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伟大人格及其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示

一、李大钊的伟大人格及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秦冰馥^[1]（2021）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含着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面对这样一份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宝藏,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以宏大的战略视野统筹谋划,先后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明确要求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并贯穿于国民教育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由此可见,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意义,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意,更是传承民族精神血脉,汲取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坚定文化自信,培育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支撑。因此,本文立足当今时代背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主题。本文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规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按照凝练研究主题、开展前提性分析、考察历史进程、归纳时代要求、探索创新实践路径模式的思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根铸魂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为二者相通相融的逻辑起点,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共生共进关系视角出发,分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脉络、思想精华与时代价值（第一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二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过程与经验启示（第三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诉求（第四章）、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第五章）五个方面展开讨论。引言部分。主要对本文选题的缘由进行分析,指明研究目的,并提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进行阐述。第一章主要提炼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育人资源。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入手,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与基本走向,总结归纳了其中包含的丰富历史遗产。进而着重深入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赓续延传中所展现出的生生不息的延续性、经世致用的务实性、革故鼎新的创新性、重人轻神的人文性、和崇德尚善的伦理性等突出特征,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民惟邦本”“天下大同”核心思想理念,以及注重整体、辩证、历史的思维品格。最后,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后续几个章节的讨论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出发,分析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品质与紧密关系使融入具有充分的可能性;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需要、自觉选择、使命追求使融入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维度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优秀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在总体上廓清了两者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第三章围绕历史维度,梳理总结了自党成立以来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折历程,通过考察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辩证态度和鲜明立场以及伴随这一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程,总结了历史实践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立足新时代背景的融入,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紧扣“生命线”定位,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化人的积极效能。第四章从现实维度出发,在分析已经取得的成绩与现实中存在的不足基础上,审视“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与历史机遇。进而,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分析提出了实现融入必须聚焦教育根本问题,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双创”原则为实践指南;立足主阵地、主渠道,科学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路的必然要求,从而明确了创新融入实践应把握和努力的前进方向。第五章主要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维度出发,结合当下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相关领域和主要内容,从理论武装、学科教学、日常教育、队伍建设等方面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依托“大思政”工作格局尝试构建了融入的创新实践模式。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简要总结。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思想精华、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和载道铸魂功能。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紧密结合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探索完善中华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的有效路径与模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增强当代青年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支撑。

蒋飞燕^[2]（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丁红岩^[3]（2021）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征程的开创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恒久发展的源头所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元素和基本经验。在异常艰辛的革命斗争中,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发展历程,深刻理解其理论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重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体图景,深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性意义的认知,澄清一些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误差和偏颇。与此同时,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探寻和总结,能为我们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和思路启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上生成的。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统治下,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全面觉醒,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充分暴露,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心东移,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两制并存的复杂局势下经过反复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党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和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萌生了“相结合”的思想意识;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渊源、社会理想、价值目标、实践理性等多方面的融通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能够顺利推进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历了准中国化、正式开启、艰辛推进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进步社团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日益强大,工人阶级逐渐觉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组织主体、思想主体、阶级基础逐渐完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使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国共合作后,在不断总结国民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逐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艰难中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相对丰硕的理论成果。虽然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但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关乎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性质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力、对象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相对青涩,理论阐述尚待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构筑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雏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准备了丰厚的思想养料。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它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征程,奠定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铺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推进了中国革命领袖主体的生成。总体看来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举什么旗”和“建什么党”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汲取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理论自信、强化问题意识、树立世界眼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结合,在创新发展中实现筑梦伟业。

