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有转折没有突破（论文文献综述）
沈灿淑[1]（2021）在《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将现代汉语中以“有”“无/没”为固定项的前置框架四字构式作为研究对象,以认知构式语法、概念整合、主观性与主观化、基于使用的语言观等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形式构成、语义整合层级、认知心理、语用动机考察等几个角度对“有X有Y”“无X无Y”“没X没Y”“有X无Y”“有X没Y”“有X无X”“有X没X”等七个个案展开研究。全文共计八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对象、选题意义、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语料来源和可能的创新点,同时对汉语四字格及框架构式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和梳理。第二章对前置框架构式进行界定,对框架构式的特点及分类进行归纳,并阐述本文立意及解析方法。我们将研究涉及的七个构式按照前后项之间的语义关系类型分为并立模式、嵌入成分不同的对立模式和嵌入成分相同的对立模式三种类型。第三章考察前置框架构式并立模式的三个成员,即“有X有Y”“无X无Y”和“没X没Y”。对其常量构件、变量构件、嵌入成分的语义关系、语序排列规律等进行考察,归纳总结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并分析其语用驱动和语用价值。虽然并立模式的三个构式在变量构件的语法性质、语义关系、语序排列等很多方面具有共性,但由于常项形成的框架因肯定否定的不同形成差异,也造就了构式义之间的区别,且由于使用频度存在差异,也使得各个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不尽相同。第四章对嵌入成分不同的前置框架构式对立模式的两个构式“有X无Y”“有X没Y”进行全面分析。对立模式指的是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对立而形成的框架构式,由于“有”与“无/没”的对立性,使得“有X无Y”与“有X没Y”都具有转折关系,这种转折关系蕴含着某种预设,即:该有却没有,体现为非理想化的领有和非常态化的存在。言语使用者使用构式是为了对与其预期相悖的非理想化的领有关系,或非常态化的存在现状进行主观评价。这两个构式的差异在于第二个常项否定词的不同,常项“无”与“没”的差异使得二者在使用频率、嵌入成分、语体色彩及语用功能上体现出较大的差异。第五章对“有”“无/没”框架构式的另一种对立模式进行考察,这一类构式也是前后项为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对立,但其嵌入成分同一,包含“有X无X”“有X没X”两个构式。这两个构式由于嵌入了相同的成分,“有X”与“无/没X”因表示对同一事物或状态的拥有与缺失而形成极性对立,因而使得此类构式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构式不能脱离语境独立表义,二是构式中各整合层级范畴内的成员不固定,也就是说每个构例的语义整合层级不固定。这两个构式由于组成成分只有一字不同,因此表现出很大的共性,区别主要体现在因“无”和“没”的差异所带来的语体上的不同。第六章总结了以“有”“无/没”为固定项的框架构式的特征。首先,各个构式的嵌入成分都具有语义相关性,也具有量增性:语义上没有关联的成分不能进入框架的语法槽中,量增性体现为突出典型、加深程度和主观评价三个方面;七个构式都具有整体性和离散性,其整体性和离散性与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密切相关,语义整合层级高的构例呈现出更多的整体性,语义整合层级低的构例呈现出更多的离散性;在句法上的规律性表现,首先是不成词语素进入构式后具有了词的地位;其次,构式在组合上可以突破一般的句法限制。另外,构式的语法功能发生了异化,由述谓性转向修饰性。第七章探讨“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的能产性。能产性指构件生成构式的能力,也就是构式扩张的条件和限制。能产性首先与构式压制相关,构式都有原型性,边缘构式是原型构式的拓展,是组构成分在构式的压制下改变原有的语法或语义特征,从而使之与原型构式达成契合。构式作为形义的配对体经由时间的积累和母语者的不断使用开始具有其意义,使用频率中的类符频率和形符频率都对构式的能产性产生影响。第八章为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前文中的研究进行概括总结,得出本文结论和创新点。同时指出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出方向和解决办法。
赵紫文[2]（2020）在《晚明草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探究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书体发展的研究型论文,即以“晚明”为时间限定,以“草书”为研究对象。其中,“晚明”是社会发展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转型期,“草书”是极具个性及表现力的书体。两者的交融,无论是形体还是审美,都形成了诸多极具特殊性的艺术现象。本文试以形体发展、审美风格、理论批评等问题为探究视角,根据史料文献及图版资料,在前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晚明社会变迁的迹象与草书发展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性为切入点,深入晚明草书的表现形态及细节变化,阐释其嬗变与流变的规律。并试图深化对其发展特徵的认识,揭示影响这一时期草书发展的成因、变化及旨趣。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对晚明草书发展的背景,及基于本体的诸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所涉内容为:绪论部分是对晚明草书领域的学术研究情况所进行的梳理。