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暂不对我农产品采取正式限制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金度勋[1]（2021）在《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旨在通过对韩国和日本两国国内行为体的政治行为的比较分析,考察韩日两国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呈现不同结果的原因。为此,论文采用双层博弈论和否决者理论的研究框架,并通过“获胜集合（Win-Set）”概念分析贸易谈判的过程,验证了三个国内政治因素——即“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国内政治制度”和“谈判代表的战略”——和农业贸易自由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相关关系,论文进而分析其因果逻辑。作者提出的假设是,韩日两国的农业政治经济结构塑造并影响着政府、国会等国内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设置,而国内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设置又限制着韩日两国谈判代表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可能采取的战略,这最终决定了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所达成协议的内容。为检验这一假设,论文以韩国和日本两国所展开的八场谈判为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而言,作者将韩日两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即1980-2000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的第一阶段和2000年代以来在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韩国和日本两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主要是由美国的压力引发,这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围绕大米、牛肉等重要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即“关税化（Tariff ication）”——问题所展开。在这一阶段,韩日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牛肉和大米市场自由化谈判中得到不同的结果。其中,两国国内否决者对贸易自由化的偏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总统、政府各部门和国会等决策部门在这个阶段的偏好一致,他们坚决反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这种偏好结构使得韩国的获胜集合规模很小,从而加强了政府抵制“外压（Foreign Pressure）”的谈判筹码,也使得韩国最终获得了近乎理想的谈判结果。相反,日本国内各行为体对农业贸易自由化形成了分散的偏好结构,即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同时存在着对农业贸易自由化持赞成和反对立场的行为体。其中,支持自由化的行为体作为美国“沉默的盟友”通过说服国内鹰派等方式扩大了本国的获胜集合;他们通过扩大获胜集合并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促进了日本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在第二阶段,韩国和日本两国以自由贸易协定（FTA/EPA）的形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在这个阶段,由于韩日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差异,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中又展现了与第一阶段截然不同的面貌。具体而言,韩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方面,国内行为体对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形成了分散的偏好结构,而且对外贸易谈判的权限集中于通商交涉本部,而标榜保护主义的农林水产部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在国内政治制度方面,在2008年出现的“一致政府”状态下,在野党的牵制能力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使得韩国同美国、欧盟等农业强国签订了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从而大大开放了国内农产品进口市场。与此相反,日本在这个阶段的三个国内政治因素与第一阶段相比变化不大,这使得日本在这个阶段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方面相对于韩国而言表现出保守的特征。在这个阶段,虽然日本政府在农业贸易谈判的政治制度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权力——如于2013年设立“TPP政府对策本部”并统一政府的对外贸易谈判权限,也成功地推进并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是农林水产省依然在“四省共同议长制度”下事实上长期控制着农业领域的贸易谈判权限,而且农林族议员通过农政“铁三角”在国内决策机制中仍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一直约束着国内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水平,从而使日本在TPP谈判中成功地阻止了大米、小麦、猪牛肉、乳制品、糖类等五大“圣域”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综上,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中,韩国表现出先保守后开放的特征,而日本相对韩国而言表现出先开放后保守的特征。之所以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其因主要在于韩日两国三个国内政治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韩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不同的结果,从而验证了三个国内政治因素跟自由贸易政策的协商结果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特别地,在三个国内政治因素中,应该优先考虑“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权力分布”,因为它对政治选择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其次,应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如谈判权限是否集中、批准方面是否存在“分治政府”,因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制约着政治家与谈判代表在政治抉择中的制度空间;再次,在前两大因素的基础上,探讨“谈判代表的战略”,相对而言,“谈判代表的战略”同时受到其他两大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和“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谈判代表的战略”是否能够作为重要变量以及其在谈判中所能发挥出的作用水平。
孔令通[2]（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徐乾宇[3]（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龚谨[4]（2020）在《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受中国大麦种植规模减少和啤酒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的影响,一直以来国内大麦市场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产需缺口。2004-2013年,中国大麦年均进口量为181.31万吨,进口量相对比较稳定。2014-2018年,大麦进口量出现大幅增长,年均进口量增加到736.24万吨,其中,2015年更是达到1073.23万吨的历史高点。受国内贸易政策干预的影响,大麦进口增长的同时年际波动明显加剧,这给国内大麦及其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给大麦替代品——玉米市场化改革带来不小的扰动因素;给政府调控国内大麦市场供求、稳定价格带来一定困难;给特定地区的农户增收及脱贫攻坚战带来一定挑战。因此,理清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及其影响,对于完善大麦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梳理总结了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世界与中国大麦供需特征;其次,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玉米市场的替代效应,剖析大麦大量进口的原因;然后,重点分析大麦进口对大麦和关联产业贸易市场的影响,运用Armington模型分析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的替代弹性,运用剩余需求弹性模型分析中国大麦进口对其他大麦进口国进口来源的替代效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国际贸易的影响;再次,运用logit模型分析大麦相对价格变化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最后,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论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一方面,世界大麦市场供需维持“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大麦进口受饲料消费需求旺盛和贸易政策调整的双重影响,大麦进口波动明显加剧,加之进口市场集中度过高,对中国大麦进口和产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第二,进口大麦价格相对国内玉米和大麦价格更加低廉,导致大麦饲料消费需求剧增,是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大麦价格优势能够显着降低国内玉米饲用消费量,当大麦价格优势每吨增加100元,国内玉米消费量将减少284.2万吨;当进口大麦相对国产玉米和国产大麦的价格优势扩大时,大麦进口量会显着增加。第三,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大麦进口增长对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大麦出口国带来外溢影响;进口大麦价格提高对国内啤酒进出口形成一定的冲击。第四,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明显的挤压效应。从宏观层面看,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当上一年度的大麦进口量增加1%时,本年度的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将减少2.418%,这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口大麦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了明显的挤压。从微观层面看,大麦相对价格的提高能够显着增强农户种植大麦意愿。当大麦价格相对其他竞争性作物价格提高时,农户种植大麦意愿也会更高。第五,非关税措施的使用对中国大麦进口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其中,将大麦纳入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对中国大麦进口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显着增加中国大麦进口量。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二是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三是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四是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从替代效应的视角对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2.系统地阐明了大麦进口增长的外溢冲击,为大麦和相关行业顶层设计的政策协同提供现实依据;3.定量评价了中国大麦贸易政策的使用效果。
