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人类学在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中的作用

一、试论文化人类学对民间舞蹈文化研究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梁越^[1]（2021）在《大理民间拟兽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拟兽舞源于原始时期人类的图腾崇拜、狩猎生活和与生俱来的模仿本能,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无限灵感的象征体现,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早期人类群体丰富的精神世界。拟兽舞作为一种原始舞蹈,是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舞蹈艺术的方式记载着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从对鸟兽等动物的外型、神态和动作的模拟,再加以艺术化的提炼、加工与创造,发展成为反映生产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舞蹈表现形式。其表达的形式特征、文化意蕴,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劳动生活、图腾信仰等都有着莫大的关联。拟兽舞历史悠久,从最初的单纯性模仿,到图腾祭祀仪式,再到现在成为大众的娱乐表演节目,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载体,一直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并得以传承。本文将运用民族学、艺术人类学等理论方法对大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拟兽舞的形态、现状以及文化内涵展开研究与探讨。探寻其起源与发展,了解原始文化的生存现状,结合民俗文化与艺术文化,探究大理民间拟兽舞与民间活动的关系互动,观察其在民间活动中的表现方式,阐释其功能与所承担的身份角色。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阐释拟兽舞的起源背景,通过查阅地方志、文献资料对大理民间现存的拟兽舞进行梳理,找寻具有代表性的拟兽舞。第二章通过田野调查与资料收集,对道具模拟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拟兽舞---平川狮灯进行阐述,分析其起源与发展,通过民间活动中的平川狮灯分析其在当地社会的意义与作用,并考察平川狮灯现有的传承与保护现状。第三章通过田野调查与资料收集,对身体模拟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拟兽舞——“力格高”中的拟兽舞进行分析。首先对“力格高”的起源发展、整体的舞蹈形态与情感表达进行初步探讨,再对“力格高”中拟兽舞的动作要素进行分析,阐释“力格高”所承载的文化功能与审美观念,并考察“力格高”现有的传承与保护现状。第四章通过前文梳理代表性拟兽舞平川狮灯与“力格高”中拟兽舞的形式与内涵,对大理民间的拟兽舞展开文化阐释,并思考大理民间拟兽舞的保护与传承。

王潇潇^[2]（2020）在《德钦藏族民间传统舞蹈文化生态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奔子栏的锅庄、羊拉的弦子、斯农的热巴、拖顶的酒歌、筛巴地区的学勒……德钦藏族民间丰富多彩的歌舞艺术是构成德钦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境内的藏族民间传统舞蹈文化为研究对象,在参考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次到德钦县进行田野调查得到的相关音像及文字资料,运用舞蹈形态学、舞蹈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方法,从多个方面对德钦县的民间传统舞蹈及其生存空间进行研究。从旧石器时代的遗留影迹到近现代的发展步伐,从自然生态环境到人文生态环境,梳理分析德钦藏族传统舞蹈文化的历史源流及文化生态现状。以文化整体意识对德钦境内多种藏族民间传统歌舞的动作形态、服饰着装、歌词曲调进行考察分析,阐述其在当下社会背景中的生存空间以及文化内涵。论文按照德钦县各乡镇地理位置的分布将辖域内的两镇六乡分为澜沧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其中羊拉乡、奔子栏镇、拖顶乡、霞若乡划归于金沙江流域,佛山乡、云岭乡、燕门乡、升平镇划归为澜沧江流域,对境内不同流域沿线乡镇的民间传统舞蹈基本形态、风格特征进行分析比较。结合笔者对德钦县文化生态环境的了解以及当前县境内藏族民间传统舞蹈的保护发展现状,提出关于区域性民间舞蹈文化发展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前景的一些思考。

滕希望^[3]（2020）在《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多文化类别都是在交流、碰撞中实现融合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即是文化融合的典型现象。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载体,其以多种形式存在、发展,呈现拳种繁多、地域分布广泛的特征,与中华文明同源同步,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样态。武术拳种呈现出地域特征的同时,也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了融合。为了探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起源与形成,推进武术历史与文化研究,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并选择兼具地方民俗特色和武术特征的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进行研究。