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与阿尔都塞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与阿尔都塞的“新马克思论”（论文文献综述）

罗艺琳^[1]（2021）在《德拉·沃尔佩的科学技术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1895—1968）作为“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的创始者和思想领袖,他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围绕德拉-沃尔佩的科学技术观进行研究,在梳理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的基础上,挖掘德拉-沃尔佩科学技术思想的深层次内涵,并对其科学统一的思想进行补充与延伸。在现代实验科学的逻辑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现代物理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化学,在其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都蕴含着唯物主义逻辑,而并不仅仅由个别的、偶然的研究行为与经验事实构成。在德拉-沃尔佩的科学技术思想中,他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思想上的联系进行彻底割裂,试图在近代实验科学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追溯到伽利略的科学实验逻辑中,把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概括成“道德的伽利略主义”,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的科学的辩证法的具体内容。本文将在梳理现代实验科学中现代物理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化学的研究逻辑的基础上,分析德拉-沃尔佩的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并对德拉的科学技术观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最后将对德拉-沃尔佩的科学统一思想进行补充和延伸,对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讨论,分析科学统一思想的当代价值。德拉-沃尔佩德拉-沃尔佩的科学技术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但其实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特点与关系成为哲学界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而体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这不仅影响了科学知识的变革,同时也影响着人对世界整体结构、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与理解。而科学与哲学的日趋变化关系也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二者不应该再走一条分裂的道路,而应向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方向前进。所以,德拉-沃尔佩科学统一的思想在其研究论证的过程中存在片面的地方,但是科学统一的结论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反思的。

孙颖^[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郑帅^[3]（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王萌^[4]（2020）在《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批判意识形态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性分析与理论研究。麦克莱伦的批判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受到英国社会文化背景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和西方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在英国文化意识形态背景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麦克莱伦批判的意识形态思想发端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人本精神的追溯以及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思想的全面研究。循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结合对欧美不同国别理论源流的哲学分析,形成了麦克莱伦独特的批判意识形态思想。在批判意识形态的研究过程中,麦克莱伦首先以科学技术批判为逻辑起点,厘清了科学技术批判的理论困境与理论意义;其次,麦克莱伦把宗教批判作为精神武器,旨在就一致性和历史准确性方面作出论述,在实质性的结论中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思想的内涵,纠正了世俗的偏见;最后,麦克莱伦以文化批判作为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目标旨向,力图对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批判,开拓了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多维路径,藉此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想。科学技术批判、宗教批判与文化批判构成了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三大维度,分别从科学理性、宗教关怀与文化实践三个方面展开了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丰富内容,凸显了其思想的整体性特征。本论文由七部分构成。绪论概述了麦克莱伦的生平以及他的学术发展历程,分析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就国内外思想界对于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现状作出分析与评述,充分肯定既有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同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方向与路径。第一章分析了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形成背景。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意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宗教启蒙与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思想成为他个人旨趣,促使他开启了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宗教批判与人本精神的探索,厘清了布鲁诺·鲍威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人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麦克莱伦专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从而奠定了其批判意识形态思想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立场,批判性地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问题域,在本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之上,形成了自己批判意识形态匠心独运的见解与思想。第二章探讨了麦克莱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透视与整体阐释。麦克莱伦立足于历史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方法,论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形态思想,分析了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两条路径:一条推崇人的理性,强调科学方法的认知;另一条是非客观性的科学研究方法,侧重将其与社会特定的利益相联系。他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思想,拓展社会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内涵,反思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目的与旨向。通过分析欧美不同国别与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深化了对德国历史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的思想传统与价值旨归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麦克莱伦对批判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和一般特征进行了整体阐释。