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价值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踪迹——《经济科学探索的现代解读》评介(论文文献综述)
王新建[1](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崔燕[2](2020)在《《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文化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文学史序幕,以《晨报副刊》创办十年(1918.12——1928.06)时间段为研究样本可看到,短短十年间,由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一批怀着炽热中国心的新文化主将努力,现代文坛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晨报副刊》和其他进步报刊为新文学的创生与发展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传播作用,新文学刚在这块古老土地诞生就留下一个坚实脚印。研读新文学史可清晰地看到大众传媒发挥的渡航引进、摇旗呐喊的巨大传播作用;尤其被人津津乐道的是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四大副刊传媒功绩最为显赫的应是《晨报副刊》。作为一份存在于现代新闻史十年之久的报纸副刊,《晨报副刊》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三大名主编李大钊、孙伏园和徐志摩,不但刊登了鲁迅的惊世之作《阿Q正传》、转载了新文学史开山之作《狂人日记》,而且借助传媒平台扶植了一批文学新人在现代文坛迅速成长。这些均是载入新闻史册和新文学史册的传媒业绩。现代社会,文学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传播与助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只是学术界较少从《晨报副刊》视域关注报刊媒介对新文学的传播意义。未能见到运用大数据对《晨报副刊》进行传播效能量化分析与实证研究成果;而这恰是颇有学术价值的创新点。论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构架如下:绪论部分由研究背景、研究价值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组成,阐述《晨报副刊》研究背景并概述其在新闻传播史和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深入同行学者研究成果的“内里”,分析其学术贡献和价值以及未能涉及的研究盲点;阐述本论文研究思路与论域、研究重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晨报副刊》的创刊及其发展流变。从媒介发生学视域探究由《晨钟报》到《晨报》再到《晨报副刊》的媒介史,以新文化的勃兴为已任的现代报人传媒理念,新文学传播模式的构建,新文学鼎力传播的媒介定位。第二章对《晨报副刊》创办十年刊登的新文学作品进行实证研究。构建《晨报副刊》指标体系、传播效能评估体系、运用SPSS软件和大数据统计学方法,对新文学作家在《晨报副刊》的发文量进行数据量化分析;从大数据视角对《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效能进行实证研究。第三章《晨报副刊》历任主编新文学传播业绩。重点关注三大名主编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的新文学传播功绩,并对一直未能被学术界注意的其他主编《晨报副刊》编辑业绩分析研究。第四章《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从新闻传播学视域分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渊源及传媒业绩。目标定位于《晨报副刊》对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的媒介支持,探讨新文学社团对媒介的掌控力;文学社团借助媒介聚合人气、努力开拓新文学传播空间的举措。第五章《晨报副刊》与新文学文体。考辨《晨报副刊》与现代文学文体变革,探究新闻文体小说,杂文、报告文学等新文学文体特征;从传媒视域分析新文学文体。余论 归结本论文核心观点与研究结论,提出有待后续探讨的相关现象和问题。
王伟[3](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指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孙阳阳[4](2017)在《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所研究的是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具体而言,是要研究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源起、继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儒家政治哲学能否为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能否建构一套基于儒家思想,且顺利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哲学理论。本研究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和林安梧为主要分析对象,对其有关政治、国家问题在哲学层面的相关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并探讨其现实意义。伴随着时间推移,当代新儒家也在不断延续,新儒学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代新儒家学人,因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且求学生涯多交融中西,因此思想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当代新儒家前后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新儒学得以走出东亚社会,跻身世界学术思想之林,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知识体系。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现代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并受到来自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正是立足于对心性之学的体认,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努力吸收和借鉴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菁华,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续现代民主政治,以应对时代的挑战。新儒家诸学者的政治哲学理论虽然具有很大的共性,但是他们政治哲学的展开方式和论说重点却也充满了差异。熊十力、牟宗三和唐君毅的政治思想倾向于以知的、也就是哲学建构的方式展开论说,而梁漱溟、张君劢和徐复观趋向于以行的、也就是实践的方式激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我们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即哲学解释的导向和社会实践的导向。第三代新儒家虽然在哲学建构和分析上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是总体上来看,他们的政治哲学呈现出浓重的社会实践的品格。