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滨无脊椎动物观察、采集和处理（论文文献综述）
刘亚男[1]（2020）在《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浮游动物休眠卵群落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江口是中纬度太平洋区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口区域,得益于地表径流带来的大量营养盐,季风气候和多样化的盐度梯度,生活在其中的浮游动物具有群落组成复杂,种类繁多,优势种变化频繁等特点。其中关于长江口近海海域的浮游动物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群落结构与时空分布上,揭示了河口生境变化下群落结构的相关变化规律。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对浮游动物在物质循环与能量运输中的作用的理解,同时反应出在河口和沿海水域的浮游动物面临着高度动态变化的环境的特点。各种生物与非生物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引起水体中浮游动物的季节性和空间波动,生物数量时常快速增加,或者快速减少甚至消失,并会在几个月后再次出现。休眠卵是浮游动物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度过不良环境,维持种群长期稳定的生存策略之一,休眠卵的产生可能由高温或低温,光周期或者可利用食物的减少等因素诱导。对于长江口浮游动物休眠卵的研究,将有助我们更加全面理解浮游动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变化。本文主要拟解决的科学问题是探究长江口浮游动物休眠卵的种类及群落结构特征有何特点,是否存在时间尺度下的季节变化,休眠卵的分布是否与水体环境与沉积物的物理性质存在相关性,盐度梯度下的休眠卵的孵化是否存在差异,除此之外,还分析了特定物种休眠卵的遗传结构,探讨剧烈环境变化是否在长江口海域形成了种群差异结构。围绕着以上科学问题,本文进行了如下方面的研究。首先为获得休眠卵的种类信息,本研究采用基于单卵DNA条形码分类方法,获取休眠卵的种类信息并记录发现的物种,建立关于长江口浮游动物休眠卵图鉴数据。在鉴定物种之后,对水平样和垂直柱样中的沉积物中休眠卵进行种类鉴别和计数,获取研究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研究结果共鉴别19种休眠卵,群落相似性分析结果显示季节之间不存在差异,休眠卵种类与密度随离岸距离增加而递减,随沉积深度增加而递减,特定物种呈现区域化分布特征,冬季休眠卵密度最高,丰度从夏季-秋季-冬季的转变呈现增加-减少-增加的变化特点,圆唇角水蚤为优势休眠卵,密度最高达到1.68 ind.g-1。其次为探究休眠卵的分布与孵化是否与水体环境与沉积物的物理性质存在相关性,将研究水域划分为河口区与外海区,从垂直与水平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休眠卵分布特征受一系列环境参数以及剧烈的水流变化共同作用,不同季节下影响休眠卵的分布的显着环境因子略有差异,其中水体叶绿素α含量、溶氧含量、沉积物叶绿素α含量等环境因子均有显着指示作用,环境参数的总解释度在36.5%-95.2%之间,而盐度变化作为河口生态系统下最明显变化的环境因子并不影响休眠卵的分布特征,可能是区域内的休眠卵均有宽范围的盐度适应区间,能适应不同盐度梯度。孵化实验同时表明,休眠卵的孵化率与环境因子相关性并不显着,孵化率高的样点聚集在淡盐水交汇的122.5°E,水深10-30m,具有明显水层温度差异位置。最后为分析长江口海域休眠卵是否形成了遗传结构差异,利用获得的COI序列对圆唇角水蚤休眠卵进行生物地理学分析,探讨河口的独特生态环境是否在小生境下造成了浮游动物种群内的分化。结果显示虽然圆唇角水蚤没有存在环境因子或地理距离造成的种群间的差异,但是种群内却存在高单倍体多样性和高核酸多样性,单倍体网络图和系谱地理学分析结果显示圆唇角水蚤没有任何明显的地理种群分布结构,预测在长江口拥有数量较大的单倍体差异个体。AMOVA显示在三种种群结合模式下均没有种群分化现象,种群间值差异普遍较小。中性检测显示种群处于一个快速扩张状态,种群间基因流交流频繁。圆唇角水蚤的COI多样性可能由于两个理论原因引起:休眠卵的储藏效应与物种个体差异。本文从休眠卵的分布,孵化及内在遗传结构三个方面为长江口及其领近海域浮游动物休眠卵提供了基础数据,并揭示不同时空尺度下环境因素的影响差异。其中有关柱状沉积物中的休眠卵与遗传结构内容不仅补充了长江口休眠卵的研究的不足,还为海洋生态系统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新的思路。
王新建[2]（2020）在《安徽沿江湖泊越冬水鸟群落取食集团结构及其对生境变化的响应》文中研究说明动物群落结构及其组织过程是物种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也是物种集团（同资源种团）通过资源分割所形成的资源利用格局的体现。群落集团结构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群落的结构特征,而且也能帮助于更好地理解群落的组织过程。水鸟通过对相同资源的利用而聚集在一起形成取食集团,集团结构能够直接的反应水鸟群落对栖息地改变的响应状况。越冬水鸟高度依赖湿地生境,对生境变化的快速适应能力决定其群落及其集团结构动态变化响应机制的复杂性,因此越冬水鸟群落集团结构已经成为水鸟生态学的重点研究领域。本文选择安徽长江沿江两个不同利用模式湖泊升金湖和菜子湖的越冬水鸟群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瞬时扫描取样法对越冬水鸟取食生境和取食行为进行观察,获得水鸟取食生境和取食行为数据,建立数据矩阵。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统计分析,研究了越冬水鸟群落的结构及时空动态、集团结构特征和集团生态位,揭示越冬水鸟群落取食集团结构对生境变化的响应规律。主要结果如下:1.食物资源的时空分布格局决定了越冬水鸟群落结构的组成及时空动态,越冬水鸟群落通过物种组成的调整来适应不同养殖模式湖泊中食物资源的时空变化。菜子湖越冬水鸟群落的均匀度和稳定性都较低,越冬水鸟数量在整个冬季呈现出逐月下降的特点,12月份种群个体数量最高,1月份骤降53.74%,2月份再度骤降39.61%。升金湖越冬水鸟群落在整个冬季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特点,其中1月份种群数量略高于其它两个月份。这种趋势与两个湖泊的食物资源的时空分布格局相吻合。升金湖采用的全湖养殖模式,人为干扰较低,整个冬季的水位逐步降低,湖泊自然生境较多,较菜子湖拥有更多的适宜小生境,生境异质性较高,其食物资源呈逐步均匀的时空分布特征。菜子湖由于采取了围网养殖,人为干扰较大,人为控制水位的养殖塘较多,其食物资源呈现出不均匀的时空分布特征。因此,两个湖泊越冬水鸟组成及动态特征取决于各自的食物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2.越冬水鸟取食集团具有动态变化特征,通过取食集团结构的调整来适应不同养殖模式湖泊的湿地生境变化。升金湖和菜子湖的不同渔业模式决定水鸟群落具有不同的取食集团结构。水鸟群落取食集团结构对湖泊湿地生境变化的动态响应可以分为两个层次:1)取食生境变化引起部分水鸟迁移,导致了群落各集团物种组成的变化,甚至集团结构的改变。不同湖泊之间在一定范围内的迁移有助于越冬水鸟逃避不利环境条件,选择更好的取食生境。因此,当湖泊湿地生境中食物资源发生变化,会导致部分水鸟迁移。这种现象可能主要与水鸟食物资源丰富度或者可获得性的波动有关。升金湖和菜子湖越冬水鸟群落都可划分出类似的4个取食集团,但是这两个湖泊的水鸟各集团的物种组成不同,其中菜子湖的越冬水鸟群落中各集团内的水鸟种类明显较升金湖少。由于菜子湖的养殖模式是围网养殖,过度的资源开发导致水鸟的取食生境质量下降,无论是食物丰富度还是取食微生境多样性都较升金湖低,表现出一些对取食生境要求较高的物种在菜子湖缺失,却在升金湖出现。2)集团内物种组成的变化引起的物种觅食生态位的变化,进而导致其集团归属的改变。在本研究中,没有观察到整个集团的觅食特征的变化,但物种的资源利用模式上在不同湖泊中发生变化。例如,白额雁（Anser albifrons）在升金湖为第一集团,浅水啄食集团,而菜子湖为第二集团,草滩啄食集团,鸿雁（Anser cygnoides）和矶鹬（Tringa hypoleucos）在升金湖为第二集团,草滩啄食集团,而在菜子湖为第一集团,浅水啄食集团。白额雁、鸿雁和矶鹬在不同湖泊中选择取食生境的变化导致了集团归属的变化。取食模式的变化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食物资源及其可获得性通过影响水鸟物种取食模式,从而影响水鸟群落取食集团结构。所以,食物资源及其可获得性是维持越冬水鸟群落取食集团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3.越冬水鸟群落通过调整集团内物种觅食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来适应不同养殖模式湖泊的生境变化。在升金湖和菜子湖这两个不同养殖模式的浅水通江湖泊,水鸟群落集团结构具有不同的生态位特征。水鸟在食物丰富的湿地中表现出较窄的生态位宽度,竞争作用减弱,生态位重叠增加,鸟类种群空间分布呈现出较为聚集的状态;在食物缺乏的湿地中表现出较宽的生态位宽度,竞争作用增强,则生态位重叠减少,鸟类种群空间分布呈现出较为离散的状态。升金湖的水鸟群落集团的生态位宽度低于菜子湖,其生态位重叠度却高于菜子湖,这与两个湖泊的食物丰富度和可利用性有关。总体而言,升金湖较菜子湖食物资源较丰富、水文条件较稳定、水面开阔。所以,食物资源及其可利用性是影响越冬水鸟群落取食集团结构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重叠度的关键因素。综上所述,不同湖泊湿地生境中的越冬水鸟群落通过调节物种组成、觅食生态位、取食集团结构适应不同养殖模式导致的生境变化。越冬水鸟群落在不同的取食生境中呈现的组成、取食集团结构和觅食生态位改变,食物资源的时空配置可能是导致这些适应变化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越冬水鸟群落及其栖息地保护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聂立凯[3]（2020）在《日本大眼蟹与双齿围沙蚕的生物扰动对河口湿地生源要素动态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对河口湿地生源要素迁移转化的影响不容忽视。为了探究日本大眼蟹（Macrophthalmus japonicus）和双齿围沙蚕（Perinereis aibuhitensis）的生物扰动对河口湿地生源要素动态的影响,本文通过采集河口原位沉积物、上覆水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设计室内模拟实验对生物扰动作用进行研究。