同时,对相关概念、范围、方法等进行简要的阐释;第一章总体论述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背景及基本形态,从社会生态、书体生态、承袭的观念及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笔法形态的正统探索与个性延展的相关问题,从历代笔法流变中审视晚明草书家对笔法谱系的吸取情况,并探究晚明草书“正统笔法”观念的细微构成,以及各位书家之间笔法理念的差异化。同时对笔法的实践条件、类型、特徵等进行阐释,并对“个性化线变”的利弊进行辩证分析;第三章是针对晚明草书墨法形态的维度开拓与创造的研究,从晚明之前的墨法运用及理论中,总结墨法流变的规律与规约,并阐释晚明至清代对墨法突破与总结的特徵。以此考察墨法在晚明“泛化”的成因,并对晚明草书“创造性墨变”的维度及特徵进行探索;第四章主要涉及晚明草书字法形态的择用与形体再草化的问题。在深入草书字法的发展内涵,及晚明草书字法的发展状态中,对符号草法和形体字法的改造予以细致探究,总结了晚明草书草法中的一些形变规律和特点;第五章以晚明草书结体形态的奇异形变及空间特徵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梳理从晋唐到晚明草书结体空间的流变,从单字、字组、长字组、纵向行形等角度,探讨草书结体空间的异变及奇异性;第六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章法与势的表现提升,及审美视域的拓展,通过设定参照系与测算参数的方式,对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问题进行寻绎。同时,对章法的欹正关系进行考察,通过“横中心倾角线”和“横行线律动”的方式进行尝试性阐释,得出数据和相关结论以辅助论述。另,对草书章法的区域对比与表现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笔势、体势等进行探究;第七章是从明代文艺思想与书学理论的同步关系出发,结合明代前期、中後期,书学理论的变化与特徵,对晚明草书相关的理论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晚明草书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分析。下编是为配合正文研究所编《晚明草书字形汇编》,收集了晚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及傅山等书家的草书作品共420件,分为4100余个字头,共32220个草书字形。
仓定帮[3]（2020）在《我国化石能源跨期配置问题研究 ——基于新能源替代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能源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对促进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依靠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新能源替代可以有效解决化石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问题,是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解决新能源替代下化石能源的跨期优化配置问题,重点理清新能源替代对化石能源跨期配置路径的影响机理。首先,对化石能源和新能源消费现状和趋势进行了梳理。能源消费革命背景下,新能源消费占比将不断提高,而化石能源消费速度放缓,煤炭资源消费占比将会继续走低。分数阶灰色预测结果显示,到2027年我国煤炭消费占比将会降低到50%以下。新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化石能源,但是能源利用效率有降低趋势。借助改进的BASS模型得到我国能源消费峰值约为57.15亿吨标准煤,并且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对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还未形成直接的抑制作用。其次,从微观角度研究了新能源替代对化石能源开采路径的影响。考虑的因素有新能源价格、贴现率、新能源替代规模以及新能源技术水平。（1）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在新能源替代和环境约束的条件下得到了化石能源的最优开采路径,结果显示,环境外部性和稀缺性促使化石能源价格上涨,逼近新能源价格后被完全替代。（2）借助博弈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存在新能源替代的化石能源多主体开采模型。分析了新能源替代规模、开采成本、跟随企业数量对均衡状态的影响。结果发现存在一个最优的开采结构,能够最大化跟随企业平均收益,并且新能源替代对企业收益的影响程度小于成本因素和开采结构因素。（3）新能源替代使得化石能源开采贴现率呈现不确定性。借助于随机最优化方法,讨论了贴现率不确定性对开采路径的影响,发现贴现率不确定性降低了化石能源价格期望变化率,但从价资源税不受其影响。（4）通过随机优化方法,研究了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换问题。结果发现,化石能源储量不确定性和新能源技术进步不确定性会影响化石能源的开采路径。在能源替代节点处,储量的不确定性程度和替代成本越高,替代节点越晚出现。资源税和新能源技术水平越高,替代节点越早出现。然后,从宏观经济增长角度出发,探讨了新能源替代对化石能源耗竭路径及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借助于两阶段动态最优化原理,构建了由化石能源和新能源支撑的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给出了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变化路径,对比了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污染变化率,并讨论了相关参数对替代节点的影响以及替代节点处经济增长路径表现出来的特征。结果显示两阶段的经济都可以持续增长,经济增长路径在能源替代节点处存在“跳跃”现象。技术进步率、污染治理水平及产出的污染弹性等因素对替代节点影响显着。