王宇鹏[5]（2020）在《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新世纪初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来发展增速期。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转向寻求区域贸易安排的解决方案。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加快了对外商谈自贸区的步伐。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主导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开始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一些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此背景下于2013年启动谈判,于2019年2月生效。欧日EPA是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自由化程度高,内容丰富。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欧日达成EPA对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社会福利和气候环境等都将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同时将对其他自贸协定起到示范作用,决定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全球治理模式的调整。中国是欧日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欧日EPA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投资、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中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全球自贸区战略,当前面临着多边贸易体制深刻调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尚未完全平息等诸多风险挑战。欧日EPA将对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和开放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欧日EPA协定的效应作为研究主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欧日EPA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二是欧日EPA对中国在宏观经济、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劳工环保、规则治理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一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传统和新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欧日自贸区的贸易投资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引力模型、GTAP模型和LMDI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二是运用历史与现实对照分析的方法,理清近二十年来欧日贸易投资的发展历程,来解释当下欧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态势问题;三是将微观的产业研究与宏观的经济贸易研究统一起来,不但从经济总量、贸易和投资格局等角度探究贸易投资发展潜力,又从微观层面的具体产业和产品入手,探究竞争性和互补性问题;四是综合运用横向与纵向对比方法,既对欧日经贸合作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阐述,也对中国和欧日的贸易投资规模、结构和竞争力水平进行横向比较。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内容如下:首先是引言和文献综述理论探索。接下来主要探讨了欧日签署EPA的背景和基础,对欧日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情况进行梳理,通过贸易结合度指数、互补性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欧日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GI指数对欧日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情况展开研究。其次分析了欧日EPA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主要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投资自由化四方面介绍了协定的框架内容,从公司治理、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补贴和国企、贸易救济等九个方面阐述了欧日协定在规则上与以往自贸协定相比的主要特点。再次阐述欧日EPA的经济效应,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着手。理论分析方面,从贸易自由化视角和比较优势视角分析了贸易效应,从投资转移效应和投资创造效应两方面探讨投资效应,同时阐述了竞争效应和轮轴-辐条效应。实证分析方面,基于引力模型,对欧日EPA的投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GTAP模型,研究了EPA协定对欧日GDP、贸易条件、要素回报、福利水平、各部门产出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的影响。然后对欧日EPA的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展开分析。一是社会效应,理论层面,从就业创造、保障劳工权利和公民社会参与劳工政策磋商角度探讨;实证层面,运用GTAP模型分析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二是环境效应,理论层面,从环境产品和服务便利化、资源利用效率、废弃物产生量、监管能力和实施多边环境协定角度探讨,实证层面,运用LMDI模型将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进行分析。三是规则治理效应,主要分为补贴和国企、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政府采购等方面,分析对规则的引领作用。接下来是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在梳理中国与欧日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日竞争性和互补性、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展开详细分析,然后重点是对中国的贸易、投资等经济影响以及国企补贴、可持续发展等规则治理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基于GTAP模型对中国的GDP、出口、要素回报、贸易条件、福利水平、环境等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如下:一方面是欧日EPA的效应。第一,双方的经济效应均是正向而明显的,日本在GDP、贸易、福利等方面获益程度高于欧盟。欧盟收益最大的是纺织服装皮革业,受损最大的是汽车制造业;日本产出获益最大的是汽车业,产出降幅最大的是乳制品产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均为负面,但降幅较小。第二,贸易促进效应明显,日本的进出口增幅均高于欧盟。其他经济体都遭受负面影响,但程度有限。日本的贸易条件改善,而欧盟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第三,双向投资的促进效应比较显着,欧日在投资领域放宽市场准入产生投资创造效应,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布局的调整引起投资转移效应。区外经济体对区内也产生投资转移和创造。第四,社会和环境效应明显。社会效应方面,改善双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提升双方就业水平,实现对劳工权利的更好保护。环境效应方面,促进环境贸易便利化,对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加大了欧日对应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第五,对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方式影响深远,加严了补贴和国有企业规则纪律,对未来自贸协定的公司治理内容起到示范作用,引领全球政府采购规则主导权,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预做铺垫。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影响。第一,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无论是GDP、福利水平、产出都是全球经济体中下降幅度较大的。但是负面效应总体可控。第二,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冲击,贸易转移效应比较明显,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与欧日的出口产品结构存在差异化,影响有限。受损最大的是对欧电子设备出口和对日纺织服装皮革出口。第三,对中国吸引投资造成较大压力,可能使部分对华投资转移至欧日。第四,对中国劳工和环保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劳工和环境高标准对中国造成相当压力,挑战中国政策底线。另一方便有助于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五,对中国的规则制定和治理模式兼具机遇和挑战。既企图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又可倒逼我深化改革。为此,本文提出五点政策建议:一是以大型自贸伙伴为重点,推动尽快结束或实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RCEP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协定。二是抓住一大批中小型经济体,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三是显着提高自贸协定的自由化水平,扩大服务业开放,改善营商环境,争取在新规则议题上有实质性突破。四是加强与自贸区相适应和配套的国内政策调整,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处理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平衡关系,以实际行动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不仅分析欧日EPA的经济影响,还创新性地使用了LMDI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维度,分析了欧日自贸区的环境效应。此外,本文还阐述了协定对于全球规则制定和治理体系的影响,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补贴、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对于中国在学习借鉴全球领先的自贸区模式和规则、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有启示作用。
刘刚[6]（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周志波[7]（2019）在《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农业资源环境呈现总体持续恶化趋势,农业生产基础环境不断遭到侵蚀和破坏,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威胁到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形势也不容乐观,同时面临内源性面源污染和外源性面源污染的双重压力,这将严重制约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农业绿色发展的文件时指出,“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因此,研究农业面源污染规制问题,具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的战略意义。理论研究表明,环境税在点源污染规制方面比较有效,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也证实,环境税规制点源污染具有有效性。但是,环境税制度能否向农业面源污染延伸呢?如果可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是否有效呢?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科学问题——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是否具有有效性?本文将在既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建立基准分析框架,利用实验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方法,分析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问题,随后放松相关经济假设,寻求最优的环境税政策工具组合,并就具体的制度设计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农业面源污染现状趋势、经济规制理论基础及规制工具选择。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全球和国内农业面源污染发展态势,阐述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和规制的相关理论,分析各种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优势。（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在外部性内生化和有条件的完全信息情境下,构建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基准分析框架,主要运用博弈论、实验经济学等方法,从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环境税机制和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进一步放松基准模型假设,引入减排成本信息不对称和污染者异质性,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体罚款和污染总量型环境税机制下污染者的合作共谋行为,对两种机制的有效性进行再检验。