通过监测沉积物耗氧量（Sediment oxygen consumption,SOC）、上覆水中有色溶解有机物（Colore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CDOM）荧光特性、间隙水中生源要素(溶解性有机碳（DOC）、氨氮（NH3-N）、亚硝态氮（NO2--N）、硝态氮（NO3--N）、溶解性总磷（Dissolved total phosphorus,DTP）分布特征、沉积物-水界面通量（DOC、NH3-N、NO2--N、NO3--N、DTP）和沉积物中总有机碳（TOC）、总氮（T-N）、总磷（T-P）和微生物活性（Microbial activity,MBA）含量等指标,探究生物扰动对河口湿地生源要素影响的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SOC率在两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生物扰动下变高。由于日本大眼蟹可以促进更多的底部沉积物氧化以及螃蟹组沉积物中更高的MBA含量,螃蟹组SOC率始终大于沙蚕组。SOC率的改变是生物扰动影响生源要素动态的重要因素。生物扰动作用促进了沉积物中DOM矿化产生CDOM进入上覆水。由于大沽河口受陆源影响明显,UV类腐殖质是释放的主要成分。具体表现为螃蟹和沙蚕组荧光峰A在三维荧光光谱上发生红移现象,并且两者上覆水中CDOM平均含量分别可达对照组的1.32和1.24倍。生物扰动改变了沉积物间隙水中DOC、NH3-N、NO2--N、NO3--N和DTP的垂直分布结构。在实验第28天,各组间隙水中DOC含量出现差异,螃蟹组间隙水中DOC含量首先变高,平均含量为42.88 mg L-1。在实验第35天沙蚕组DOC含量逐渐升高并超过螃蟹组,平均含量为46.84 mg L-1。相比于对照组,生物扰动使表层间隙水（0-2cm）中NH3-N、NO2--N、NO3--N含量分别最大增加120%、982%、114%。沙蚕的扰动和洞穴结构更有利于高浓度的NO2--N进入以及分布到深层沉积物和间隙水中。生物扰动对不同深度间隙水中DTP含量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使1 cm深度间隙水中DTP含量增加可达18%,但导致2-4 cm DTP含量降低达到18%。间隙水中DTP含量的降低可能与Fe（II）氧化产生的Fe（III）对DTP具有良好的吸附性有很大关系。生物扰动促进了沉积物-水界面DOC、NH3-N、NO2--N、NO3--N和DTP的释放通量。定殖前期沙蚕对DOC释放的贡献小于螃蟹,但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逐渐减小。这可能是由于日本大眼蟹的扰动集中在定殖前期,而双齿围沙蚕洞穴在定殖后期才形成规模所致。由于沙蚕洞穴以及对照组中的硝化速率不支持从沉积物中净释放NO2--N,定殖初期（第15天）的通量数据表现为沉积物吸收NO2--N。事实证明日本大眼蟹的掘穴更有利于促进硝化反应的进行。对于NO3--N通量,螃蟹和沙蚕组一直表现为释放,而对照组一直为沉积物吸收NO3--N。这与对照组更低的硝化速率有关。双齿围沙蚕和日本大眼蟹主要减少了表层沉积物（0-2 cm层）中的TOC（p<0.05）、T-P（p<0.01）和T-N含量（p<0.05（螃蟹组）;p=0.08（沙蚕组））。螃蟹和沙蚕显着增加了沉积物2-4 cm处的MBA含量（p<0.05）。动物组沉积物中更高的MBA含量,可能与表面积增加（形成洞穴）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粪便有关。总之,双齿围沙蚕和日本大眼蟹改变了沉积物中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促进了表层沉积物中的DOC、CDOM、NH3-N、NO2--N、NO3--N和DTP进入间隙水和上覆水,并且减少了表层沉积物中TOC、T-N和T-P含量。所以双齿围沙蚕和日本大眼蟹作为河口生态系统关键组成部分,在调节和改变河口湿地的生源要素动态中起着重要作用。
朱春友[4]（2020）在《西沙岛屿环境及生物体中塑料污染状况和有机污染物的富集特征》文中研究说明塑料由于其耐用性、灵活性和低成本,为生活带来巨大的好处和便利,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人类对于塑料的需求和其生产量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海洋是塑料污染最主要的环境归宿场所,塑料进入海洋环境后,会在外力（海浪、水解和紫外辐射等）作用下破碎变成微塑料。由于塑料自身含有多种化学添加剂（润滑剂、阻燃剂、抗氧化剂等）并且可以从环境中吸附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重金属等）,生物通过吞食含有污染物的塑料而引起污染物的生物蓄积,并且沿食物链传递,从而对海洋生物及人类健康安全造成危害。POPs由于具有毒性、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长距离迁移性,它们的环境污染现状和环境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环境领域研究的重点。其中,多溴联苯醚（PBDEs）、替代型溴代阻燃剂（ABFRs）、德克隆（DP）和有机磷阻燃剂（OPEs）广泛存在于塑料中,海洋环境中塑料及塑料携带的POPs带来的生态风险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致使中国南海海域成为塑料垃圾污染的敏感区域,同时也成为了相关有机污染物的“热点”。本文以中国南海西沙群岛（永兴岛）为研究区域,查明了岛屿海滩中塑料污染状况及其中有机污染物的分布特征,收集了一些西沙群岛鸟类样品（7种）并采集了海洋鱼类样品,对鸟类和鱼类消化道中的微塑料种类、形状和大小进行了表征,分析了鸟类和海洋鱼类肌肉组织中的几类有机污染物的富集特征,初步探讨了西沙群岛生物体内有机污染物的来源及其与微塑料污染的潜在关联。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1）在永兴岛海滩的沙子中检出了中型塑料（95个/kg）和微塑料（576个/kg）。海滩上微塑料颜色主要为透明色（49%）,形状主要为碎片状（81%）,塑料化学成分主要为聚丙烯（88%）。在塑料碎片（中型塑料和微塑料）和搁浅的泡沫塑料中共发现9种OPEs、13种PBDEs、BTBPE、DBDPE、syn-DP和anti-DP,除OPEs和BDE 209外,其他化合物检出率都很低。DDTs未能在各类型塑料中被检出。OPEs是主要的有机污染物,最高浓度为17000μg/g。TCEP和TCPP是大多数塑料中的主要OPEs,BDE 209是主要的PBDE同系物。泡沫状PS样品（<5 mm）中∑OPEs、∑PBDEs、∑DP和DBDPE的浓度远小于搁浅的泡沫塑料样品（>5 cm）中浓度,表明泡沫塑料在破碎成微塑料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污染物被释放到环境中。在塑料样品中检测出的高浓度的有机污染物可能来源于塑料添加剂,塑料中高含量的添加剂是岛上有机污染物的重要来源之一。（2）在鸟体中检出的56个塑料碎片中,有93%的塑料碎片为微塑料。塑料碎片主要的颜色、形状和材质分别为蓝色、线状和PP-PE。DDTs是所有鸟类中主要的有机污染物（7.4-19000 ng/g）,占总有机污染物的66-99%。BDE 47、BDE153和BDE 209是所有鸟类中主要的PBDE同系物。BTBPE和DBDPE是ABFRs的主要组成化合物。anti-DP和p,p′-DDE分别是DP的主要异构体和DDTs的主要组成化合物。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红脚鲣鸟中的p,p’-DDE和大多数PBDEs的含量明显低于其它鸟类,可以归因于鸟类在不同栖息地中有不同的有机污染物来源。红脚鲣鸟中较高的DBDPE丰度最可能归因于摄入微塑料。（3）DDTs是鱼类中的主要污染物,占总有机污染物的56-74%。p,p’-DDE是主要的DDT同系物;BDEs 47、66、206和209是主要的PBDE同系物;PBT和DBDPE是主要的ABFR同系物;anti-DP是主要的DP同系物。DDTs、PBDEs、ABFRs和DP在三种海洋鱼类中的浓度普遍较低,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海洋鱼类中的有机污染物浓度之间没有显着性差异。永兴岛附近海域鱼类的日常食用不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有机污染物的健康风险。
赵志鹏[5]（2020）在《DNA条形码联合精细解剖技术对长江口地区疑难种鉴定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江河口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极为重要的河口生态系统,受到河水和海水的影响,长江河口地区的滩涂和水体理化性质复杂多变,为其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奠定了基础,同时丰富的物种资源也为各类物种的鉴定分类带来一定挑战。而准确的对该区域的物种进行鉴定分类是研究该区域生物资源、生态环境科学以及河口生态管理、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前提。DNA条形码和精细解剖技术可以解决形态学分类技术手段部分情况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基于高倍光学镜和扫描电镜的精细解剖技术手段在微视体系下可以较好的展现传统形态学技术手段下难以发现的物种内部形态特征,能够提供物种鉴定和生物生态学分析重要证据。基于DNA条形码和精细解剖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可以分析研究疑难物种的发现鉴定和修订补充新物种和新记录,以及清晰判断物种的分类水平和系统发育演化过程,可以为生产、科研、教育以及沿海生态经济发展以及生态学研究进展提供基础性资料。利用DNA条形码和精细解剖技术可以对现有的分类地位清晰的物种进行分子鉴定数据和形态特征的补充;当仅仅依靠传统形态学分类技术手段难以处理问题时,利用DNA条形码和精细解剖技术可以对某一分类阶元中的个别疑难物种进行准确的鉴定分类;同时,利用DNA条形码和精细解剖技术可以处理一类物种鉴定分类和系统发育关系分析,在物种形成演化方面相较于传统分类技术手段更为清晰透彻。本研究分别选取了以上海地区命名的物种,上海瓣尾水虱Cyathura shanghaiensis、在长江河口潮滩为优势但仅鉴定到科的拟沼螺科物种Assiminea sp.、采集于长江河口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石磺疑难类物种和搁浅于上海水域但污损严重从传统形态特征无法进行鉴定分类的鲸类残骸样本,进行DNA条形码和精细解剖技术的应用研究,为其在长江河口区域及各地区、各阶元物种的分类鉴定和系统发育分析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通过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进展:1.针对长江河口区域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中重要疑难物种,补充了上海瓣尾水虱Cyathura shanghaiensis的精细解剖图像和DNA条形码数据,提供了该物种分子鉴定的数据基础。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该物种的鉴定证据,同时对于该属种的分类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2.