最后,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协整分析、时间序列回归等方法,讨论了新能源替代、经济增长、环境规制、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化石能源消费的影响,并对化石能源消费峰值和煤炭资源节能减排潜力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较好的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新能源替代和能源技术的交叉作用对化石能源消费的抑制作用显着;在新能源替代和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化石能源消费峰值将在短期内出现,并且减少煤炭资源消费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煤炭资源节能减排潜力显着。该论文有图61幅,表25个,参考文献173篇。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任慈[5]（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蒋元春[6]（2020）在《青藏高原沙漠化逆转及其对高原气候突变的响应》文中指出沙漠化是全球最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之一。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绝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干旱,生态环境系统敏感脆弱,具备土地沙漠化发生发展的环境条件和潜在因素,其土地沙漠化的动态变化与气候变化、植被变化紧密联系。本文主要依据青藏高原81个站点1971—2013年气温、降水、风速资料,1971—2016年青藏高原积雪日数、第一冻结层下界观测资料,1990、2000、2010和2015年4期Landsat遥感影像资料,1982—2015年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以及NCEP/NCAR再分析资料等,重点分析了青藏高原植被（NDVI）和沙漠化土地分布的变化特征,研究了青藏高原增暖突变前后高原气候因子（气温、降水、风速）和下垫面因子（积雪、冻土）等的气候特征及其与植被变化的关系,分析了南海夏季风与高原季风的关系,探讨了南海夏季风结束时间异常对高原冬季气候的可能影响机理,对进一步科学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对青藏高原沙漠化土地分布的研究表明,1990—2015年青藏高原沙漠化土地面积呈现减少趋势,期间累计减少3 826 km2,相当于1990年沙漠化土地面积的0.96%,年均减少153 km2,尤其在2000年以后青藏高原沙漠化持续逆转。（2）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的气候发生了显着变化,呈现从20世纪70年代冷干气候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暖湿气候的演变。1971—2013年主要气候因子的宏观变化为:（1）气温。高原呈现一致增暖,增暖幅度达0.38℃/（10 a）,高于同期全球增暖速率,以秋、冬季增暖最为显着。高原增暖在空间上表现出西强东弱的增暖趋势和南北反相的变化形态,高原边缘地区气候变暖比高原腹地明显,高原北部升温幅度大于高原南部。高原气温在1997/1998年发生突变,突变后更大幅度的增暖在高海拔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呈现非对称增温,最低气温的增加速率（0.46℃/（10 a））高于最高气温（0.37℃/（10 a））。（2）降水。高原地区降水以8.5 mm/（10 a）的速率增加,其中春季增加幅度最显着,达9.9 mm/（10 a）。1980/1981年高原主体降水发生突变。1998年之后,夏季降水的年际波动幅度增大,而秋季降水的年际变化幅度则收窄。（3）风速。高原年及各季节的平均风速总体呈减小趋势,尤以春季风速减小最为显着,达到-0.25(m·s-1)/（10 a）。高原风速的线性倾向率在2000年之后由负转正,表现出显着的增加趋势,且以夏、冬季平均风速增加为主导。（4）积雪日数。高原积雪日数平均以3.5 d/（10 a）的速率减少,高原气温增暖突变后积雪日数的减少达到5.1 d/（10 a）,表现出“少—多—少”的年代际变化特征。（5）冻土。青藏高原季节性冻土明显变浅变薄,冻结深度的平均气候倾向率为-3.7 cm/（10 a）,且在1987/1988年发生退化突变。（3）青藏高原植被变化（沙漠化）对高原气候变化有显着响应。1982—2015年高原NDVI最大值呈增长趋势,线性增长趋势为0.002/（10 a）,年变化率为0.0291%;生长季（6—9月）NDVI最大值的线性增长趋势为0.003/（10 a）,年变化率为0.0349%。在空间分布上,高原NDVI最大值表现为“整体改善、区域退化”的特征,表征沙漠化土地变化情况的NDVI最大值[0.1,0.3)（沙化）格点数在21世纪初期开始下降,植被改善区域的面积大于退化区域,表明沙漠化土地面积在减少。高原NDVI最大值变化显示出在高原增暖背景下的显着适应性调整过程,与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变化具有较好的相关,且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高原增暖的背景下,1982—1997年期间,温度变化是NDVI变化的主导因素,降水变化带来的影响次之;1998—2015年期间,降水变化则成为NDVI变化的主导因素,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次之。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区影响植被生长的首要因素是热量,当热量条件满足后,蒸发加大,水分条件便显示出它的重要性。高原增暖突变后,气温、降水和风速的变化趋势均显着,青藏高原土地沙漠化面积减少,该时期土地沙漠化面积减少（逆转）的主要因素是气候因子的变化。（4）植被指数（NDVI）变化表征青藏高原沙漠化,其与高原气候突变关系密切,高原气候变化受高原季风的影响。南海夏季风结束日期与高原冬季风建立日期呈反相变化特征,且与高原冬季积雪日数显着相关。南海夏季风结束时间偏晚时,随后的冬季500hPa和600 hPa上,贝加尔湖附近区域位势高度为负异常,乌拉尔山附近位势高度为正异常;受其影响,高原东北部纬向风减弱,高原西南部纬向风增强;高原东北部气温异常升高,高原冬季积雪日数偏少;高原及周围地区水汽湿度增大,高原东北部有异常的上升气流,200 hPa西风急流加强南移,高原东北部降水增多;反之亦然。南海夏季风结束时间偏早时,高原冬季风建立时间偏晚,高原冬季风（冷高压）减弱,高原多雪湿润,有利于青藏高原沙漠化逆转。
