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赋予乡镇企业两柄“尚方宝剑”（论文文献综述）
产耀东[1]（2016）在《国资监管制度建构逻辑与实施绩效研究 ——深圳市国资监管制度建设的社会学分析》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国有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国有企业也逐渐出现管理不规范、企业领导人员权力缺乏制约、内部人控制严重、利益输送问题突出、腐败案件多有发生等问题,使国有资产蒙受损失。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而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是其核心内容。如何构建科学的、适合当前形势任务要求的国资监管制度,如何采取有效措旌提高制度执行的绩效,是国有企业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国有资产监管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由于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族文化的千差万别,故而在国有资产监管的方式方法上形成了多种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监管制度体系。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国有资产监管具有其独特性,必须通过自主的制度创新来解决中国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稀缺性问题。在以往的对国有资产监管问题的研究中,一般是在管理学、经济学的框架之内,主要把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来看待,而对企业的社会组织特性未能足够地重视。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正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责任,具有强烈的社会组织特性。本研究首先通过社会学框架和方法,从分析国有企业这一具有经济目的社会组织的特性入手,阐明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与互动,研究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和环境要求。同时,通过对国有企业内部结构和机制的分析,发现当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和制度体系建设的特殊性,以及制度的类型和性质。在对国有企业的使命与责任、内外环境的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的构建逻辑,揭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的构建,首先应从国有企业的社会经济功能、外部环境要求（政府要求、社会期待等）、企业内部环境特点出发,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科学地制定企业目标与企业战略；然后根据企业目标和企业战略,确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的构建目标和构建原则,形成激励相容约束的制度安排,并选择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构建与实施的路径；继之,分析制度的效能边界和成本约束,并探讨突破制度效能边界,进一步提高制度绩效的办法,提出设计和建立制度内化机制。本研究不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度作为企业中一个孤立的事项来看待,在对监管制度的构建和实施进行分析之后,还重点研究了对监管制度内化有重要影响的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党的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都是通过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来改变人的行为,对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内化有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中不仅包含了党内监督的内容,并且以提高政治素养为引领,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领导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等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同时,通过对企业文化结构、功能、层次、类型、生成路径的分析,发现西方理论难以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虽然一个是以党组织和党员为对象,一个是以企业组织和企业成员为对象,但都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为核心工作目标,发挥的都是导向、督促、激励、约束、凝聚、塑造等功能,具有共同的核心内容、极为相似的内在作用机制,党的建设的理论科学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探索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建设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对企业文化建设有重大的价值。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应该以党的建设来引领,应立足于国家民族文化、时代文化、行业文化之上,吸收优秀基因作为自身文化建设的依托,创造性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约束——激励——引领——内化”机制。本研究以深圳市国资委构建实施的六项国资监督管理制度为主要研究内容,分析其构建的理念和设计过程,以及实施流程和环节。通过企业制度文本资料的相关业务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形式绩效和实际绩效两个维度,对21家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制度执行绩效进行科学的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六项国资监督管理制度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已经显着的绩效。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完善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制度构建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在对制度执行绩效进行评估的同时,本研究还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将获取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对制度内化情况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显示：虽然六项国资监督管理制度在实施后绩效显着,但制度内化程度却明显不尽人意,不少执行者对制度的认知并不准确,对制度并不完全认可。针对这一现象,本研究再次进行了深度访谈,寻找影响制度内化的因素和原因。针对在制度内化程度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但监管制度仍然取得了明显绩效这一现象,本研究从社会学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制度执行者形式执行、变通执行、选择执行等现象的分析,提出“非内化执行”概念,即制度执行者在思想观念上并不认同制度制定者的制度设计理念、制度所体现的价值观、或对制度效能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但出于对制度制定者权威的服从,或者出于为了获取制度执行绩效的激励、避免受到惩罚等原因而执行制度。接下来,深入探讨“非内化执行”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企业人普遍存在因价值观念冲突和角色冲突而导致的认知失调,国企高管面临“塞壬陷阱”等心理困境。然后,从演化博弈与制度变异的角度分析了“非内化执行”所产生的隐患。