自评量表进行量化评分,比较和分析干预前后两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和健康行为能力的得分情况。②质性研究:干预结束后,采用目的抽样法,对干预组10名居民进行半结构访谈,应用Colaizzi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结果第一部分:居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为（21.73±7.25）分。通过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在年龄、学历和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方面存在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历和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是影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的因素。院校师生和社区工作者共同为居民开展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居民向师生提供改进意见,社区医务人员和教师针对遇到的问题定期给予护生指导,护生定期写反思汇报,教师与护生相互讨论交流,教师根据各方反馈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传染病护理学教学。干预主题:感知传染病、认识传染病健康素养、传染病总论、提升传染病信息素养、消化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接触传播疾病防治知识、动物疫源性疾病防治知识、血液/体液传染病防治知识、饮食指导、运动指导、心理指导、睡眠指导、巩固知识、保证依从、巩固练习、回顾总结、健康行为;干预形式:团体干预和个体干预。干预时间为8周,共计13次,每周1～2次,每次35～50分钟。第二部分:1.量性研究（1）两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比较采用协方差分析,对干预前基线水平矫正后,干预组居民干预后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传染病预防和传染病的治疗与管理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干预组居民在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传染病治疗与管理、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维度得分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居民健康行为能力得分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干预前两组居民和健康行为能力总分和各维度得分,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居民健康行为能力总分和营养维度得分明显增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在干预组中,干预后居民健康行为能力总分、营养和运动维度得分较干预前增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质性研究通过分析居民的访谈资料,提炼出3个主题,即①居民获益良多:增加传染病防治知识、提升传染病防治意识、提高传染病防治技能、提高传染病信息素养;②居民战胜困难:克服自我惰性、控制自我饮食、改变自我作息;③居民共同期待:提高护生沟通能力、丰富干预内容、丰富干预形式。结论（1）居民的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受其自身的学历和每天上网时间影响。（2）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可操作性强,能够提高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其形成健康行为。
闫梦杨[5]（2020）在《野生动物园野禽禽流感、新城疫抗体水平检测及初步分析》文中认为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对于野生动物疫病展开的研究较少。野鸟是新城疫病毒（Newcastle disease virus,NDV）、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的自然宿主。也是潜在的NDV和AIV病原携带者和传染源。为做好野生动物园鸟类的疫病防控,了解目前野生动物园鸟类的免疫状况,开展了本次研究。应用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对合肥野生动物园和郑州市动物园的鸟类在疫苗免疫前后抗体水平进行了检测。选取合肥野生动物园和郑州市动物园25种野生禽类共207只。其中有孔雀35只、白鹇20只、马鸡8只、白腹锦鸡5只、红腹锦鸡9只、珠鸡2只、火鸡3只、环颈雉6只、白冠长尾雉9只、红腹角雉2只、白鹤17只、白枕鹤13只、丹顶鹤10只、灰冠鹤14只、白鹳17只、火烈鸟23只、赤麻鸭2只、鸿雁2只、天鹅4只、鸳鸯4只、斑头雁2只。2019年秋防期间对所有野禽进行两种疾病的疫苗接种。用血凝（HA）和血凝抑制（HI）试验方法分别在免疫接种前、免疫接种后30d、60d对试验动物进行H5、H7和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检测。免疫前野生禽类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6.4log2、5.9log2、6.6log2和5.6log2。雉科野禽免疫前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6.2log2、6.0log2、5.9log2和4.8log2,鹤科野禽免疫前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7.5log2、5.8log2、7.8log2和7.1log2,鹳形目野禽免疫前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5.6log2、6.0log2、6.7log2和5.9log2,鸭科野禽免疫前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6.2log2、5.7log2、6.6log2和4.9log2。10只野禽H5亚型禽流感抗体滴度（27）4log2,4只野禽H7亚型禽流感抗体滴度（27）4log2,5只野禽H9亚型禽流感抗体滴度（27）4log2,33只野禽新城疫抗体滴度（27）4log2。免疫接种后30天野生禽类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10.1log2、10.0log2、10.0log2和9.6log2,雉科野禽免疫接种后30天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10.0log2、10.0log2、9.9log2和9.6log2,鹤科野禽免疫接种后30天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10.3log2、10.2log2、10.3log2和9.9log2。鹳形目野禽免疫接种后30天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10.0log2、9.8log2、10.1log2和9.1log2。鸭科野禽免疫接种后30天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9.7log2、9.7log2、9.9log2和9.4log2。免疫接种后60天野生禽类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8.9log2、9.0log2、9.1log2和7.7log2,雉科野禽免疫接种后60天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8.7log2、9.0log、8.9log2和7.4log2,鹤科野禽免疫接种后60天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9.3log2、9.3log、9.6log2和8.7log2,鹳形目野禽免疫接种后60天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8.7log2、8.5log2、9.0log2和6.8log2,鸭科野禽免疫接种后60天H5、H7、H9亚型禽流感和新城疫抗体滴度分别为9.1log2、8.9log2、9.3log2和7.8log2。结果表明免疫前不同种野禽间禽流感、新城疫抗体水平差异较大,同种野禽个体间抗体水平差异较大。免疫接种后30d和60d抗体滴度高,没有出现应激反应。野禽使用家禽疫苗进行免疫是安全、有效的。相同疫苗和免疫程序对不同野禽的免疫效果不同,需要针对野禽的免疫抗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且安全有效的免疫程序。