王丽鑫[7]（2020）在《邢福义汉语复句理论及其对对外汉语复句教学的启示》文中指出汉语复句上连篇章,下含小句,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是汉语本体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同时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我国学界关于汉语复句的本体研究十分丰富,并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在汉语复句研究方面,邢福义的复句研究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尤其是他的汉语复句三分法,打破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汉语复句二分法,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本文从我国汉语复句研究理论现有成果出发,深入探讨邢福义的复句理论,并对其理论特点和存在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客观评析。在此基础上,从邢福义的复句理论出发对对外汉语复句教学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以期对对外汉语复句教学提供一些启示性建议。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的目的、创新点和意义。第二章梳理了我国现有的汉语复句研究成果,涉及复句概念、单复句划分以及复句分类等复句本体研究,同时还梳理了关于邢福义复句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以及我国对外汉语复句教学研究相关文献。第三章集中介绍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对复句理论做出的贡献,并重点介绍其三分法。第四章就邢福义汉语复句理论的三个“结合”来具体阐释其理论特点,即逻辑与事实的结合、标志和关系的结合以及语表语里语值的结合。第五章立足于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这本着作,从辩证的角度分析邢福义复句理论仍存在的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逻辑关系与事实关系模糊、三分复句的理据模糊、二级复句归类理据模糊等问题。第六章基于对外汉语复句教学现状和邢福义复句理论,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一些启示性建议,主要包括在复句教学中应重视建立复句知识与复句教学的整体观,重视复句逻辑关系的多重性,重视二级复句教学和语法语义语用的结合,重视关联词语教学以及充分利用邢福义现有相关复句研究成果等。
刘后德[8]（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高爽[9]（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章景然[10]（2020）在《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文中认为宗教在当代社会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有凝聚社会的功能,又有分裂社会的作用。宗教群体如何实现与社会和谐共存,成为本文探索的核心论题。17世纪兴起于英国的贵格会与19世纪脱胎于波斯（今伊朗）的巴哈伊,两大信仰团体在初创期均被贴上“激进教派”标签,受到官方打压与社会排斥。历经近半世纪的教内外调适与互动,最终完成了作为“平和”团体的历史嬗变。对其历史过程的梳理与比较,不仅有助于人们解决信仰摩擦问题,还将为贵格会和巴哈伊研究提供新视角。本文坚持唯物主义史观,以宗教比较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以宗教社会学等理论,从贵格会与巴哈伊的社会互动中,对两者的”平和”之路进行历史性考察,并试图得出某些规律性认识。本文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两大教团初创时期的社会行为及平和转折,探究其引起社会敌视的原因。两者（1）的肇始恰逢社会改革时代,它们的信仰变革夹杂着社会诉求,且采取较为激进的表达方式,这是两者被社会排斥的主要因素;继而追溯两者从激进走向平和的转折事件,这一转变奠定此后温和策略的思想基础。基于以上考察,在理论层面探讨两大教团激进行为的根源,在现实层面比较两大教团初创时期的差异。第二章从本土与海外两个区域,考察两大教团的生存状态与相应调整。贵格会在海外殖民地所受打压甚于本土;巴哈伊则相反,海外生存环境较本土优越。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两者采取不同途径。贵格会通过集体请愿、政治游说等方式寻求与英国上层对话;巴哈伊则求助于国际组织,通过国际舆论为自身发展寻求空间。通过比较可知,不同的社会环境是两大教团遭受地域差异化打压的主要原因,宗教打压造成其与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促使了它们的教内整合。第三章从教内外两个层面,比较两大教团的和谐理念与实践。两者对和谐理念解读方向不同,贵格会的罗伯特·巴克莱与威廉·佩恩,肯定教义中的宽容成分,并给予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应用;巴哈伊的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更倾向对宗教和平思想的传播。在此思想基础上,两者教外实践产生差异。贵格会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神圣实验”为阵地,将宗教宽容作为策略进行推行;巴哈伊则强调非政府参与原则,以顾问形式与政府合作,通过“全球发展计划”实践和平理念。但在教内实践中,贵格会和巴哈伊对异己思想均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两者教内外实践的差异,为和平宽容本质及其相对性提供了可探讨的空间——宽容绝不意味无限自由,群体的发展及宽容的实现与制度规范需要相辅相成。第四章从自我标识、社会融入、管理模式三方面,比较两大教团从“激进”到“平和”的特征。两大教团排他性减弱、世俗化增强、初期宗教领袖情结明显,这些相似性特征推进两者成为温和教团;文章还进一步探究这些相似性特征中的差异性。两大教团融入社会方式不同,贵格会在人员不断流失的困境下被动融入社会,巴哈伊则积极主动融入;两大教团后续管理模式迥异,巴哈伊在集体领导下巩固发展,贵格会则在松散管理中走向衰败。这两个因素成为两者当今发展各异的主要原因。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以此探索某些规律性认识,对贵格会与巴哈伊的现状与趋势做出预测。针对不同文明形态的两大教团进行比较,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信仰群体与社会之间不是评判与被评判的等级关系,而是体现着身份相互认同的动态过程,和谐共处的实现需要多层面的对话、妥协与让步。