海阳大秧歌是典型的武术与民俗活动融合的文化样式,但已有研究侧重其舞蹈、娱乐、表演功能及其在族群交往中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忽略了对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学术探寻,而这种文化溯源,可提供武术文化的形成历史和学术依据。海阳大秧歌既属于民俗同时也具有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其中“斗秧歌”是其武术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斗秧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主要动因就是武术技术的融入。研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对于揭示武术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武术文化起源和多元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具有学术价值。本文是以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及仪式展演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报告。本研究从仪式展演入手,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以及身体动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而言,主要从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历史、拳坊在其中的作用、斗秧歌仪式三个方面对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问题进行探究,以寻求武术融入民俗文化活动的原因与价值,并由此提出文化人类学解释,为武术文化形成提供学理依据。本文通过深度调研海阳大秧歌中的武舞融合与巫术祭祀仪式,证实海阳大秧歌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产物,具体表现为武舞融合与巫术的交融样态,其本质上是具有巫术祭祀功能的武舞。从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两个维度发现,海阳大秧歌的巫术祭祀仪式由祭祖与祭海仪式组成,武舞融合则包括对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融合两部分。其中,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象征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即推广礼乐以教化百姓、民间演武以保境安民。其一方面源于国家层面的“祀”与“戎”向下的强力推行,另一方面是民间地方对“祀”与“戎”的主动模仿,形成双向互动过程。因此,武舞融合是武术与其他文化形态如巫术交融的重要形式,也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延至当代仍是武术的活态文化样式。拳坊是海阳地区特有的地域武术文化景观,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海阳地域武术拳种如螳螂拳等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具有行业兼商业双重属性。以流传于海阳乡间的俗语“不喝两冬油,不能唱秧歌”为线索,研究发现,拳坊是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是武术文化转换的结果,从融合机制来看,是一种文化的涵化现象。拳坊具有一定的权力表征,带有权力的隐喻。根据“权力——知识”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权力——武术知识”的框架来解释师徒关系中的权力内容。拳坊的权力隐喻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卖帝王家:向国家权力的主动依附;二是游离于庙堂与江湖:民间权力的在野;三是侠以武犯禁:压迫与反抗权力的隐喻。拳坊的权力隐喻也映射进海阳大秧歌中,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角色赋予的权力、制胜对方的权力、权力的复利效应。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民俗武术活动“斗秧歌”仪式进行考察,通过对“斗秧歌”的过程及民俗语境的分析。认为:海阳大秧歌吸收了古代军事武术中的兵法谋略与民间武术如螳螂拳、八卦掌等拳种的技术动作,族群生存斗争与比武较技是“斗秧歌”吸收武术元素的重要动因,其逻辑形式表现为礼法约束下由“文斗”到“武斗”的递进。“文斗”体现兵法谋略智慧,武术是“武斗”的主要支撑力量。“斗秧歌”受到礼法约束,以强化乡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法并施思想。剖析其民俗语境发现,“斗秧歌”是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同时也是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斗秧歌表现出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时代特征:即由斗秧歌必动武到不动武的变化;偶发的冲突仅限于集体情绪的宣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避免了肢体的暴力对抗。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对当代武术传承的启示:第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民俗文化活动展演的现场直接展示武术文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感受武术文化的魅力。在仪式性节日庆典中,民间武术不断呈现于观众面前,强化了武术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象。这种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互动的关系,推动了二者彼此的交相辉映。第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基点。