魏德红[6]（2020）在《论公共健康视野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完善》文中研究表明公共健康是人类、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共同福祉。保护野生动物是扞卫公共健康的重要环节。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水陆分离立法,缺乏公共健康考量;只保护名录内野生动物,违反生态系统原则;对人工繁育种群限制少、防疫规范落空;部门固化,兽医主管机关不参与野生动物疫病防控。为保障公共健康,建议野生动物保护法做如下修改:第一,统一机构,水陆一体化管理,将公共健康增设为野生动物保护的目标;第二,生态优先,坚持遵循生态系统方法治理;第三,名单管理,设立人工繁育种群黑白灰橙四色名单;第四,全面防疫,由农业（兽医主管）部门负责野生动物疫病的监测防治。
刘志强[7]（2019）在《新疆北疆地区蜱种分布、分子特征及重要蜱传病原的分子检测》文中指出目的:蜱类是专性吸血的外寄生动物,除了直接叮咬侵袭宿主,还是多种自然疫源性病原体的传播媒介。蜱类研究在兽医学、医学、经济学和公共卫生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准噶尔盆地是中国第二大内陆盆地,位于新疆北部,植被覆盖度较好,多为优良牧场,野生动物种群较多,为蜱类生长繁殖提供良好“生境”,相应种类繁多,对畜牧业危害极大。对北疆地区蜱种和蜱传病原开展调查研究,完善该地区蜱种与蜱传病原基础资料,为该地区蜱类种群分布解析和蜱传疾病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1）2014年2016年连续3年在新疆北疆（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15个县市16个点采集硬蜱,形态学鉴定结合地理分布信息确定蜱种分布特点和优势蜱种种类;（2）扩增不同蜱种的16S rDNA基因,印证形态学鉴定结果;通过16S rDNA基因序列比较和构建系统进化树,确定该地区蜱类的系统进化关系。（3）通过亚洲璃眼蜱（Hyalomma asiaticum asiaticum）和亚东璃眼蜱（Hyalomma asiaticum kozlovi）线粒体全基因组的测定、注释、比对和分析,探讨亚洲璃眼蜱和亚东璃眼蜱亲缘关系和分类地位;（4）应用巢式PCR技术,对采集的蜱虫进行人粒细胞无形体、埃立克次体、莱姆螺旋体核酸检测,了解不同地区和不同蜱种携带病原阳性率,并通过人粒细胞无形体及埃立克体的线粒体16S rDNA基因、莱姆病螺旋体的5S-23S rRNA基因间隔区等标志性基因的扩增和序列分析,确定病原体基因型和系统发生关系。（5）分别从自然发病的骆驼和体表寄生的亚洲璃眼蜱虫体内分离培养伊氏锥虫,并通过PCR方法检测伊氏锥虫的18S rDNA和核糖体内转录间隔区ITS1-5.8S-ITS2基因,对分离的虫株进行鉴定,并探讨亚洲璃眼蜱是否是伊氏锥虫的传播媒介。结果:（1）2014年2016年在新疆北疆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区15个县16个采样点,共采集硬蜱11628枚,形态学鉴定隶属5属10种,即:亚洲璃眼蜱Hyalomma asiaticum asiaticum、亚东璃眼蜱Hyalomma asiaticum kozlovi、残缘璃眼蜱Hyalomma detritum.、草原革蜱Dermacentor nuttalli、森林革蜱Dermacentor silvarum、银盾革蜱Dermacentor niveus、边缘革蜱Dermacentor marginatus、图兰扇头蜱Rhipicephalus turanicus、刻点血蜱Haemaphysalis punctata和全沟硬蜱Ixodex persulcatus。其中检出一定量的亚洲璃眼蜱和亚东璃眼蜱中间型。（2）对北疆地区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15个县市的16个点采集的部分硬蜱,进行16S rDNA基因的扩增,获得16个蜱序列,分属于璃眼蜱属,扇头蜱属,革蜱属和血蜱属,与形态学鉴定结果相吻合。基于16S rDNA基因构建了系统发育进化树,完善了北疆地区硬蜱的系统发育和分类的基础数据资料。（3）成功扩增了亚洲璃眼蜱和亚东璃眼蜱的的线粒体全基因序列,长度分别为14720bp和14724bp,并对线粒体基因全序列进行注释和分析,两个蜱种序列相似率达到99.65%。基因组成和排序一致,亚洲璃眼蜱和亚东璃眼蜱适合划分为同一种,应该是同种异名。（4）对新疆北疆15个县市采集的500只硬蜱进行了人粒细胞无形体、埃立克次体、莱姆螺旋体的核酸检测,各调查点都有阳性检出,埃立克次体总阳性率达到25.24%,人粒细胞无形体总阳性率达31.2%。莱姆螺旋体总阳性率为3.2%;（5）成功从克拉玛依白碱滩区骆驼和体表寄生的亚洲璃眼蜱体内分离一株锥虫,经鉴定为伊氏锥虫,结合伊氏锥虫分子生物学分析;证实亚洲璃眼蜱体内携带伊氏锥虫,可能是其传播媒介之一。结论:采集的硬蜱11628枚,形态学鉴定隶属5属10种,亚洲璃眼蜱、亚东璃眼蜱、银盾革蜱和草原革蜱为优势蜱种。基于硬蜱16S rDNA基因的鉴定,与形态学鉴定结果一致;通过线粒体全基因组测序分析,认为亚洲璃眼蜱和亚东璃眼蜱为同一物种;在北疆地区硬蜱体内都检测到人粒细胞无形体、埃立克次体和莱姆螺旋体的核酸阳性,提示该地区为此类病原的自然疫源地;分离、培养、鉴定伊氏锥虫克拉玛依株,证实亚洲璃眼蜱可携带伊氏锥虫,可能为伊氏锥虫的传播媒介之一。
赵国平[8]（2018）在《中国蜱类空间分布及其危害预测》文中研究表明背景:蜱虫是一类重要医学节肢动物,是仅次于蚊子的第二大传染病媒介生物。蜱类刺叮宿主,是一类吸血寄生虫,由于蜱虫能够传播较多的人兽共患病,在全球范围对人畜健康造成很大危害。蜱虫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迄今全世界记载的蜱种有3科共899种。我国记录的蜱种有9属124种。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能集成地理景观生态特点、传播媒介和宿主动物种群、人类经济活动等数据,在自然疫源性疾病监测和预测预警等研究方面的应用日趋广泛,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卫星定位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的特点和优势,研究自然疫源性疾病分布和自然疫源地景观结构特征,发现新的自然疫源地,预测传播危险区域和流行强度,为自然疫源性疾病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视角。近年来,我国新发蜱媒传染病不断涌现,局部地区的暴发时有发生,对进入自然疫源地人群的健康产生较大的危害。我国生境类型多样,蜱虫种群分布复杂,蜱媒病原种类较多,而对于我国蜱虫的种群分布、病原体的分布、以及蜱媒传染病尤其是新发蜱媒传染病的疾病负担尚不清楚,缺乏新发蜱媒传染病的预测预警技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蜱媒传染病的科学防控。开展蜱虫的种群分布及其病原体携带情况的分布研究,评估蜱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将有利于因地制宜、针对性防控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促进蜱媒传染病的防控。目的:明确我国各地区蜱种的分布。基于研究积累的数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制作我国蜱虫分布图谱,明确我国各蜱属的分布特点。确定我国主要广布蜱种的种群分布及孳生地特征。基于蜱虫分布数据,结合气候生态、土地利用、海拔等影响因素数据,通过构建增强回归树模型,预测主要媒介蜱虫在我国的潜在分布区域,分析影响每种蜱虫分布的因素,进而评估受其影响的人口和面积。明确我国主要蜱传病原体的空间分布。