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理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论文文献综述）
齐艳云[1]（2021）在《资源拼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以辽宁新创企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辽宁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受到投资引力、自然资源、技术人才以及关系网络等多方面资源的限制,我国辽宁地区新创企业的存活率往往较低。资源拼凑作为企业打破资源匮乏局面的一种新方式,为新创企业在早期获得生存和成长提供了新出路,但当前研究关于资源拼凑对新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仍旧众说纷纭,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尚未清晰。为了深入理解资源拼凑对辽宁省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本研究从产品创新的角度入手,并进一步考虑新创企业的企业合法性对创业绩效的重要影响,对二者作用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探究。我们在研究中试图解决如下问题:资源拼凑能否促进新创企业的创业绩效?二者之间是否受到产品创新的中介影响?在资源拼凑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中新创企业的企业合法性是否是重要的调节因素?本文首先梳理了资源拼凑、产品创新、企业合法性以及创业绩效等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以辽宁省的210家新创企业为调研对象,利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利用SPSS24.0和AMOS22.0软件进行定量分析。从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创业绩效均具有积极影响;第二,产品创新在资源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第三,新创企业合法性在产品创新与创业绩效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第四,新创企业合法性在资源拼凑通过产品创新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理解在转型经济背景下资源拼凑实现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过程机制提供了新的角度,帮助处于资源匮乏限制中的新创企业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在价值,顺利开展产品创新,并且通过强调企业合法性在创业活动中的重要影响,对新创企业提升创新与创业实践的有效性提出参考和借鉴,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崔志霞[2]（2021）在《煤炭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效率与经营绩效 ——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二次调节作用》文中提出受国家宏观政策、市场经济走势的双重影响,传统煤炭行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煤炭企业的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加工率低、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在宏观经济环境与企业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传统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正在大幅下降,为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国家对煤炭企业进行了深化改革,例如对于未达到安全、环保、质量、技术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煤炭企业,政府部门对其实施了兼并、重组、整合,甚至关闭等措施,同时鼓励企业推进技术创新。为使煤炭企业有效解决在新环境下存在的问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企业转型升级,最终提高煤炭企业市场竞争力,企业管理层应高度重视自主研发创新活动。文章首先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主要变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其次,对所要开展研究的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设计;再次,根据设定的计量模型,利用SPSS19.0、Stata12.0等统计软件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了融资效率、环境规制等的调节作用,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和内生性检验;最后,依据实证研究结论,阐释了有效提高煤炭企业经营绩效的对策和建议。在理论与经验探索基础上,本课题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中国煤炭企业中,技术创新战略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而且重视技术创新活动的煤炭企业能够有效促进经营绩效水平的提升;第二,中国煤炭企业的融资效率普遍偏低,融资效率显着影响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在融资效率的调节作用下,煤炭企业技术创新更加有效地推动了经营绩效的提升;第三,随着政府对环境保护和修复力度的不断加大,煤炭企业受到环境规制的约束力越大,并且当环境规制强度越大时,融资效率对于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越弱。本课题研究以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为基础,将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探究了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以及进一步分析了融资效率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政府部门关于煤炭企业未来发展的政策制定、企业管理者关于提高经营绩效的措施实施等方面给予了新的见解,而且为未来学者在煤炭企业经营绩效、技术创新等主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王蓉[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人云“为政之道,以厚民为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生乃为政、治国之根本。事实上,民生是一个国家根本的问题,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生事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宣布其奋斗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国改善民生与社会治理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民生接力棒”也在历代领导集体手中依次传递,步步推进,从未停止。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正是因为怀有对人民如此深厚的情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在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以及对民生问题高度重视的基础上而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民生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民生建设、政治民生建设、文化民生建设、社会民生建设以及生态民生建设“大民生观”的重要内容,揭示了推进新时代民生建设的实践途径,内在蕴含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统筹兼顾、辩证思维以及问题导向等新时代民生建设方法论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把握、对新时代民生建设不断推进的新引领以及为世界民生事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的重要论述,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新时代我国民生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超[4]（2021）在《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部分创业企业属于小微型企业,其在增加就业、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增长方面贡献显着。自从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开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新创企业都面临着高失败风险,并处于经济收益高度不确定的困境中。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调查显示,我国创业失败率高达90%,在创业5年内倒闭的企业占70%。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快速识别良好的商机并获得所需资源以获得良好绩效和实现企业生存与成长,仍是一大难题。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为了取得良好的企业绩效,获得创业成功,创业者们必须对潜在的新机会和可利用的资源保持高度警觉性。因此,提高创业警觉性是促进新创企业发展和获取高绩效的关键因素,对于促进创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同时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创业警觉性的前因以及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对于理解创业警觉性的形成机制,以及揭示创业警觉性在新创企业绩效提高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创业警觉性的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学界缺乏对创业警觉性形成机制的深入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认为创业者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通过搜索、过滤和解释信息影响创业警觉性,并且该过程会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进一步调节。从微观认知和宏观环境交互作用的视角,探究创业者认知结构和环境动态性在创业警觉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次,现有研究对于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大多数学者侧重于解释创业警觉性的概念以及高警觉性创业者的特质,但关于创业警觉性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研究尚不完整。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创业警觉性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以揭示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黑箱”。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索创业警觉性的形成机制,以及解释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研究一构建创业警觉性前因研究的理论模型,试图解决“创业者认知结构如何影响创业警觉性”以及“环境动态性如何调节创业者认知结构和创业警觉性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基于创业过程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权变理论,研究二引入创业拼凑和商业模式创新两个中介变量和一个权变因素环境动态性,构建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试图揭示创业警觉性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和边界条件。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本研究共提出26条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来自463位新创企业创业者的数据。采用SPSS22.0和AMOS21.0进行数据分析以检验研究假设,并得到以下实证结果。研究一结果表明,创业者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对创业警觉性存在积极影响,并且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与创业警觉性的关系。一方面,认知柔性水平高的创业者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搜索机会和资源以实现价值创造。