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青少年学生膳食营养比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秋菊[1](2021)在《大学生运动习惯和膳食习惯与体成分、骨密度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
丁心悦[2](2021)在《母亲工作时间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生活需要,女性普遍工作成为一种发展趋势,2000年我国25-54岁女性就业率已达到81.6%。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也日趋严峻,2017年我国0-5岁儿童超重肥胖率为10.4%。既往国外研究(美国、澳大利亚)显示,母亲工作时长或者母亲在非标准时间工作均可能增加儿童超重肥胖风险,但这种影响可能对具有不同养育文化及传统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但来自不同经济水平家庭的儿童有所不同。因此,国外研究结论可能无法简单外推或应用到我国。2岁以下是儿童肥胖防控的关键时期,母亲及看护人对儿童肥胖防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国缺乏母亲工作时间与儿童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因此,补充相关空白对我国儿童肥胖防控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目的:1.母亲工作时长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2.母亲在非标准时间工作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3.母亲工作时长影响2岁以下儿童体重的可能机制。4.2002与2020年母亲工作时长和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关系的比较分析。研究内容及方法:本研究通过“中国0-18岁儿童营养与健康系统调查与应用项目”(以下简称2020年调查),对2岁以下儿童及看护人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母亲每周工作时长和工作时段的相关信息,也包括可能对母亲工作时间与儿童超重肥胖关系产生混杂作用的相关问题;并通过体格测量获得儿童身高体重等信息。建立2岁以下儿童及母亲相关信息数据库,将研究对象按照母亲是否为主要看护人分为两个人群组。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在控制混杂因素后,对母亲为主要看护人和非主要看护人的儿童,分别分析母亲每周工作时长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并以母亲受教育水平和城乡分别分层分析母亲每周工作时长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排除母亲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天的儿童,做敏感性分析。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每个母亲在非标准时间工作的儿童以1:1配对获得对照组。通过调整混杂因素,利用精确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母亲在非标准时间工作与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关系。利用中国0-18岁儿童营养与健康系统调查与应用项目中2岁以下儿童及母亲相关信息数据库,探索母亲工作时长可能导致变化的相关指标,包括儿童喂养行为和儿童身体活动等。采用路径分析法探索母亲工作时长对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影响的可能机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现。利用“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以下简称2002年调查)历史数据,根据身体活动调查表部分收集的相关信息推算母亲工作时长。同时提取与2020年一致的混杂因素和2岁以下儿童身高体重数据,建立用于本研究的2002年2岁以下儿童及母亲相关信息数据库。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母亲每周工作时长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按照性别、城乡、家庭经济状况和母亲受教育水平分别分层分析母亲每周工作时长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比较2002与2020年母亲工作时长对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研究结果:1.母亲工作时长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1.1母亲为主要看护人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高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OR值(95%CI)为1.55(1.03-2.32);分层分析的结果发现:母亲受教育水平较高且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高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OR值(95%CI)为1.8(1.01-3.20);母亲受教育水平中等的儿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市中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高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OR值(95%CI)为1.69(1.02-2.80),农村儿童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母亲不作为主要看护人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相比,母亲工作时长≤40h/周和>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母亲在非标准时间是否工作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母亲为主要看护人的儿童中,母亲在非标准时间工作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与母亲工作但在非标准时间不工作的儿童相比无显着差异,OR值(95%CI)为1.62(0.39-6.76)。母亲不作为主要看护人的儿童中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OR值(95%CI)为 0.63(0.39-1.06)。3.母亲工作时长影响我国2岁以下儿童体重的可能机制路径分析结果: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相比,母亲工作时长≤40h/周与0-5月龄儿童身高别体重(WHZ)评分呈负相关(β=-0.008,P=0.004),可能与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0-5月龄儿童断乳率较高、每日户外活动时间较长相关(β=0.107,P<0.001;β=0.061,P=0.002);母亲工作时长≤40h/周与 6-11 月龄儿童WHZ评分呈正相关(β=0.007,P=0.032),可能与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6-11月龄儿童睡眠时间较短相关(β=-0.106,P<0.001);母亲工作时长≤40h/周与12-23月龄儿童WHZ评分同样呈正相关(β=0.064,P=0.006),可能与其睡眠时间较少、尚未添加辅食比例较低和断乳率较高相关(β=-0.140,P<0.001;β=-0.185,P<0.001;β=0.183,P<0.001)。4.2002与2020年母亲工作时长对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变化对2020年调查结果分析发现,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高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而对2002年结果分析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值(95%CI)为1.17(0.73-1.89)。分层分析结果发现:2020年母亲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及城市儿童中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高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而基于2002年调查结果分析则发现母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儿童中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高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OR值(95%CI)为 6.17(1.15-33.10)。2020年研究发现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对2002年调查结果分析则发现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低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OR值(95%CI)为0.51(0.30-0.90)。而基于2002年调查结果分析则发现农村和母亲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儿童及男童中母亲工作时长>40h/周的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低于母亲不工作的儿童,OR值(95%CI)分别为 0.4(0.22-0.74),0.42(0.22-0.80)和 0.38(0.16-0.86)。研究结论:1.母亲是主要看护人时,母亲工作时长≤40h/周比母亲不工作的2岁以下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高,对母亲受教育水平较高和城市儿童这种联系更为显着。当母亲不是主要看护人时,尚未发现母亲每周工作时长与儿童超重肥胖存在关联。母亲在非标准时间工作可能与儿童发生超重肥胖之间无显着关联,但需要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2.母亲工作时长≤40h/周影响儿童体重的可能机制:可能主要通过影响儿童断乳和每日户外活动时间而影响0-5月龄儿童体重;可能主要通过影响儿童睡眠时间影响6-11月龄儿童体重;可能主要通过影响儿童断乳、辅食的添加和睡眠时间而影响12-23月龄儿童体重。3.不同年代母亲工作时长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可能不一致。
魏晓彤[3](2021)在《基于出生队列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研究及风险预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儿童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而儿童肥胖可能是代际传递的结果。代际传递被定义为“一代人所经历的与下一代健康、成长和发展有关的条件、暴露因素和环境因素”。生命早期是子代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且对外界的暴露因素敏感性强,而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母亲孕前超重肥胖导致子代超重肥胖。生命早期多种因素,尤其是非遗传因素可能会影响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但研究较少且尚未有定论。虽然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会增加子代超重肥胖的风险,但并非所有的母亲-子代超重肥胖都会出现代际传递的现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超重肥胖代际传递风险预测这一问题,但仍缺乏成熟的系统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目标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是依托出生队列开展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并明确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流行现状;二是探讨可能影响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相关影响因素,并针对临床筛查、孕妇自我居家管理两个应用场景,开展适用于孕期(包括备孕期、孕早、中、晚期)的风险预测;三是探讨可能影响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相关影响因素,并仅针对婴儿期和针对全生命早期(包括孕期和婴儿期)分别开展风险预测,为防控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提供实际有效的方案和工具。方法:本研究基于前瞻性队列研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孕早期孕妇进行基线调查,分别在孕期(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和产后(分娩、产后42天、婴儿6月龄和12月龄)对母婴和父亲进行现场随访。母亲孕前体重和身高在基线调查时获取。儿保科专业调查员对婴儿身长、体重等指标进行标准化测量。各阶段的调查方式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生物样本采集、临床数据采集。