在第三代新儒家看来,新儒家政治哲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义理层面,应该更多地融入社会政治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认知,构成了当代新儒家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构成了他们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第三代新儒家将儒学区分为生活化与批判性的儒学和政治化与宰制性的儒学,并从政治化的儒学出发,对中国传统君主政治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对于新儒家前辈学人的政治思想,第三代新儒家肯定了他们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取向,也对他们忽略了社会政治实践落实这一环节展开了批评。经过辨析,我们认为应该从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三个方面对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加以分析。在政治价值层面,他们认为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个体的经验完全淹没在共同体的经验之中。面对修齐治平的理想,对美德的追求成为一种没有止境的义务,而个体的权利则始终被忽略,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独立、清晰的权利观念。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注重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要站在个人自由自觉的立场上,重新去追求儒学倡导的崇高道德理想。在政治制度层面,他们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中有民本却缺少民主,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他们肯定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认为要实现儒学精神与自由民主理念的融通,是需要在“结构学”层面上思考的问题,而非“发生学”层面。传统社会没有产生自由民主的理念,并不妨碍在当前社会经由自我批判,以渐进学习的方式实现与自由民主理念的契合。而在政治理想层面,他们多关注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和儒学理论形态的现代转化。在反思了现代性之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弊病之后,他们立足于多元现代性,倡导平等基础上的多元文明对话。近些年来,在当代新儒家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大陆新儒家快速发展。通过对二者的政治哲学展开比较研究,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发展。大陆新儒家倡导政治儒学,主张回归儒家道统,他们明确反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试图将儒学树立为国教并实现其有关政治儒学的制度构想。我们认为,大陆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差异,可以大致理解为“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的冲突。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构想,漠视现代性和现代民主政治基本价值理念。这一政治哲学构想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其发展必将陷入巨大的困顿之中。第三代新儒家不仅仅在政治哲学的理念上有所发展,在方法论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了明确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对诠释学的研究和对交谈的重视,其研究方法实现了从文史阐释到政治诠释的范式转变。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鲜明的实践导向,提出了由“外王”到“内圣”的政治哲学理念。其政治哲学的论域不断扩展,他们不再追求建立一种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而是在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指引之下,经由渐进学习和实践,努力建构一种民主政治发展的“学习秩序”。同时他们从后现代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展开反思的同时,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加以救治,其理论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格局和视野。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第三代新儒家立足于儒家心性之学的立场,并没有彻底解决“新外王”的困境。在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环节,他们的表现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并没有超出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范畴。所以,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在面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境遇时,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邓伯军[5](20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着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着的一部着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主要是恩格斯着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着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文革”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文革”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杜运辉[6](2010)在《张岱年人生哲学研究》文中提出张岱年(1909—2004)先生是中国现当代着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巨人,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总结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上来看,虽然学界近年来对张岱年哲学的主要范畴和命题都已经有所论及,但对张岱年哲学还存在着重视不够的现象,特别是还缺乏对张岱年人生哲学的系统研究,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第一章从哲学观、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和人生哲学五个方面来审视张岱年哲学体系,论证人生哲学在张岱年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第二章价值论是张岱年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张岱年既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价值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也是80—90年代“价值热”思潮的重要参与者,其价值论包括一般价值论和人生价值论,论文分别论述其价值界说、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兼和”价值标准,并归纳其人生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第三章理想论是张岱年人生哲学的核心,论文首先论述人生意义(人在宇宙间的地位)问题;其次论述人性论,包括人性的界定、人性善恶以及“尽性”等问题;最后论述以“理生合一”为核心的人生理想的基本内涵。