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0万亿储蓄,福兮?祸兮?(论文文献综述)
王伟[1](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温铁军,张俊娜[2](2020)在《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及中国应对》文中提出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产业资本竞争时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产业外移而自身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形成的金融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决定着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的规律,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催生了全球化危机。在疫情叠加金融危机的当下,中国面临输入型危机叠加内生型危机,必须对自己在世界范围的产业链重组之下被"脱钩"之可能有所准备。对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应对内外危机的"去依附"经验可供借鉴。面对当下危机,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是中国应对的方案与出路,将资本杠杆投到沉没成本最深厚的乡村,形成六产融合的多元化新业态,由此产生机会收益空间,再以空间生态资源立体开发推进城乡融合形成投资和内需,从而创造化解危机的条件。
骆婷婷[3](2019)在《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43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1933年的大萧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和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了巨大损失。多次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让人们开始反思导致危机的原因。人们发现,危机发生之前均出现了私人部门杠杆率极速攀升的情况,危机之后,相关经济体被迫走上去杠杆之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程度地下降,而与此同时,我国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经历了较大幅度上升,也相应进入“去杠杆”、“结构性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杠杆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我国当前稳增长下的去杠杆的稳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现有研究的结论和不足,本文采取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私人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分解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部门杠杆率,就它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理论分析中,本文综述与评论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系统地梳理了金融深化理论、债务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金融不稳定理论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论等,分析不同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为后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结合各种理论中反映出的杠杆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受杠杆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此,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使用1998至2017年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部门杠杆率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影响机制和效果的不同。结果发现:(1)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且这种负向影响随着经济增速的提高而减小,随着经济增速的降低而增加。即存在临界值效应和紧缩触发机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可以使企业获得资金,用于技术创新和扩大投资,家庭部门杠杆率上升可以改善消费水平,从而可以对经济产生正向作用,经济形势的向好又能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及福利水平,从而企业和家庭的还贷能力得以改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杠杆率可以得到经济的支撑。但是,如果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上升过快,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下降;而如果家庭杠杆率上升过快,会挤压未来消费和储蓄,杠杆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就会消失。而如果经济走向非理性繁荣状态,企业和家庭对未来预期过于乐观,可能会转变成投机型和庞氏融资主体,过高的杠杆增速得不到经济支撑。一旦出现某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可能会触发债务-通缩机制,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企业的盈利水平不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两个部门杠杆率上升只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主体的债务负担,从而对经济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增强;(2)当经济增速低于临界值时,家庭部门的债务紧缩效应大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当经济增速高于临界值时,家庭部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小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主要是因为,家庭部门增加杠杆相比企业杠杆率增加,对生产率提高的正向作用更小,同时还可能会使得储蓄率下降,整体来看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3)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债务紧缩效应在发达经济体内显着,而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并不显着,可能因为后者的金融发展水平还不高,金融深化形成的积极效应会弥补债务紧缩效应。对于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债务紧缩效应在两类经济体内均显着。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包括:(1)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行期间,对于企业和家庭部门加杠杆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如果经济增速无法支持私人部门债务利息的支付,加杠杆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速下滑。(2)不仅要监控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更需要分部门的考察。家庭部门消费贷款导致的杠杆率增加,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比较小。(3)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也需要考虑杠杆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关注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杠杆率结构问题,以保证增加杠杆所形成的资金效率充分提高,尽可能地发挥资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张坤[4](2018)在《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探究》文中提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纪。在这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济建设方面成效尤为显着。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与策划,白钦先就是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的典型代表之一。白钦先在四十年学术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融论研究范式,即运用他所构建的一套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选题《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探究》正是全面总结回顾白钦先金融理论创新生涯,从中提炼出具有传承价值的学术思想,以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为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正能量。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梳理“研究范式”概念和国内外学者对白钦先金融理论究评述的基础上,试图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去阐述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内涵,总结概括白钦先金融理论学说体系;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以1985年至2017年白钦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为样本,研究了其金融理论各学说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特点进行了评述。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重要结论:第一,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内涵包括大局观、整体论和人文理念。“研究范式”是一个被多学科所共用的概念,在不同学科语境下其概念界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至少应包括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要素一"对金融研究范式概念的界定也概莫能外。