孕期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孕期基本信息、体格信息、既往疾病史、家族疾病史、孕产史、分娩史、本次妊娠情况、用药史、体检及问诊情况、临床检查指标、辅助检查项目、生活方式、心理因素、环境暴露因素、配偶情况等内容。婴儿期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三部分,婴儿情况调查、父亲情况调查和母亲情况调查;婴儿情况调查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分娩情况、新生儿情况、喂养情况、运动情况、睡眠情况、家庭环境及养育环境。父母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饮食、运动、睡眠和心理等内容。数据录入使用Epi 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使用Stata 15.1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差异性检验,并将饮食、运动等因素划分为四分位数进行分析。使用线性回归、非条件Logistic回归等统计方法,分析母亲相关信息、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超重肥胖及发育之间的关系。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12月龄超重肥胖组进行匹配作为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组,即暴露组;以其他三组(孕前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孕前非超重肥胖-婴儿超重肥胖,孕前非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以下简称“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此外还将孕前超重肥胖-婴儿超重肥胖组(OM-OC)与孕前超重肥胖-婴儿非超重肥胖组(OM-NOC)单独比较分析。在风险预测过程中,首先采用单因素分析的方法初步筛查候选预测因子,进而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纳入模型的预测因子,依据预测因子所对应的回归系数绘制列线图,并利用Bootstrap自助法开展内部验证(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1.本项目最终共对908对母子完成了孕期随访调查。孕前超重肥胖的母亲分娩的低出生体重儿、巨大儿和大于胎龄儿的风险都显着增加。在完成婴儿期随访的对象中,6月龄和12月龄的超重肥胖率分别是27.9%和29.1%;母亲孕前超重肥胖为婴儿各月龄超重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6月龄OR=2.93,95%CI:1.64-5.25;12月龄OR=3.22,95%CI:2.07-5.01)。2.在构建适用于孕检筛查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为对照构建的模型为:Logit(P)=-3.41-0.98×(本科/大专及以上)+0.86×(孕中期空腹血糖)+2.05×(孕晚期血压)+0.88×(孕晚期胆固醇)+0.60×(孕晚期腹围)。以母亲孕前超重肥胖-子代非超重肥胖(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2.83-0.65×(本科/大专及以上)+0.75×(孕中期服糖2小时后血糖)+1.95×(孕晚期血压)+0.78×(孕晚期胆固醇)。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81;AUC=0.78)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4.69和7.48,P>0.05)良好。在构建适用于居家管理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7.27+1.05×(孕早期静坐型体力活动>18METs)+1.30×(孕中期睡眠指数≥8)+1.3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07×(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1.51×(孕晚期抑郁)。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3.39-2.31×(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44.3-54METs)-1.61×(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54METs)+1.56×(孕中期睡眠指数≥8)+1.14×(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1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1.46×(孕晚期抑郁)。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77;AUC=0.79)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6.81和9.23,P>0.05)良好。3.在构建仅针对婴儿期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2.31+0.70×(剖腹产)-1.13×(6月龄晚上睡眠时长≥9h)-0.85×(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差)-0.93×(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好)-1.79×(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非常好)-1.06×(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1.21×(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1.80×(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2.01×(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57×(产后高血压)。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为:Logit(P)=4.56-1.84×(6月龄晚上睡眠时长≥9h)-1.02×(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0.9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1.9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83×(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11×(12月龄甜饮料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07×(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较好)-1.80×(6月龄总体养育环境非常好)。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77;AUC=0.75)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7.15和5.56,P>0.05)良好。在构建针对全生命早期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的过程中,以其他三组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共纳入11个预测因子,模型为:Logit(P)=-1.46-1.13×(本科/大专及以上)+1.83×(孕早期静坐型体力活动>18METs)+0.89×(孕中期空腹血糖)+1.5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2.02×(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0.61×(孕晚期腹围)+0.90×(孕晚期胆固醇)+1.41×(孕晚期抑郁)-1.25×(6月龄睡眠时长≥9h)-0.80×(6月龄养育环境较差)-1.31×(6月龄养育环境较好)-1.58×(6月龄养育环境非常好)-1.53×(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25×(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1.22×(母亲产后高血压)。以OM-NOC作为对照组,构建的模型纳入8个预测因子,模型为:Logit(P)=5.95-1.47×(本科/大专及以上)-0.80×(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44.3-54METs)-0.98×(孕早期家务型体力活动>54 METs)+0.72×(孕中期服糖后2小时血糖)+1.15×(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二位点(Q2/Q4))+3.10×(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三位点(Q3/Q4))+3.93×(孕中期非健康饮食模式处于第四位点(Q4/Q4))+0.76×(孕晚期胆固醇)+1.39×(孕晚期抑郁)-1.63×(6月龄睡眠时长≥9h)-1.79×(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二位点(Q2/Q4))-2.09×(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三位点(Q3/Q4))-2.36×(12月龄蔬菜摄入处于第四位点(Q4/Q4))。两个模型区分度(AUC=0.80;AUC=0.85)和校准度(Hosmer-Lemeshow x2=2.45和4.33,P>0.05)良好。结论:1.本研究依托出生队列,开展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研究,并针对两大人群、两个时期(孕期和产后)和两个应用场景(孕期检查/儿童保健现场和居家自我管理情景)进行风险预测。2.在孕检筛查过程中,医务人员和产妇应重点关注文化程度、孕中期血糖、孕晚期血压/胆固醇/腹围等因素。在孕妇自我居家管理过程中,孕早、中、晚期风险预测关注点有所侧重,分别是孕早期体力活动、孕中期饮食模式和孕晚期心理状况。3.在产后风险预测研究中,针对婴儿期和全生命早期分别开展风险预测,产后应重点关注分娩方式,6月龄婴儿的睡眠和养育环境,12月龄婴儿的饮食种类和母亲产后血压等预测因素。
廖芬[4](2020)在《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改善人口营养健康的经济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范围内有25亿人存在“隐性饥饿”问题,我国也有近3亿人存在营养不良问题。由于我国传统的饮食结构,微量营养素缺乏对我国农村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影响更大,他们的饮食通常以相对便宜的主食作物为主,缺乏足够数量的高价值营养食品。微量营养素缺乏不仅会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从而导致健康负担增加,还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阻碍全面脱贫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减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控制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事项,中央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进一步强调了其重要性。实践表明,营养干预措施主要包括调整饮食结构、营养补充剂、食物强化和作物营养强化四种。但前三种由于各自的局限性,导致总体覆盖范围相对有限。作物营养强化是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干预战略,主要通过培育具有较高微量元素含量的主食作物实现,可以有效大面积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具有显着的健康优势和经济效益。然而,我国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起步较晚,尚未大规模种植和推广,对其实际影响和经济效益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深入研究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对人口营养健康的改善作用及其经济评价,对于改善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和减轻由此带来的健康负担和经济损失以及助力脱贫攻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营养改善的视角,采用农业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失能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方法、随机对照实验和Becker–De Groot–Marschak(BDM)实验机制为分析框架,创新性的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相结合的视角,采用事前分析与事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探讨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改善人口营养健康的经济评价。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构建宏观层面的经济评价指标、宏观层面的经济评价分析、微观层面的健康效益分析和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益分析。