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理论回顾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张霜[1]（2021）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和展开。而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则需要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论述。历史研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包括实践史和思想史研究两个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史而言,它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就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建设实践,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起始却要远远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选择以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的梳理为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梳理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想在思想梳理中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做未来展望。为此,本研究在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中将其分为了七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现代化的一般解释,着重从现代化的产生和研究的提出、现代化的基本含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多样性存在的影响因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蕴及其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几个方面做现代化的基础认知和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探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起,主要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化理论的内容、现代化理论的流派和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缺陷,阐述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意义。第四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列宁斯大林苏联政权建设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思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和拓展,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改革、东欧国家的本土化现代化探索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陷入了曲折发展。第五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探索,包括早期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望和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六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即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和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七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丰富,梳理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阐明中国新发展阶段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指出中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张旭文[2]（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陈阳[4]（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认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秦晓钰[5]（2020）在《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逐渐完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创新源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分析,这也是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加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创新源泉的视角,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影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具体作用过程,能够更加清晰地给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从第二章的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中,梳理出经济增长源泉的追溯思路、总结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涵、把握人力资本与创新的关系,为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研究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第三章则系统研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作为创新源泉,驱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第四章对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基本情况进行总结概况,为后期研究提供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持;第五章基于GTAP模型,一方面通过要素对比分析,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诊断,另一方面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方案着手,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实现创新驱动的具体影响;第六章围绕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向创新成果转化的具体路径,为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更加具体的路径支持。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结论一,作为创新源泉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影响创新来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指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具备稀缺性的创新能力,同时能够产生边际报酬递增和产出乘数效应,进而辐射和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是形成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本源;进一步以知识创新模型为基础,基于中国经济增长事实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创新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一方面通过直接影响国内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会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和自身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可能性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逐渐增大,且国内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越接近,转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也越强。结论二,伴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逐步向创新驱动迈进。改革开放以来,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均获得全面提升,总量水平达到世界前列,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源泉。伴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研发经费投入总量持续增长,研发投入强度跻身世界前列,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技术市场日渐完善与成熟,中国经济增长正逐步向创新驱动迈进。结论三,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仍以要素驱动为主,但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越发突出。基于GTAP模型对比创新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非创新型人力资本三类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得出:首先,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来看,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都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性质,唯有创新型人力资本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其次,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领域来看,创新型人力资本更多地作用于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可以显着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社会的福利水平,物质资本则主要作用于出口贸易,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则表现出社会福利不降反升的现象;再次,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趋势来看,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则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说明随着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正逐渐从长期依靠非技能型劳动力获取国际比较优势的贸易方式中转变出来。结论四,创新型人力资本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提高三个层面,显着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产生作用。首先是宏观经济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会全面性带动GDP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社会福利增加,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经济增长呈现乘数效应,对外贸易参与度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其次是产业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对高科技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作用最大,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效应和出口优势的提高效应也最为明显。