二、2001年有转折没有突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有转折没有突破（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理论基础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1.7 相关研究综述 |
| 1.7.1 四字格研究概况 |
| 1.7.2 框架构式研究概况 |
| 1.7.3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前置框架构式的界定及本文立意 |
| 2.1 构式的界定 |
| 2.2 框架构式的界定 |
| 2.3 框架构式的特点及分类 |
| 2.3.1 框架构式的特点 |
| 2.3.2 框架构式的分类 |
| 2.3.2.1 前置标记框架构式 |
| 2.3.2.2 后置标记框架构式 |
| 2.4 本文立意与解析方法 |
| 2.4.1 汉语语法的本质属性 |
| 2.4.2 汉语个性的重新审视 |
| 2.4.3 构式解析的个案示例 |
| 2.4.4 本文的结构层次 |
| 第三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并立模式 |
| 3.1 “有X有Y”框架构式 |
| 3.1.1 构件分析 |
| 3.1.1.1 常量构件“有” |
| 3.1.1.2 变量构件X、Y |
| 3.1.2 X和Y的语序排列 |
| 3.1.2.1 语序排列的制约因素 |
| 3.1.2.2 语序排列的相对灵活性 |
| 3.1.3 语义分类 |
| 3.1.3.1 并列加合 |
| 3.1.3.2 整体强调 |
| 3.1.3.3 语义后重 |
| 3.1.3.4 转喻概括 |
| 3.1.3.5 隐喻延伸 |
| 3.1.4 语义整合层级 |
| 3.1.4.1 A式:语义的实体性与组合的开放性 |
| 3.1.4.2 B式:意义的对立性与概括的有限性 |
| 3.1.4.3 C式:明晰的程度义与渐弱的述谓性 |
| 3.1.4.4 D式:意义的不透明与趋强的描述性 |
| 3.1.4.5 基本结论 |
| 3.1.5 构式的语用驱动和话语功能 |
| 3.1.5.1 语用驱动 |
| 3.1.5.2 话语功能 |
| 3.1.6 语用价值 |
| 3.1.7 结语 |
| 3.2 “无X无Y”框架构式 |
| 3.2.1 前期研究回顾 |
| 3.2.2 构件分析 |
| 3.2.2.1 常量构件“无” |
| 3.2.2.2 变量构件X、Y |
| 3.2.3 语义整合层级 |
| 3.2.3.1 A式:最大的分离性与极强的原型性 |
| 3.2.3.2 B式:语义的抽象性与增强的评价性 |
| 3.2.3.3 C式:隐晦的主观性与明确的描述义 |
| 3.2.3.4 基本结论 |
| 3.2.4 构式的语用功能 |
| 3.2.4.1 明确的非消极义 |
| 3.2.4.2 浓厚的书面色彩 |
| 3.2.4.3 有限的主观性 |
| 3.2.5 小结 |
| 3.3 “没X没Y”框架构式 |
| 3.3.1 相关研究现状 |
| 3.3.2 构件分析 |
| 3.3.2.1 常项“没”的意义确认 |
| 3.3.2.2 嵌入成分X、Y |
| 3.3.3 语义整合层级 |
| 3.3.3.1 A式:简单的加合性与较高的替换度 |
| 3.3.3.2 B式:发展的规约性与有限的延展性 |
| 3.3.3.3 C式:意义的融合度与功能的漂移性 |
| 3.3.3.4 D式:鲜明的修饰性与凝固的熟语性 |
| 3.3.3.5 基本结论 |
| 3.3.4 语用特点 |
| 3.3.4.1 明显的负向凸显 |
| 3.3.4.2 浓厚的口语色彩 |
| 3.3.4.3 强烈的主观性 |
| 3.3.5 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对立模式(一) |
| 4.1 “有X无Y”框架构式 |
| 4.1.1 构式成员的厘清 |
| 4.1.2 变量构件分析 |
| 4.1.2.1 X和Y的语法性质 |
| 4.1.2.2 X和Y的语义关系 |
| 4.1.3 语义整合层级 |
| 4.1.3.1 A式:有限的融合性与较高的透明度 |
| 4.1.3.2 B式:表达的相对性与准入的限制性 |
| 4.1.3.3 C式:虚实的对比性与结构的稳定性 |
| 4.1.3.4 基本结论 |
| 4.1.4 构式赋义 |
| 4.1.4.1 语用驱动 |
| 4.1.4.2 话语功能 |
| 4.1.4.3 构式的原型特征 |
| 4.1.5 构式的框架理据 |
| 4.1.5.1 “有”“无”对举表述 |
| 4.1.5.2 “有X”“无X”的双音化 |
| 4.1.6 小结 |
| 4.2 “有X没Y”框架构式 |
| 4.2.1 变量构件分析 |
| 4.2.1.1 语法性质 |
| 4.2.1.2 语义关系 |
| 4.2.2 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 |
| 4.2.2.1 A式:较低的黏合性与较高的透明度 |
| 4.2.2.2 B式:变项的对立性与有限的指称性 |
| 4.2.2.3 C式:意义的虚实性与结构的偏正化 |
| 4.2.2.4 基本结论 |
| 4.2.3 “有X没Y”与“有X无Y”的比较 |
| 4.2.3.1 使用频率的不同 |
| 4.2.3.2 嵌入成分的差异 |
| 4.2.3.3 语体色彩的分野 |
| 4.2.3.4 语用功能的互补 |
| 4.2.4 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对立模式(二) |
| 5.1 “有X没X”框架构式 |
| 5.1.1 研究对象的确认 |
| 5.1.2 X的构成 |
| 5.1.2.1 体词性的X |
| 5.1.2.2 谓词性的X |
| 5.1.3 构式的语义整合层级 |
| 5.1.3.1 A式:组合的临时性与语义的选择性 |
| 5.1.3.2 B式:语义的浸染性与无条件的浮现义 |
| 5.1.3.3 C式:语义的泛化与“有”“无”的模糊性 |
| 5.1.3.4 基本结论 |
| 5.2 “有X无X”框架构式 |