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深圳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建设的经验,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之做出更为全面与合理的解释。最后,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周玄究[2]（2015）在《丹阳市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视角》文中提出我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同时,工业用地政策上也形成了以招拍挂市场机制为核心,以最低价标准、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禁止和限制供地目录等调控手段为辅的工业用地政策和制度体系。工业用地上出现若干问题,不仅涉及土地制度、政府职能等管理体制层面的问题,也在于政策是否得到良好地执行。既有文献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执行的理论成果,但缺少用一种理论框架进行全景式扫描。本文借鉴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整合既有执行研究中的关键性变量,从政策的模糊性、冲突性出发,选择最低价标准政策、市场化出让政策、用地控制指标政策、"灵活出让"试点政策,自变量为政策性质的模糊-冲突性,中间变量为政策环境和政策执行参与者及其互动关系,考察工业用地相关政策执行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验证政策执行的结果和政策目标是否实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和建议是:（1）最低价标准政策是模糊性较低、冲突性较高的政策,在政治性执行空间中运行。中央政府通过目标责任制、问责、资源分配等"高位推动"手段可以较好地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无法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从强调"服从"转变为"绩效"。（2）市场化出让政策的模糊性、冲突性都较高,会以象征性执行的方式运行。因地方联盟的力量决定政策的结果,评价和监控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市场化出让政策走向"预申请"和"结果公开",并受到土地隐形市场的冲击。在一定条件下市场化出让政策有可能转变为政治性执行。（3）用地控制指标政策属于模糊性和冲突性都比较低的政策,会以行政性执行的方式运行,面临人力和权威资源"短板"、半垂直管理体制、复杂的部门联合行动等问题,需要优化执行组织结构和功能,加强政策协同。（4）"灵活出让"政策的模糊性较高、冲突性较低,会以试验性执行的方式运行。地方性的情景因素成为左右政策执行结果的关键性因素,尤其是地方领导人、地方经济社会条件等。应重视公共参与和社会共识,选取部分行业为试点,在民营经济相对活跃地方逐步推进。（5）解决政策执行困境还应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策执行事项,改变现有征地和供地模式,在用地标准制定和实施上大力发挥企业和第三部门的作用,鼓励产权结构创新。
一合,薛景辰[3]（2013）在《红脸——国家审计在行动》文中认为审计长说,审计是免疫系统。百姓说,他们是国财的守护神。像关公一样,威风凛凛,把守财门。红脸,赤胆,忠心。——题记序章当郭明勤走进省长办公室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一种"分享"的冲动。对,是分享,不是来汇报,也不是来呼吁,是来分享和交流。分享什么呢?那时,他刚上任三个月,还没有后来的那些政绩,也没有后来的那些甘苦和震撼,更没有那些希望和失望。那时,除了在机关院子里走来走
罗锋[4]（2011）在《“历史的细语”：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研究（1991-2010）》文中提出1990年代,中国纪录片领域发起了一场“新纪录运动”,其中大部分影像开始关注底层群体。原先被遮蔽的底层社会开始在镜头中向我们敞开。论文以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底层影像的生成语境,探究底层影像如何呈现、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底层社会,以及如何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理解、认识底层影像,并在此基础上最终探讨底层影像之于历史书写的意义。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力求细致地追踪中国纪录片中底层影像的嬗变轨迹。对底层影像嬗变轨迹的梳理决不仅限于这一描述行为本身,其最终目的在于为进一步详尽分析讨论1990年代纪录片底层形象的集中呈现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若没有对当代纪录片中关于底层影像的讨论,我们也就无法了解后期中国电视纪录片为何会被称为“专题片”,进而也就难以理解新纪录运动中底层影像出现所带来的视觉力量和思想冲击。第二章主要考察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生成语境。除了社会转型这一维度外,本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试图揭示出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出现背后存在的复杂语境。第三章主要讨论底层影像是如何呈现底层的问题。这一部分首先从当下的大型纪录片切入并对其一味追求视觉奇观效应提出自己的质疑,进而去考察底层叙事如何建构自己的修辞方式,其中重点讨论了影像呈现底层的两种手法：回归现场和日常生活叙事,并着重分析了底层影像偏重于记录日常生活的缘由。第四章对底层影像的考察由外部转向内部,深入影像文本当中去解读影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底层空间。本章粗略地将底层划分为下岗工人、农民工和性工作者三大类别分别加以观照,尝试着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对文本进行解读。同时结合南亚庶民研究学派相关学说来探讨底层影像之于历史书写的意义。第五章将影像文本内外结合起来,以“看”与“被看”的关系为总体性视角来观照底层影像。首先简要论述了“底层能否发声”这一问题；其次侧重于从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观看关系来对底层影像涉及到的伦理问题展开分析；最后由底层影像与西方电影节和各类影展的观看关系切入,论述了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站在泛道德立场理解底层影像可能存在的风险。结语部分则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再次对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作一总体观照；同时对本研究不足之处,以及下一步打算开展的研究思路作一简要说明。
王妍妍[5]（2010）在《《半月谈》的发展道路与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时政期刊《半月谈》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历史流变、成功之道、发展不足与道路选择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以便为其它的时政期刊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也为《半月谈》自身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第一部分,本文以时间为主线,结合宏观的社会背景,分起始成形阶段、持续发展阶段、转型变革阶段三个部分,对《半月谈》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求对其发展脉络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把握。本文第二部分将重点分析《半月谈》发展的成功之道,本文认为,“扁担精神”、编辑的“读者心”以及能够“扬长避短、化劣为优”,是《半月谈》成功的三大因素。1992年,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半月谈》也随着市场化的浪潮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和积累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好时政刊物的新鲜经验,这对于其它体制内刊物具有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体制的保护下,《半月谈》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够。本文在第三部分将对《半月谈》发展的不足和道路选择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向市场化转型是媒体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半月谈》应对挑战的必然途径,《半月谈》的发展存在一些瓶颈,但也有其无可比拟的自身优势。