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世界观是大局观,即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方法论是整体论,即把国别问题纳入全球背景构建分析框架、从融发展全局来把握金融理论创新、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提出解决方案;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价值观是人文理念,即坚持人本民本理念、坚持思维的中国主体性。第二,白钦先金融论学说体系包括金融体制说、金融资源说、金融发展说和金融人文说。这四项理学说在世界观、友法论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各具特色:金融体制说以体制观为世界观,论证了金融是以金融环境为核心的“九大要素”的有机统一体,在方法论方面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法,在价值观方面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倡导中国国际话语权发声;金融资源说以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制度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为世界观,论证了金融是一国战略性稀缺资源,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由经济分析向金融分析的转变,在价值观方面突出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协调、稳定、有序、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说以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金融,包括金融结构变迁、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在方法论上区分了金融内部功能分析和金融外部功能分析,在价值观方面提出金融适度发展观,即金融自身功能的扩展不能以牺牲社会经济发展为代价,金融功能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适度发展亦是金融可持续发展应有之意;金融人文说以高度抽象的“元”视角来阐述“金融从哪来,到哪去”、“金融的属性是什么”、“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如何”,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抽象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价值观方面强调金融从来就应当是一种大众的、共享的、普惠的发展方式。在此分类基础上,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以1985年至2017年白钦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为样本,分析了其金融理论四项学说之间的互动关系:金融体制说是基础,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它是金融资源说的格兰杰成因,并且在长期内能够促进金融资源说的成果创新;金融资源说与金融发展说互为格兰杰成因,而且不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二者都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其背后的根源是这两种学说具有内在对应和相互关联的多层次研究对象;金融人文说相比其它三种理论学说而言相对独立,与其它三种理论学说之间不存在、或只存在极其弱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三,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特点具有创新性、时代性、民族性等特征。创新性是白钦先学术思想最大的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在白钦先的创新观,另一方面体现在白教授学术创新的内容,包括理论学说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培养模式创新;特别是理论学说创新与时俱进,多次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瞻性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白教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比较研究法,论证了比较研究应比较什么、如何比较、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比较等理论性问题,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价值观方面,白钦先金融理论彰显时代特征,反映国家诉求,特别是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思想的感召,使白钦先金融理论的内涵进一步丰富。论文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系统化、体系化、计量化研究白钦先金融理论在国内外尚属首次。以往对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和评述均是对其某一个具体的学说、理论或观点进行评述,本论文将白钦先四十年的学术科研成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研究范式为切入点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框架;另外,运用计量方法探究白钦先金融理论学说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在国内外也尚属首次。第二,以博士学位论文为载体研究导师的学术思想是学术传承的新模式。过去对老一辈学者学术思想的传承模式较为单一,大多是通过开研讨会或撰写学术评述文章展开,以博士学位论文为载体的还很少,特别是从弟子的角度去研究导师的学术思想就更少了;当然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模式需要接受广大学者的监督。第三,通过研究范式这一视角对学术思想进行评述是金融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通过“研究范式”这一概念构建了以“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三位一体的学术思想评述分析架构;打破了过去以时间轴为研究线索的分析架构,这种研究模式是学术评述领域、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
杜一华[5](2018)在《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金融投资商品是由韩国《资本市场统合法》确定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具有强大的概括力和穿透力,较好地适应了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金融投资商品及衍生品不断涌现的新时代。论文以对金融投资商品概念的注释法学阐释为基础,重构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来源、国内外研究综述,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论文第二章围绕金融投资商品的概念、与证券概念的区分,构成、类型化等三个方面的法理问题进行了研析。论文认为,金融投资商品概念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背景,即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混业经营促使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继而论文对金融投资商品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金融投资商品与金融商品存在属性、价值和风险上的差异;而与金融工具存在属性、内容、种类等方面的差异。强调金融投资商品具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即目的、投资、金钱转移、合同权利;在外延上对应非金融投资商品概念,利用两点核心判断标准(投资和目的)来进行排除。就此论文认为金融投资商品是指投资者为获得利益,或避免损失,或进行风险管理,依约定支付金钱等,在特定时间获得合约权利且承担较大风险的金融资产或服务。论文进一步提炼了金融投资商品的特征,归纳为投资性、风险性、金钱转移的未来导向性;归纳了金融投资商品概念的功能,即立法确认金融投资业扩大之客观事实,指明了功能监管和穿透式监管的着力方向,迎合投资的多样性需求,区分储蓄、保险等非金融投资商品。论文指出了金融投资商品概念的意义,即表征金融改革及立法的方向,维系金融市场主体的重要纽带,奠定了金融服务法体系的基本理念。第二节着重解析了金融投资商品概念与证券概念之间的关系。论文认为,证券在本质上是一种投资性权利。我国《证券法修订草案》中的证券概念应当回避静态表述方式,采用动态方式,重新表述为证券是指具有收益性、风险性、标准化、可交易或可赎回的投资性合同、有价证券以及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认定的其他证券。在此基础上,论文从覆盖范围、发行主体、交易主体、监管主体、救济方式等法理方面剖析了金融投资商品与证券概念的差异,又从立法层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为进一步区分金融投资商品和证券概念的内涵,论文又论述了两者的“重合”内容。第三节剖析了金融投资商品的内在结构,即构成和类型化。在金融投资商品的构成上,论文按照立法先后顺序分别分析了日本、韩国、美国金融投资商品的构成。分析结论认为,日本的金融投资商品构成边界并不清晰,而韩国则在此基础上取得了重大进步,金融投资商品属于金融商品的二级概念,具体包括证券和衍生商品,且证券具有扩张性的趋势;而美国的金融投资商品构成也同样不够清晰,体现为证券法与其他法律文本规定和司法判例认定的双重结构,且其证券具有更为强烈的扩张趋势。在前述基础上,论文主张金融投资商品的类型化应当符合三大规律性:类型划分趋向于证券和衍生品;金融投资商品成为与非金融投资商品的对应概念;支配金融投资商品概念及其类型的内在逻辑为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活动。论文最后得出了金融投资商品的应然结构图:金融投资商品从属于金融商品;与非金融投资商品对应,其下包括证券和金融衍生品。我国现行的金融商品分类存在不合理性,既没有层次上的区分,也没有适应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论文建议我国采用金融投资商品概念,并类型化划分第一层次为金融商品,第二层次为金融投资商品与非金融投资商品,第三层次为金融投资商品下的固定收益类金融投资商品、权益类金融投资商品和衍生品类金融投资商品。论文第三章采取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英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金融投资商品发行和交易法律制度进行了考察。考察发现英国在发行制度上采取“禁止+许可”开放式模式,证券上市采用上市名单制度,对上市企业采取多主体联合审查的模式;而其交易制度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之后将金融服务业和金融投资行为均纳入规制对象。具体体现为业务转让控制制度、市场滥用的处罚制度和活动监管制度。日本积极吸收英国的立法经验,在发行制度中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建立信息披露违规惩戒制度,建立发行注册书、报告书制度,建立特定证券信息的披露制度、调查制度,全面强化了发行行为的合规性;在交易制度中,日本建立了金融商品交易业者制度,投资者分类保护制度,详细规定了金融投资者业的业务范围,确立了金融投资者业者对客户的诚实义务,引入了冷静期制度。日本的金融商品发行和交易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韩国借鉴的蓝本。韩国在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立法的篇章结构体系,而且整体提升了立法水平。