建立我国蜱传病原体数据库,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制作我国蜱传病原体的地理分布图谱。基于蜱传病原体的检出数据、媒介蜱的分布概率和能否传播蜱媒传染病的特点,针对不同病原体类别分别构建主要蜱传疾病的风险评估模型,评估每类病原体可能波及范围和对人群的威胁程度。方法:中国蜱类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检索从1950年至2017年5月公开出版的关于蜱虫的专着和文献,汇总检索结果中关于蜱虫地理分布的数据和研究人员通过现场调查积累的蜱虫分布资料,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包括蜱虫名称、调查地域行政区划编码的标准化,建立我国蜱虫分布数据库,使用ArcGIS软件制作每个蜱属综合分布图和各蜱种的空间分布图,并对其地理分布特征进行描述。中国广布蜱种孳生地域及影响人群的预测研究:在R语言环境下,基于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构建我国20种广布蜱种的增强回归树（Boosted regression trees,BRT）预测模型。模型使用了在县区级记录的所有20种蜱虫分布数据、海拔数据、分辨率为1km*1km的土地利用数据和基于全国1981-2010年30年的累年月气象数据计算得到的19个全国气候生态环境指标。对每个蜱种的分布分别构建模型,筛选影响蜱虫分布的主要因素,基于预测模型绘制20种广布蜱种的潜在分布图谱。统计纳入模型分析的所有变量的中位数,并对其进行标准化,结合各因素在模型中的相对贡献度大小,使用STATA10.0软件的加权平均聚类（Weighted-average linkage method）的方法对20种主要媒介蜱虫进行聚类分析。汇总蜱虫携带病原体数据,对蜱种和病原体的名称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ArcGIS软件按照七类分别制作我国蜱虫携带病原体图谱。构建人感染斑点热群立克次体（Spotted fever group rickettsiae）、无形体科（Anaplasmataceae）、巴贝西虫（Babesia spp）风险评估模型。模型在全国县区级尺度构建,纳入分析的指标包括了蜱虫多样性、蜱虫潜在分布概率、距病原学阳性点距离指数和农村人口比例。将风险指数划分为无风险、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四个等级。结果:收集整理我国蜱虫分布数据共计7024条有效数据。记录蜱种分布最多的地区是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其次是甘肃陇南市、新疆塔城地区、云南临沧市、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福建南平市、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上地市记录的蜱种均多达20种以上。硬蜱属共计26种,分布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24种蜱在县区级有分布记录,共涉及全国432个县区。硬蜱属在我国各动物区划均有分布记录,但华中区和青藏区的硬蜱种类最多,分别是15种和14种。硬蜱属分布最广的是全沟硬蜱,分布于126个县区,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和新疆等省份。血蜱属共计42种,种类最多,分布广。分布于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41种蜱分布于562个县。血蜱属在华中区的种类最丰富,达31种,其次是华南区有26种。血蜱属分布最广的是长角血蜱,共计299个县区有长角血蜱的分布记录,主要分布于华北区和华中区。花蜱属共计10种,分布分散,但都只见于东洋界,主要分布于云南和海南省,其中5种蜱分布于37个县。扇头蜱属种类虽少但分布广泛,共计8种,分布于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6个县。扇头蜱属分布最广的是血红扇头蜱,分布于我国210个县区,分布较分散。革蜱属共计15种,分布于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14种蜱分布于571个县。革蜱属在蒙新区的种类最多,共计11种。璃眼蜱属共计7种,分布于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1个县,主要分布在蒙新区。璃眼蜱属分布最广的是盾糙璃眼蜱,分布于全国230个县区,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等省份。异扇蜱属的种类最少,共计3种,仅分布于新疆、西藏和青海的部分地区,分布涉及5个县区。钝缘蜱属共计4种,分布见于7个省（自治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分布涉及36个县区。锐缘蜱属共计9种,分布见于7个省（自治区）,其中7种蜱分布于90个县区。锐缘蜱属分布最广的是波斯锐缘蜱,分布于68个县区,分布较分散。在县区尺度上建立我国20种主要媒介蜱虫分布的BRT预测模型,基于该模型绘制上述20种主要媒介蜱虫空间分布预测图,明确其主要的孳生地生境特征。聚类分析将20种广布蜱种分为七类,第一类包括草原革蜱（D.nuttalli）、森林革蜱（D.silvarum）、边缘革蜱（D.marginatus）、日本血蜱（Hae.japonica）、波斯锐缘蜱（Ar.persicus）。这类蜱虫的空间分布特点是均主要分布在北方。分布区的海拔相对较高,灌丛草地或针叶林的覆盖率越大越有利于这类蜱的孳生。预测分布的面积比实际记录的面积增加了20%–360%,受影响的人口增加了35%–165%。第二类包括亚洲璃眼蜱（Hy.asiaticum）、达吉斯坦革蜱（D.daghestanicus）、草原硬蜱（I.crenulatus）。这类蜱虫主要分布于新疆及毗邻地区。受影响面积大但受影响人口较少。最潮湿或最热季度的累计降水量对蜱的分布影响最大,降雨量越大的地方越不适合该类蜱虫的生存。预测分布的面积比实际记录的面积增加了44%–199%,受影响的人口增加了23%–119%。第三类包括全沟硬蜱（I.persulcatus）、嗜群血蜱（Hae.concinna）。这两种蜱主要分布在东北的黑龙江和辽宁,新疆北部地区分布也较为集中。分布区的温度变化大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针阔混交林的覆盖率越大越适合这两种蜱的生存。预测分布的面积比实际记录的面积增加了114%–142%,受影响的人口增加了143%–235%。第四类包括长角血蜱（Hae.longicornis）、盾糙璃眼蜱（Hy.scupense）、血红扇头蜱（R.sanguineus）。这类蜱主要受影响的土地利用类型是灌丛草地的覆盖率。预测分布的面积比实际记录的面积增加了28%–167%,受影响的人口增加了104%–353%。第五类只有卵形硬蜱（I.ovatus）。卵形硬蜱分布较为分散,潜在分布于我国321个县区,但主要分布在西藏南部和云南、四川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特点是海拔较高,气温的季节性变化（Temperature seasonality）相对较小,灌丛（Shrubland）的覆盖率少而以针阔混交林的覆盖率为主。预测分布的面积比实际记录的面积增加了323%,受影响的人口增加了427%。第六类包括微小扇头蜱（R.microplus）、镰形扇头蜱（R.haemaphysaloides）、拉格兰血蜱（Hae.lagrangei）、豪猪血蜱（Hae.hystricis）。这四种蜱主要分布在华中和西南地区,但在这两个区域内分布较为分散。分布主要受温度的季节性变化影响大,南方温度季节性变化相对较小的地方适合蜱虫的孳生。预测分布的面积比实际记录的面积增加了101%–400%,受影响的人口增加了110%–522%。第七类包括粒形硬蜱（I.granulatus）、中华硬蜱（I.sinensis）。这两种蜱主要分布于南部沿海地区,温度和降雨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该类蜱适宜在南方温度高且温差小的地区,尤其中华硬蜱的分布受冬季降雨的影响较大,降雨量多的地区适宜中华硬蜱的孳生。预测分布的面积比实际记录的面积增加了233%–378%,受影响的人口增加了286%–433%。收集整理我国蜱虫携带病原体的数据共计1190条有效数据。明确了已知44种蜱和62种蜱传病原体的二维矩阵关系。携带病原体最多的是长角血蜱（32种）,其次是全沟硬蜱（20种）和森林革蜱（20种）。