胡丹婷[6]（2008）在《治理结构的选择与稳定 ——基于蚕茧交易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治理（governance）就是构建秩序,目的是解决潜在冲突以实现共同利益。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是指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交易得以有效实现。研究治理结构,其实就是研究交易的制度安排。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对其中的混合治理,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在进一步深入。本文旨在对治理结构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混合治理的内在稳定机制,以加深对复杂经济组织的理解。通过选择蚕茧交易来进行经验研究,深入混合治理的理论研究,拓展治理结构理论的应用研究。假设人是理性有限的并且是机会主义的,交易就需要治理。通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三个维度来分析交易的属性,选择与交易属性相匹配的治理结构,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实现一阶节约,这是交易的事前治理。市场治理、混合治理、科层治理分别适用于不同属性的交易。现实中,治理结构的选择有其内在规律。混合治理受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如果不能将不确定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混合治理有可能滑向市场治理或科层治理。通过重复交易和可信承诺,混合治理可以得到稳定。交易双方为稳定治理结构采取的措施,是交易的事后治理。由于蚕茧交易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中国蚕茧交易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蚕茧的供需平衡难以达成,蚕茧市场行情波动频繁而且波动幅度很大,市场上蚕茧求售无门和争相抢购的现象交替出现,带来茧丝绸行业的波动,甚至损害茧丝绸产业的发展。蚕茧交易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买方垄断造成卖方（农户）利益损失;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外部性带来效率损失;信息不对称造成逆向选择等。蚕茧大战是在蚕茧交易国家垄断的市场治理下爆发的,典型特征是多头抬价抢购,政府介入利益冲突。蚕茧大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其根源是蚕茧交易治理结构与其交易属性的不适应。蚕茧交易频率高,买方和卖方都涉及大量的专用资产;由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蚕茧交易的不确定性很高。通过问卷调查、典型案例和计算分析说明:①蚕茧交易的市场治理是低效率的,因为蚕茧交易的完全竞争市场无可避免地会走向政府规制下的买方垄断市场——低效率的市场治理;②在蚕业生产是农业生产,缫丝生产是工业生产的条件下,蚕业生产和缫丝生产的一体化没有存在空间,即缫丝生产和蚕业生产这两个生产环节之间不可能实现科层治理。③就交易属性来分析,蚕茧交易属性与混合治理是相匹配的,或者说,蚕茧交易混合治理比之于市场治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在蚕茧交易买方垄断和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混合治理。因此政府不能维护公司的垄断地位,但同时对蚕茧交易又要有一定的规制。通过对日本、印度、巴西蚕茧交易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发现日本蚕茧交易经历了市场治理、混合治理和三方治理,巴西实行混合治理,印度实行政府规制下的市场拍卖,蚕茧交易不存在科层治理。蚕茧交易混合治理是有效的,可以创造合作剩余。在混合治理稳定的条件下,蚕茧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能够稳定在一个高水平上。蚕农的收益增加,情绪稳定,对产业前景乐观。公司经营利润大大提高,原因是高质量的蚕茧降低了缫丝生产过程中的物耗、能耗,提高了工效,产出了高品位的生丝;同时,优质产品有利于公司创立品牌,在业界建立良好形象。不管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经营得好的地方,蚕茧质量、缫丝厂利润和蚕农的收益都大大高于蚕茧交易市场治理下的业绩。由于经营规模的不对等,蚕茧交易混合治理必然由公司构建和运行,公司守信在先是稳定的先决条件。在合同是“附合合同”并且是不完全的情况下,公司拟定的合同被农户充分理解和接受,让合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混合治理稳定的基础。公司构建的管理体系,在对农户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也起着甄别农户机会主义的作用。公司还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感情投资”等措施提高农户对公司的认同度,提高农户合作的概率。通过“以牙还牙”的重复博弈,合同户与公司的合作将越来越稳定。公司和农户专用资产的增加,将增加混合治理的稳定性。公司承诺保护价的作用,一是阻止农户退出交易,二是防止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蚕茧交易混合治理创造了合作剩余,公司对农户的超额支付,本质上是与农户分享合作剩余,目的是稳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以获取最大利润——基于长期的利润最大化。
齐亚莉[7]（2006）在《中国金融生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生态是一个从自然生态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仿生概念,可以通过生态问题的思考模式来有效的解释中国的金融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当我们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金融问题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的确是一个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的系统。二是这一国外没有而深具中国特色的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着哪些问题呢?如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大量不良资产积累,最具市场性的金融资源不能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行等。过去的研究告诉我们,当仅停留在金融机构内部寻找答案时,所获得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融生态概念应运而生,并一经提出,就表现出了较强的理论生命力。那么,什么是金融生态?我国金融生态的形成历史和发展逻辑是怎样的呢?什么因素构成并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具体而言,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金融生态界说。本章从对自然生态概念和特征的考察中导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及内涵。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当我们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金融问题,会发现金融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的系统。如金融也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演进过程的动态系统,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等。但是与一般的自然生态系统不同,“人”是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核心,因此,金融生态系统又有着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身特异性。基于这两方面认识,本文将金融生态界定为: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金融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其中,金融生态主体包括资金供给者、资金需求者、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信用文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金融生态具有关联性、