第三章诠释了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起点是科学技术批判。本章围绕批判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科学技术批判,对其可能性、困境以及主旨和路径的实现等内容,进行了分析与阐释。通过对麦克莱伦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的逻辑分析,厘清了科学技术批判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逻辑线索,对现当代科学技术决定论的形成缘由与具体批判内容的阐释,最终确立了科学技术批判作为批判意识形态逻辑起点的研究主旨,藉此丰富了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涵盖的政治经济理论以及劳动实践思想。第四章分析了作为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精神武器的宗教批判,阐述了宗教批判对于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启蒙意义。由于受早期家庭与社会教育的影响,加上其个人对宗教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厚兴趣,麦克莱伦在其学术生涯中,将宗教批判与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结合,作为其专业的研究方向,开展了系统的科学研究,从而使其批判意识形态理论更具个人特色与风貌。通过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思想的解读,麦克莱伦对马克思青年时期到成熟时期的宗教批判思想做了全面的考察,揭示了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而提出了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思想,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宗教批判主要是阐释宗教是被异化的人类幻想的思想,后期的宗教批判主要是对作为阶级意识形态和作为反映阶级意识的宗教要素进行的批判,从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批判的主旨思想,进一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批判的主要内容。第五章论述了作为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目标旨向的文化批判。本章分析了麦克莱伦作为英国新左派代表学者,其英国文化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是当代批判意识形态研究学科的重要思想来源。通过对文化批判的意识形态研究的视角分析,提出了避免陷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泛化”的思想,构想出文化唯物主义的理想模式。通过探索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多维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化方面的理论空间,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独特的思想特质,深入分析了文化的大众传播实践与途径,进而解读了意识形态与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质,评判了它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意义与理论影响。第六章分析了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特征与理论意义。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麦克莱伦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学理价值,关注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整体表现。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历经欧洲、亚洲、美洲等多地的传播和发展,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特征与具体形态。面对如此繁杂和难以捉摸的国家历史背景和各国学者的思想发展,麦克莱伦力图将这一思想变化进行整体性与全面性的考察,就其所涉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做出总体性说明,从而全面而清晰的呈现了其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意义。麦克莱伦以批判意识形态的思想和眼光,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的历史透视与整体阐述,以应对西方不同源流与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的结构化的阐释与修正。结合其批判意识形态的多维视角,建构了作为逻辑起点的科学技术批判,旨在拓宽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的论域。以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对象,破除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惯性以确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建构作为思想精神武器的宗教批判,旨在厘清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启蒙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批判的哲学意义,以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挑战,批判了各种模糊认识与错误判断。麦克莱伦把科学技术批判作为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起点,旨在分析以文化唯物主义与文化历史主义的思维路径进行文化批判的意义,丰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展示了欧美大众文化与政治霸权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麦克莱伦力图以批判意识形态思想重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内涵、思想特征和实践意义,通过历史透视与整体性方法,论述了作为批判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精神武器、目标旨向的鲜明的哲学特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麦克莱伦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再现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批判意识形态的具体特征及其含义,阐述了批判意识形态理论概念的外延,注重文化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宗教批判的社会论域,对于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展开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和分析,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卓远^[5]（2020）在《保罗·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为先导,对英国新马克主义者、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文化唯物主义践行者、批判教育研究者保罗·威利斯（以下简称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介入英国工人青年阶级亚文化,发展了具有在地性、阶级性、历史性、整体性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本文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主体意识、民族志等关键词,对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继承性发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扬弃,对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传承性补充和对批判教育哲学的促进性介入。在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文化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继承和运用的基础上,威利斯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在借鉴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和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同时,也对上述理论的局限提出了质疑。在吸收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及方法论的基础上,威利斯构建了融合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特征的思想。