（3）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进一步细化农业生产过程,在一个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基于环境税和环保补贴的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政策效应,并据此得出最优的政策工具组合。（4）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设计。根据理论研究结果,就中国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模式选择、制度要素设计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提出具体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从技术层面讲,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技术可行性,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比较优势。从政治层面讲,只要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政治可行性。（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有效性。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比较分析发现,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两种机制在效率性和稳定性方面都令人满意。以规制效率性、实验组间稳定性和博弈轮次间稳定性三个指标为依据,对几种机制的优先级按由高到低排序为: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与要素投入型环境税基本相当）→污染总量型环境税→集体罚款→污染总量型环境税—补贴。（3）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实现社会最优的方法很多,但最优的环境税规制政策组合包含三大工具,即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绿色农业发展补贴。（4）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以确保合意性。在制度模式选择层面,要坚持财政中性改革原则,实行政策预告、试运行、专款专用等制度,并防止出现“框架效应”。在税制要素设计层面,需要重点关注规制对象、规制标准和规制手段,可以通过间接规制达到政策目标。在配套制度建设层面,需要从法律法规、财政预算、农业技术推广认证、工程技术和强制管制等方面加强保障。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结果,对农业面源污染规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1）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分类施策。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应当根据面源污染的不同特征和各种规制政策的适用范围,进行分类规制、综合施策。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性比较优势,在污染排放弹性大、污染损害小且环境破坏可逆的情境下才能得到有效发挥。（2）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需要从正向和反向两个方面同时给予面源污染者激励,建立一种双向激励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环境政策目标。（3）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纠正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素投入型环境税和产出水平型环境税,在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具有效率性和稳定性,并且相对其他机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建议调整当前关于污染性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品和农业产出品的增值税政策,实行统一的增值税税率。一方面,理论上的增值税制度要求实行单一的税率,并尽量减少免税和不征税的环节,以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另一方面,对污染性要素投入品和产生污染较多的农产品征收统一的增值税,有利于纠正免税或实行低税率政策可能诱导面源污染过度排放的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四个方面的创新:（1）信息约束下的间接规制。鉴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随机性和不易观测性,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条件下,突破传统庇古税（Pigouvian tax）理论的直接规制框架,按照间接规制思路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规制,规避了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相关信息需求。（2）面源污染外部性的内生化。在有条件的信息不对称情境下,考虑污染者与环境之间的反馈效应,假设农业面源污染者本身受到污染的影响,将面源污染的环境负外部性内生化,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环境税机制及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3）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适切应用。在环境税并未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实际单独征收的背景下,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政策情境进行模拟,使得研究结论更具可信性、政策建议更具可行性。（4）统一框架下的政策模拟。构建一个基准框架,将四种环境税机制和集体罚款机制放在同一框架内进行比较分析,以无规制的情境为基准,模拟了各种规制机制的政策效应,并根据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层面的三个指标,对各种规制机制进行排序。
叶萌[8]（2019）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代,我国流通业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体制,构建现代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当今世界,标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其已成为一个国家、产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所普遍遵守的技术规则,而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制度,是管理和规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其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果说流通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那么标准化则是流通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技术导向和战略依据,是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这一“硬实力”战略目标的重要“软实力”战略手段。当前,尽管部分专家学者已从管理学角度对于流通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有关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则相对较少,故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将标准推向国际商品流通市场竞争的前沿”和“我国流通业发展新时代、新常态对标准化提出的战略需求”的两个大背景下,深入系统地研究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为切入点,提出以下4个需要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标准化究竟是如何通过其经济作用来影响流通业发展的?二是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的程度效果如何?三是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有哪些?四是基于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经济影响程度的结果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推动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经济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标准化经济效应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流通业标准化相关概念、核心问题等基本原理的阐释,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化无论是对流通业的整体发展和还是对流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过程而言均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文选取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作为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5个方面,在就标准化对上述5个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行简要阐释后,运用我国流通业发展及其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相关经济数据,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扩展后的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中观层面对定性理论分析进行了定量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的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成本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将会下降0.208384%,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增强可以减少其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复性,并加速相关创新成果的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以专利为代表的丰富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市场结构情况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同样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流通业的市场结构,尽管我国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但标准化可以强化执行相关标准流通企业的市场势力,同时提高商品流通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其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的市场地位可以通过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同时为强化这一市场地位需要更多优质、保证良性竞争的标准来支撑引导。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增长的人均产出将会增加（或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0.187583%,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产出增长。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036979%和0.054960%,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随后,本文基于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梳理,分析了其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建设发展现状、成功经验与特点的比较,从中总结了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发展的启示。