本研究分别从宏观经济评价、微观健康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角度来对中国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对人口营养健康的改善及其经济评价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推广、采用和政策制定提供指导和依据。本研究采用多学科交叉的事前分析和事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层面进行实证分析,全文共包括4个主要研究内容。首先,宏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经济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部分。本章对作物营养强化经济评价方法——DALYs方法进行了介绍与修正,并以健康经济学中衡量健康资本的DALYs公式为基础,构建了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宏观层面的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从宏观层面说明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经济效益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从而明确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经济价值,为作物营养强化的开展推广提供依据。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和经济效益主要是指铁强化农产品、锌强化农产品、维生素A强化农产品以及叶酸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成本效益则主要包括作物营养强化的成本、成本收益率和成本有效性。通过构建的宏观层面的经济评价指标,为开展宏观层面的经济评价分析提供了基础。其次,宏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经济评价部分。立足于DALYs公式,基于上一章构建的经济评价指标,本章采用事前分析的方法,以叶酸强化水稻为例,对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进行了事前经济评价,以了解作物营养叶酸强化水稻的健康效益、经济效益和成本效益,并且将中国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成本效益与其它国家、其它强化方式的进行比较,以期从宏观层面说明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经济效益,从而为政府开展、推广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提供支撑。并且宏观层面的经济评价说明了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可行性,为微观层面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本章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叶酸强化水稻的经济效益,弥补了以往宏观层面缺乏叶酸强化农产品分析的局限性。再次,微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健康效益的实证分析部分。在明确宏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经济价值可观的基础上,运用发展经济学中衡量健康效益的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分别在河南南阳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泽普县开展了两个营养干预实验,旨在从微观层面采用事后分析方法考察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河南省的叶酸缺乏率是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并且该地区育龄妇女叶酸补充意识较低,是开展叶酸强化玉米营养干预实验的合适地点。因此本研究设计并实施了长达67天的叶酸强化玉米营养干预实验,以了解叶酸强化玉米对育龄妇女叶酸缺乏的影响。本实验招募了123名育龄妇女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锌缺乏率较高,并且地理位置偏远,其他干预措施覆盖范围有限,作物营养强化是改善该地区锌缺乏的有效措施,因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开展锌强化小麦营养干预实验的合适地点。本研究设计并实施了长达8个月的锌强化小麦实验,以了解锌强化小麦对青少年生长迟缓的影响,共有242人参加实验。本章通过两个随机对照实验检验了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对人口营养健康的真实影响,在前面宏观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层面采用事后分析的方法验证了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及外部效度。最后,微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经济效益的实证分析部分。探讨消费者对于叶酸强化玉米的支付意愿,为了解叶酸强化玉米的经济效益和市场潜力提供依据。本章在作物营养强化能够有效改善人口营养健康状况并具有成本效益的基础上,运用实验经济学的前沿研究工具BDM机制来了解消费者对叶酸强化玉米的支付意愿。消费者对营养改善信息的支付意愿是了解叶酸强化玉米经济效益的有效工具。BDM实验仍然选择在河南省南阳市开展,因为营养改善实验是在该地区进行,有前期工作基础,且河南省叶酸缺乏率高,迫切需要改善,而有效地改善则离不开大面积推广,推广又会受到经济效益和市场潜力的影响,因此了解该地区育龄妇女对叶酸强化玉米的支付意愿十分有必要。本次实验共有185名被试参与实验。BDM机制设计不仅可以了解消费者真实的支付意愿,减少“非真诚性”竞价,还可以很好地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因此可以更好地了解叶酸强化玉米的市场潜力和经济效益,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为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提供指导。研究的基本结论表明,(1)基于DALYs公式的宏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经济评价的指标体系是进行健康效益、经济效益和成本——效益研究的有效量化工具。健康效益评价指标主要是指由于作物营养强化所带来的疾病负担的减少。经济效益指标是采用标准值来货币化疾病负担的减少。成本——效益指标主要包括成本、成本有效性和成本收益率。(2)在宏观层面的经济评价方面,发现我国作物营养叶酸强化水稻的营养干预效果显着,且具有经济性。营养干预以后一年内由于微量营养素缺乏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可以减少86 385.96~173 836.32 DALYs。将其货币化以后发现,作物营养叶酸强化水稻一年所导致的DALYs损失值的减少,可以带来的经济效益为295 008 053元(悲观)至1 187 302 066元(乐观)。并且我国叶酸强化水稻的成本收益率为40.12(悲观估计)至161.46(乐观估计),即每投入1美元的成本可以带来40.12美元(悲观估计)至161.46美元(乐观估计)的产出,具有较高的成本收益率。叶酸强化水稻的成本有效性为12.46(悲观估计)至6.19(乐观估计),即叶酸强化水稻营养干预每减少一个DALYs损失值,需要的成本为12.46美元(悲观估计)至6.19美元(乐观估计),这说明我国叶酸强化水稻也是高成本有效的;(3)微观层面上,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具有良好的健康效益,可以显着改善人口营养健康状况。首先,在河南开展的叶酸强化玉米营养干预实验效果显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改善育龄妇女叶酸缺乏状况;其次,在新疆开展的锌强化小麦营养干预实验虽然效果相对较弱,但这可能是受制于加工方式等原因;(4)微观层面上,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消费者对作物营养强化的支付意愿较高。在河南省开展的BDM实验表明叶酸强化信息能够有效增强育龄妇女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育龄妇女对叶酸强化玉米的支付意愿显着高于普通玉米,调查地区的育龄妇女对叶酸强化玉米愿意支付的WTP的均值为2.88元,对普通玉米愿意支付的WTP的均值为1.41元。人口统计特征和知识水平显着影响育龄妇女对叶酸强化玉米的支付意愿。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综合采用农业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相结合这一新的视角研究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及经济效益。本研究首先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健康经济学领域中衡量健康资本的DALYs公式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宏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运用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宏观层面经济评价实证分析。其次,通过两个发展经济学衡量健康效益的随机对照实验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微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对人口营养健康的改善程度及其外部效度,弥补了以往缺乏健康效益事后分析的不足。最后,采用实验经济学中研究支付意愿和经济效益的BDM实验机制探讨了微观个体对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真实支付意愿,可以有效反映作物营养强化的经济效益,弥补了以往支付意愿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别说明了我国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健康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依据。
马永红[5](2020)在《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编制及膳食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营养是儿童生长发育和体质健康的基础,膳食摄入决定营养状况,学龄前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营养状况直接决定学龄前儿童的生长发育及未来的体质健康水平。西北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物产、种族等特点决定了西北地区饮食文化和膳食模式与我国其他地区明显不同,但由于缺乏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调查与评价工具,导致对该地区学龄前儿童的膳食模式、膳食摄入与营养状况以及膳食模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等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影响了学龄前儿童体质健康相关干预措施的科学制定。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研究目的:第一,采用标准化问卷编制流程,开发具有较好信度、效度的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第二,综合采用多种多变量统计方法提取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探索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特点;第三,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探讨膳食模式与主要健康指标的关系,定量研究膳食模式对肥胖、睡眠等健康指标的影响。研究对象与方法1.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框架的建立通过国内外膳食调查相关文献研究,初步确定学龄前儿童食物频率概念的内涵,包括学龄前儿童食物频率的内容及形式、膳食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综合考虑西北地区饮食文化与习惯,构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框架。2.初始问卷的形成依据问卷的框架结构,通过3天24小时膳食回顾法以及目标人群定性访谈等方式,建立学龄前儿童食物清单,通过专家咨询、焦点小组讨论、主要照护人和目标人群调查等方式形成初始问卷。3.试用问卷的形成在西安市、兰州市、银川市3个地区,以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18名3~6岁儿童为调查对象,使用初始问卷收集学龄前儿童膳食摄入种类及摄入量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参照《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第6版)》和相关文献资料,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确定19种营养素为基础营养素。利用累积百分位数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对学龄前儿童食物清单进行初步筛选,累积百分位数法以各种营养素提供的基础营养素累计百分贡献率达到摄入量的90%为筛选标准,多元回归分析以决定系数R2达到0.9为基本筛选标准,并在营养学等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对食物条目进行修订,形成试用问卷。