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债务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一、中国转轨债务管理:持续发展的挑战（论文文献综述）

高锐^[1]（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靳永茂^[2]（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辛冲冲^[3]（2019）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文中指出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就日益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讨。不过回顾既有相关文献,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依然倾向于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界定为地方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按照法定税率与税基,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并将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应用评价中,对其强弱的衡量也更多是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考虑了人口因素的人均财政收入等量化指标来表示。理论上来讲,上述内涵界定及衡量标准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触及财政职能的本质,即政府汲取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的活动。如果仅从汲取环节对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进行考察,那么,这种能力既不能够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汲取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更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全面性,尤其是配置和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程度,以及财政资源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从中也难以体现。这反而会误导地方政府在财政实践活动中过度重视财政资源的汲取而忽视其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性。不仅限于此,这也与中国当前纵深推进以适应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明显偏离,既不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内在要求。为此,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与评价标准需要作出适时拓展和深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改革导向,保持与时俱进。当然,近年来尽管也有一些学者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对其内涵界定与评价标准有了较大拓展,但更多仅是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且也缺乏与其内涵配套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更缺乏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怎样建立与其内涵更契合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变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如何?省域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存在收敛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变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既有研究中比较鲜见。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读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的宏观认知,也有利于立足于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政策建议,为加快推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质升级、切实践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奠定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既有相关文献,以及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以确保研究根基。其中在内涵确定方面,本文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就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进行了深化拓展,从有效性视角将其内涵简要概述为有效实现政府财政职能目标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其核心思想重在反映地方政府实施有效财政活动从而实现其职能目标的有效程度,并以此确定了依托于地方政府财政活动作用效果来评价其财政能力的基本路径。同时,以本文界定的内涵为依据,在结构层面上将财政综合能力细化为财政汲取能力、财政供给能力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基准能力,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然后,在构建与其内涵相匹配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先是分别对样本观测期内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所测得的相关数据,继而分别科学测算和实证检验了其地区差异、收敛性特征以及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深入探究了它们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以此来揭示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现状。之后,还剖析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力图从中探寻出导致它们变化发展的关键动因。最后,在总结和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深化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切实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与政策参考。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其研究内容共分为导论、理论分析（第一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第二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第三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第四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第五章）、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第六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第七章）、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等十个部分。通过这一较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分别测算了样本观测期内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省域层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数,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显示:①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在时序层面上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时序层面上则呈明显“波动下降-反弹上升-波动下降”变化轨迹。具体到省域层面,除个别省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出现明显下滑和放缓态势以外,其余省份与全国和三大区域时序演变规律一致。②从空间分布来看,三大区域间差距依然十分悬殊,总体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特征,即东部>中部>西部。具体到省域层面,西部落后省份与东部发达省份之间差距的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反而扩大趋势较为强劲。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表现各异,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均来自于区域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区域差异均进行了科学测度,并依次从总体空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表明:①总体空间差异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能力总体空间差异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则均表现为不稳定的波动态势,降幅不够显着。②区域内差异方面。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均是除了财政供给能力内部差异趋于明显下降趋势外,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波动上扬趋势,而西部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呈明显缩小的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其余两个能力则呈小幅扩大趋势。③区域间差异方面。三大地带间差异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和东-中部之间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整体均呈明显或波动下降过程;而中-西部之间仅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趋于一定幅度下降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小幅波动上扬趋势。④差异来源及其贡献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均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贡献率最大,发挥了主导驱动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在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均同时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但σ收敛特征则表现有所不同。通过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收敛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σ收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层面和西部区域存在σ收敛,而在东部和中部区域则不存在σ收敛;财政供给能力不仅在全国层面也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σ收敛;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在全国层面趋于小幅度σ收敛,而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具有σ收敛特征;财政综合能力也仅是在全国层面存在σ收敛现象,同样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存在σ收敛。②绝对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③条件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同时均存在条件β收敛现象。第四,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指数总体呈趋稳递增态势,地区间差距虽有缩小但依然显着;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化发展影响较大,外部驱动力影响较弱。