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业的标准化建设中仍在标准本身、标准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及其作用的认知有偏差和误区、观念亟需转变,与流通业标准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流通业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僵化,流通业标准化的运行机制滞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而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自愿性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体系、拥有多层次的商品流通领域技术法规体系、具备完善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实施监督体系、制定规范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由检验机构参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起草和审查、通过政府授权民间机构主导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均遵循市场化原则、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服务呈现信息化趋、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且流通业标准化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将本国流通业国家标准的战略定位转向国际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在标准体系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战略定位等层面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本文从将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上升到产业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实施流通业的标准化战略与促进其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对策,主要包括:在指导思想上,应把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要务,应把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为根本原则,应把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在发展导向上,应把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作为今后发展导向,应把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作为流通业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导向,应把以自愿性标准为基础的体制作为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的发展导向,应把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作为发展导向;在发展目标上,应按“两阶段”和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分别确定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发展重点上,应把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重点在覆盖商业、物流业两个主要行业领域的基础上,还要包括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重要产品追溯、居民服务、商务服务以及其他与商品流通相关行业等领域的标准;在主要措施上,应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郑学伟[9]（2019）在《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私营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对于发展繁荣经济、保障战争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党确立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逐渐确立并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在建国后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立了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同时,在各地具体执行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分打击私营工商业、急于消灭私营工商业的“左”的错误,以及过于依赖私营工商业、不敢同私营工商业开展必要斗争的右的错误。针对这种情况,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更好地发展私营工商业,党建立了工商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接管城市工商局的建立,为建国后中央一级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积累了工作经验。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中央私营企业局、中央外资企业局,开展私营工商业、外资企业相关工作。中央外资企业局作为单独建制的单位,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50年3月,中央外资企业局与中央私营企业局合署办公,中央私营企业局设立了外资企业处。中央私营企业局成立后,开展了促进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积极宣传阐释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对私营工商业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全面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动态,以及私营工商业者思想动态;为改变建国初经济落后的局面,中央私营企业局积极做好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除旧布新工作,全面清理、接管官僚资本、敌伪产业,开展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工作,并为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增强私营工商业投资的积极性,拟定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等。同时,中央私营企业局还从筹建全国及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外资企业注册监管等方面,做好保护、促进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建国初期,在国家财经统一后,由于市场物价稳定,由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出现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私营工商业发展较为困难。针对此,党和国家确定了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此过程中,中央私营企业局及时掌握对于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具体组织召开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确立了开展加工订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等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加工订货工作以中央私营企业局、各地工商局为牵头部门开展,在加工订货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经济合同监管职能,也自然主要由其承担。在此过程中,为更好地开展工商业调整工作,加强中央私营企业局同各地工商局的工作联系,1950年7月15日,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名义署名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加强私企局工作决定》。中央私营企业局开展的调整工商业相关工作,为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加工订货的过程,同时是政府财政工作部门、国营经济将私营工商业纳入计划生产,对私营工商业开展改造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经济形势不好时,私营工商业会要求国家加大加工订货的力度,经济形势好时,私营工商业就会以各种形式抵抗国家的加工订货。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私营工商业更是出现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情况,极大危害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及人民群众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加大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力度,使私营工商业更好地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按照国家经济计划,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同时,“三反”“五反”运动,使私营工商业再一次出现了发展困难、歇业大量增加、城乡物资交流不畅等情况。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开展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央私营企业局及各地工商局重点开展了进一步规范加工订货、进一步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监督改造、进一步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等调整私营工商业的相关工作。1952年11月,中央私营企业局改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从隶属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改为直接隶属于政务院。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是建国初经济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中央私营企业局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样是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管理这一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中央私营企业局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是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力量增强的过程,同时是同地方工商局联系不断加强,建立更完备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增强改造私营工商业工作力度的过程,这些都为后来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金宇[10]（2018）在《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的支持者,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明显加快了签署FTA的步伐。截止到2018年7月,日本已经完成了17个FTA的签署,8个FTA正在谈判,其中日本-哥伦比亚FTA实质性达成一致,RCEP、日本-加拿大FTA均表示要在2018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土耳其FTA和中日韩FTA正加紧谈判,实际上只有与海合会和韩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中,尤其是日本-欧盟FTA的签订使日本从落后的状态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排头兵”,与韩国并肩领跑。在FTA谈判中,农业议题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随着FTA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面对日本这样巨大且贸易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产品市场时FTA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巨大考验,在不断加强的保护中日益衰落的日本农业已经无力经受自由化的冲击。日本FTA谈判在两难困境下取得了显着效果,既推动了本国FTA谈判进程,又较好地保护了农产品市场,因此对其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值得进行研究。文章以日本FTA进程中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运用“双层博弈”模型总结了五种谈判模式的建立、构成和推广,分析了五种模式产生的历史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现实根源,在对谈判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2006-2015年十年间的农业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形成了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经验。文章认为,日本深入地思考并灵活运用关税手段,通过设置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文章提出了中国在FTA进程中农业议题谈判以及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的建议,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对象国,中国耕地少、农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与日本类似,如何借鉴日本谈判模式推进FTA值得思考,做到有的放矢,占据有利地位,既保证谈判结果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文章分为7章展开。