4.正式问卷的形成在兰州市、西安市、银川市、西宁市和乌鲁木齐市等5个地区,以方便抽样法选取266名3~6岁儿童为调查对象,使用试用问卷进行调查。运用Cronbach’s a系数法、因子分析法和离散趋势法等经典统计学理论(Classical Test Theory,CTT)中的研究方法,对学龄前儿童试用问卷中的各个条目进行筛选;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析问卷维度的基础上,由相关专家指导对食物条目进行修订,最后形成《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Preschooler’s Semi-quantitative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PSFFQ)。5.正式问卷的评价在西安市、兰州市、银川市,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326名3~6岁儿童为调查对象,以PSFFQ和《3天24小时膳食回顾调查问卷》为调查工具,开展膳食摄入调查。其中,PSFFQ问卷调查两次,间隔4周。两次PSFFQ膳食调查的中间,进行一次3天24小时膳食回顾调查。利用两次PSFFQ调查数据所得能量和营养素计算问卷的重测信度,利用第2次PSFFQ调查数据所得能量和营养素计算问卷分半信度和Cronbach’s a系数,以3天24小时膳食回顾法所得能量及营养素数据为标准,利用2次PSFFQ膳食调查所得能量和营养素的平均值进行校标效度检验,利用2次PSFFQ膳食调查食物摄入频率资料进行结构效度检验,利用内容效度比进行问卷内容效度检验。6.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提取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利用PSFFQ分别在西安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乌鲁木齐市等5个地区收集541份3~6岁儿童膳食每日平均食物摄入量等资料,分别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通过不同膳食模式间营养素摄入量及各类食物摄入量比较判断各种膳食模式的特征。7.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不同膳食模式为应变量,学龄前儿童人口学特征以及在外就餐次数、户外运动时间、看屏幕时间等因素为自变量,分析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8.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与其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以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所提取的不同膳食模式为自变量,以学龄前儿童是否肥胖、睡眠质量是否正常、近一个月内是否患呼吸道疾病、近一个月内是否发生消化不良等作为应变量,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法分析学龄前儿童人口学特征及膳食模式与各健康指标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1.问卷初稿包含有11大类166种食物、19种基础营养素。经学龄前儿童试验性测试,幼儿园教师、营养学专家的审查及补充,对食物清单条目进行初步筛选和评价,从而形成包含11个维度153个食物条目的初始问卷。2.根据第一轮218名学龄前儿童的半定量食物频率初始问卷调查结果,经累计百分位数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对问卷条目进行筛选,形成包含87种食物的试用问卷。根据第二轮266名学龄前儿童的试用问卷调查的结果,对问卷的食物条目进行再次筛选,所用方法为离散趋势法、因子分析法和Cronbach’s a系数法。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因子分析提取出9个公因子,最后形成包括9大类66种食物条目的正式问卷。9大类食物分别命名为主食类、肉类及其制品、蛋奶类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水果类、深色蔬菜类、浅色蔬菜类、菌菇类蔬菜和饮料类。9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3.7%。3.正式问卷的测量学属性评价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其中信度评价中Cronbach’s a系为0.819,能量及各营养素的Cronbach’s a系在0.780~0.829之间;分半信度系数为0.869,能量及各营养素分半信度系数在0.723~0.942之间。重测信度系数为0.542,各营养素的重测信度系数介于0.282~0.882之间;利用因子分析进行结构效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9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4.42%,验证性因子分析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4。校标效度分析能量及各营养素各维度Pearson相关系数介于0.368~0.814,平均为0.613。效度检验中内容效度比CVR=0.8。4.为了避免食用率较低的食物在膳食模式提取过程中信息丢失,根据食物种类、营养素含量等将9类66种食物归为20大类,以此进行膳食模式提取。潜在剖面分析法对学龄前儿童食物摄入量进行膳食模式提取,根据AIC、BIC、a BIC值最小,且使LMR和BLRT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确定3分类模型为理想模型。根据3个潜在类别的类别概率和20类食物的条件均数分布情况,将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分别命名为:“高质量膳食模式、常规膳食模式和低质量膳食模式”,其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分布分别为9.22%、57.38%和33.41%。5.K-means聚类分析法对学龄前儿童食物摄入量进行膳食模式提取,营养学专家指导下将其聚类数预设为3,将最大分类数设置为最大值20,进行快速聚类分析。根据不同类型膳食模式所含食物种类对其命名,分别为传统型、健康型和高糖型三类膳食模式。其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分布为48.80%、33.09%和18.11%。6.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学龄前儿童20类食物日均摄入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参照碎石图和特征值的基础上,为了得到更典型的因子成分,以便结果更易解释,根据专家指导最终保留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17%。在此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学龄前儿童各类食物的因子得分进行膳食模式提取,按照因子分析结果将聚类数目确定为4。根据K-means聚类分析结果将其分别命名为主食型、高蛋白型、健康型和高糖型等4种膳食模式,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分布为41.77%、26.99%、23.66%和7.58%。主食型膳食模式日常以谷物类、馅类等食物摄入较多,是西北地区居民及儿童传统膳食模式,但其脂肪、膳食纤维、维生素C、维生素E等营养素摄入较少(P<0.05);高蛋白型膳食模式日常奶蛋类及制品及豆制品食物摄入较多,其与膳食纤维、维生素A、维生素C等营养素呈负相关(P<0.05);健康型膳食模式肉畜类、禽肉类、水产品类、动物内脏类以及叶类深浅色蔬菜等食物摄入较多,其与碳水化合物呈负相关(P<0.05);高糖型膳食模式甜食类、饮料类等食物摄入较多,其与蛋白质、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摄入呈负相关(P<0.05)。7.采用多因素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6~7岁儿童更易选择高糖型膳食模式(OR=3.263,95%CI:1.834~11.741,P<0.05)。母亲文化程度在大学以上更易选择高蛋白型膳食模式(OR=2.263,95%CI:1.245~8.456,P<0.05),家庭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是主食型(OR=0.642,95%CI:0.165~0.914,P<0.05)及高糖型膳食模式(OR=0.620,95%CI:0.138~0.798,P<0.05)的保护性因素;家庭结构中以三口之家为参照,与父母祖父母同住更易选择主食型膳食模式(OR=2.783,95%CI:1.392~6.735,P<0.05);近一个月在外就餐次数在8次以上的,更易选择高糖型膳食模式(OR=2.248,95%CI:1.806~10.570,P<0.05),每天屏幕时间在2小时以上更易选择高糖饮食(OR=3.217,95%CI:1.579~9.732,P<0.05)。8.导致学龄前儿童发生超重及肥胖的膳食模式是主食型膳食模式(OR=1.762,95%CI为:1.212~2.561,P<0.05)和高糖型膳食模式(OR=1.690,95%CI:1.021~2.810,P<0.05),选择高糖型膳食模式的儿童其睡眠质量较差(OR=2.357,95%CI:1.014~4.078,P<0.05),选择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儿童(OR=0.753,95%CI:0.109~0.863,P<0.05)睡眠质量较好,且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学龄前儿童不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OR=0.465,95%CI:0.251~0.893,P<0.05)。结论1.本研究编制的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包括主食类、肉类及其制品、蛋奶类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水果类、深色蔬菜类、浅色蔬菜类、菌菇类蔬菜和饮料类等9大类66种的食物,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膳食及营养状况调查。2.将因子分析法中连续型变量因子得分可反复进行统计分析的特点,与聚类分析法可将个体归为不同类型膳食模式的优势相结合,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潜在剖面分析法在膳食模式提取研究中存在数据要求高、群体特征代表有限以及在营养学中模型估计标准不确定等问题。因此,本研究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提取的膳食模式有待进一步验证。3.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将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分为“主食型、高蛋白型、健康型和高糖型”等4种膳食模式,发现主食型、高蛋白型膳食模式中膳食纤维、维生素E、维生素C等营养素摄入不足,健康型膳食模式中碳水化合物摄入较少,高糖型膳食模式中脂肪、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摄入不足。因此,儿童膳食指导及日常喂养时,要根据不同类型膳食模式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营养素的摄入量,以达到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目的。4.通过对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年龄更大的孩子偏向于高糖型膳食模式。母亲文化程度越高的儿童偏向于高蛋白型膳食模式。高收入家庭的学龄前儿童更偏向于高蛋白型膳食模式。与父母、祖父母同住的学龄前儿童更偏向于主食型膳食模式。在外就餐次数越多的儿童偏向于高糖型膳食模式。看电视、手机等屏幕的时间越长,学龄前儿童更偏向于高糖型膳食模式。5.通过对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与健康指标相关性研究发现,偏主食型和高糖型膳食模式的学龄前儿童更容易患超重及肥胖等疾病。偏向于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儿童睡眠质量较好,偏向于高糖型膳食模式的儿童睡眠质量不好。偏向于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儿童相较于其他儿童不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创新点1.首次以我国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按照标准的问卷开发流程,编制了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膳食状况调查工具—《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2.率先采用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探索出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存在四种主要的膳食模式,分别是健康型膳食模式、主食型膳食模式、高蛋白型膳食模式和高糖型膳食模式。3.发现高糖型和主食型膳食模式是导致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和睡眠质量问题的关键因素,高蛋白型膳食模式可提高学龄前儿童睡眠质量和减少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因此,学龄前儿童要减少以饮料类为代表的不健康食物的摄入,加大高蛋白型膳食模式的推广。