张品泽[8]（2005）在《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 ——人权保障的一种探索》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间关系为主线,由五章构成。 第一章以清理人本精神的蕴含为起点,落脚于人本精神对刑事程序的历史影响。旨在凸显儒家人文精神和西方启蒙时期人本精神,对中、西方刑事司法传统的作用力。 法律上的人本精神,就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并使个人应该而且能够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是法律上人本精神的基础。 以人为本是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在以和合文化为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战略路径。人权是一个人们常常有着争议的重要价值。但是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人权概念主要来自人本文化（或人本精神）的传统。人本精神是最能反映人类在刑事程序中不断探求其发展规律的痕迹。 中国法律思想出于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有悠久的历史。真正将中国传统的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加以自觉的了解,并且抒发出它的意义与价值的,是孔子所开启的先秦儒家学派。儒家人文精神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现世性。第二,两重性。第三,嬗变性。第四,宗教性。儒家人文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其价值意义不可忽视。儒家人本精神对我国古代刑事司法传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反对酷刑;“慎刑”;“恤刑”。 西方人本文化对刑事程序影响集中体现在启蒙时期,因此,我们选择了该时期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家为考察对象。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人本精神与刑事司法理念间主旨关系的展现。 刑事程序一直是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西方国家经历的以刑事程序为主要对象的正当程序运动,从思想上看,是以法律的价值合理性要求为基础的。从形式上看,则是以法律的形式化来表现的。价值合理性的基本要素是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要求,这些要求被看成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确证和表现。 要理解传统中国人对刑事程序正当性的认识,应当先了解中国人的正义观。一方面,中国人的正义观念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观念,这种正义是指“义”要依“情”而定,合乎情的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这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另一方面,以刑事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和世袭制君主专制,拒绝、排斥法律形式主义和程序主义理性思维成长。 人本精神宣扬的人的自身价值意义,使得人本精神在在刑事程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呈现为追求程序的正当性。而这种刑事程序正当性的确立和标准的多变性又反映和呼应了人本精神的确定性和动态性。 第二章演绎了正当性是人本精神寄予刑事程序一种期望的逻辑,并以辩诉交易为例,交待了当代中国刑事程序变革的基础与路径。 自人类懂得运用刑事程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或矛盾时起,关于刑事案件的处理方法和步骤是否正当的问题,就要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注和评价。我国第一例辩诉交易的裁判之后,对于“是否借鉴（吸收）辩诉交易,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 2如何借鉴（吸收）辩诉交易”的问题争论显得更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则最终集中于辩诉交易对于刑事程序正当性的影响。我国传统上的“息讼”制度,与美国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制度有差异,但是,两者的原理却有一脉相通之处,因此,“辩诉交易”的原理显然无不适合于我国的环境、国情之理,并且与我国固有的道德观念亦不相违背 。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的刑事案件每年都以较高的比例上升。刑事案件的增加与有限的司法资源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案件积压。简易程序显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现行简易程序因适用率偏低而难以奏效。因此,借鉴西方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成为当前刑事司法实践的必然选择。第三章则沿着第二章的套路,安插了刑事程序的主体性,以及帮助其实现与现行法对话的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刑事程序中的主体性问题,同人本精神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具有某种程度的结合点。首先,人类是否被承认在刑事程序中居于核心位置,是刑事程序主体性所面临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人类主体型诞生后,刑事程序的运行会涉及到诸多诉讼参与者。刑事程序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中。从研究类型划分的角度说,在刑事程序的主体性是从神灵主体型向人类主体型逐渐演进的。在人类主体型基础上,对刑事程序的主体性类型作进一步划分:国家主体型刑事程序,国家——个人主体型刑事程序,个人主体型刑事程序。刑事程序中个人主体性的确立是人本精神追寻的基本目标之一。就中国刑事程序现状而言,简易程序是中国刑事程序从国家——个人主体型向个人主体类型转换的重要突破口。由谁主导、决定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是简易程序主体类型转换的关键,然而,在法律上,有关简易程序适用的最终表现形式只能归结为简易程序选择权。第四章和第五章推进了人本精神与中国刑事程序接触距离。其中,第四章表达了中国农民作为刑事被追诉主体,在人本精神与现代化的双重挤压下的困惑。了解中国农民的现状就是了解中国国情。他们是中国刑事程序现代化的基础,理应成为人本精神关注的首要对象。 在中国,既然农民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来源,那么,保障刑事程序中农民身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尊重其人格尊严,就应当作为刑事
焦智义[9]（2001）在《河南赋予乡镇企业两柄“尚方宝剑”》文中认为本报讯（记者焦智义）在跨进新世纪门槛、国家强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十五”计划即将开局之际，河南省针对乡镇企业出台重要政策法规，赋予乡镇企业通往新征途的“尚方宝剑”。 去年9?