通过对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得知:①从时序演变来看,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31个省份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指数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耦合协调等级都有所升级;且中西部区域多数省份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区域,区域间以及省域间差距呈明显缩小趋势。②从空间分布来看,虽然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变动,但省域间的差距依然显着,协调度高的省份多集聚在东部发达区域,低的省份则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从影响三重财政能力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全国和三大区域层面均表现为汲取-供给能力、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三个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动具有显着正向驱动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外部驱动力则影响较弱。第五,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显着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制度、经济、社会等各因素对其影响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别对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一阶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都显着为正,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明显存在。②制度因素方面,收入分权对财政汲取/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支出分权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政府竞争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却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收/支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③经济因素方面,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且它与财政供给能力存在“U”型关系,同时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财政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则都不显着;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促使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不显着。④社会因素方面。城镇化率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人口密度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最后,立足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二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四是,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佟昕^[4]（2019）在《中国养老金缺口测算分析与化解政策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虽有效抑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却对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起到了助推作用。面对人口老龄化的迅猛来袭,再加上关于养老金“亏空”的信息频频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人们愈加担心“老无所依,老无所养”,而这种担心实质上是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忧虑。从现有制度运行数据来看,如果剔除各项财政补贴,部分地区社会养老保险金已经收不抵支,且收支缺口逐年增大。因此,现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所以看似能够平稳运行,是由于财政承担着兜底的责任。而随着老龄化的推进,财政负担必然加大。鉴于此,本文借鉴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模拟精算法、世代交叠模型方法,通过数学编程,对养老金缺口进行测算,并将新实行的二胎政策、城镇化政策等因素纳入模型,力求分析更贴近实际、更趋准确、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对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延长退休年龄、养老金“并轨”、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养老金的比例、将国企利润一定比例纳入养老基金池、将养老金的一定比例投入资本市场等措施对缓解养老金缺口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对比,量化把握各种措施的效力,不限于单一措施的研究,还关注各种政策的搭配使用,探究方案间如何搭配效果更好,更有助于提高养老计划的可持续性。化解政策一方面旨在缓解养老金缺口压力,另一方面注重减少其他负面效果,如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不至于降低人生幸福感,控制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养老金的比例不超过财政适度水平,控制将适当比例的养老金投入资本市场不至于扩大基金风险,将适当比例的国企利润纳入养老基金池不至于降低企业发展所需的创新投入。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按现有政策,测算发现老年人口占比、社会养老金的适度支出水平逐年增加,模拟精算法、世代交叠模型法均测算出我国养老金将产生缺口,且缺口数额逐渐增大。其二,与原制度相比,延长退休年龄、生育政策完全放开、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养老金的比例、养老金“并轨”、将国企利润一定比例纳入养老基金池、将养老金的一定比例投入资本市场等措施的确能够减小养老金缺口规模,缓解财政支付压力。其三,不同措施缓解养老金缺口程度不同,其中,与原制度相比,延长退休年龄、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养老金的比例缓解程度较高,将养老金的一定比例投入资本市场等措施也能够减小养老金缺口规模,而生育政策完全放开缓解程低。其四,任何单一措施均不能一劳永逸或较好地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用创新思维多举并进打组合拳。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五点:一、国家层面要足够重视老龄化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出现债务危机。重新评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已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这还远远不够。首先,各级政府部门尽快制定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提升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其次,政府牵头加大医疗设施的投入,切实提高适龄妇女的生育保障。再次,政府应大幅增加财政投入的力度,在提升人口质量和生育水平方面加大投入,并不断完善老年社保体系,使老有所养。二、加快养老金制度顶层方案设计,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增加养老金收入来源,适当减少高养老金替代率人群的养老金支出,保证养老金的长期均衡发展,避免债务危机风险。建立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增加养老金来源,在公平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养老金支出,防范财务危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提高企业年金和个人账户比重,完善养老金筹集及支付结构。三、建立健全养老金监管机制,确保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金指标评估体系,对养老金运营的各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督,切实保证养老金在各个环节的安全。同时,我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使养老金面临贬值的风险。通过在资本市场进行多元化投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合理收益,跑赢通货膨胀,实现保值和增值。四、引入自动调节机制。自动调节机制使得老年人的利益和年轻人的利益共同与经济增长相挂钩,资金充裕时,二者都多分,资金短缺时,二者都少分。从而确立了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的分配机制和稳定的缴费率。使得企业有了稳定的经营环境,政府压力也得到大大缓解。五、通过必要的参量改革,保证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第一,在自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通过一定的奖励措施,提高职工延迟退休的意愿。第二,适度调整养老金替代率,可适当降低统筹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提高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并使总水平保持不变。第三,适当调整缴费比率,目前我国养老金缴费比率为28%,较高的缴费比率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不利于企业发展,也不利于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可适当降低缴费比率,通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来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第四,改革养老金计算方法和发放方式,通过提高最低参保年限,控制提前退休等方式来保证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刘伟^[5]（2018）在《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文中研究表明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且特别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的重要思想。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战略高度。而2014年俄罗斯在经历了乌克兰危机、欧美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滑,迄今为止欧美经济制裁尚未取消。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推进的顺利与否关乎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加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研究迫在眉睫。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1）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实施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2）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趋势预判;（3）中国的应对策略。本研究共涵盖六章,各部分内容布局如下:第一章,绪论,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分别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与特色。第三章,概述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国家经济安全涵义拓展至“防御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进攻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抑或“他国经济安全对本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了验证。下文皆在此框架下逐一展开剖析。第四章,阐述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及维度,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为后续分析及前景预判提供了指导思想。第五章,运用CR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预测模型分别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风险评估和趋势预测。