文化生境是一种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海阳大秧歌就是在多重文化要素作用下的文化生境中形成的。以武术基本功为表演秧歌前提的规定,强调了武术与海阳大秧歌的密切关系。海阳乡土社会是二者融合的土壤,也是武术孕育的土壤和文化生境。第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是武术文化的显着特点,诸多传统文化事象从武术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养分,造就其艺术风格。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也是武术与多元文化共生及融合的典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诠释,可揭示武术的多元价值与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了解民间武术在乡土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可为地域武术及村落武术研究等提供借鉴,并丰富武术文化理论体系。总之,深挖武术的民俗文化根源,将民俗武术活动展演作为弘扬武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对武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孙少康^[4]（2020）在《兴盛与变革 ——宋代民间舞蹈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宋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宋代社会经济的发达成就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景象,舞蹈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更迭而形成了每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特征。宋代舞蹈的发展趋势是舞蹈艺术的中心从宫廷走向民间,并且形成了风格多样、内容丰富、内涵深厚的民间舞蹈文化。宋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以及市民阶级壮大,促成了宋代民间舞蹈的繁荣兴盛。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的基础,而民间舞蹈是中国舞蹈的源头,总观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历程,就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变化而言,当属宋代时期,这也是笔者选择研究宋代民间舞蹈的重要原因。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宋代舞蹈发展背景的概述,主要透过宋代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梳理,总结宋代民间舞蹈发展的概况;二是通过对宋代民间舞蹈的种类划分、演出场所研究、文化内涵探讨,进一步阐述宋代民间舞蹈的兴盛;三是总结宋代民间舞蹈的“程式化”、“情节化”、“以俗为雅”以及“多元化”的审美特征,以及对后世舞蹈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综合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的学术成果及研究方法,将宋代民间舞蹈放入跨学科的视角中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展示出宋代丰富的民间舞蹈文化,以及所映射出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

李英杰^[5]（2020）在《婚俗变迁中的哈萨克族婚礼舞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哈萨克族婚礼习俗的形成有其漫长的过程,从形式到内容丰富多彩,它交织着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哈萨克族婚礼舞蹈丰富多样,可以细分为模拟性舞蹈与即兴性表演舞蹈,其中哈萨克族传统婚礼中的模拟性舞蹈作为民俗文化的结晶,承载着该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等文化深层意蕴以及蕴涵其中的文化认同意识,是哈萨克族日常生活的缩影。因此本论文在象征人类学的角度着重以哈萨克族传统婚礼中模拟性舞蹈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牧区哈萨克族婚礼个案进行参与性观察与深度访谈,以哈萨克族婚礼舞蹈本体研究为核心,将其传统婚礼仪式中的模拟性舞蹈作为象征符号置入婚礼整体文化场域中进行阐释。论文运用田野调查实证与文化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出婚礼仪式中的舞蹈特征与分类,重点解构仪式程序中的舞蹈表演形态,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度解析,以此论证婚礼舞蹈的特性与所包含的符号功能的象征意义。同时运用民俗学、象征人类学、艺术学学科交叉视角对哈萨克族婚礼仪式与婚礼舞蹈进行深入研究,从歌、乐、舞三者解析婚礼舞蹈的三位一体特性,并将舞蹈本体特征的表层形态阐述作为切入点,由表及里透视其舞蹈动作背后的深层文化心理以及其隐喻性的象征意义与功能,从而进一步探究民俗舞蹈文化形成的肌理,解析鲜明的民间艺术本体特征并对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进行新的理论架构。通过对表演场域的探索,彰显哈萨克族婚礼中模拟性舞蹈所蕴含的符号象征意义,从而进一步探究哈萨克族的民俗舞蹈文化真谛,并为中国民族民间舞编创、教学实践和研究尽绵薄之力。