二、河南赋予乡镇企业两柄“尚方宝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南赋予乡镇企业两柄“尚方宝剑”（论文提纲范文）
（1）国资监管制度建构逻辑与实施绩效研究 ——深圳市国资监管制度建设的社会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之处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与目的 |
| 四、概念界定 |
| 五、文献综述 |
| 六、研究方法 |
| 七、研究思路 |
| 八、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的社会组织特性与监管制度建设 |
| 一、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与环境要求 |
| 二、国有企业的出资人缺位与代理人问题 |
| 三、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建设 |
| 第三章 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构建逻辑 |
| 一、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构建目标 |
| 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构建原则 |
| 三、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激励相容约束 |
| 四、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构建与实施路径 |
| 五、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内化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与价值引领 |
| 一、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
| 二、企业文化的基本原理 |
| 三、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设计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绩效评估 |
| 一、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建设的历史沿革 |
| 二、深圳市国资委六项监管制度的构建 |
| 三、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执行企业 |
| 四、深圳市国资委六项监管制度绩效评估维度 |
| 五、深圳市国资委六项监管制度形式绩效评估 |
| 六、深圳市国资委六项监管制度实际绩效评估 |
| 第六章 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内化的测量与分析 |
| 一、变量测量 |
| 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分析 |
| 四、测量结论 |
| 第七章 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非内化执行分析 |
| 一、制度的非内化执行 |
| 二、非内化执行的产生原因 |
| 三、非内化执行的社会学分析 |
| 四、演化博弈与制度变异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
| 一、学理层面的研究发现 |
| 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建设的“深圳经验” |
| 三、深圳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四、对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建设的思考 |
| 五、对提升制度内化水平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附录一 深圳市国资委六项监管制度全文 |
| 附录二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执行企业介绍 |
| 附录三 细则对比表 |
| 附录四 访谈提纲 |
| 附录五 访谈人员资料 |
| 附录六 调查问卷 |
（2）丹阳市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相关文献 |
| 1.2.3 研究评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工业用地 |
| 2.1.2 政策执行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配置理论 |
| 2.2.2 政策执行的理论与模型 |
| 2.3 理论模型 |
| 2.3.1 模糊-冲突模型 |
| 2.3.2 模糊-冲突模型的修止 |
| 2.4 研究区域 |
| 第3章 高冲突、低模糊的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政策 |
| 3.1 政策背景和执行状况 |
| 3.1.1 政策背景 |
| 3.1.2 执行状况 |
| 3.2 政策的性质 |
| 3.2.1 政策的低模糊性 |
| 3.2.2 政策的高冲突性 |
| 3.3 权力关系的变动 |
| 3.3.1 高位推动和压力传递 |
| 3.3.2 权力关系重构和自由裁量 |
| 3.3.3 注意力变化和政策替代 |
| 3.4 小结 |
| 第4章 高冲突、高模糊的市场化出让政策 |
| 4.1 政策背景和执行状况 |
| 4.1.1 政策背景 |
| 4.1.2 执行状况 |
| 4.2 政策的性质 |
| 4.2.1 政策的模糊性 |
| 4.2.2 政策的冲突性 |
| 4.3 政策联盟的力量对比 |
| 4.3.1 重构的"治理联盟" |
| 4.3.2 强大的"地方联盟" |
| 4.4 小结 |
| 第5章 低冲突、低模糊的用地标准政策 |
| 5.1 用地标准政策背景和现状 |
| 5.2 基于行政性执行视角的分析 |
| 5.2.1 用地标准政策的低模糊性与低冲突性 |
| 5.2.2 资源"木桶"模型 |
| 5.2.3 "半"垂直管理体制 |
| 5.2.4 复杂的联合行动 |
| 5.2.5 从用地标准到高标准厂房政策 |
| 5.3 用地标准政策小结 |
| 第6章 低冲突、高模糊的"灵活出让"政策 |
| 6.1 "试点"型"灵活出让"政策 |
| 6.2 基于试验性执行视角的分析 |
| 6.2.1 政策高模糊性与低冲突性 |
| 6.2.2 参与者角色及其策略 |
| 6.3 "灵活出让"政策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主要问题 |
| 7.1.2 影响执行关键因素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基于关键因素的政策建议 |
