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方译学构想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孙吉娟[1]（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认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李龙兴,王宪[2]（2020）在《霍姆斯翻译研究框架的拓展及对译学发展“转向”的反思》文中提出霍姆斯在1972年首次提出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术语之后的四十余年的时间,翻译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霍姆斯译学框架图也不断被后人拓展完善。在回顾对霍姆斯译学框架的评述及拓展之后,本文重点介绍van Doorslaer提出的译学结构图作为译学框架建构的另一种方式,以适应译学发展,为新兴的译学研究领域找到归属。在探寻译学研究新领域和新途径的发展动因之后,本文还对译学发展过程中的频频"转向"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反思。
李智[3]（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康艳[4]（2019）在《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文中认为在小说中穿插诗词的写法是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手法,有其深刻悠久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特征。《红楼梦》中的小说诗词就数量和功能而言又有别于一般的小说诗词,其翻译难度非同一般。考察红诗的英译史可以发现,面对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数百年来中外译者却仍然前赴后继地在做出努力和尝试。本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采取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十二个《红楼梦》译本中的诗词译文做全面系统的对比和研究。本研究作者希望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红楼梦》多个译本中诗词英译的特征,其中既包括语言特征的整体趋势,也能体现出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本研究主要试图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在《红楼梦》英译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言背景下的译者在翻译诗词时,在内容上做了哪些取舍,采用的翻译策略如何;2.各个诗词译文在宏观的语言维度上有什么样的特征或倾向;具体而言,主要从词汇层面、句子层面进行分析;3.从文学审美角度来看,《红楼梦》诗词的音美、形美、意美等文学和审美价值传达效果如何。《红楼梦》中的诗歌皆因人物和情节而创,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上起着极大的作用,作者手段高超,诗词穿插在小说中非但不多余,反而使情节更加紧凑合理,诗词韵文是小说情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考察红楼梦诗词的翻译简史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红楼梦》的英译本中的诗歌翻译篇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全,其中编译本是市场普及度最高的译本,其对象为普通读者,为了提高可读性,所选择诗词篇目最少,因此可以视为一个例外。在定量研究部分,作者主要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在宏观层面考察各个译本的高频词、类符形符、词汇密度、词汇级别、平均词长、平均句长、主题词等方面的情况,从而把握各个译本的语言特征。通过定性考察英译诗词在保留诗歌的特有形式、音韵效果、处理修辞格、传达诗词的隐喻含义、再现原文意象等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很难完美的传递《红楼梦》诗词的文学特色,译本的质量高低往往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文化敏感度以及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以《红楼梦》诗词为窥视孔考察该小说的英译史可发现,《红楼梦》经过了百年的传播才在西方世界中逐步显现出完整的面貌;各种译本的共存使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红楼梦》真实的面目,以往在节译本、编译本中被误译、删改、扭曲的形象,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多个译本而得到修正。多个译本的共存也帮助建构出真实多面的《红楼梦》诗意的世界。本研究排除主观和经验主义的预设,利用语料库进行数据分析和采集,根据量化数据做出合理的阐释与推断,从而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翻译语料新。本研究共涉及12个红楼梦译本中的诗词,涵盖面较广。2)研究方法新。将所有译本中的诗词译文创建语料库,通过系统的数据对比分析,描写多个译本的翻译风格。3)研究视角广,从历时角度考查社会历史文化对译者和译本风格的影响,从而拓宽和挖深《红楼梦》诗词英译的研究。
张思永[5]（2018）在《西方译论在中国:影响阶段与接受效果分析——基于中西现代译论史的鸟瞰式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是建设中国现代译学的重要途径,可以有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阐发研究三种类型,其中中西译论的影响研究是探究中国译学建设历程的重要维度。通过考察中西译学史发现,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西译论基本上是在各自的轨道上平行发展的。之后,中西译论就断断续续产生了交集,并且更多地体现在西方译论对中国译论的单向影响。本文从中西现代译论史的视角对这一过程的影响阶段和接受效果做鸟瞰式的考察和分析。首先从历时视角划分出这一影响的三个阶段:萌芽期、肇始期和发展期,并在此基础上用图示法描述西方译论对中国译论的影响关系;然后从共时视角分析中国语境下对西方译论的积极接受模式和消极接受模式,并归纳相应产生的积极影响效果和消极影响效果;最后指出,在当前,中国译论应在继续引进和吸收西方译论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译学传统和当前的翻译实践,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译论,同时加强与国外同仁的交流,让中国的译论走向世界,为世界译论做出自己的贡献。