同时,威利斯在吸收批判教育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将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教育哲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文化唯物主义特征的批判教育哲学,不仅扩大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同时为批判教育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二,青年亚文化批判。威利斯以大众文化为基础,在继承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他对文化概念和文化属性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的概念及属性出发,逐步挖掘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特征,通过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突出工人阶级青年的主体意识在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威利斯对文化概念和特征的思考是在继承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吸收雷蒙德·威廉斯“整体的生活方式”、汤普森“整体的斗争方式”和霍尔“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基础上,威利斯挖掘了阶级性、大众性、集体性的文化属性,并提出文化是“主体意识的表现方式”的论断。青年亚文化是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主要关注点,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从属阶级的文化,当这种文化表现出年龄和代际特征时,就出现了青年亚文化。威利斯认为青年亚文化具有阶级性、从属性、非正式性、集体性和艺术性等特点。青年亚文化既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又欲与之抗衡。作为反抗主体的工人阶级青年具有独特的存在样式和抗争方式。威利斯认为,对工人阶级青年的解读要抛弃一元的阶级决定论,提出要从多元维度出发,分析工人阶级青年的主体特征。威利斯用“洞察”和“局限”两个概念来表现青年亚文化的能动性,并通过他们自缚式的抵制,突出工人阶级青年的自主意识。工人阶级青年觉醒,并逐步构建主体意识的过程,就是他们进行洞察和暴露局限的过程,也是抵制的过程。但是,工人阶级的抵制最终再生产了他们的不利地位,形成了抵制的悖论。第三,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文化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文化化带来了文化商品的发展,文化商品是影响当代人身份认同和文化迅速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在探究文化商品的特点之前,威利斯首先分析了商品的异化,在威利斯看来,商品的异化也表现为四个特征: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异化、商品与其类本质的异化、商品与人类劳动的异化、以及商品与人类关系的异化。通过对文化商品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威利斯指出文化商品与一般商品的本质区别在于意义交流,作为“准商品”的文化商品同时受到拜物教和去拜物教的影响,而形成一种动荡的稳定。威利斯对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最终目的是指出社会主体与文化商品之间的关系,突出社会主体通过对文化商品的选择和意义的重释,实现身份认同、主体意识构建、甚至社会变革的可能。威利斯指出,社会主体对文化商品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它是在文化商品客观可能性和社会主体象征性劳动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在客观可能性和象征性劳动的共同作用下,物质秩序逐渐转变为符号秩序,而符号秩序的转变有可能反作用与物质秩序的形成,并最终引起社会变革。第四,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在威利斯的文化研究理论中,文化形式是重要的研究领域。文化形式包含社会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关系、文化领域和标志领域五个基本要素,以及标志性分析、同源性分析和整体性分析三个分析层次。威利斯认为,文化形式是一种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体与周围的客体、机构、实践和工具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形式中,社会主体和客体连接在一起,形成文化关系,进行文化实践。文化形式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化实践的过程,文化形式的实践过程、实践旨归和生活外显都指向文化形式的实践本质。文化实践具有大众性,威利斯通过“地群美学”与“象征性劳动”的概念,强调工人阶级社会主体的文化艺术创造力,指出从日常生活文化实践中理解大众文化的重要性。第五,文化生产的教育哲学反思。威利斯对教育哲学领域的关注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文化研究与成人教育结合的影响。本文以哲学立场讨论教育,分析威利斯的教育哲学思想。在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运用在教育分析的过程中,威利斯的教育哲学思想逐渐形成,教育哲学思想是其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威利斯以学校教育为场域,以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对学校生活进行了详尽描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思想,丰富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在教育哲学领域,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批判教育哲学中,批判教育哲学的再生产理论可以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提供一部分解释,但是威利斯并没有全盘接受批判教育哲学的再生产理论,他认识到批判教育哲学再生产理论中存在两个局限:一是默认社会再生产是自动发生的,将社会再生产描绘成抽象的前提,二是认为学校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学生会被动地接受再生产的结果,忽视了主体的创造性和选择性。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威利斯首先分析了结构主义再生产理论、经济-再生产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和符码再生产理论的局限,然后,威利斯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入手,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体性抵制引入再生产分析。威利斯的文化生产理论并不在于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另一种解释。而在于强调文化生产在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文化生产推动了文化再生产,进而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第六,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特征。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具有在地性、阶级性、整体性、历史性的基本特征。民族志研究作为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为他的思想创造提供了大量的鲜活记录,威利斯民族志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现象的洞察,更在于理论的总结。通过赋予民族志想象力,威利斯在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伯明翰文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特征。第七,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评价。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向在于探索亚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探索教育哲学的多元维度、探寻了社会主义“自为的”工人阶级的可能性和促进积极的文化解放。由于威利斯思想巨大的影响力,很多学者都从各自的领域出发理解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正因如此造成他们无法把握威利斯思想的全貌,造成对威利斯的误解。他们认为威利斯渲染了工人阶级命运的悲观色彩、忽视了女性群体的亚文化研究、偏向本质主义与还原论、对民族志研究施加了主观影响、夸大了“抵制”的革命意义。在对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整体性分析后,这些质疑逐渐被澄清,威利斯思想的真实全貌显现出来。尽管西方学术理论在阐释中国社会现象时都会显得贫乏无力,然而,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及其所运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或许对我们理解、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文化、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现象会有所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文化建设带来启示。

