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贵州人文之旅》后（论文文献综述）
张克伟[1]（2021）在《王阳明谪黔之史迹文踪》文中认为从学术思想的角度上而言,谪官龙场三载是王阳明学说思想体系之奠基时期。王阳明在漫长之居夷处困过程中不断探索生命意义及学术追求,对其所悟出之格物要旨及知行合一学理之提掇,由切近到腾离,由致用到求是;或由事功到学理,由行动到静观,沉潜反思,理论内涵得以渐次完备。本文对王阳明谪黔之史迹文踪进行了梳理阐述。
陈玉萍[2]（2021）在《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诱发、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中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快速兴起,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呈现多发态势,在互联网场域中,此类危机事件被当事人、网民、媒体等主体爆料后,经由网络媒体与自媒体的传播扩散,极易演化为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本文以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基于危机管理理论、治理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系统论等理论基础,综合应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等方法,系统研究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诱发演化、影响与治理等核心内容,其理论贡献在于形成了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将为应对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保障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体育旅游快速发展促使危机事件发生风险增加,体育旅游危机事件显示出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交融触发、事发空间从局地性向广域化扩散、事发时间从集中向分散迁移等发展态势。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在互联网场域中极易演变为网络舆情。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是由客体、主体、本体以及载体等四大要素构成,呈现出主体多元性与社群化、客体破坏性与复杂化、本体隐匿性与无序化、载体交互性与多样化等特征,呈现出网民表达理性化、舆情信息去中心化、传播媒介融合化等演变态势,具有主体需求导向功能、体育旅游产业危机预警功能、网民舆情依赖功能与多利益主体行为监督功能。（2）体育旅游系统由客源地需求系统、目的地接待系统、通道系统与支持保障系统构成。体育旅游系统子系统突变、子系统协同弱化、外部环境变迁冲击等原因引致系统整体紊乱。当紊乱熵值超越临界点之后,系统发生脆性崩塌引致危机事件发生。危机事件完成比特化网络转录后,在事件属性、网络表达平台、网民心理行为、政企调控缺失、媒体注意力聚焦等因素合力作用下,极易发酵演变为网络舆情,进而形成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萌发与网络舆情系统初步形成的标志为:（1）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完成从事发地到互联网场域的比特化转录;（2）网民、媒体、意见领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开始将注意力资源大量投向体育旅游危机事件;（3）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流呈现特定流向规律。（3）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具有时序动态性、多维性、跃变性、衍生性、反馈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它受网络舆情系统中主体子系统、载体子系统、客体子系统的综合影响,外围宏观舆情环境通过主体因素、载体因素、客体因素的中介力量间接推动网络舆情演化。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内源动力包含事件冲击力与当事人牵引力,外源动力则由网民关注力、媒体关注力、政府调控力、意见领袖动员力、网络平台扩散力等构成,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前期演化动力主体为内源动力,后期演化受内源动力与外源动力耦合交互作用。在网民关注力、媒体关注力、政府调控力、意见领袖动员力、当事人牵引力、事件冲击力、公共或个人网络平台扩散力的合力作用下,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经历酝酿、爆发、成熟与衰退四个生命周期阶段;不同阶段,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的各动力源作用强度不同,引致各生命周期阶段呈现出异质的演变规律。（4）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呈现出宏观、中观、微观多维并举的影响格局。宏观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形象、国际体育赛事旅游承办、宏观政策制度变迁等方面;中观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体育旅游产业需求、体育旅游产业供给、体育旅游产业区域竞争格局、体育旅游市场规模、体育旅游产业生命周期演化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微观影响主要为对体育旅游者、体育旅游企业、体育旅游从业人员、体育旅游目的地、网民、媒体等主体的影响。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存在空间溢出与产业溢出效应,对具有地理空间隶属关系的目的地、同质体育旅游目的地、同质旅游危机事件发生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目的地体育产业、旅游产业等有产业溢出影响,并通过城市形象受损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对线下线上有融合影响作用;其影响场域呈现从体育旅游事发地到体育旅游目的地再到空间关联及产业关联旅游目的地的扩散规律。在各生命周期阶段,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舆情球体”体积发生动态变化,反应舆情热度高低,进而对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产生非均衡的影响强度。（5）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考虑到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治理主体、不同治理手段下,治理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在路径与策略上的差异性,特提出协同分异治理的理论范式。建议以制度保障为基础、以组织保障为核心、以资源保障为依托,建立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保障体系;同时,建构涵盖预防与应急准备机制、监测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恢复与重建机制的协同分异治理机制。基于网络舆情演化生命周期的过程性差异,提出协同分时治理路径及策略。基于网络舆情发展强度的差异,将网络舆情分成轻微级、警示级、严重级三种等级,提出针对不同级别的协同分级治理路径及策略。从政府、媒体、社区居民、意见领袖、体育企业与旅游企业、体育社群等主体出发,提出协同分主体治理的路径与策略。基于治理方式的刚柔性差异,提出协同分式治理的路径与策略,刚性治理方式表现为强化舆情管控法律与制度建设、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柔性治理方式则重在塑造舆情治理理念、培育体育旅游业风险文化、引入社会力量管控、重视网络伦理建设;柔性治理与刚性治理在协同分异治理下的耦合互动,可提升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水平,进而有助于推动体育旅游产业生态改善与体育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范丽琴[3]（2021）在《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文中指出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指收录整个福建或福建某地区两个及以上作家作品的合集,其编纂者不限于本土文人,还包括客寓文人。福建最早的地方诗歌总集是唐代黄滔所编的《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现存最早的则是明代徐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十二卷,此后福建地方诗歌总集蓬勃发展,充分展现了福建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自唐代发端,宋代勃兴,元代延绵不绝,至明清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出现明代中期和清代中期两座发展高峰,福建各府涌现出大量着名的地方诗歌总集,并在清代呈现出总结性的特点。从空间分布上看,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主要集中在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邵武府、建宁府次之,其他各府零星分布。在福建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人积极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们承前启后地进行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他们以“以人而存其诗”（选人）和“因诗而存其人”（选诗）的选录标准为主,对前人已刊刻或未付梓的总集、别集、诗话、笔记、方志、杂录等,甚至石刻藓壁、题画诗等多种文献载体进行全面搜集与整理,采用以人系诗、以体系诗、以主题系诗的编纂体例,编纂出诸如《闽海风雅》《全闽诗俊》《乾嘉全闽诗传》《闽诗录》《全闽明诗传》《国朝全闽诗录》《晋安风雅》《莆阳文献》《莆风清籁集》《清源文献》《螺阳文献》《丰州集稿》《昭阳扶雅》《建宁耆旧诗钞》《汀南廑存集》《柘浦诗钞》《建阳诗钞》《剑浦诗编》等一大批反映整个福建或某府某县诗歌发展状况的省级或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科举文化发展水平、福建地方文学家族的发展步伐相一致,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能够比较突出地体现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其中所包含的正文和序、跋、凡例、人物小传、评注等附件资料不仅具有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拓展福建诗人群体研究、拓展福建诗歌批评研究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具有辑佚与校勘功能,具有保存作者资料、保存历史事件史料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记载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许伟[4]（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何鹏[5]（2021）在《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与人类发展始终相伴的话题。