在我国从至少29种蜱中检测到13种斑点热群群立克次体,风险评估分析提示全国有217（7.6%）个县区属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新疆、青海、甘肃南部、河北北部、黑龙江、辽宁等地,高风险区面积约170.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426万。检测到14种无形体科病原体的蜱种达22种。风险评估分析提示全国有372（13%）个县区属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南部、陕西、山西北部、黑龙江、辽宁、福建北部和海南省,高风险区面积约20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1亿。16种巴贝西虫在至少17种蜱中被检测到,记录报道最多的是血红扇头蜱和全沟硬蜱。风险评估分析提示全国有303（10.6%）个县区属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新疆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黑龙江东部和福建北部地区。高风险区面积约97.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黑龙江省处于高风险区的县区明显多于周边区域,新疆北部、甘肃的南部和陕西大部分地区风险等级也较高。携带泰勒虫的蜱种至少有16种。六种伯氏疏螺旋体在28种蜱中检测到。蜱传回归热的病原体波斯疏螺旋体和拉氏疏螺旋体分别在乳突钝缘蜱和特突钝缘蜱中检测到。携带森林脑炎病毒的蜱种有全沟硬蜱、森林革蜱、卵形硬蜱、嗜群血蜱和亚洲璃眼蜱。携带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的蜱种有长角血蜱、微小扇头蜱、嗜群血蜱和血红扇头蜱。携带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蜱种是亚洲璃眼蜱。携带土拉弗朗西斯菌的蜱虫包括全沟硬蜱、长角血蜱、森林革蜱、西藏革蜱和亚洲璃眼蜱五种,而携带贝纳柯克斯体的蜱种多达14种。结论:本研究充分应用地理信息系统首次综合展示了我国已知记录的9个属,124种蜱的空间地理分布。重点通过增强回归树模型的方法,预测了我国20种主要媒介蜱虫的潜在分布区域,并制作了预测图。使用聚类方法将20种广布蜱种划分为七类,找出影响不同蜱种分布的土地利用类型、气象、海拔等因素的关系,统计分析可能受20种蜱虫危害的面积和相应的人口数。研究最大的亮点是在进行预测建模过程中使用病例对照的研究设计,使得预测结果更加可靠。综合描述了全国记录的蜱虫携带病原体的种类,明确了蜱和病原体的矩阵关系,并制作了空间分布图谱。对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斑点热群立克次体、无形体科、巴贝西虫等蜱媒传染病,结合已发现蜱携带病原体的分布,进行了风险评估。
孙烨[9]（2016）在《我国恙虫病地方性流行南北异质性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恙虫病（tsutsugamushi disease,scrub typhus）,是由恙虫病东方体（Orientia tsutsugamushi）引起的、经由恙螨幼虫（chigger mite）叮咬传播的、以鼠类为贮存宿主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以突发高热、特异性焦痂或溃疡、淋巴结肿大、皮疹、肝脾肿大等为主要特征,常并发肺炎、脑膜炎及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严重者可能导致多脏器衰竭甚至死亡。本病广泛流行于环亚洲-太平洋三角区,共计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尤以我国和东南亚国家流行范围广且严重。恙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自公元313年起,我国即出现了关于恙虫病病例以及防治的描述和记载。1948年,我国首次在广州分离出恙虫病东方体;1952年起,我国开始恙虫病的疫情报告;至1985年,恙虫病在我国仅局限于长江以南的省份有报道,主要包括海南、台湾、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四川、浙江、等省,年报告发病数在1000例左右;1986年,江苏省东台市、南京市及山东省蒙阴县首次报道出现恙虫病的流行,至此,恙虫病的流行区跨至长江以北,继而安徽、河南、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份也有该病病例报告。我国于1990年将恙虫病从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名单中取消,然而,近些年全国较多地区出现疫情显着上升的趋势,截至2013年底,我国大陆已有28个省份报道该病,年发病数逐年上升,仅2013年一年全国即报道超过万例。我国恙虫病的流行特征和流行环节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在长江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其传播媒介、动物宿主和人群发病的季节分布等均存在显着差异:长江以南的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省,恙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主要为地里纤恙螨（Leptotrombidium deliense）,宿主动物主要为黄毛鼠（Rattus losea）、黄胸鼠（Rattus flavipectus）、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北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和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疫情主要发生于夏秋季,在6–8月出现流行高峰;在我国长江以北的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主要传播媒介为小盾纤恙螨（Leptotrombidium scutellare）,宿主动物主要为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大仓鼠（Tscherskia triton）,疫情集中于秋冬季,在11–12月出现流行高峰。作为一种古老的自然疫源性疾病,随着其自然疫源地范围的不断扩大、报告病例数的不断上升,疫区扩散动态过程及特征、疫情上升的主要区域和人群分布特征、南北自然疫源地疫情的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疫情传播的风险区域范围等问题尚未解决。开展全国范围内恙虫病流行特征的研究,比较南、北自然疫源地疫情分布异质性,明确各区域恙虫病的流行特征,结合宏观、微观层面探讨恙虫病流行相关的主要环境因素,并依据传播风险评估进行预测预警,对恙虫病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目的:⑴厘清恙虫病疫情在我国的时空分布特征、疫区动态扩散过程及其特征;⑵明确恙虫病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南北异质性特征;⑶分别建立南、北自然疫源地恙虫病传播风险预测模型,对我国恙虫病的高风险区域进行预测,以利于针对性防控策略的制定;⑷选择南、北方恙虫病疫情显着上升的典型疫源地,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探讨疫情上升的分布特征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采取因地制宜的防控措施提供决策依据。