尤其当环境动态性高时,认知柔性高的创业者通过其灵活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进行更广泛的信息搜索,对创业警觉性的积极影响更强。另一方面,认知复杂性使创业者处理问题的视角更加多元化,使企业能够迅速吸收新信息和知识以帮助企业克服认知惯性,这将帮助企业更全面地了解外部市场变化,提高创业警觉性。当环境动态性高时,高认知复杂性可以使创业者对环境中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信息更加敏感,对创业警觉性的积极影响更加强烈。研究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业警觉性能够促进新创企业充分利用资源,开发和利用市场信息和商业机会,实现新创企业的生存、成长和创新,提高新创企业绩效。但是创业警觉性的搜索和扫描维度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着。第二,创业警觉性通过创业拼凑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高警觉性的创业者对环境中信息和资源的搜索、联接和评估能力更强,这有助于提高创业拼凑。通过拼凑创造的主观知识和解释可以让组织理解资源及其组合如何提供特定的生产性服务和机会,进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第三,创业警觉性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创业警觉性使创业者对环境中商业要素变化的信号更加敏感,能够促进创业者对环境中的商业要素进行整合,创新商业模式,进而提升新创企业绩效。第四,创业拼凑和商业模式创新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第五,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业拼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积极关系以及创业拼凑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断变化的环境能为企业提供更多样化的机会,使创业者能够持续参与创业活动。善于进行创业拼凑的企业能够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不稳定的挑战和机遇,提升企业绩效。第六,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积极关系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动态的环境中,警觉性高的创业者能够感知到外部环境中的信息变化,并挖掘出看似不相关的信息或商业元素之间潜在的联系,促进商业模式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包括:（1）极大地拓展了创业警觉性的理论研究,完善了对创业警觉性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2）系统地探索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揭示创业警觉性如何通过创业拼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补充了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知识,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并指明方向。（3）将创业警觉性的研究拓展到战略决策领域,探索创业警觉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和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从战略决策的视角扩展了创业警觉性的研究范畴,增强了创业警觉性对创业管理实践的解释力度。（4）探索环境动态性在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机制中所起的权变效应,有助于加深对外部环境因素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解,揭示新创企业绩效提升机制,为创业理论发展和实践管理指明方向。
董钊[5]（2021）在《新创企业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浪潮袭卷而来,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翻开新的篇章,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智慧城市、智慧生活等数字技术变革不仅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也正掀起一波新的创新和创业浪潮。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化重构了创业的基本要素,数字技术对企业的数字化赋能丰富了创业的内涵和结构,重构了创业机会的利用过程、资源获取的过程和传统的商业逻辑（刘志阳等,2020）,信息等资料的表现形式逐渐转变为数据形式,促进了信息在市场以及创业多主体之间的快速传递和有效共享（Stiglitz,2002）,传统创业过程与结果的边界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逐渐模糊（Nambisan,2017;余江等,2018）。虽然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新型的数字机会,但也限制甚至颠覆了已有成熟商业模式的发展,这要求新创企业需要不断根据新需求和新市场调整并创新其商业模式（Ghezzi和Cavallo,2020;朱秀梅等,2020）。对于新创企业而言,由于其自身的“新弱性”,新创企业需要更多地依赖数字能力通过数字平台与价值网络与其他创业多主体共享信息和互补性资产,从而实现设计系统性的新型商业模式（Balocco等,2019）,所以数字能力对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尤为重要（Velu和Jacob,2016）。然而,已有研究关于新创企业数字能力的探究仍然较为匮乏（Khin和Ho,2019）,学者们对数字能力的概念和内涵也莫衷一是,数字能力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数字能力在数字环境和创业情境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等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地讨论与回答。此外,在创业实践中,新创企业基于强大数字能力构建颠覆式商业模式创新并引发整个产业变革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学界关于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方式和路径机制等关键问题还缺少清晰的解答。因此,新创企业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是极具创新性和挑战性的前沿科学问题,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因此,本研究在梳理数字能力的内涵、特征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创企业如何应用数字能力有效促进商业模式创新,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数字能力的理论研究基础,还有助于揭示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丰富数字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研究。尽管数字能力能够积极促进商业模式创新,但二者关系间的路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新创企业如何应用数字能力来推动数字机会与资源间的复杂互动,深刻地影响着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Haynie等,2009）。数字环境的迅速变化需要新创企业基于系统的数字能力来发现数字机会并获取信息,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并与其他创业多主体互动以构建资源池,共同创造更多的数字机会,通过跨跃组织边界的数字机会与资源间的复杂互动,推动新创企业进行创新并设计更具特色的商业模式（Tan等,2015）。因此,数字机会发现和数字机会创造可能在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具有关键的路径作用。此外,创业者的创业激情与手段导向决策逻辑对提高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和有效性也具有重要影响（Murnieks等,2014）。然而,已有研究尚未能深入揭示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创业机会理论和创新理论,研究了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作用,并以两者间的作用关系作为模型的主线,探究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了数字能力、数字机会发现、数字机会创造、创业激情、手段导向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模型,旨在揭示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作用,数字机会发现和数字机会创造的中介作用,以及创业激情和手段导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地归纳和总结,确定了探析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部分,对动态能力理论、创业机会理论和创新理论进行梳理,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对数字能力、数字机会发现、数字机会创造、商业模式创新、创业激情和手段导向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和评述,归纳并总结相关变量的不同研究视角、理论基础、前因变量以及结果变量。第二,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依据案例数据对数字能力、数字机会发现、数字机会创造、创业激情、手段导向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变量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并构建了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13条研究假设,用于揭示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数字机会发现的中介作用、数字机会创造的中介作用、数字机会发现和数字机会创造的连续中介作用、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以及手段导向的调节作用。第三,本文通过小组讨论和预调研等方式最终确定了包含53个题项的正式调查问卷,并通过实地咨询、邮寄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在北京市、杭州市、长春市和西安市进行了问卷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389份。采用SPSS 22.0软件和AMOS 24.0软件对正式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与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通过SPSS 22.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3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数据支持。随后,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第四,本文总结了研究结论,提出了本研究的三点创新性,对得到数据支持的理论假设提出了管理实践启示,并指出了研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提出了本文的未来研究方向。