最后是国际竞争力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依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提升效果最为显着,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两个产业部门的创新优势更加突出,国际竞争力也进一步提升。结论五,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轻微下降、再不断提升的三阶段非线性变动特征。改革开放初期,GDP—直是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影响力量,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推动力度还处在相对较弱的阶段,但这一时期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加大,创新型人力资本向创新成果转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21世纪之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增长逐渐成为促进中国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力量,而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度还有待提升,且一定时间范围内呈现波动态势,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科技成果产出正处在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依赖向质量推动转变的转型期;近年来,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成果产出的作用已经从数量促进型慢慢转移到质量推动型,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在科技创新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单纯的数量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度呈现递减的态势。另外,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存在明显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东部区域各省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对科技成果产出的作用力度更大,而中西部的科技成果产出效率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度相对较弱。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创新之一,从创新源泉——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从创新源泉的角度,诠释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概念;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进一步,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特征,调整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部分假设,提高了模型对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解释力度,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作出贡献。创新之二,选用多区域、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一方面基于要素对比的视角,分别将创新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实现创新驱动的具体影响进行对比分析,既克服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时无法分离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结果而导致的核算误差,又能够在对比分析中作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具体判断;另一方面,基于GTAP模型能够具体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不同增长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影响,给出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具体建议。创新之三,选用机制转换模型中的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从非线性角度对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而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思路。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沿着如何将创新型人力资本转化为能够驱动经济增长的创新成果这一思路,对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既为创新型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了具体的路径支持,也对传统的线性研究思路做出了有效补充。
杨琴[6]（2020）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经。一方面,旅游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表达,旅游业是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转型而衍生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是实施启动消费、强化投资、稳定出口等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举措。另一方面,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和现代农业的价值延伸,乡村旅游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俨然成为新一轮市场投资的热点。其三,乡村旅游业不仅可以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然而,经济效益差却使得乡村旅游业呈现出开发火热但成长不足,进而资源开发泛滥、生态环境恶化、利益主体矛盾尖锐等问题。特别是在振兴乡村、建设新农村大背景下,作为农村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业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促进乡村旅游业高效、持续、生态与开放协调,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各级政府的统一共识,研究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律,探究并实证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资源特色和有效投资,这是乡村旅游业供给创造需求的特殊性决定的;但相关文献的理论研究,却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发展阶段、存在问题的调研分析。针对这种关于乡村旅游业的供给行为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不足,本文运用半结构的田野实验方法,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结合微观博弈均衡及其拓展分析,我们揭示了乡村旅游业发展必须遵循供给侧改革的投入产出规律,得出了资源特色和投资力度（有效投资）是决定乡村旅游发展的两大核心要素。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业成长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及其微观供给机制,顺着这种逻辑进路,本文深入展开乡村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抓住资源特色和有效投资的差异化战略,发挥好经济发展、信息化、特色资源和政府保障等四个因素的正向显着性作用。最后,基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态位理论,本文给出了一个旅游业开发保护的特殊路径的案例分析,试图得出一种关于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景式理论描述。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业与传统产业的供需均衡不同,旅游业拥有独特的文化内涵,犹如优秀作品能够创生自己的观众一样,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业供给也能创造自己的需求。（2）基于乡村旅游业的特殊属性,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需从微观主体合作协调、中观产业效率协同到宏观政府调控等三个层面构建分析框架。（3）乡村旅游产业正处于全面提质、转型的关键期,产业发展面临着重塑社会规范、转换价值结构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大压力,不仅受制传统社会规范的影响,就像乡村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乃至不愿被打扰的风俗习惯等;也受制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结构转换;更受制资源配置的比较效率,它们均制约着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4）乡村旅游产业因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公平分配、价值表达、资源获取及居民生活方式转变等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亦制约着乡村旅游业发展。（5）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结论表明,全国仅有浙江省乡村旅游业质量值超过了“及格线”,多达23个省的乡村旅游业高质量测度值还未达到50%。（6）随着各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特别是多方参与人的讨价还价博弈的三类解的动态博弈解得出市场条件、市场预期制约、投资效率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等四因素,对于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机制有显着性作用。（7）无论是静态效率还是动态效率,都显示省级行政区域之间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关联度并不高,但综合效率呈现空间集聚效应。（8）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特色性资源、政府宏观调控对乡村旅游产业综合效率呈显着性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乡村旅游产业呈现显着性负向影响。（9）实践中大多数成功的旅游开发与保护项目,本质上一定是跨学科背景的实践探索,而绝非某种单纯管理学的理论规划所能企及,景观型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如同乡村旅游业的普遍镜像案例,处理好景观与乡村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关系,让微观主体产生合力,才会有助于乡村旅游业产业效率的提升以及整体评价的提高,才会实现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富含政策含义,为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乡村旅游业高质量政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首先,坚持以差异化战略为主线推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挖掘资源优势,寻求差异化主题;注重主题升级,实现差异化价值创新;强化共创共生,营造乡村旅游业氛围。其次,以现代化市场体系为导向实现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倡导政府简政放权;建立组织机构;构建合作平台;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再次,以完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为保障推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加快建设资源“权利”保护制度;制定有效的乡村旅游发展布局规划;监督保护乡村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最后,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线加快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大无形要素的投入;加大社会资本的引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加大政府税收激励。