| 7.2.2 转变职能以减少政策执行事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历史的细语”：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研究（1991-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从遮蔽到敞开:问题、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纪录片底层叙事的嬗变轨迹 |
| 第一节 “模糊的面相”:早期纪录片中的底层叙事 |
| 第二节 “点缀的面相”:当代纪录片中的底层叙事 |
| 第三节 “质感的面相”: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叙事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生成语境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视角:从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
| 第二节 中观视角:"85新潮"运动与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
| 第三节 微观视角:文艺类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 |
| 第四节 重回现实:底层社会的生成与表达渠道的找寻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底层影像的“观点声音”与日常生活叙事 |
| 第一节 由“大型纪录片”生发的疑问 |
| 第二节 “观点声音”:从宏大叙事到“小叙事” |
| 第三节 日常生活叙事与底层影像的"编织" |
| 第四节 日常生活叙事的“焦虑”与检视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一种“索引关系”:关于底层影像的文本解读 |
| 第一节 突遭"扼喉"的下岗:纪录影像中的下岗失业群体 |
| 第二节 身份认同·新游民:底层镜像中的“城市候鸟” |
| 第三节 从"缺席"到"在场":镜像中的性工作者 |
| 第四节 "历史的细语":底层影像与历史书写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观看之道:底层影像的伦理考量与道德立场批评的反思 |
| 第一节 从"被看"到"看":底层可以发声吗? |
| 第二节 底层叙事的伦理考量 |
| 第三节 关于底层影像的泛道德立场批评的反思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重生于底层影像中的“无名者的生活” |
| 一、底层影像与“无名者的生活” |
| 二、重回起点、问题及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相关参考影像资料一览表 |
| 后记 |
（5）《半月谈》的发展道路与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2 《半月谈》发展的历史流变 |
| 2.1 起始成形阶段(1980-1985):在继承中探索 |
| 2.1.1 创刊初期的时代背景 |
| 2.1.2 对《时事手册》的薪火传承 |
| 2.2 持续发展阶段(1986-1991):在考验中壮大 |
| 2.2.1 政治风波中站稳脚跟 |
| 2.2.2 系列刊物逐步成熟 |
| 2.3 转型变革阶段(1992-至今):在适应中调整 |
| 2.3.1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变与不变" |
| 2.3.2 外围竞争态势更加严峻 |
| 3 《半月谈》发展的成功之道 |
| 3.1 "扁担精神" |
| 3.1.1 坚持党性原则,做好耳目喉舌 |
| 3.1.2 真实代表民意,重视舆论监督 |
| 3.2 编辑的"读者心" |
| 3.2.1 巧立叙事风格,善用切入角度 |
| 3.2.2 注重双向沟通,加强读编互动 |
| 3.3 扬长避短化劣为优 |
| 3.3.1 加大策划力度,重视深度报道 |
| 3.3.2 贴近生活脉搏,优化栏目设置 |
| 4 《半月谈》发展的不足和道路选择 |
| 4.1 《半月谈》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品牌意识较为淡薄 |
| 4.1.2 版式设计呆板落后 |
| 4.1.3 广告环境亟待改善 |
| 4.1.4 对接数字化力度不够 |
| 4.2 向市场化转型的必然性分析 |
| 4.2.1 走向市场化是媒介改革背景下的大势所趋 |
| 4.2.2 向市场化转型是《半月谈》应对挑战的必然途径 |
| 4.3 依托自身优势接受市场检验 |
| 4.3.1 依托强大的背景优势 |
| 4.3.2 善用丰富的时政新闻经验 |
| 4.3.3 强化独特的刊物魅力 |
| 4.3.4 坚持差异化定位 |
| 5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治理结构的选择与稳定 ——基于蚕茧交易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治理结构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户与公司交易的研究 |
| 1.2.3 关于蚕茧交易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安排 |
| 1.3.1 所用的理论 |
| 1.3.2 所用的方法 |
| 1.3.3 研究思路 |
| 1.3.4 内容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
| 2 治理结构的选择 |
| 2.1 交易的属性 |
| 2.1.1 人的行为与治理问题 |
| 2.1.2 交易 |
| 2.1.3 交易的维度 |
| 2.1.4 交易的种类 |
| 2.2 治理结构的选择 |
| 2.2.1 市场治理 |
| 2.2.2 三方治理 |
| 2.2.3 混合治理 |
| 2.2.4 科层治理 |
| 2.3 有效的治理结构 |
| 2.3.1 一阶节约 |
| 2.3.2 治理结构的特征 |
| 2.3.3 有效的治理结构 |
| 小结 |
| 3 治理结构的稳定 |
| 3.1 机会主义的动因 |
| 3.1.1 索取合作剩余 |
| 3.1.2 侵占可占用准租 |
| 3.2 重复交易下的稳定 |
| 3.2.1 单次交易的不稳定性 |
| 3.2.2 无限次重复交易的稳定性 |
| 3.2.3 有限次重复交易的稳定性 |
| 3.3 可信承诺下的稳定 |
| 3.3.1 可信承诺 |
| 3.3.2 可信承诺下的稳定 |
| 3.3.3 抵押模型 |
| 3.3.4 价格升水 |
| 小结 |
| 4 蚕茧交易的属性和市场失灵 |
| 4.1 蚕茧及其生产 |
| 4.1.1 蚕茧 |
| 4.1.2 蚕茧的种类和用途 |
| 4.1.3 蚕茧生产区域分布 |
| 4.2 蚕茧交易的属性 |
| 4.2.1 资产专用性 |
| 4.2.2 不确定性 |
| 4.2.3 交易频率 |
| 4.3 蚕茧交易的市场失灵 |
| 4.3.1 买方垄断 |
| 4.3.2 公共物品 |
| 4.3.3 外部性 |
| 4.3.4 信息不对称 |
| 4.4 案例分析:蚕茧大战 |
| 4.4.1 蚕茧大战状况描述 |
| 4.4.2 蚕茧大战特征分析 |
| 4.4.3 蚕茧大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5 蚕茧交易治理结构的选择 |