为摆脱贫困,人们致力于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多角度探讨贫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扶贫实践经历萌芽—起步—探索—推进—深化发展历程,一系列文化建设工程和扶贫开发项目的持续实施推进,各级政府、社会主体、市场力量广泛参与文化扶贫,我国极度贫困人口迅速下降。然而,在中国农村特定的场域,文化因素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结构、经济基础、社会构成等,导致了多重要素并存、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构性”贫困。应对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交错,物质贫困和文化贫困并存,贫困代际传递凸显等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文化扶贫的题中之义。同时,贫困地区文化扶贫面临诸多挑战,如何通过文化扶贫手段消除贫困也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贫困与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在梳理文化扶贫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化扶贫实践进行中外考察,探究文化扶贫适用的特定场域环境,借助典型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实证考察,探究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结构性问题,探索进一步优化完善现有文化扶贫政策路径,为进入新时期的文化扶贫工作提供有益尝试与现实参考。在理论层面,本文重点关注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理论基础和政策适用场域研究。在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方面,对照贫困概念的经济学阐释,在梳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收入（消费）贫困与能力贫困和贫困地区的内涵基础上,对贫困概念进行文化学阐释,重点关注“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概念辨析,论证了“文化贫困乃经济贫困之根源”等核心命题。在文化扶贫的基础理论方面,尝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文化扶贫进行阐释,明确了文化扶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公共性,具备制度变迁特征,具有典型的空间适用特征等。总结文化扶贫“扶智说”“扶志说”与“文化精准扶贫说”三类的政策界说,阐述文化扶贫可以治愚、可以消除贫困文化和可以协同经济扶贫等政策功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域外反贫困理论,重点分析了贫困文化理论的兴起、融合以及在中国的泊入与发展等基础问题,建立起文化扶贫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在文化扶贫适用方面,归纳出贫困地区的类型,描绘出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安贫守旧的人生观、物化功利的价值观、闲暇无意义的时间观、非理性的“面子”消费观等贫困文化图景,及其呈现出来的亚文化体结构化、贫困文化遗传性、贫困要素体系化等文化特征,明晰了贫困文化“从个体到群体”与“从群体到个体”的浸渍作用机理。在实践层面,本文通过考察国外文化扶贫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措施,总结我国建国以来文化扶贫实践“文化教化与动员—经济扶贫的辅助—文化扶贫探索起步—文化扶贫多元融合”的发展阶段,厘清中国文化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聚焦贫困地区作为文化扶贫的特定研究场域,分析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困境和现行文化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1）城镇化趋势与乡村文化重建之空间对接难题;（2）格式化文化供给与差序化文化需求之协同难题;（3）文化输入压力与内生性文化脱贫动力之匹配难题。选取湖北省黄冈市为样本,从公共政策视角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进行实证考察,总结黄冈在文化生产能力、供给能力、保障能力和发展动能等方面面临的困境,探索以文化扶贫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两类政策路径。总结黄冈文化扶贫案例的特色与经验,并从中提取可供复制的政策价值启示。全文对文化扶贫作出以下基本判断:（1）文化因素是造成贫困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2）文化扶贫是相对贫困时期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3）贫困地区是相对贫困时期文化扶贫的主战场;（4）文化扶贫政策必须推动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力。新时期优化文化扶贫政策必须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形成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总体策略。
张茜[6]（2021）在《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山东诗文作家进行研究,对清代山东诗文创作进行一次整体的观照。全文将研究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特点所在,梳理清代山东较具特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及其创作,并对清代山东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第一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生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科举教育情况、独特的地域文化等背景因素。第二节主要概述清代山东的诗学思想发展流变及文论思想等内容,诗学思想部分,主要展现清初作家对前代诗学的批判、继承和再发展,以及清代山东内部纵向时间轴上诗学思想的流变趋势。其后,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将以地区作为分章标准,分别写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兖州地区、胶东地区及其它地区这五个部分。其排列标准,从前至后分别为传统文学中心、新兴文学中心,然后是传统、新兴之外的其他地区。这其中,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和兖州地区作为山东的传统文学中心,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极为发达,而胶东地区所包括的登州府和莱州府,则是两个自明末兴起的新兴文学中心。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本文还设置了第六章,对除传统、新兴两种文学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对清代山东地区作家、作品及代表性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目的。第二章主写济南地区。该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写王士祯和蒲松龄,两人同为清初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不同但却极致的文学艺术探索。第三节写田雯,其人也是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第四节以清初济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其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第五节重点研究清代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关注其家族内的作家及其作品。第三章主写青州地区。该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为赵执信,其与王士祯有着诗歌理论上的对峙,主张现实主义传统。第二节研究对象为“安丘二曹”的曹贞吉和曹申吉两兄弟,其中曹贞吉入赵执信的《谈龙录》,同时也是清初“诗中十子”之一,兄弟两人皆是清初闪耀全国文坛的大家。第三节以丁耀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诗文创作。第四节以青州地区其他具有特点和地方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五节则以青州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展现清代青州地区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创作情况。第四章主写兖州地区。第一节写曲阜地区,研究曲阜地区在清代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为颜光敏、孔尚任、颜光猷和桂馥。第二节以宁阳地区的黄恩彤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关注清代兖州地区的文学家族,以曲阜孔氏和曲阜颜氏最为代表,这两个文学家族在有清一代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并创作了很多相当不俗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主写胶东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的莱州府和登州府,这两个地区经过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积累,至明后期逐渐成为山东地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中心。该章第一节以清初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则以高密诗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乾隆时期兴起的高密诗派与其前辈神韵诗派的不同主张,以及该时期诗歌主张转变的背后成因。第三节以胶东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清代胶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创作。第六章主写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山东还有武定府、泰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等地区,这些地区非传统的通衢大邑,亦非政治中心,故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皆落后于传统和新兴文学中心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产生于清中期及以后,是长时间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累的结果,该章第一节选取的吴重熹,即为清道光时期诞生的一位较具影响力的作家。除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该章第二节以家族为中心,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研究,试图由这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创作,来一窥这些地区在清代的文学创作情况。