王霞^[6]（2020）在《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安迪·格林是当代英国着名的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以“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研究而享盛誉,并成为较早探讨全球化时代教育问题的教育学者。安迪·格林的教育哲学理论体现了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核的有机结合。格林围绕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及其辩证运动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进一步推进了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哲学真正的功能就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成为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现实出发点。全球化与教育的趋同性诞生了“教育全球化”的神话,动摇了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存在论根基;后现代与教育的非理性宣扬教育个性化的论调,削弱了国民教育系统的合法性基础;新自由主义与教育的市场化倡导教育私有化与竞争化,冲击了国家教育的公共性与权威性。面对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与现实教育危机,格林坚持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是教育反思的重要途径。围绕“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格林通过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观、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以及英国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论与成人教育思想等理论观点,阐述了教育的民族国家性、阶级统治性、意识形态性、结构功能性以及潜在解放性等特征,逐渐建构了整体性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教育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逻辑起点。格林指出,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体现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控制的基本方式。教育并非强制的控制过程,而是统治集团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转化”为社会的一般利益,从而教化人们认同当前统治秩序的过程。同时,格林也指出,教育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教育活动有自己特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逻辑,并不完全受制于统治阶级利益,也是被统治阶级反抗阶级统治、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因此,教育的意识形态具有驯服性和解放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格林指出了教育意识形态内部的基本矛盾,即教育内容的同质性与多样性矛盾、教育对象中精英与大众的分离以及教育主体中个体与国家的博弈,并对当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如教育的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教育观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格林主张教育的多样化以塑造多元的文化主体和公民身份,提倡教育的大众化以提升底层民众的文化素质与社会地位,倡导教育主体的国家化以推进教育行为的公共性与公平性。国民教育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重要理论主体,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过程,是教育政治化的路径。国民教育是国家用公共资金为普通的民众提供的、正式的、并要求民众强制接受的学校教育,体现了教育政治性的基本逻辑:即教育是为了使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使他们成为好公民。格林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国民教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批判了辉格论起源、结构功能主义起源、生产关系起源、韦伯冲突起源论等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揭示出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的时序同构关系,阐释了国民教育制度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不均衡等特点。尤其是深入到英、法、美、德等国家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中,剖析了教育与国家政权、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因素相结合而呈现的独特的国家特征;也揭示了国民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国家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凝聚理论是格林对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时代阐释,也是其批判哲学的价值目标。在格林看来,社会凝聚是指整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人通过依赖共识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状态,既表征一种整体的社会关系,又与国家的制度息息相关。格林分析并批判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思想、不同制度模式的社会凝聚类型以及教育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格林界定了社会凝聚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维度,强调了社会凝聚的国家维度、个体维度以及价值维度的表征。分配平等与社会包容、主体自由与政治参与以及合法性的社会共识等都成为社会凝聚的重要因素。最后,格林阐释了教育作为“修复社会裂缝的社会粘合剂”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消除教育不平等、重建国家认同与建构多元文化认同,以实现当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教育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教育实践,这就需要实行有效的实践方式与实践手段。格林从公共教育制度、国家课程、职业和技术教育与终身学习等四个方面建构了当代教育的实践方式。格林主张建构公共教育制度,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市场化与“择校”行为,拒绝选拔性的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实现教育分配的平等,以促进社会正义和团结的实现。在国家课程方面,既要体现民族文化与价值的主导意识,也要突破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建立具有多元包容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方面,格林强调“国家和社会和作者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的作用”,通过生产活动实现个体的发展与解放。终身学习是自我建构的主要方式,格林倡导平等主义体系下的终身学习模式以及普遍的成人学习机会,并强调通过社会包容的国家福利制度、收入均等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政治文化精神的社会化而实现。全球化时代,公共教育困境的出现与教育危机的日益严重化,格林坚持从“教育与国家”的宏观视角出发,笔力深厚的批判了各种意识形态思潮,重点强调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重新论证了国民教育存在的必要性、深入揭示了教育活动的社会凝聚性、全面界定了当今教育实践活动的可行性,为人们正确认知与分析当代教育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也给我们的教育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格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追溯教育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及其演化的历史过程,并将其运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解读,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内涵。