| 5.1 市场治理 |
| 5.1.1 市场治理与自由交易 |
| 5.1.2 来自调查问卷的证据 |
| 5.1.3 一个看似成功的案例——广西的蚕茧交易 |
| 5.1.4 完全竞争市场的困境 |
| 5.2 科层治理 |
| 5.2.1 缫丝生产后向一体化 |
| 5.2.2 蚕业生产前向一体化 |
| 5.3 混合治理 |
| 5.3.1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的产生 |
| 5.3.2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的形式 |
| 5.3.3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的绩效 |
| 小结 |
| 6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的稳定 |
| 6.1 稳定的基础 |
| 6.1.1 公司守信在先 |
| 6.1.2 合同被充分理解和接受 |
| 6.1.3 合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
| 6.2 重复交易下的稳定 |
| 6.2.1 管理体系的构建 |
| 6.2.2 认同度的提高 |
| 6.2.3 重复交易下的稳定 |
| 6.3 可信承诺下的稳定 |
| 6.3.1 专用资产 |
| 6.3.2 抵押 |
| 6.3.3 保护价 |
| 6.4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存在性的讨论 |
| 小结 |
| 7 蚕茧交易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 |
| 7.1 日本 |
| 7.1.1 蚕丝业发展概况 |
| 7.1.2 蚕丝生产模式 |
| 7.1.3 政府对茧丝绸业的规制 |
| 7.1.4 蚕茧交易的治理结构 |
| 7.2 巴西 |
| 7.2.1 蚕丝业发展概况 |
| 7.2.2 蚕丝业生产模式 |
| 7.2.3 蚕茧交易的治理结构 |
| 7.3 印度 |
| 7.3.1 蚕丝业发展概况 |
| 7.3.2 蚕丝生产模式 |
| 7.3.3 政府对茧丝绸业的规制 |
| 7.3.4 蚕茧交易的治理结构 |
| 7.4 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7.4.1 制度环境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
| 7.4.2 国际比较:制度环境的影响 |
| 7.4.3 对中国的启示 |
| 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实地调研简况 |
| 附录2:对蚕农的问卷调查 |
| 附录3:对蚕农、茧站、缫丝厂问卷调查总结 |
| 附录4:蚕茧保价收购合同 |
| 附录5:调研笔记——广东省始兴县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 致谢 |
（7）中国金融生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重要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思路和框架 |
| 四、主要观点和贡献 |
| 第一章 金融生态界说 |
| 第一节 对自然生态特征的考察 |
| 一、生态系统的概念 |
| 二、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金融系统的仿生性与特异性 |
| 一、金融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类同 |
| 二、金融系统的自身特异性 |
| 第三节 对金融生态内涵的探讨 |
| 一、现有的对金融生态概念的讨论 |
| 二、对已有观点的评述 |
| 三、本文对金融生态内涵的界定 |
| 四、金融生态的特征 |
| 第二章 中国金融生态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非自然演进的中国金融体系 |
| 一、计划经济中的金融体制 |
| 二、改革开放后的金融体制 |
| 三、中国金融体系的逐步市场化转型 |
| 四、中国金融体系非自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
| 第二节 中国金融生态的现状 |
| 一、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无法正常实现 |
| 二、金融机构发展不健全 |
| 三、金融法规滞后 |
| 四、金融生态平衡失调 |
| 第三节 金融生态中的政府行为 |
| 一、政府行为解析 |
| 二、中国政府行为与金融生态 |
| 第三章 金融生态问题与法制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生态的法治环境 |
| 一、法治是金融生态建设的核心要素 |
| 二、中国金融法治环境的现状 |
| 第二节 破产法律制度 |
| 一、企业破产制度 |
| 二、个人破产制度 |
| 三、金融机构破产制度 |
| 第三节 公司法人格否认与金融债权的保护 |
|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
| 二、我国滥用公司法人格逃避金融债务的状况 |
| 三、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 |
| 第四节 司法公正 |
| 一、公正是司法追求的根本目标 |
| 二、司法的公正及其规范 |
| 第五节 执法的效率 |
| 一、效率是民事执行的基本要求 |
| 二、金融执法的现状及破解 |
| 第四章 金融生态问题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金融控制 |
| 第一节 金融功能的财政化 |
| 一、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改革 |
| 二、金融业的“第二财政”角色 |
| 第二节 银行支持下的企业软预算约束 |
| 一、软预算约束理论 |
| 二、银行替代财政成为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实际支持体 |
| 三、政府干预下的银行信贷扭曲膨胀 |
| 四、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根源 |
| 第三节 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 |
| 一、金融部门承担的改革和发展成本 |
| 二、双重债务性注资与双重软预算约束 |
| 三、政府的金融担保 |
| 第四节 中国的金融压抑问题 |
| 一、金融压抑述评 |
| 二、金融压抑的原因 |
| 三、放松金融管制 |
| 第五章 金融生态问题与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 |
| 一、“政治人”加“经济人” |
| 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 |
| 三、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 |