黄敏[7]（2020）在《区域协调视阈下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测度与分析》文中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性是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使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的统领性战略。面对这一新时代发展背景,需要一种以全体人民为主体进行“协调选择”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论,拨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走向升华的方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一直在分析、比较和评价世界各国发展状况及其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新时代全新发展理念的现实背景下,研究中国人类发展的新问题,需要对国际通用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本土化”的适宜性审视。基于此,本文从协调发展理念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类发展指数测评体系,改进测算方法,深入分析中国省际人类发展指数的协调发展现状,并探索各区域指数差异的深层次影响机制,并由此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论文共包括8章内容。第1章绪论部分,交待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首先,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理论——可行能力理论进行理论回顾,分析该理论对人类发展评价指数体系的贡献以及存在的理论缺陷;其次,以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为背景,将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发展理论纳入到人类发展指数体系的基础理论当中;再其次,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主要对关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现有研究成果、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争议和协调发展问题及其指标度量的进行述评,以此引出本文的主体研究内容。第3章是对传统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测算与评价。对联合开发计划署使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和计算方法进行回顾与总结,阐述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框架、编制方法,以及存在的争议和编制方法更迭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从中国的发展背景对HDI指数体系的测评功能进行反思,指出HDI指数体系对于衡量中国人类发展问题所存在的重大缺陷。第4章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基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全面性、系统性、适宜性方面的考虑,按照指数构建的基础理论和指数体系构建原则,将人类发展指数体系（HDI）扩充为包括收入、教育、寿命、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五个维度的中国人类发展体系（CHDI）。在对比各项指标权重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最终仍然认为HDI固有的等权重的指标赋权方法相对更加适合现阶段中国人类发展程度的测评,同时采取几何平均的方法对各分项指标进行合成,最大限度体现指标“短板”效应,符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补短板”的政策指针。第5章是传统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与比较。从各省际区域的人类发展测算的比较结果来看,增加了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维度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体系（CHDI）比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沿用的传统人类发展指数（HDI）更能反映中国各区域在传统发展维度与新发展维度方面的差异,特别是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投入方面短腿和短板问题更容易凸显,从而较为全面地映射出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助于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强弱项”、“补短板”,促进区域内实现协调发展。第6章分别运用新旧人类发展指数体系的数据比较分析中国人类发展的空间协调程度。首先,对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回顾,根据本文数据特征和研究需求,比较各个方法的适宜性的基础上,选择地理权重作为模型的空间权重。分析过程采取逐步验证的方法,逐个引入多个可能解释中国人类发展空间协调程度的计量模型,依次检验模型拟定效果,择优选取最贴合中国人类发展现状的模型进行分析。从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HDI指数数据还是CHDI指数数据,中国各地的人类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显着的收效趋势,单个区域内人类发展水平的进步受益于地理空间相邻地区发展水平的改善和整个区域内发展水平的系统性改进,单个区域人类发展水平的增长与周围地区及整个国家系统内的人类发展初始值正相关。但CHDI数据空间收敛速度高于HDI的收敛速度,特别是个别东部省市在空间象限图上的分布有明显变化。第7章基于CHDI的中国人类发展的系统协调发展度分析。在简要回顾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协调发展度模型,对中国1990-2017年的全国总体协调发展度以及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与分析。同时,借助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绘制中国1990-2017年的收入、教育和寿命指数的协调发展度趋势演化图,直观分析传统人类发展视域下的人类发展协调度的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了传统发展维度与新发展维度之间的差异,增加了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维度的CHDI指数能够更加全面地映射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短腿和短板问题。第8章是全文的研究结论与建议。一是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给出相应的研究结论。二是就中国人类的协调发展道路提出具体建议,主要是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比较优势四个方面提出区域协调的中国人类发展的思路建议。
申晓蓉[8]（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篇章,以自身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世界。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视域,深入系统地总结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采取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力求能够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进行创新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的互动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域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符合三个理论原则,即贴合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现代化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区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与“一般经验”,为全文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推进经济现代化,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以及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得以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稳定趋势以及国际化水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来看,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目标与发展的平衡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区域的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以加强自身建设来提高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同时,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有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路媛媛[9]（2019）在《宏观经济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了近10%的增长速度,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逐渐放缓,进入了经济新常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1.6%,2008年GDP降为9.7%,到2010年又上升至10.6%,2017年再次下降为7.1%。由此可见,我国经济近十年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国政府也相应地出台了各种政策,如“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工业4.0”、“互联网+”、“一带一路”、“三去一降一补”等措施,这些政策在稳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饶品贵等,2017）。那么,在面对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通过怎样的内部调整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已习惯于外延式发展模式的中国企业,如何转变发展模式,不仅是经济新常态下企业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和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作为提升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创新活动,不同于一般投资活动,具有周期长、投资大、结果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另外,研究阶段费用化和开发阶段满足条件后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使其不仅是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更是企业战略发展的体现。