宋晓娟[6]（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提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李梦莹[7]（2021）在《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日益加剧,持续恶化的环境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日趋显化。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提出应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格局,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政府和社会对环境的关注使企业意识到企业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势在必行。创业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它既可能是破坏环境、消耗资源的主体,也可能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创新方案。因此,学术界和实践界开始关注绿色创业在环保方面的潜力。目前,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的经营理念已不再适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战略层面,通过追求生态友好型机会,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共赢。绿色创业导向是绿色创业的前提,是一种具有绿色创新性、绿色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的整体战略导向,强调对生态友好型机会的识别和把握,反映了企业对环境问题积极主动的态度。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部分学者聚焦于绿色创业导向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现有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绿色创业导向概念界定尚不清晰。其次,缺乏对绿色创业导向驱动因素的系统研究。虽然少数研究探索了绿色创业导向的前因变量,但往往是从单一视角探索线性关系,对影响绿色创业导向的多重因果复杂性关注不足。绿色创业导向是一种整体战略导向,构成企业整体战略配置的一部分,其前因往往是多重并发的。最后,绿色创业导向虽然兼顾环境效益,其核心仍是创业,离不开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但绿色创业导向能否真的提升企业绩效?其中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基于此,本研究梳理了相关文献,深入挖掘绿色创业导向的核心本质,揭示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以及其“如何”作用于企业绩效的动态过程,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1）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是什么?（2）绿色创业导向能够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吗?（3）绿色创业导向如何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深入分析上述问题,本文利用两个子研究进行探索,子研究一构建了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子研究二构建了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整合模型,深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子研究一:基于组态理论和战略制度观,提取了5个影响绿色创业导向的因素,分别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认知压力、竞争强度和冗余资源。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 QCA）进行数据分析,探索这些驱动因素之间的组态效应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高绿色创业导向存在3种前因组态,第一种组态是规制压力和冗余资源的同时存在,第二种组态是规范压力、认知压力和竞争强度的同时存在,第三种组态是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的同时存在。这说明导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路径并不唯一,而且任何单一条件的出现或缺失都不足以对绿色创业导向起决定性作用,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效应更具有预测力和解释力。第二,非高绿色创业导向存在一种前因组态,即规范压力、认知压力和冗余资源的同时缺失。第三,通过对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组态与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组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高绿色创业导向和非高绿色创业导向形成的原因不具有对称性,也就是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原因与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原因大不相同。子研究二: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吸收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引入绿色吸收能力和绿色创新两个中介变量,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这一调节变量,利用SPSS24.0和AMOS24.0深入分析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积极影响,其中绿色创业导向对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均显着;第二,绿色吸收能力在绿色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三,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四,绿色吸收能力、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第五,环境不确定性在绿色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首先,环境不确定性在绿色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关系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在绿色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各维度间的正向调节作用都显着。其次,环境不确定性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其中市场不确定性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各维度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作用均显着,技术不确定性在绿色创新与财务绩效关系间的负向调节显着,在绿色创新和环境绩效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不显着。本研究深入探索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1）明确了绿色创业导向的定义,丰富了绿色创业导向相关研究。目前对绿色创业导向的探索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仍十分匮乏,亟需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定义和价值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因此,本研究深入挖掘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和价值,丰富了绿色创业导向的相关理论;（2）探索了绿色创业导向形成的因素组合,扩展绿色创业导向的前因整合模型。探索不同类型的制度压力、竞争强度和冗余资源的组态效应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完善绿色创业导向前因整合模型;（3）探索了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背后隐藏的作用机制,引入绿色吸收能力和绿色创新作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探讨绿色吸收能力和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分析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深入剖析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构建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整合模型,打开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黑箱”。
郭天娇[8]（2021）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在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浪潮下,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技术革新进程逐步加快,知识与信息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中国转型经济体制下,企业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进行战略选择,同时更好地整合知识、信息技术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创新以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关注焦点。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知识、技能、信息决策的核心单元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意义,进而探索了高管团队运作过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引入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这一概念,从而探究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和企业创新绩效二者间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其中,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学者们通常从合作行为、信息交换与联合决策三个维度展开探讨。现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关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目前尚未展开。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如何?作用机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中国情境下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深入探索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机理与调节机制。本文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切入,将组织学习作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高管主动性人格作为调节变量整合到理论模型之中,分析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具体地,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成立;其次,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成立,即高管团队行为整合是否会通过组织学习过程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再者,环境动态性是否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方向如何;高管主动性人格是否对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方向如何;最后,环境动态性、高管主动性人格是否会作用于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即是否会影响高管团队行为整合通过组织学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本文依据现有研究以及理论推演提出了研究假设,以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吉林省六个省域的创新型企业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通过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研,本研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信度与效度以及共同方法偏差等达到了基本要求,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学习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对于组织学习具有显着正向作用;（3）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正向作用;（4）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环境动态性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越高,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学习的正向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6）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高管主动性人格越高,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7）环境动态性对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着;（8）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本文为打开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黑箱做了有益尝试,现有研究中关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二者间中介机理的实证研究尚缺乏,本文将组织学习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路径;其次,本文从环境动态性以及高管主动性人格内外两因素出发,分析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特质因素对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影响这一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高阶梯队理论情境化研究,丰富了企业高管团队的研究视角,推进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的发展。