赵祥云[6]（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唐革亮[7]（2018）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文中提出政治语篇主要涉及国家或政党的方针政策与态度立场,是政治话语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语篇的对外翻译直接影响到对外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汉语政治语篇的翻译研究以中央重要政治文献的英译为主,资深译员、外宣工作者、翻译研究者围绕政治语篇翻译的经验体会、原则目标和策略方法等问题展开了多种层面和维度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往往以宏观论述或个案分析为主,描述性和解释性不足,对汉英语言的结构差异关注较多,忽视了翻译中的选择对目标语语篇意义的建构作用。名词化具有重新识解经验的概念功能,能够将由动词识解的过程意义、形容词识解的属性意义等重新识解为事物,是主要的语法隐喻资源,在科技语篇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Halliday,1994;1998a）。汉语政治语篇及其英译文中同样存在大量名词化表达,如“现代化”modernization、“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党的建设”Party building等。然而,学界对于此类语篇中名词化表达的翻译方法及语篇建构功能却鲜有系统研究,一些翻译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答,诸如如何翻译源语语篇中的名词化,如何翻译为目标语语篇中的名词化,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的动因与功能等。鉴于此,研究政治语篇翻译中的名词化现象具有一定必要性,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名词化的使用情况和翻译方法,还可以揭示名词化对政治语篇及政治话语的建构作用。本研究主要在观察名词化分布的基础之上总结并概括政治语篇名词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发现名词化翻译的规律性特征,探究其背后的理据,阐释其在意义及社会层面的建构功能,从而为翻译实践及教学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参考。本研究针对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1）政治语篇及其翻译中汉英名词化表达具有何种分布与特征?呈现何种翻译模式和规律?（2）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具有哪些特征及建构功能?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如何翻译?（3）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具有哪些特征及建构功能?受哪些因素影响?为了对以上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探究,本研究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理论及系统功能翻译研究提出的“对等-转移”渐变体思想（Matthiessen,2014）为名词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建立了描写框架。此外,本研究还以“翻译再实例化”（de Souza,2010;Yang,2015）模型为基础,对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的主要因素建立了阐释框架。对名词化翻译实例的观察,本研究主要采用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方法,对名词化的分布及翻译策略进行量化与质化分析。本研究自建的政治语篇汉英平行语料库由47篇十八大以来的重要党政文献及其官方译文组成,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环境等多种话题,平行语料库总容量接近100万字词。本研究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1）名词化现象在汉语政治语篇及其英译文中大量分布。从频数来看,英语译文中名词化的使用高于汉语原文,但使用频率相当,说明目标语语篇与源语语篇的隐喻度在整体上基本保持一致,实现了文体风格的对等。此外,汉英不同名词化类型在语篇中的分布存在显着差异,汉语以转类型名词化为主,英语则以派生型名词化居多,主要受汉英语言的类型因素影响。其中,政治语篇英译文中,派生词缀-tion/-sion、-ment、-ance/-ence、-ty、-ing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汉语原文中能产性较高的词缀为“-性”、“-率”、“-力”、“-化”、“-主义”,与英语的接触以及社会的发展是现代汉语派生名词化大量涌现的主要原因。汉语政治语篇中的高频转类词为“发展”、“建设”、“工作”、“改革”和“安全”,高频转类名词化结构为“NP+VP”结构,在没有形式标记的限制下,汉语存在大量兼类及活用的转类名词化。英语转类型名词化以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居多,政治语篇英译文中出现的高频转类词为reform、work、support、use、control,这些词以名词性用法为主,表明其在共时层面的隐喻性有所削弱。短语层面的名词化结构“NP的VP”和“V-ing of”在整体上具有名词性,结构的组成成分具有一定临场性,且相对词汇层面的名词化保留了更多过程意义。（2）名词化翻译策略可概括为对等翻译和转移翻译两种,对等翻译还原了原文的名词化表达式,而转移翻译则改变了原文的识解方式,对目标语语篇意义进行重新建构。在政治语篇翻译中将汉语名词化结构翻译为对等的英语名词化是译者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比例达到47.7%,一方面说明了汉英名词化结构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译者在翻译政治语篇时倾向于保留原文中隐喻式表达,以实现语篇在意义识解方式上的对等。本研究发现名词化对等翻译包括“系统型”和“实例型”两种具体类型,前者为两种语言之间高度对应的名词化,如“重要性”importance、“全球化”globalization,后者为译者根据语境选择的临时性对等,如“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但是,并非所有的汉语名词化表达都适宜翻译为对等的英语名词化,例如“化”字格和数式短语等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有时并不具备系统型对等项或不宜进行异化翻译,译者则需要采用转移翻译策略。基于名词化自身的概念功能,本研究认为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在对外政治话语建构中具有凝练中国概念、中国道路和核心价值表述的作用。（3）转移翻译策略还可进一步分为隐喻化转移和去隐喻化转移两种具体类型。隐喻化转移翻译将原文中的非名词化表达翻译为译文中的名词化,去隐喻化转移翻译则将原文中的名词化表达翻译为其他非隐喻化结构,两者可以通过与同级其他词组转换、升级为小句、降级为零对应的翻译方法实现。其中,隐喻化转移翻译在政治语篇翻译中更为常见,比例约为去隐喻化转移翻译的三倍,说明英语的名词化选择更加丰富,在政治语篇建构中发挥了更多积极作用。对具体译例的质化分析表明语言系统因素、语篇类型因素、情景语境因素和文化语境因素在政治语篇翻译中对译者的选择产生主要影响,译者通过识解方式的转换使目标语语篇符合目标语语言系统的表达规范,顺应目标语语境,从而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在政治语篇翻译中起到了重构原文信息和结构、简化译文表达、概括原文及译文上下文语义内容、释义原文复杂语义的功能,增加了目标语语篇的可读性,从而有助于对外政治话语能见度的提升。本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体裁选取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名词化翻译研究,发现了政治语篇名词化翻译的规律性特征,分析了其背后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并从更深的意义层面阐释了其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建构功能。本研究对翻译实践与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能够提高译者的建构意识和主体意识,同时还从语言使用层面揭示了对外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与方法,为话语体系研究作以补充。