张挺玺[7]（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李如跃[8]（2020）在《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中国政府关于消除贫困的目标是坚定的,一贯的。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大面积的贫困状况已经基本得到消除,这就要求今后的扶贫工作必须进一步下沉到村、精确到户。传统的以区域性经济增长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宏观扶贫思路,暴露出不少问题,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认识还不足够全面,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基层细节和具体落实轨迹,科学分析其中的减贫路径,探索实现旅游扶贫中精准对焦村寨中的目标主体的有效途径。贵州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已经发展了30多年,在探索减贫效果、培育地方产业、保护传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经验。本文选取了贵州黔东南州郎德上寨、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三个民族村寨为案例地,分析了他们进行旅游扶贫开发的历程、经验及问题,对于探索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扶贫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和旅游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本次研究的思路。首先,提出研究问题,分析研究背景和意义,针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和研究方法,对案例地进行选择和调研计划。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和分析理论,掌握贫困、旅游扶贫的内容和特点,并确定反贫困理论、分配正义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精准扶贫理论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理论基础,为之后的研究开展提供理论指引。第三,对贵州省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状况,从贫困现状、资源禀赋到民族村寨特点都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了贵州民族村寨进行旅游扶贫开发的条件,并梳理了其旅游扶贫开发的主要历程。第四,调查了黔东南州郎德上寨、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三个案例地的社区概况、旅游资源分布状况、社区旅游扶贫的发展情况,以及贫困人口的经济受益情况;调查了村寨居民在旅游扶贫的多方面感知,发现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整体上持支持态度,但对旅游扶贫政策满意度不高,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第五,对黔东南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中存在的经验以及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根据三个村寨的实际调查情况归纳并发现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存在着贫困人口在村寨旅游扶贫活动中受益不足、社区参与不足且贫困人口发展机会被剥夺、利益分配机制存在不合理、村寨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缺乏保障等现实问题,并梳理了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第六,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构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实现长效发展的机制,重点明确了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核心主体地位,并构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为了实现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多元合作,须对六大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在旅游扶贫中进行清晰的定位,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提出了构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长效发展机制:打造合适的旅游扶贫动力机制,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旅游收益分配机制要向贫困人口倾斜;建立方便贫困人口表达观点、融入旅游扶贫发展的参与机制;从金融、产权等制度角度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所得等。通过系统分析,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黔东南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二,虽然目前在民族村寨开发旅游之后,当地获得了客观上的经济效益,但由于真正的贫困居民往往无法有效从旅游开发中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实际上他们没有成为旅游扶贫的重点对象,这就使得旅游扶贫的靶向性不足。第三,作为当地公共利益的重要代言人,基层政府的积极参与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第四,贫困人口是旅游扶贫的核心主体,要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人力资本,使其具备起码的参与旅游接待或相关产业链的专业技能和服务常识;并增加各类扶贫贷款或专项资金投入,强化民族地区社区和贫困居民的旅游经营能力。第五,围绕着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中贫困人口如何获得公平的参与机会,激发其自身发展动力,完成自身能力提升,最终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能性,要构建起来一套完整的旅游扶贫长效机制,从而实现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活动在未来较长时期中的健康、稳定发展。
盘劲呈[9]（2021）在《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文中指出2018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发生转变,体育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显现出较强的减贫效应。多地利用体育旅游扶贫新举措,建设体育旅游减贫示范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及生态减贫成果,其在扶贫方面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体育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结合我国现阶段实情及未来发展需要,“乡村社区如何参与体育旅游?”“体育旅游的减贫路径如何得到补偿优化?”等问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意义。为衡量减贫效应并提出体育旅游扶贫新路径,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与问卷调查等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研究、旅游社区参与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历程、条件与机制,基于中心地理论、社会交换论等理论基础,构建了“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体育旅游扶贫是一项持续型工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深化体育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能力的互动、增强基层社区体育锻炼的可持续性、提升社区运营体育企业的自主脱贫能力,是乡村居民摆脱贫困的真实意愿,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乡村体育旅游发展依托于非城市区域的可用体育资源,居民以村落体育社区为中心地,开展户外游憩、休闲健身、体育汇演等新兴经营性活动。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分享性和监督性,参与途径为双重参与、全人群参与、运动项目参与和体育赛事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形态主要有运动消费市场、运动社区、乡村赛事及其附属影响力、当地居民互动,衡量体育旅游减贫成效的途径主要有内生性评价（参与程度、参与能力、动力机制）;影响力评价;减贫节点评价以及村民认知中的减贫评价。第二,研究从3802个标签中提取了2184个基本概念,整理出46个概念类属,凝练为11个主范畴,聚合为一个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在此涵义中,“参与度”与“动能”是分类变量,“参与度”表明社区是否具备发展体育旅游的资源、条件和基础,“动能”代表贫困社区具备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动力和能量,由居民参与运动的能力、资源识别能力和扶贫制度等要件构成。基于此,国内体育旅游区域可划分为四类减贫区:运动项目本位区、体育侧位区、旅游侧位区和体育旅游失位区。居民对待体育旅游积极、消极影响时的支持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减贫的延续性,即持续减贫。第三,我国乡村社区的旅游资源富集,体育旅游发展形态丰富,森林旅游、海滨旅游、冰雪旅游、山地旅游、冒险旅游等形式繁多,旅游资源与运动能力相互促进。