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历史探索

一、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刘天明^[1]（2021）在《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文中认为丽江洞经音乐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传统音乐。它大多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承和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道教音乐逐步向纯粹的审美形态变迁,并逐步成为丽江纳西族的文化标志。丽江洞经音乐并非丽江纳西族的本土艺术,其大致在明清年间从中原地区传入了云南丽江。早期它是道教音乐,融合谈、诵等道教仪式性,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宗教信仰价值的艺术形式。随着云南丽江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科举制的发展,丽江洞经音乐逐步成为吸引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艺术形式,并逐步得到丽江地区高雅艺术审美群体的认同,使它从宗教性传播语境向现实语境变迁。音乐是一种艺术性的社会表达和主体表达方式,它用高度艺术性和凝练性的方式诠释了历史发展进程、时代信仰和社会性审美。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以音乐形态承载丽江历史和社会风俗的存在,其对丽江地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架构的流变具有高度的诠释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深度推进使得丽江洞经音乐对道教信仰的表达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佛教的外在表达形态,兼具高度道教信仰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及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丽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下,丽江洞经音乐进一步成为当下时代语境的艺术性表达,也成为具有高度民族审美性与民俗审美性、高度整合时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本文在写作中运用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田野调查分析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及文献分析法等等,进行了基于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变化发展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第一部分描述了丽江洞经音乐总体状况及特征,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结合丽江洞经声乐器乐类型、群众基础、格律音韵、宗教属性及传播媒介等进行论述,分别从其对传统经腔及曲式的传承性、对“调音曲”的传承与保留、对传统工尺谱的保留与使用等方面进行特征概述。本体研究中也探索了丽江洞经音乐民俗学的源流,针对它从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明嘉靖年间传入等不同的缘起说法进行基于史料的辩证分析,并针对道教科仪的起源传统、中原仪式音乐的形式、古代中原的传承方式等进行归纳和辨析,同时结合《丽江府志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永保平安》等文本论着进行源流分析。第二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部分。通过进行入户走访调查、代表人物走访和组织表演观摩,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使用状况进行概括和探索。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丽江洞经音乐表演者在对工尺谱的传承上所呈现的高度历史延续性和传统保留性,使得丽江洞经音乐迥异于一般传统音乐的衍生特征,所以笔者与丽江博物馆洞经音乐研究员木琛老师将调研搜集到的所有古籍工尺谱进行了专业系统的抄写与整理,并融合其即兴特征性美学、演奏融合性美学、节拍、韵律美学以及经腔和曲式美学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笔者对丽江洞经音乐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形态和表演形态等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该部分也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生态刻画,对丽江洞经音乐当代的传承状况和艺术表达状况形成了深刻认识。第三部分研究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的嬗变。着眼于历史与民俗文化审美变迁思路,结合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元代戏剧文化及音乐曲牌等阶段性审美融合代表进行分析,并结合民族聚居与杂居、宗教信仰与宗教融合、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丽江洞经音乐在历史与民俗文化、美学符号功能等方面的嬗变线索进行了梳理。最后一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价值与发展。该部分对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东巴文化、传播丽江纳西民族精髓、弘扬传统宗教文化、诠释古城文化及非物质文明等功能进行传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归纳,进而结合丽江洞经音乐助力云南丽江民族文化传承,来对丽江洞经音乐在打造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保留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传统以及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进行概括。最后,提出丽江洞经音乐在保护和发展中融合政府力量、社会性主体力量、传媒力量等多方力量进行发展的路径和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的丽江纳西族文化传承和保护脉络,这是丽江洞经音乐获得长久发展活力的关键。本文在宏观研究意义方面从文化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迁徙等角度探究了丽江洞经音乐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对丽江洞经音乐系统性的理解和审美认识,梳理了丽江洞经音乐的音乐文化发展框架,对丽江洞经音乐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融合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基于美学和民俗学的高度确认。本文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则表现为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本体刻画,对于这种具有高度民族性和民俗性的经典文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描述,整合了历史线索及时代线索,进行了基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全面剖析。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理论创新性在于结合民俗学和美学的分析范式,以全新视角审视丽江洞经音乐,在学科交互的论域下针对丽江纳西族文化形式、宗教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衍生性进行刻画;本文的实践创新则体现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城文化和东巴文化的宣传保护、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动协同保护作为提高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与发展水平的探索,探索经典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行路径。