拟沼螺类疑难物种Assiminea sp.在长江河口地区广泛且大量的分布,是潮间带重要的优势种群,本研究利用通用引物序列结合精细解剖技术补充拟沼螺类疑难物种Assiminea sp.个体的精细解剖特征描述和DNA条形码数据,并将其准确鉴定为Assiminea grayana为长江河口区域首次记录。为该物种的人工饲养和开发利用工作提供方向,为国内相关研究和开发利用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资料支持。3.石磺是广泛分布于长江河口区域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具有重要的科研及经济价值,但中国石磺类物种的分类鉴定一直尚未明确,石磺类物种生境状况复杂且形态特征多变,仅依靠传统分类学无法进行准确的分类鉴定工作,本研究对长江河口区域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几种常见的石磺类疑难物种进行分析鉴定,利用DNA条形码分子技术和齿舌精细解剖手段相结合完成了系统发育分析和齿舌形态差异分析。修订了关于分布于中国的共有5属6种石磺物种的结论,认为分布中国的石磺有Platevindex sp.、Peronia verruculata、Platevindex mortoni、Onchidium reevesii、Onchidium stuxbergi、Paromoionchis tumidus、Wallaconchis graniferus以及浙江Unknown共6属8种。其中,采自浙江的样本疑似为新物种。4.本研究基于微型DNA条形码技术完成了一例搁浅于长江河口地区污损严重的鲸类骨骼样本的鉴定分析,将样本准确鉴定为大村鲸Balaenoptera omurai,为上海水域发现该物种的首次记录,提供了一种鲸类DNA条形码分析的较短目的片段的新引物,并为疑难物种污损严重样本的DNA提取工作和微型DNA条形码技术较短目的序列的引物设计提供一定的数据经验。
苏磊[6]（2020）在《微塑料在内陆至河口多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特征及其迁移规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微塑料由于广泛存在、持久性以及潜在的生态风险,属新型污染物研究热点。微塑料在多介质中的分布特点,丰度水平和积累规律对于理解微塑料的环境行为、迁移方向以及评估其生态风险具有价值,也是指导微塑料污染管控的理论依据。相比于大洋环境,内陆至河口系统与微塑料污染来源密切关联,受人类活动影响显着。由此研究选取有相似流域结构的长江中下游及飞利浦湾流域内有区域代表性的湖泊、河流、河口、湿地以及街道。基于显微镜检查和光谱学仪器确证方法,研究道路积灰、水体、沉积物和水生生物样品中微塑料的丰度水平,形态特征以及化学组成。通过系统性归纳和多元分析:一、描述微塑料在不同流域中各类环境介质内的分布与污染特征;二、建立外部因素,包括人类活动和自然条件对微塑料污染的影响与贡献;三、归纳微塑料在多环境介质（侧重水生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规律;四、提出微塑料的特征污染模式以及实用的微塑料生物监测方案。首先于体现大气沉降和非点源污染的街道积灰开始。其距人类活动最近且易于受气候改变如降雨、径流等影响,但作为潜在污染来源,常被忽视。选取飞利普湾及其上游流域的典型街道,于降水总量不同的两个季节采集积灰。两季节微塑料在积灰中的平均丰度为20.6至529.3 items/kg。其中纤维（70.8%）,小于1 mm的个体（41.9%）,聚酯和聚丙烯（合计26.3%）占微塑料主体。不同采样点间随采样季节变化,微塑料的丰度、形态和组成差异不显着。结合飞利浦湾及其上游的实际人类活动与气象资料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表明城镇化程度与降水显着影响街道积灰中微塑料的积累。即人为来源的微塑料在干燥季节积累,随降水过程冲刷和径流携带迁移。但尚不明确引发显着微塑料迁移的降水量阈值。积灰监测是对微塑料经大气或者城市非点源扩散污染水平初筛的经济高效手段,研究证明积灰本身是微塑料经由非点源进入环境的重要场所。为探索微塑料自污染源进入水体后的污染特征,选取多个长江中下游典型河湖,其中太湖做为局部重点,开展野外调查。漂浮微塑料丰度范围为0.5-25.8 items/L,峰值出现在营养盐指数较高的太湖东北部湖区,且处于目前湖泊报道的最高位。在大流域尺度上,丰度呈向下游积累趋势,局部为近岸高,湖心低的空间特征。漂浮微塑料以纤维（69.4%）,小于1 mm的个体（86.0%）为主,化学组成以聚酯和半聚合物类（合计60.3%）为主。为探索漂浮微塑料沉降,于同区域开展了沉积物微塑料污染调查,其丰度范围为5.0-234.6 items/kg,为世界背景下中等水平。空间分布特征与水体类似,低值位于上游地区的鄱阳湖,峰值于太湖东北部湖区,空间特点与沉积物粒径分布无关。沉积物微塑料化学组成以聚酯类、半聚合物类、聚丙烯为主（合计54.3%）。形态以纤维（75.2%）和小于1 mm尺寸的个体（79.9%）为主,纤维比例以及微塑料的平均尺寸均低于漂浮微塑料。区域背景信息表明污染物输入与湖面流场是促进漂浮微塑料迁移和沉积物中微塑料积累的主因。为定量外部因素对微塑料自内陆向河口迁移的过程积累的贡献水平,于飞利浦湾流域土地利用水平和地形特点各异的多重水环境系统中开展水体-沉积物微塑料污染的平行研究。微塑料丰度结果低于长江中下游研究结果,范围分别为0.06-2.5 items/L和0.9-298.1 items/kg,且关联显着。纤维（80.4%）和小于1 mm的个体（44.5%）为常见微塑料形态,主要聚合物组成为聚酯类、聚乙烯和聚丙烯（合计47.8%）。微塑料平均尺寸（1.3 mm）较长江中下游研究结果（0.8 mm）更高。沉积物中微塑料的破碎化程度和多样性（形态,化学组成）均高于水体,表明沉积物为水体中微塑料的汇。微塑料丰度与采样点海拔高程显着负相关,提示微塑料向下游明确积累。参考土地利用类型,微塑料丰度,形态等多因子进行残差分析表明:商业,工业及交通运输业土地利用类型与强度显着关联微塑料丰度,聚合物多样性和破碎化程度。因此微塑料在滨海热点区域的积累来源于由水力输运和特定人为源排放的叠加贡献。综上,提出微塑料在滨海城市的特征污染模式:上游污染物的积累与自身作为污染源排放的叠加污染模式。相比于上述非生物介质,生物介质作为微塑料迁移中的临时载体,对于解释微塑料环境行为及风险评估具有意义。于同研究区域开展了双壳类（河蚬Corbicula fluminea）,鱼类（食蚊鱼Gambusia holbrooki、近岸经济鱼类）体内微塑料污染调查,其中鱼类研究还进行了分器官分析。河蚬体内微塑料的丰度范围为0.2-5.3 items/ind.（0.2-12.5 items/g）,食蚊鱼鱼体及鱼头部微塑料丰度范围分别为0.18-1.13 items/ind.（0.52-4.4 items/g）以及未检出-0.28 items/ind.（未检出-12.5 items/g）,检出率分别为3.3%-38.3%和未检出-13.3%。近岸经济鱼类样品中22%-100%的鱼体肠胃可以检出微塑料,22%-89%的鱼体鳃部中可以检出微塑料,丰度分别为0.3-5.3 items/ind.（0.1-8.8 items/g）和0.3-2.6 items/ind.（0.1-5.2items/g）,海鲈鱼的肝脏及肌肉组织中未发现微塑料。生物体样品中的微塑料以纤维（74.5%-96.4%）及小于1 mm的个体（40.1%-87.1%）为主,最常见的聚合物为聚酯类（25.8%-37.1%）。生物体内微塑料残余与区域污染关系密切,其中太湖东北部湖区,长江下游及墨尔本北部湿地生物体样本中微塑料含量高于同区域平均值。生物对微塑料的摄入依赖于微塑料形态特征,摄入途径以及生物生理参数,即尺寸、栖息习惯和性别。通过建立生物体内微塑料与环境中微塑料的定量关系,指出使用鱼类胃肠道监测鱼类对微塑料的摄入概率,或者河蚬软组织监测沉积物中微塑料的污染特征。对比微塑料污染特征在不同流域与环境介质中的协同与差异,提出微塑料在环境中的横向和纵向迁移的概念,并评估该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制约因素。微塑料的横向迁移以向下游以及人类活动密集区域集中为特点。该过程中,地形、气象因素和持续的污染源排放影响迁移路径,是促进污染积累的主导因素。微塑料的纵向迁移主要表现为其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浓度差,尺寸差和成分差。在纵向迁移中,微塑料的形态尺寸和化学组成影响其沉降和迁移程度以及生物可利用性,进而改变微塑料自临时载体向汇运动的过程。定性和定量剥离影响微塑料横向与纵向迁移的因素应是今后科学管理微塑料自陆源入海的重点。
努日耶·木合太尔[7]（2020）在《DNA条形码在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膜翅目：小蜂总科）分类研究中的应用》文中指出新疆北部降水量、有机质含量等较高,是新疆农业生产的主要阵地之一,盛产小麦及玉米等粮食作物和喜温的水稻及棉花等多种经济作物。近年来,农田农业害虫如玉米螟、棉蚜、棉铃虫和稻水象甲等的发生整体加重,导致农作物减产。赤眼蜂科Trichogrammatidae和缨小蜂科Mymaridae隶属膜翅目Hymenoptera、细腰亚目Apocrits、小蜂总科Chalcidoidea,是两类常见且重要的卵寄生蜂,主要用于防治玉米、水稻、甘蔗、棉花及蔬菜等农作物害虫。准确鉴定农田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种类,对新疆北部农田害虫的高效生物防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但是由于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的种类繁多、体型微小、形态多种多样,以及受到寄主的种类、物种的地理分布位置、生长发育阶段的不同影响,另外还存在近似种问题,仅根据传统形态学特征难以对其进行快速准确地鉴定。而DNA条形码以DNA序列为检测对象,不受样本生长时期的限制,非分类专家即可对物种进行快速、准确的物种鉴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形态学鉴定的不足,因此利用该技术可以解决赤眼蜂和缨小蜂在形态学鉴定上的难题和问题。本研究以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昆虫为研究对象,利用无损伤DNA提取法获得基因组DNA,通过线粒体COI基因（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I gene）和ITS2（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2）基因对模板进行DNA条形码分子标记,获得的基因序列构建出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中不同属的系统进化树,分别比较这两个科中不同属的遗传距离,结合形态学特征对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的物种进行准确鉴定,并基于DNA条形码数据初步分析其系统进化的关系。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DNA条形码在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科分类鉴定中的应用（1）共检视赤眼蜂科标本350号,制作玻片标本122号。