| 5.2.1 X的构成与共性 |
| 5.2.1.1 体词性成分 |
| 5.2.1.2 谓词性成分 |
| 5.2.2 语义整合层级 |
| 5.2.2.1 A式:结构的松散性与意义的区别性 |
| 5.2.2.2 B式:无条件语义与非叙事语体特征 |
| 5.2.2.3 C式:非绝对的对立性与功能的转移 |
| 5.2.2.4 基本结论 |
| 5.2.3 “有 X 无 X”的句法分布 |
| 5.2.3.1 作述谓性成分 |
| 5.2.3.2 作话题主语 |
| 5.2.3.3 作宾语 |
| 5.2.3.4 作修饰性成分 |
| 5.3 “有X无X”与“有X没X”构式比较 |
| 5.3.1 “有 X 无/没 X”的构式演化 |
| 5.3.1.1 从问到非问 |
| 5.3.1.2 约定俗成规约化 |
| 5.3.2 “有 X 无/没 X”构式的独特性 |
| 5.3.2.1 不能脱离语境独立表义 |
| 5.3.2.2 各整合层级范畴内成员不固定 |
| 5.3.3 差别概说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框架构式的特征 |
| 6.1 相关性与量增性 |
| 6.1.1 不相关无构式 |
| 6.1.2 有重叠即量增 |
| 6.1.2.1 突出典型 |
| 6.1.2.2 加深程度 |
| 6.1.2.3 主观评价 |
| 6.2 整体性与离散性 |
| 6.2.1 整体性 |
| 6.2.2 离散性 |
| 6.3 句法的突破与功能的异化 |
| 6.3.1 黏着语素的进入 |
| 6.3.2 句法规则的突破 |
| 6.3.3 句法功能的漂移 |
| 第七章 现代汉语“有”“无/没”框架构式的能产性 |
| 7.1 构式压制与能产性 |
| 7.1.1 构式压制的定义 |
| 7.1.2 构式压制的动因 |
| 7.1.3 构式压制的机制 |
| 7.2 频率效应与能产性 |
| 7.2.1 频率的意义 |
| 7.2.2 频率的分类 |
| 7.3 频率对构式能产性的影响 |
| 7.3.1 类符频率的作用 |
| 7.3.2 形符频率的作用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晚明草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上编:专题研究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晚明草书的特质需要多维探索与系统研究 |
| (二) 晚明草书的深入研究需要“书体”与“字体”理论相结合 |
| (三) 研究中的“过誉”与“误读”需要以批评的视域重新思考 |
| 二、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书法史论中涉及晚明草书研究的成果 |
| (二) 草书体研究中涉及晚明草书研究的成果 |
| (三) 以晚明草书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 |
| 三、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 (一) “晚明”的界定及研究书家的范围 |
| (二) “草书”的界定及研究材料的范围 |
| 四、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背景及基本形态 |
| 第一节 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社会生态 |
| 一、繁荣与衰飒——经济结构变化下的社会转型 |
| 二、僭越与世俗——政治力量失衡下的士人行为转变 |
| 三、彰异与抒发——文艺思想与美学观念下的草书“抒情化”倾向 |
| 四、递传与趣尚——文人圈层对刻帖及草书鉴藏的关注 |
| 第二节 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书体发展背景 |
| 一、草书形体潦草化的滥觞阶段 |
| 二、草书的发生与形成阶段 |
| 三、草书的形定与调整阶段 |
| 四、草书的标准确立与突破阶段 |
| 五、草书风格的延展与探索阶段 |
| 第三节 晚明草书继承的观念及途径 |
| 一、法崇魏晋独宗羲献——晚明草书继承的理想观念 |
| 二、融合汉唐延扩宋元——晚明草书继承的实践途径 |
| 三、汲取同代承延为继——晚明草书对明前中期草书特徵的汲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明草书笔法形态的正统探索与个性延展 |
| 第一节 古法再造:草书笔法的流传及明代对笔法谱系的接受 |
| 一、草书笔法的流变述略 |
| 二、明代对草书笔法谱系的接受 |
| 第二节 晚明草书“正统笔法”观念及其构成 |
| 一、董其昌、邢侗草书笔法正统意识的构建及坚守 |
| 二、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草书笔法正统观念的构建 |
| 三、王铎、傅山的草书笔法正统观念的多维构成 |
| 第三节 晚明草书家个体笔法理念的差异化 |
| 一、“平淡”与“雄强”——董其昌与王铎草书笔法理念的比较 |
| 二、董其昌的“疑问”——董其昌对张瑞图新型笔法的态度 |
| 三、“遒”“媚”之间——倪元璐与黄道周笔法理念的侧重 |
| 四、“用笔”与“信笔”——关于王铎与傅山草书笔法理念中“随意性”的探讨 |
| 第四节 晚明草书笔法的实践延展 |
| 一、晚明草书实践条件与笔法的关联性 |
| 二、晚明草书笔法实践的类型及特徵 |
| 三、晚明草书笔法“个性化线变”的价值与缺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明草书墨法形态的维度开拓与创造 |
| 第一节 聚墨成形:魏晋至晚明时期墨法理念流变的阶段性 |
| 一、魏晋至唐对墨法观念的基础构建 |
| 二、唐代墨法的整体渐变 |
| 三、元至明前中期的自觉反思与调试 |
| 四、晚明至清代对墨法的突变及总结 |
| 第二节 晚明草书墨法在实践中“泛化”的成因 |
| 一、物体条件方面的因素 |
| 二、草书家主观能动方面的作用 |
| 第三节 晚明草书“创造性墨变”的维度及特徵 |
| 一、“淡墨”非“淡” |
| 二、“浓重焦渴”施以“力感” |
| 三、“涨墨”与“破墨”的利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明草书字法形态的择用与再草化 |
| 第一节 美草法之最奇:草书字法的内涵及晚明字法的特徵 |
| 一、晚明之前草书字法的发展状态 |
| 二、晚明草书字法意识及特徵 |
| 第二节 晚明草书符号草法的择用与改造 |
| 一、主要符号 |
| 二、其他符号 |
| 第三节 晚明草书形体字法再草化的类型 |
| 一、极简草化 |
| 二、极繁草化及楷行化 |