崔晓琰^[2]（2021）在《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龚婷^[3]（2020）在《地缘环境与身份认同：阿来文学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杨蕴希^[4]（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文中认为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明确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主导的“三权并行”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用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需求的适切性。地方和学校在国家意志的授权下获得了相对的课程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展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实施、组织课程评价等一系列课程相关活动,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课程知识融入地方课程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区、特定民族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沿袭而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化资源,是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见证,其内容涵盖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内容,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开发素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研究,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探索,还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完善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地方教育的全面发展,对地方人才培养、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具体案例,运用文献、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在这里”“去那里”“回到这里”,亦即“田野前”的“应然”、“田野中”的“实然”、“田野后”的“使然”和“诚然”综合的研究思路,同时注重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社会学中身份自觉与社会认同,文化学中文化多元与文化交往等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意在逐步解答“何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及其开发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何以可行且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何以优化”等问题。为此,围绕主题从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综述、研究意义、概念澄清）、理论阐释、学科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评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对策、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力图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综合研究特征。本研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问题意识的切入及其概念的阐释,并将之与主题密切紧扣,以突出研究旨趣,彰显研究目的。其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证对象——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中丰富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及其开发的形式与内容,展示了流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高度认知、自觉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实践成效;同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尚存在着课程资源不够、课程目标缺失、文化环境蜕变、主体效能较低、评价反馈不足等“实践困境”,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情感价值剥落、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课程生态失衡等“困境归因”。在此基础上,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意义与价值高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课程内容的多重优选、课程主体的多效赋能、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等内容,就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对策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在其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学术见解。

向月婷^[5]（2020）在《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1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普遍出现人类学转向,在这样的趋势下,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当代的“人类学”与“文学”在理论和研究范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之间的互动对话也变得更加密切,因此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也变得更加清晰。学者最开始是从闻一多先生的神话研究、弗莱的“原型理论”以及以弗雷泽（J·G·Frazer）为代表的剑桥仪式学派出发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和学术传统的。中国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实践,大多是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点,对显性文化做出阐释,然后从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角度出发,深入到文化内部的隐性部分。并且,当代文学人类学对“口头传统”“文本与田野”进行了价值重估,探索出一条“原始神话思维——民间仪式叙事——人类叙事”的路径。阿库乌雾是以作家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彝族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彝族特色,大凉山彝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彝族民间的史诗传说、风俗习惯、仪式展演自然地贯穿在阿库乌雾的写作中。最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部分,是对本族人民情感与命运的深情观照。本论文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创作背景及创作实践放置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中进行研究,以当代文学人类学理论为指导,并且结合徐新建提出的“本文与文本”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阿库乌雾写作中的文学人类学元素、文学人类学特点和文学人类学意义。该论文的研究从五个部分依次展开:首先,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讨论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反思本论文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次,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角,论述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围绕“本籍文化”和“文化身份认同”两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在研究中发现,阿库乌雾的成长经历、教学过程和科研反思以及各类的社会实践对他的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研究梳理总结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背景。阿库乌雾的“凉山—混血世系”是他写作的广阔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的创作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探索期、塑造期和丰收期。第四,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再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分析阿库乌雾写作中蕴含的文学人类学因子。主要从他写作中涉及到的彝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和信仰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阿库乌雾写作的文学人类学特点和功能;第五,在后现代的价值视野和文化语境中,总结了阿库乌雾的书写方法和特点、辨析了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肯定了阿库乌雾的书写对彝族文化“再生产”的积极作用。另外,文章还基于阿库乌雾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对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做一考量。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对现今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打通文学与人类文化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共生性,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书写模式和文化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其次,阿库乌雾文本中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审视,阿库乌雾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创作手法对文学进行现代性的观照,拉近了自己的作品与世界的距离。向外,他客观从容地分析看待世界,向内他达观平和地观察剖析自心。最后,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体现了彝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自身管理与社会调控就是一个文化解构和建构的过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成功和走向世界,标志着彝族人对自身文化阐释能力的提高和外界对于彝族文化的认识以及接受,这带给了彝族人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了面向未来推陈出新的文化“再生产”。