通过形态学初步鉴定出6属,16种,包括:宽翅赤眼蜂属Ufens Girault,1911弗氏宽翅赤眼蜂U.foersteri Kryger,1918相似宽翅赤眼蜂U.simillis Kryger,1932寡索赤眼蜂属Oligosita Walker,1851长突寡索赤眼蜂O.shibuyae Ishii,1938日本寡索赤眼蜂O.japonica Yashiro,1979短角寡索赤眼蜂O.brevicornis Lin,1994光脉赤眼蜂属Aphelinoidea Girault,1911土耳其光脉赤眼蜂A.anatolica Nowicki,1936沙湾光脉赤眼蜂A.shawanica Hu&Lin,2005伪寡索赤眼蜂属Pseudoligosita Girault,1913肿脉伪寡赤眼蜂P.krygeri Girault,1929长索伪寡赤眼蜂P.elongata Lin,1994弯管伪寡索赤眼蜂P.curvata Lin,1994赤眼蜂属Trichogramma Westwood,1833广赤眼蜂T.evanescens Westwood,1833松毛虫赤眼蜂T.dendrolimi Matsumura,1926螟黄赤眼蜂T.chilonis Ishii,1941暗黑赤眼蜂T.pintoi Voegelé,1982赤眼蜂T.sp.断脉赤眼蜂属Mirufens Girault长管断脉赤眼蜂Mirufens longitubatus Lin,1994（2）对赤眼蜂科COI和ITS2两种基因的组成及特征进行分析,获得6属15种70条COI和95条ITS2基因,其中COI基因片段长度为518 bp。A+T含量（74.0%）明显高于C+G含量（26.0%）,存在明显的碱基偏倚性。获得ITS2基因片段长度为480 bp。A+T含量为49.6%,C+G含量为50.4%。（3）分析上述5属15个形态种的COI和ITS2序列的遗传距离,并与NCBI数据库相似基因序列进行比对,结果显示,COI和ITS2基因可以解决赤眼蜂科鉴定中诸如赤眼蜂属雌性标本无法鉴定、破损标本形态学鉴定困难等问题,也能很好地解决广赤眼蜂T.evanescens Westwood和暗黑赤眼蜂T.pintoi Voegelé等相似种的问题,对于形态学鉴定和DNA条形码鉴定有分歧的赤眼蜂属Trichogramma Westwood的物种进行整合分析,结合两种数据对物种进行了最终界定,鉴定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6属17种。（4）获得4属7种新的DNA条形码数据:弗氏宽翅赤眼蜂U.foersteri Kryger,1918,相似宽翅赤眼蜂U.simillis Kryger,1932,长突寡索赤眼蜂O.shibuyae Ishii,1938,日本寡索赤眼蜂O.japonica Yashiro,1979,土耳其光脉赤眼蜂A.anatolica Nowicki,1936,沙湾光脉赤眼蜂A.shawanica Hu&Lin,2005,肿脉伪寡赤眼蜂P.krygeri Girault,1929。2.DNA条形码在新疆北部农田缨小蜂科分类鉴定中的应用（1）共检视缨小蜂科标本500余号,制作玻片标本155号。采用形态学鉴定方法初步分出6属11种,包括:缨翅缨小蜂属Anagrus Haliday,1833玉米叶蝉缨翅缨小蜂A.dmitrievi Triapitsyn and Hu,2018黑头缨翅缨小蜂A.nigriceps（Smits van Burgst,1914）原缨翅缨小蜂A.atomus（Linnaeus,1767）缨翅缨小蜂A.sp.三棒缨小蜂属Stethynium Enock,1909模式三棒缨小蜂S.triclavatum Enock,1909长缘缨小蜂属Anaphes Haliday,1833A.longicornis Walker,1846爱丽缨小蜂属Erythmelus Enock,1909平缘爱丽缨小蜂E.rex（Girault,1911）菱胸柄翅缨小蜂L ymaenon Walker,1846哈尔里菱胸柄翅缨小蜂L.karlik（Triapitsyn,2013）海滨菱胸柄翅缨小蜂L.litoralis（Haliday,1833）菱胸柄翅缨小蜂未知种L.sp.冠缨小蜂属Stephanodes Enock,1909刺冠缨小蜂S.reduvioli（Perkins,1905）（2）对缨小蜂科的COI和ITS2两种基因组成及特征进行分析,获得6属9种96条COI和102条ITS2基因,其中COI基因片段长度为500 bp。A+T含量（76.7%）明显高于C+G含量（23.3%）,存在明显的碱基偏倚性。获得ITS2基因片段长度为630 bp。A+T含量为52.8%,C+G含量为47.2%。（3）分析上述5属8个形态种的COI和ITS2序列的遗传距离,结果显示,两种基因可以解决缨小蜂科鉴定中破损标本形态学鉴定困难等问题,也能很好地解决黑头缨翅缨小蜂A.nigriceps（Smits van Burgst）和玉米叶蝉缨翅缨小蜂A.dmitrievi Triapitsyn and Hu等近似种的问题,对于形态学鉴定和DNA条形码鉴定有分歧的菱胸柄翅缨小蜂属Lymaenon等物种进行分析,结合两种数据对物种进行了最终界定,鉴定新疆北部主要农区缨小蜂6属9种。（4）获得5属7种新的DNA条形码数据,包括玉米叶蝉缨翅缨小蜂Anagrus dmitrievi Triapitsyn and Hu,2018,黑头缨翅缨小蜂A.nigriceps（Smits van Burgst,1914）,模式三棒缨小蜂S.triclavatum Enock,1909,长角长缘缨小蜂Anaphes.longicornis Walker,1846,平缘爱丽缨小蜂E.rex（Girault,1911）,哈尔里菱胸柄翅缨小蜂L.karlik（Triapitsyn,2013）,海滨菱胸柄翅缨小蜂L.litoralis（Haliday,1833）。3.基于COI和ITS2序列的新疆北部农田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系统发育分析赤眼蜂科基于COI基因的系统进化树显示,树明显分成Trichogramma Westwood属,Oligosita Walker属,Ufens Girault属。其中Trichogramma Westwood属与Oligosita Walker属亲缘关系比Ufens Girault属近。基于ITS2基因的系统进化树显示,树明显分成Trichogramma Westwood属,Aphelinoidea Girault属,Oligosita Walker属,Pseudoligosita Girault属,Mirufens Girault属,Ufens Girault属。与其形态分类一致,表明其分类学地位得到分子水平上支持。比较分析发现,Trichogramma Westwood属和Oligosita Walker属的COI基因比ITS2基因更适合该属中的分子鉴定。缨小蜂科基于COI基因的系统进化树显示,树明显分成Anagrus Haliday、Anaphes Haliday、Erythmelus Enock、Lymaenon walker属。基于ITS2基因的系统进化树显示,树明显分成Anaphes Haliday、Stethynium Enock,Erythmelus Enock,Anagrus Haliday,Lymaenon Walker。其中Anaphes Haliday属和Anagrus Haliday属亲缘关系比Erythmelus Enock属和Lymaenon Walker属更近与其形态分类一致,表明其分类学地位得到分子水平上支持。比较分析发现,Anagrus Haliday属和Lymaenon Walker属的COI基因比ITS2基因更适合该属中的分子鉴定。综上所述,本研究可为新疆北部主要农区的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寄生蜂的快速准确鉴定提供有利支持。文中获得的大量COI和ITS2基因片段,可作为鉴定的参照条形码,也为将来利用两类寄生蜂防治新疆北部农田害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吴娣[8]（2019）在《池蝶蚌凋亡抑制相关因子（IAP）在性腺中的表达特征》文中认为池蝶蚌（Hyriopsis schlegelii）原产于日本琵琶湖,1997年引入中国,是目前我国的重要育珠对象之一。经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池蝶蚌在性腺发育过程中12月龄后就出现明显的性别分化,但在28月龄时出现雌雄同体现象,发育为雄性的个体其雌性生殖腺细胞凋亡,直至完全退化,发育为雌性个体的其雄性生殖腺也是如此。这说明一定有某些机制控制生殖细胞的凋亡,并最终决定着池蝶蚌的性别分化。为揭示这一科学问题,本论文在构建了28周龄池蝶蚌转录组数据库,并在对该数据库进行了筛选,发现在该数据库中2个细胞凋亡抑制因子（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IAP）有较高的表达丰度。提示这2个IAP可能参与池蝶蚌生殖腺细胞的凋亡和生殖腺的退化。因此,为研究IAP的凋亡抑制功能,本研究开展了以下工作:1、对池蝶蚌成熟配子进行了形态学研究。本研究收集池蝶蚌成熟配子,在普通光镜和扫描电镜下,观察其显微及超微结构。结果显示,池蝶蚌卵子为圆形或椭圆形,长径为245.6±26.8μm,短径为213.4±44.3μm。扫描电镜下能够观察到卵外包有多褶皱的卵膜,表面有一受精孔存在。池蝶蚌精子为“鞭毛型”,全长42.47±3.57μm,前端有子弹头形状精子头长度2.99±0.22μm,中段有5个线粒体环形排列,尾部为粗细均匀的鞭毛结构,长度38.73±3.55μm。组织切片观察到池蝶蚌从26月龄到32月龄,性腺中出现雌、雄性滤泡同时存在的雌雄同体现象,其中雄性滤泡占整个性腺的90%以上,雌性卵泡在雌雄同体池蝶蚌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并存的滤泡处于配子细胞发育阶段,性腺内的结缔组织将滤泡隔开,滤泡内两种生殖细胞同步发育。2、克隆了IAP基因。在已获得有限IAP基因信息的基础上,首次从池蝶蚌中成功克隆了IAP两个凋亡抑制基因（定义为HsIAP-1及HsIAP-2）,序列提交NCBI,分别获得序列号为KY123703和KY123704。其中HsIAP-1全长2458bp,包含1722bp的完整开放阅读框,编码573个氨基酸,含有两个BIR结构域和一个RING环;HsIAP-2全长3012bp,包含1209bp的完整开放阅读框,编码402个氨基酸,含有一个BIR结构域。HsIAP-1和HsIAP-2包含的BIR结构域都具有的保守特征序列CX2CX16HX6C。3、对IAP基因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系统进化树揭示池蝶蚌两个IAP基因与低等无脊椎动物亲缘关系最近,这与其分类地位是相吻合的。另外,将Hs IAP的BIR结构域构建系统进化树,结果显示Hs IAP-1的第一个BIR结构域（Hiap-1-1）与脊椎动物的BIR1结构域聚为一支,HsIAP-1的第二个BIR结构域（Hiap-1-2）与脊椎动物的BIR3结构域汇为一支;Hs IAP-2的第一个结构域（Hiap-2）与无脊椎动物的BIR3结构域汇为一支。这种BIR进化趋势上的不同可能暗示其在功能上的差异。4、对IAP基因进行组织表达分析。定光定量结果显示,Hs IAP-1在池蝶蚌不同组织中泛表达,其中肝胰腺表达量最高,鳃组织排第二位,雌、雄性腺组织排在其后,在血细胞中表达量最低。HsIAP-1在5个不同年龄段性腺组织中的表达差异。结果表明:在雌、雄性性腺中Hs IAP-1表达量在1龄、2龄、3龄呈现降低趋势,然后在4龄、5龄出现大幅升高。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性腺发育处在不同时期导致,且HsIAP-1的调控作用在雌性性腺中大于雄性性腺。5、重组HsIAP-1的功能研究。利用原核表达亲和系统获得了纯化HsIAP-1重组蛋白。体外分析了该蛋白对细胞的保护作用。我们观察了Hs IAP-1对H2O2刺激诱导产生的Hela细胞凋亡的影响,流式细胞仪检测发现,HsIAP-1能够较好的抑制细胞凋亡现象发生,随着Hs IAP-1蛋白浓度升高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同时我们检测了同等实验条件下caspase-3的蛋白活性,结果显示随着HsIAP-1蛋白浓度升高caspase-3的蛋白表达量逐渐降低。这个结果表明,HsIAP-1蛋白能够减弱H2O2对Hela细胞的影响,减缓细胞凋亡比率,且其作用机制可能与caspase-3蛋白相关的线粒体凋亡途径有关。