李星颖[8]（2018）在《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发轫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雅”,从文论延伸到文艺论,并由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信、达、雅”说引入译论,彰显出独特而蓬勃的审美活力。但以往的“信、达、雅”研究多囿于狭窄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技术,缺乏对译论范畴以外的论述,缺乏美学视野下的论证。“雅”作为一种极具倾向性的审美观念,其美学内涵丰富而别致,译界历来也存诸多论争,但对“雅”的多数研究还是就翻译标准进行的评判,眷顾于遣词文风而展开。就研究的实质,也多是些修辞文体视野的博弈和文质直意品好的论道,缺乏在美学理论视野下探析“雅”的审美意义和美学内涵。本文超越“雅”缘自“译事三难”所拘囿的翻译标准的合理与否的探讨,以中国传统审美形态和翻译审美理论为依据,以美学史观为研究视野,以汉英互译为中心,首次对作为翻译美学观的“雅”进行系统而具体的讨论,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互证中,思考源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雅”被转换为翻译美学观之后所生成的意义和内涵,反思“雅”翻译美学观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继而揭示“雅”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探讨其对于翻译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本文是一次为建构“雅”在翻译美学视域中的审美观念谱系所作出的探索,是一次就“雅”翻译美学观进行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美学运作机制的探究,开拓了翻译美学研究的学术致思空间,实现了翻译美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探索与互证,也推动了翻译审美范式和审美习尚的形态发展和理论完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主要综述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和“雅”的审美意识研究概况,厘清并阐释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理论资源和线索,并就研究方法和创新价值予以概述说明。第一章讨论翻译美学观“雅”的历史演进过程。严复“信、达、雅”三字译论简练、深刻,其中之“雅”贯彻并执守于他的翻译实践,呈现为鲜明扼要的翻译文体美学观,适应于译文读者的审美选择,彰显语篇美学和翻译要素的审美标准。在“雅”翻译美学观的历史进程中,以其审美意义为表征,翻译美学观“雅”主要依照四个不同理念路径获得拓变和延展:其一是对原作风姿的坚守,即“雅”的文体形式论,倡导翻译必须把握和再现原文文体风格形式效果,追求译文必须切合原文文体形式;其二则讲求译作的独立审美价值,提出“雅”的艺术审美观,提倡翻译必须实现一种译文风格、形式优美的审美追求,并强调译文风格别具一格,甚至能与原文媲美;第三强调翻译应该以读者为重,体察他们的认知水平、审美偏好和接受情理,建设性地提出“雅”的审美接受观,指向翻译审美活动的两大审美价值,即翻译不仅应该心系译品,实现其艺术功效,也应该心怀读者,助力其审美接受;第四是对“雅”翻译美学境界的确立,追求“出神入化”的翻译境界。第二章主要讨论“雅”的翻译美学内涵,从翻译过程和翻译本质两方面作出分析和阐述,从三个维度和一个方面探寻“雅”的翻译美学内涵。第一,在翻译过程中认识语言之美和认识语言之美的形态是理解、把握原文,并获得和实现译本语言之美的前提和保障。在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和汉英互译实践中,注意原语和译入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和艺术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和呈现,就是语言之美的意指所在,也是“雅”的翻译美学观的语言呈示。第二,从翻译风格维度来看,“雅”早已不再局限于语言修辞或文体形式,业已关乎审美创造性,成为原文风格气质在译文中的整体再现,译者不仅需要在语言、句式、文体等诸多方面的努力,而且需要在审美感应、审美想象、审美理解和审美判断上的用心。第三,从文化之维上,认清语言的文化特征,切实转换译入语或译出语的文化特征,通过意译方法,实现语际间的语义转换和文化价值转换,实现文化层面上的译文和原文间的调和圆满的转换。概言之,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美学内涵即表现为:第一,译者把原作从原语移植到目的语,这是语言形式的再创造;第二,译者把原着的气质风貌在目的语中再现出来,这是风格价值的再创造;第三,译者把原文的文化特征转换到译作,使之与其相调和,这是文化价值的再创造。最后就“雅”的翻译美学内涵,立足于“雅”与“俗”分野、相通以及对立统一,提出在翻译审美实践中,语言、风格和文化在转换和创造中的“离俗”问题,即实现、鉴别和判断译作是否符合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方法和标准。“离俗”之“雅”既不苛守传统审美观里的“雅”“俗”对立,也不忽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呈现出通达、谐和的特点,是一种讲求恰适的翻译审美价值和功效策略。第三章主要论述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文章从翻译过程角度将“雅”的翻译操作机制置入审美主体和客体视野加以讨论。从翻译审美主体,“雅”要求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充分发挥其审美意识,获得审美判断,实现审美表现的谋略。译者不仅要提升理解美的知识结构,辨析美的分析能力,获得体验美的思维模式,得到创造美的充满文采的译笔,呈现追求美的求真务实的译风,更要深刻认同和理解自身的局限和历时的承接,审时度势、实现翻译的自觉和自信。从审美客体层面,“雅”要求我们认识到有价值的翻译客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复杂的,是一个需要精准把握的对象,其有巨大的合力之美;另外审美客体的审美信息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翻译审美活动理应具有一份文化担当的责任;最后,翻译作为审美创造,其价值正是实现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作为翻译美学观“雅”具有普遍适用性,对译者品行和译作品质,译者才情和译作价值均有规约和要求,也是翻译的美学目标和理想。这种目标和理想具备范式意义,在翻译实践中,也会遭遇与实践的脱节。每一部译作无疑都凝结着译者的审美理念,但在多数情况和多数时候,也会出现极为困顿的不协调现象。