尽管如此,由于研究样本、数据测量方式与方法的限制导致本研究存在诸多不足,这是在未来要注意并修正的,本文结尾给出了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吴玉浩[9]（2021）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标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已成为调动企业创新活力、谋求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标准化热潮下,众多企业纷纷制定和实施标准化战略,试图凭借技术标准来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然而,数字化转型推动着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催生的环境不确定性加快了技术标准更新换代的速度,导致企业的标准化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并深刻改变着传统的标准体系和标准管理体制,驱动着组织管理的变革与创新。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演进,企业如何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被视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培育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便成为标准化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我国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深入推进,近年来团体标准发展的如火如荼,网络协同创新模式已成为标准化的全新支撑点。企业通过参与一个或多个技术标准联盟,以直接或间接联结的标准化合作关系与其他企业嵌入至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共同制定、实施和推广技术标准。这种标准化参与形式不仅可以吸纳和集聚联盟成员的资源和能力,推动不同企业围绕标准研发展开深度合作,也使标准化的投入成本和创新风险得以分散,有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然而,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发展成熟。在标准化实践中,即便是身处同一联盟之中,也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实现预期的联盟目标。事实上,尽管技术标准联盟可能会使参与者共享发展红利,但成员企业能否真正获益仍有赖于自身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因此,为了提升企业参与标准化联盟合作的效率和效益,有必要对其标准化活动予以规范引导。但是,与发展势头强劲的技术标准联盟相比,标准化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却较为滞后。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技术标准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尽管部分研究指出了参与标准化的积极影响,但却多探讨其对于宏观经济或中观产业的影响,而鲜有研究涉及微观企业层面,且并未明晰企业自身经由联盟参与标准化而获益的实现路径。同时,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联盟形式,学者们多围绕其他联盟形式进行研究,聚焦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作为标准化活动的主体,企业通过技术标准联盟参与标准化可获得哪些益处（What）?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盟绩效为何存在差异（Why）?企业又应如何在标准化联盟合作中实现更高的绩效水平（How）?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尚不可知,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企业微观层面为切入点,聚焦于我国技术标准联盟情境下的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以联盟绩效（标准化合作结果）为导向,由网络视角来探讨参与标准化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试图解释联盟内部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缘由及其绩效增进路径,所剖析的研究问题包括:（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3）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在系统回顾和梳理技术标准联盟、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环境不确定性及企业联盟绩效等方面的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深圳、长春、杭州和上海的4家标准联盟企业的案例分析,对核心研究构念进行界定,深入阐述了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构建得到理论研究模型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针对我国团体标准这一市场驱动下的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立足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和汽车产业内的技术标准联盟企业为目标样本,收集到来自437家联盟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收据,借助SPSS 25.0和AMOS 22.0软件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此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多数研究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支持,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相较于边缘企业,中心企业能够借助网络位置优势来影响标准化合作结果,显着提升自身绩效水平。同时,与联盟合作伙伴编织紧密的关系网络,亦可帮助企业从标准化合作中实现更多收益;（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3）潜在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现实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4）技术不确定性能够增强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市场不确定性能够增强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围绕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展开研究,针对我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技术标准联盟现象,构建了“资源—能力—绩效”这一内外联动的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明晰了企业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的理论逻辑,主要创新点和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1）由网络视角对技术标准联盟现象展开分析,丰富了标准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战略联盟研究拓展至技术标准联盟情境,并引入网络视角来深入挖掘技术标准联盟的本质、剖析企业参与标准化的内在逻辑,不仅探究参与标准化是否会对企业自身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揭示了企业如何从参与标准化合作中取得更好的联盟绩效。区别于以往的标准化研究,本文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视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渠道,按照“结构—关系”两分法来整合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关系强度两个维度,深入阐释其对于企业联盟绩效背后的影响机制,即联盟企业应借助网络位置优势和紧密联结的网络关系来增加标准化产出、促动联盟绩效提升。由此,本文突破了标准化研究多集中于影响标准内容、市场采用等领域的局限,使联盟网络的应用范围得以延伸,弥补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研究空白,基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揭示了企业联盟绩效的网络影响机制与规律,彰显了我国团体标准这一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的现实价值。（2）将知识吸收能力纳入理论研究框架,由知识层面强调了企业内部动态能力的重要性。技术标准与知识紧密相关,虽然以往研究指出了知识吸收能力对于标准化具有促动作用,但这一论断尚缺乏有效的实证支持。一方面,本研究搭建了知识吸收能力与外部知识获取机制的联系,考察了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前者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本研究验证了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尽管联盟网络为企业提供了外部知识来源渠道,但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这些资源取决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高低。因此,由“资源—能力”互动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效解释了企业调动联盟网络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将其吸收利用进而转化为企业联盟绩效的过程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由此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企业提升联盟绩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动态能力研究的全新视角。（3）通过探究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展现了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数字化转型时代背景下的新规律。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使企业处于动荡不安和不确定的环境条件之中,企业愈发需要积极响应和匹配外部环境变化,依靠技术标准的稳定性来化解环境风险,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因此,本文以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为依据,由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来分析环境特征对于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的影响,证实企业联盟绩效源于外界环境和内部适应的协同互动效应。由此,本文探明了知识吸收能力影响企业联盟绩效的边界条件,且所得研究结论适用于我国情境特征的技术标准联盟,对于反映我国企业的标准化实践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为把握本土化的技术标准化问题提供全新思路。同时,弥补了以往标准化研究对于环境要素作用关注不足的缺陷,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转型期企业发展的标准化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马雪松[10]（2021）在《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经济波动、气候条件变化、资源消耗危机、新冠疫情持续不断等严峻的形势挑战下,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关注性焦点,而林业作为重要的资源供给、生态功能输送与气候环境调节的产业,其可持续的协同发展演化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都比较有优势的东北国有林区,自然义不容辞的承担了新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林业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发展方向的转型,会给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带来较大程度的发展不协同之状况,资源的衰减会在经济发展、林区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给东北国有林区造成不利的影响。