韩璐[9]（2019）在《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珍稀古海岸遗迹和湿地生态系统着称,孕育了许多珍稀动植物,是我国重要的候鸟栖息地之一。保护区内的古泻湖湿地有“京津绿色肺叶”之称,在京津地区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对资源无度的索取破坏了贝壳堤、牡蛎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使古泻湖面积锐减、生境破碎化严重。科学合理修复保护区生态对于周边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本文通过对古海岸遗迹成因及保护现状的研究,讨论遗迹的保护重点和科学价值。研究表明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共有野生植物132种,其中世界分布型最多;保护区内共有鸟类235种,占天津观测种的56%,其中大部分为候鸟和旅鸟;水生动物中野生种较少;其他动物均为小型动物。保护区内生态结构复杂,稳定性相对较强。基于保护区实际调查情况构建景观评价体系,以层次模型来分析和评价保护区内的自然生态。其中保护区的自然属性和生态属性因子得分最高。但是水体条件、植被覆盖度、物种丰富度和保护现状均较差。本文结合核心区及缓冲区的具体水文和动植物条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保护区生态修复方案。具体措施如下:利用水质净化、岸线改造等方式改善湿地水文,对水文条件加以修复;依据植被的调查结合景观修复手段,修复其原有的景观生态功能;根据动物种类和生境条件结合水文和植物修复,创建动物栖息环境使动植物和谐共处,增加生物多样性。在保护的基础上结合环境教育、生态监测和参观路线规划等方式对保护区进行合理利用。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利用,实现保护区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贾娇[10]（2019）在《天津滨海半咸水湿地生物盐、污耐性及稳态转换研究》文中认为滨海湿地分布于海岸带地区淡咸水交汇地带,发挥着截蓄入海污染物、缓解海洋灾害、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天津市位于渤海湾顶部,是海河干流、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等河流入海的尾闾,滨海湿地发育。过去几十年,天津市海岸带受人口、城市化过程和海洋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剧烈,湿地水量减少、盐度增加、水质恶化、面积急剧萎缩,且人工化加剧。盐、污双重胁迫成为滨海湿地有别于上游内陆淡水湿地的重要特征。海岸带边界不清、含盐湿地稳态转换机理不明,是当前滨海地区生态管理和湿地生态修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以海洋对陆地的影响为依据,研究建立天津市海岸带陆侧边界;以半咸水（0.5-30‰）湿地为研究对象,研究滨岸带植物和沉水植物、底栖动物及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对主要污染物和盐度的耐受梯度;开展生物群落在盐、污胁迫下的稳态转换阈值及指示种研究,为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提供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确定了海岸带陆侧边界划定的指标、方法,从较大尺度划定了天津海岸带陆侧边界。基于海陆交错带思路,选择海洋对陆主要作用过程,海岸侵蚀、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增水、台风、土壤盐渍化、地下水咸化/半咸化、咸潮上溯等,以各类作用过程对陆地的最大影响范围作为海岸带陆侧边界。分析天津市海岸侵蚀、风暴潮增水、土壤盐渍化、地下水咸化/半咸化等指标空间范围,最终以地下咸水/半咸水分布区决定天津海岸带陆侧边界。（2）基于天津市3条入海河流滨岸土壤、水体盐度和耐盐指示种自潮间带向内陆的变化梯度,确定了河流的滨海和内陆边界。发现天津滨岸湿地含盐量东南高、西北低,空间异质性大。从土壤盐分、水盐度、滨岸植物和水生生物的空间分布来看,独流减河、海河干流、永定新河分别以距海40-57 km、32-45 km、18-32 km处作为滨海湿地与内陆湿地的分界。（3）开展了多种生物类群与盐度、污染物的响应关系研究。发现盐度、Na+、Cl-、TN是决定滨岸植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土壤化学因子;营养盐、盐度是影响沉水植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狐尾藻可指示较清洁水体,菹草、金鱼藻、篦齿眼子菜能指示低盐、中高污水体,川蔓藻可指示高盐、高污水体。盐度、Cl-、Na+、TN、Chl a、TP是影响底栖动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分布的主要水环境因子,适盐生物分布于入海河口,适污生物出现在河流上游、支流汇入区和湿地静水区。（4）分析了滨岸植物、沉水植物的盐、污适应性,确定了滨岸植物、底栖动物及浮游生物的指示种及响应阈值。不同物种对盐含量耐受程度不同,随土壤含盐量的增加,滨岸植物分盖度呈不同变化趋势,如上升、下降、抛物线、存在拐点等特征。川蔓藻、菹草可视为耐盐、耐污种,狐尾藻可视为清洁种。底栖动物群落的盐度阈值为0.66-7.36‰、TN阈值为1.87-3.58 mg/L,浮游动物群落的盐度阈值为1.99-7.36‰,TP阈值为0.48-0.59 mg/L;浮游植物群落的TP阈值为0.11-0.24 mg/L。双齿围沙蚕、虾苗无节幼体、克拉伯水丝蚓、苍白摇蚊、小类（?）眼螺可视为半咸水湿地的耐受种,英勇剑水溞、美丽猛水溞、球形砂壳虫、近邻剑水溞可视为半咸水湿地的敏感种。浮游植物多为耐污种,在TP超过0.11 mg/L时开始快速增长。（5）分析了滨海湿地水质状况、稳态类型与响应因子间的关系,研究了半咸水生态系统的稳态转换阈值。发现湿地水质呈西北部差、东南部好的态势,主要影响因素为有机污染物。滨海半咸水湿地稳态主要受营养盐、沉水植物、生物群落结构影响,其稳态转换初始盐度阈值为0.66‰、TP阈值为0.11 mg/L、TN阈值为1.71 mg/L。根据浮游动物与浮游植物的密度比,划分枝角类控藻区、其他浮游动物控藻区、藻型区三类稳态区。枝角类控藻区盐度小于1.20‰,其他浮游动物控藻区盐度小于7.00‰（TP小于0.48 mg/L）,藻型区盐度小于7.36‰,枝角类控藻型到其他浮游动物控藻型稳态转换阈值为0.50-2.30‰。本研究确定的天津海岸带边界,为陆海统筹规划提供了空间基础,能更好聚焦、解决滨海湿地问题;确定的生物耐盐、耐污适应性以及湿地稳态,适用于局地尺度的湿地生态状况评价,并为滨海湿地生态完整性评估关键指标的确定和定量分级提供依据。
二、海滨无脊椎动物观察、采集和处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滨无脊椎动物观察、采集和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1）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浮游动物休眠卵群落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浮游动物休眠的生物现象 |
| 1.2 浮游动物休眠卵的研究意义 |
| 1.3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浮游动物休眠卵研究进展 |
| 1.4 浮游动物休眠卵研究不足 |
| 1.5 本课题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6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第2章 长江口外海区域浮游生物休眠卵的时空分布 |
| 2.1 前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站位设置及样品采集 |
| 2.2.2 休眠卵分离与扩增 |
| 2.2.3 环境参数测量 |
| 2.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2.3 结果与分析 |
| 2.3.1 长江口外海海域不同季节浮游动物休眠卵种类组成与分布 |
| 2.3.2 长江口外海海域沉积物参数水平分布结果 |
| 2.3.3 长江口外海海域水体环境参数水平分布 |
| 2.3.4 长江口外海海域休眠卵分布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
| 2.4 讨论 |
| 2.4.1 浮游动物休眠卵分布的空间变化 |
| 2.4.2 浮游动物休眠卵分布的季节变化 |
| 2.4.3 环境因子对休眠卵分布的影响 |
| 第3章 长江口河口区域浮游动物休眠卵的时空分布与孵化特征 |
| 3.1 前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研究区域与孵化方法 |
| 3.2.2 休眠卵孵化方法 |
| 3.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长江口河口区域水体环境因子剖面及沉积物参数分布 |
| 3.3.2 长江口河口区域休眠卵分布与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3.3.3 长江口河口区域休眠卵孵化结果 |
| 3.3.4 休眠卵孵化结果与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3.4 讨论 |
| 第4章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沉积柱浮游动物休眠卵垂直分布结构 |
| 4.1 前言 |
| 4.2 材料和方法 |
| 4.2.1 样点设置与柱状沉积物的采集 |
| 4.2.2 实验步骤 |
| 4.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3 实验结果 |
| 4.3.1 沉积年限 |
| 4.3.2 种类组成 |
| 4.3.3 休眠卵分子鉴定结果 |
| 4.4 讨论 |
| 第5章 利用浮游动物休眠卵探讨物种的地理遗传差别 |
| 5.1 前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研究对象及采样地点 |
| 5.2.2 数据分析 |