方法:⑴收集、整理全国恙虫病1950–1980年疫情报告数据,分析其时空动态扩散过程及其特征;⑵应用全国2006–2013年恙虫病疫情报告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其“三间分布”特征研究,应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南、北自然疫源地疫情的流行特征的异质性进行比较分析;使用1980–1989年、2006–2013年全国恙虫病发病数据在省级尺度进行预实验,对相似时间、人群流行特征的省份进行归类,并结合文献调研结果,选择长江为界,将我国大陆长江以南各省划为南方自然疫源地、长江以北各省划为北方自然疫源地;⑶将2006–2013年疫情监测数据结合相关环境数据进行集成同化、空间匹配,建立全国恙虫病综合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南、北疫源地县区尺度的疾病流行与环境因素的增强回归树（boostedregressiontree,brt）生态统计模型,对南、北自然疫源地环境因素在恙虫病流行中的影响作用进行比较,绘制全国恙虫病传播风险预测地图;⑷收集、整理近年疫情上升的典型南方自然疫源地广州市2006–2014年发病数据、气象数据、地理环境数据,描述当地恙虫病流行特征,在乡镇尺度建立负二项统计模型（negativebinomialregressionmodel）定量评估相关环境因素对疫情流行强度的影响,并于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期间在广州市随机选取当地医院所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总结典型夏季型恙虫病患者的临床特征;⑸整理典型北方自然疫源地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2006–2013年疫情监测数据和气象数据、地理环境数据,分析其疫情上升的分布特征,在县区尺度分别对三省建立负二项统计模型,比较分析和定量评估相关环境因素对疫情传播的影响;⑹本研究使用的软件主要包括:microsoftoffice2010,arcgis9.3,epidata3.1,originpro8,stata9.1,rlanguage3.1.1等。结果:⑴恙虫病自1948年首次在广州市被报道以来,我国长江以南大部分省份陆续被确认存在恙虫病的自然疫源地,1951年福建省、1952年广西省、1954年浙江省、1956年云南省、1966年四川省、1973年西藏自治区都先后被确认为自然疫源地,海南省在1981年建省之前即已有病例报道。1986年,山东省、江苏省报道恙虫病疫情提示该病的流行区已跨过长江。上世纪90年代,东北三省恙虫病自然疫源地的确认标志着该病的疫源地已至北纬44°以北。截至2013年12月,我国大陆恙虫病自然疫源地最北端已至黑龙江省瑷珲区。⑵恙虫病年发病率呈现显着增长趋势,其中,南方年发病率增长较北方快,2006–2013年间发病率增长快于1980–1989年间。虽然该病病例在北方报道逐年增加,其疫情仍主要发生于南方（1980–1989年间89.7%,2006–2013年间75.7%）。南、北方恙虫病疫情的季节分布呈现显着的异质性:南方该病流行高峰在夏秋季（7–9月）,而北方滞后1–3个月,自南而北各省流行高峰有自夏秋向秋冬变化的趋势。发病率较高的省份南方如云南、广东、福建、海南,北方如安徽、江苏、山东,近年来都呈现出显着的流行上升趋势。⑶2006–2013年,全国大陆共报告恙虫病病例38,603例,分布于28个省市、917个县区。2006–2013年间,南、北疫源地的病例均主要为农民,其构成比自2006年的58.5%增至2013年的70.7%;散居及幼托儿童的构成比位居第二,南方自然疫源地其构成比高达16.9%;南北两个疫源地均为女性发病数多于男性。病例发病年龄中位数为50岁（iqr:33–61）,大多数病例都在40岁以上（68.5%）。南北两疫源地恙虫病年龄性别分布呈现出异质性:在北方,10岁以下男孩的发病率高于女孩（χ2检验,p<0.05）,而20岁至59岁年龄组则为女性发病率显着高于男性（χ2检验,p<0.05）;在南方,20岁以下男孩的发病率高于女孩（χ2检验,p<0.05）,而40岁以上年龄组女性的发病率却显着高于男性。南方10岁以下儿童的发病率高达6.98（1/1,000,000）,其年发病率增长速度也值得引起关注。⑷基于brt模型,恙虫病流行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特征均存在显着的南、北方异质性:我国北方自然疫源地对恙虫病传播流行存在显着影响（相对贡献度>5%）的因素为降雨量、日照时间、温度、耕地覆被面积比例、相对湿度;在年降雨量达到临界值400mm左右时,恙虫病流行风险迅速上升,在700mm时达到最高值;随着日照时间、温度、耕地覆被面积构成比、相对湿度的增大,流行风险先增后减呈现非线性特征,日照时间140–180h范围、温度9℃–14℃范围、耕地覆被面积构成比47–80%、相对湿度62–65%为恙虫病流行的高风险区。对于我国南方自然疫源地恙虫病传播的影响（相对贡献度>5%）因素为温度、日照时间、相对湿度;在温度达到临界值15℃左右时,恙虫病流行风险迅速上升;恙虫病流行风险随日照时间增长而上升,至150h时趋于稳定;相对湿度较低时流行风险相对于其变化较为稳定,当相对湿度高于65%左右时,流行风险随其升高而降低。土地覆被类型的作用也呈现出南北异质性,以相对贡献度评判,北方耕地>草地>阔叶林>针叶林>灌木>针阔混交林,而南方灌木>草地>耕地>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北方brt模型的auc值为0.838（95%ci:0.812–0.864）,南方为0.841（95%ci:0.819–0.863）,说明基于模型构建的恙虫病全国风险预测图有良好的评估效果。我国恙虫病流行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包括云南、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广西、四川南部,长江以北流行风险较高的地区包括山东、安徽、江苏以及陕西中部地区,与已有病例报告区域吻合较好,现阶段恙虫病病例报道较少的湖南、江西、重庆北部、四川西部地区、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甘肃南部、新疆西部地区也存在流行风险。⑸2006–2014年,广州市共上报恙虫病确诊病例4,821例,12个县区均有病例报道,遍及全市98.8%的乡镇。除了荔湾区之外的其他县区均在研究期间表现出持续的增长趋势。86.8%的病例发生于5–10月,发病高峰往往出现在6/7月份和10月,呈现双峰趋势。年发病率在2006–2011年呈现缓慢而稳定的上升趋势,在2012年迅速上增,继之在2013–2014年一直维持较高水平。研究期间,农村地区的发病率为城市地区的2–4倍左右,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城市地区;新报告病例乡镇主要出现在2007–2008年;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曾有疫情报告的乡镇更多出现疫情的复燃。患者以农民为主（城市地区33.9%,农村地区61.6%）;位居其次的是家务家政人员（城市地区19.6%,农村地区12.5%）,且该人群在研究期间呈现上升趋势。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是所有年龄组中年均发病率最高的人群,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无论是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50岁以下人群中男性的年均发病率高于女性、50岁以上女性显着高于男性。乡镇水平上的多因素负二项回归模型显示,包括平均气压（滞后期1个月）、平均相对湿度（滞后期2个月）、阔叶林面积构成和乡镇城乡特征指数的四个变量与乡镇发病率显着相关,其irr值分别为0.89（95%ci:0.88–0.90,p<0.001）、1.04（95%ci:1.03–1.05,p<0.001）、1.05（95%ci:1.03–1.06,p<0.001）、1.81（95%ci:1.43–2.29,p<0.001）。571位确诊患者经筛选被纳入临床症状相关研究,其中,108位被诊断为重症患者（18.9%）。无论轻、重症患者,常见症状包括发热（fisher精确检验,p=0.218）、焦痂溃疡（χ2检验,p=0.586）、头痛（χ2检验,p=0.321）、以及谵妄（χ2检验,p=0.361）。轻、重症组中发热的热型最常见的均为不规则热,焦痂溃疡部位主要包括泌尿生殖区/近泌尿生殖区、腋窝和胸部。较轻症患者而言,重症患者的发热时间更长（wilcoxon秩和检验,p<0.001）,发热的最高体温更高（wilcoxon秩和检验,p=0.003）,也更常出现咳嗽（χ2检验,p<0.001）、恶心（χ2检验,p=0.014）、胃肠不适（χ2检验,p<0.001）、脾大（χ2检验,p=0.021）、昏迷（χ2检验,p<0.001）以及淋巴结肿大（χ2检验,p<0.001）。重症患者的初诊正确率低于轻症患者（36.1%vs.70.4%,χ2检验,p<0.001）。并且,重症患者的白细胞数、淋巴细胞数、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以及直接胆红素都显着高于轻症患者,但血清肌酐含量低于轻症患者（wilcoxon秩和检验,p<0.05）。