本文还选取汉英互译各三则案例加以具体讨论,以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结语部分意在总结课题研究的意义,作为翻译美学观“雅”既是一种带有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特征的译论,也是一种寄寓译者审美理想的审美观念,体现出语言、风格和文化的审美需要、审美判断和审美境界。确立和建构“雅”的翻译美学观,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活动及其作用的认识,有助于对翻译美学研究疆域的拓展,有助于深化翻译美学理论,深化对中国哲学美学在翻译审美中的作用的认识,以及对翻译美学观及其体系的建设。从微观层面上,“雅”的翻译美学观的提出可确立翻译的审美标准,提出翻译之语言、风格和文化的审美范式,为文本内外的意义传达、美感呈现与审美创造设定价值杠杆。特别是对中国研究者和译者,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汉语在互译活动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另外,结语部分也指出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对后续研究的思考。作为翻译美学观,“雅”体现着翻译的目标和价值,寄寓了翻译的境界与超越,是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翻译理论,需要实现科学化建构,确立一种语言审美创造的艺术观。换言之,语言的、艺术性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念应该是翻译美学理论所关注和关切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乃至突破和创新,需要建立现代而科学的翻译美学观。
张萍[9]（2018）在《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译者翻译思想是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所渗透出的理念与认识,也就是译者对作者、原文、译者本人、译文、读者、以及社会、宗教、文化的看法,蕴含于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等诸多翻译要素之中。翻译思想一旦产生,译者便会形成独有的翻译模式。在古今中外翻译史上,大凡杰出的翻译家皆有独特的翻译思想,如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功能对等”,等等。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因传教而走上了中国典籍的翻译之路,又因翻译事业的成功完成了从传教士到杰出汉学家的完美蜕变。他所接受的语言学习与翻译训练不仅深受西方理论影响,同时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融化。因而,理雅各的翻译思想较其他译者更加独具匠心,并兼具东西特色。理雅各翻译思想从宏观上可以归结为“忠、厚、逆、释”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又可细分为“以儒宣教、耶儒融合、探赜索隐、义丰厚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分工合作、以经释经”等微观翻译思想。本研究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解读理雅各的翻译思想。（一）忠。“忠”字在理雅各翻译思想中表现为两层涵义:一是对基督教的忠诚。理雅各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自觉用基督教教义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并竭尽所能,极力用基督教观点去诠释、翻译中国典籍,即“借儒宣教”;二是对儒家文化的忠实。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既有字斟句酌的反复思索,也有深入实地的文化探访,以求尽可能地再现原文原意,展现原文背景。在从事典籍翻译过程中,理雅各的儒学观、文化观、宗教观皆发生改变,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并非对立敌视,而需对话融合,即“耶儒融合”。（二）厚。“厚”字代表深沉丰厚之意,主要在“义丰厚重”的厚重译法和“探赜索隐”的索隐译法得以体现。厚重译法指通过添加前言、序论、大量脚注及附录索引等方式来进行翻译,将读者置身于原语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之中,旨在再现原文丰厚语境,以传递原作思想精髓,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作品。索隐译法主要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去寻找彼此的“形似”。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一直坚持不懈寻找并阐述与上帝相关的信息,以证明汉语中的‘上天’即为基督教的‘God’。（三）逆。“逆”字代表推测把握之意,主要体现在理雅各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翻译原则中。“知人论世”原本是孟子解读文本的方法和原则。熟读中国经书的理雅各认为,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典籍作品的思想内容。“以意逆志”是孟子用作儒家解经的原则,却被理雅各用为翻译中国古典文献时的原则。为了表达对此原则始终如一的尊重,他将所译的《中国经典》所有卷数开篇皆印上了这句话。（四）释。“释”字代表翻译诠释之意。理雅各主要通过“分工合作”的翻译行为模式和“以经释经”的翻译实践模式来加以体现。《中国经典》是理雅各几十年研究汉学的结晶,也是他与中国19世纪中期学者王韬、何进善、黄胜等人合作的成果。除了依据中国学者的协助,理雅各还以考据训诂为根基,参酌中国经学诸家见解,力求严谨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文字中的客观内容,从而在知识层面上达到了当时西方译者所能达到的最具科学性的阐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阅读、交叉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分析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译本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微观的翻译分析,力求从不同角度,系统、客观地反映理雅各的翻译思想。本文作者认为,理雅各宏观翻译思想——“忠、厚、逆、释”四个字分别代表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对理雅各翻译思想价值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并恰当评价其译文。正是由于牢牢恪守其翻译思想,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两大系列译作才深受世人青睐,历尽时间磨砺,依然无人能及。理雅各的典籍翻译实践为后来的中国典籍翻译树立了标杆,其翻译思想更是为后来对典籍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等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汪庆华[10]（2016）在《董秋斯译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董秋斯是我国着名的翻译思想家,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在20世纪中期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我国的翻译史研究还是翻译理论研究对其译学思想关注都还很不够,相关研究多属概述性或零星散论。