第四章是道德论,首先论述张岱年的道德范畴、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道德的基本原则、道德与社会制度等问题;其次论述其建立新道德的方法论、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两种道德规范体系的具体内涵。第五章是自由论,首先论述张岱年对意志自由的界说,以及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的关系、实际自由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其次通过“力”、“命”问题集中论述其有关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思想。第六章探讨张岱年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思想、以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为主要内容的境界论,和以对“仁智勇”新诠释为核心的“兼和人格”。张岱年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加强对张岱年人生哲学的个案研究有助于弥补当前学界对张岱年哲学研究的不足,从而对张岱年的整个哲学体系有更准确、更完整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评估张岱年对建立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理论贡献,为当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生哲学提供极其有益的借鉴。
王华岗[7](2006)在《矫正、前瞻、警示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旨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正确分析和评价后现代思潮,在此基础之上,借鉴其有价值部分,以避免我国的现代化走过多的弯路。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在引言中,对论文的思路作了简要的说明,同时交待了后现代思潮研究的现状、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之处。指出:尽管后现代思潮批判多于建构、否定多于肯定,但是它有存在的现实基础,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它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契合,因此,后现代思潮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借鉴价值。而目前国内尚缺乏从哲学层面对后现代思潮及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的系统研究,这是本文的选题原因。第一章主要从语义的混乱和矛盾、内涵的界定、基本特征、意义和价值等四个方面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后现代思潮是一种相对于现代性的转向,是对社会发展新阶段的预示,它对中国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章主要是探讨后现代思潮对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问题的矫正。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把理性和非理性强调到极至的结果。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发挥根本性作用的过程,然而理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化使其遭到后现代的批驳,后现代以一种非理性的方法解构了现代性中“实体的”理性,否定了理性的霸权和片面的工具性。我们的现代化既要充分发挥理性的制度建构作用,还要发挥非理性因素的引导、激励作用。现代性的启蒙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但现实中的主体是不平等的,后现代认为现代性的主体是虚构的,是一种权力话语,是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分裂的根本原因。后现代试图以新的个体概念来代替主体概念。我们的现代化追求一种个体主体意识,是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和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女权运动是女性追求自身权利的运动。传统女权主义用男性的标准来实现自身的权益,因而它只是一种屈从中的抗争。后现代女权主义提出以性别差异为基础,强调对话、互补和共识,对唤醒女性意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尊重女性地位,保护女性权利,而女性的解放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进步的历史观是现代性的根基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现实的活动的人为出发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西方学者却对它提出种种责难,后现代思潮更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科技革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依据,轻视历史,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这对于简单化的理解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是一种矫正,但是,完全否定历史规律则是错误的。第三章探讨后现代思潮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展望。包括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
董瑞华[8](2003)在《探索价值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踪迹——《经济科学探索的现代解读》评介》文中研究指明 《经济科学探索的现代解读-经济价值论的历程、方法和取向》一书,由王思隽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一部研究基础理论的学术性着作。这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做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该书既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了系统的叙述和比较合理的概括;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古典经济学派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派的价值理论作系统的阐述和进行一些科学的分析。