| 三、异写形变及奇异草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明草书结体形态的奇异形变及空间特徵 |
| 第一节 因时相传:晋唐到晚明草书结体空间演化规律述略 |
| 一、从“简炼组合”到“缭绕连绵” |
| 二、从“衡匀合度”到“矛盾对冲” |
| 三、从“点线结合”到“点线成面” |
| 第二节 晚明草书单字结体的形变与奇异性 |
| 一、字形:展大与形扩 |
| 二、部件:位移与逾越 |
| 三、结体:缭绕与支离 |
| 四、空间:疏密与缩放 |
| 第三节 晚明草书字组结体的构成类型及特徵 |
| 一、均称平衡类 |
| 二、动态变化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明草书章法与势的表现提升及审美视域的拓展 |
| 第一节 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构成问题寻绎 |
| 一、设定参照系与参数的测算方法 |
| 二、以参数视角考察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情况 |
| 第二节 晚明草书章法的欹正关系探微 |
| 一、“横中心倾角线”和“横行线律动” |
| 二、从横向律动角度看晚明草书的欹正对立 |
| 第三节 晚明草书章法的区域对比与表现力 |
| 一、区域平衡的逐步突破 |
| 二、微观与宏观空白的营造 |
| 第四节 晚明草书势的嬗变与审美视域的拓宽 |
| 一、晚明草书势的类型及特徵 |
| 二、晚明草书审美视域拓宽的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明草书理论形态的构建及其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明代文艺思想与书学理论的关系 |
| 一、文艺思想对明代书学理论的影响 |
| 二、明代前期及中後期书学理论的特徵 |
| 第二节 承袭与转化:晚明草书相关理论述评 |
| 一、新古两极:徐渭、项穆 |
| 二、遵古纳新:董其昌、邢侗、赵宦光、李日华 |
| 三、依古反思:王铎、黄道周、傅山 |
| 第三节 推崇与思索:晚明草书的历史地位 |
| 本章小结 |
| 附表:《本文研究所见晚明草书作品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版资料 |
| 二、古代文献 |
| 三、现代着作 |
| 四、学位论文 |
| 五、期刊文章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後记 |
| 下编:《晚明草书字形汇编》 |
| 一、介绍 |
| 二、凡例 |
| 三、索引 |
| 四、正文 |
（3）我国化石能源跨期配置问题研究 ——基于新能源替代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能源分类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文献综述 |
| 3 我国化石能源和新能源消费现状与趋势分析 |
| 3.1 化石能源消费现状与趋势 |
| 3.2 新能源消费现状与趋势 |
| 3.3 化石能源和新能源能效分析 |
| 3.4 新能源替代对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
| 3.5 新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路径直接影响检验 |
| 3.6 本章小结 |
| 4 新能源对化石能源微观配置路径影响研究 |
| 4.1 Hotelling最优开采模型 |
| 4.2 新能源替代与污染约束下化石能源开采路径研究 |
| 4.3 新能源替代下多主体开采问题研究 |
| 4.4 贴现率不确定性对化石能源开采路径的影响研究 |
| 4.5 储量、技术不确定性对替代节点的影响研究 |
| 4.6 本章小结 |
| 5 新能源替代对化石能源宏观配置路径影响研究 |
| 5.1 新古典增长研究框架 |
| 5.2 基于新能源替代的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研究 |
| 5.3 最优替代节点 |
| 5.4 数值模拟及敏感性分析 |
| 5.5 微观替代与宏观替代协调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新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路径影响实证分析 |
| 6.1 化石能源消费多因素分析 |
| 6.2 化石能源消费峰值预测 |
| 6.3 煤炭资源节能减排潜力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创新点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政策建议 |
| 7.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青藏高原沙漠化逆转及其对高原气候突变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气候变化与沙漠化的关系 |
| 1.4 存在的问题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预期特色和可能创新点 |
| 1.7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资料和方法 |
| 2.1 资料 |
| 2.2 方法 |
| 第三章 青藏高原沙漠化逆转特征 |
| 3.1 青藏高原NDVI变化 |
| 3.2 青藏高原沙漠化时空变化特征 |
| 3.3 荒漠化与沙化状况的监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及其与植被的关系 |
| 4.1 高原气温的时空变化特征 |
| 4.2 高原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 |
| 4.3 高原风速的时空变化特征 |
| 4.4 青藏高原季风变化及其各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 |
| 4.5 青藏高原气候因子及季风变化与植被的关系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原积雪冻土的变化及其与植被的关系 |
| 5.1 高原积雪日数的气候特征 |
| 5.2 青藏高原冻土的气候特征 |