其在发行制度中建立了金融投资业者的市场准入规则,完善了金融投资业者的法人治理结构,创造性的设立了金融业者的共同营业行为规则和特殊营业行为规则;在交易制度中,韩国将投资劝诱和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共同行为规则予以规制,尤其是在特殊营业行为规则中,《资本市场统合法》针对投资买卖业者和投资中介业者、集合投资业者、投资咨询业者和全权委托投资业者、信托业者分别确立极为详细的行为规则。美国的金融投资商品发行制度主要体现为证券发行制度,非常细密与严谨,尤其是其“货架注册”制度非常成功,建立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了发行的透明度;而在交易制度方面,其相关立法对交易行为、交易主体、交易工具,严厉打击操纵、欺诈和计谋等方面进行规范。本章的第二节对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进行介绍。我国相关发行制度呈现出上市证券审核发行制与非上市债券、证券等的核准制或注册制相结合的总体特征。有关发行制度主要体现在《证券法》和原“一行三会”制定的规章之中。在交易制度方面,我国将股票交易确立为典型的场内交易,建立非常细致和严谨的制度规制体系,但是银行理财产品交易、集合投资计划交易、保险类投资商品交易等相关规制制度则主要体现在零散的规章之中。本章的第三节论述了中外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的比较。一方面中外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制度渐行渐近。这体现在理念开始接近,市场环境相似,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投资商品类型类似。另一方面,中外差距尚存。这体现在第一,监管体制存在差距,不能适应金融自由化,监管难以到位,投资者保护严重缺位。第二,发行与交易制度存在差距,立法体系上各监管机构分别立法,法律体系不完整,内部层次高低有别,不仅执法机关适用难,司法机关适用更难;采取发行审核制度,导致场内发行异常困难,而场外交易则间接受到鼓励,极不规范。第三是交易制度存在差异,我国现行立法主要是原“一行三会”的规章,规制体系立法分散,不完整,诸如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制度、证券交易异常情况处置制度等不够详细,不够全面。本章第四节提出中外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制度的几点共同趋势:金融投资商品呈现出类型化、层次化趋势,发行制度呈现出系统化趋势,交易制度呈现出标准化趋势,监管和保护呈现出与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制度融合化趋势。论文第四章选择性地对域内外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中的某些重要制度,即公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风险揭示制度进行了分析。一是以韩国《资本市场统合法》为例介绍了信息披露制度,指出域外各国大都将投资者保护列为首要目的,其次是强调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实性、及时性和充分性。在信息披露制度中,监管机关发生了角色转变,即监管机关已经在道德良心的层面摒弃了此前的消极者角色,切换为亲近投资者,为投资者服务的角色。信息披露人所负担的义务向信义义务方向发展。二是介绍了域外的风险揭示制度,指出风险揭示源于公开交易的要求,信息披露制度是风险揭示的理论基石。继而以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为例,总结出了其风险揭示制度的核心要义在于投资者保护。再次从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提炼出了风险揭示制度导致的责任主体扩大化趋势。三是论文考察和分析了我国的金融投资商品发行制度,指出了其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这体现在监管体制上,市场准入行政干预过强,监管机构职能与业务不匹配,监管机构暗存内部竞争,监管行为抑制金融创新。在信息披露制度方面,各监管机构确立的相关制度差异较大,形式色彩浓厚,违规惩罚不严。在风险揭示方面,立法规范高度缺失,与信息披露混同,揭示内容避重就轻。论文第五章分析了域内外金融投资商品交易中的某些重要制度。首先,对金融投资商品的交易方式及其限制制度进行分析。论文认为金融投资商品交易存在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之区分,两者的交易规则不一致。在场内交易中,交易制度主要针对集中竞价交易而设计,交易设施和交易规则各国都比较完善。区别较大的主要是场外交易。从国际性的发展趋势来看,促进场外交易的标准化、规范化、安全化已经在很多国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制度建设还正在路上。继而论文以自我交易、关联交易为例,分析了金融投资商品交易方式的限制制度,指出放松两者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同时就我国立法中自我交易制度和关联交易制度的限制方式和区分方案做了理论上的阐释。其次,论文分析了金融交易反欺诈制度。论文先对金融交易反欺诈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认为我国相关制度在民事立法上存在差距,立法规制的面不够大,赔偿制度可操作性差,诸如错误交易、不当交易等重要规范缺失,投资者保护基金覆盖面过小。而在行政立法上也存在差距,监管机构的职权配置不合理,监管政策自上而下难以适应市场需求,金融政策缺乏立法的实质支撑而容易发生摇摆。在刑事法差距上,我国偏爱于采取重刑主义来打击金融欺诈犯罪,与世界上着重加强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存在路径上的差异。继而,论文又分析了预防欺诈的风险管理制度,指出加强申报审查,严格信息披露责任,规范推介行为,自律监管外溢已经成为这一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论文还分析了反欺诈制度的法律约束力,认为其存在市场准入禁止,约束发行与销售行为,规制非公平交易行为,追究违法或违约责任等作用。论文第六章提出了对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改革的建议。论文首先对改革的必要性、可接受性和可能路径进行了论述,指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在当前面临大好局面;在改革必要性上,各方面的争论不大,共识已成;在改革的可接受性方面,实务基础已经具备,政治高层已经做了阶段性改革的定论,社会预期较好,理论准备也很充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在目前主要将体现为机构监管基础上的功能性监管色彩的添加。论文以我国“现代金融”建设之远景目标为基础提出相关构想。在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制度改革方面,论文对发行制度中的金融投资商品,发行审核,发行注册豁免等关键性概念做了阐释。继而对我国发行制度之基本框架进行了思考,主张在决定构建多层次发行制度的目标下,应将发行审核制度转变为多层次的发行注册豁免制,同时建设发行配套制度。在发行配套制度方面,至少需要实现由纵向机构监管向穿透式监管改革,信息披露由形式主义统一向信义义务转轨,风险揭示制度由“卖者有责”向“买者自负”发展。在改革我国金融投资商品交易制度方面,论文主张在交易主体资格与市场准入方面采取放宽的策略,但是必须与多层次的发行注册豁免制度相互联结,交易主体资格应当适应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各个层次与内部转板需要;市场准入方面也应当与多层次发行制度相联系。论文论述了具体金融投资商品的交易规则及其内容,主要就确立卖方的适合性义务,约束自我交易与关联交易,建立规则规范场外交易等进行了论述。其中对于场外交易予以了较多的阐述,主张我国应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主协议制度,扶持信用支持制度发展,发展净额结算制度,完善中央对手方、信息存储处等交易基础设施及其规则。对金融违规交易的责任与惩罚方面,论文主张建立以民事责任为主要规制手段,行政违法责任次之,刑事责任再次之的梯次性违规交易责任追究与惩罚机制。在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中应当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打击经济利益的“根”的层面提高规制手段的有效性。在行政违法责任方面,虽然《证券法修订草案》提高了惩罚力度,但是责任主体覆盖范围还应当进一步从“直接责任人员”扩大到具体操作人员。理由是责任主体的扩大有利于违法行为尽早发现和促成金融机构内部制约。在刑事责任方面,我国应当降低惩罚的严厉性,但同时扩张打击的覆盖范围,建议吸收英国经验,将绝大多数严重的金融违法行为实行轻罪化处理。最后,论文对金融投资者保护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思考。论文主张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目标在于维护投资者信心,实现投资价值最大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在投资者保护制度上应当构建框架性体系,一是建立金融投资者差异化保护制度,依据适合性原则区分投资者类型;二是建立覆盖所有金融投资商品的投资者的适当性义务制度;三是加强投资者保护机构、保护基金制度的建设。论文还建议加强反欺诈制度建设。一是将投资者保护机构、机制与反欺诈制度衔接,二是将金融机构营业规范与反欺诈制度衔接,三是将投资者保护与反欺诈制度衔接。论文还对投资者权利救济制度的改革也提出了建议,建议将救济机制覆盖所有投资者,明确金融投资者的权利内容、权利救济途径,并建立投资者赔偿和补偿机制。
孙赫[6](2018)在《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研究—风险感知与价值感知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我国个人理财需求逐年累积,理财市场潜力不断扩大。2013年以来,互联网理财凭借便捷性高、理财门槛低、碎片化管理等优势,迅速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资金规模迅猛增长,使个人理财结构出现转变,甚至对金融机构乃至货币政策产生了影响。目前,互联网理财已由“野蛮扩张”阶段步入平稳增长阶段,监管政策也在不断加强与落实中。总之,互联网理财已经成为居民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考虑我国理财市场以个人为决策主体的现状,亟需深入剖析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从而引导居民提高理财行为的合理性,将对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乃至社会长治久安产生积极影响。论文首先总结了货币基金、固定收益和P2P网贷三类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发展现状,分析互联网理财的政策环境及特征,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发展趋势;其次,剖析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特征,运用多分类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风险感知、价值感知以及个人属性因素对理财行为的影响;再次,依据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确定研究假设,利用PLS-SEM方法分别研究风险感知和价值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的影响机制,同时对二者的维度构成进行了实证,并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验证各维度的层次关系;然后,根据互联网理财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结果(样本总量逾2500个),形成了一套可靠的测度量表,以风险感知和价值感知为行为准则,基于PLS-SEM方法构建双准则行为模型,解释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的决策依据与决策过程;最后,基于双准则行为模型的实证结果和风险感知多维数据,利用DBSCAN聚类方法划分个人风险偏好类型,再根据三阶段DEA实证结果从投资额度和投资比例两方面提出个人互联网理财优化方案,并且运用Bootstrap抽样、SVM模式识别等方法对结果进行仿真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理财已使我国理财市场的格局发生改变,正从“野蛮扩张”阶段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发展进入新常态;仿真结果表明,互联网理财的资金规模仍会继续扩大,市场份额最终会趋于稳定,与传统理财共生发展,成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综合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主观因素和个人属性(客观因素)两类。