李新潮^[4]（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王新建^[5]（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闫文娟^[6]（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王曼^[7]（2020）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统领作用。政治信仰作为人类信仰的政治维度,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等的信奉和敬仰,是对政治层面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人的政治理性和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仰是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随着人类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政治信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共同的政治信仰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量。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网络化以及“西化”“分化”等因素的冲击下,个别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出现了弱化,甚至是动摇的现象。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滑坡会使党失去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撑,损害党内的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因此,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使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崇高的政治信仰引领下践行政治理想、行为规范,在科学的政治信仰凝聚下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承担的重要政治使命和执政课题。本文以“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为题,由导论和正文五章内容组成,各章大致的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问题,首先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包括信仰的内涵、特征、分类以及政治信仰的概念、特征和功能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信仰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以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政治学说中的“内圣外王”的政治修养、“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为政以德”的施政原则和“大同社会”的政治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理念、价值追求、社会理想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态度和精神生活风貌,并逐渐成为人们内化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亦成为涵养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重要思想文化源泉。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经验。在历史脉络上,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纵向、动态的梳理,纵观政治信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迁历程,体悟党的政治信仰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出党在政治信仰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即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树立并宣扬党内政治信仰的先进典型、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加强政治信仰建设等。这些宝贵的经验为解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突出问题,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诉求,突出问题意识。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的政治信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考验和新问题。新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为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诉求。因此,通过总结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成因及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的价值性两方面进行充分论证,这是我们在新时代把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作为时代课题来讨论的根本原因。第四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内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从内容体系上看,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的内容建构应包含五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的科学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第五章在前四章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原则、机制与路径,以实现政治信仰建设的目标。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在认识和尊重政治信仰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加以推进。具体而言,在基本原则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有效机制上,政治信仰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在生成过程中应遵循信仰的一般心理发展机制,包括理性认知机制、情感认同机制、意志培养机制和行为践行机制;在具体路径上,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党性修养、依托红色资源、学习先进典型、完善党内制度、加强实践锻炼等路径,实现政治信仰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这七个方面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巩固与强化,提高党员、干部知信行合一的能力,增强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翟伟希^[8]（2020）在《李大钊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极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经成立就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始终不渝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目标。李大钊作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民生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研究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孕育条件、厘清李大钊民生思想的意蕴内涵、思考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不仅有助于强化对中共民生思想特别是早期民生思想的研究,而且对当代中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逻辑结构如下:第一,绪论部分。阐述了文章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整理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指出了文章的研究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二,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形成条件部分。本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民生理论是李大钊民生思想的直接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思想为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是李大钊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关注中国的民生问题、探寻中国民生凋敝的原因以及改善中国工农阶级生活的探索是李大钊民生思想形成的自身因素。第三,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部分。对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基本内容的研究,是本文的难点亦是主要的创新点。文章从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基本权利、发展机会以及权益保护这四个维度,探析了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基本内容。总结了李大钊民生思想的主要特点:时代性和人民性相结合;理论性和实践性相联结;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第四,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部分。对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的研究,是本文的重要创新之处,文章概括总结了李大钊民生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迪。其理论价值为: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习近平民生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实践启迪主要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紧抓社会主要矛盾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是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基本途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

杨竹芸^[9]（2020）在《个体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研究 ——基于275名中共党史人物的统计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然而,从个体政治观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一个人要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却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个体政治观是社会政治关系中的政治行为个体所形成的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根本观点和基本态度。个体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是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在一定政治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在个体利益和需要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政治实践活动,确立一定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中共党史人物是指近现代以来对于党的历史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党史人物具有不同于普通个体的政治特点,其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过程具有一般规律与共性特点。研究中共党史人物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形成对于新时代的党员形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无疑极具启示价值。以《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中所列275名党史人物在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主要内容与形成过程为例证,探寻与把握个体政治观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尤其使用统计分析法,基于275名党史人物的数据统计,绘制表格进行计量分析,如此就构成了文章的基本框架,篇章结构如下:第一章考察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形成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条件及其决定作用、制约作用、影响作用,以及求学、参军从戎、进行业务工作与革命事业的个体人生经历。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一方面受到近现代中国历史背景的制约与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与个体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充分体现出不同个体的独特性。第二章主要探讨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阶段与变化过程。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从中国社会传统政治观念中汲取营养;辛亥革命后受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五四运动时期通过分析比较各种社会思潮,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从个体年龄阶段来看,经历了儿童少年阶段政治心理的萌发与政治情感的产生,青年阶段初期政治观点的形成与政治认识的发展,以及青年阶段中后期政治理想的确立与政治观的最终完善三个不同层次的变化过程,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第三章具体梳理了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形成的主要内容结构,包括唯物史观、阶级观、国家观、政党观、群众观等的变化与提升。唯物史观的形成,从接受或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到继承发展唯物史观并树立共产主义信仰。阶级观的形成,从萌发朴素的阶级意识,到学习研究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领导阶级斗争。国家观的形成,从形成关于国家的意识,产生朦胧的爱国情怀,再到逐渐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观。政党观的形成,既受到西方政党制度与资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影响,又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紧密相连。群众观的形成,是在斗争实际中从崇尚英雄转为重视群众作用,坚持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第四章分析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形成过程的外部影响因素与内化途径。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受到家庭环境的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关键影响、书籍报刊的重大影响、政治人物的示范影响、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潮的催化影响、政治团体和政治组织的互动激励。在外部因素的促进推动下,通过社会观察、政治实践、职业探索、理论学习等途径,内化形成个体政治观。第五章总结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形成过程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意义。从对于促进个体政治观形成发展的理论启示来看,个体政治观的形成既是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长期过程;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政治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个体正确树立政治观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从对于新时代强化个体政治观教育的现实意义来看,必须紧扣个体政治观形成的时代特点,抓住个体政治观形成的时间节点,加强政治观教育内容的培育与引导,注重外部影响因素与学习实践途径相结合。

张鹏程^[10]（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二、李大钊的伟大人格及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大钊的伟大人格及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李大钊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个体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研究 ——基于275名中共党史人物的统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李大钊的伟大人格及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秦冰馥.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丁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5]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6]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7]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D]. 王曼. 山东大学, 2020(10)
• [8]李大钊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翟伟希. 河南大学, 2020(02)
• [9]个体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研究 ——基于275名中共党史人物的统计分析[D]. 杨竹芸. 武汉大学, 2020(04)
• [10]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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