针对风险评估,首先确定了模型的选择依据;其次,分析了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优势;再次,分别从经济结构、货币、主权债务、银行、政治五大领域构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最后,进行了实证剖析。趋势预测亦是从上述五大领域分别进行剖析。得出的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值为第六章的Stata回归提供了解释变量。其结论为:单一的经济结构致使俄罗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不安全因素（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其货币安全、主权债务安全、银行业安全除了自身系统的不健全外,均掣肘于经济结构单一所致的经济增长乏力。而畸形的经济结构为欧美经济制裁埋下了“定时炸弹”,欧美经济制裁更使俄罗斯的经济“每况愈下”,恶劣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储备枯竭决定了未来5年内其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第六章,分别从中俄经贸合作、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及中美亚太地区博弈五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其中,前四节运用大量的数据及Stata回归模型进行剖析,最后一节采用有限多轮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了强国经济安全态势下一超双强数学博弈模型,并通过两个案例即“1998年俄罗斯主权债务危机+1998年科索沃危机”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2014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进行验证剖析。其结论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是确保欧亚空间的稳定与发展的首要机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中国与中亚五国、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均有负影响,但俄罗斯经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项目给予了妥协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项目合作,故当前是中国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但若俄罗斯国力一旦恢复元气,因担心中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影响力的扩大,势必会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难度。故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必须拿捏有度,否则于我不利。最后,总结相关结论并提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张帆^[6]（2018）在《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文中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普京作为俄罗斯的总统,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历任两届总统,一届总理,然后又重新再走向权力巅峰的总统而言,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必然会对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普京执政以前的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并不理想,“休克疗法”加剧了俄罗斯经济的衰退,使社会动荡不安,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为此,普京上台以后开始着手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多元化经济;改革财税体制;同时,面对爆发的经济危机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和治理方案。虽然普京对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措施仍然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总的来说,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经济的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经济结构趋于合理,而且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也有所降低,贸易结构经过调整之后日益完善,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国内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从经济转型国家到新兴市场经济大国,普京的经济改革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为研究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案例。

王剑^[7]（2018）在《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军工企业是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军工企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统筹考虑国家背景、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研究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科学的领导体制是保障一个组织规范高效运作的基础。六十多年来,我国国有军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企业运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历史演变和现实反思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着重思考并探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方案。其改革方案从有利于发挥管理者效力、提高企业运营水平、规范国有企业权力使用与监督以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化、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落实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问题出发,聚焦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同实现公司股权多元化相结合,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中,论证了新老三会如何代表利益相关者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国有军工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党政一肩挑”的实现形式,建构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前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领导体制模型,为国有军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强化党的领导,合理规避风险,兼顾各方利益,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

雷雨亮^[8]（2017）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房地产市场脆弱性研究》文中认为开放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的关键时期,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中国经济更加深入融入全球,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更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路径。然而,不断扩大的经济与金融开放增加了国内经济的脆弱性。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和脆弱性明显升级。开放经济条件下,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快速繁荣发展的同时,房地产金融和经济脆弱性也不断凸显。国内房地产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加强,发达经济体短期利率分化和汇率波动带来的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使得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剧。在区域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各区域房地产经济脆弱性也成为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阻碍。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开放为重要视角,梳理了房地产市场脆弱性理论基础,探索了房地产市场经济脆弱性在结构、价格、持续性和公平性等方面的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全球化与房地产市场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为检验开放经济下房地产市场的经济脆弱性,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评估体系,基于熵值法对各地区房地产市场的经济脆弱性进行了量化评估。为进一步证明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脆弱性,本文使用DCC-MGARCH模型检验了国际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传染性,并采用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市场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全国房地产经济整体脆弱性偏高,主要表现在住房租售比过高,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不过,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东部地区省份房地产经济脆弱性整体上高于中西部地区,除全国房地产经济脆弱性的普遍性原因外,东部地区房地产经济脆弱性还表现在房价收入比不合理,房价超出居民家庭承受力。中西部地区内部房地产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不大。人均GDP过低和住房市场供需结构失衡也是中西部地区房地产经济脆弱的重要原因。中国房地产股票收益率与香港、亚太地区、新兴市场、欧洲地区和美国的股票收益率之间都存在显着正向的时变相关关系。各国和地区金融市场与我国房地产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在不断增强的同时分化明显。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股票市场波动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传染性,但2015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冲击有限。汇率波动对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影响很大。无论是人民币升值预期较高阶段还是升值预期逐渐消退至贬值的阶段,人民币升值都会加重房地产开发金融风险。但人民币预期贬值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住房抵押金融风险变动方向相反。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会增加房地产金融风险,货币供给量增加能降低房地产开发金融风险,同时提高住房抵押金融风险。利率水平较低时,利率增加能有效缓解房地产金融风险,当利率处于高位时,利率水平继续上升会增加房地产金融风险。短期国际资本渠道下利率上升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且只有在利率水平较低时,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和提高利率才能缓解房地产金融风险。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能降低房地产开发金融风险,但会增加住房抵押金融风险。GDP增长加速对房地产开发金融风险和住房抵押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