格林重点关注了由于分配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提出了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教育使命,有利于我们在国家的语境内更好的审视教育之于个体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格林着眼于宏观的研究方法,较好的避免了个人主义方法论所产生的“生态谬误”,并为其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数据与支撑。当然,格林的教育思想也有难以克服的不彻底性,如坚持了社会生活的优先性,忽视了个体存在的意义;触及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冲突,论证了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涉及更为本源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但是却没有对其根源——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行批判,而是拘泥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语境,预设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法性,诉诸更加平等的国家政策与教育制度。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批判其理论糟粕,借鉴其理论是可用之处。我们要加强国家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理顺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认同感与国家民族凝聚力。我们要认识到,教育不仅是维护社会的秩序,更重要在于建构和培养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推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

吴敏^[7]（2020）在《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拉吕埃勒从他的“非哲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性解读的成果即“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他在《非马克思主义导论》一书中。“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与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又一种新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学界应该加以开垦的新的思想园地。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四个章节对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评介:第一章致力于展现“非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践背景、理论背景以及综合论述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拉吕埃勒介入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去是在20世纪70年代,也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开始变得“声名狼藉”的时代。时代的动荡伴随着理论的纷争,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拉吕埃勒进入非哲学的成熟时期之前最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最终拉吕埃勒更多地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思想血统。在自己的非哲学理论逐步成熟之后,拉吕埃勒与阿尔都塞之间的思想张力则凸显出来。第二章主要勾勒出“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围绕辩证唯物主义是否去除了辩证法的神秘性、马克思主义中科学和哲学的二元性困境如何解决以及超级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永恒性这三个问题线索来展开。从实在的彻底内在性出发,拉吕埃勒阐述了一种单边二元性的因果关系（DLI）来反对保留了神秘性的唯物辩证法;通过揭示充分哲学原则（PSP）的存在从而否定哲学的权威,引进思想民主,拉吕埃勒为科学和哲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通过把劳动力概念解构为“自我”和“思想力”,拉吕埃勒找到了反抗作为拜物教的超级资本主义的内在途径。第三章具体论述拉吕埃勒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基本思想的重新解读。拉吕埃勒从唯心主义是所有哲学的先天印记这一判断出发,认为马克思“走出哲学”是不可能的,同时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但马克思哲学揭露了事物的异质性、生成性和暂时性真相,从而为改造世界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分析社会和历史的基本模式,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础设施/上层建筑,拉吕埃勒在把握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转化,包括从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力概念入手解析出思想力这样一种新的革命主体,从对基础设施/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用法中,发展出DLI来消除绝对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从而防止知识的教条化。对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和共产主义概念,拉吕埃勒也对它们进行了创造性的“占用”,虽然在此过程中他抛弃了阶级分析法,更改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的原本内涵,但他对普遍异化的忧虑、对无产阶级的统一性难题的“消解”、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雄心的继承都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态度的体现。第四章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拉吕埃勒运用非哲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益的理论尝试,它有助于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理解,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及其功能的理解,并阐发了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途径,强化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不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神秘性（包括实在论层面的不可知论和灵知主义）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并且它只在有限程度上实现了自己提出的理论目标。最后,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更多地暴露了出来,包括对唯物辩证法的误解、以异化理论消解革命理论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否定等。

徐文越^[8]（2020）在《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文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一生从事的主要理论工作,其主要成果就是耗费几十年心血的恢宏巨着《资本论》,当然这一工作并未能完成。恩格斯准确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理论发现,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中剩余价值的发现又是关键,与之并列的另一个发现就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传统的解读中似乎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二者内在统一的机制与环节并未得以完全展现。而在后来的其他解读路径中,二者关系却日益呈现为“并列”,甚至是走向“对立”,并处于实质的分离之中。由此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解读也逐渐脱离开唯物史观境域,成为局限于现代学科内部对于既定事实的或实证化或观念论的批判,在根本上又囿于现代性范畴之内,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客观历史性。尽管这些解读路径可以导向激进的政治实践,并看似更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事实,但在脱离开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后,也就歪曲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和目的,使其停留于外在批判而难以深入到社会有机总体的内在关系之中,并失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力度。