| 5.3 青藏高原积雪冻土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
| 5.4 青藏高原积雪冻土与植被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南海季风与高原沙漠化逆转的关系 |
| 6.1 南海夏季风建立与结束日期的气候特征 |
| 6.2 南海夏季风与高原冬季积雪日数的关系 |
| 6.3 南海夏季风结束日期与高原季风的关系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特色及创新点 |
| 7.3 存在的不足与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邢福义汉语复句理论及其对对外汉语复句教学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创新点与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2 汉语复句研究文献综述 |
| 2.1 汉语复句研究相关文献 |
| 2.2 汉语单复句划分问题 |
| 2.3 汉语复句分类问题 |
| 2.4 关于邢福义汉语复句理论的研究 |
| 2.5 对外汉语复句教学的研究 |
| 3 邢福义汉语研究基本情况 |
| 3.1 邢福义汉语语法研究 |
| 3.2 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 |
| 3.3 邢福义汉语复句三分法 |
| 4 邢福义汉语复句理论基本特点 |
| 4.1 逻辑与事实的结合 |
| 4.2 关系和标志的结合 |
| 4.3 语表、语里和语值的结合 |
| 5 邢福义复句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 逻辑关系与事实关系模糊 |
| 5.2 三分复句理据模糊 |
| 5.3 二级复句归类理据模糊 |
| 6 邢福义汉语复句理论对对外汉语复句教学的启示 |
| 6.1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语复句教学基本现状 |
| 6.2 目前对外汉语复句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3 邢福义汉语复句理论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8）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四节 贵格会与巴哈伊概况及差异 |
| 第一章 两大教团初创期之信仰群体与公共活动 |
| 第一节 社会改革中的异见群体 |
| 一、英国新教改革中的贵格会 |
| 二、波斯现代化改革中的巴布与巴哈伊教派 |
| 第二节 贵格会与巴布教派的激进行为 |
| 一、贵格会的激进表现 |
| 二、巴布教派的暴力冲突 |
| 第三节 公共事件后的宗教温和意识 |
| 一、贵格会之自省转折:内勒尔事件 |
| 二、巴布教派之内部分歧:塔希丽事件 |
| 第四节 比较与探讨 |
| 一、理论层面比较与探讨 |
| 二、实践层面比较与探讨 |
| 第二章 两大教团发展期之海外转移与组织调整 |
| 第一节 宗教打压下的生存危机 |
| 一、英国贵格会的艰难境况 |
| 二、波斯巴哈伊的艰苦岁月 |
| 第二节 自存意识下的海外转移 |
| 一、初传新英格兰的贵格会 |
| 二、巴哈伊教派初到美国 |
| 第三节 发展意识下的组织创建与调整 |
| 一、贵格会伦敦中心与跨大西洋组织 |
| 二、巴哈伊灵体会与世界正义院 |
| 第四节 比较与探讨 |
| 一、理论层面的比较与探讨 |
| 二、实践层面的比较与探讨 |
| 第三章 两大教团和平期之和谐理念与和谐实践 |
| 第一节 和谐理念的深入诠释 |
| 一、贵格会:罗伯特·巴克莱与威廉·佩恩的宽容思想 |
| 二、巴哈伊: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的和平思想 |
| 第二节 和平实践的外在表现 |
| 一、贵格会:宾夕法尼亚“神圣实验” |
| 二、巴哈伊:“全球发展计划”及践行 |
| 第三节 宽容和平的教内规行 |
| 一、贵格会的教内禁令 |
| 二、巴哈伊的教内预警 |
| 第四节 比较与探讨 |
| 一、理论层面的比较与探讨 |
| 二、实践层面的比较与探讨 |
| 第四章 两大教团从激进到平和之特征比较 |
| 第一节 异中有同的自我标识 |
| 一、贵格会“光明之子”到“天赋平等”的观念深化 |
| 二、巴哈伊“人类一体”与“宗教同源”的内核坚守 |
| 第二节 同中有异的社会融入 |
| 一、贵格会与与世俗社会的妥协 |
| 二、巴哈伊与世俗社会的共融 |
| 第三节 同中有异的管理模式 |
| 一、贵格会领袖情结与松散管理模式 |
| 二、巴哈伊领袖情结与民主集中管理模式 |
| 第四节 比较与探讨 |
| 一、理论层面的比较与探讨 |
| 二、实践层面的比较与探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早期贵格会大事年表(1643-1723) |
| 附录二 早期巴哈伊大事年表(1817-1963)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2001年有转折没有突破（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汉语“有”“无/没”前置框架构式研究[D]. 沈灿淑.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晚明草书研究[D]. 赵紫文. 吉林大学, 2020(04)
- [3]我国化石能源跨期配置问题研究 ——基于新能源替代视角[D]. 仓定帮.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青藏高原沙漠化逆转及其对高原气候突变的响应[D]. 蒋元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7]邢福义汉语复句理论及其对对外汉语复句教学的启示[D]. 王丽鑫. 浙江大学, 2020(02)
- [8]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9]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10]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D]. 章景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标签：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