在减贫的实践中,体育旅游能促进个体的精神收获,助力精神脱贫,是较好的“扶志”手段;村委会、县城学校和景区具备转化体育资源的能力,具有培养民族传统体育后备运动员、转变经营模式和扩大影响力的功能;同时,体育旅游能更新社区居民观念、强化民间体育团体的内外部网络关系。第四,体育旅游驱动减贫的基础性要素是体育行政管理职能,村委会、景区和学校等单位是推动社区体育旅游发展的机构;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社区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以及社区参与体育的动能,两种要素能够促进“贫困社区”的精神减贫,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愉悦感、幸福感;社区居民扩大体育基层组织的规模能够有效增强减贫要素之间的互动。第五,减贫效应是一种具有长期影响力的社会现象,体育旅游业融合形态单一、供应链简单、关联产业附加值低,对持续推动经济减贫的效果还未显现。强化以社区为单位的内、外部体育参与能力,能缩小农村文化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差距。社区支持意愿代表社区可持续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体育专项扶贫计划有助于增加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权利,体育组织促进社交网络不断完善。居民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能有效提升贫困生活的“存在感”;压缩旅游空间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多社区联动和专项规划等核心导向有助于激发社区参与的自主性,扩大脱贫规模、提升减贫效率。在具体建议方面,一是深化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的互动。促进个体锻炼行为转变为社区集体旅游活动,增强社区群体的体育锻炼意愿及运动能力;不断创新具有体育传统文化价值的项目,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二是增强体育旅游减贫的可持续性。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强体育旅游物权收益;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三是增加社区运营体育旅游业的自主脱贫能力。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促进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研究提出了体育旅游新兴领域的理论构架,尝试解决深度贫困区域中的实践矛盾。
姚路嘉[10]（2020）在《中国登山史研究》文中提出登山是极具社会影响、经济价值与象征意义的一项体育运动。在中国,登山起源于远古先民“山岳有灵”观念下的为祭祀而登的祭山传统,此后又发展出为获得审美体验而登、为修行而登、为休闲娱乐而登的各种登山形态。近代面对新的变局,中国登山积极吸收西方现代登山运动发展成果,融入时代潮流,衍生出了为救国而登、为育人而登、为文明而登的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后奥运时代,登山又以为“站起来”而登、为“富起来”而登、为“强起来”而登的新面貌发挥着自身的积极影响。登山与中国古代封天祀地、山水寄情、登高抒怀、隐逸修行等种种文化元素产生关联,又在近现代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国家、社会、民生交织共进,承载着远超自身体量的符号象征和意义。当前关于中国登山的系统性的历史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本文以中国登山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结合实地调研与系统分析、逻辑分析法,通过史料整理,结合相关访谈与实物资料,系统研究登山运动发展的史实脉络,深入分析不同时期的登山观念与登山实践,阐发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与未来趋势,进而明晰其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传承民族攀登精神,为登山事业发展提供文化资源与智力支持。研究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登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先民的山岳崇拜活动。出现了祭祀登山、登山赏景、入山修行等形式。古代山岳攀登呈现出寓“家国”于登山、寓“进取”于登山、寓“修身”于登山的特征;第二,近代登山成为适应工业社会的一项体育运动、一种教育过程以及一种现代文明的休闲娱乐方式。登山在中国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其价值和功能逐步被人们所体认,为此后登山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三,登山运动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登山运动首先经历了“为站起来而登”的发展阶段。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实施与深入,登山走向“为富起来而登”,为创造社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贡献力量。在后奥运时代特别是体育强国战略实施的新时期,登山成为建设体育强国,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助力。现代中国登山的发展,体现出“献身国家事业,高扬英雄主义”、“注重改革创新,助力国民经济”、“紧随强国战略,实现全面发展”三大时代特征;第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登山事业将继续秉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实现新的跨越;第五,登山运动是传统文化与国家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起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积极作用;第六,攀登精神是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激扬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助力,是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激扬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助力;最后,登山事业是兼容并包、功能多元的社会活动,为其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未来中国登山将与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精准扶贫、边疆治理等事业深度对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影响。
二、读《贵州人文之旅》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贵州人文之旅》后（论文提纲范文）
（2）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诱发、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发生风险加剧 |
| 1.1.2 网络自媒体的快速发展 |
| 1.1.3 旅游网络舆情的深刻影响 |
| 1.1.4 网络治理现代化新命题的提出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4.3 相关研究评述 |
| 1.5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重点 |
| 1.6.2 研究难点 |
| 1.6.3 研究创新之处 |
| 1.7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7.1 研究思路 |
| 1.7.2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体育旅游的概念梳理与厘定 |
| 2.1.2 体育危机事件、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的概念梳理与界定 |
| 2.1.3 网络舆情的概念溯源 |
| 2.1.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内涵解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协同治理理论 |
| 2.2.4 危机管理理论 |
| 2.2.5 议程设置理论 |
| 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构成解析、功能特征与发展态势 |
| 3.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 |
| 3.1.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主体 |
| 3.1.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客体 |
| 3.1.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本体 |
| 3.1.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载体 |
| 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功能特征 |
| 3.2.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 |
| 3.2.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功能 |
| 3.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展态势 |
| 3.3.1 体育旅游发展态势 |
| 3.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发展态势 |
| 3.3.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展态势 |
| 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诱发分析 |
| 4.1 体育旅游系统的解构 |
| 4.1.1 旅游系统理论的流变 |
| 4.1.2 体育旅游系统的概念界定、功能与解构 |
| 4.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的发生 |
| 4.2.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的特征与分类 |
| 4.2.2 体育旅游系统紊乱引发危机事件发生的逻辑 |
| 4.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 |
| 4.3.1 系统紊乱、危机事件发生与网络舆情生成的逻辑 |
| 4.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发生与网络舆情生成的关系机理 |
| 4.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构建及形成 |
| 4.4.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定义与特征 |