二、探索价值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踪迹——《经济科学探索的现代解读》评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价值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踪迹——《经济科学探索的现代解读》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文献评析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1.6 重点、难点 |
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新思考 |
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时代使命 |
2.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基本遵循和落脚点 |
2.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 |
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 |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 |
3.2 传统文化渊薮及对提出“两化”原则的启示 |
4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4.1 “化理论为方法”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4.2 “化理论为德性”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4.3 “两化”的基本环节和运行机制公式解析 |
4.4 “两化”的辩证性、普适性和艰巨性辨正 |
5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 |
5.1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 |
5.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实践证成 |
6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 |
6.1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八个统一”要求 |
6.2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六要”要求 |
6.3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实践性”要求 |
7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 |
7.1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化研究 |
7.2 “两化”原则运用于“灌输论”理论的深化研究 |
7.3 “两化”原则运用于“生命线”理论的深化研究 |
7.4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化研究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概述及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晨报副刊》的创刊及其发展流变 |
第一节 《晨报副刊》:彰显新文化副刊媒介特色 |
一、《晨报副刊》始末 |
二、传媒视域解读《晨报副刊》 |
第二节 《晨报副刊》传媒定位:鼎力传播新文学 |
一、灵活多变的新文学传播策略 |
二、《晨报副刊》与新文学共融发展 |
第二章 《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
一、《晨报副刊》作品编码表 |
二、《晨报副刊》历任主编业绩数据统计分析 |
三、《晨报副刊》作家发文量VS主编单因素ANOVA分析 |
四、《晨报副刊》戏剧发文&自然科学文章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 |
第二节 《晨报副刊》发文量实证研究 |
一、《晨报副刊》作品编码统计暨数据可视化分析 |
二、《晨报副刊》发文类别及结构矩阵分析 |
第三节 《晨报副刊》作家作品样本抽取与数据分析 |
一、鲁迅作品与《晨报副刊》实证研究 |
二、《晨报副刊》作家作品样本抽取与量化分析 |
三、中国知网作家被研究量VC《晨报副刊》发文量 |
第三章 《晨报副刊》历任主编新文学传播策略与业绩 |
第一节 李大钊和孙伏园的新文学传播策略与业绩 |
一、李大钊:《晨报副刊》首任主编 |
二、孙伏园:以新文学的勃兴为己任 |
第二节 徐志摩和其他主编的编辑思路与编辑实践 |
一、徐志摩:《晨报副刊》另类主编 |
二、其他几任主编 |
第四章 《晨报副刊》与新文学传播 |
第一节 《晨报副刊》与周氏兄弟 |
一、鲁迅:文学家兼传媒人 |
二、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的耕耘者 |
第二节 《晨报副刊》:新文学社团的传媒场域 |
一、文学研究会人气聚合的平台 |
二、助推创造社扩大新文学影响力 |
三、新月社同仁的挚爱 |
第五章 《晨报副刊》与新文学文体 |
第一节 《晨报副刊》与新闻文学文体 |
一、新闻文体小说历史回眸 |
二、助推报告文学的创生 |
第二节《晨报副刊》与新文学文体的建构 |
一、杂文、小品文的缘起 |
二、话剧文体的建构 |
余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民治与教育的关系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1.2.1 理论概念 |
1.2.2 基本思路 |
1.2.3 研究方法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1.3.1 主要观点 |
1.3.2 主要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4.1.1 理念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5.2.1 出刊概况 |
5.2.2 出刊内容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5.3.1 出刊概况 |
5.3.2 出刊内容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5.4.1 出刊概况 |
5.4.2 出刊内容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5.5.1 出刊概况 |
5.5.2 出刊内容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7.1.1 “科学”的危机 |
7.1.2 “传播”的危机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 新儒家学派的延续与发展 |
(二) 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阐释 |
(三) 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关于第三代新儒家的概观 |
(二) 第三代新儒家新儒学思想研究 |
(三) 第三代新儒家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研究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论域及发展路径 |
一、理论体系逐渐成熟的第三代新儒家 |
(一) 当代新儒家界定 |
(二) 第三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简介 |
(三) 第三代新儒家成长的时代背景 |
二、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主题与边界 |
(一) 政治哲学释义及新儒家政治哲学概观 |
(二) 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 |
三、新儒家政治哲学展开的双重路径 |
(一) 哲学解释的导向 |
(二) 社会实践的导向 |
(三) 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社会实践品格 |
第二章 对儒家传统政治观和新儒家政治思想的认知 |