为此,本文以董秋斯译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了三方面内容:1)董秋斯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反思;2)董秋斯对传统译学思想的创新,即翻译学建构思想;3)董秋斯译学思想具有的现实意义。董秋斯在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初对我国传统译学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本文选取其六个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展开研究。结果发现,董秋斯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翻译家,在一些问题上不免会继承中国传统译学思想。比如,在翻译选材“为人生”和“为艺术”的问题上,他支持“为人生”的观点,表现出对我国传统译学思想中的为社会和公众服务意识观的传承。再如,为了化解翻译家们在间接翻译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他借用了中国传统译学思想中的译者修养的概念,把大家的一些零散观点融汇到一起集中表述出来,并将其作为判断间接翻译好坏的关键量尺。研究还发现,董秋斯也提出了一些颇有创见的观点。比如,针对翻译标准向来不分文体的作法,他认为翻译标准要有文体之别,文学文以“信”为标准,而非文学文以“信”和“达”为标准。这一观点与纽马克关于语义型和交际型翻译的理论异曲同工,但却领先了四十多年。再如,针对翻译是“创作”的观点,他认为翻译是“再创作”。“再创作”既肯定了译者主体创作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强调了译者的创作是一种忠实于原作基础上的“创作”,不可任性发挥,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忠实与创作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又如,针对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的思想,董秋斯提出翻译是科学,强调关注翻译客观规律性,标志着中国译学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研究发现,董秋斯之所以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涉及到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厘清和阐释,是因为他希望能够为建国后中国译学思想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和原则。翻译学建构思想是董秋斯整个译学思想中的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本文对该思想做了重点探讨。研究发现,董秋斯对我国翻译学的建构与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始创性贡献。他率先将翻译批评从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分离开来,并对二者进行重点研究,又将翻译史纳入到翻译学科的研究范畴,由此搭建起了一个由翻译批评、翻译理论和翻译史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翻译学框架体系。从学科性质、学科方法论、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等角度来看,董秋斯的这一理论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特征。通过把董秋斯与谭载喜、霍尔姆斯等国内外翻译学肇始期影响较大的几位学者的思想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董秋斯的翻译学思想不仅提出的时间早,而且也有其独到的亮点。就翻译学科建构这一历史贡献而言,董秋斯不仅是在中国即便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堪称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董秋斯离开译坛己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其译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我国译界当前的实际情况,选取他的三个主要思想观点为代表,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翻译需要理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翻译批评要重在“建设性”,尝试探讨其译学思想对我国当代译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的现实意义。
二、中西方译学构想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方译学构想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2）霍姆斯翻译研究框架的拓展及对译学发展“转向”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霍姆斯译学框架———回溯与发展 |
| 3. 译学框架———霍姆斯之外的视角 |
| 4. 新领域和新途径———译学发展动因 |
| 5．译学发展：转向还是动向？ |
| 6. 总结 |
（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4）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 《红楼梦》诗词英译的研究现状 |
| 1.3.1 《红楼梦》英译本的研究概况 |
| 1.3.2 《红楼梦》诗词英译较早时期研究概况 |
| 1.3.3 《红楼梦》诗词英译新世纪研究概况 |
| 1.3.4 《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倾向和主要问题 |
| 1.4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4.1 描述翻译研究 |
| 1.4.2 语料库翻译研究 |
| 1.4.3 译者风格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实证分析法 |
| 1.5.2 描写法 |
| 1.5.3 文本细读法 |
| 1.6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7 本研究的框架结构 |
| 第2章 《红楼梦》诗词的特点 |
| 2.1 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的传统 |
| 2.1.1 萌芽：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
| 2.1.2 发展：唐宋时期 |
| 2.1.3 成熟：宋元时期 |
| 2.1.4 盛极而衰：明清时期至五四运动 |
| 2.2 《红楼梦》诗词的特点及功能 |
| 2.2.1 代拟诗——按头制帽,模拟声腔 |
| 2.2.2 诗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红楼梦》英译史中的诗词翻译简述 |