| 4.4.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构建与构成要素 |
| 4.4.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萌发与网络舆情系统初步形成 |
| 5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
| 5.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逻辑起点、概念内涵与特征 |
| 5.1.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生物性认知:演化的逻辑起点 |
| 5.1.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概念内涵 |
| 5.1.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特征 |
| 5.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化机理 |
| 5.2.1 系统论视角下的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因素的构成 |
| 5.2.2 不同演化因素的分解及其对网络舆情演化的作用机理 |
| 5.2.3 多因素融合叠加主导网络舆情演化的逻辑机理 |
| 5.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历程及阶段性演化特征 |
| 5.3.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历程 |
| 5.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分阶段的演化特征与机理 |
| 6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多维影响研究 |
| 6.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多维影响结构图及其解析 |
| 6.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机理 |
| 6.2.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宏观层面的影响机理 |
| 6.2.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中观层面的影响机理 |
| 6.2.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微观层面的影响机理 |
| 6.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影响的溢出效应 |
| 6.3.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影响效应的空间溢出 |
| 6.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影响效应的产业溢出 |
| 6.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场域 |
| 6.4.1 基于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流空间虚实性的影响场域 |
| 6.4.2 基于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波及域时序扩散的影响场域 |
| 6.5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强度 |
| 7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协同分异治理研究 |
| 7.1 协同治理理论渊源与协同分异治理的提出 |
| 7.1.1 协同治理理论渊源 |
| 7.1.2 协同分异治理的提出 |
| 7.2 协同分异治理的保障体系 |
| 7.2.1 制度保障是基础 |
| 7.2.2 组织保障是核心 |
| 7.2.3 资源保障是依托 |
| 7.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协同分异治理机制 |
| 7.3.1 防微杜渐:预防与应急准备机制 |
| 7.3.2 未雨绸缪:监测预警机制 |
| 7.3.3 临危不乱:应急处理机制 |
| 7.3.4 转危为安:恢复与重建机制 |
| 7.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协同分异治理的路径选择 |
| 7.4.1 基于网络舆情演化生命周期阶段的协同分时治理及治理路径 |
| 7.4.2 基于网络舆情发展强度的协同分级治理及治理路径 |
| 7.4.3 基于网络舆情治理主体的协同分主体治理及治理路径 |
| 7.4.4 基于网络舆情治理方式刚柔性的协同分式治理及治理路径 |
| 8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雪乡宰客事件”网络舆情生命周期变化 |
| 附录2 典型体育旅游危机事件一览表 |
| 附录3 部分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案例网络数据 |
| 附录4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目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献考察 |
| 第一节 考察缘由 |
| 一、作家别集文献保存较少 |
| 二、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文献丰富 |
| 第二节 现存文献的馆藏及版本考察 |
| 一、现存文献的馆藏情况 |
| 二、现存文献的版本情况 |
| 第三节 已佚文献的着录考察 |
| 一、已佚文献着录书目种类 |
| 二、已佚文献的着录特点 |
| 第四节 文献考察结果分析 |
| 一、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发展特点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明代福建各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福州府的省级、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一、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二、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第二节 兴化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一、明郑岳《莆阳文献》 |
| 二、明昌应时《郊居诗抄》 |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 第三节 泉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一、明何炯《清源文献》 |
| 二、明朱炳如等《温陵留墨》 |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 第四节 其他府地方诗歌总集的零星编纂 |
| 一、建宁府:《建宁诗选》《潭阳文献》《潭阳文献录》 |
| 二、邵武府:《樵川二家诗》 |
| 三、汀州府:《杭川风雅集》《临汀集》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勃兴 |
| 一、清代前期(清初至雍正) |
| 二、清代中期(乾嘉) |
| 三、清代后期(道光后至清末) |
| 第二节 泉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繁荣 |
| 一、清陈澍《螺阳文献》 |
| 二、清柯辂《清源文献纂续合编》 |
| 三、清周学曾等《温陵赋钞》 |
| 四、清陈国仕《丰州集稿》 |
| 五、其他诗歌总集 |
| 第三节 兴化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兴盛 |
| 一、清郑王臣《莆风清籁集》 |
| 二、清涂庆澜《国朝莆阳诗辑》 |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 第四节 邵武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异军突起 |
| 一、清朱霞《樵川二家诗》 |
| 二、清周揆源《昭阳扶雅》 |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 第五节 其他各府编纂的零星出现 |
| 一、清江远涵《建阳诗钞》 |
| 二、清杨澜等《汀南廑存集》 |
| 三、清高镛《剑浦诗编》 |
| 四、清何澄《台湾杂咏合刻》 |
| 五、其他诗歌总集 |
| 第四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编纂者 |
| 一、官吏、乡绅 |
| 二、学者、诗人 |
| 三、藏书家、刻书家 |
| 第二节 编纂缘由 |
| 一、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 |
| 二、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 |
| 三、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 |
| 四、“接迹前人,流示后昆” |
| 第三节 选录标准 |
| 一、“以人而存其诗”的选人标准 |
| 二、“因诗而存其人”的选诗标准 |
| 第四节 编纂材料来源 |
| 一、前人所编的诗歌总集 |
| 二、先贤诸家遗文 |
| 三、石刻藓壁、题画诗、稀见方志等 |
| 第五节 编纂体例 |
| 一、正文编排 |
| 二、附件编排 |
| 第五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学意义 |
| 第一节 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 |
| 一、编纂理论概括文学发展脉络 |
| 二、编纂实践体现诗歌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拓展了福建诗人群体研究 |
| 一、拓展了结社诗人群体研究 |
| 二、拓展了家族诗人群体研究 |
| 第三节 拓展了福建诗歌批评研究 |
| 一、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诗话文献 |
| 二、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 |
| 三、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 |
| 第六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献价值 |
| 第一节 保存诗歌文献 |
| 一、仅存之作 |
| 二、集外之作 |
| 三、集内之作 |
| 第二节 保存作者资料 |
| 一、人物传记 |
| 二、人物辑评 |
| 三、诗话中的作者资料 |
| 第三节 其他史料记载 |
| 一、历史事件史料 |
| 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 |
| 三、其他文化史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 第2章 贫困与文化扶贫的学理阐释 |
| 2.1 贫困的经济学阐释 |
| 2.1.1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
| 2.1.2 收入(消费)贫困与能力贫困 |
| 2.1.3 贫困地区 |
| 2.2 贫困的文化学阐释 |
| 2.2.1 贫困文化 |
| 2.2.2 文化贫困 |
| 2.2.3 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 |