一、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认知 |
(一) “道的错置” |
(二) 缠绕的权利与义务观念 |
(三) 传统专制政治批判 |
二、儒学基本精神与政治化儒学的判别 |
(一) 生活化与批判性的儒学 |
(二) 政治化与宰制性的儒学 |
三、对新儒家前辈学人政治哲学的评析 |
(一) 肯定前人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 |
(二) 批评与实践向度的超越 |
第三章 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 |
一、自由观念 |
(一) 人权思想:从传统到现代 |
(二) 儒学与政治自由 |
二、民主与宪政思想 |
(一) 论民本与民主 |
(二) 民主宪政的价值与追求 |
三、现代化与多元文明对话 |
(一) 现代化的意义:“启蒙”与“再启蒙” |
(二) 儒学与东亚现代化 |
(三) 现代化视域下的多元文明对话 |
第四章 第三代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对勘 |
一、大陆新儒家思想概观 |
(一) 大陆新儒家掠影 |
(二) 大陆新儒家的学旨及群体化 |
二、第三代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对比分析 |
(一) 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思想 |
(二) 港台儒家学者对大陆新儒家的评析 |
(三) 冲突的本质:“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 |
三、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歧途与困境 |
(一) 难以成立的“国教”理念 |
(二) 对现代性的漠视与反动 |
(三) 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发展的困顿 |
第五章 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评价与儒学未来展望 |
一、方法论创新:作为政治哲学的诠释学 |
(一) 方法论的自觉 |
(二) 范式转变:从文史阐释到政治诠释 |
二、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实践转向的意义 |
(一) 鲜明的实践转向:由外王到内圣 |
(二) 对现代性的反思及救治的尝试 |
(三) 开放的心态和理论视野 |
三、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发展困境和展望 |
(一) 依旧存在的“新外王”困境 |
(二) 警惕激进政治思潮 |
(三) 警惕权力的“死亡之吻”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德意志意识形态》释义 |
1.2 “在中国”释义 |
1.2.1 第1 阶段:民国时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1.2.2 第2 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1.2.3 第3 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2 月) |
1.2.4 第4 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1.3 “研究史”释义 |
1.3.1 “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
1.3.2 “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
1.3.3 “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
1.3.4 “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
第2章 民国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和解读性研究起步阶段(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2.1 烽火岁月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2.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1930 年4 月—1938 年10 月 |
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成熟并继续发展时期(1938 年10 月—1949 年9 月 |
2.2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状况 |
2.2.1 《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 |
2.2.2 《观念论的见解与唯物论的见解之对立》 |
2.2.3 《社会意识形态概说》 |
2.2.4 《德意志意识形态》 |
2.2.5 《德意志观念体系》 |
2.2.6 “名着精髓” |
2.2.7 “简略评介” |
2.3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2.3.1 郭沫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2.3.2 周建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2.3.3.1 《马克斯(今译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
2.3.3.2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法》 |
2.3.3.3 《唯物史观的考证与解释》 |
2.3.3.4 《唯物史观精义》 |
2.4 短评 |
第3章 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全面展开、解读性研究成长阶段(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3.1 激情岁月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3.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1949 年10 月— #1956年底) |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 年底—1966 年5 月) |
3.2 燃烧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状况 |
3.2.1 《论边沁和功利主义》和《论康德和政治的自由主义》 |
3.2.2 《评“真正社会主义”》 |
3.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
3.3 火红年代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3.3.1 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研究 |
3.3.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研究 |
3.3.3 分工问题研究 |
3.3.4 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 |
3.3.5 “普遍性形式”问题研究 |
3.3.6 实践问题研究 |
3.3.7 “真正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
3.4 短评 |
第4章 遭受挫折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在异化缝隙中的缓进阶段(1966 年5月— #1978年12 月) |
4.1 异化缝隙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和研究总体概貌 |