教育部[6](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表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徐娟[7](2020)在《临沂市某中学学生生活方式与体质健康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对临沂市城区某初中学校学生体育锻炼习惯、膳食习惯、睡眠习惯、屏幕时间各项生活方式和体质健康现状,以及学生出生方式、出生体重和婴儿期喂养情况及家庭情况等的调查,探究生活方式、出生时及婴儿期喂养情况与体质健康的相关性,为改善学生生活方式、提高体质健康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为临沂市城区中学生健康改善计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某校初中三个年级中每个年级随机整群抽样,抽取10个班级作为研究对象;使用自制调查问卷调查学生生活方式现状、出生时情况、婴儿期喂养情况及父母和家庭情况;对生活方式各类别的定性资料用百分比统计描述;以评分的形式对生活方式进行评价和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群体的组间比较。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各指标得分评价学生体质健康现状;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学生群体生活方式、体质健康状况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秩和检验;生活方式、出生时情况、婴儿期喂养情况及父母和家庭情况与体质健康的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1.生活方式,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群体存在差异。总体来看,不同性别相比,男生生活方式好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年级相比,年级越高生活方式越趋于健康,九年级生活方式最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生活方式各方面中,存在体育锻炼时间不足,经常熬夜,睡眠质量欠佳,有13.59%学生未能做到每天吃早餐、39.69%存在不同程度的挑食偏食、膳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2.体质健康上,总体评分中,优秀率2.41%,良好率25.77%,及格率55.49%,不及格率16.33%。男生和女生均为年级越高,得分均值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身体形态方面,超重和肥胖率男生为26.3%,女生为25.79%;身体素质方面,年级越高,男女生各方面素质均越好;男生中肌肉力量项目引体向上最弱,未达及格水平;女生立定跳远和800米跑项目最弱,两项目仅九年级达到及格水平。3.生活方式与体质健康的相关性,男女生生活方式各方面与体质健康均有相关性,生活方式对女生体质健康的影响比对男生的影响大。男女生体质健康测试各个指标均与生活方式有不同程度的相关。中学生体质健康与婴儿期出生体重和母乳喂养时间相关,与父亲学历和父母体育锻炼情况相关。影响中学生体质健康的因素相关性大小依次为体育锻炼习惯、膳食习惯、出生体重、睡眠习惯、日均屏幕时间、父亲学历、父亲每周锻炼次数、母亲每周锻炼次数、婴儿期母乳喂养时间(F=28.966,R2=0.507,p<0.01)。结论1.学生总体体育锻炼缺乏,有一定比例学生存在睡眠障碍,挑食偏食问题突出,膳食结构有待改善。2.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优良率低,不及格率高,总体水平有待提升,尤其力量、耐力、速度素质均迫切需要提高。3.体育锻炼习惯、膳食习惯、睡眠习惯、日均屏幕时间、婴儿期出生体重、母乳喂养时间、父亲学历和父母体育锻炼情况是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对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提高要重视生活方式的改善,还要重视家庭情况的影响。
杨茂[8](2020)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关乎祖国的发展。食品安全是保证健康体质的前提和条件,营养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基石。然而我国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食源性疾病不断增加;不良的饮食消费习惯引起的肥胖、与饮食相关的慢性疾病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高中阶段是青少年身心快速发展的时期,对高中生进行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意识,改善学生的不良饮食消费习惯。生物学涉及医学、农业、食品等相关领域知识,与食品安全与营养联系紧密,其学科特点有利于进行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因此在生物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结合《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和人教版高中生物教材,分析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可行性。为了解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现状,以重庆市铜梁一中高一年级入学情况基本相同的8班和9班共113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食品安全与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的问卷调查。通过问卷结果发现:目前高中生食品安全与营养态度较为端正,但相关知识缺乏,不良的饮食消费行为普遍存在。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整理归纳了教材中可进行食品安全与营养渗透教育的切入点,并在生物学教学中进行相关渗透教育的教学实践,以重庆市铜梁一中高一年级8班为实验班进行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以9班为对照班进行常规教学。运用问卷调查、观察等方法,对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的态度、行为及相关知识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渗透前对照班与实验班学生的食品安全与营养知识水平没有显着差异,渗透教育后实验班学生后测成绩显着高于对照班(P?0.01)。在相关行为方面,渗透教育后实验班学生的部分健康饮食行为率显着高于渗透前(P?0.05);在食品安全与营养态度方面,渗透后实验班食品安全与营养态度端正率(76.54%)明显高于渗透前(56.06%),呈极显着差异(P?0.01);实验班学生在渗透教育后对生物的学习态度更积极(P?0.01),课堂表现也更好。研究结果表明,在高中生物学课堂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有助于学生掌握食品安全与营养的相关知识,改善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树立正确的食品安全与营养态度,提高学生的生物学学习兴趣。
侯琬娇[9](2020)在《收入、教育和信息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营养健康的目标》文中提出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民的食物营养事业,制定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将食物营养与健康置于影响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现实情况表明,我国城市地区目前主要处于退行性疾病阶段。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现实情况,均对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食物系统的建立提出了迫切的需求。由于肉类消费引致的营养素摄入对身体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我国城市居民的肉类消费在总的食品消费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构建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食物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以营养健康为目标来研究城市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因素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国内关于肉类消费的研究,都认为收入和价格是影响肉类消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国内从营养健康视角开展的肉类消费的研究却比较缺乏。如果对肉类消费冠以营养健康的前提,用趋近或偏离营养健康目标来界定肉类消费,并且将研究范围限定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在肉类消费趋近营养健康目标的过程中,收入因素能发挥出显着的促进作用吗?国外大量的从营养健康视角进行的食品消费的研究表明,教育和信息往往对食品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教育和信息因素是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如果是,教育水平具体在哪些提升阶段成为促进肉类消费趋近营养健康目标的关键变量?不同类别的信息是如何发挥促进作用的?在这个过程中,收入、教育因素又与信息因素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就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和北京、上海、深圳、郑州四个城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均值回归、分位数回归、选择实验及随机参数Logit模型等计量方法,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收入和教育因素对脂肪含量不同的肉类的消费数量的平均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每增长1%,脂肪含量较低的肉类消费量增长0.19%,脂肪含量最低的肉类消费量减少0.31%,脂肪含量较高的肉类的消费量减少0.08%。在对营养健康目标实现具有最大威胁的脂肪含量最高的肉类消费方面,收入的影响变得不显着;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含量最高的肉类的消费量逐级递减: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减少了1.43%,本科及以上比高中及专科减少了7.49%。综上,收入因素在肉类消费趋向营养健康目标的过程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教育因素具有促进肉类消费趋向营养健康目标的的潜能。通过分析收入和教育对五类肉类的消费数量的不同分位水平的影响,来揭示这两个因素对肉类消费结构的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脂肪含量最低肉类的低分位水平下降0.35%,而脂肪含量最低肉类的消费量的低分位水平应该提高才能趋近营养健康的肉类消费结构;收入因素对其他肉类的消费量的低分位和高分位水平的影响均不显着。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含量最低肉类的消费量的低分位水平增加了9.97%;受教育程度从高中及专科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含量最高肉类的消费量的高分位水平减少了2.12%。受教育程度由初中提高至高中及专科的过程中,带来了脂肪含量中等肉类消费量的低分位水平的增加以及中、高分位水平的减少,这恰好能够体现出教育因素具有合理调节肉类消费结构的作用。综上,收入因素并未发挥出促进肉类消费趋近营养健康目标的作用,教育因素在促进肉类消费结构趋向低脂肪占比更高、高脂肪占比更低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第二,收入和教育因素对肉类消费引致的营养素摄入量的平均水平的影响方面,家庭人均收入每增长1%,脂肪摄入量下降0.07%;但是,收入对蛋白质和胆固醇摄入量的影响均不显着。随着受教育程度从初中逐渐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摄入量逐级递减: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减少6.57%,本科及以上比高中及专科减少10.73%。教育因素对蛋白质和胆固醇摄入量的影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高中及专科的过程中,蛋白质和胆固醇的摄入量减少:高中及专科比初中的蛋白质摄入量减少了6.53%;高中及专科比初中的胆固醇摄入量减少了5.06%。虽然对三种营养素摄入量平均水平的影响无法全面解释收入和教育因素在肉类消费趋向营养健康目标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上述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收入因素对三种营养素摄入量的影响没有教育因素全面。营养素摄入量的低水平和高水平分别包含营养素摄入不足和过量的情况,营养素摄入不足和过量容易导致较高的健康风险,通过分析收入和教育对每种营养素摄入量的不同分位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揭示这两种因素在肉类消费趋近营养健康目标过程中的作用。脂肪摄入量的低、中、高三种分位水平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脂肪摄入量的低分位水平减少0.09%,中分位水平减少0.06%;收入因素对脂肪摄入量的高分位水平的影响反而变得不显着。