主观因素方面,涉及个人的风险认知和价值判断,对理财行为有重要影响;个人属性方面,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使用经验4个变量能够影响理财行为,但性别和职业的影响并不显着。(3)风险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及预测作用,由财务风险、隐私风险、时间风险、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5个维度构成,解释度在70%左右;对于不同类型的互联网理财产品,风险感知的不同维度在重要性方面存在差异。(4)价值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及预测作用,由功能价值、情感价值、效率价值和社会价值4个维度构成,解释度在60%左右;对于不同类型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价值感知的不同维度在重要性方面存在差异。(5)“风险感知—价值感知”双准则行为模型能够解释三类互联网理财的个人投资行为,解释度在65.7%~70.8%之间;价值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有正向影响,功能价值的重要程度最高,情感价值次之,效率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风险感知对价值感知以及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有负向影响,心理风险和财务风险的重要程度最高,时间风险和社会风险次之,隐私风险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6)根据风险感知多维数据可将个人风险偏好划分为“平稳-谨慎型”、“平稳-稳健型”、“差异-激进型”和“极端-稳健型”4个类型;以价值感知多维数据,通过投资效率分析确定最优决策单元,能够为4类风险偏好类型群体指出合适的互联网理财投资额度与投资比例。其中,对“差异-激进型”的实证结果最为理想,投资额度以月均收入的4.9倍为宜,货币基金类、固定收益类和P2P网贷类的投资比例分别为24.6%、41.3%和34.1%;另外三类因决策单元数量偏少导致实证效果一般,但通过仿真发现实证结果可以为理财方案优化提供借鉴。
徐锦庚[7](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指出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杨勇诚[8](2015)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三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三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三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孟赞[9](2015)在《广义相对估值理论模型构建及动态优化研究 ——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数据》文中提出当今之中国,恰遇“非常之世”、“非常之事”、“非常之时”。“非常之世”:超越、反腐、改革。超越:据IMF报告2014年底,经济总量上中国将第一次超越美国。反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必被扭转,价值投资的春天来了。改革:改革的红利,必催生股市的繁荣。非常之事:注册制、沪港通、成交量。注册制:股票发行的市场化,必促使投资者更注重内在价值的挖掘,价值投资将会真正大行其道。沪港通:带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价值活水来。”价值投资将真正从“理想王国”来到“现实世界”。成交天量,彰显股市无魂。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人。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价值入我肠;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在投资领域,价值投资在中国到底是否可行?价值投资为什么能够长期战胜市场?价值投资的内含机理是什么?为什么提倡价值投资而不是其他投资?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和尚未解决的难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构安排如下:全文涵括九个章节:绪论一章、正文七章、结论一章。第一章属绪论性质,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研究的技术路线、研究的主要方法、主要创新点以及开展研究的前提假设等问题进行必要的界定和阐释。第二章至第八章是本文研究的主体内容。从形式上讲,第一章是从“总”的意义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架构,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六章主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第七章主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第八章主要解决“对与错”的问题。第二章到第六章是价值观,第七章是方法论。第二章的核心是基于内涵价值视角的IFP/S理论构建。首先,第一部分,对国内外价值投资理论主要研究精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概括了其关键特征和核心要点;第二部分,详细梳理和总结了与价值投资相关的行为金融理论,对行为金融的发展演变,及与数理金融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传统数理金融的缺陷和不足,行为金融对传统数理金融的挑战与修正;第三部分,简述了神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决策、不确定性与大脑之间的原理和机理,介绍了神经科学的二维理论框架和自发性神经过程的基本特点。其次,是基于内涵价值视角的相对估值理论模型构建,首先探究了价值投资与中国传统智慧的思想渊源,实现道德经与价值投资,太极与价值投资、行为金融和神经经济的“互联互通”;然后,详释了从绝对估值论到相对估值论的理论演化,分别从逻辑推导、数理推导、经验观察到内含机理、一元模型到二元模型、狭义估值到广义估值、绝对估值论到相对估值论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推演,最终形成相对估值理论模型。最后,形成文章核心价值观IFP/S理论,随后具体阐释了IFP/S理论的基本释义、理论实质和理论模型。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基于IFP/S理论的产业研究。遵循文献综述、研究发现、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首先,归纳整理了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业分析与判断主要观点精萃。其次,从产业生命周期、产业盈利能力稳定性、产业资本结构稳定性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发现。最后。对中国现阶段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特点,盈利能力稳定性,资本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基于IFP/S理论的财务研究。首先,汇总整理归纳了以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为代表的基于投资视角的相关财务分析观点精粹;然后,分别从资产质量、负债质量、利润质量、现金流量质量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完整具体的研究总结;最后,实现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三表融会贯通,有机统一。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基于IFP/S理论的产品研究。首先,是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品需求研究,分别从文献综述、需求黏性分析和产品需求与稳定性逻辑关系三个部分进行了探究;其次,是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品品牌研究,分别从文献综述,品牌与稳定性的内含机理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接着,是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品商誉研究,分别从文献综述、商誉与价值投资、商誉与经济特许权、商誉与消费垄断型企业、商誉的会计估值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发现;最后,是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品价格研究,着重探究了议价能力与价值投资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了为什么定价权是价值投资产品分析的灵魂。第六章的核心内容是相对估值理论模型构建。首先,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双加工理论,阐释了投资决策的神经机理;其次,基于情绪—理性互动决策机理,构建了基于情绪—理性互动决策的二元估值模型;最后,在绝对估值理论模型和狭义相对估值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基于理性的广义相对估值理论模型。同时对影响投资决策的情绪变量测度指标进行了归理。第七章的主要内容是动态优化。首先,阐释了动态优化的内涵、原理和理论模型;其次,详释了动态优化的成因,客观详实的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基本特征、投资者结构特征和投资者认知偏差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后,得出基于前景理论的动态优化风险决策机制。第八章的主要内容是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IFP/S理论实证检验。首先,进行了研究设计,行业选取和公司选择;其次,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最后,形成实证结论。第九章是研究结论、主要发现及未来规划。首先,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价值投资在中国可行、有道、行难。其次、本文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研究发现:(1)构建了广义相对估值理论模型;(2)基于情绪—理性互动决策的二元估值模型;(3)基于产业企业产品的IFP/S理论;(4)科学阐释了价值投资持久成功的内在机理;(5)动态优化方法及理论模型;(6)实现了价值投资与中国传统智慧(道德经、易经、太极)的“互联互通”。