| 3.1 《红楼梦》诗词零星摘译 |
| 3.1.1 德庇时：1829 年《汉文诗解》 |
| 3.1.2 梅辉立：1867 年《浪漫小说》 |
| 3.1.3 翟里斯：1901 年《中国文学史》 |
| 3.2 节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 3.2.1 包腊：前八回节译本《红楼梦》 |
| 3.2.2 乔利：五十六回节译本《红楼梦》 |
| 3.3 编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 3.3.1 王际真编译本中的诗词 |
| 3.3.2 麦克休姐妹转译本中的诗词 |
| 3.4 全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 3.4.1 邦斯尔译本中的诗词 |
| 3.4.2 霍译本中的诗词 |
| 3.4.3 杨译本中的诗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定量研究 |
| 4.1 全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 4.1.1 语料库创建说明 |
| 4.1.2 词表和高频词 |
| 4.1.3 形符、类符和类符/形符比 |
| 4.1.4 词汇级别 |
| 4.1.5 平均词长 |
| 4.1.6 主题词 |
| 4.1.7 平均句长 |
| 4.2 节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 4.2.1 语料库创建说明 |
| 4.2.2 高频词 |
| 4.2.3 类符形符比 |
| 4.2.4 词汇级别 |
| 4.2.5 平均词长 |
| 4.2.6 主题词 |
| 4.2.7 平均句长 |
| 4.3 编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 4.3.1 王际真译本中的诗词 |
| 4.3.2 麦克休姐妹译本诗词 |
| 4.4 摘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 4.4.1 德庇时英译《西江月》 |
| 4.4.2 梅辉立英译《红楼梦》诗词 |
| 4.4.3 翟里斯《中国文学史》中英译的诗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英译《红楼梦》诗词的定性研究 |
| 5.1 诗歌形式的保留 |
| 5.2 音韵效果的保留 |
| 5.3 修辞格的处理 |
| 5.3.1 对偶 |
| 5.3.2 典故 |
| 5.4 隐喻意义的传达 |
| 5.5 意象的再现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历史视角下的《红楼梦》诗词英译 |
| 6.1 摘译本：去工具化的开始 |
| 6.1.1 德庇时：见诗词而不见《红楼》 |
| 6.1.2 梅辉立：见诗词且见《红楼》 |
| 6.1.3 翟里斯：小说初现轮廓 |
| 6.2 节译本：逐渐显现真实面貌 |
| 6.2.1 包腊：第一次严肃的译介 |
| 6.2.2 乔利：第一个单行本出版的英译本 |
| 6.3 编译本：通俗文学作品 |
| 6.3.1 王际真：出版社赞助的译本 |
| 6.3.2 麦克休：巨大的市场成功 |
| 6.4 全译本：建构真实多面的诗意世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本研究的发现和结论 |
| 7.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拓展空间 |
| 参考文献 |
（5）西方译论在中国:影响阶段与接受效果分析——基于中西现代译论史的鸟瞰式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西方译论影响中国译论的三个阶段 |
| 3. 中国译论接受西方译论之效果分析 |
| 4. 结语 |
（6）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简述 |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奠基期 |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转型期 |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探索期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 第二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比较 |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 第三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 |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着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意义 |
| 1.6 章节安排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名词化研究回顾 |
| 2.1.1 名词化的本体研究 |
| 2.1.2 名词化的应用及实用研究 |
| 2.2 政治语篇翻译研究回顾 |
| 2.2.1 政治语篇翻译的经验与批评 |
| 2.2.2 政治语篇翻译的原则与目标 |
| 2.2.3 政治语篇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
| 2.3 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回顾 |
| 2.3.1 功能语言学对翻译核心问题的阐释 |
| 2.3.2 功能语言学理论在汉英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 2.4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功能语言学的意义观 |
| 3.1.1 功能观 |
| 3.1.2 建构观 |
| 3.1.3 进化观 |
| 3.1.4 社会符号观 |
| 3.2 功能视角下名词化的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 |
| 3.2.1 名词化对经验的重新识解 |
| 3.2.2 种族发生视角下翻译过程的再实例化模型 |
| 3.2.3 翻译对等与转移的语法隐喻理据 |
| 3.2.4 名词化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思路 |
| 4.1.1 分析模式与步骤 |
| 4.1.2 名词化的界定与识别 |
| 4.2 政治语篇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建设 |
| 4.2.1 平行语料库的发展与应用 |
| 4.2.2 语料库的构成 |
| 4.2.3 语料的预处理 |
| 4.2.4 语料的检索与抽样 |
| 4.3 本研究使用的参照语料库 |
|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政治语篇及其翻译中汉英名词化的分布与类型 |
| 5.1 汉英名词化及其翻译策略分布 |
| 5.1.1 汉英名词化的分布特征 |
| 5.1.2 名词化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的分布特征 |
| 5.2 汉英派生型名词化 |
| 5.2.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派生名词化 |
| 5.2.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派生名词化 |
| 5.3 汉英转类型名词化 |