故创新活动不仅影响着企业短期收益,也影响着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因此,基于中国当前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剖析企业创新规律、内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对切实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学界对于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现有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之处,一方面是已有对创新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微观层面（Manso,2011;李春涛和宋敏,2010;余明桂等,2016;石晓军和王骜然,2017;周铭山和张倩倩,2016;Balsmeier et al.,2017;赵子夜等,2018）。虽然宏观层面的研究近几年也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是针对某一政策或制度环境对创新或研发投入的影响,如产业政策（余明桂等,2016;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谭劲松等,2017;杨国超等,2017）、财政政策（Klette&Moen,2000;张杰等,2015;王刚刚等,2017;郭玥,2018）、金融环境（Hsu et al.,2014;唐清泉和巫岑,2015;钟腾和汪昌云,2017）等,较少考察宏观经济整体变动对创新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已有研究较少将管理层动机纳入宏观经济变动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中,然而创新更多体现的是管理层的意志,当企业面临的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层出于何种动机进行创新,不同的创新动机下又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现有文献对此尚缺乏相关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研究成果,全面深入地探索宏观经济环境整体变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以期丰富宏微观交叉学科的研究。本文将宏观经济变动与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相结合,从可预测性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不可预测性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研究了其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作用路径及其经济后果,试图揭开宏观经济变动下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面纱,以期对规范企业创新行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有益的帮助。本文共分七章,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框架以及边际贡献。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本章首先回顾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经济周期理论、创新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其次,梳理并评述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文献基础。第三章为宏观经济变动与创新现状分析。本章对近年来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经济政策变动情况以及我国宏观研发投入和创新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为经济发展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章首先,考察了经济发展形势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其次,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和代理水平下经济发展形势对创新影响的选择效应;然后,分析和检验了经济发展对创新影响的机制和可能路径,即外部市场机制和内部资源配置机制,产品市场需求路径、金融市场融资成本路径、金融化挤出路径和规模扩张挤出路径;最后,检验了经济发展对创新可持续性和创新效率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经济发展对创新在特定分位点的边际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创新表现为逆周期性,即经济发展形势越好,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少。（2）创新逆周期性存在选择效应,即在非国有企业和较低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中更加显着。（3）创新逆周期性是通过内部资源配置机制中的“金融化”和“规模扩张”对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4）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创新可持续性发展,即经济增长越快,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越快,且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5）创新逆周期性并未显着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产出率,即创新绩效不高;同时,分位数回归显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中的非发明专利的逆周期性均呈现出随分位点的增大而增大的趋势,但发明专利的逆周期性随分位数增大呈现倒U型趋势。第五章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章将管理层动机纳入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创新影响的分析框架中,首先,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其次,从经济后果角度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与创新投入产出率的关系,以证实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代理动机”机制;然后,基于产权性质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选择效应,并对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代理成本和内部控制进行分组,以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最后,进一步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可持续性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但是创新产出仅仅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增加,这说明企业存在策略性创新的动机。（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基于管理层的“代理动机”,表现为更低的创新投入产出率和企业价值;（3）分组检验发现,创新投入产出率在高代理成本企业和低内部控制质量企业中更低。（4）从发展趋势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可持续性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宏观经济变动对创新影响的经济后果。本章遵循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理论逻辑,试图通过经济后果的检验,进一步论证其影响机制,即从政府资源配置角度检验经济发展对创新影响的经济后果,以证实导致创新逆周期性的短视行为的内在机制,从信息中介分析师角度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经济后果,以证实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创新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形势越好,创新性越强的企业并未获得政府补贴的支持,且该效应在非国企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着。该结论说明了政府在经济发展繁荣期,并未对创新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反而强化了企业的短视行为,导致了创新逆周期现象的存在,也印证了第四章的机制分析。（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分析师对创新行为的关注,且该效应在高研发强度和创新持续时间长的企业中更加显着。该结论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创新信息的不对称程度,进而引起了更多分析师的关注,该结论与第五章的机制分析相一致。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相关政策建议和研究不足。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扩展了宏观经济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本文从宏观经济整体变动的两个维度,即可预测性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不可预测性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考察了其对创新的影响,弥补了既有研究仅从某一特定宏观经济因素（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研究其对研发投入或创新影响的不足。第二,深化了宏观经济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的研究。本文从市场机制、管理层动机、政府职能和信息中介等角度着重分析了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弥补了现有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分析不够清晰的缺陷,深化了宏观经济对企业创新决策行为影响机制和路径的研究。第三,分析了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边际效应。本文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边际效应,本文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了经济发展对创新在特定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并得出创新投入和非发明专利的逆周期性随分位点增大而增大,而发明专利则表现为倒U型的结论。该方法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创新变动的边际效果,弥补了OLS回归因剔除异常值,而损失掉重要的信息,从而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不足。第四,发挥了一定政策启示作用。本文得出创新具有逆周期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创新是基于管理层代理动机的核心结论,并证实了创新的逆周期性是因为经济繁荣时期企业更加短视,将更多资本配置到风险小、收益快的非创新领域,对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管理层出于代理动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大时进行策略创新,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创新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为管理层进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更为隐蔽的条件。