最后,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价值投资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展望,及自己下一步的研究学习规划。创新是论文的灵魂,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视角的创新、理论模型的创新以及实证方法的创新。具体阐述如下:一、研究视角的创新首先,虽然国内学者对价值投资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丰富异常,但尚未有基于基于神经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视角对价值投资进行探讨的,尚未有把价值投资与中国特殊证券市场相结合的全景研究。其次,注册制是我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举措,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目前还没有文献对适合中国证券市场的价值投资理论和价值投资方法进行细致、系统、完整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研究是一个有益探索。最后,国内对价值投资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价值投资思想、理论和方法的传播上,即在国外价值投资“是什么”“如何做的”,但没有把价值投资与中国特殊国情、文化特征、法制特征、市场特征、投资者结构特征、行为特征,监管特征,系统结合起来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研究是做了较系统、较完整、较全面的研究尝试。基于神经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视角,这两个学科都是新兴学科,都是对金融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革命性影响的新兴学科。作者相对独特的经历,对这两个学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对其的实践应用都有较为独到的感悟和理解,这使自己在研究中拥有了相对的优势,为较深入系统的创新研究打下了基础。二、理论模型的创新首先,文章基于内涵价值的视角,通过数理模型推导,指出了期望效用理论的缺陷和不足。接着将前景理论,神经经济学(不确定性、决策与大脑)和价值投资内在有机统一起来,揭示了价值投资的神经经济学原理和行为金融内含机理。然后融汇中国传统智慧,基于中国股票市场从产业、财务、产品的视角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实证检验,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构建了二元估值模型,在狭义估值法的基础,得出广义估值法。最后,在绝对估值论的基础上,形成广义相对估值论。三、实证方法的创新首先,文章把大数据作为实证检验的工具,个人出资购买了最新的Choice软件,数据的质量得以保证。该数据库可以提供基于产业、财务、产品、时机四维视角的完整数据,为进行价值投资与中国证券市场相结合的全景研究提供了条件,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单一视角。其次,在研究过程中,文章以实事求是为基本指导思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总路线,既有大数据分析,又重视调查研究,这种既要有吃苦务实精神又要有勇气突破常规的研究方法在博士论文写作中并不常见。再次,广义估值法的构建上,借鉴了保险精算思想,把保险和风险,模糊判断和精确估值较好的结合了起来。最后,在对价值投资在中国具体运用的方法研究上,吸收借鉴了运筹学中的动态规划方法,同时融合了经济学中的动态和优化思想方法,形成了本文的动态优化方法论。研究体会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根据自己多年对金融的感悟和理解,市场中的摸爬滚打,血与火的洗礼,悟到“节点理性”,“节点有效”和“动态不均衡逆向转换”,三个“或有发现”,这三个“或有发现”已经得到大数据和本人投资业绩的证明,如能再得到金融心理学实验的证明,可能会具有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延伸”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基石,有利于人们对金融市场规律的理解和应用,有利于金融理论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10](2013)在《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文中认为
二、10万亿储蓄,福兮?祸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0万亿储蓄,福兮?祸兮?(论文提纲范文)
(1)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1.1 经济全球化的徘徊 |
1.1.2 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 |
1.2 选题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兴起 |
1.3.2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 |
1.3.3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 |
1.3.4 综述小结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1.4.1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图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权力导向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2.1 欧洲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均势秩序 |
2.1.1 欧洲的主导地位 |
2.1.2 同盟均势下的帝国主义决策机制 |
2.1.3 作为经济竞争副产品的新帝国主义 |
2.1.4 丛林法则理念推动下的殖民活动 |
2.2 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
2.2.1 首个完整的全球性世界 |
2.2.2 作为保障机制的金本位制 |
2.2.3 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 |
2.2.4 贸易保护升级下的经济全球化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规则导向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 |
3.1 美式霸权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3.1.1 欧洲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崛起 |
3.1.2 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3.1.3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霸权属性 |
3.2 20世纪80年代前的世界经济 |
3.3 规则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3.3.1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延伸 |
3.3.2 生产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崛起 |
3.3.3 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形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
4.1 两轮经济全球化的比较分析 |
4.2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
4.2.1 非中性规则的变现途径 |
4.2.2 非中性规则的后果 |
4.3 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困境 |
4.3.1 全球化的“脱嵌”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
4.3.2 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 |
4.4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全球化 |
4.5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制度质量与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5.1 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5.1.1 制度质量与现代经济增长 |
5.1.2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质量 |
5.2 实证研究分析 |
5.2.1 实证研究思路 |
5.2.2 静态面板模型设定 |
5.2.3 变量选择与说明 |
5.2.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3.1 模型数据相关检验 |
5.3.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5.3.3 交互效应分析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制度视角下的国别参与路径研究 |
6.1 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规则的先导地位 |
6.2 南北国家制度需求的差异性 |
6.3 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
6.3.1 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
6.3.2 放宽市场准入 |
6.3.3 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 |
6.3.4 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 |
6.4 推动发达国家内部改革 |
6.4.1 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 |
6.4.2 推动全球化“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 |
6.4.3 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关系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7.1 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理论 |
7.1.1 全球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内涵的外延 |
7.1.2 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发展 |
7.2 伴随着地区主义兴起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7.2.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发展 |
7.2.2 区域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关系 |
7.3 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7.3.1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 |
7.3.2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7.3.3 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