罗欣^[6]（2020）在《德昌傈僳族舞蹈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德昌傈僳族属于氐羌部落的一支,与云南地区的傈僳族同源,明清时期,雅砻江流域的傈僳族大部分向西迁徙到今天的云南怒江流域,另一部分向北迁徙到今天四川的德昌、盐边、米易、会东等县,其中以德昌傈僳族人口为多。德昌傈僳族脱离主体民族近四百多年,其生存环境和文化形态等方面与云南傈僳族产生较大差异,傈僳族人迁徙到德昌后,生活在“二半山”上,与周围的汉族、彝族杂居,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又有独特的地域性特征。长久以来,云南傈僳族备受关注,而德昌傈僳族相关研究甚少。本文以德昌傈僳族舞蹈为研究对象,以艺术理论为基础,结合舞蹈学、文化学、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在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主要以德昌傈僳族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分析舞蹈的主要类型和形态要素及特征,进而挖掘舞蹈的深层文化意蕴,阐释文化内涵和功能。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其进行把握,不仅能起到补充傈僳族民族文化、为德昌傈僳族舞蹈提供理论支撑的作用,还能促进德昌傈僳族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本文分五个部分来论述德昌傈僳族舞蹈。第一部分为绪论,对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理论和方法做了说明,概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傈僳族舞蹈文化及德昌傈僳族舞蹈文化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从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方面入手,对德昌傈僳族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以及迁徙历史和文化习俗等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德昌傈僳族舞蹈的类型、形态要素及特征进行整体把握,将舞蹈按照不同风俗类型进行分类,从舞蹈动作、队形、音乐和乐器、服装等方面进行舞蹈语汇分析,揭示舞蹈的特征。第四部分重点阐释德昌傈僳族舞蹈的深层文化内涵和功能,从它跳的时空、内容及形态动作来分析文化内涵,进一步论述德昌傈僳族舞蹈的文化功能。第五部分从大众文化为民族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入手,分析舞蹈的发展现状,提出对德昌傈僳族舞蹈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郝丽娜^[7]（2020）在《锡伯族贝伦的文化交融视域》文中研究说明“贝伦”是锡伯族传统民间舞蹈的总称。锡伯族贝伦在冬布尔的伴奏下,以独舞、男女双人舞以及男女群舞的形式即兴表演。笔者在多次田野调查中,了解到锡伯族行礼贝伦、走马贝伦、阿合索尔与汉族、满族、蒙古族以及俄罗斯族舞蹈关系密切,具有借取、交融的文化表征。行礼贝伦作为锡伯族礼仪性的民间舞蹈折射着锡伯族的礼仪习俗,而锡伯族的礼仪习俗又与历史上汉族、满族的礼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行礼贝伦也便成为锡伯族与汉、满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证。走马贝伦与蒙古族的走马萨吾尔登的异同恰恰显示出文化交融的印迹。在对蒙古族走马萨吾尔登的吸收借鉴中,锡伯族结合自身对于走马的理解,整合出走马贝伦。阿合索尔是近代借取俄罗斯族踢踏舞,进行改铸的结果。俄罗斯族踢踏舞不同于锡伯族民间舞的动作形态和表演形式,明快活泼的节奏都对注重“手舞”的锡伯族贝伦产生了吸引力,于是锡伯族在自身动作习惯的基础上融进踢踏舞元素,整合成为阿合索尔舞蹈形式。借取、交融都是在锡伯族不断接触学习周边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上实现的。论文以锡伯族文化的历时性变迁作为切入点,共时性比较锡伯族与满族、汉族、蒙古族、俄罗斯族舞蹈的异同,以三种贝伦为个案,通过对头、手、肩、胯、步法的微观透视,解构“贝伦”舞蹈形态,寻求其文化借取、交融的艺术特征。论文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法,借助人类学、艺术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理论,论证贝伦是如何在选择性借取他文化,发生交融整合,以及如何催生符合锡伯族文化心理的贝伦形态的文化变迁历程。论文运用田野调查的访谈对话、参与性观察、现场学习、图像搜集等方法,点面结合对锡伯族“贝伦”的历史形成、文化交流、形态变异以及风格特征进行解构和阐释,探寻锡伯族贝伦交融发展的艺术规律。

赵海潮^[8]（2019）在《镇雄县小米多村彝族丧葬舞蹈“喀红呗”调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云南省镇雄县小米多村彝族丧葬舞蹈“喀红呗”为研究对象。“喀红呗”是在彝族独特的丧葬文化背景中孕育出来的动态形式,其作为乌蒙山区彝族人民人生终曲中的重要一个环节,它能够在舞动的氛围中将仪式的隐喻传递给观者,而丧礼活动又因它来烘托氛围,从而达到与阴阳交流、人神沟通的作用。其舞蹈形态粗犷豪放、沉稳质朴,给人以古拙美的感受。其巨大的象征意义使得舞蹈所承载的内容不仅仅是丧葬仪式中生者与死者的互动,更多的承载着是当下彝族人民认同、内聚、教化等功能,反映着古老的彝族独具魅力、极具价值的文化内涵。笔者在参考文献史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多次田野调研得到田野资料,运用艺术人类学、舞蹈生态学、舞蹈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分别从五个方面对“喀红呗”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分析。首先,笔者通过对小米多村的田野调查对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的描述以及“喀红呗”的多种起源说法进行分析。其次笔者在亲历丧葬仪式的基础上对小米多村彝族丧葬仪式进行详细的描述,将“喀红呗”置于仪式语境中进行分析。而后笔者通过舞蹈生态学与舞蹈文化学等理论对“喀红呗”的舞蹈形态本体进行解读,在动作描述之余分析影响“喀红呗”舞蹈动态形成的因素。最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对丧葬仪式中的“喀红呗”所表现的特征、蕴含的内涵与功能进行分析,并通过田野调查期间所发现的现象,对“喀红呗”如何更快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提出自己的观点。