该结论一方面为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繁荣期,建立长效创新机制,避免企业短视行为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也启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不仅要看到经济政策在维持经济平稳发展中所发挥积极,还要重视由于频繁颁布或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投资者而言,面对宏观经济的变动需要客观认识企业创新动机,发挥外部监督作用,切实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史先刚[10]（2019）在《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的速度飞速前进。城镇化建设虽然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消费结构的转型提升以及产能过剩问题的缓解均有积极作用,但是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诸如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不协调、城市功能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城市建设的文化特色不突出等问题层出不穷。而直接决定一个城市的空间形态、物质形态以及间接决定一个城市精神形态的关键是规划。这些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规划相对短视,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生态、社会、文化、政策层面的因素。同样,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借助于规划,只有转变观念,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入城市规划中,引入项目规划中,从综合开发的视角定义和规划一个项目乃至于整个城市,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城市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基于以上背景,在回顾前人研究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城市综合开发的内涵和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内涵,结合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抽象出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内涵,即结合新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现状,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根本宗旨,对新城区域内未来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等进行综合、全面、系统地谋划和部署,最终实现代际之间和同代人之间公平,人与自然协调的持续发展规划。基于城市综合开发视角,本文构建了包括生态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文化子系统和政策子系统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遴选出每一个子系统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最后从系统的角度,在对新城可持续规划评价的特点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最终比选出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及基于距离的协调度的评价方法,来评价新城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基于以上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本文以郑州滨河国际新城规划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对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指标进行约简,构建了一套便于评价的简化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对滨河国际新城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并得出了郑州滨河国际新城在生态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策层面及整个新城规划的优劣。并从生态、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五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建议。
二、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理论回顾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理论回顾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
| 2.1 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2.1.1 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
| 2.1.2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
| 2.1.3 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
| 2.1.4 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联 |
| 2.2 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意蕴 |
| 2.2.1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2.2.2 构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
| 2.2.3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 2.3 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研究的意义审视 |
| 2.3.1 破解当前现代化发展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
| 2.3.2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理论支撑 |
| 2.3.3 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 |
| 第3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源起:现代化理论的回顾 |
| 3.1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20 世纪60 年代) |
| 3.1.1 现代化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
| 3.1.2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 |
| 3.1.3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般理论 |
| 3.1.4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分支理论 |
| 3.1.5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派 |
| 3.1.6 经典现代化理论存在的价值和弊端 |
| 3.2 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20 世纪70 年代) |
| 3.2.1 现代化理论遭受批判和反思的时代背景 |
| 3.2.2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 |
| 3.2.3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评析 |
| 3.3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重建(20 世纪80 年代) |
| 3.3.1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内容 |
| 3.3.2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评析 |
| 第4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 |
| 4.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早期萌芽 |
| 4.1.1 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设想 |
| 4.1.2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 |
| 4.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 |
| 4.2.1 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 |
| 4.2.2 基于强大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
| 4.2.3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
| 4.2.4 实行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导向 |
| 4.2.5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支撑 |
| 4.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持续探讨 |
| 4.3.1 高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模式 |
| 4.3.2 全盘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 |
| 4.3.3 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高度集权政治模式 |
| 4.4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曲折发展 |
| 4.4.1 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思想 |
| 4.4.2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思想 |
| 4.4.3 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思想 |
| 第5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早期探索 |
| 5.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 |
| 5.1.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3 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中的人物现代化思想分析 |
| 5.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开始提出 |
| 5.2.1 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 |
| 5.2.2 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思想 |
| 5.2.3 土地革命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提 |
| 5.3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深入探索 |
| 5.3.1 优先发展重工业,合理调整农重轻比例关系 |
| 5.3.2 计划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 |
| 5.3.3 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
| 5.4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初步构建 |
| 5.4.1 农业现代化思想 |
| 5.4.2 工业现代化思想 |
| 5.4.3 国防现代化思想 |
| 5.4.4 科学技术现代化思想 |
| 5.4.5 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第6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发展 |