| 2.3 文化扶贫的政策学阐释 |
| 2.3.1 文化扶贫的公共政策属性 |
| 2.3.2 文化扶贫的政策界说 |
| 2.3.3 文化扶贫的政策功能 |
| 第3章 文化扶贫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文化扶贫的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 |
| 3.1.2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
| 3.1.3 域外的反贫困理论 |
| 3.2 贫困文化理论:文化扶贫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贫困文化理论的兴起:结构解释的式微 |
| 3.2.2 贫困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适应过程的多重解释 |
| 3.2.3 贫困文化理论的融合:结构与文化的双重视角 |
| 3.2.4 贫困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泊入与发展 |
| 3.2.5 文化扶贫分析的基本框架 |
| 3.3 历史制度主义:文化扶贫的一个政策研究视角 |
| 3.3.1 历史制度主义发展脉络 |
| 3.3.2 历史制度主义现实应用 |
| 3.3.3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扶贫 |
| 第4章 文化扶贫实践的中外考察 |
| 4.1 中国文化扶贫实践的演变历程 |
| 4.1.1 文化教化与动员阶段(1949-1978) |
| 4.1.2 经济扶贫的辅助阶段(1978-2000) |
| 4.1.3 文化扶贫探索起步阶段(2001-2010) |
| 4.1.4 文化扶贫多元融合阶段(2011-2020) |
| 4.2 中国文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变迁 |
| 4.2.1 战略定位:从“漫灌式”文化扶贫到精准扶贫 |
| 4.2.2 路径选择:输血式文化扶贫到造血式文化扶贫 |
| 4.2.3 价值取向:从单纯扫盲活动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3 国外文化扶贫的价值取向与政策启示 |
| 4.3.1 扶贫先扶智——英美的教育扶贫 |
| 4.3.2 习性改造——法国的文化资本扶贫 |
| 4.3.3 情境再造——日韩的乡村振兴政策 |
| 4.3.4 国外文化扶贫实践述评 |
| 第5章 中国文化扶贫适用的特定场域 |
| 5.1 贫困地区的类型 |
| 5.2 贫困地区的文化困境 |
| 5.2.1 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表现 |
| 5.2.2 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特征 |
| 5.2.3 贫困文化的浸渍作用 |
| 5.3 贫困地区文化扶贫面临的问题 |
| 5.3.1 城镇化趋势与乡村文化重建之空间对接难题 |
| 5.3.2 格式化文化供给与差序化文化需求之协同难题 |
| 5.3.3 文化输入压力与内生性文化脱贫动力之匹配难题 |
| 第6章 公共政策视角下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实证考察 |
| 6.1 样本选择: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
| 6.1.1 样本基本概况 |
| 6.1.2 样本的主要特征 |
| 6.1.3 选择黄冈为样本的理由 |
| 6.2 黄冈的贫困文化表征 |
| 6.2.1 文化生产能力:文化品牌缺失与文化产业羸弱 |
| 6.2.2 文化供给能力:“内生型”与“外源型”双重匮乏 |
| 6.2.3 文化保障能力:“硬环境”和“软环境”普遍缺位 |
| 6.2.4 文化发展动能:人才规模不足与结构性失衡 |
| 6.3 黄冈策略:以文化扶贫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1 “软硬兼施”:重建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 |
| 6.3.2 “优化环境”:强化文化政策与科技联合保障体系 |
| 6.3.3 “动能再造”:构建专业人才、民间精英、志愿者联动机制 |
| 6.4 黄冈路径:燕儿谷模式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
| 6.4.1 燕儿谷项目概括 |
| 6.4.2 燕儿谷模式的基本特色 |
| 6.4.3 燕儿谷模式的扶贫成效与样本效应 |
| 6.5 黄冈样本的特色与启示 |
| 6.5.1 黄冈样本的基本特色 |
| 6.5.2 黄冈样本的启示 |
| 第7章 文化扶贫的基本判断与政策优化 |
| 7.1 文化扶贫的基本判断 |
| 7.1.1 文化因素是造成贫困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 |
| 7.1.2 文化扶贫是相对贫困时期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
| 7.1.3 贫困地区是相对贫困时期文化扶贫的主战场 |
| 7.1.4 文化扶贫必须推动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力 |
| 7.2 文化扶贫的政策优化 |
| 7.2.1 总体趋势:文化扶贫实践将向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深化演进 |
| 7.2.2 内容趋向:文化扶贫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
| 7.2.3 主体趋势: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发力 |
| 7.2.4 路径趋向:构建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多元统筹发展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几个问题的厘清 |
| 第一章 清代山东诗文总论 |
| 第一节 清代山东诗文生成机制 |
| 一、海岱齐鲁:山东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清代山东经济 |
| 三、清代山东科举情况 |
| 四、山东的独特地域文化 |
| 第二节 清代山东诗学思想及文论思想 |
| 第二章 济南地区 |
| 第一节 王士祯 |
| 第二节 蒲松龄 |
| 第三节 田雯 |
| 第四节 其他代表作家 |
| 第五节 文学家族 |
| 一、新城王氏 |
| 二、淄川王氏 |
| 三、历城朱氏 |
| 四、德州田氏 |
| 第三章 青州地区 |
| 第一节 赵执信 |
| 第二节 安丘二曹:曹贞吉、曹申吉 |
| 第三节 丁耀亢 |
| 第四节 其他代表作家 |
| 第五节 文学家族 |
| 一、安丘曹氏 |
| 二、诸城刘氏 |
| 三、诸城相州王氏 |
| 第四章 兖州地区 |
| 第一节 曲阜代表作家 |
| 第二节 黄恩彤 |
| 第三节 文学家族 |
| 一、曲阜孔氏 |
| 二、曲阜颜氏 |
| 三、济宁潘氏 |
| 第五章 胶东地区 |
| 第一节 宋琬 |
| 第二节 高密诗派 |
| 一、高密三单 |
| 二、高密三李 |
| 三、高密诗派其他作家 |
| 第三节 郝懿行、王懿荣 |
| 第四节 其他代表作家 |
| 第五节 文学家族 |
| 一、福山王氏 |
| 二、文登于氏 |
| 三、文登毕氏 |
| 四、即墨黄氏 |
| 五、掖县赵氏 |
| 六、高密单氏 |
| 第六章 其他地区 |
| 第一节 吴重熹 |
| 第二节 文学家族 |
| 一、海丰吴氏 |
| 二、惠民李氏 |
| 三、曹县万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清代山东诗文作家小传 |
| 一、济南 |
| 二、兖州 |
| 三、青州 |
| 四、登州 |
| 五、莱州 |
| 六、泰安 |
| 七、沂州 |
| 八、曹州 |
| 九、东昌 |
| 十、武定 |
| 致谢 |
（7）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旅游扶贫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2.2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田野调查地点的选择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贫困 |
| 2.1.2 贫困的类型 |
| 2.1.3 贫困线 |
| 2.1.4 绝对贫困的衡量方法 |
| 2.1.5 旅游扶贫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反贫困理论 |
| 2.2.2 分配正义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社区参与理论 |
| 2.2.5 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6 精准扶贫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 |
| 3.1 贵州民族地区贫困概况 |
| 3.1.1 贵州贫困状况较严峻 |
| 3.1.2 扶贫工作难度大 |
| 3.2 贵州民族村寨实施旅游扶贫开发的条件 |
| 3.2.1 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 |
| 3.2.2 可开发旅游资源丰富 |
| 3.2.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的基础广泛 |
| 3.2.4 国内外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
| 3.3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 |
| 3.3.1 探索起步阶段 |
| 3.3.2 初步发展阶段 |
| 3.3.3 快速发展阶段 |
| 3.3.4 攻坚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案例调查 |
| 4.1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1.1 西江苗寨概况 |
| 4.1.2 西江苗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1.3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1.4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2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2.1 郎德上寨概况 |
| 4.2.2 郎德上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2.3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2.4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3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3.1 肇兴侗寨概况 |
| 4.3.2 肇兴侗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3.3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3.4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4 西江苗寨、郎德上寨和肇兴侗寨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感知调查研究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 |