| 5.3 结果 |
| 5.3.1 COI分子多样性与系统发育分析 |
| 5.3.2 单倍体网络结构 |
| 5.3.3 单倍体稀疏曲线 |
| 5.3.4 种群遗传结构 |
| 5.4 分析与讨论 |
| 第6章 总结和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安徽沿江湖泊越冬水鸟群落取食集团结构及其对生境变化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 鸟类群落结构及其研究进展 |
| 1.1 鸟类群落及其研究意义 |
| 1.2 鸟类群落的空间分布格局 |
| 1.3 鸟类群落的时间动态格局 |
| 2 鸟类群落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
| 2.1 栖息地特征对水鸟群落结构的影响 |
| 2.2 食物资源对水鸟群落结构的影响 |
| 2.3 人为干扰对水鸟群落结构的影响 |
| 3 越冬水鸟群落功能集团结构及其时空动态 |
| 3.1 越冬水鸟群落功能集团的划分方法 |
| 3.2 越冬水鸟群落功能集团的时空动态 |
| 4 长江中下游水鸟群落生态学的研究意义 |
| 4.1 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越冬水鸟群落特征 |
| 4.2 长江中下游越冬水鸟群落受胁状况 |
| 5 本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5.1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5.2 研究内容 |
| 5.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 |
| 1 升金湖 |
| 1.1 自然概况 |
| 1.2 生物多样性现状 |
| 1.3 人为活动开发利用现状 |
| 2 菜子湖 |
| 2.1 自然概况 |
| 2.2 生物多样性现状 |
| 2.3 人为活动开发利用现状 |
| 第三章 两个浅水湖泊越冬水鸟群落结构及其时空动态 |
| 1 研究区域与调查点的设置 |
| 1.1 研究区域概况 |
| 1.2 调查点设置 |
| 2 研究方法 |
| 2.1 水鸟调查 |
| 2.2 数据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越冬水鸟群落组成 |
| 3.2 越冬水鸟群落组成动态 |
| 3.3 菜子湖和升金湖越冬水鸟群落结构特征 |
| 4 讨论 |
| 4.1 越冬水鸟群落组成及动态 |
| 4.2 不同湖泊越冬水鸟群落结构特征 |
| 4.3 管理建议 |
| 5 小结 |
| 附表 1 菜子湖与升金湖越冬水鸟组成 |
| 第四章 两个湖泊越冬水鸟觅食集团的结构特征 |
| 1 研究区域与调查点的设置 |
| 1.1 研究区域 |
| 1.2 调查点的设置 |
| 2 研究方法 |
| 2.1 水鸟调查数据 |
| 2.2 觅食行为的划分 |
| 2.3 觅食生境划分 |
| 2.4 数据分析 |
| 2.5 集团的划分 |
| 3 结果 |
| 3.1 升金湖水鸟群落觅食集团结构及其组成 |
| 3.2 菜子湖水鸟群落觅食集团结构及其组成 |
| 3.3 不同湖泊水鸟觅食集团结构的变化 |
| 4 讨论 |
| 4.1 水鸟动态变化对集团结构的影响 |
| 4.2 集团结构和觅食生态位之间的关系 |
| 5 小结 |
| 第五章 两个湖泊越冬水鸟觅食集团结构的生态位分化 |
| 1 研究区域与调查点的设置 |
| 1.1 研究区域概况 |
| 1.2 调查点的设置 |
| 2 研究方法 |
| 2.1 水鸟调查数据 |
| 2.2 觅食行为的划分 |
| 2.3 觅食生境划分 |
| 2.4 数据分析 |
| 2.5 生态位的宽度和生态位重叠 |
| 3 结果 |
| 3.1 升金湖水鸟群落觅食集团的生态位特征 |
| 3.2 菜子湖水鸟群落觅食集团的生态位特征 |
| 3.3 不同湖泊水鸟觅食集团结构的生态位变化 |
| 4 讨论 |
| 4.1 食物资源对水鸟群落集团结构的影响 |
| 4.2 食物资源对水鸟群落的生态位特征的影响 |
| 4.3 两个湖泊水鸟群落觅食集团结构的生态位变化分析 |
| 5 小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 1 主要结论 |
| 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博士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日本大眼蟹与双齿围沙蚕的生物扰动对河口湿地生源要素动态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河口湿地碳、氮、磷动态 |
| 1.2.2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生物扰动作用及方式 |
| 1.2.3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对沉积物中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影响 |
| 1.2.4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实验处理 |
| 2.2.2 样品测定与分析方法 |
| 2.2.3 计算方法 |
| 第三章 日本大眼蟹与双齿围沙蚕的生物扰动对河口湿地沉积物-间隙水-上覆水界面有机碳动态的影响 |
| 3.1 沉积物物理结构变化 |
| 3.2 生物扰动对SOC率的影响 |
| 3.3 沉积物-水界面的DOC通量 |
| 3.4 间隙水中的DOC分布 |
| 3.5 上覆水中CDOM荧光特性 |
| 3.6 沉积物中TOC和 MBA的含量变化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大眼蟹与双齿围沙蚕的生物扰动对河口湿地沉积物-间隙水-上覆水界面氮、磷动态的影响 |
| 4.1 上覆水中氮、磷浓度 |
| 4.2 间隙水中的氮、磷分布 |
| 4.3 沉积物-水界面的氮磷通量 |
| 4.4 沉积物中T-P和T-N的含量变化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创新点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西沙岛屿环境及生物体中塑料污染状况和有机污染物的富集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塑料污染概述 |
| 1.1.1 塑料简介 |
| 1.1.2 海洋环境中塑料的来源 |
| 1.1.3 塑料对环境的影响 |
| 1.2 有机污染物简介 |
| 1.2.1 卤代阻燃剂(HFRs) |
| 1.2.2 有机磷阻燃剂(OPEs) |
| 1.2.3 滴滴涕(DDTs) |
| 1.3 南海岛屿环境中塑料污染和有机污物研究现状 |
| 1.3.1 南海岛屿环境中塑料污染研究现状 |
| 1.3.2 南海岛屿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的、意义和内容 |
| 1.4.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研究材料和方法 |
| 2.1 试剂、材料和设备 |
| 2.1.1 试剂 |
| 2.1.2 材料 |
| 2.1.3 设备 |
| 2.2 样品采集 |
| 2.2.1 采样区域介绍 |
| 2.2.2 样品信息 |
| 2.3 样品分析 |
| 2.3.1 样品前处理 |
| 2.3.2 仪器分析 |
| 2.3.3 生物样品稳定碳氮同位素测定 |
| 2.4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
| 2.5 数据处理和图形绘制 |
| 第3章 永兴岛塑料污染及塑料中有机污染物的初步研究 |
| 3.1 海滩上中型塑料的污染特征 |
| 3.2 海滩上微塑料的污染特征 |
| 3.3 海滩上塑料碎片中的有机污染物 |
| 3.3.1 塑料碎片中有机污染物浓度 |
| 3.3.2 塑料碎片中有机污染物组成 |
| 3.4 海滩上搁浅的泡沫塑料中的有机污染物 |
| 3.4.1 泡沫塑料中有机污染物的浓度 |
| 3.4.2 泡沫塑料中有机污染物的组成 |
| 3.5 塑料尺寸对塑料中有机污染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沙群岛鸟体中的塑料污染和有机污染物的富集特征 |
| 4.1 西沙群岛鸟体中的塑料污染特征 |
| 4.2 西沙群岛鸟体中有机污染物的富集特征 |
| 4.2.1 鸟类体中有机污染物的浓度 |
| 4.2.2 鸟类体中有机污染物的组成 |
| 4.3 鸟体中有机污染物的源解析 |
| 4.3.1 PCA分析 |
| 4.3.2 营养级和饮食来源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沙群岛海洋鱼类中有机污染物的富集特征 |
| 5.1 鱼类中有机污染物的浓度和种间差异 |
| 5.2 鱼类体中有机污染物的组成 |
| 5.3 营养级和饮食来源的影响 |
| 5.4 有机污染物的饮食暴露评估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创新点及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DNA条形码联合精细解剖技术对长江口地区疑难种鉴定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DNA条形码技术的发展 |
| 1.2.2 DNA条形码技术的应用 |
| 1.2.3 DNA条形码及精细解剖技术在长江河口区域的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试验材料、仪器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试验器材 |
| 2.3 试验方法 |
| 2.4 数据处理 |
| 第三章 基于DNA条形码和精细解剖技术补充水虱类疑难种鉴定数据 |
| 3.1 精细解剖分析结果 |
| 3.2 序列分析结果 |
| 3.3 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DNA条形码和精细解剖技术快速鉴定拟沼螺类疑难种 |
| 4.1 精细解剖结果 |
| 4.2 序列分析结果 |
| 4.3 系统发育树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长江口石磺疑难种的鉴定对中国几种石磺疑难种的分类探究 |
| 5.1 序列数据获取 |
| 5.2 系统发育分析结果 |
| 5.3 齿舌精细解剖结果 |
| 5.4 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微条形码技术对长江口鲸骨残骸鉴定出上海水域大村鲸新记录 |
| 6.1 基因组提取及PCR结果 |
| 6.2 序列分析结果 |
| 6.3 系统发育分析结果 |
| 6.4 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微塑料在内陆至河口多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特征及其迁移规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微塑料污染研究背景 |