| 6.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探索 |
| 6.1.1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6.1.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1.3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6.1.4 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
| 6.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持续发展 |
| 6.2.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导向 |
| 6.2.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3 新“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4 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战略设想与安排 |
| 6.2.5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战略部署 |
| 6.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断深入 |
| 6.3.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 6.3.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3.3 “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
| 6.3.4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设想与战略安排 |
| 第7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创新 |
| 7.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 |
| 7.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底蕴来源 |
| 7.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7.1.3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基本特征和建设方向 |
| 7.2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
| 7.2.1 更高质量的发展 |
| 7.2.2 更高效率的发展 |
| 7.2.3 更加公平的发展 |
| 7.2.4 更可持续的发展 |
| 7.2.5 更为安全的发展 |
| 7.3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
| 7.3.1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的发展 |
| 7.3.2 以协调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
| 7.3.3 以绿色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 |
| 7.3.4 以开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7.3.5 以共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研究 |
| 2.2.3 关于人力资本与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 概括性评述 |
| 第3章 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源泉:创新型人力资本 |
| 3.1 创新源泉的思考 |
| 3.2 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内涵及外延 |
| 3.2.1 创新型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 |
| 3.2.2 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衡量与测度 |
| 3.3 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
| 3.3.1 模型解释 |
| 3.3.2 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
| 4.1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 |
| 4.1.1 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 |
| 4.1.2 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 |
| 4.2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
| 4.2.1 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迈进 |
| 4.2.2 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接轨 |
| 4.2.3 高新技术产业崛与发展 |
| 4.2.4 科技市场完善与成熟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影响分析 |
| 5.1 GTAP模型及其运行机制 |
| 5.1.1 GTAP模型简介 |
| 5.1.2 GTAP模型运行机制 |
| 5.1.3 GTAP模型选择依据 |
| 5.2 要素对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诊断 |
| 5.2.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2.2 实证方案设计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分析 |
| 5.3.1 实证方案设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与中国科技创新路径研究 |
| 6.1 理论基础与问题提出 |
| 6.2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
| 6.2.1 PSTR实证模型 |
| 6.2.2 变量选择 |
| 6.2.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6.3.1 非线性检验 |
| 6.3.2 剩余机制检验——确定转换函数 |
| 6.3.3 剩余机制检验——确定门限参数 |
| 6.3.4 PSTR模型结果 |
| 6.4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乡村旅游业 |
| 1.2.2 高质量发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回顾及述评 |
| 2.1 关于乡村旅游业的经济属性研究 |
| 2.1.1 供给决定需求的特殊性 |
| 2.1.2 乡村旅游资源的稀缺性 |
| 2.2 关于乡村旅游业的产业关联研究 |
| 2.2.1 乡村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2 乡村旅游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2.2.3 乡村旅游业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
| 2.2.4 乡村旅游业对制度演进的作用 |
| 2.3 关于乡村旅游业的优化升级研究 |
| 2.3.1 旅游产业成长的演进因素 |
| 2.3.2 乡村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 |
| 2.3.3 乡村旅游业的成长路径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 高质量产业发展的理论兴起 |
| 3.1.1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源头 |
| 3.1.2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2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 |
| 3.2.1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
| 3.2.2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3.2.3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
| 3.3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3.1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经济机制 |
| 3.3.2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中观产业效率 |
| 3.3.3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政府保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
| 4.1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乡村旅游业阶段划分的原由 |
| 4.1.2 假日休闲的萌芽阶段(2002年以前) |
| 4.1.3 农村观光的起步阶段(2002年—2007年) |
| 4.1.4 农家乐旅游的成长阶段(2008年—2016年) |
| 4.1.5 投资带动的转型阶段(2017年至今) |
| 4.2 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 |
| 4.2.1 中西部乡村旅游业开发不足 |
| 4.2.2 中部乡村旅游业的塌陷分布 |
| 4.3 乡村旅游业的问题与实验分析 |
| 4.3.1 半结构法访谈实验 |
| 4.3.2 访谈说明及其理论分析 |
| 4.3.3 实验呈现的三大发展压力 |
| 4.4 乡村旅游业的利益与矛盾分析 |
| 4.4.1 乡村旅游业的多主体利益矛盾 |
| 4.4.2 资源利用效率的利益冲突 |
| 4.4.3 一种产权理论的矛盾分析 |
| 4.4.4 “反公地悲剧”的经验例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
| 5.1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
| 5.1.2 构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5.2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 |
| 5.2.1 权重的确定 |
| 5.2.2 指标评分标准 |
| 5.2.3 指标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4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博弈分析 |
| 6.1 乡村旅游业的合作性质：核、联盟与解 |
| 6.2 乡村旅游业微观主体合作博弈的逻辑框架 |
| 6.3 公理化模型与均衡解 |
| 6.3.1 基本假设和变量设定 |
| 6.3.2 三类静态博弈最优解 |
| 6.4 基本模型的拓展分析 |
| 6.4.1 .市场内生分配率 |
| 6.4.2 .市场预判准确性 |
| 6.4.3 .项目投资效率参数 |
| 6.4.4 .政府产业政策效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效率实证分析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样本区选择 |
| 7.1.2 乡村旅游产业效率测度方法选择 |
| 7.1.3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7.2 乡村旅游业效率测度结果 |
| 7.2.1 静态效率分析 |
| 7.2.2 动态效率分析 |
| 7.3 乡村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7.3.1 基本回归模型 |
| 7.3.2 影响因素选取 |
| 7.3.3 数据说明 |
| 7.3.4 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
| 8.1 路径分析的案例式方法论 |
| 8.2 社区参与资源保护开发的生态特征 |
| 8.2.1 社区参与的资源新定位 |
| 8.2.2 社区参与的空间依存性 |
| 8.2.3 社区参与的结构动态性 |
| 8.2.4 社区参与的演化变异性 |
| 8.3 旅游资源生态位的影响因子 |
| 8.3.1 需求因子 |
| 8.3.2 资源因子 |
| 8.3.3 技术因子 |
| 8.3.4 制度因子 |
| 8.4 社区参与资源保护开发的“四权”模型 |
| 8.4.1 基本假设与模型 |
| 8.4.2 最优解及其相关推论 |
| 8.5 案例——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与开发 |