林业产业的运行方式是所有产业中与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最为相似的,可以借鉴成熟的生态学理论、协同演化理论,对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的发展进行研究,力图使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协同演化逐步缓解资源危机,优化并高效利用可以整合的资源,实现东北国有林区生态、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的同步发展,最终满足森林资源可持续运营的发展目标。本研究在集合生态学理论、协同演化理论、林业产业演化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发展的研究思路。首先在理论层面,对研究所需要的理论概念进行梳理,同时,对相关理论在本研究的应用做了分析,通过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对比,阐述在组成结构、能量流动、信息传递方面的接近性,并对协同演化模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明确了研究的可行性。其次在分析层面,对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在森林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林业产业技术要求、投资、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面临的压力或动力进行分析,明确了研究的必要性。再次在机制层面,明确了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概念,提出了协同演化的四种机制,进而引出了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立体式研究模型。第四在协同演化研究层面,基于协同演化的机制和研究模型,对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之间的协同演化、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之间的协同演化、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集群与环境的协同演化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形成了本研究的主体部分。最后在保障层面,为了能够确保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顺利进行,提出需要在企业个体协同、产业种群协同、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三方面进行保障,综合提升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效率。
二、管理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管理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论文提纲范文）
（1）资源拼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以辽宁新创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拼凑 |
| 2.1.1 资源拼凑的内涵 |
| 2.1.2 资源拼凑的类型 |
| 2.1.3 资源拼凑的前因与后果 |
| 2.1.4 资源拼凑的策略 |
| 2.2 产品创新 |
| 2.2.1 创新及产品创新的内涵 |
| 2.2.2 产品创新的分类 |
| 2.2.3 产品创新的作用与策略 |
| 2.3 企业合法性 |
| 2.3.1 合法性的定义 |
| 2.3.2 合法性的分类 |
| 2.3.3 合法性的作用与策略 |
| 2.4 创业绩效 |
| 2.4.1 创业绩效的内涵 |
| 2.4.2 创业绩效的测量 |
| 2.4.3 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 |
| 3 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 |
| 3.1 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构建 |
| 3.1.1 概念界定 |
| 3.1.2 理论模型构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
| 3.2.2 资源拼凑对产品创新的影响 |
| 3.2.3 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 |
| 3.2.4 企业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
| 4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样本 |
| 4.2 研究变量的测量 |
| 4.3 预测试 |
| 4.3.1 量表的效度分析 |
| 4.3.2 量表的信度分析 |
| 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度效度检验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4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1 相关性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检验 |
| 5.4.3 研究结果讨论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致谢 |
（2）煤炭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效率与经营绩效 ——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二次调节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煤炭企业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1 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正相关研究 |
| 2.2.2 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负相关研究 |
| 2.2.3 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非线性关系或无关研究 |
| 2.3 融资效率相关研究 |
| 2.3.1 国外相关研究 |
| 2.3.2 国内相关研究 |
| 2.4 环境规制相关研究 |
| 2.4.1 国外相关研究 |
| 2.4.2 国内相关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经营绩效 |
| 3.1.2 技术创新 |
| 3.1.3 融资效率 |
| 3.1.4 环境规制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资源基础理论 |
| 3.2.2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3.2.3 波特假说理论 |
| 3.2.4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1.1 煤炭企业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假说 |
| 4.1.2 融资效率的调节作用假说 |
| 4.1.3 环境规制的二次调节作用假说 |
| 4.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4.3 变量描述与变量定义 |
| 4.4 模型设定 |
| 4.5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结果及分析 |
|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5.3 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检验 |
| 5.4 融资效率调节作用检验 |
| 5.5 环境规制二次调节作用检验 |
| 5.6 稳健性测试与内生性检验 |
| 5.6.1 稳健性测试 |
| 5.6.2 内生性检验 |
| 5.7 拓展性研究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完善技术创新投入机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
| 6.2.2 改善煤炭企业内部经营环境,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
| 6.2.3 重视自主研发活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
| 6.2.4 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
| 6.2.5 加强环境污染防治,倡导绿色环保生产 |
| 6.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
| 6.4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对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研究的现状 |
| 1.2.2 国外对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研究的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理论创新 |
| 1.3.1 论文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研究创新 |
| 1.4 民生建设的概念界定 |
| 1.4.1 狭义的民生 |
| 1.4.2 广义的民生 |
| 1.4.3 民生建设 |
| 2 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基础 |
| 2.1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理论 |
| 2.1.1 现实的人的需要是民生的起点 |
| 2.1.2 社会实践是民生的基础 |
| 2.1.3 利益分配是民生的关键 |
| 2.2 传承了中华民族重视民生建设的优良传统 |
| 2.2.1 富民的思想 |
| 2.2.2 公平公正的思想 |
| 2.2.3 扶弱的思想 |
| 2.3 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民生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民生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民生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民生思想 |
| 2.4 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产生的现实基础 |
| 2.4.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
| 2.4.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
| 2.4.3 民生事业发展的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
| 3 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民生建设重要论述 |
| 3.1 发展是解决我国民生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
| 3.1.1 立足民生事业新发展阶段 |
| 3.1.2 贯彻新发展理念 |
| 3.1.3 构建民生事业新发展格局 |
| 3.2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 |
| 3.2.1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 |
| 3.2.2 就业增收是民生经济发展的基础 |
| 3.3 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 3.3.1 创业创新是经济民生建设的重要举措 |
| 3.3.2 服务业、现代农业是经济民生的重要支撑 |
| 3.3.3 小微企业是经济民生的重要形式 |
| 3.4 调整优化分配结构 |
| 3.4.1 创新民生收入增长链条 |
| 3.4.2 制定差别化的收入分配政策 |
| 3.4.3 注重初次分配公平 |
| 3.4.4 加大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 |
| 4 习近平新时代政治民生建设重要论述 |
| 4.1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4.1.1 健全民主制度 |
| 4.1.2 完善选举制度 |
| 4.1.3 扩大代表和选民权限 |
| 4.2 加快民生政府建设 |
| 4.2.1 以民生为导向深化政府改革 |
| 4.2.2 规范民生政府权力运行监督制度 |
| 4.2.3 建立科学的民生绩效考核评价制度 |
| 4.3 发展广泛多层的协商民主 |
| 4.3.1 拓宽民主协商渠道 |
| 4.3.2 健全民主协商参与机制 |
| 4.3.3 强化民主协商保障机制 |
| 4.4 提高基层民主自治水平 |
| 4.4.1 建立健全基层民主自治法律 |
| 4.4.2 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 |
| 4.4.3 健全基层群众工作机制 |
| 4.5 推进民生法制化建设 |
| 4.5.1 推进民生立法进程 |
| 4.5.2 加强民生法治服务体系建设 |