刘洋^[9]（2014）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陈汝军^[10]（2013）在《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保障是民生之要,是安国之策。社会保险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的人数众多,涉及的领域宽广,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建立到现在已经走过60多年的历程。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职工大省。多年来,在贯彻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同时,江苏紧密结合省情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江苏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基本实现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结合国家和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全面梳理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脉络,分析养老保险政策执行主体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能、作用,对江苏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江苏省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完善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部分政策,从而更好地提高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效果。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分为制度改革的起步、制度的统一与功能展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三个阶段。通过先行先试,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全社会养老保险意识普遍增强;二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与全国统一,各项管理不断规范;三是省级统筹稳步推进,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制度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增强;四是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逐步提高;五是养老保险的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水平不断提高。然而,面对新形势江苏省养老保险政策实施也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即政策实施的主体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资源不足、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不高、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较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部分政策不够合理等四个方面。其中,这些不够合理的政策主要表现为: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水平不高,养老保险制度部分参数设计不够合理,多支柱体系不够完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进展缓慢,养老保险参保结构不够科学等方面。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主体。根据我国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性质、职能,从理论上分析,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应该是服务型政府的执行机构。江苏省养老保险经办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机构的性质、编制、人员、经费等方面都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随着江苏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方式的变化,将有更多的人群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在整体上将进入科学管理、精细管理的新阶段。因此,必须逐步理顺养老保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提升养老保险标准化建设的水平,大力推行网上社保经办业务,合理利用市场资源提高经办服务效率,以利于进一步优化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资源。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产物,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稳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统计,2010年底,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3284万人,约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4%。对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问题,全国各地进行了一些探索。江苏省较早地将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范围,2007年至2011年,农民工参保人数五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历年的参保率都在40%左右徘徊。农民工参保率不高主要有历史因素、劳动力因素、企业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原因。因此,必须对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坚持分类保障的原则。对在城乡各类单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制度明确他们必须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对于收入不稳定,流动频繁的农民工和劳务派遣的农民工,在制度上可作出弹性规定,即根据本人自愿可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适应农民工流动频繁的特点和身份经常在农民和职工之间转换的情况,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种制度的转换衔接。同时,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加大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执法维权的力度,进一步优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流程,增强农民工参保的便携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养老权益。人口结构是影响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江苏是在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省份,作为人口大省,江苏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主要呈现“二大三高”的特征,即绝对数量大、地区差异大,高速、高龄、老年抚养比高,养老金的实际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从最近几年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数据看,虽然当期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体上并不严重,但是人口老龄化对基金长期平衡的渐进影响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必须切实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来源,强化基金的预算管理,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对于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至关重要。针对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的不够合理的问题,必须进行适当调整,达到完善政策的目的。第一,要提高省级统筹的水平,在实现统一制度政策、统一经办管理规程、统一信息系统等基础上,实现基金的统收统支,增强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重要参数,维持适当的企业缴费比例是促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缴费比例是一个动态的量,应该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基金运营状况适时调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高达20%的费率,给许多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还会引起严重的代际冲突,增加扩面征缴的难度。要适当降低企业缴费比例,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我国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部分积累的筹资模式。但是多年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没有全面展开,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致使制度变形。由于国家对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没有给予补助等原因,江苏省的个人账户做实工作进展缓慢。必须按照国家要求,加快步伐,积极实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政策。第四,建立养老保险多支柱体系,确立政府、单位、个人养老保险责任合理的分担协调机制,是未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江苏省的企业年金发展滞后,没有起到养老保险第二支付应有的作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规定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强制参加企业年金,不断扩大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范围。第五,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人群应该主要是企业职工,但是由于江苏省养老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明显偏高,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加以改善。

二、中国转轨债务管理:持续发展的挑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转轨债务管理:持续发展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养老金缺口测算分析与化解政策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6）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房地产市场脆弱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转轨债务管理:持续发展的挑战（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2]《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3]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D]. 辛冲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中国养老金缺口测算分析与化解政策实证研究[D]. 佟昕. 辽宁大学, 2019(07)
• [5]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 刘伟. 新疆财经大学, 2018(02)
• [6]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经济改革[D]. 张帆.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5)
• [7]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D]. 王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8]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房地产市场脆弱性研究[D]. 雷雨亮. 湘潭大学, 2017(01)
• [9]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03)
• [10]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研究[D]. 陈汝军. 南京大学, 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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