| 8.5.1 培育生态位主体 |
| 8.5.2 完善生态位定位 |
| 8.5.3 强化生态位扩展 |
| 8.5.4 产业生态位协调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促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
| 9.2.1 以差异化战略为主线推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 9.2.2 以现代化市场体系为导向实现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 9.2.3 以完善制度创新体制为保障推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 9.2.4 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线加快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研究数据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7）区域协调视阈下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测度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思路和主要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 |
| 1.2.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本文创新点 |
| 1.3.2 本文的不足 |
| 2.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基础研究与相关研究综述 |
| 2.1 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理论——可行能力理论 |
| 2.1.1 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2 可行能力理论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的继承 |
| 2.1.3 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存在的缺陷 |
| 2.2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 |
| 2.2.1 可行能力理论对人类发展内涵的拓展 |
| 2.2.2 可行能力理论对GDP单指标测度体系的批判 |
| 2.2.3 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创建与普及 |
| 2.2.4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局限性 |
| 2.3 基于中国背景改进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补充 |
| 2.3.1 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理论补充 |
| 2.3.2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理论补充 |
| 2.3.3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补充 |
| 2.3.4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补充 |
| 2.4 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 |
| 2.4.1 关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 |
| 2.4.2 关于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问题的研究 |
| 2.4.3 关于协调发展问题及其指标度量的研究 |
| 2.4.4 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 |
| 3.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测算与评价 |
| 3.1 人类发展指数的(HDI)的编制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框架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HDI)编制方法的争议与更迭 |
| 3.1.3 现阶段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方法 |
| 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HDI)的测算 |
| 3.2.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测算说明 |
| 3.2.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测算结果 |
| 3.2.3 学界对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拓展 |
| 3.3 中国发展背景下人类发展指数(HDI)测评功能的反思 |
| 3.3.1 从中国发展需求视角的HDI评价功能反思 |
| 3.3.2 从中国人类发展目标的HDI评价功能反思 |
| 3.3.3 从效率与均衡视角的HDI评价功能反思 |
| 4.基于协调发展理念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改进 |
| 4.1 构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体系的依据 |
| 4.1.1 指数构建的基本原则 |
| 4.1.2 指标选取的主要依据 |
| 4.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体系与测算方法 |
| 4.2.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 |
| 4.2.2 指标标准化与相关性处理 |
| 4.2.3 CHDI分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
| 4.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合成方法的选取 |
| 4.3.1 指数合成权重处理方法的探讨 |
| 4.3.2 三种权重处理方案的结果比较 |
| 4.3.3 CHDI指数合成方法的最优选择 |
| 5.HDI与 CHDI指数的测算与比较分析 |
| 5.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的测算 |
| 5.1.1 中国人类发展阶段的等级划分 |
| 5.1.2 中国内地31 个省(市)的CHDI测算 |
| 5.2 中国区域板块的HDI与 CHDI测算结果比较 |
| 5.2.1 中国东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比较 |
| 5.2.2 中国中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比较 |
| 5.2.3 中国东北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比较 |
| 5.3 中国省(市)的HDI与 CHDI测算结果比较 |
| 5.3.1 CHDI与 HDI测算的省(市)结果比较 |
| 5.3.2 省域CHDI与 HDI测算结果排序比较 |
| 5.3.3 关于CHDI测算结果异常值的解析 |
| 6.CHDI与 HDI视阈下中国人类发展的空间分析 |
| 6.1 中国人类发展空间分析的测量方法 |
| 6.1.1 中国区域发展策略的简要回顾 |
| 6.1.2 区域空间关系测量的建模基础 |
| 6.1.3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思路 |
| 6.2 中国人类发展的地理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2.1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方法 |
| 6.2.2 中国人类发展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2.3 中国人类发展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 中国人类发展的空间协调性的实证分析 |
| 6.3.1 参数估计与计量模型筛选 |
| 6.3.2 分时段的HDI和 CHDI空间模型估计比较 |
| 6.3.3 基于CHDI的人类发展指数空间效应分析 |
| 7.基于CHDI的中国人类发展的系统协调发展度分析 |
| 7.1 协调度与协调发展的测度方法 |
| 7.1.1 子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测度模型 |
| 7.1.2 系统整体协调发展度的测度模型 |
| 7.1.3 中国人类发展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测度方法 |
| 7.2 对中国CHDI五元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测度 |
| 7.2.1 测度对象说明与数据说明 |
| 7.2.2 CHDI子系统内部的权重分配 |
| 7.2.3 CHDI五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测算 |
| 7.3 中国CHDI五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动态演化规律 |
| 7.3.1 动态演化规律的测度方法 |
| 7.3.2 CHDI子系统发展度的动态演化规律 |
| 7.3.3 CHDI整体协调发展度的动态演化规律 |
| 8.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促进中国人类协调发展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相关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原则 |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对象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工业化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国工业化的探索 |
| 二、新型工业化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条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要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 |
| 一、加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
| 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 |
| 三、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 |
| 一、改革开放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
|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
|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开放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以人民为中心 |
| 一、阶段性目标: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 |
| 二、最终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应处理好目标与发展的关系 |
| 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三、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支柱力量 |
| 二、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加强自身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支撑 |
| 一、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
| 二、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保驾护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宏观经济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贡献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周期理论 |
| 2.1.2 创新理论 |
| 2.1.3 实物期权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行为文献回顾 |