第一章是绪论。说明了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研究意义和目的,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梳理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评价。第二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等相关理论,建立了FTA协定签署或不签署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国际政治学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要求保护农业贸易与国际主流经济学要求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建立了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第三章是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梳理了日本FTA的签订过程,总结了日本FTA的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等五个主要特点,并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决策体制之间的分歧、国际上的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农业保护现状等方面对日本FTA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的谈判模式分析。归纳了日本十多年来在外务省、经产省、农水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FTA具体谈判实践中的五种谈判模式,即: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在双层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上述模式的建立、“赢集”的构成、谈判的探索与实现及复制与推广。第五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日本悠久的农业保护政策构成了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持续低迷、粮食依赖进口、利益集团博弈等经济、外交、政治因素是现实根源。通过对全球化、区域化两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三个FTA农产品贸易降税模式的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讨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第六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和实证分析。在建立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若做出较大让步将面临巨大的农业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因此遵循着尽量不做让步、尽量保护农业核心利益、尽力争取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安全等方面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实证方面,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东盟等12个国家或地区在2006-2015十年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人口规模、贸易距离、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农产品生产总额、汇率、物价增长率、是否同盟国、FTA是否生效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和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影响。在分析中发现关税税率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对进口价格、数量产生影响,又对进口、出口产生影响,尤其是与FTA是否生效交互发生影响。分析表明农业议题尤其是关税谈判在FTA进程中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通过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第七章是启示与建议。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了中国FTA进展现状和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比较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同时就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分别提出了建议。
二、日本暂不对我农产品采取正式限制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暂不对我农产品采取正式限制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1）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政治制度与对外贸易政策 |
| 1.2.2 有关韩国和日本FTA政策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分析框架:双层博弈论 |
| 2.1 双层博弈和获胜集合 |
| 2.1.1 双层博弈:国内政治与对外谈判的互动 |
| 2.1.2 获胜集合 |
| 2.2 偏好、制度和战略 |
| 2.2.1 国内行为体的偏好、权力分配和可形成联盟 |
| 2.2.2 国内政治制度 |
| 2.2.3 谈判代表的战略 |
| 第三章 韩日农业政治经济比较 |
| 3.1 韩日农业结构比较 |
| 3.1.1 韩国的农业结构 |
| 3.1.2 日本的农业结构 |
| 3.2 韩日官僚组织的决策模式比较 |
| 3.2.1 韩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变迁历程 |
| 3.2.2 日本的官僚体系及其变迁历程 |
| 3.3 韩日国内批准制度比较 |
| 3.3.1 韩国的批准程序 |
| 3.3.2 日本的批准程序 |
| 第四章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1980-1990 年代) |
| 4.1 韩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
| 4.1.1 韩美牛肉进口自由化谈判 |
| 4.1.2 乌拉圭回合和韩国的大米关税化 |
| 4.2 日本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
| 4.2.1 美日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谈判 |
| 4.2.2 乌拉圭回合和日本的大米关税化 |
| 4.3 多边贸易体制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及其原因 |
| 4.3.1 多边贸易体制下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 |
| 4.3.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同的原因 |
| 第五章 自由贸易协定下的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2000 年代以来) |
| 5.1 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农业贸易自由化 |
| 5.1.1 部分开放时期(2001~2006):以韩国智利FTA为例 |
| 5.1.2 全面开放时期(2006~至今):以韩国美国FTA为例 |
| 5.2 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农业贸易自由化 |
| 5.2.1 部分开放时期(2001~2013):以日本墨西哥EPA为例 |
| 5.2.2 全面开放时期(2013~至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 |
| 5.3 自由贸易协定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及其原因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 |
| 5.3.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同的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签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农产品进口原因研究 |
| 1.2.2 农产品进口影响研究 |
| 1.2.3 农产品进口需求研究 |
| 1.2.4 国际贸易措施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性说明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替代效应 |
| 2.1.2 对外贸易政策 |
| 2.1.3 贸易救济措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需求弹性理论 |
| 第三章 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大麦供需特征 |
| 3.1 世界大麦供求基本情况 |
| 3.1.1 世界大麦生产 |
| 3.1.2 世界大麦消费 |
| 3.1.3 世界大麦贸易 |
| 3.2 中国大麦生产和消费 |
| 3.2.1 中国大麦生产 |
| 3.2.2 中国大麦消费 |
| 3.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 |
| 3.3.1 中国大麦进口规模与进口价格特征 |
| 3.3.2 中国大麦进口的市场结构特征 |
| 3.3.3 中国大麦贸易竞争力指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
| 4.1 玉米及其替代品消费概况 |
| 4.2 进口大麦替代国内玉米饲用消费的原因 |
| 4.2.1 大麦在玉米替代品中的功能和用途优势 |
| 4.2.2 大麦替代国内玉米的价格因素分析 |
| 4.2.3 不同替代品对国内玉米的实际替代量 |
| 4.3 中国大麦价格优势对玉米饲用消费的影响 |
| 4.3.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增长对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的冲击 |
| 5.1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的替代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1.3 中国大麦进口来源的可依赖性分析 |
| 5.2 中国大麦进口的“大国效应”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啤酒进出口的冲击 |
| 5.3.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生产的冲击 |
| 6.1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种植影响的宏观实证分析 |
| 6.1.1 理论基础 |
| 6.1.2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6.1.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 大麦相对价格对农户大麦种植意愿影响的微观实证分析 |
| 6.2.1 理论模型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和样本说明 |
| 6.2.3 变量设置和描述性统计 |
| 6.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及其影响 |
| 7.1 主要大麦贸易国的贸易政策 |
| 7.1.1 澳大利亚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1.2 加拿大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1.3 法国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2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演变 |
| 7.2.1 平稳运行期(2001-2014年) |
| 7.2.2 动态调整期(2015年-至今) |
| 7.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调整的原因 |
| 7.3.1 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进口量和进口价格变化趋势 |
| 7.3.2 中国大麦产业损害的基本情况 |
| 7.3.3 澳大利亚大麦倾销与中国大麦产业损害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
| 7.4 贸易政策干预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 |
| 7.4.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7.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 |
| 8.1.2 价格优势引起对玉米的替代是大麦进口增长的根源 |
| 8.1.3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和啤酒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 |
| 8.1.4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生产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 |