| 4.4.3 量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黔东南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的经验和问题分析 |
| 5.1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5.1.1 探索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 |
| 5.1.2 旅游扶贫效果显着,产业带动能力强 |
| 5.1.3 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 |
| 5.1.4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增强。 |
| 5.1.5 社区居民维权意识和自治能力不断提高。 |
| 5.2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贫困人口在村寨旅游扶贫中受益不足 |
| 5.2.2 贫困人口社区参与不足 |
| 5.2.3 旅游扶贫开发利益分配不合理 |
| 5.2.4 村寨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缺乏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实施 |
| 6.1 对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认识 |
| 6.1.1 旅游扶贫动力机制应该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
| 6.1.2 旅游扶贫参与机制应有利于贫困居民发展 |
| 6.1.3 旅游扶贫利益分配机制应适度向贫困居民倾斜 |
| 6.1.4 旅游扶贫保障机制应持续有力 |
| 6.2 旅游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2.1 政府主导原则 |
| 6.2.2 协同发展的原则 |
| 6.2.3 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 |
| 6.2.4 居民主体的原则 |
| 6.2.5 因地制宜的原则 |
| 6.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内容 |
| 6.3.1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动力机制 |
| 6.3.2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参与机制 |
| 6.3.3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利益分配机制 |
| 6.3.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保障机制 |
| 6.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实施 |
| 6.4.1 政府要发挥关键性作用 |
| 6.4.2 贫困居民的积极参与是根本 |
| 6.4.3 利益分配是核心 |
| 6.4.4 制度建设是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结论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调查问卷 |
| 2.访谈纪要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9）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重点、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体育旅游减贫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 |
| 2.1.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概述 |
| 2.1.2 体育旅游与乡村发展概述 |
| 2.2 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1 国内外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2 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研究 |
| 2.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相关研究 |
| 2.3.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涵义 |
| 2.3.2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影响因素 |
| 2.3.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居民态度 |
| 2.3.4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效果评价 |
| 2.4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释义 |
| 2.4.1 乡村社区 |
| 2.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 |
| 2.4.3 体育旅游减贫 |
| 2.4.4 旅游减贫感知 |
| 2.5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5.1 地理二元经济论 |
| 2.5.2 中心地理论 |
| 2.5.3 社会交换论 |
| 2.5.4 公民参与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历程及理论分析 |
| 3.1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历程 |
| 3.1.1 “社区参与”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2 社区体育旅游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3 体育旅游减贫的典型案例 |
| 3.1.4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表现形态 |
| 3.2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过程 |
| 3.2.1 体育旅游减贫的条件识别 |
| 3.2.2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对象 |
| 3.2.3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管理 |
| 3.2.4 体育旅游减贫的成效评价 |
| 3.3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机制 |
| 3.3.1 体育旅游减贫的利益机制 |
| 3.3.2 社区参与体育的互动机制 |
| 3.3.3 减贫效应成效的衡量机制 |
| 3.4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混合研究评估框架 |
| 3.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理论特性 |
| 3.4.2 社区体育旅游认知结构的内涵 |
| 3.4.3 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 |
| 3.4.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理论框架构建 |
| 4.1 评估目标—社区参与体育运动多维减贫的长期效应 |
| 4.1.1 体育运动的健康减贫效应 |
| 4.1.2 体育多维减贫的社区营造 |
| 4.2 空间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区域及对象 |
| 4.2.1 贫困乡村社区的地理区域筛选 |
| 4.2.2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的多维指向 |
| 4.2.3 体育旅游帮扶对象的多维测度 |
| 4.3 执行规范—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方法及原则 |
| 4.3.1 质性研究的原理 |
| 4.3.2 理论敏感性原则 |
| 4.3.3 访谈的一般原则 |
| 4.4 核心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中心涵义 |
| 4.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数据采集 |
| 4.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编码及类属 |
| 4.4.3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类属萃取 |
| 4.4.4 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 |
| 4.5 指标确定—“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的预测 |
| 4.5.1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减贫的小样本测试 |
| 4.5.2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指标信效度检验 |
| 4.5.3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4 “参与度-动能-持续效应”框架PLS回归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贵州省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1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范围及活动 |
| 5.1.1 乡村分布与活动范围 |
| 5.1.2 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 |
| 5.2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评估设计 |
| 5.2.1 减贫效应的研究假设 |
| 5.2.2 减贫效应变量与条目 |
| 5.2.3 调查过程及数据来源 |
| 5.2.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评估模型 |
| 5.2.5 体育旅游减贫维度信效度检验 |
| 5.3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调查结果 |
| 5.3.1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贫困人口特征 |
| 5.3.2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典型贫困特征 |
| 5.3.3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探索 |
| 5.3.4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验证 |
| 5.3.5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假设检验 |