| 2.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行为文献回顾 |
| 2.2.3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回顾 |
| 2.2.4 简要评述 |
| 3.宏观经济变动与创新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现状分析 |
| 3.3 我国研发投入现状分析 |
| 4.经济发展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4.2.2 经济发展对创新影响的选择效应 |
| 4.3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计 |
| 4.3.3 变量定义 |
| 4.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 4.5 经济发展对创新影响机制检验 |
| 4.6 进一步分析 |
| 4.6.1 经济发展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 |
| 4.6.2 经济发展对创新投入产出率的影响 |
| 4.6.3 分位数回归 |
| 4.7 稳健性检验 |
| 4.7.1 替换宏观经济变量 |
| 4.7.2 变换模型 |
| 4.8 研究结论 |
| 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计 |
| 5.3.3 变量定义 |
| 5.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创新影响机制检验 |
| 5.5.1 代理成本分组检验 |
| 5.5.2 内部控制分组检验 |
| 5.6 进一步分析 |
| 5.6.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 |
| 5.6.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可持续性 |
| 5.7 稳健性检验 |
| 5.7.1 替换宏观经济变量 |
| 5.7.2 变换模型 |
| 5.8 研究结论 |
| 6.宏观经济变动对创新影响的经济后果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与政府补助 |
| 6.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技术创新与分析师跟踪 |
| 6.3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变量定义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回归结果分析 |
| 6.5 进一步分析 |
| 6.5.1 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政府补助的差异性分析 |
| 6.5.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技术创新与分析师跟踪差异性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变换变量 |
| 6.6.2 变换模型 |
| 6.7 研究结论 |
| 7.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发展现状 |
| 1.1.2 合理规划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 1.2 研究意义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难点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城市发展规划研究 |
| 2.1.2 城市规划方案评价研究 |
| 2.1.3 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
| 2.2 理论回顾 |
| 2.2.1 系统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 |
| 2.2.3 城乡规划学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内涵 |
| 3.1 城市综合开发的内涵 |
| 3.1.1 城市开发的内涵 |
| 3.1.2 城市综合开发内涵 |
| 3.2 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内涵 |
| 3.2.1 新城发展规划内涵 |
| 3.2.2 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内涵 |
| 3.3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内涵 |
| 3.3.1 面向社会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 |
| 3.3.2 面向经济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 |
| 3.3.3 面向自然环境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 |
| 3.3.4 面向文化特色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 |
| 3.3.5 面向政府政策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特点 |
| 4.2 综合开发视角下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4.2.1 综合开发视角下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
| 4.2.2 综合开发视角下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单个评价指标设置原则 |
| 4.3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指标体系总体构建 |
| 4.3.2 生态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3 社会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4 经济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5 文化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6 政策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模型构建 |
| 5.1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特点 |
| 5.2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指标确权 |
| 5.2.1 主观赋权法应用及其优缺点 |
| 5.2.2 客观赋权法应用及其优缺点 |
| 5.2.3 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应用及其优缺点 |
| 5.2.4 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
| 5.3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评价模型构建 |
| 5.3.1 模糊综合评价的基本概念及应用 |
| 5.3.2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评价模型构建 |
| 5.4 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 5.4.1 协调度的基本概念及应用 |
| 5.4.2 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以郑州市滨河国际新城为例 |
| 6.1 郑州市滨河国际新城的基本概况 |
| 6.1.1 滨河国际新城社会环境规划概况 |
| 6.1.2 滨河国际新城经济环境规划概况 |
| 6.1.3 滨河国际新城生态环境规划概况 |
| 6.1.4 滨河国际新城文化环境规划概况 |
| 6.2 郑州市滨河国际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 |
| 6.2.1 评价指标的筛选 |
| 6.2.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6.2.3 各子系统及规划指标的评价 |
| 6.2.4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郑州市滨河国际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协调性评价 |
| 6.3.1 各子系统的发展评价 |
| 6.3.2 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7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建议 |
| 7.1 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地位 |
| 7.1.1 坚持系统的、长期的和全局的指导思想 |
| 7.1.2 重视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在新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
| 7.2 经济子系统 |
| 7.2.1 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
| 7.2.2 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 |
| 7.2.3 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 |
| 7.3 社会子系统 |
| 7.3.1 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
| 7.3.2 注重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 |
| 7.4 生态子系统 |
| 7.4.1 自然资源利用 |
| 7.4.2 自然环境保护 |
| 7.5 文化子系统 |
| 7.5.1 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 |
| 7.5.2 运用恰当的实践方法 |
| 7.6 政策子系统 |
| 7.6.1 可持续发展政策 |
| 7.6.2 公众参与与过程监督 |
| 7.7 本章小结 |
| 8 结语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 |
| 8.3 主要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指标筛选调查问卷 |
| B 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专家调查问卷I |
| C 综合开发视角下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调查问卷II |
| D 主观赋权法及其优缺点 |
| E 客观赋权法及其优缺点 |
| F 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及其优缺点 |
| G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H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研究课题 |
| J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理论回顾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D]. 张霜. 吉林大学, 2021(02)
- [2]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5]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D]. 秦晓钰. 山东大学, 2020(09)
- [6]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D]. 杨琴.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7]区域协调视阈下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测度与分析[D]. 黄敏.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D]. 申晓蓉.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宏观经济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D]. 路媛媛.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10]城市综合开发视角下的新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价研究[D]. 史先刚. 重庆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