这不仅危及对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正确理解,也往往影响到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这也决定着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包含着实践价值。本文主要的阐释路径就是深入到文本之中,依据文本考察证实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共生共长、互为推进的内在关系,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以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保障其正确的批判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得以深入推进,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构成唯物史观发展中的必然环节。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的整体批判,在根本上也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批判或实证学科内的技术批判。虽然唯物史观着眼于人类社会,但其作为典型解析的依然是资产阶级社会,也并不存在脱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纯粹唯物史观着作。唯物史观不仅在最深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理论根基,更在最高处为其指引着人类解放的方向,并提供更为具体的方法论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奏的法哲学批判,可谓是马克思自身经历的一个独特阶段,不同于未经此阶段而直接进入经济批判并确立共产主义立场的赫斯等人。马克思看似“迟缓”的这一步却是意义重大,其不仅系统清理了自身之前的理性自由观念,对遭遇到的物质利益困惑问题作出了理论反思,开出了政治批判维度;而且在引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同时确立了人类解放的主题,并揭示了政治解放的限度,在理论上发现了无产阶级概念。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在思想上与当时看似同行的青年黑格尔派有了实质性差别,也决定着马克思在随后开启的经济批判在性质上并不同于包括赫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启,是站在之前已确立的人类解放立场上对国民经济学根本前提的本质审视,通过分析阐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并且借助这两个因素引出了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总线索。这根本上又在于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从其精神生产史中收获了劳动辩证法,并通过感性活动原则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对于马克思此时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展开的经济批判并不能仅仅从认识论层面或人本主义视角予以解读,而应从经济事实出发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否则便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路径相混同起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自发分工为核心,阐明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等方面的关系,草创了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即唯物史观,超越了一切市民社会科学或知性科学,从此马克思手中有了最为彻底也最为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还未真正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深层理论奠基意义。这也在于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历时性的历史记叙,而是对于历史发展结构和内在矛盾运动的真正洞悉,根本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政治经济学并非永恒的科学,其不过是对于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关系的理论反映,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对其批判并不能脱离开唯物史观所阐明的理论地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揭示了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集中批判了那种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纯对经济范畴进行的理性设计和改造。这不仅针对略显肤浅的蒲鲁东,也同样针对自认为处于科学水平的政治经济学家,因其已预先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设定为天然的存在,这也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原则相背离。这些都通过对于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而得以阐明,并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第一次科学阐释。马克思到达伦敦后在经历最为集中的一次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后,终于形成了其计划中的理论巨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手稿,这其中包含着远大于后来《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也更有利于辨析其中的理论构想。特别是其中的《导言》实际上是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概说,同时也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对应性批判,并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生成了以社会关系为本质维度的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体现为包含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特质,这也就从内部更为深入地批判了整个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解析,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有机总体,在叙述方式上有着一种类似先验的结构形式。但同时我们却不能将《资本论》中的范畴形式完全从黑格尔意义上进行解读,包括对于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价值形式概念以及资本逻辑的解析,在根本上还是要能回溯到唯物史观那里,而不能归为某种精神统摄。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始终是在场的,并有着自身的呈现方式,也并不存在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相互分割和对立,最终对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克服并不能脱离开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关系和内在矛盾的发展演进,这里展现的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根本意义。本文在文本考察的过程中又主要通过确立一个个思想路标,在比较研究中,辨清马克思思想上的根本超越之处。青年马克思曾与青年黑格尔派为伴,但在自身遭遇物质利益困惑并实现哲学上的变革后,又将这些曾经的思想伙伴一一超越,从中也更能辨清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路径。马克思也曾与蒲鲁东交往密切,后又屡屡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更加澄清了唯物史观原理并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又长期与政治经济学家的着作打交道,特别是对古典经济学多有吸取,但最终又在根本上超越了这些理论,并通过克服这些理论固有的内在矛盾而确立起自身的经济科学。而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的影响又是最为根本的,并贯穿始终。本文也试图将二者思想直接衔接,强调马克思通过实现对黑格尔思想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促成了自身的理论发现。本文也将唯物史观看作是从黑格尔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就,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同时又包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和超越。当然这些根本启示并不妨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批判,二者在性质上有着严格差别,并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作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翻版,这样也就完全混淆了批判的性质。本文进而还对唯物史观的性质和方法论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此来澄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关系中存在的种种误读,并真正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是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的理论内涵和意义。