在571位确诊患者中,有366位住院病患有详尽的抗生素治疗信息,使用最多的抗生素是多西环素（59.3%）、阿奇霉素（21.0%）和氯霉素（16.9%）,14.5%的患者有抗生素联合使用的记录,最常见的多西环素和其他抗生素的联用。⑹2006–2013年间,山东省和江苏省分别报告2,968和2,331例恙虫病病例,年均发病率分别为0.39/10万和0.38/10万,安徽省自2008年起开始病例报告,至2013年共报告3447例患者,年均发病率未0.94/10万。安徽省2012–2013年发病率略有回落,其他两省报告发病率均呈现显着上升的趋势（趋势χ2检验,p<0.001）。三省疫情均主要发生于秋冬季,发病高峰均为10、11月。研究期间报告发病区域显着扩大,山东省报告发病乡镇由2006年的21.1%增加至2013年的38.0%,江苏省报告发病乡镇由2006年的6.1%增加至2013年的48.2%,安徽省报告发病乡镇由2008年的14.9%增加至2013年的46.5%。山东、江苏、安徽三省女性患者分别占各省发病总数的53.1%、52.1%、56.7%,年均发病率最高的年龄组均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9.57/10万,1.24/10万,2.21/10万）,男性与女性都存在随着年龄增大发病率上升的趋势（趋势χ2检验,p<0.001）。山东省30–59年龄组、江苏省50–9岁年龄组、安徽省20岁以上年龄组女性发病率显着高于男性（χ2检验,p<0.05）,其他年龄组发病率性别差异不显着。三省农民均为主要发病人群,且均呈现上升趋势。研究期间,山东省和江苏省的工人及民工（3.3%vs.3.7%）患者的总构成较高,山东省家政家务及待业人员、安徽省散居及幼托儿童的发病构成出现上升趋势。应用面板数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三省分别建模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山东、江苏、安徽三省恙虫病的发病率均随着温度的升高先升后降,其中山东省月均温度一次项的irr为1.76（95%ci:1.67–1.86,p<0.001）,二次项的irr为0.98（95%ci:0.98–0.98,p<0.001）,安徽省月均温度一次项的irr为1.69（95%ci:1.57–1.83,p<0.001）,其二次项的irr为0.98（95%ci:0.98–0.98,p<0.001）,江苏省月均温度一次项的irr为2.16（95%ci:1.95–2.39,p<0.001）,其二次项的irr为0.97（95%ci:0.97–0.98,p<0.001）;山东、江苏、安徽三省恙虫病发病率均随着月降雨量的增加而降低,其中山东省月降雨量irr=0.91（95%ci:0.88–0.93,p<0.001）,安徽省月降雨量irr=0.88（95%ci:0.85–0.91,p<0.001）,江苏省月降雨量irr=0.84（95%ci:0.81–0.87,p<0.001）;山东、安徽两省恙虫病发病率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加而上升,其中山东省相对湿度irr=2.37（95%ci:2.00–2.80,p<0.001）,安徽省相对湿度irr=1.96（95%ci:1.65–2.33,p<0.001）;山东和江苏两省恙虫病的发病率随着日照时数的增长先升后降,其中山东省日照时数一次项的irr为2.18（95%ci:1.67–2.86,p<0.001）,其二次项的irr为0.97（95%ci:0.97–0.98,p<0.001）,江苏省日照时数一次项的irr为2.18（95%ci:1.67–2.86,p<0.001）,其二次项的irr为0.97（95%ci:0.97–0.98,p<0.001）;山东省恙虫病发病率随着森林面积的扩大而上升（irr=5.19,95%ci:3.15–8.55,p<0.001）。结论:本研究详述了近年来我国恙虫病的流行特征,明确了南北自然疫源地恙虫病流行的高危人群、高风险区域、高发季节,同时从全国范围和局部地区两个角度定量评估了恙虫病相关环境危险因素的作用,绘制了我国恙虫病传播风险预测图。⑴我国恙虫病疫源地北扩:本研究基于文献调研和历史疫情数据分析,详细描绘了恙虫病在我国的北扩进程。⑵恙虫病地区性流行的南北异质性:本研究围绕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开展恙虫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尽分析和对比了近年来南北自然疫源地恙虫病的流行特点和主要环境影响因素。（1）时空异质性:我国长江以南各省恙虫病病例报告集中于夏秋季,而长江以北各省则集中于秋冬季;（2）人群异质性:两自然疫源地的发病人群年龄性别结构有所区别,但总体都以中老年人群、女性以及农民为重点防控人群;（3）主要环境影响因素异质性:在宏观层面,对我国北方自然疫源地恙虫病传播存在显着影响的因素为降雨量、日照时间、温度、耕地覆被面积比例、相对湿度,对我国南方自然疫源地恙虫病传播存在显着影响的因素为温度、日照时间、相对湿度;在微观层面,在典型南方自然疫源地广州市,与发病率显着相关的因素包括平均气压、平均相对湿度、阔叶林面积构成和乡镇城乡特征指数的四个变量;在典型北方自然疫源地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与发病率显着相关的共同因素包括月均温度的升高和月降雨量,山东、安徽两省恙虫病发病率还与相对湿度相关,山东、江苏两省恙虫病的发病率与日照时数相关,同时山东省恙虫病发病率随着森林的扩大而升高。⑶我国恙虫病传播风险预测:本研究通过分别构建南、北疫源地县区尺度的疾病流行与环境因素的增强回归树模型,对该病在我国流行的高风险区域进行了预测,我国恙虫病流行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包括云南、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广西、四川南部;长江以北流行风险较高的地区包括山东、安徽、江苏以及陕西中部地区,应继续重点布控;现阶段恙虫病病例报道较少的湖南、江西、重庆北部、四川西部地区、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甘肃南部、新疆西部地区,也应注意对恙虫病的防控。⑷典型夏季型恙虫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基于在典型南方自然疫源地广州市实施的流行病学调查,对本地恙虫病患者临床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研究。
王薇[10]（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专家：动物疫源疾病越来越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专家：动物疫源疾病越来越多（论文提纲范文）
（1）自然疫源地治理：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及其法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自然疫源地治理是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 |
| （一）自然疫源地治理是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所在 |
| （二）自然疫源地治理要遵从生物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要求 |
| 三、自然疫源地治理逻辑的三重维度 |
| （一）科学理性维度 |
| （二）规则理性维度 |
| （三）社会理性维度 |
| 四、自然疫源地治理逻辑面临的困境 |
| （一）实质困境：自然疫源地治理逻辑的内在抵牾 |
| （二）形式困境：还原主义治理模式的功能缺陷 |
| 五、走向法治——自然疫源地治理的逻辑必然 |
| （一）矫正立法理念 |
| （二）重塑治理主体 |
| （三）完善治理机制 |
| （四）调适治理目标 |
（2）气象因素对呼吸性传染病的发病分布影响及非药物干预措施对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气象因素及非药物干预措施与流感联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检索策略 |
| 2.3 分析工具 |
| 3 结果 |
| 3.1 气象因素与流感联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结果 |
| 3.1.1 历年发文趋势 |
| 3.1.2 各国文献发表及合作情况 |
| 3.1.3 作者发文量及论文引用网络 |
| 3.1.4 关键词演化分析 |