7.4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
7.4.1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 |
7.4.2 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7.4.3 整合过剩的公共产品 |
7.4.4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定位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国际秩序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
8.1 新帝国主义均势秩序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8.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8.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互动 |
8.3.1 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
8.3.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有反作用 |
8.4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 |
8.4.1 主导价值观的合法性开始弱化 |
8.4.2 西方阵营内部的危机 |
8.5 塑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基础 |
8.5.1 无界的国际秩序 |
8.5.2 包容的价值规范 |
8.5.3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
8.6 本章小结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
第9章 结论与启示 |
9.1 本文主要结论 |
9.2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叙事”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及中国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全球化危机的本质 |
(一)前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球化 |
(二)产业资本全球化 |
(三)金融资本全球化 |
新中国早期“去依附”战略:当下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借鉴 |
(一)民国早期的短暂“脱钩”成就了“黄金十年” |
(二)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三)新中国怎样化解民国大危机 |
应对全球化危机及被“脱钩”的战略准备 |
(一)大国竞争中发生对抗性冲突的可能性 |
(二)疫情之下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化危机 |
(三)中国须有强大的政策毅力和战略耐心: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或是出路 |
(3)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43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内容和路线 |
1.2.1 研究内容 |
1.2.2 路线与结构 |
1.2.3 本文研究方法 |
1.3 创新和不足之处 |
1.3.1 创新之处 |
1.3.2 不足之处 |
2.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 |
2.1.1 整体杠杆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1.2 分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2 国内文献 |
2.2.1 杠杆率的现状和形成原因 |
2.2.2 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3 本章小结 |
3.理论基础 |
3.1 杠杆率的衡量与测算 |
3.1.1 杠杆率的定义与测算 |
3.1.2 本文选取的杠杆率指标 |
3.2 杠杆生成的原因 |
3.2.1 企业部门杠杆产生的原因 |
3.2.2 家庭部门杠杆产生的原因 |
3.3 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3.3.1 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
3.3.2 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 |
3.4 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统一分析框架 |
3.5 本章小结 |
4.现状分析 |
4.1 全球主要经济体整体的债务和杠杆率情况 |
4.1.1 经济体整体的债务和杠杆率情况 |
4.1.2 发达经济体整体的债务和杠杆率情况 |
4.1.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的债务和杠杆率情况 |
4.2 样本经济体的杠杆率描述统计 |
4.2.1 样本经济体 |
4.2.2 发达经济体 |
4.2.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
4.3 部分经济体的杠杆率情况 |
4.3.1 中国的杠杆时间序列 |
4.3.2 香港的杠杆时间序列 |
4.3.3 印度的杠杆时间序列 |
4.3.4 日本的杠杆时间序列 |
4.3.5 美国的杠杆时间序列 |
4.4 本章小结 |
5.实证研究 |
5.1 样本数据选取与说明 |
5.1.1 样本选取 |
5.1.2 数据来源 |
5.2 变量和模型的选取 |
5.2.1 变量构造和描述性统计 |
5.2.2 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
5.3 实证回归结果 |
5.3.1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影响 |
5.3.2 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影响 |
5.3.3 分样本回归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学术贡献 |
1.5 不足之处 |
第2章 研究范式概念溯源及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
2.1 “研究范式”概念溯源 |
2.1.1 “研究范式”概念的产生——哲学研究范畴下的界定 |
2.1.2 “研究范式”概念的应用——自然科学范畴下的界定 |
2.1.3 “研究范式”概念的拓展——社会科学范畴下的界定 |
2.1.4 金融学研究范式的界定 |
2.2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
2.2.1 国内学者对白钦先金融理论的研究 |
2.2.2 国外学者对白钦先金融理论的关注 |
第3章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内涵 |
3.1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世界观:大局观 |
3.1.1 全球化视野 |
3.1.2 突出主要矛盾 |
3.1.3 突出主要问题 |
3.2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方法论:整体论 |
3.2.1 国别问题与全球背景结合 |
3.2.2 金融发展与金融理论结合 |
3.2.3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 |
3.3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价值观:人文理念 |
3.3.1 坚持人本民本理念 |
3.3.2 坚持思维的中国主体性 |
第4章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下的学说体系 |
4.1 白钦先金融理论的发展脉络 |
4.1.1 中国改革开放初的二十年 |
4.1.2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 |
4.1.3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 |
4.2 金融体制说 |
4.2.1 金融体制说的产生背景 |
4.2.2 金融体制说的主要内容 |
4.3 金融资源说 |
4.3.1 金融资源说的产生背景 |
4.3.2 金融资源说的主要内容 |
4.4 金融发展说 |
4.4.1 金融发展说的产生背景 |
4.4.2 金融发展说的主要内容 |
4.5 金融人文说 |
4.5.1 金融人文说的产生背景 |
4.5.2 金融人文说的主要内容 |
第5章 基于四项学说科研成果的实证分析 |
5.1 研究目的:白钦先金融理论的内在逻辑 |
5.2 理论模型 |
5.2.1 向量自回归模型一般 |
5.2.2 滞后阶数p的确定 |
5.2.3 模型稳定性检验 |
5.2.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2.5 脉冲响应分析 |
5.3 变量确定 |
5.4 实证分析 |
5.4.1 统计分析 |
5.4.2 计量分析 |
5.5 主要结论 |
5.6 模型的局限 |
第6章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特点 |
6.1 世界观特点 |
6.1.1 鲜明的创新性 |
6.1.2 服务改革的前瞻性 |
6.2 方法论特点 |
6.2.1 突出比较研究法的综合研究 |
6.2.2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
6.3 价值观特点 |
6.3.1 彰显时代特点 |
6.3.2 反映国家诉求 |
6.4 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传承与创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5)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第二章 金融投资商品的法理探析 |
第一节 金融投资商品概念解析 |
一、金融投资商品概念产生的背景 |
二、金融投资商品的概念 |
三、金融投资商品概念的特征 |
四、金融投资商品概念的功能 |
五、“金融投资商品”概念的意义 |
第二节 “金融投资商品”与“证券”的界分 |
一、“证券”概念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
二、“金融投资商品”与“证券”的差异 |
三、“金融投资商品”与“证券”的重合 |
第三节 金融投资商品的构成及类型化 |
一、金融投资商品的构成 |
二、金融投资商品的类型化 |
三、我国金融投资商品的类型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外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比较 |
第一节 外国金融投资商品的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 |
一、英国金融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 |
二、日本金融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 |
三、韩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 |
四、美国金融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 |
第二节 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 |
一、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法律制度 |
二、我国金融投资商品法律制度 |
第三节 中外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比较及差距 |