| 5.4 贫困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意愿分析 |
| 5.4.1 体育旅游参与人口的基本特征分析 |
| 5.4.2 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具有差异性 |
| 5.4.3 建档立卡与致贫原因的显着性分析 |
| 5.5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要素分析 |
| 5.5.1 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参与度及动能 |
| 5.5.2 减贫驱动核心要素正向促进个体精神脱贫 |
| 5.5.3 减贫驱动基础要素——体育管理行政职能 |
| 5.5.4 减贫驱动要素互动——居民自组织规模化 |
| 5.6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要素的外部可持续分析 |
| 5.6.1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可持续减贫 |
| 5.6.2 体育旅游专项减贫制度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3 体育旅游民间团体的文化传承效应 |
| 5.6.4 体育旅游社区自主锻炼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5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生态减贫效应 |
| 5.7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的内驱可持续减贫分析 |
| 5.7.1 资源识别与价值交换(运营)基础 |
| 5.7.2 专项规划未能与社区支持形成互动 |
| 5.7.3 社区支持意愿促进可持续减贫 |
| 5.7.4 多中心村落社区参与扩大脱贫规模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减贫延续:优化体育旅游社区参与路径 |
| 6.1 深化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互动 |
| 6.1.1 动能转化,促进个体锻炼向社区集体旅游活动转化 |
| 6.1.2 强化能力,增强体育锻炼意愿与社区群体运动能力 |
| 6.1.3 壮大村落,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 |
| 6.1.4 更新观念,创新具有传承体育文化价值的传统项目 |
| 6.2 增强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外部可持续性 |
| 6.2.1 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加体育旅游物权收益 |
| 6.2.2 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 |
| 6.2.3 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 |
| 6.2.4 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 |
| 6.3 延展体育旅游业内在驱动减贫的自主脱贫空间 |
| 6.3.1 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 |
| 6.3.2 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 |
| 6.3.3 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 |
| 6.3.4 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访谈提纲与文本概况 |
| 附件2 预调查与正式调查 |
| 附件3 文本数据编码示例 |
| 学习经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登山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以“事件”为线索的登山史研究 |
| 二、以“地域”为线索的登山史研究 |
| 三、以“人物”、“人群”为线索的登山史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访谈法 |
| 三、实地考察法 |
| 四、逻辑分析法与系统分析法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登山在古代中国的出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山岳有灵: 为祭祀而登 |
| 一、崇山观念的孕育与产生 |
| 二、作为神秘仪式的祭山与封禅 |
| 第二节 山川宜赏: 为审美而登 |
| 一、山岳审美价值的发掘 |
| 二、登山赏景与登高抒怀 |
| 第三节 山中宜修: 为修行而登 |
| 一、“山中宜修”观念的由来 |
| 二、道士入山修行与僧人登山行脚 |
| 第四节 山水之乐: 为享乐而登 |
| 一、宋明以来社会观念的转变 |
| 二、作为休闲生活的山岳攀登 |
| 第五节 中国古代登山的历史特征分析 |
| 一、登高小天下: 寓“家国”于登山 |
| 二、山高人为峰: 寓“进取”于登山 |
| 三、山中有真意: 寓“修身”于登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对西方登山运动的借鉴与自我探索 |
| 第一节 “不容外族探险”: 为救国而登 |
| 一、对西方探险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
| 二、近代中国登山探险家的探索 |
| 第二节 培育“体国经野之心”: 为育人而登 |
| 一、对户外教育理念的吸收与借鉴 |
| 二、近代中国户外教育的探索 |
| 第三节 倡行“新风尚”: 为文明而登 |
| 一、对“文明”的崇尚与学习 |
| 二、近代休闲登山在中国的实践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登山的特征分析 |
| 一、倡导体育救国,融入时代洪流 |
| 二、注重登山育人,融入教育过程 |
| 三、提倡文明观念,促进健康休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与变迁 |
| 第一节 只为国旗飘扬: 为“站起来”而登 |
| 一、“为国攀登”的登山运动发展指导思想的确立 |
| 二、两次珠峰攀登的历史壮举 |
| 第二节 参与“两个文明”建设: 为“富起来”而登 |
| 一、改革开放事业引领下的登山运动新思路 |
| 二、山峰对外开放、商业登山与驴友论坛的初兴 |
| 第三节 走向伟大复兴: 为“强起来”而登 |
| 一、新时期的登山运动发展观 |
| 二、特殊时期的珠峰攀登与户外产业的新超越 |
| 第四节 现代中国登山发展特征分析 |
| 一、献身国家事业,高扬英雄主义 |
| 二、注重改革创新,助力国民经济 |
| 三、紧随强国战略,实现全面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中国登山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创新发展视域下的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创新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创新发展为内核,实现登山事业动能新旧转换 |
| 第二节 协调发展视域下的未来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协调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协调发展为网络,挖掘登山经济社会效益 |
| 第三节 绿色发展视域下的未来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绿色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绿色发展为灵魂,打造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 |
| 第四节 开放发展视域下的未来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开放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开放发展为视野,加强国际交流推进路带建设 |
| 第五节 共享发展视域下的未来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共享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共享发展为主旨,依托山岳空间实现共建共享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A 本研究搜集的旧刊物中的相关登山史料 |
| A1 《爬山运动在欧洲》 |
| A2 《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涉水》 |
| A3 《幽山莫梯纪游》 |
| A4 《各种不同的旅行》 |
| A5 《伟大的祖国山河》 |
| A6 《黄山之游》 |
| A7 《识得庐山面目真》 |
| A8 《龙潭山》 |
| 附录B 本研究搜集的旧书籍中的相关史料 |
| B1 《埃菲尔士峰探险记》 |
| B2 《西北的探检事业》 |
| B3 《西北的地理环境与探检生活》(一) |
| B4 《西北的地理环境与探检生活》(二) |
| B5 《世界最高峰的探险——科学没有战胜自然》 |
| 附录C 本研究访谈过程中收集的口述资料 |
| C1 和进海先生 |
| C2 尹逊平先生 |
| C3 扎西次仁先生 |
| C4 林伟宁女士 |
| 附录D 本研究调研过程中搜集的档案文献材料一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读《贵州人文之旅》后（论文参考文献）
- [1]王阳明谪黔之史迹文踪[J]. 张克伟.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2021(02)
- [2]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诱发、演化与治理研究[D]. 陈玉萍.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3]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D]. 范丽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4]《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5]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文化扶贫研究[D]. 何鹏. 武汉大学, 2021(02)
- [6]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D]. 张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7]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8]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李如跃.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2)
- [9]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D]. 盘劲呈.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10]中国登山史研究[D]. 姚路嘉.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