| 1.1.1 海洋垃圾—微塑料的研究前身 |
| 1.1.2 微塑料的基本定义 |
| 1.1.3 微塑料的潜在风险 |
| 1.2 环境微塑料研究方法学 |
| 1.2.1 微塑料样品的分离与确证 |
| 1.2.2 方法学的发展与自动化 |
| 1.3 多环境介质中的微塑料污染 |
| 1.3.1 水生生态系统 |
| 1.3.2 土壤及大气系统 |
| 1.3.3 微塑料在不同介质间的关联与差异 |
| 1.3.4 生物介质在微塑料监测中的意义 |
| 1.3.5 微塑料的沉积与汇 |
| 1.4 人类活动与微塑料的污染迁移 |
| 1.4.1 微塑料的主要来源 |
| 1.4.2 微塑料的点源与非点源污染 |
| 1.4.3 微塑料污染管控简介 |
| 1.4.4 沉积微塑料与人类世标记物 |
| 1.5 研究的内容、目的与意义 |
| 1.5.1 主要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微塑料经非点源污染进入环境——以道路积灰为例 |
| 2.1 引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研究区域及样品采集 |
| 2.2.2 样品分离、观察和仪器确证 |
| 2.2.3 质量控制 |
| 2.2.4 数据分析 |
| 2.3 结果 |
| 2.3.1 空间分布与季节差异 |
| 2.3.2 形态特征与化学组成 |
| 2.3.3 气象与人类活动 |
| 2.4 讨论 |
| 2.4.1 微塑料的暂存媒介 |
| 2.4.2 城镇化与气象活动的贡献 |
| 2.4.3 积灰微塑料与非点源污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微塑料在长江中下游淡水水体中的污染特征 |
| 3.1 引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研究区域及样品采集 |
| 3.2.2 水化学参数 |
| 3.2.3 样品分离、观察和仪器确证 |
| 3.2.4 质量控制 |
| 3.2.5 数据分析 |
| 3.3 结果 |
| 3.3.1 太湖湖区 |
| 3.3.2 长江中下游水系 |
| 3.3.3 形态特征与化学组成 |
| 3.4 讨论 |
| 3.4.1 长江中下游漂浮微塑料的污染水平 |
| 3.4.2 微塑料的聚集与迁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微塑料在长江中下游淡水沉积物中的污染特征 |
| 4.1 引言 |
| 4.2 实验设计与材料方法 |
| 4.2.1 研究区域及样品采集 |
| 4.2.2 沉积物粒径分析 |
| 4.2.3 微塑料的分离、观察和仪器确证 |
| 4.2.4 质量控制 |
| 4.2.5 数据分析 |
| 4.3 结果 |
| 4.3.1 太湖湖区 |
| 4.3.2 长江中下游水系 |
| 4.3.3 形态特征与化学组成 |
| 4.4 讨论 |
| 4.4.1 长江中下游淡水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水平 |
| 4.4.2 微塑料的积累与沉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微塑料自内陆向河口的污染叠加效应——以飞利浦湾流域为例 |
| 5.1 引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研究区域及样品采集 |
| 5.2.2 流域及土地利用背景 |
| 5.2.3 样品分离、观察和仪器确证 |
| 5.2.4 质量控制 |
| 5.2.5 数据分析 |
| 5.3 结果 |
| 5.3.1 空间分布 |
| 5.3.2 形态特征与化学组成 |
| 5.3.3 土地利用与微塑料污染的关联 |
| 5.4 讨论 |
| 5.4.1 飞利普湾流域微塑料污染水平 |
| 5.4.2 自然因素对微塑料积累的贡献 |
| 5.4.3 人类活动对微塑料积累的贡献 |
| 5.4.4 海滨城市对微塑料污染的叠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水生生物体内微塑料的污染特征 |
| 6.1 引言 |
| 6.2 材料与方法 |
| 6.2.1 研究区域及目标生物 |
| 6.2.2 生物体解剖及微塑料分离 |
| 6.2.3 微塑料的观察和仪器确证 |
| 6.2.4 质量控制 |
| 6.2.5 数据分析 |
| 6.3 结果 |
| 6.3.1 河蚬 |
| 6.3.2 食蚊鱼 |
| 6.3.3 近岸经济鱼类 |
| 6.4 讨论 |
| 6.4.1 质量控制与生物体检测 |
| 6.4.2 源排放与生物体污染负荷 |
| 6.4.3 影响微塑料进入生物体的因素 |
| 6.4.4 微塑料的生物监测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多环境介质中微塑料的迁移 |
| 7.1 引言 |
| 7.2 微塑料污染的横向迁移 |
| 7.2.1 空间分布及积累趋势 |
| 7.2.2 热点区域与源解析 |
| 7.3 微塑料污染的纵向迁移 |
| 7.3.1 临时载体及汇 |
| 7.3.2 促进与贡献因素 |
| 7.4 方法学干扰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特色与创新 |
| 8.3 展望与不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DNA条形码在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膜翅目：小蜂总科）分类研究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概论 |
| 1.1 新疆北部农田自然概况 |
| 1.1.1 新疆北部农田概况 |
| 1.1.2 北疆农田主要害虫发生与防治 |
| 1.2 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在生物防治上的应用 |
| 1.2.1 赤眼蜂科在生物防治上的应用 |
| 1.2.2 缨小蜂科在生物防治上的应用 |
| 1.3 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分类研究方法概述 |
| 1.3.1 赤眼蜂科分类研究方法概述 |
| 1.3.2 缨小蜂科分类研究方法概述 |
| 1.4 DNA条形码技术在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分类研究中的应用 |
| 1.4.1 DNA条形码在昆虫分类研究中的应用 |
| 1.4.2 DNA条形码在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分类研究中的应用 |
| 1.5 研究目的、意义 |
| 1.6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第2章 DNA条形码在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科分类鉴定中的应用 |
| 2.1 研究材料及仪器设备 |
| 2.1.1 供试虫源 |
| 2.1.2 实验仪器设备及试剂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样本采集 |
| 2.2.2 标本的制作与保存 |
| 2.2.3 标本的拍照 |
| 2.2.4 DNA的无损伤提取和PCR扩增 |
| 2.2.5 序列比对和分析 |
| 2.3 结果与分析 |
| 2.3.1 无损伤法提取赤眼蜂DNA及 COI和 ITS2 基因的PCR扩增 |
| 2.3.2 赤眼科COI和 ITS2 序列分析 |
| 2.3.3 赤眼蜂的COI和 ITS2 序列的碱基含量 |
| 2.3.4 NCBI和 BOLD BLAST分析与物种整合鉴定 |
| 2.4 小结 |
| 第3章 DNA条形码在新疆北部主要农区缨小蜂科分类鉴定中的应用 |
| 3.1 材料与试剂 |
| 3.1.1 材料 |
| 3.1.2 实验仪器设备及试剂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样本采集 |
| 3.2.2 标本的制作与保存 |
| 3.2.3 标本的拍照 |
| 3.2.4 基因组DNA的无损伤提取 |
| 3.2.5 基因片段PCR扩增、回收及测序 |
| 3.2.6 数据分析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缨小蜂ITS2和COI基因的PCR扩增结果 |
| 3.3.2 缨小蜂的COI和 ITS2 基因的序列比对 |
| 3.3.3 缨小蜂的COI和 ITS2 序列的碱基含量 |
| 3.3.4 NCBI和 BOLD BLAST分析与物种整合鉴定 |
| 3.4 小结 |
| 第4章 基于COI和 ITS2 序列的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系统发育分析 |
| 4.1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4.1.1 研究材料 |
| 4.1.2 数据分析处理软件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序列比对和分析 |
| 4.2.2 赤眼蜂科与缨小蜂科系统进化树的构建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赤眼蜂科COI序列的遗传距离分析 |
| 4.3.2 赤眼蜂科的COI和 ITS2 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 |
| 4.3.3 缨小蜂科的COI序列的遗传距离分析 |
| 4.3.4 缨小蜂科的COI和 ITS2 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赤眼蜂科标本采集及形态学和DNA条形码鉴定 |
| 附录B 缨小蜂科标本采集及形态学和DNA条形码鉴定 |
| 附录C 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各种形态特征图 |
| 致谢 |
| 个人简历、研究生期间发表研究性文章 |
（8）池蝶蚌凋亡抑制相关因子（IAP）在性腺中的表达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综述 |
| 1.1 双壳类动物成熟配子形态特征 |
| 1.1.1 成熟卵子形态结构 |
| 1.1.2 成熟精子形态结构 |
| 1.2 软体动物雌雄同体现象 |
| 1.3 软体动物细胞凋亡研究现状 |
| 1.4 凋亡抑制蛋白家族(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s,IAPs) |
| 1.4.1 IAP家族成员的基本结构 |
| 1.4.2 IAP家族成员的细胞凋亡调节功能 |
| 1.5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2章 池蝶蚌配子显微、超微结构及雌雄同体现象观察 |
| 2.1 摘要 |
| 2.2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2.2.1 实验材料 |
| 2.2.2 实验方法 |
| 2.3 结果 |
| 2.3.1 池蝶蚌配子光镜观察 |
| 2.3.2 雌雄同体现象观察 |
| 2.3.3 扫描电镜观察 |