4.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十年内乱”时期(1966 年5 月—1976 年10 月) |
4.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文革”时期(1976 年10 月—1978 年12 月) |
4.2 异化缝隙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状况 |
4.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4.3 “文革”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4.3.1 “简要介绍” |
4.3.1.2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简介》 |
4.3.2 “专题汇编” |
4.3.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育文选》 |
4.3.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着选读》 |
4.3.3 “语录” |
4.4 “后文革”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4.4.1 按劳分配理论研究 |
4.4.2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4.5 短评 |
第5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发掘性研究阶段(1978 年12 月—今天) |
5.1 新课题新挑战新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掘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5.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邓小平理论时期(1978 年12 月—2000 年2 月) |
5.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三个代表”时期(2000 年2 月—2003 年4 月) |
5.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科学发展观时期(2003 年4 月—今天) |
5.2 文献学研究 |
5.2.1 文献目录学研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5.2.2 文献考据学的研究 |
5.2.3 文献版本学的研究 |
5.3 文本解读 |
5.3.1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解读 |
5.3.2 《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 |
5.3.3 《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 |
5.3.4 《真正的社会主义》卷的文本解读 |
5.4 思想研究 |
5.4.1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
5.4.2 人学理论研究 |
5.4.3 异化理论研究 |
5.4.4 世界历史理论研究 |
5.4.5 交往理论研究 |
5.5 短评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 |
6.1 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
6.1.1 文献把握方面 |
6.1.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进步性 |
6.1.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启迪性 |
6.1.1.3 “以马解马”模式的创新性 |
6.1.2 理论运思方面 |
6.1.2.1 经验理性的阐发 |
6.1.2.2 阶级斗争的高扬 |
6.1.2.3 科学理性的启蒙 |
6.1.2.4 主体精神的传播 |
6.1.3 实践诠释方面 |
6.1.3.1 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 |
6.1.3.2 哲学的大众化运动 |
6.1.3.3 现代性的建构 |
6.2 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不足 |
6.2.1 文献把握方面 |
6.2.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6.2.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偏向性 |
6.2.1.3 “以马解马”模式的缺陷性 |
6.2.2 理论运思方面 |
6.2.2.1 实用理性的复燃 |
6.2.2.2 斗争哲学的火红 |
6.2.2.3 科学主义的误区 |
6.2.2.4 人本主义的陷阱 |
6.2.3 实践诠释方面 |
6.2.3.1 哲学的政治化 |
6.2.3.2 实践的拜物教 |
6.2.3.3 现代性的悖论 |
6.3 研究中的发展前景展望 |
6.3.1 双重超越的综合创新 |
6.3.2 “国学复兴”背景下展望 |
6.3.3 全球化视野下展望 |
6.3.4 和谐社会视域下展望 |
6.3.5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存在境遇下展望 |
结语 |
参考文献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第1阶段:解放前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第2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第3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1 月)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第4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第3部分:硕博论文 |
参考文献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国外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第1部分:中文译着 |
第2部分:外文原着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张岱年人生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 |
第一章 "天人新论"——张岱年哲学体系的宏观审视 |
第一节 "有理的信念之学"——张岱年的哲学观 |
1.1.1 哲学界说 |
1.1.2 哲学创新 |
第二节 "人生与理想正是哲学之中心问题"——人生哲学在张岱年哲学中之地位 |
1.2.1 从方法论到宇宙论 |
1.2.2 人生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 |
第二章 价值与当然 |
第一节 "品值即人物之伦列"——张岱年的价值界说 |
2.1.1 "形性既异,高卑斯殊" |
2.1.2 "价值之不同亦物本身所自有" |
第二节 "价值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张岱年论"内在品值"和"外在品值" |
2.2.1 张岱年内外价值论的理论渊源 |
2.2.2 张岱年内外价值论的基本内涵 |
2.2.3 张岱年内外价值论的发展和演变 |
2.2.4 张岱年内外价值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张岱年的"兼和"思想 |
2.3.1 "兼和"之提出 |
2.3.2 "兼和"之界说 |
第四节 "由自然归于当然"——张岱年的人生价值论 |
2.4.1 "自然"与"当然" |
2.4.2 价值与理想 |
2.4.3 人生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 |
第三章 生活与理想 |