| 3.1.5 高被引文献分析 |
| 3.2 NPIs与流感联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结果 |
| 3.2.1 历年文献发表趋势 |
| 3.2.2 各国文献发表及合作情况 |
| 3.2.3 作者发文量及论文引用网络 |
| 3.2.4 关键词演化分析 |
| 3.2.5 高被引文献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 中国各省气象及流感流行的分布特征以及新冠期间北温带地区流感流行特征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2005-2016年间中国各省气象及流感流行的分布特征 |
| 2.2.2 新冠期间北温带地区流感流行特征研究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2005-2016年间中国各省气象及流感流行的分布特征分析结果 |
| 3.2 新冠期间北温带地区流感流行特征分析 |
| 3.2.1 2015/16-2019/2020五个流感季各国流感流行趋势 |
| 3.2.2 2020年COVID-19的流行趋势及国际国内标志性事件与NPIs的实施时间线 |
| 3.2.3 全球防控新冠疫情背景下,北温带9国流感流行趋势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 沈阳市大气污染及气象因素与儿童肺炎门诊人次关联性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儿童肺炎门诊数据资料 |
| 2.2 大气质量监测及气象数据资料 |
| 2.3 统计方法 |
| 3 结果 |
| 3.1 大气污染和气象资料的一般情况 |
| 3.2 儿童肺炎门诊资料的一般情况 |
| 3.3 各种污染物浓度及气象因素数值对儿童肺炎门诊量当日及滞后效应分析 |
| 3.4 单污染物模型 |
| 3.5 多污染物模型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四部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对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3 结果 |
| 3.1 发病数描述统计 |
| 3.2 时间序列分析拟合与外推预测 |
| 3.3 保护率的计算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本研究的创新性及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流行性感冒研究进展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1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背景 |
| 2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发展现状 |
| 2.1 监测站点网络设立 |
| 2.2 监测信息网络 |
| 2.3 监测力量 |
| 2.4 制度体系 |
| 2.5 预警能力 |
| 2.6 科技支撑 |
| 2.7 国际交流合作 |
| 3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存在的问题 |
| 3.1 法规政策不完善 |
| 3.2 体系建设不健全 |
| 3.3 资金保障不充分 |
| 3.4 专业化程度偏低 |
| 3.5 基础研究不够 |
| 4 对策建议 |
（4）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健康素养干预方案构建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引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立题依据 |
| 1.2 相关概念及操作性定义 |
| 1.3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1.4 小结 |
| 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理论依据 |
| 4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社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构建研究 |
| 1 社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1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2 结果 |
| 1.3 讨论 |
| 2 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社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的构建 |
| 2.1 初步建构干预方案 |
| 2.2 修订干预方案 |
| 2.3 形成干预方案实施稿 |
| 第二部分 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实践 |
| 1 量性研究 |
| 1.1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 质性研究 |
| 2.1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 结果 |
| 3.1 量性研究分析结果 |
| 3.2 质性研究分析结果 |
| 4 讨论 |
| 4.1 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得以提升 |
| 4.2 居民健康行为能力得以提高 |
| 4.3 护生亟需提升沟通能力 |
| 4.4 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
| 4.5 对进一步开展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活动的思考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我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5）野生动物园野禽禽流感、新城疫抗体水平检测及初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野生动物保护现状 |
| 2 野生动物禽流感流行与研究现状 |
| 3 野生动物新城疫流行与研究现状 |
| 4 本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疫苗与检测试剂 |
| 2.1.2 主要仪器 |
| 2.2 方法 |
| 2.2.1 样品采集 |
| 2.2.2 抗体试验依据及检测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免疫接种前抗体水平 |
| 3.1.1 雉科野禽免疫前抗体水平 |
| 3.1.2 鹤科野禽免疫前抗体水平 |
| 3.1.3 鹳形目野禽免疫前抗体水平 |
| 3.1.4 鸭科野禽免疫前抗体水平 |
| 3.2 免疫接种后30d抗体水平 |
| 3.2.1 雉科野禽免疫后30d抗体水平 |
| 3.2.2 鹤科野禽免疫后30d抗体水平 |
| 3.2.3 鹳形目野禽免疫后30d抗体水平 |
| 3.2.4 鸭科野禽免疫后30d抗体水平 |
| 3.3 免疫接种后60d抗体水平 |
| 3.3.1 雉科野禽免疫后60d抗体水平 |
| 3.3.2 鹤科野禽免疫后60d抗体水平 |
| 3.3.3 鹳形目野禽免疫后60d抗体水平 |
| 3.3.4 鸭科野禽免疫后60d抗体水平 |
| 3.4 各类动物免疫抗体消长情况 |
| 3.4.1 各类野禽H5亚型禽流感抗体消长情况 |
| 3.4.2 各类野禽H7亚型禽流感抗体消长情况 |
| 3.4.3 各类野禽H9亚型禽流感抗体消长情况 |
| 3.4.4 各类野禽ND抗体消长情况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6）论公共健康视野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野生动物保护是维护公共健康的重要环节 |
| (一) 公共健康是人类、家禽家畜、野生动物的共同福祉 |
| (二) 维护公共健康需要保护野生动物 |