一、中外渐行渐近 |
二、中外差距尚存 |
第四节 中外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发展趋势 |
一、金融投资商品呈现出类型化、层次化趋势 |
二、金融投资商品发行呈现出系统化趋势 |
三、金融投资商品交易呈现出标准化趋势 |
四、监管和保护与发行与交易制度融合化趋势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中的重要制度解析 |
第一节 公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
一、发行信息的披露 |
二、信息披露的目的与标准 |
三、信息披露中的角色转换 |
四、信息披露向信义义务发展 |
第二节 私募发行的风险揭示制度 |
一、风险揭示的理论基础 |
二、投资者保护中心主义 |
三、风险责任主体扩大化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
一、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
二、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 |
三、风险揭示制度存在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金融投资商品交易中的重要制度探析 |
第一节 金融投资商品交易方式及限制制度 |
一、金融投资商品的交易方式 |
二、金融投资商品交易方式之限制 |
第二节 金融投资商品交易反欺诈制度 |
一、反欺诈法律制度比较法检视 |
二、预防欺诈的风险管理制度比较 |
三、反欺诈制度的法律约束力 |
第三节 场外衍生品交易制度中的特殊规则 |
一、ISDA主协议 |
二、信用支持制度 |
三、净额结算制度 |
四、监管或保护制度 |
第四节 我国金融投资商品交易制度的立法缺陷 |
一、我国金融投资商品交易制度的立法规定 |
二、我国金融投资商品交易制度的缺陷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制度的立法建议 |
第一节 我国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制度立法的体系 |
一、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制度的部门法体系 |
二、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制度的法律体系 |
第二节 对构建金融投资商品发行制度的立法建议 |
一、发行制度的基本内容 |
二、发行制度之基本框架设想 |
第三节 对构建金融投资商品交易制度的立法建议 |
一、交易主体资格与市场准入 |
二、具体交易规则及其内容 |
三、违规交易的责任与惩罚 |
第四节 对构建金融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立法建议 |
一、金融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目标 |
二、金融投资者保护的框架体系 |
三、强化反欺诈制度建设 |
四、金融投资者权利救济制度 |
第五节 对构建金融监管体制的立法建议 |
一、金融监管体制立法面临的挑战 |
二、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准备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成果 |
(6)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研究—风险感知与价值感知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
1.3 逻辑框架与研究目标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5 创新性说明 |
第二章 互联网理财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
2.1 我国互联网理财发展现状 |
2.2 互联网理财特征分析 |
2.3 互联网理财发展趋势预测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
3.1 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致因的理论基础 |
3.2 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特征描述性分析 |
3.3 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风险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
4.1 风险感知影响个人理财行为的理论基础 |
4.2 风险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影响机制研究设计 |
4.3 风险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的影响研究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价值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
5.1 价值感知影响个人理财行为的理论基础 |
5.2 价值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影响机制研究设计 |
5.3 价值感知对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的影响研究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风险感知—价值感知”双准则的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研究 |
6.1 “风险感知—价值感知”双准则行为模型的理论基础 |
6.2 “风险感知—价值感知”双准则行为模型的构建 |
6.3 基于“风险感知—价值感知”双准则行为模型的互联网理财行为研究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基于“风险感知—价值感知”双准则的个人互联网理财方案优化研究 |
7.1 个人互联网理财方案优化的路径设计 |
7.2 个人互联网理财投资额度及认知情况统计分析 |
7.3 基于风险感知的个人风险偏好类型研究——DBSCAN聚类应用 |
7.4 基于价值感知的个人互联网理财方案优化——三阶段DEA应用 |
7.5 实证结果的应用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3 进一步研究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研究调研问卷 |
附录2: 个人互联网理财投资额度及认知情况调研问卷 |
附录3: DBSCAN聚类的Matlab实现代码 |
附录4: 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DEA效率评价结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论文研究的主题、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四、论文研究的方法与逻辑框架 |
第一章 相关理论概述及其逻辑关联 |
第一节 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理论 |
一、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 |
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三、风险社会理论的时代价值 |
第二节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 |
一、公共危机基本内涵 |
二、公共危机特征 |
三、公共危机治理 |
第三节 公共管理伦理理论 |
一、公共管理伦理内涵 |
二、公共管理伦理与个人伦理 |
三、公共管理伦理结构与功能 |
四、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
第四节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 |
一、风险是前期形态:风险社会是公共危机发生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
二、危机是后期表现:公共危机是风险社会潜在的损害变成现实的损害结果的直接表现 |
三、风险与危机的逻辑演绎:人类社会每经历一次风险或危机的考验也会得到一次新的进步与发展 |
第二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及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
二、劳动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
三、公共权力滥用和私有化现象严重 |
四、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 |
五、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
六、敌对势力和黑恶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时有发生 |
七、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呈多发态势 |
八、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一、风险诱发因素更为复杂 |
二、社会充满繁杂多样风险 |
三、风险事件之间相互制约与影响 |
四、与更多民生领域关联 |
五、利益冲突和利益融合并存 |
六、事件发展变化不易被发现和掌控 |
七、人类行动与实践可能导致更多风险后果 |
第三节 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一、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广泛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 |
三、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滋长和蔓延 |
四、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人们利益关系格局的大调整与变化 |
五、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式的重新定位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
第三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追问及伦理审视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应然伦理 |
一、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伦理价值 |
二、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伦理价值 |
三、公共危机的治理应体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具有的伦理特征 |
一、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性 |
二、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权威性 |
三、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时效性 |
第三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坚守的伦理原则 |
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二、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三、建立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幸福新模式 |
四、关注公民生存境遇保障其个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安宁 |