| 8.1.5 非关税措施能有效控制大麦进口的规模和节奏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 |
| 8.2.2 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 |
| 8.2.3 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 |
| 8.2.4 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特点 |
| 1.1.2 欧盟和日本的自贸区战略 |
| 1.1.3 中国的自贸区战略 |
| 1.1.4 选题和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和逻辑框架 |
| 1.3.2 创新点和存在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探索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1.2 欧日自贸区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关理论 |
| 2.2.1 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2.2 自贸区相关理论 |
| 2.2.3 理论评述 |
| 第3章 欧日签署EPA的背景与基础 |
| 3.1 货物贸易情况 |
| 3.1.1 总体货物贸易情况 |
| 3.1.2 双边贸易情况 |
| 3.1.3 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
| 3.2 服务贸易发展 |
| 3.3 双向投资发展 |
| 3.4 比较优势分析 |
| 3.5 竞争优势分析 |
| 3.6 产业内贸易分析 |
| 第4章 欧日EPA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4.1 主要内容 |
| 4.1.1 货物贸易 |
| 4.1.2 服务贸易 |
| 4.1.3 非关税壁垒 |
| 4.1.4 投资自由化 |
| 4.2 主要特点 |
| 第5章 欧日EPA的经济效应 |
| 5.1 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1.1 贸易效应 |
| 5.1.2 投资效应 |
| 5.1.3 竞争效应 |
| 5.1.4 轮轴-辐条效应 |
| 5.2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简述 |
| 5.2.2 数据与方法 |
| 5.2.3 结果分析 |
| 5.3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3.1 关税削减程度 |
| 5.3.2 模型和模拟方案 |
| 5.3.3 结果分析 |
| 第6章 欧日EPA的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 |
| 6.1 社会效应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2 环境效应 |
| 6.2.1 理论分析 |
| 6.2.2 基于LMDI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 规则治理效应 |
| 6.3.1 补贴和国有企业 |
| 6.3.2 公司治理和市场导向 |
| 6.3.3 可持续发展 |
| 6.3.4 政府采购 |
| 6.3.5 投资保护 |
| 第7章 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
| 7.1 中国与欧日双边合作情况 |
| 7.1.1 双边贸易 |
| 7.1.2 双向投资 |
| 7.2 中国与欧日贸易分析 |
| 7.2.1 竞争性和互补性 |
| 7.2.2 比较优势 |
| 7.2.3 竞争优势 |
| 7.2.4 产业内贸易 |
| 7.3 欧日EPA对中国的影响 |
| 7.3.1 理论分析 |
| 7.3.2 实证分析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1.1 欧日EPA的综合效应 |
| 8.1.2 欧日EPA对中国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的重要意义 |
| 8.2.2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总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标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理论框架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信息约束下的间接规制 |
| 1.4.2 面源污染外部性的内生化 |
| 1.4.3 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适切应用 |
| 1.4.4 统一框架下的政策模拟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术语界定 |
| 2.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主流研究 |
| 2.1.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发轫 |
| 2.1.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机制 |
| 2.1.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效率问题的质疑 |
| 2.1.4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合作共谋问题 |
| 2.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理论前沿 |
| 2.2.1 合作共谋因素和团队绩效机制的引入回应质疑 |
| 2.2.2 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引领理论前沿 |
| 2.2.3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得到更多关注 |
| 2.3 相关研究评述 |
| 2.3.1 国内外研究对比 |
| 2.3.2 相关研究的贡献 |
| 2.3.3 相关研究的不足 |
| 2.3.4 今后研究的方向 |
| 2.3.5 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 |
| 2.4 理论借鉴 |
| 2.4.1 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相关理论 |
| 2.4.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相关理论 |
| 2.5 基本概念界定 |
| 2.5.1 污染 |
| 2.5.2 环境税 |
| 2.5.3 规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规制政策工具比较 |
| 3.1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1.1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 |
| 3.1.2 全球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1.3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类型 |
| 3.2.1 基于命令控制的规制政策 |
| 3.2.2 基于市场机制的规制政策 |
| 3.2.3 基于工程技术的规制政策 |
| 3.2.4 基于公众参与的规制政策 |
| 3.3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关键问题及政策工具选择 |
| 3.3.1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三大关键问题 |
| 3.3.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的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
| 3.3.3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的选择 |
| 3.4 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的常规政策工具 |
| 3.4.1 农业面源污染常规经济规制机制的基本类型 |
| 3.4.2 农业面源污染常规经济规制机制的比较优势 |
| 3.4.3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经济规制工具 |
| 3.5 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政策需要突破的难题 |
| 3.5.1 信息不对称 |
| 3.5.2 污染排放与污染结果间的随机性 |
| 3.5.3 面源污染对污染者的负外部性 |
| 3.5.4 面源损害对污染者的反馈效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基准框架 |
| 4.1 基准框架 |
| 4.1.1 研究基础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研究框架 |
| 4.2 理论模型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理论预测 |
| 4.2.3 合作共谋行为 |
| 4.3 实验设计 |
| 4.3.1 实验描述 |
| 4.3.2 实验参数设定 |
| 4.3.3 评估标准:效率性和稳定性 |
| 4.4 实验结果及分析 |
| 4.4.1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要素投入决策 |
| 4.4.2 各种规制机制的效率性和稳定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污染总量型环境税和集体罚款机制有效性再检验 |
| 5.1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与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共谋 |
| 5.1.1 公共物品供给与面源污染减排 |
| 5.1.2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 |
| 5.1.3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
| 5.1.4 面源污染减排“志愿者困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设计 |
| 5.2 博弈模型和实验设计 |
| 5.2.1 理论模型 |
| 5.2.2 实验设计 |
| 5.3 理论预测 |
| 5.3.1 完全信息情境 |
| 5.3.2 不完全信息情境 |
| 5.4 实验结果分析解释 |
| 5.4.1 实验结果 |
| 5.4.2 完全信息情境的分析 |
| 5.4.3 不完全信息情境的分析 |
| 5.4.4 路径依赖效应 |
| 5.4.5 偏好类型的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 |
| 6.1 研究基础 |
| 6.1.1 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发端 |
| 6.1.2 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设计 |
| 6.2 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基本模型 |
| 6.2.1 模型假设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社会最优问题 |
| 6.2.4 私人利润最大化问题 |
| 6.3 最优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 |
| 6.3.1 情境1:最优庇古税情境 |
| 6.3.2 情境2:完全信息情境 |
| 6.3.3 情境3:可以观测投入数量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3.4 情境4:可以观测部分产出和投入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3.5 情境5:可以观测产出数量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设计 |
| 7.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模式选择 |
| 7.1.1 坚持财政中性改革原则 |
| 7.1.2 实行政策预告和试运行 |
| 7.1.3 选择合意的环境税政策工具组合 |
| 7.1.4 对环境税收入实行专款专用 |
| 7.1.5 减少环境税改革政策描述的“框架效应” |
| 7.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要素设计 |
| 7.2.1 规制谁(规制对象)——差异化规制 |
| 7.2.2 规制什么(规制标准)——间接规制 |
| 7.2.3 如何规制(规制方法)——双向激励 |
| 7.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配套制度建设 |
| 7.3.1 法律法规制度配套建设 |
| 7.3.2 财政预算制度配套建设 |
| 7.3.3 农业技术推广认证配套制度建设 |
| 7.3.4 工程技术和强制管制制度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 |
| 8.1.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有效性 |
| 8.1.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组合包含三种工具 |
| 8.1.4 科学的制度设计让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合意性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分类施策 |
| 8.2.2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 |
| 8.2.3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纠正政策偏差 |