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高中及专科的过程中,带来了脂肪摄入量的低分位水平的增长: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增加了1.28%;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摄入量的高分位水平呈现出逐级递减的趋势: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减少了3.07%,而本科及以上则比高中及专科减少了12.07%。受教育程度从高中及专科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能够带来蛋白质摄入量的低分位水平的增加:本科及以上比高中及专科增加了0.5%;收入因素对蛋白质摄入量的任何分位水平的影响都不显着。从初中教育程度开始,随着教育水平的逐级提升,胆固醇摄入量的高分位水平逐级递减: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减少了10.1%,本科及以上比高中及专科减少了6.43%;但是,收入因素对胆固醇摄入量的高分位水平的作用却并不显着。综上,相较于收入因素,教育因素在肉类消费趋向营养健康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更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三,将肉类膳食营养知识作为社会环境来源信息的近似代表。受教育程度由初中及以下提高至高中及大专的过程中,促使肉类膳食营养知识得分增加了1.37分;受教育程度由本科提高至硕士及以上的过程中,得分增加了1.13分;反观收入因素,对得分缺乏显着的影响。牛腑肋带给肉类膳食营养知识高得分者的边际效用的均值为0.8465,偏好系数为正,说明相对于其他消费者,高得分者偏好牛腑肋,偏好内容为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符合营养健康的目标;肉类膳食营养知识低得分者对牛腑肋、牛腱子和鸡胸肉的偏好并不显着,对猪五花和鸡翅中表现出了显着的偏好,因此,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低得分者并没有对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表现出偏好,偏好内容偏离营养健康的目标。第四,本文商业环境来源信息表现为生畜禽肉类(包括鲜的、冷鲜和冷冻畜禽肉类,不包括加工品)的营养标签信息。展示营养成分表后,高得分群体的偏好内容依旧为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与未展示营养成分表时相比,偏好内容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展示营养成分表后,高得分群体对牛腑肋的偏好系数由未展示成分表时的0.8465增长至1.2819,偏好强度增强;同时,对牛腱子的偏好由未展示成分表时的不显着变成显着。展示营养成分表后,低得分群体对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的偏好系数依旧不显着。上述结果说明,作为社会环境来源信息的近似代表,肉类膳食营养知识水平决定并影响高得分和低得分群体的偏好内容;而作为重要的商业环境来源信息,生畜禽肉类的营养标签信息并不能够改变这两类群体的偏好内容,只能在已有的偏好内容基础上,增强其偏好强度。因此,高得分群体的肉类消费行为更有可能符合营养健康的目标;而低得分群体的肉类消费行为实现营养健康目标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教育因素在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肉类消费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扮演着激活全局的重要角色,应该大力激发教育因素在这个过程中的积极潜能,同时,发挥其对信息因素的联动促进作用。因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将政策重心从增加收入适当向教育资源均等化倾斜,建立“食育”制度,以及实施生畜禽肉类(包括鲜的、冷鲜和冷冻畜禽肉类,不包括加工品)的强制营养信息标示。
吕金凤[10](2020)在《运动和饮食干预下肥胖青年体重变化与身体自尊变化的关系及跟踪研究》文中认为研究目的:本研究拟对肥胖青年这一特定群体进行为期8周的运动和饮食的联合干预,并对其进行为期3个月的随访调查。分析肥胖青年干预前后体重、BMI和身体自尊变化;比较随访后与干预前、后体重、BMI和身体自尊的差异;探讨干预期间及随访体重变化与身体自尊变化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减体重后体重反弹的主要原因。研究方法:基于巅峰减重封闭训练营,选取20~29岁自愿参与研究的单纯性肥胖学员。将实验过程中因额外摄食、运动损伤等原因不能完成实验的学员,予以剔除,最终纳入92名肥胖学员(男性40人,女性52人),平均年龄25.70±4.76岁,BMI34.83±7.584kg/m2。本研究主要由2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受试者参加了为期8周的运动结合饮食减脂减重干预方案,在干预前后检测研究对象的体重、BMI和身体自尊。第二部分:干预中止后,对受试者进行3个月的随访,调查体重、身体自尊情况以及受试对象的体力活动量、静坐时间、能量摄入水平。干预前利用人体成分分析仪和运动负荷实验测量受试者基础代谢率和靶心率,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和饮食方案,采用polar心率检测运动强度。研究经3次测试:8周运动、饮食干预前、后和3个月的追踪测试。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体重与身体自尊各维度在性别及干预时间上的差异性;采用相关系数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体重变化与身体自尊变化的关系。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体力活动量、静坐时间、能量摄入水平三个方面探讨体重反弹的原因。研究结果:1)干预前、后体重、BMI在性别上均呈现显着差异性。与女性相比,男性体重基数大,肥胖程度偏高;干预前,身体自我价值感、身体吸引力、身体状况三个维度在性别无差异,在运动能力、身体素质存在显着差异性(p<0.05),男性得分普遍高于女性。干预后,在运动能力(p<0.05)、身体状况(p<0.01)存在差异性,男性优于女性。2)干预前后及随访三组之间体重、BMI和身体自尊均存在显着差异。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和随访体重、BMI明显降低,身体自尊明显升高。与干预后相比,随访后体重明显增加,总身体自尊、身体自我价值感、身体状况、身体素质明显降低。3)干预后,以BMI变化值的四分位为因子,以身体自尊变化为因变量进单因素方差发现:BMI的变化与身体自尊的变化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与Q1组相比,Q3组的身体状况、身体素质、身体吸引力和总身体自尊变化和Q4组的身体自我价值感、身体素质、身体吸引力和总身体自尊变化明显较大;与Q2组相比,Q3组总身体自尊变化明显较大。说明BMI变化较大时,身体自尊得分变化也较大。同时还表明BMI降低值≥5.99时,身体自尊得分更有可能明显增加。随访后,体重增加组身体自我价值感得分明显低于体重下降组。4)随访后膳食能量总摄入量和蛋白质摄入量显着少于干预前,营养素摄入量逐渐接近国家推荐值;与干预前相比,随访后静坐时间显着减少,由466.83±178.878min减少到307.32±111.603min。5)随访后,与低水平静坐时间Q1(<5h)相比,静坐时间Q2(5-6h)发生体重增加的相对风险是6(3.193,4.897);Q3(≥6h)发生体重增加的相对危险是9(1.598,5.691);与低水平膳食能量摄入水平Q1(<25.55met-h/w)相比,高水平能量摄入Q3(≥53.75met-h/w)发生体重增加的相对风险是1.168(0.983,1.389);与低碳水摄入组Q1(<198.3g/d)相比,高碳水摄入组Q3(≥298.1g/d)发生体重增加的相对危险是1.010(1.000,1.420)。体力活动、三大营养素摄入量、中等能量摄入与体重增加无关。研究结论:1)干预前后,体重、BMI和身体自尊均存在显着差异性(p<0.01),且测试指标在性别上呈现差异性。与干预前相比,随访后体重、BMI、运动能力、身体吸引力具有显着差异性;与干预后相比,随访后体重、身体价值感、身体状况存在显着差异性。2)干预后,减体重斤数、BMI变化和减重%与身体自尊变化的相关系数均呈现显着水平(p<0.05),其中BMI变化与身体自尊相关系数较高,当BMI变化较大时,身体自尊得分变化也较大。随访后体重增加对身体自尊个别维度得分产生降低的趋势。3)与干预前相比,随访后膳食总摄入量、蛋白质摄入量和静坐时间显着减少,总体力活动水平增加,营养素水平逐渐接近国家。4)减体重后体重反弹的主要原因是静坐时间长和膳食能量摄入过量。
二、国内外青少年学生膳食营养比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外青少年学生膳食营养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母亲工作时间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前言 |
1 研究目的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 数据来源 |
2.2 研究对象 |
2.3 样本量计算 |
2.4 调查内容与质量控制 |
2.5 研究内容及方法 |
2.6 研究方法 |
3 结果 |
3.1 母亲工作时长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 |
3.2 母亲非标准时间工作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 |
3.3 母亲工作时长对我国2岁以下儿童体重影响的可能机制 |
3.4 2002与2020年母亲工作时长和儿童超重肥胖关系的比较 |
4 讨论 |
4.1 母亲工作时长与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 |
4.2 母亲在非标准时间工作与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 |
4.3 不同年代母亲工作时长和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 |
主要结论及建议 |
创新点和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母亲工作时长对儿童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中国0-18岁儿童营养与健康系统调查与应用项目2岁以下儿童及看护人调查问卷 |
附录二 |
个人简历 |
发表文章 |
致谢 |
(3)基于出生队列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研究及风险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语 |
序言 |
第一部分:母婴超重肥胖相关性研究及代际传递现状分析 |
1 前言 |
2 材料和方法 |
2.1 研究设计 |
2.2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2.3 研究方法 |
2.4 统计方法 |
2.5 质量控制 |
3 结果 |
3.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及与孕前超重肥胖相关性研究 |
3.1.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3.1.2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与孕前超重肥胖相关性分析 |
3.2 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出生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
3.2.1 基本特征及孕前超重肥胖与出生体重相关性研究 |
3.2.2 孕前超重肥胖与LBW、HBW、SGA和 LGA的相关性研究 |
3.3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
3.3.1 婴儿基本特征及体格发育情况分析 |
3.3.2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6 月龄体格发育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
3.3.3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6 月龄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
3.3.4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12 月龄体格发育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
3.3.5 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儿12 月龄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
3.4 基于队列研究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现状分析 |
4 讨论 |
5 结论 |
第二部分: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
1 前言 |
2 材料和方法 |
2.1 研究设计 |
2.2 研究对象 |
2.3 研究方法 |
2.4 统计方法 |
3 结果 |
3.1 组间基本特征比较分析 |
3.2 适用于孕检筛查应用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
3.2.1 适用于孕检筛查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影响因素初筛 |
3.2.2 适用于孕检筛查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呈现 |
3.2.3 适用于孕检筛查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评价 |
3.3 适用于居家管理应用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