第一节 "人生在宇宙中之位置"——张岱年论人生意义 |
3.1.1 "事物之意义" |
3.1.2 "人生意义" |
第二节 "人类共同的性质"——张岱年论人性 |
3.2.1 "人性乃是一个具体的共相" |
3.2.2 "善恶并进、崇善胜恶" |
3.2.3 "尽性应是尽量发展其本性" |
第三节 "胜乖以达和"、"充生以达理"、"增健以为公" |
3.3.1 "理想"问题在张岱年人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
3.3.2 人生理想的基本内涵 |
第四章 人群与道德 |
第一节 "当然之理及其实践"——张岱年的道德界说 |
4.1.1 道德范畴 |
4.1.2 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
4.1.3 "道德之基本原则为公" |
4.1.4 道德与"改制" |
第二节 "审时代之需要而建立新道德"——张岱年论道德纲目 |
4.2.1 "道德的时代性与连续性" |
4.2.2 "建立新时代所需要的新道德" |
第五章 自由与必然 |
第一节 "自作主宰并能克服外物"——张岱年论人生自由 |
5.1.1 "物之等级愈高则愈自由" |
5.1.2 "志意自由" |
5.1.3 "实际的自由" |
第二节 "力与命相错交综"——张岱年论自由与必然 |
5.2.1 "力与命,即自由与必然" |
5.2.2 "至命然后能知命" |
第六章 生命与境界 |
第一节 "生活之圆满,即人生之归宿"——张岱年论终极关怀 |
6.1.1 "人生之目的,在于生之圆满" |
6.1.2 "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 |
第二节 "充实固有的生命力以达到合理的境界"——张岱年论人生境界 |
6.2.1 "群己一体"与"动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
6.2.2 张岱年境界论与冯友兰境界论的初步比较 |
第三节 "兼重知仁勇"——张岱年论理想人格 |
6.3.1 理想人格的基本内涵 |
6.3.2 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 |
6.3.3 对张岱年人格论的评价 |
结语 |
一、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现代转型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初步奠基 |
三、西方近现代哲学之取精与补偏 |
四、"兼和"原则与中国当代人生哲学的新建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7)矫正、前瞻、警示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一、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目的 |
二、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
三、论文的思路逻辑 |
四、论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对后现代思潮的认识与评价 |
第一节 后现代思潮研究综述 |
一、后现代思潮语义的混乱和矛盾 |
二、对后现代思潮内涵的几种界定 |
三、后现代的基本特征 |
四、后现代思潮的意义和价值 |
第二节 后现代思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一、后现代思潮释义 |
二、后现代思潮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 |
第二章 矫正: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化弊端的认识和解决 |
第一节 反理性与对非理性方法的重视 |
一、理性、非理性和非理性方法 |
二、理性与现代化 |
三、后现代理性观 |
第二节 反主体与对个体的关注 |
一、现代意义上主体的价值 |
二、后现代反对主体之缘由 |
三、后现代个体的诞生 |
四、个性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 |
第三节 对女性意识的唤醒 |
一、女权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 |
二、传统女权主义:屈从中的抗争 |
三、后现代女权主义:在差异中寻求互补 |
四、女权主义与坚持“以人为本” |
第四节 对历史观的反拨 |
一、历史及其作用 |
二、唯物史观与西方现代历史观的对峙 |
三、后现代轻视历史,认为“历史已经终结” |
四、“新历史观”与现代化 |
第三章 前瞻:现代化后来者的选择 |
第一节 以知识和信息为主导的后现代社会 |
一、新的社会阶段的出现 |
二、知识的内涵转变 |
三、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信息 |
四、新的社会阶段与新型工业化道路 |
第二节 后现代全球意识 |
一、何谓全球化 |
二、全球化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三、后现代全球意识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战略 |
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
二、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 |
三、后现代与可持续发展 |
第四章 警示:过犹不及的方法论 |
第一节 方法论的创新:视角主义和整体有机论 |
一、后现代对现代一元方法论的解构 |
二、后现代视角主义倡导多元方法论 |
三、整体有机论 |
第二节 “游戏”与价值观的失落 |
一、语言游戏是对传统僵化的一种克服 |
二、游戏与大众传媒、消费文化的结合 |
三、游戏导致终极价值观的丧失 |
四、现代化对确定性的追求 |
第三节 “相对”与虚无主义 |
一、反对绝对,强调相对 |
二、基础丧失与虚无主义 |
三、绝对和相对的统一 |
第四节 “否定”与总体化倾向 |
一、后现代特征里表现出来的“否定观” |
二、否定一切实际上是一种总体化倾向 |
三、总体性原则是我国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
结束语: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 |
一、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共通之处 |
二、面对后现代思潮的马克思主义 |
三、后现代思潮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课题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探索价值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踪迹——《经济科学探索的现代解读》评介(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2]《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D]. 崔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4]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D]. 孙阳阳. 山东大学, 2017(03)
- [5]《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D].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6]张岱年人生哲学研究[D]. 杜运辉. 南开大学, 2010(08)
- [7]矫正、前瞻、警示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D]. 王华岗. 中共中央党校, 2006(12)
- [8]探索价值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踪迹——《经济科学探索的现代解读》评介[J]. 董瑞华.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