| 8.2.4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关注现实困难 |
| 8.3 研究的贡献、不足和未来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第4章实验统计数据 |
| 附录2 第4章渐进值估计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评价 |
| 1.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流通业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流通业标准化对象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3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经济影响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说明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说明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流通业标准化的基本原理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商品流通及其过程 |
| 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 |
| 2.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特征 |
| 2.3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与形式 |
| 2.3.1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 |
| 2.3.2 流通标准化的形式 |
| 2.4 流通标准化与流通差异化的关系 |
| 2.5 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宏观作用机制研究 |
| 3.1 标准化对促进流通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
| 3.1.1 标准化在规范商品流通市场运行秩序中的作用 |
| 3.1.2 标准化在推动流通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 3.1.3 标准化在维护流通业发展安全中的作用 |
| 3.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业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分析 |
| 3.2.1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2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业整体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3 商品流通领域内标准化的实施在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 |
| 3.3 标准化对推进商品贸易流通现代化的作用分析 |
| 3.3.1 标准化在协调和促进商品贸易流通中的作用 |
| 3.3.2 标准化在处理商品贸易流通纠纷中的作用 |
| 3.3.3 标准化在建立国际商品贸易流通优势地位中的作用 |
| 3.4 标准化对推动流通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作用分析 |
| 3.4.1 标准化在加速商品流通领域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
| 3.4.2 标准化在带动流通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
| 3.5 标准化对加快流通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分析 |
| 3.5.1 标准化在流通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
| 3.5.2 标准化在流通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
| 3.6 标准化对提升流通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 |
| 3.6.1 标准化在流通企业科学管理中的作用 |
| 3.6.2 标准化在构筑流通企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
| 3.6.3 标准化在影响流通业市场结构中的作用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 |
| 4.1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的贡献分析 |
| 4.1.1 标准化对降低流通企业成本的贡献 |
| 4.1.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企业竞争力的贡献 |
| 4.1.3 标准化对维护流通企业客户关系的贡献 |
| 4.1.4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 |
| 4.1.5 标准化对减少流通企业风险责任的贡献 |
| 4.2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领域分析 |
| 4.2.1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数量变化的影响 |
| 4.2.2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价格变化的影响 |
| 4.2.3 标准化对生产经营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4 标准化对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5 标准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影响 |
| 4.3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活动的影响分析 |
| 4.3.1 流通企业的价值创造链 |
| 4.3.2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主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3.3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次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标准化对流通业成本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1.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1.5 实证检验结论 |
| 5.2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标准化与流通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 |
| 5.2.2 标准专利化趋势对流通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5.2.3 研究假设 |
| 5.2.4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5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2.6 实证检验结论 |
| 5.3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标准化对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研究假设 |
| 5.3.3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4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3.5 实证检验结论 |
| 5.4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标准化对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 |
| 5.4.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4.4 基于扩展后C-D生产函数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4.5 实证检验结论 |
| 5.5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1 标准化对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5.2 研究假设 |
| 5.5.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5.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和主成分法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5.5 实证检验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及经验借鉴 |
| 6.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 6.1.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 |
| 6.1.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总体状况与成就 |
| 6.1.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 |
| 6.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6.2.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问题的成因 |
| 6.2.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影响 |
| 6.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 |
| 6.3.1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概况 |
| 6.3.2 发达国家流通业的标准化体制 |
| 6.3.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特点 |
| 6.4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
| 6.4.1 流通业标准体系建设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2 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3 流通业标准化运行机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4 流通业标准化战略定位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与对策 |
| 7.1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指导思想 |
| 7.1.1 以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要务 |
| 7.1.2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为根本原则 |
| 7.1.3 以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
| 7.2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导向 |
| 7.2.1 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 |
| 7.2.2 有效采用流通业国际标准并积极参与商品流通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 |
| 7.2.3 向建立以自愿性流通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 |
| 7.2.4 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 |
| 7.3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目标 |
| 7.3.1 总体目标 |
| 7.3.2 具体目标 |
| 7.4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重点 |
| 7.5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5.1 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 |
| 7.5.2 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 |
| 7.5.3 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 |
| 7.5.4 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 |
| 7.5.5 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 |
| 7.5.6 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
| 7.6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下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B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C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难点 |