| 2.4 讨论 |
| 2.4.1 池蝶蚌成熟卵子基本形态特征 |
| 2.4.2 池蝶蚌卵子受精孔结构特征 |
| 2.4.3 池蝶蚌卵核“伪足”结构特征 |
| 2.4.4 池蝶蚌成熟精子顶体特征及受精方式分析 |
| 2.4.5 池蝶蚌线粒体特征鞭毛领结构分析 |
| 2.4.6 池蝶蚌雌雄同体现象分析 |
| 第3章 池蝶蚌IAP基因(Hs IAP)的全序列克隆及分析 |
| 3.1 摘要 |
| 3.2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3.2.1 材料 |
| 3.2.2 实验方法 |
| 3.3 实验结果 |
| 3.3.1 池蝶蚌性腺总RNA检测 |
| 3.3.2 Hs IAP-1、Hs IAP-2 基因的全长克隆 |
| 3.3.3 Hs IAP-1,Hs IAP-2 基因c DNA序列分析 |
| 3.3.4 Hs IAP-1,Hs IAP-2 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
| 3.3.5 Hs IAP-1,Hs IAP-2 蛋白结构域及同源性分析 |
| 3.4 讨论 |
| 3.4.1 HsIAP基因的序列特征 |
| 3.4.2 Hs IAPs分子进化分析 |
| 3.4.3 池蝶蚌BIR结构域分子进化分析 |
| 第4章 池蝶蚌凋亡抑制因子HsIAP-1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
| 4.1 摘要 |
| 4.2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4.2.1 实验材料 |
| 4.2.2 实验方法 |
| 4.3 结果 |
| 4.3.1 HsIAP-1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量差异 |
| 4.3.2 HsIAP-1基因在5个年龄性腺组织中的表达 |
| 4.4 讨论 |
| 4.4.1 HsIAP-1的组织分布规律 |
| 4.4.2 池蝶蚌不同发育时期雌、雄性腺中HsIAP-1的表达差异 |
| 第5章 HsIAP-1蛋白表达及其初步功能分析 |
| 5.1 摘要 |
| 5.2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5.2.1 实验材料 |
| 5.2.2 实验方法 |
| 5.3 结果 |
| 5.3.1 HsIAP-1基因的蛋白表达 |
| 5.3.2 Bradford法测定融合蛋白浓度 |
| 5.3.3 ELISA法测定多克隆抗血清效价 |
| 5.3.4 Westernblot检测抗体特异性 |
| 5.3.5 流式细胞仪分析 |
| 5.3.6 Caspase-3 活性检测分析 |
| 5.4 讨论 |
| 5.4.1 池蝶蚌雌、雄性腺中HsIAP-1的定位差异 |
| 5.4.2 HsIAP-1抑制细胞凋亡功能研究 |
| 第6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湿地修复案例与分析 |
| 1.4.1 美国大沼泽地修复 |
| 1.4.2 盐城湿地保护区修复 |
| 1.5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天津古海岸保护区的发展与研究 |
| 2.1 保护区地理概况 |
| 2.1.1 位置特征 |
| 2.1.2 气候条件 |
| 2.1.3 水文状况 |
| 2.1.4 地质地貌 |
| 2.2 保护区历史发展 |
| 2.2.1 人类迁移史 |
| 2.2.2 渤海海侵史 |
| 2.2.3 天津成陆史 |
| 第3章 天津古海岸保护区景观生态研究 |
| 3.1 保护区贝壳堤特征分析 |
| 3.1.1 贝壳堤的形成特征 |
| 3.1.2 贝壳堤的保护价值 |
| 3.2 保护区牡蛎礁特征分析 |
| 3.2.1 牡蛎礁的演化特征 |
| 3.2.2 牡蛎礁的保护价值 |
| 3.3 保护区古泻湖特征分析 |
| 3.3.1 古泻湖的演化特征 |
| 3.3.2 古泻湖水资源状况 |
| 3.4 保护区植物特征分析 |
| 3.4.1 种质资源调查 |
| 3.4.2 植物区系分析 |
| 3.4.3 植被演替规律 |
| 3.5 保护区动物特征分析 |
| 3.5.1 鸟类资源 |
| 3.5.2 其他动物资源 |
| 3.5.3 湿地生态结构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天津古海岸保护区综合评价 |
| 4.1 保护区评价发展与利用 |
| 4.2 AHP法构建 |
| 4.2.1 AHP法研究原理 |
| 4.2.2 层次模型构建 |
| 4.3 评价原则及标准 |
| 4.3.1 评价原则 |
| 4.3.2 构建层次模型 |
| 4.3.3 构建判断矩阵 |
| 4.3.4 层次权重结果分析 |
| 4.4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天津古海岸保护区的修复和利用 |
| 5.1 保护区修复原则 |
| 5.1.1 划分保护区域 |
| 5.1.2 恢复湿地水系 |
| 5.1.3 维持原有物种 |
| 5.1.4 保持原有土层 |
| 5.1.5 动物资源保护 |
| 5.1.6 合理规划利用 |
| 5.2 保护区湿地水系修复 |
| 5.2.1 湿地水系规划 |
| 5.2.2 湿地水质修复 |
| 5.2.3 湿地岸线改造 |
| 5.3 保护区植物群落修复 |
| 5.3.1 植物种子库 |
| 5.3.2 植物规划 |
| 5.3.3 植物封育管理 |
| 5.4 保护区动物群落保护 |
| 5.4.1 鸟类资源保护 |
| 5.4.2 其他动物资源保护 |
| 5.4.3 构建湿地生态链 |
| 5.5 保护区的合理利用 |
| 5.5.1 环境教育 |
| 5.5.2 科学研究 |
| 5.5.3 生态监测 |
| 5.5.4 社区参与 |
| 5.5.5 旅游构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总结 |
| 6.2 创新点 |
| 6.3 发展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保护区植物物种调查 |
| 附录 B 保护区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 |
| 致谢 |
（10）天津滨海半咸水湿地生物盐、污耐性及稳态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海岸带陆侧边界 |
| 1.2.2 生物盐、污适应性 |
| 1.2.3 湿地稳态转换 |
| 1.3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
| 2.1 天津概况 |
| 2.2 布点与调查 |
|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第3章 海岸带陆侧范围确定 |
| 3.1 基于海对陆作用的海岸带陆侧边界确定方法 |
| 3.1.1 海岸侵蚀范围 |
| 3.1.2 海平面上升淹没范围 |
| 3.1.3 风暴潮增水淹没范围 |
| 3.1.4 台风极值风速影响范围 |
| 3.1.5 土壤盐渍化分布范围 |
| 3.1.6 地下水咸化/半咸化分布范围 |
| 3.1.7 典型河口咸潮上溯定界 |
| 3.2 基于海对陆作用的天津海岸带陆侧边界确定 |
| 3.3 局地尺度下天津滨海与内陆湿地边界确定 |
| 3.3.1 土壤盐分空间分布特征 |
| 3.3.2 水体盐度空间分布特征 |
| 3.3.3 基于生物类群的滨海与内陆湿地边界分析 |
| 3.4 宏观尺度与局地尺度下海岸带边界的特征 |
| 3.4.1 滨海与内陆湿地边界的特征 |
| 3.4.2 边界吻合性分析 |
| 3.5 小结 |
| 第4章 滨岸湿地生物群落与环境的关系 |
| 4.1 生物群落特征 |
| 4.1.1 湿生植物群落组成 |
| 4.1.2 沉水植物群落组成 |
| 4.1.3 底栖动物及浮游生物群落组成 |
| 4.2 滨岸湿地植物群落分布与土壤环境因子的关系 |
| 4.2.1 湿生带植物群落类型划分 |
| 4.2.2 植物群落间土壤化学因子的空间差异性 |
| 4.2.3 植物群落分布与土壤化学因子的相关性 |
| 4.2.4 土壤化学因子间相关性 |
| 4.3 水生生物与水环境因子间的关系 |
| 4.3.1 沉水植物与水环境因子的关系 |
| 4.3.2 底栖动物及浮游生物与水环境因子的关系 |
| 4.4 小结 |
| 第5章 湿地生物盐、污耐性区间及指示种分析 |
| 5.1 滨岸植物对土壤环境的指示效应 |
| 5.1.1 适盐种识别 |
| 5.1.2 盐生植物适盐性 |
| 5.1.3 滨岸植物耐盐区间分析 |
| 5.2 水生生物对水环境的指示效应 |
| 5.2.1 沉水植物盐、污区间排序 |
| 5.2.2 底栖动物及浮游生物盐、污阈值 |
| 5.3 小结 |
| 第6章 湿地稳态分析 |
| 6.1 水质分布特征 |
| 6.1.1 基于主成分聚类分析的水质分布 |
| 6.1.2 基于底栖动物BI指数的水质分布 |
| 6.1.3 基于沉水植物的水质分布 |
| 6.1.4 水质状况综合分析 |
| 6.2 湿地稳态阈值分析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频数分布法确定参照状态值 |
| 6.2.3 基于指示种分析的稳态阈值修正 |
| 6.2.4 稳态转换特征分析 |
| 6.3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录 |
四、海滨无脊椎动物观察、采集和处理（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浮游动物休眠卵群落结构研究[D]. 刘亚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2)
- [2]安徽沿江湖泊越冬水鸟群落取食集团结构及其对生境变化的响应[D]. 王新建. 安徽大学, 2020(02)
- [3]日本大眼蟹与双齿围沙蚕的生物扰动对河口湿地生源要素动态的影响[D]. 聂立凯. 青岛大学, 2020(01)
- [4]西沙岛屿环境及生物体中塑料污染状况和有机污染物的富集特征[D]. 朱春友.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2020(07)
- [5]DNA条形码联合精细解剖技术对长江口地区疑难种鉴定的应用研究[D]. 赵志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6]微塑料在内陆至河口多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特征及其迁移规律[D]. 苏磊.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DNA条形码在新疆北部主要农区赤眼蜂科和缨小蜂科（膜翅目：小蜂总科）分类研究中的应用[D]. 努日耶·木合太尔. 新疆大学, 2020
- [8]池蝶蚌凋亡抑制相关因子（IAP）在性腺中的表达特征[D]. 吴娣. 南昌大学, 2019(01)
- [9]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研究[D]. 韩璐. 天津大学, 2019(01)
- [10]天津滨海半咸水湿地生物盐、污耐性及稳态转换研究[D]. 贾娇.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