3.3.1 适用于居家管理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影响因素初筛 |
3.3.2 适用于居家管理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呈现 |
3.3.3 适用于居家管理应用的孕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评价 |
4 讨论 |
5 结论 |
第三部分: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
1 前言 |
2 材料和方法 |
2.1 研究设计 |
2.2 研究对象 |
2.3 研究方法 |
2.4 统计方法 |
3 结果 |
3.1 仅针对婴儿期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的产后风险模型构建 |
3.1.1 仅针对婴儿期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影响因素初筛 |
3.1.2 仅针对婴儿期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的呈现 |
3.1.3 仅针对婴儿期的产后风险预测模型的评价 |
3.2 生命早期(孕期和婴儿期)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预测模型构建 |
3.2.1 生命早期(孕期和婴儿期)风险预测模型的呈现 |
3.2.2 生命早期(孕期和婴儿期)风险预测模型的评价 |
4 讨论 |
5 结论 |
本研究创新性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
综述 母源性肥胖对子代健康效应的影响研究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4)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改善人口营养健康的经济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图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2.1 作物营养强化相关研究 |
2.1.1 作物营养强化的内涵与意义 |
2.1.2 国际作物营养强化研究进展 |
2.1.3 中国作物营养强化研究进展 |
2.2 营养健康经济评价相关研究 |
2.2.1 微量营养素与营养健康的关系 |
2.2.2 营养健康影响因素 |
2.2.3 营养健康经济评价方法 |
2.3 消费者农产品支付意愿相关研究 |
2.3.1 消费者农产品支付意愿的测量方法 |
2.3.2 消费者农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
2.3.3 消费者对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支付意愿研究 |
2.4 理论基础 |
2.4.1 人力资本理论 |
2.4.2 消费者效用理论 |
2.5 概念界定 |
2.5.1 作物营养强化 |
2.5.2 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 |
2.5.3 经济评价 |
2.5.4 消费者行为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作物营养强化改善营养健康的背景与发展现状 |
3.1 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现状 |
3.1.1 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现状 |
3.1.2 微量营养素缺乏对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的影响 |
3.2 作物营养强化提出的背景与比较优势 |
3.2.1 作物营养强化提出的背景 |
3.2.2 营养强化的主要方式 |
3.2.3 作物营养强化的比较优势 |
3.3 作物营养强化改善营养健康的发展现状 |
3.3.1 作物营养强化的发展现状 |
3.3.2 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对营养健康的干预情况 |
3.3.3 作物营养强化干预的经济效益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宏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经济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4.1 健康损失的失能调整生命年(DALYS)方法 |
4.1.1 DALYs公式 |
4.1.2 公式中的贴现率 |
4.1.3 对公式的修正 |
4.2 健康效益评价指标 |
4.2.1 铁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评价指标 |
4.2.2 锌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评价指标 |
4.2.3 维生素A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评价指标 |
4.2.4 叶酸强化农产品的健康效益评价指标 |
4.3 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
4.3.1 铁强化农产品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
4.3.2 锌强化农产品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
4.3.3 维生素A强化农产品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
4.3.4 叶酸强化农产品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
4.4 成本效益评价指标 |
4.4.1 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成本 |
4.4.2 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成本有效性 |
4.4.3 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成本收益率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宏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经济评价的实证分析——以作物营养叶酸强化水稻为例 |
5.1 作物营养叶酸强化水稻经济评价的内涵 |
5.1.1 叶酸强化水稻健康效益的影响因素 |
5.1.2 叶酸强化水稻健康效益的货币化 |
5.1.3 叶酸强化水稻的相关费用 |
5.2 作物营养叶酸强化水稻经济评价的数据收集 |
5.2.1 叶酸缺乏的功能结果 |
5.2.2 叶酸缺乏目标群体相关数据 |
5.2.3 叶酸强化水稻相关数据 |
5.3 作物营养叶酸强化水稻的经济评价 |
5.3.1 叶酸强化水稻的健康效益分析 |
5.3.2 叶酸强化水稻的经济效益分析 |
5.3.3 叶酸强化水稻的成本——效益分析 |
5.3.4 与其他国家、其他营养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微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健康效益的实证分析 |
6.1 随机对照实验方法 |
6.1.1 随机对照实验的流程 |
6.1.2 干扰变量的控制 |
6.2 实验设计 |
6.2.1 实验地点、实验对象和实验物的选择 |
6.2.2 实验内容和实验流程 |
6.2.3 实验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
6.3 实验方法 |
6.3.1 健康干预措施和健康指标测量方法 |
6.3.2 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
6.3.3 实验效果研究方法 |
6.4 叶酸强化玉米营养干预实验结果 |
6.4.1 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
6.4.2 干预前后样本饮食叶酸摄入变化情况 |
6.4.3 干预前后样本血液叶酸变化情况 |
6.4.4 样本血液叶酸含量改善情况 |
6.5 锌强化小麦营养干预实验结果 |
6.5.1 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
6.5.2 干预前后样本生长迟缓发生率变化情况 |
6.5.3 样本生长迟缓发生率改善情况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微观层面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经济效益的实证分析——以作物营养叶酸强化玉米为例 |
7.1 支付意愿测量方法的选择 |
7.1.1 支付意愿测量方法的比较 |
7.1.2 BDM机制 |
7.2 BDM拍卖实验机制设计 |
7.2.1 实验地点、实验物和实验对象的选择 |
7.2.2 实验前的准备 |
7.2.3 实验流程 |
7.3 实验参与者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7.3.1 参与者的基本特征分析 |
7.3.2 参与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7.4 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
7.4.1 模型构建的理论框架 |
7.4.2 变量设置和模型估计 |
7.4.3 结果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2.1 重视事前经济评价,完善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评价指标 |
8.2.2 增加政策资金投入,优化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路径选择 |
8.2.3 加强公众认知教育,扩大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覆盖范围 |
8.2.4 整合信息资源渠道,提高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经济价值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8.3.1 研究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育龄妇女叶酸强化玉米营养干预实验调研问卷 |
附录B:BDM实验流程及调查问卷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5)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编制及膳食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3 研究内容 |
文献回顾 |
1 膳食与学龄前儿童健康 |
1.1 膳食与学龄前儿童体格发育 |
1.2 膳食与学龄前儿童营养相关性疾病 |
1.3 膳食与学龄前儿童智力和语言的发育 |
2 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饮食特点 |
3 膳食调查常用方法 |
3.1 称重法 |
3.2 记账法 |
3.3 食物频率法 |
3.4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 |
3.5 膳食史法 |
3.6 化学分析法 |
4 食物频率测量工具研究进展 |
4.1 国外食物频率问卷研究进展 |
4.2 国内食物频率问卷研究进展 |
5 儿童膳食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
5.1 儿童膳食模式的内涵 |
5.2 儿童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 |
6 膳食模式研究方法 |
6.1 先验法 |
6.2 后验法 |
6.3 综合法 |
第一部分 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编制 |
1 材料与方法 |
1.1 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框架的构建 |
1.2 食物清单与问卷初稿的形成过程 |
1.3 试用问卷的形成 |
1.4 统计分析方法 |
1.5 正式问卷的形成 |
1.6 统计分析方法 |
2 结果 |
2.1 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框架结构 |
2.2 食物清单与问卷初稿的形成 |
2.3 试用问卷的形成 |
2.4 正式问卷的形成 |
3 讨论 |
3.1 关于试用问卷 |
3.2 正式问卷的确定 |
第二部分 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评价 |
1 材料与方法 |
1.1 调查对象 |
1.2 调查方法 |
1.3 质量控制 |
1.4 统计分析方法 |
2 结果 |
2.1 调查对象一般特征 |
2.2 正式问卷信度评价 |
2.3 正式问卷效度评价 |
3 讨论 |
3.1 关于食物种类 |
3.2 问卷信度研究 |
3.3 问卷效度研究 |
第三部分 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的提取 |
1 材料与方法 |
1.1 调查对象 |
1.2 调查方法 |
1.3 统计分析方法 |
2 结果 |
2.1 研究对象一般特征 |
2.2 正式问卷食物分组及食用率 |
2.3 潜在剖面分析法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 |
2.4 利用聚类分析法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 |
2.5 利用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法提取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 |
2.6 不同类型膳食模式食物种类检验 |
2.7 不同类型膳食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
3 讨论 |
3.1 关于膳食模式提取方法 |
3.2 关于膳食模式类型 |