| 5.3.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转类名词化 |
| 5.3.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转类名词化 |
| 5.4 汉英短语型名词化 |
| 5.4.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NP的VP”结构 |
| 5.4.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V-ingof”结构 |
|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 |
| 6.1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的类型 |
| 6.1.1 系统型对等 |
| 6.1.2 实例型对等 |
| 6.2 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的翻译 |
| 6.2.1 汉语“化”字格的翻译 |
| 6.2.2 汉语数式短语的翻译 |
| 6.3 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与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 |
| 6.3.1 名词化所凝练的中国概念表述 |
| 6.3.2 名词化所凝练的中国道路表述 |
| 6.3.3 名词化所凝练的核心价值表述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 |
| 7.1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类型 |
| 7.1.1 隐喻化转移 |
| 7.1.2 去隐喻化转移 |
| 7.2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
| 7.2.1 语言系统因素 |
| 7.2.2 语篇类型因素 |
| 7.2.3 情景语境因素 |
| 7.2.4 文化语境因素 |
| 7.3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功能 |
| 7.3.1 重构功能 |
| 7.3.2 简化功能 |
| 7.3.3 概括功能 |
| 7.3.4 释义功能 |
| 7.4 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与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 |
| 7.5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发现 |
| 8.2 贡献及创新点 |
| 8.3 研究启示 |
| 8.4 研究局限及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
| 第二节 翻译美学研究 |
| 第三节 “雅”审美意识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意义建构 |
| 第一节 “雅”的初始立意 |
| 第二节 “雅”的意义建构 |
| 一、原作风姿:“雅”的文体形式论 |
| 二、译作优美:“雅”的艺术审美观 |
| 三、读者为重:“雅”的审美接受观 |
| 四、出神入化:“雅”的风格境界论 |
| 第二章 “雅”的翻译美学内涵 |
| 第一节 “雅”的语言维度 |
| 第二节 “雅”的风格维度 |
| 第三节 “雅”的文化维度 |
| 第四节 雅俗之辩:“离俗”之“雅” |
| 第三章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 |
| 第一节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 |
| 第二节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实践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9）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1.2 研究缘起与研究目标 |
| 1.2.1 研究缘起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价值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理雅各活动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概述 |
| 2.2 理雅各的活动综述 |
| 2.2.1 理雅各的传教活动 |
| 2.2.2 理雅各的教育活动 |
| 2.2.3 理雅各的出版活动 |
| 2.2.4 理雅各的翻译活动 |
| 2.2.5 理雅各汉学研究活动 |
| 2.3 理雅各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历史学角度 |
| 2.3.2 文化学角度 |
| 2.3.3 哲学角度 |
| 2.3.4 语言学角度 |
| 2.3.5 宗教学角度 |
| 2.3.6 翻译思想学角度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忠：“以儒宣教”与“耶儒融合”的翻译目的 |
| 3.1 概述 |
| 3.2 理雅各的儒学观研究 |
| 3.2.1 理雅各的儒学观 |
| 1.理雅各的道德观 |
| 2.理雅各的上帝观 |
| 3.理雅各的人性论 |
| 3.2.2 理雅各儒学观在译本中的表现形态 |
| 3.3 理雅各的文化观研究 |
| 3.3.1 尊重异质文化 |
| 3.3.2 客观认知其他民族文化 |
| 3.3.3 包容文化差异 |
| 3.3.4 汲取其他民族文化营养 |
| 3.3.5 适应不同文化语境 |
| 3.4 从《诗经》三译本看理雅各宗教观的转变 |
| 3.4.1 理雅各宗教观探究 |
| 3.4.2 《诗经》三个译本分别体现的宗教观 |
| 3.4.3 理雅各宗教观转变的原因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厚：“丰富厚重”与“探赜索隐”的翻译方法 |
| 4.1 概述 |
| 4.2 理雅各厚重翻译研究 |
| 4.2.1 厚重翻译现象及相关概念之阐述 |
| 4.2.2 理雅各厚重翻译在其英译作品中的应用 |
| 4.3 理雅各的索隐式翻译研究 |
| 4.3.1 “索隐”相关概念之阐述 |
| 4.3.2 理雅各索隐式翻译研究的意义 |
| 4.3.3 索隐式翻译在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中的运用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翻译原则 |
| 5.1 概述 |
| 5.2 理雅各“知人论世”翻译原则研究 |
| 5.2.1 “知人论世”的渊源与内涵 |
| 5.2.2 理雅各经历中的“知人论世” |
| 5.2.3 “知人论世”在理雅各翻译中的运用 |
| 5.3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研究 |
| 5.3.1 “以意逆志”说的起源 |
| 5.3.2 “以意逆志”说的内涵及演变 |
| 1.孟子“以意逆志”的内涵 |
| 2.“以意逆志”的内涵演变 |
| 5.3.3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解读 |
| 1.不以文害辞 |
| 2.不以辞害志 |
| 3.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
| 5.3.4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有效实施 |
| 1.诠释观下“以意逆志”的有效实施 |