| 四、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
| 一、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地悲剧” |
| 二、地方政府诚信 |
| 三、届别机会主义 |
| 第三节 优化地方金融生态 |
| 一、规范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 |
| 二、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
| 三、调整影响地方政府职能的经济机制 |
| 四、政府市场调节职能的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 ——人权保障的一种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人本精神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 |
| 一、人本精神 |
| （一） 人本主义 |
| （二） 以人为本 |
| （三） 人本精神与人权 |
| （四） 刑事程序中的人本精神 |
| 二、儒家人文精神及其对中国刑事司法传统的影响 |
| （一） 儒家人文精神 |
| 1、儒家人文思想的演进 |
| 2、有关儒家人文精神的评价 |
| （二） 反对酷刑 |
| （三） “慎刑” |
| （四） “恤刑” |
| 三、启蒙时期人本文化对西方刑事程序的影响 |
| （一） 启蒙时期人本文化 |
| （二） 启蒙时期大陆法系刑事程序 |
| （三） 启蒙时期英美法系刑事程序 |
| 第二章 人本精神一：刑事程序的正当性 |
| 一、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理念 |
| 二、正当性与刑事程序 |
| 三、刑事程序正当性 |
| 四、刑事程序与正当程序 |
| 五、传统中国对刑事程序正当性的理解 |
| （一） 正义观 |
| 1、礼的作用 |
| 2、中庸之道 |
| 3、小结 |
| （二） 实体理性的认同 |
| （三） 小结 |
| 六、辩诉交易的基础与路径 |
| （一） 辩诉交易的历史基础 |
| （二） 辩诉交易的现实基础 |
| （三） 构建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路径 |
| 第三章 人本精神二：刑事程序的主体性 |
| 一、主体性 |
| 二、法的主体性 |
| 三、刑事程序的主体性类型 |
| （一） 类型一：国家主体型刑事程序 |
| （二） 类型二：国家——个人主体型刑事程序 |
| （三） 类型三：个人主体型刑事程序 |
| 四、中国刑事程序主体的简易程序选择权 |
| （一） 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辨析 |
| （二） 简易程序选择权的主体性价值 |
| （三） 简易程序选择权的程序性价值 |
| 1、“选择权”行使过程的程序价值 |
| 2、“选择权”行使结果的程序价值 |
| 3、被告人（辩方）参与的多方主体合意行使“选择权”的程序价值 |
| 4、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价值取向 |
| （四）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特征及析评 |
| 1、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启动特征 |
| 2、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变更特征 |
| 3、原因分析及评价 |
| （五）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模式架构 |
| 1、确立我国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双重属性的必要性 |
| 2、赋予被告人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 |
| 3、赋予被害人、自诉人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主体地位 |
| 4、我国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运作模式构想 |
| 五、《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评价 |
| （一）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启动要件评析 |
| （二）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程序性保障措施 |
| （三） 《意见》的某些缺陷 |
| 第四章 人本精神与中国刑事程序现代化 |
| 一、现代化 |
| 二、人本精神是中国刑事程序现代化的测量标准 |
| 三、农民是刑事追诉的主要对象 |
| 四、农民如何感受刑事追诉 |
| 五、被追诉农民的法律援助 |
| 第五章 人本精神与中国刑事程序文明化 |
| 一、人本精神的关注对象与考察方法 |
| 二、刑讯逼供 |
| 三、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 |
| （一） 渊源及趋势 |
| （二） 被讯问者的风险——刑讯逼供 |
| （三） 国外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考察 |
| （四） 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选择 |
| 四、超期羁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河南赋予乡镇企业两柄“尚方宝剑”（论文参考文献）
- [1]国资监管制度建构逻辑与实施绩效研究 ——深圳市国资监管制度建设的社会学分析[D]. 产耀东. 武汉大学, 2016(01)
- [2]丹阳市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视角[D]. 周玄究.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3]红脸——国家审计在行动[J]. 一合,薛景辰. 中国作家, 2013(12)
- [4]“历史的细语”：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研究（1991-2010）[D]. 罗锋. 复旦大学, 2011(02)
- [5]《半月谈》的发展道路与策略研究[D]. 王妍妍. 南京理工大学, 2010(08)
- [6]治理结构的选择与稳定 ——基于蚕茧交易的经验研究[D]. 胡丹婷. 浙江大学, 2008(08)
- [7]中国金融生态问题研究[D]. 齐亚莉. 西南财经大学, 2006(11)
- [8]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 ——人权保障的一种探索[D]. 张品泽. 中国政法大学, 2005(05)
- [9]河南赋予乡镇企业两柄“尚方宝剑”[N]. 焦智义. 中国乡镇企业报,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