| 4.5.3 将民生建设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范畴 |
| 5 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民生建设重要论述 |
| 5.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文化民生建设 |
| 5.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民生理念 |
| 5.1.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
| 5.2 着力构建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5.2.1 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原则 |
| 5.2.2 民生公共文化的发展路径 |
| 5.3 健全服务民生的文化产业体系 |
| 5.3.1 推动服务民生的文化产业发展 |
| 5.3.2 健全文化民生市场体系 |
| 5.3.3 创新服务民生的文化产业模式 |
| 6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民生建设重要论述 |
| 6.1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 6.1.1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
| 6.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
| 6.1.3 推进教育公平 |
| 6.1.4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
| 6.2 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 |
| 6.2.1 就业是民生之本 |
| 6.2.2 多方努力,破解就业难题 |
| 6.3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
| 6.3.1 保基础、兜底线 |
| 6.3.2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
| 6.3.3 格外关注困难群众 |
| 6.4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
| 6.4.1 全民健康优先发展 |
| 6.4.2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
| 6.4.3 坚持公平性和公益性 |
| 6.4.4 完善健康医疗制度保障 |
| 6.4.5 发展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事业 |
| 6.5 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
| 6.5.1 坚持住房不炒基本定位 |
| 6.5.2 多措并举形成住房新格局 |
| 6.5.3 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
| 6.6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
| 6.6.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社会治理 |
| 6.6.2 追求秩序与活力的统一 |
| 6.6.3 坚持公平正义 |
| 6.7 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
| 6.7.1 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 |
| 6.7.2 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
| 6.7.3 创新扶贫开发方式 |
| 6.7.4 完善脱贫攻坚支撑体系 |
| 7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建设重要论述 |
| 7.1 强调生态民生关切 |
| 7.1.1 从保护环境到生态民生建设 |
| 7.1.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
| 7.1.3 环境就是最大的民生 |
| 7.2 构筑生态民生发展规划 |
| 7.2.1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
| 7.2.2 狠抓生态环境生产力 |
| 7.2.3 共建共享美好生态环境 |
| 7.3 严抓落实,改善生态民生 |
| 7.3.1 加强生态民生顶层设计 |
| 7.3.2 以法治和制度保障生态环境 |
| 7.3.3 强化生态环境体制机制建设 |
| 8 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方法论重要论述 |
| 8.1 新时代民生建设中的实事求是方法 |
| 8.1.1 从民生实际出发推进民生建设 |
| 8.1.2 调查研究是民生建设的基础 |
| 8.1.3 遵循客观规律开展民生建设 |
| 8.1.4 推进民生建设要讲求实效 |
| 8.2 新时代民生建设中的群众路线方法 |
| 8.2.1 将群众路线视为民生建设生命线 |
| 8.2.2 将群众路线视为民生建设根本工作路线 |
| 8.2.3 将群众路线贯穿于民生建设工作始终 |
| 8.3 新时代民生建设中的统筹兼顾方法 |
| 8.3.1 以系统思维统领民生建设 |
| 8.3.2 加强各项民生措施的关联性和可行性研究 |
| 8.3.3 民生建设各环节坚持精准施策 |
| 8.4 新时代民生建设中的辩证思维方法 |
| 8.4.1 民生建设坚持普遍联系的方法 |
| 8.4.2 民生建设坚持对立统一的方法 |
| 8.4.3 民生建设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 |
| 8.5 新时代民生建设中的问题导向方法 |
| 8.5.1 着力解决民生建设根本性和方向性问题 |
| 8.5.2 着力解决民生建设关键性和深层次问题 |
| 8.5.3 循序渐进解决民生问题 |
| 9 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
| 9.1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
| 9.2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探索 |
| 9.3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把握 |
| 9.4 对新时代民生建设不断推进的新引领 |
| 9.5 为世界民生事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
| 10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选题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业警觉性 |
| 2.1.1 创业警觉性的内涵 |
| 2.1.2 创业警觉性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创业警觉性的相关研究 |
| 2.1.4 小结 |
| 2.2 创业者认知结构 |
| 2.2.1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内涵 |
| 2.2.2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2.4 小结 |
| 2.3 新创企业绩效 |
| 2.3.1 新创企业绩效的内涵 |
| 2.3.2 新创企业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
| 2.3.3 新创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4 小结 |
| 2.4 创业拼凑 |
| 2.4.1 创业拼凑的内涵 |
| 2.4.2 创业拼凑的维度与测量 |
| 2.4.3 创业拼凑的相关研究 |
| 2.4.4 小结 |
| 2.5 商业模式创新 |
| 2.5.1 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 |
| 2.5.2 商业模式创新的维度与测量 |
| 2.5.3 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环境动态性 |
| 2.6.1 环境动态性的内涵 |
| 2.6.2 环境动态性的维度与测量 |
| 2.6.3 环境动态性的相关研究 |
| 2.6.4 小结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社会认知理论 |
| 3.1.2 创业过程理论 |
| 3.1.3 资源基础理论 |
| 3.1.4 权变理论 |
| 3.2 理论框架 |
| 3.2.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 3.2.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 3.3.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1 访谈设计 |
| 4.1.1 访谈对象 |
| 4.1.2 访谈的实施 |
| 4.1.3 访谈结果 |
| 4.2 问卷设计 |
| 4.2.1 调研对象选择 |
| 4.2.2 问卷设计过程 |
| 4.2.3 问卷结构 |
| 4.3 变量测量 |
| 4.3.1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测量 |
| 4.3.2 创业警觉性的测量 |
| 4.3.3 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 |
| 4.3.4 创业拼凑的测量 |
| 4.3.5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 |
| 4.3.6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4.3.7 控制变量 |
| 4.4 数据分析方法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 |
| 4.4.3 相关分析 |
| 4.4.4 回归分析 |
| 4.4.5 结构方程模型 |
| 4.4.6 Bootstrap分析 |
| 4.5 预调研 |
| 4.5.1 创业者认知结构量表检验 |
| 4.5.2 创业警觉性量表检验 |
| 4.5.3 新创企业绩效量表检验 |
| 4.5.4 创业拼凑量表检验 |
| 4.5.5 商业模式创新量表检验 |
| 4.5.6 环境动态性量表检验 |
| 4.5.7 经验开放性量表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数据收集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
| 5.2.1 受访者特征 |
| 5.2.2 受访企业特征 |
| 5.2.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5.3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5.3.1 信度分析 |
| 5.3.2 效度分析 |
| 5.3.3 共同方法偏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4 无反应偏差检验 |
| 5.4 假设检验 |
| 5.4.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假设检验 |
| 5.4.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假设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结果讨论与研究结论 |
| 6.1.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 6.1.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6.3.1 研究局限 |
| 6.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新创企业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动态能力理论 |
| 2.1.2 创业机会理论 |
| 2.1.3 创新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数字能力相关研究 |
| 2.2.2 数字机会发现和数字机会创造相关研究 |
| 2.2.3 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 |
| 2.2.4 创业激情相关研究 |
| 2.2.5 手段导向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案例研究与理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提出 |
| 3.1.2 研究方法选择 |
| 3.1.3 研究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2 数据分析与理论模型构建 |
| 3.2.1 核心概念界定 |
| 3.2.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 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2 数字机会发现在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
| 4.3 数字机会创造在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
| 4.4 数字机会发现和数字机会创造在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连续中介作用 |
| 4.5 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 |
| 4.6 手段导向的调节作用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调研方法 |