| 二、 公共健康视野下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主要问题 |
| 三、 从保障公共健康出发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建议 |
（7）新疆北疆地区蜱种分布、分子特征及重要蜱传病原的分子检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主要缩略词表 第一章 绪论 |
| 1.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蜱分类及进化的研究进展 |
| 2.2 蜱传疫病的研究进展 |
| 2.3 蜱虫线粒体基因组的研究进展 |
| 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3.1 研究内容 |
| 3.2 技术路线 第二章 试验研究 |
| 试验一 北疆地区硬蜱的调查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方法 |
| 2.结果 |
| 2.1 硬蜱的统计结果 |
| 2.2 硬蜱的形态学鉴定 |
| 2.3 优势蜱种的分布 |
| 3 讨论 |
| 3.1 北疆地区蜱种的分布 |
| 3.2 亚洲璃眼蜱和亚东璃眼蜱的区分 |
| 4 小结 |
| 试验二 基于16S rDNA基因对北疆地区硬蜱系统进化分析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16S rDNA基因的扩增结果 |
| 2.2 线粒体16S rDNA基因扩增序列分析 |
| 2.3 蜱种系统发育分析 |
| 3 讨论 |
| 3.1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蜱分类中的应用 |
| 3.2 新疆蜱种的变化 |
| 4 小结 |
| 试验三 亚洲璃眼蜱和亚东璃眼蜱线粒体基因组的测定分析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形态学鉴定 |
| 2.2 线粒体基因分段扩增 |
| 2.3 两种璃眼蜱的线粒体基因组 |
| 2.4 基于线粒体基因组系统发育分析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实验四 蜱媒人粒细胞无形体、埃立克次体和莱姆螺旋体的检测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PCR扩增结果 |
| 2.2 人粒细胞无形体、埃立克体和莱姆疏螺旋体检测结果 |
| 2.3 3种病原体测序及分型 |
| 3 讨论 |
| 3.1 人粒细胞无形体、埃立克次体病的流行情况 |
| 3.2 莱姆螺旋体病的流行情况 |
| 4 小结 |
| 试验五 亚洲璃眼蜱中锥虫的分离与鉴定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蜱虫鉴定 |
| 2.2 血液涂片 |
| 2.3 血涂片染色 |
| 2.4 动物接种试验 |
| 2.5 PCR扩增与测序结果 |
| 2.6 序列分析 |
| 2.7 系统发育关系分析 |
| 3 讨论 |
| 3.1 伊氏锥虫病流行情况 |
| 3.2 伊氏锥虫的传播媒介 |
| 3.3 伊氏锥虫系统发生分析 |
| 4 小结 第三章 全文总结 第四章 创新点 参考文献 致谢 作者简介 石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8）中国蜱类空间分布及其危害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摘要 Abstract 前言 第一章 中国蜱类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1.1 概述 |
| 1.2 材料方法 |
| 1.2.1 材料 |
| 1.2.2 方法 |
| 1.3 结果 |
| 1.3.1 蜱类分布数据库 |
| 1.3.2 蜱类总体分布图 |
| 1.3.3 蜱类空间分布特征 |
| 1.4 讨论 第二章 中国广布蜱种孳生地域及影响人群预测 |
| 2.1 概述 |
| 2.2 材料方法 |
| 2.2.1 材料 |
| 2.2.2 方法 |
| 2.3 结果 |
| 2.4 讨论 第三章 中国蜱传病原体分布及感染风险评估 |
| 3.1 概述 |
| 3.2 材料方法 |
| 3.2.1 材料 |
| 3.2.2 方法 |
| 3.3 结果 |
| 3.3.1 蜱传病原体数据 |
| 3.3.2 蜱传病原体的空间分布及风险评估 |
| 3.4 讨论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中国蜱类空间分布图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主要简历 致谢 |
（9）我国恙虫病地方性流行南北异质性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第一部分 我国恙虫病的时空动态分布研究 |
| 研究背景 |
| 材料与方法 |
| 1. 数据来源 |
| 2. 分析方法 |
| 结果 |
| 1. 我国恙虫病的时空变迁特征 |
| 2. 我国恙虫病的分布特征 |
| 讨论 |
| 结论 第二部分 我国恙虫病传播风险预测 |
| 研究背景 |
| 材料与方法 |
| 1 数据来源 |
| 2 分析方法 |
| 结果 |
| 1. 我国恙虫病流行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及南北异质性比较 |
| 2. 我国恙虫病传播风险预测 |
| 讨论 |
| 结论 第三部分 恙虫病南方典型疫源地近年来流行特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
| 研究背景 |
| 材料与方法 |
| 1. 数据来源 |
| 2. 分析方法 |
| 结果 |
| 1. 广州市 2006–2014年恙虫病流行特征 |
| 2. 广州市恙虫病流行的环境危险因素 |
| 3. 基于流行病学调查的广州市恙虫病病例临床特征 |
| 讨论 |
| 结论 第四部分 恙虫病北方典型疫源地近年来流行特征分析：以华东三省为例 |
| 研究背景 |
| 材料与方法 |
| 1. 数据来源 |
| 2. 分析方法 |
| 结果 |
| 1. 华东三省 2006–2013年恙虫病流行特征 |
| 2. 华东三省恙虫病流行环境危险因素 |
| 讨论 |
| 结论 参考文献 结论 致谢 个人简历 附录 研究生期间论文发表和投稿情况 |
（10）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专家：动物疫源疾病越来越多（论文参考文献）
- [1]自然疫源地治理：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及其法治逻辑[J]. 王昭华,王士桥. 重庆社会科学, 2021(12)
- [2]气象因素对呼吸性传染病的发病分布影响及非药物干预措施对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D]. 李艳君.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3]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J]. 彭鹏,初冬,耿海东,孙贺廷,刘衍,解林红,秦思源,李景浩,张晓田,吴长江.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06)
- [4]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健康素养干预方案构建及实践[D]. 李影影. 郑州大学, 2020(02)
- [5]野生动物园野禽禽流感、新城疫抗体水平检测及初步分析[D]. 闫梦杨. 安徽农业大学, 2020(04)
- [6]论公共健康视野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完善[J]. 魏德红.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 [7]新疆北疆地区蜱种分布、分子特征及重要蜱传病原的分子检测[D]. 刘志强. 石河子大学, 2019
- [8]中国蜱类空间分布及其危害预测[D]. 赵国平. 军事科学院, 2018(12)
- [9]我国恙虫病地方性流行南北异质性比较研究[D]. 孙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6(02)
- [10]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