陈晨^[9]（2020）在《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理论研究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要求,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新变化,结合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工作实际,将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的意识形态思想作为研究内容,以期在理论梳理归纳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意义。研究考察了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及阶段特征,深入到哈维资本积累理论、解放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思辨等理论,找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等理论视角,提炼了其中蕴含的以空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主要观点,特别是厘清了空间与传统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明晰了空间具有的意识形态性,作出了空间性通用矩阵的意识形态分析。基于对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总体把握,研究尝试将其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展开比较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肯定了哈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创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拓新、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思想内涵丰富等方面的学术贡献,也指认其存在对唯物史观历史本质解读偏差、对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体判断缺失、对城市空间意识形态祛魅构设简化等方面的理论局限。总体来看,哈维从空间出发对新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为我们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更加隐蔽和复杂的斗争提供了启示,而其对空间意识形态属性的界定、对时空体验与意识形态转变关系的判断、对争取空间正义的构思等观点,对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具有借鉴价值。因此,本研究特别选取贯穿哈维理论思想始终的“空间”作为视角,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新的思考,提出:其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间转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空间生产中国化实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观,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础;其二,发挥空间作为社会力量的能动性,强化对空间的政治文化形塑宣教和意识形态释义赋义,促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空间生产的引领作用,在“三生空间”规划和发展的广泛领域贯彻党的正确主张和国家意志,有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认同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三,在空间演变趋势中须始终保持斗争精神,积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借助景观社会、时空压缩、流动空间发起的更加隐蔽、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挑战,开展更具艺术性、更为策略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防御工作,维护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三权”,把握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度效,布局好党引领舆论导向的点线面,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梁雪玉^[10]（2020）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解读》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初期,在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争论中,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引发的争议下,以及主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除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读外,他们也阐释了被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复曲解的《资本论》,以期完整地呈现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流派代表人物解读《资本论》的主要观点的分析,发掘出他们虽然存在视角的差异,但是都坚持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同时在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对比中,揭示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探讨《资本论》问题时所包含的独特性,即挖掘《资本论》中不断给予表达的“人”的主体性思想,这也充分展示了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

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与阿尔都塞的“新马克思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与阿尔都塞的“新马克思论”（论文提纲范文）

（1）德拉·沃尔佩的科学技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保罗·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论文提纲范文）

（9）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与阿尔都塞的“新马克思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德拉·沃尔佩的科学技术观研究[D]. 罗艺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4]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研究[D]. 王萌. 山西大学, 2020(12)
• [5]保罗·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研究[D]. 张卓远. 山西大学, 2020(12)
• [6]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D]. 王霞. 山西大学, 2020(12)
• [7]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D]. 吴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8]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D]. 徐文越.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D]. 陈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10]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解读[D]. 梁雪玉. 黑龙江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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