| 第一章 中央私营企业局建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确立 |
| 一、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逐步确立及完善 |
|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私营工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及出现的问题 |
| 一、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 |
| 二、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左”的或右的错误 |
| 第二章 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和组织架构 |
| 第一节 地方工商局的建立 |
| 一、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工商管理部门的建立 |
| 二、解放后大中城市工商局的建立 |
| 第二节 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及构成 |
| 一、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及发展 |
| 二、中央私营企业局的组织架构 |
| 三、中央私营企业局的领导构成 |
| 第三节 中央私营企业局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工商体制 |
| 一、中央一级工商体制 |
| 二、大行政区一级工商体制 |
| 三、各省及大中城市的工商体制 |
| 第三章 做好促进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
| 第一节 全面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状况 |
| 一、宣传、贯彻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 |
| 二、对私营工商业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 |
| 三、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动态 |
| 第二节 做好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除旧布新工作 |
| 一、清理企业公私股权 |
| 二、开展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 |
| 三、起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 |
| 第四章 多方面做好保护、促进私营工商业发展相关工作 |
| 第一节 参与筹建全国及各级工商业联合会 |
| 一、起草《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 |
| 二、各地工商局指导成立工商业联合会 |
| 三、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工作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一、各地工商局各自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二、《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的颁布 |
| 三、领导开展全国统一的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四、商标注册监管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开展外资企业注册监管工作 |
| 一、解放前党对外资企业的政策 |
| 二、中央外资企业局的建立及外资工作的开展 |
| 三、各大中城市工商局的外资企业登记监管工作 |
| 第五章 私营工商业调整中的中央私营企业局 |
| 第一节 统一财经后私营工商业发展困难 |
| 一、私营工商业发展困难的表现及原因 |
| 二、征求对私营企业管理机构、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意见 |
| 第二节 落实第一次私营工商业调整的政策 |
| 一、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 |
| 二、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加工订货 |
| 三、由加工订货衍生的经济合同监管职能 |
| 第三节 第二次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及开展的主要工作 |
|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及对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
| 二、第二次私营工商业调整中开展的主要工作 |
| 结语 |
| 一、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发展是符合当时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 |
| 二、中央私营企业局开展的各项工作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
| 三、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工作方式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FTA进程研究 |
| 1.2.2 日本FTA农业贸易问题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 |
| 2.1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 |
| 2.1.1 博弈论 |
| 2.1.2 国际贸易谈判理论 |
| 2.1.3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的联系 |
| 2.2 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 |
| 2.2.1 国家利益理论 |
| 2.2.2 关于农业贸易的相关经济学理论 |
| 2.3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2.3.1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3.2 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第3章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
| 3.1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 |
| 3.2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特点 |
| 3.2.1 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 |
| 3.2.2 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 |
| 3.2.3 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 |
| 3.2.4 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 |
| 3.2.5 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 |
| 3.3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3.1 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
| 3.3.2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 3.3.3 来自美国因素的影响 |
| 3.3.4 农业保护政策因素的影响 |
| 第4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分析 |
| 4.1 主要政府部门对FTA战略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
| 4.1.1 外务省关于FTA战略的指导方针 |
| 4.1.2 经产省关于FTA战略的基本原则 |
| 4.1.3 农水省关于FTA战略的谈判要点 |
| 4.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一个双层博弈模型 |
| 4.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主要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
| 4.3.1 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2 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3 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 |
| 4.3.4 “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 |
| 4.3.5 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 |
| 第5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 |
| 5.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保护政策 |
| 5.1.1 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2 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一个横向对比 |
| 5.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2.1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 |
| 5.2.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现实根源:经济、外交、政治 |
| 5.3.1 农业持续低迷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经济根源 |
| 5.3.2 粮食依赖进口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外交根源 |
| 5.3.3 利益集团博弈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政治根源 |
| 5.4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未来将促进农业改革 |
| 第6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及实证分析 |
| 6.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分析 |
| 6.1.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建立 |
| 6.1.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的评价 |
| 6.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实证分析 |
| 6.2.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的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过程 |
| 6.2.4 主要结论 |
| 6.3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主要经验 |
| 第7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FTA战略进展情况 |
| 7.1.1 中国FTA战略现状 |
| 7.1.2 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 |
| 7.2 对中国继续推进FTA战略的启示与建议 |
| 7.2.1 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 |
| 7.2.2 推动RCEP进程的建议 |
| 7.2.3 推动中日韩FTA进程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日本暂不对我农产品采取正式限制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D]. 金度勋. 北京大学, 2021
- [2]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3]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4]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D]. 龚谨.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5]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D]. 王宇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7]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D]. 周志波. 西南大学, 2019(05)
- [8]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D]. 叶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9]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D]. 郑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 黄金宇. 辽宁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