| 5.1.2 问卷设计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数字能力 |
| 5.2.2 数字机会发现 |
| 5.2.3 数字机会创造 |
| 5.2.4 创业激情 |
| 5.2.5 手段导向 |
| 5.2.6 商业模式创新 |
| 5.2.7 控制变量 |
| 5.3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6.1.1 数据收集 |
| 6.1.2 样本特征 |
| 6.2 同源方法偏差检验 |
| 6.3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3.1 信度检验 |
| 6.3.2 效度检验 |
| 6.4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 |
| 6.5 假设检验 |
| 6.5.1 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主效应检验 |
| 6.5.2 数字机会发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3 数字机会创造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4 数字机会发现和数字机会创造的连续中介效应检验 |
| 6.5.5 创业激情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5.6 手段导向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6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6.1 数字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讨论 |
| 6.6.2 数字机会发现的中介作用讨论 |
| 6.6.3 数字机会创造的中介作用讨论 |
| 6.6.4 数字机会发现与数字机会创造的连续中介作用讨论 |
| 6.6.5 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讨论 |
| 6.6.6 手段导向的调节作用讨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性 |
| 7.3 管理实践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创业导向 |
| 2.1.1 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 |
| 2.1.2 绿色创业导向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绿色创业导向相关研究 |
| 2.1.4 小结 |
| 2.2 制度压力 |
| 2.2.1 制度压力的内涵 |
| 2.2.2 制度压力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制度压力相关研究 |
| 2.2.4 小结 |
| 2.3 竞争强度 |
| 2.3.1 竞争强度的内涵 |
| 2.3.2 竞争强度的维度和测量 |
| 2.3.3 竞争强度相关研究 |
| 2.3.4 小结 |
| 2.4 冗余资源 |
| 2.4.1 冗余资源的内涵 |
| 2.4.2 冗余资源的维度和测量 |
| 2.4.3 冗余资源相关研究 |
| 2.4.4 小结 |
| 2.5 绿色吸收能力 |
| 2.5.1 绿色吸收能力的内涵 |
| 2.5.2 绿色吸收能力的维度和测量 |
| 2.5.3 绿色吸收能力相关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绿色创新 |
| 2.6.1 绿色创新的内涵 |
| 2.6.2 绿色创新的维度和测量 |
| 2.6.3 绿色创新相关研究 |
| 2.6.4 小结 |
| 2.7 企业绩效 |
| 2.7.1 企业绩效的内涵 |
| 2.7.2 企业绩效的维度和测量 |
| 2.7.3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7.4 小结 |
| 2.8 环境不确定性 |
| 2.8.1 环境不确定性的内涵 |
| 2.8.2 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和测量 |
| 2.8.3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8.4 小结 |
| 2.9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战略制度观的组态视角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组态理论 |
| 3.1.2 战略制度观 |
| 3.2 模型构建 |
| 3.2.1 制度压力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2.2 竞争强度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2.3 冗余资源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2.4 研究模型 |
| 3.3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变量测量 |
| 3.3.3 问卷设计 |
| 3.3.4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3.3.5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3.4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3.4.1 变量校准 |
| 3.4.2 单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
| 3.4.3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
| 3.4.4 稳健性检验 |
| 3.5 研究结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自然资源基础观 |
| 4.1.2 吸收能力理论 |
| 4.1.3 权变理论 |
| 4.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4.2.1 理论框架 |
| 4.2.2 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 |
| 4.2.3 绿色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
| 4.2.4 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
| 4.2.5 绿色吸收能力和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2.6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2.7 假设汇总 |
| 4.3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4.3.1 研究方法 |
| 4.3.2 变量测量 |
| 4.3.3 问卷设计 |
| 4.3.4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4.4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4.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4.4.2 假设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研究结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贡献 |
| 5.2.1 理论贡献 |
| 5.2.2 实践贡献 |
|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5.3.1 研究局限 |
| 5.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论文基本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新绩效 |
| 2.1.1 创新绩效的概念 |
| 2.1.2 创新绩效的维度 |
| 2.1.3 创新绩效的测量 |
| 2.1.4 小结 |
| 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 |
| 2.2.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概念 |
| 2.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创新行为、组织绩效 |
| 2.2.4 小结 |
| 2.3 组织学习 |
| 2.3.1 组织学习的概念 |
| 2.3.2 组织学习的类型 |
| 2.3.3 组织学习的维度 |
| 2.3.4 组织学习的测量 |
| 2.3.5 组织学习与创新行为、创新绩效 |
| 2.3.6 小结 |
| 2.4 环境动态性 |
| 2.4.1 环境动态性的定义 |
| 2.4.2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2.4.3 环境动态性相关研究 |
| 2.4.4 小结 |
| 2.5 高管主动性人格 |
| 2.5.1 主动性人格 |
| 2.5.2 高管主动性人格的概念与测量 |
| 2.5.3 中国情境下的高管主动性人格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本章总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1 高阶梯队理论 |
| 3.1.1 高阶梯队理论的产生 |
| 3.1.2 高阶梯队理论的新发展 |
| 3.1.3 高阶梯队理论的中国情境化 |
| 3.2 动态能力理论 |
| 3.2.1 动态能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3.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动态能力形成 |
| 3.2.3 小结 |
| 3.3 研究框架 |
| 3.4 研究假设 |
| 3.4.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4.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组织学习 |
| 3.4.3 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4.4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
| 3.4.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3.4.6 高管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
| 3.4.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
| 3.5 本章总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预调研 |
| 4.1 变量测量量表 |
| 4.1.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量表(TMT Behavioral Integration Scale) |
| 4.1.2 组织学习量表(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cale) |
| 4.1.3 企业创新绩效量表(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cale) |
| 4.1.4 环境动态性量表(Environmental Dynamism Scale) |
| 4.1.5 高管主动性人格量表(Top- Manager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
| 4.2 问卷设计 |
| 4.2.1 设计过程 |
| 4.2.2 问卷结构 |
| 4.3 预调研样本描述 |
| 4.4 量表修订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讨论 |
| 5.1 正式调研 |
| 5.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4 假设检验 |
| 5.4.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主效应检验 |
| 5.4.2 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3 调节效应检验 |
| 5.4.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研究局限 |
| 6.4 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攻读博士学位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网络理论 |
| 2.1.2 知识基础理论 |
| 2.1.3 动态能力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标准联盟相关研究 |
| 2.2.2 联盟网络相关研究 |
| 2.2.3 知识吸收能力相关研究 |
| 2.2.4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2.5 联盟绩效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提出 |
| 3.1.2 研究方法选择 |
| 3.1.3 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收集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信度与效度 |
| 3.2.2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3 结果分析 |
| 3.3.1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核心概念界定 |
| 3.3.2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 4.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 |