邴波^[6]（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龙丽萍^[7]（2020）在《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研究（1949-1999）》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呈现兴盛之势,形成了以苗族聚居区为主体的作家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到1999年之间,贵州苗族作家加入省市作家协会以上有41位,已出版小说集12部,发表、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180多篇,其中有8部小说作品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因此,对贵州苗族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贵州籍苗族作家们表现苗族题材和苗族生活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在时间上则限定于1949到1999年之间,力图弥补该领域系统考察的缺失。论文以搜集、整理贵州苗族作家作品详尽资料为首要任务,以多元文化视角关照贵州苗族作家此类小说中的内容与形式,剖析其发展的阶段、过程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较为系统地把握贵州苗族作家此类小说创作的脉络和流变,以及小说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文学价值,进一步总结贵州苗族作家此类小说创作的成就与特色。论文主要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审美意识追求三个向度,探究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的创作诉求。论文由以下四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对此阶段贵州苗族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概述。主要是从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队伍多视角考述、小说作品概况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出现的前因后果。经过讨论和作品分析,可以看出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和作家个人层面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第二章探讨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的地域特色。主要从黔地与“黔味”、小人物、河流三个方面来展现黔地独有风景、黔地苗寨风情、黔地山乡民众的生活百态和悲喜人生。无论是对黔地山区独有环境的描写,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亦或是相依相生的河流情节,在逻辑上都源自贵州苗族作家审美经验的地理具体性与实在性,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地域气息。第三章探讨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的民族特色。主要从苗族民间文学的灵感再现、苗族民俗文化的文本投影和苗族宗教文化的魅力呈现三个方面予以阐释。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中有意或无意借用苗族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这些具有苗族特色的民间文学印记,以及对苗族民俗和宗教文化的书写,既是潜藏在贵州苗族作家内心深处“集体无意识”的文学表征,又是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自觉选择,还是贵州苗族作家对当代文学审美创作的另类开拓。第四章关于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的审美意识研究,共分为三节:传奇:在交错杂糅中走向神秘之境;虚构:在历史叙事与民间叙事之间;从主题到人物:悲剧意识的渗透与扩散。在创作的过程中,贵州苗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在主题内容上不仅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还在美学表达方法上逐渐探索出符合本民族审美习惯的表达方式,打上本民族鲜明的审美印记。

耿灿^[8]（2020）在《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蒙古文书法作为民族艺术样态,体现着蒙古民族对于文字的特殊美学实践。在对汉字书法充分借鉴、吸收、融合的历史脉络中,更彰显着蒙、汉民族在艺术交融中生发的特有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国蒙古文书法不仅反映了蒙古民族在文化生态中历时线条上的形态凝结,更生动体现着本民族在共时空间中书法本体构成、美学追求上的理念价值与地域思考。目前,对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追溯、书家品评、课程教育等方面,研究呈现碎片化及局限性特征。因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展开,不仅具有前人未曾涉及的整体性和学理性,更是承上启下地提升、丰富蒙古文书法的历史与现代内涵。本文将中国蒙古文书法置于文化生态视域中。首先,关注于影响中国蒙古文书法原初生成的生态要素。文中通过对自然生态域境（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等）、人文生态域境（民族交融、文化交融等）的具体分析,确认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别的地方性特征认识。继而,以生成为基础,以时间脉络为线索,呈现其从元朝、明清、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演变历史。其次,关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存在。通过分析文字造型特征,结合书写工具、书写内容、书体构成等,探寻其书法性存在,探讨其独特美学品格。书法作为文字书写的艺术,更是文化之名片,深层次的追问是,从文化生态立场深度解读中国蒙古文书法为何如此生成、发展,为何会有如此美学品格呈现,以发掘其社会文化底蕴。最后,关注于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结合一手田野调查及人物访谈资料,从学院、民间、城市符号资源集中展示蒙古文书法现状,面对文化生态要素的变化,梳理现实困境与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困境与挑战之间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基于文化生态视域,本文分别从以下六部分对中国蒙古文书法进行观照:一、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初生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外层要素的关联性考察,由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产生与之相适的游牧方式,同时孕育着蒙古族之民系性格及审美方式。而国家的建立、文字的出现、汉字书法的成熟,合力作用下完成蒙古文书法最初的本土化确认。但原生之初,文化生态中物态、制度、行为、精神等诸多要素已孕育其中,在日后历史进程中,影响其从萌芽走向成熟、从简单走向丰富。二、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演变。本章从时间线条出发,梳理蒙古文书法不同历史分期的演变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原生态时期,即蒙古汗国与元朝时的萌芽与探索;继生态时期,即明、清与民国的规范与发展;新生态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开拓与繁荣。三、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构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中间层要素（语言、文字、图形等）的关联。在现代书法创作中,蒙古文书法对于文字的使用具有选择性;在文房四宝的使用上,既有汉族元素的融入,又有本民族元素的改良;在书体、笔法、章法的表现上,一方面继承汉字书法传统技法,另一方面则是结合蒙古文文字造型特点,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艺术精神探求。四、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美学内涵。在中国蒙古文书法历史成长中,诸文化要素相互影响作用,而对于一种艺术形式而言,中国蒙古文书法是文字、审美、工具、情感等诸多要素的自身凝结与生成。具体而言,将其归纳为自然、多元、复古、宏阔及尚圆的美学特质。五、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文化追问。本章在于对以上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形成、本体构成、美学表现上的深层追问。诸种凝结,归根到底在于创造、发展他的“人”,也是文化生态中内层、核心层,即“人心”之凝结。具体表现为蒙古文书法、汉字书法在文化涵化上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及求同存异。同时,在蒙古族自身的艺术生态脉络中,蒙古文书法一方面丰富了极具个性的地域草原文化,另一方面又从此生态的其他艺术类型中汲取成长之养分。六、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就文化生态而言,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现实之承载。现实亦是一种动态存在,前文作为中国蒙古文书法在时间上的变量,本章则是其空间之凝固,在特定时间节点的静止与思考。基于丰富田野考察,集中展现蒙古文书法在中国的典型资源分布,通过分析其生存现状,提出历史与现代结合,以地域性体现原创性,以民族性体现创新性的发展之途。