3.3 关于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 |
第四部分 学龄前儿童膳食模式与健康状况相关性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
1.1 调查对象与方法 |
1.2 统计分析方法 |
2 结果 |
2.1 不同膳食模式学龄前儿童健康状况比较 |
2.2 健康状况与膳食模式相关性分析 |
3 讨论 |
3.1 家庭人口学特征对儿童健康指标的影响 |
3.2 膳食模式对学龄前儿童健康指标的影响 |
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历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7)临沂市某中学学生生活方式与体质健康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中学生生活方式现状调查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3 质量控制 |
1.4 统计分析 |
2 结果 |
2.1 体育锻炼习惯的调查分析 |
2.2 睡眠习惯与屏幕时间的调查分析 |
2.3 膳食习惯的调查分析 |
2.4 生活方式各项评分 |
3 讨论 |
第二章 中学生体质健康现状调查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2.1 测试指标 |
1.2.2 学生体质健康评分标准与等级 |
1.3 质量控制 |
1.4 统计分析 |
2 结果 |
2.1 中学生体质健康等级总体分布 |
2.2 体质健康各单项指标现状 |
2.2.1 身体形态现状分析 |
2.2.1.1 身高 |
2.2.1.2 体质指数 |
2.2.2 身体机能现状分析 |
2.2.3 身体素质现状分析 |
2.2.3.1 坐位体前屈 |
2.2.3.2 50米速度跑 |
2.2.3.3 立定跳远 |
2.2.3.4 引体向上/仰卧起坐 |
2.2.3.5 各年级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跑 |
3 讨论 |
第三章 中学生生活方式、出生和喂养方式等与体质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
1 生活方式与体质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
2 生活方式与体质健康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2.1 生活方式与身体形态和身体机能的相关性分析 |
2.2 生活方式与身体素质的相关性分析 |
3 出生方式、出生体重及婴儿期喂养情况与体质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
4 父母及家庭情况与体质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
5 中学生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6 讨论 |
结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综述 |
综述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8)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问卷调查法 |
1.4.2 实验研究法 |
1.4.3 案例分析法 |
2 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食品安全教育 |
2.1.2 营养教育 |
2.2 国内外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现状 |
2.2.1 国外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现状 |
2.2.2 国内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现状 |
3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可行性 |
3.1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是符合新课程标准要求 |
3.2 高中生物学学科特点有利于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 |
3.3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是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 |
4 高中生食品安全与营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
4.1 学生基本情况 |
4.2 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知识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
4.3 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态度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
4.4 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行为的调查结果及分析 |
4.4.1 早餐食用情况 |
4.4.2 零食消费情况 |
4.4.3 其他饮食行为 |
5 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教学策略及教学设计 |
5.1 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教材切入点 |
5.2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教学策略及教学设计 |
5.2.1 STS教学策略的教学设计及分析 |
5.2.2 合作学习策略的教学设计及分析 |
5.2.3 案例教学策略的教学设计及分析 |
6 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效果评价 |
6.1 渗透教育前后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知识的比较分析 |
6.2 渗透教育前后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态度的比较分析 |
6.3 渗透教育前后学生食品安全与营养行为的比较分析 |
6.3.1 早餐食用情况的改变 |
6.3.2 零食消费情况的改变 |
6.3.3 其他饮食行为的改变 |
6.4 渗透教育前后学生对生物学科的学习态度比较分析 |
6.5 学生课堂表现的比较分析 |
7 结论与建议 |
7.1 结论 |
7.2 反思与建议 |
7.2.1 紧扣教材,以学生生活经验为基础 |
7.2.2 渗透适度,合理分配时间 |
7.2.3 课外延伸,长期坚持 |
参考文献 |
附录A 高中生食品安全与营养的调查问卷 |
附录B 课堂观察记录表 |
附录C 学龄儿童青少年分年龄BMI筛查消瘦界值范围 |
附录D 学龄儿童青少年性别年龄别BMI筛查超重与肥胖界值 |
致谢 |
(9)收入、教育和信息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营养健康的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文献评述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 数据来源及说明 |
1.6 研究创新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分析 |
第三章 城市居民肉类消费变化趋势分析 |
3.1 城市居民肉类消费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 |
3.2 城市居民肉类消费营养素摄入的变化趋势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收入和教育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数量和结构的影响分析 |
4.1 理论基础 |
4.2 数据说明 |
4.3 计量模型 |
4.4 实证结果 |
4.5 收入和教育对2012-2018年肉类消费的影响验证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收入和教育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营养摄入的影响分析 |
5.1 数据说明 |
5.2 计量模型 |
5.3 实证结果 |
5.4 收入和教育对2012-2018年营养素摄入的影响验证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肉类膳食营养知识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偏好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
6.1 理论框架 |
6.2 肉类膳食营养知识题目和选择实验的设计与调查 |
6.3 计量模型 |
6.4 实证结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营养标签信息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偏好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
7.1 理论框架 |
7.2 选择实验的设计与调查 |
7.3 计量模型 |
7.4 随机参数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作者简介 |
致谢 |
(10)运动和饮食干预下肥胖青年体重变化与身体自尊变化的关系及跟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选题依据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肥胖的定义 |
2.1.2 肥胖的测量 |
2.1.3 身体自尊的定义 |
2.1.4 身体自尊的测量 |
2.1.5 减脂增重循环的定义 |
2.2 肥胖人群身体自尊的研究现状 |
2.2.1 肥胖与身体自尊的关系 |
2.2.2 国外干预行为对身体自尊的效果研究 |
2.2.3 国内干预行为对身体自尊的效果研究 |
2.3 减体重后体重维持或反弹的研究现状 |
2.3.1 减体重后体重维持或反弹的研究进展 |
2.3.2 减体重后体重变化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现状 |
2.4 小结 |
3 研究对象和方法 |
3.1 研究对象 |
3.2 研究方法 |
3.2.1 文献资料法 |
3.2.2 问卷调查法 |
3.2.3 实验法 |
3.2.4 数理统计法 |
4 研究结果 |
4.1 运动和饮食干预后体重、BMI和身体自尊变化 |
4.1.1 干预前、后体重、BMI和身体自尊在性别上的比较 |
4.1.2 随访后与干预前、后体重、BMI和身体自尊的比较 |
4.2 运动和饮食干预后体重变化与身体自尊变化的关系 |
4.2.1 干预后体重变化与身体自尊变化的相关分析 |
4.2.2 随访后体重波动(增加或减少)与身体自尊的关系 |
4.3 随访后膳食能量摄入、体力活动量和静坐时间的变化 |
4.3.1 随访后与干预前膳食能量摄入的比较 |
4.3.2 随访后与干预前体力活动量和静坐时间的比较 |
4.4 随访后膳食能量摄入、体力活动、静坐时间与体重变化的关系 |
5 分析与讨论 |
5.1 运动和饮食干预后体重、BMI和身体自尊变化 |
5.2 运动和饮食干预后体重变化与身体自尊变化的关系 |
5.3 随访后膳食能量摄入、体力活动量和静坐时间的变化 |
5.4 随访后膳食能量摄入、体力活动、静坐时间与体重变化的关系 |
6 研究结论、创新点和不足 |
6.1 研究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研究不足 |
附录 A 身体自尊量表(PSPP) |
附录 B 国际体力活动量表IPAQ(中文短卷) |
附录 C 24小时膳食记录问卷(DR) |
附录 D 课表和膳食餐饮表(1周为例)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国内外青少年学生膳食营养比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学生运动习惯和膳食习惯与体成分、骨密度的关系研究[D]. 周秋菊. 四川师范大学, 2021
- [2]母亲工作时间与我国2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研究[D]. 丁心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3]基于出生队列的母婴超重肥胖代际传递研究及风险预测[D]. 魏晓彤.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4]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改善人口营养健康的经济评价研究[D]. 廖芬.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5)
- [5]西北地区学龄前儿童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的编制及膳食模式研究[D]. 马永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2020(02)
- [6]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7]临沂市某中学学生生活方式与体质健康相关性研究[D]. 徐娟. 青岛大学, 2020(01)
- [8]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的实践研究[D]. 杨茂. 重庆师范大学, 2020(05)
- [9]收入、教育和信息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营养健康的目标[D]. 侯琬娇. 吉林农业大学, 2020(03)
- [10]运动和饮食干预下肥胖青年体重变化与身体自尊变化的关系及跟踪研究[D]. 吕金凤.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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