武蕾蕾^[9]（2019）在《祭祀仪式中的扇鼓舞蹈身体语言 ——晋南任庄扇鼓与晋北朔州喜乐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祭祀仪式中的扇鼓舞蹈身体语言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本文是对祭祀仪式中扇鼓舞蹈身体语言的定位,对比与总结。全文紧扣“身体语言”这一核心,首先分析扇鼓舞蹈与祭祀仪式的关系,对两种不同的扇鼓舞蹈类型进行定性。从扇鼓舞蹈形态特点与影响扇鼓舞蹈的文化因素两方面对比任庄扇鼓与朔州喜乐的异同,这两类扇鼓舞的共同点为具有建构祭祀仪式、强化祭祀仪式的神圣感、巩固民众社会关系的三大社会功能。最后尝试运用中国传统审美视角,剖析扇鼓舞蹈身体语言中的审美准则与宗教映射,发现“扇鼓”活动中的身体语言具有象征意义,构筑起当地民众对社会的认知观念与宗教信仰。鉴于此,本文基于舞蹈身体语言学的理论,借鉴舞蹈生态学、文化人类学、舞蹈美学、身体美学的方法,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分别分析扇鼓舞蹈的身体语言形成与言说。本文共包含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部分收集并分析了国内外有关祭祀舞蹈的前沿与成果,梳理了有关祭祀舞蹈的研究方法与科学理论。第二章从历时性角度研究祭祀仪式中扇鼓舞蹈身体语言的形成,从扇鼓舞蹈身体语言与祭祀仪式的关系、其形成的动力因素两方面,概述了祭祀仪式中的舞蹈类型与扇鼓舞蹈形成的原因。重点阐述了祭祀仪式与舞蹈的关系、祭祀仪式中的舞蹈类型、巫师的身体媒介、祭祀语境的设定等。第三章从共时性的角度,舞蹈生态学的视野出发,通过量化的方法来确定舞体形态特征并结合身体语言中的文化因素,重点对比了任庄扇鼓与朔州喜乐的舞蹈身体语言,揭示出扇鼓舞蹈身体语言在祭祀仪式语境下的言说方式。第四章为祭祀仪式中扇鼓舞蹈身体语言的美学意蕴的剖析,发现扇鼓舞蹈身体语言的建构原则与宗教映射。第五章对祭祀仪式中扇鼓舞蹈身体语言的形成、比较、美学意蕴进行了总结。探讨了未来工作可以延展的角度,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许晓云^[10]（2019）在《中国民间舞蹈传承研究综述与反思》文中指出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独具风采的民间舞蹈。它们以身体语言记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各民族依存的文化事项。文章全面梳理了20世纪前后中国民间舞蹈传承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从不同角度对民间舞蹈传承研究的成绩和不足提出了建议,已有研究主要是宏观视角下的概括性陈述,需要更加具体、本位的探究。文章希望可以对中国民间舞蹈的传承、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文化复兴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二、试论文化人类学对民间舞蹈文化研究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文化人类学对民间舞蹈文化研究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大理民间拟兽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德钦藏族民间传统舞蹈文化生态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兴盛与变革 ——宋代民间舞蹈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婚俗变迁中的哈萨克族婚礼舞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德昌傈僳族舞蹈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锡伯族贝伦的文化交融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8）镇雄县小米多村彝族丧葬舞蹈“喀红呗”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祭祀仪式中的扇鼓舞蹈身体语言 ——晋南任庄扇鼓与晋北朔州喜乐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民间舞蹈传承研究综述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文化人类学对民间舞蹈文化研究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理民间拟兽舞研究[D]. 梁越. 大理大学, 2021(08)
• [2]德钦藏族民间传统舞蹈文化生态与发展研究[D]. 王潇潇. 云南艺术学院, 2020(12)
• [3]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D]. 滕希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4]兴盛与变革 ——宋代民间舞蹈文化研究[D]. 孙少康. 山东艺术学院, 2020(08)
• [5]婚俗变迁中的哈萨克族婚礼舞蹈研究[D]. 李英杰. 新疆艺术学院, 2020(07)
• [6]德昌傈僳族舞蹈艺术研究[D]. 罗欣.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7]锡伯族贝伦的文化交融视域[D]. 郝丽娜. 新疆艺术学院, 2020(07)
• [8]镇雄县小米多村彝族丧葬舞蹈“喀红呗”调查研究[D]. 赵海潮. 云南艺术学院, 2019(02)
• [9]祭祀仪式中的扇鼓舞蹈身体语言 ——晋南任庄扇鼓与晋北朔州喜乐的比较研究[D]. 武蕾蕾.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10]中国民间舞蹈传承研究综述与反思[J]. 许晓云. 民族艺林,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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