第四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及伦理困境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 |
一、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事件 |
二、事故灾难类公共危机事件 |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五、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 |
一、立法更加科学 |
二、预警体系日趋完善 |
三、组织协调能力稳步提高 |
四、全民应对危机意识不断增强 |
五、信息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 |
一、观念性伦理困境 |
二、制度性伦理困境 |
三、行为性伦理困境 |
第五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伦理困境之原因及分析 |
第一节 经济原因:市场化进程和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相对独立的行动者 |
第二节 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低制度化、高人情化的历史传统加大了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风险 |
第三节 体制原因:现行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失范行为 |
第四节 观念原因: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式微与现代公共服务型伦理价值观的缺失 |
第五节 政府官员个体原因:不合伦理规范的言行举止受到社会的一致批判与指责直接影响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 |
第六章 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伦理困境的救赎之道 |
第一节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伦理建设 |
一、养成良好社会道德 |
二、推进伦理制度化规范化 |
三、加强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
四、强化危机治理协作性 |
五、对事件受害者给予更多人文关怀 |
第二节 重视和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 |
一、彻底改变过去以GDP论英雄的传统考评机制 |
二、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
三、通过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 |
第三节 健全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一、相关法律法规 |
二、预警机制 |
三、权威信息发布制度 |
四、应急联动机制 |
五、全民广泛参与机制 |
第四节 维护制度权威遏制权力腐败 |
一、坚定理想信念 |
二、强化制度意识 |
三、净化社会风气 |
四、反对功利主义 |
五、消除制度性缺陷 |
第五节 加强和创新风险社会下政府社会管理 |
一、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
二、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 |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强化基层基础建设 |
四、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
五、构建齐抓共管新格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广义相对估值理论模型构建及动态优化研究 ——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相关问题阐释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时代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技术路线和主要方法 |
(一) 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 |
(二) 研究的技术路线 |
(三) 研究的主要方法 |
三、结构安排与继承创新 |
(一) 结构安排及逻辑导图 |
(二) 继承与创新 |
(三)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综述 |
第一节 价值投资理论 |
一、国外关于价值投资理论的主要研究集点 |
二、国内关于价值投资理论的研究现状 |
三、简要评价 |
第二节 行为金融理论 |
一、数理金融到行为金融的发展演变及对比分析 |
(一) 发展历程:从数理金融到行为金融的演进 |
(二) 对比分析:数理金融和行为金融的比较 |
(三) 理想世界到现实世界 |
二、有效市场假说及行为金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与修正 |
(一) 有效市场假说 |
(二) 行为金融理论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及修正 |
第三节 神经经济学:决策、不确定性与大脑 |
一、判断与决策的理性与非理性模式 |
二、神经科学的二维理论框架 |
三、自发性神经过程的基本特点 |
第四节 基于内涵价值视角的相对估值理论模型构建 |
一、思想渊源:中国传统智慧与价值投资 |
(一) 《道德经》与价值投资 |
(二) 太极与价值投资、行为金融和神经经济学 |
二、从绝对估值论到相对估值论的理论演化 |
(一) 逻辑导图 |
(二) 数理推导 |
(三) 经验观察→内含机理 |
(四) 一元模型→二元模型 |
(五) 狭义估值法→广义估值法 |
(六) 绝对估值论→相对估值论 |
三、基于产业公司产品内在稳定性的(IFP/S)理论 |
(一) IFP/S理论基本释义 |
(二) IFP/S理论实质 |
(三) IFP/S理论模型 |
第三章 基于IFP/S理论产业研究 |
一、研究集粹 |
二、产业生命周期的稳定性研究 |
(一)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演进 |
(二) 不同产业生命周期形态的投资特性 |
(三) 产业生命阶段特点 |
(四) 中国现阶段各产业生命周期实证分析 |
(五) 产业生命周期、公司生命周期与产品生命周期与IFP/S理论的关系 |
三、中国各产业盈利能力的稳定性研究 |
(一) 分析指标及内含机理 |
(二) 中国各行业盈利能力稳定性实证分析 |
四、产业资本结构稳定性研究 |
(一) 分析指标及内含机理 |
(二) 中国各行业资本结构实证分析 |
第四章 基于IFP/S理论财务研究 |
一、研究集粹 |
(一) 整体分析 |
(二) 现金流量表 |
(三) 销售净利率 |
(四) 会计舞弊 |
(五) 三个核心问题 |
二、基于IFP/S理论财务研究逻辑导图 |
三、资产质量研究 |
四、负债质量研究 |
五、利润质量研究 |
六、现金流量的质量研究 |
第五章 基于IFP/S理论产品研究 |
一、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品需求研究 |
(一) 研究集粹 |
(二) 需求粘性分析 |
(三) 产品需求与稳定性逻辑关系 |
二、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品品牌研究 |
(一) 研究集粹 |
(二) 品牌与稳定性内含机理 |
三、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品商誉研究 |
(一) 研究集粹 |
(二) 商誉与价值投资 |
(三) 商誉与经济特许权 |
(四) 商誉与消费垄断型公司 |
(五) 商誉的会计估值 |
四、基于价值投资视角的产品价格研究 |
(一) 议价能力与价值投资 |
第六章 广义相对估值理论模型构建 |
第一节 情绪-理性互动决策二元估值模型 |
一、认知心理学的双加工理论 |
二、情绪—理性互动决策机理 |
三、情绪-理性互动决策二元估值模型 |
第二节 基于理性的相对估值理论模型 |
一、绝对估值理论模型 |
二、狭义相对估值理论模型 |
三、广义相对估值理论模型 |
第三节 投资者情绪变量测度 |
一、基于市场层面情绪投资者情绪测度指标 |
二、基于公司层面的投资者情绪测度 |
第七章 动态优化 |
第一节 动态优化概述 |
一、动态优化的内涵 |
二、动态优化的基本原理 |
三、动态优化的理论模型 |
第二节 动态优化的成因 |
一、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 |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特征 |
三、投资者认知偏差及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
第三节 动态优化的风险决策机制 |
一、传统个人风险决策机制 |
二、基于前景理论的风险决策机制 |
三、动态优化下的风险决策机制 |
第八章 基于IFP/S理论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一、行业选取 |
二、公司数据 |
第二节 定性分析 |
一、中药产业分析 |
(一) 中药产业生命周期 |
(二) 中药产业成长性分析 |
二、中药产品分析 |
(一) 产品需求分析 |
(二) 品牌分析 |
(三) 价格分析 |
第三节 定量分析 |
一、毛利率 |
二、盈利能力分析 |
三、资本结构分析 |
(一) 资产负债率 |
(二) 有息负债率 |
三、成长能力分析 |
(一) 营业收入增长率 |
(二) 营业利润增长率 |
四、现金流量分析 |
(一)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 |
第三节 实证结论 |
一、符合IFP/S理论公司投资组合 |
二、实证业绩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主要发现及未来规划 |
一、研究结论 |
二、主要发现 |
三、未来规划 |
附录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10万亿储蓄,福兮?祸兮?(论文参考文献)
- [1]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2]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及中国应对[J]. 温铁军,张俊娜. 探索与争鸣, 2020(04)
- [3]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43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D]. 骆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4]白钦先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探究[D]. 张坤. 辽宁大学, 2018(05)
- [5]金融投资商品发行与交易法律制度研究[D]. 杜一华.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6]个人互联网理财行为研究—风险感知与价值感知视角[D]. 孙赫.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7]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8]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D]. 杨勇诚.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9]广义相对估值理论模型构建及动态优化研究 ——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数据[D]. 孟赞.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7)
- [10]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A].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2013年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