| 2.宗教观下“以意逆志”的有效实施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释：“合作翻译”与“以经释经”的翻译模式 |
| 6.1 概述 |
| 6.2 “分工协作”与“主佐结合”的合作翻译模式 |
| 6.2.1 合作翻译在我国的历史渊源 |
| 6.2.2 理雅各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的模式分析 |
| 1.前期的合作翻译 |
| 2.后期的合作翻译 |
| 6.2.3 理雅各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的影响 |
| 6.3 理雅各的典籍译释模式研究 |
| 6.3.1 典籍译释学的渊源 |
| 6.3.2 中西译释学的碰撞 |
| 6.3.3 理雅各典籍译释的特点 |
| 6.3.4 理雅各的典籍译释模式 |
| 1.多元化的译本注疏策略 |
| 2.“雅重忠实”的译文训诂策略 |
| 3.“详实义丰”的跨文化诠释策略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忠、厚、逆、释”翻译思想的价值 |
| 7.1 概述 |
| 7.2 对世界宗教融合的价值 |
| 7.2.1 促进了基督教在华的发展 |
| 7.2.2 促进了中国宗教在世界的传播 |
| 7.3 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价值 |
| 7.3.1 为东学西传架设桥梁 |
| 7.3.2 为西方汉学研究铺路 |
| 7.4 对近现代译论译史的价值 |
| 7.4.1 “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确立 |
| 7.4.2 “厚重”与“索隐”翻译方法的实施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主要发现 |
| 8.2 研究的贡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理雅各生平表 |
| 附录二 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 |
| 附录三 理雅各翻译《东方圣书》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董秋斯译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董秋斯生平及翻译成就简介 |
| 1.3.2 董秋斯译学思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董秋斯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反思 |
| 2.1 文本类型决定翻译标准:董秋斯的翻译标准思想 |
| 2.1.1 中国传统翻译标准思想回顾 |
| 2.1.2 董秋斯对传统翻译标准思想的反思 |
| 2.2 直译为主:董秋斯的文学翻译方法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译学阶段关于文学翻译方法的思辨 |
| 2.2.2 董秋斯对文学翻译方法思想的反思 |
| 2.3 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董秋斯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思想 |
| 2.3.1 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翻译创作观 |
| 2.3.2 董秋斯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反思 |
| 2.4 译者修养是标尺:董秋斯关于判断间接与直接翻译质量优劣的思想 |
| 2.4.1 中国传统译学阶段关于间接与直接翻译的讨论 |
| 2.4.2 董秋斯对间接与直接翻译问题的反思 |
| 2.5 “为人生”而译:董秋斯的翻译选材思想 |
| 2.5.1 “为人生”和“为艺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翻译选材观 |
| 2.5.2 董秋斯对翻译选材思想的反思 |
| 2.6 翻译是一种科学:董秋斯关于翻译本质的思想 |
| 2.6.1 中国传统译学阶段的翻译本质观 |
| 2.6.2 董秋斯对翻译本质问题的反思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建构翻译学:董秋斯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创新 |
| 3.1 董秋斯的“翻译学”构想 |
| 3.1.1 翻译批评 |
| 3.1.1.1 开展翻译批评的必要性 |
| 3.1.1.2 怎样开展翻译批评 |
| 3.1.1.3 翻译批评的标准与重点 |
| 3.1.1.4 建设性:董秋斯翻译批评思想的精髓 |
| 3.1.2 翻译理论 |
| 3.1.2.1 建设翻译理论的重要性 |
| 3.1.2.2 如何建设翻译理论 |
| 3.1.2.3 董秋斯翻译理论建设思想评价 |
| 3.1.3 翻译史 |
| 3.2 董秋斯“翻译学”思想的成立理据 |
| 3.3 董秋斯:翻译学建构的先驱 |
| 3.4 董秋斯与霍尔姆斯的翻译学构想比较 |
| 3.4.1 霍尔姆斯的翻译学构想 |
| 3.4.2 董秋斯与霍尔姆斯的翻译学构想比较研究 |
| 3.4.3 董秋斯翻译学构想的启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董秋斯译学思想的影响、当代意义及不足 |
| 4.1 董秋斯译学思想产生的影响 |
| 4.2 董秋斯译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
| 4.2.1 中国的翻译学应有本土特色 |
| 4.2.2 翻译需要理论,理论离不开实践 |
| 4.2.3 翻译批评要重在建设性 |
| 4.3 董秋斯译学思想的不足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及创新之处 |
| 5.2 本研究的不足及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董秋斯大事年表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中西方译学构想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2]霍姆斯翻译研究框架的拓展及对译学发展“转向”的反思[J]. 李龙兴,王宪. 外语与翻译, 2020(01)
- [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4]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D]. 康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5]西方译论在中国:影响阶段与接受效果分析——基于中西现代译论史的鸟瞰式考察[J]. 张思永.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2018(02)
- [6]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D]. 唐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8]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D]. 李星颖. 西南大学, 2018(01)
- [9]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D]. 张萍. 苏州大学, 2018(12)
- [10]董秋斯译学思想研究[D]. 汪庆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