| 4.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 |
| 4.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4.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2 样本选择与调研流程 |
| 5.3 变量测量 |
| 5.3.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测量 |
| 5.3.2 知识吸收能力的测量 |
| 5.3.3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 5.3.4 企业联盟绩效的测量 |
| 5.3.5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5.4 预调研与问卷修正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6.1.1 数据收集 |
| 6.1.2 样本特征 |
| 6.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4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4.1 信度检验 |
| 6.4.2 效度检验 |
| 6.5 假设检验 |
| 6.5.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5.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5.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5 变量间关系的总效应检验 |
| 6.6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6.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 6.6.2 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 6.6.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6.6.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性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应用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学的概念界定 |
| 2.1.2 生态系统的概念界定 |
| 2.1.3 协同演化的概念界定 |
| 2.1.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演化相关的其他概念 |
| 2.2 理论应用分析 |
| 2.2.1 生态学理论应用分析 |
| 2.2.2 协同演化理论应用分析 |
| 2.2.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生态性特征分析 |
| 2.2.4 林业生态系统与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的内在联系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动因分析 |
| 3.1 环境层方面林业资源禀赋的限制 |
| 3.1.1 森林资源对东北国有林区第一产业演化的影响作用 |
| 3.1.2 森林资源对东北国有林区第二产业演化的影响作用 |
| 3.1.3 森林资源对东北国有林区第三产业演化的影响作用 |
| 3.1.4 东北国有林区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 |
| 3.2 市场需求方面变化的压力 |
| 3.2.1 市场需求对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的影响机制 |
| 3.2.2 主要林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状况 |
| 3.3 自身发展方面林业产业技术升级的趋势要求 |
| 3.4 资本方面林业投资的激发力 |
| 3.4.1 林业投资总量 |
| 3.4.2 林业产业投资结构 |
| 3.5 宏观方面林业产业政策调整的拉力 |
| 3.6 制度方面林业管理体制的活力 |
| 3.7 本章小结 |
| 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框架 |
| 4.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概念 |
| 4.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机制 |
| 4.2.1 稳定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 |
| 4.2.3 竞合机制 |
| 4.2.4 协同机制 |
| 4.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模型 |
| 4.3.1 协同演化理论模型 |
| 4.3.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的研究层次 |
| 4.3.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研究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之间协同演化 |
| 5.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 |
| 5.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态”、“势”评价 |
| 5.2.1 生态位“态”、“势”评价研究思路 |
| 5.2.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发展现状 |
| 5.2.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态”、“势”模型构建 |
| 5.2.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态”、“势”评价结果 |
| 5.2.5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演化路径选择 |
| 5.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间关系测度及优化 |
| 5.3.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之间关系测度思路 |
| 5.3.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重叠度影响因子指标体系构建 |
| 5.3.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关系测度 |
| 5.3.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间关系优化 |
| 5.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协同演化策略 |
| 5.4.1 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扩展策略 |
| 5.4.2 林业企业个体生态位分离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之间协同演化 |
| 6.1 东北国有林区各区域内的种群发展分析 |
| 6.1.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分析数据说明 |
| 6.1.2 研究林业产业种群发展的区位熵法 |
| 6.1.3 基于区位熵的林业产业种群发展分析 |
| 6.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演进阶段判别 |
| 6.2.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生命周期划分 |
| 6.2.2 各种群产业生命周期演进阶段判别 |
| 6.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间协同演化模型及模拟仿真 |
| 6.3.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相关性测度 |
| 6.3.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间关系分析 |
| 6.3.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间协同演化模型 |
| 6.3.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间协同演化模拟仿真 |
| 6.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协同演化策略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演化 |
| 7.1 研究思路和模型构建 |
| 7.1.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7.1.2 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分析 |
| 7.1.3 复合系统协同演化评价模型 |
| 7.2 序参量的选择和数据处理 |
| 7.2.1 协同度测算指标体系构建 |
| 7.2.2 数据来源与数据标准化处理 |
| 7.2.3 序参量权重的确定 |
| 7.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复合系统的子系统与序参量有序度的测算与评价 |
| 7.3.1 生态子系统有序度测算与评价 |
| 7.3.2 经济子系统有序度测算与评价 |
| 7.3.3 社会子系统有序度测算与评价 |
| 7.4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测算与评价 |
| 7.5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演化策略 |
| 7.6 本章小结 |
| 8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保障措施 |
| 8.1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业个体协同演化的保障措施 |
| 8.1.1 加强林业企业个体的创新力度 |
| 8.1.2 开发林产品精深加工技术 |
| 8.1.3 在思想上层面上提升创新意识 |
| 8.1.4 加强对林业辅助产业的开发 |
| 8.1.5 加强林业企业与林业院校的人才合作 |
| 8.2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种群协同演化的保障措施 |
| 8.2.1 加强对森林景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 8.2.2 注重非木材林产品的培育与利用 |
| 8.2.3 引导衰退产业的退出 |
| 8.2.4 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替代产业的发展 |
| 8.2.5 完善林业生态建设专项基金 |
| 8.3 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保障措施 |
| 8.3.1 强化森林资源培育的力度 |
| 8.3.2 加强对林业培育技术的重视 |
| 8.3.3 优化生态补偿机制 |
| 8.3.4 在林业企业内部完善激励制度 |
| 8.3.5 落实留住人才及人才引进的工作 |
| 8.3.6 加大政府的帮扶力度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内蒙古森工集团林业企业个体重叠度 |
| 附录B 龙江森工集团林业企业个体重叠度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四、管理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源拼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以辽宁新创企业为例[D]. 齐艳云.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2]煤炭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效率与经营绩效 ——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二次调节作用[D]. 崔志霞. 安徽理工大学, 2021(02)
- [3]习近平新时代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王蓉.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王超.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创企业数字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D]. 董钊. 吉林大学, 2021(01)
- [6]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7]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李梦莹. 吉林大学, 2021(01)
- [8]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天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9]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D]. 吴玉浩. 吉林大学, 2021(01)
- [10]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研究[D]. 马雪松.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