尹书亭^[9]（2020）在《现代性视域下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小说研究》文中提出现代性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界阐释各种中国文学想象的重要关键词,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新中国文学事业极其重要的问题。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积极涌向文坛,小说创作反映出具有现代性视野的价值追求。本文通过社会学、文化学、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新时期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现代性进程中,从民族历史文化书写到女性个体书写都秉持着开放的、流动的、多元的现代性观念。在民族文化领域进行多方位的阐释,既展现出对启蒙精神的延续和走向理性的自觉,又保持对现代性的反思态度,在审视与质疑中揭示现代性所带来的生存困境,在回望与追溯中寻找失落的人文理性,同时积极吸收与融合他者文化,形成多元文化的认同;在女性个体书写方面,通过解构男性权威与女性神话的建构,开拓女性的话语空间,在言说与观照中形成对女性生命的特殊体悟,在思辨与期冀中建立起女性的独立人格。文章选取霍达、叶广芩、叶梅、赵玫、萨娜、和晓梅等13位女性作家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进行分析,分别从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追索与现代性反思,以及女性主体性的呈现进行探析,得出新时期女性作家对于现代性的理解逐渐由单一转向多元化发展,女性意识明显成熟。从现代性的追索到反思现代性,体现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智慧选择;从对本民族的女性话语的开拓到女性生命的独特体悟,再到女性独立人格的建立,女性真正获得了人的主体性自由的权利,少数民族女性创作走上了更具现代意义的发展道路。

李雅慧^[10]（2020）在《扎西达娃的民族志式书写及现代性反思》文中指出扎西达娃是中国优秀的藏族作家,其作品通过对藏地人文景观的书写,表现出作者对民族心理及精神的探索过程,彰显了作家的民族写作立场,形成了民族志式书写模式。作家通过民族书写的窗口,将视野扩展到了对全人类的关注,在对藏族精神文化进行阐释的同时,引起了对全人类精神文明在现代发展中的反思,具有文学人类学的书写维度和研究价值。对民族文化的书写就是一次对民族再发现和再建构的过程。首先,在扎西达娃的创作过程中,他始终聚焦于藏地独特的地理风貌,这使得其文学创作具有了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书写基础,呈现出了明显的民族志式书写特征。其次,对文化的阐释是作家探索民族发展和民族心理历程的重要渠道。藏民族拥有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和原始崇拜信仰,前者以藏传佛教为代表,后者以传统苯教和原始神话为载体流传至今,它们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被纳入了作家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模式中,具有民族认同和民族反思的双重意义;而民俗则与宗教、信仰共同构成了作家对藏族文化进行有效阐释的因子,为构建具有现代性的民族文化精神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再其次,人物是扎西达娃创作的灵魂。在对宗教崇拜者和“反叛者”的对立书写中,作者再一次对民族宗教文化进行了质疑和反思;而那些困囿于历史中的落寞贵族和一个个极具象征性的独特的生命个体则是民族心灵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不仅寄托了作者对民族未来的愿景,也表达了对全人类精神文明的广泛关注。最后,扎西达娃的的民族志式书写始终立足于民族写作立场和人类立场,通过对民族的自省和认同,作者对现代文明和全球化浪潮裹挟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提出了新的建构“方案”,即以自信的民族姿态应对本土文化表述危机,秉持着求同存异的理念积极融入全球文化建设中,利用普世精神文化为民族发展探索出路。

二、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研究（1949-1999）（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性视域下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扎西达娃的民族志式书写及现代性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四、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D]. 刘天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研究[D]. 崔晓琰. 西藏大学, 2021
• [3]地缘环境与身份认同：阿来文学书写研究[D]. 龚婷.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4]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D]. 杨蕴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D]. 向月婷.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6]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7]贵州苗族作家小说创作研究（1949-1999）[D]. 龙丽萍.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8]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D]. 耿灿.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9]现代性视域下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小说研究[D]. 尹书亭.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10]扎西达娃的民族志式书写及现代性反思[D]. 李雅慧.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7)

标签：文化论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