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

一、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论文文献综述）

贾绍俊^[1]（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吕增艳^[2]（2021）在《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成仿吾是我国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其五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践行共产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他是我国第一位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三者兼备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学校长,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首次提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继承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精神财富,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现阶段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是党史学习的重要内容,成仿吾的人生发展历程堪称一部生动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根据地高校的公共课程,把“战火中的大学”建设成为“从知识青年到革命战士的大熔炉”,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教育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确立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主张结合实际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教学组织——“教研室”的概念,首创思想政治理论课四大基础理论教研室,参与并构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课程体系和教学研究体系,有效推动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规化发展。成仿吾被誉为“长征途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奠基者”“党校教育的开拓者”“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人民教育的旗手”“妈妈校长”等。这些称号,是对他在教育领域突出贡献的肯定。此外,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精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科学阐释、撰写《长征回忆录》等等,使他获得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大家”的赞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系统梳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实践历程,总结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宝贵经验,既是对党的百年教育成果的历史传承,也是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守正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重要借鉴。本文包括引论、结语和四章正文。第一章,系统梳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条件与发展历程。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家风传承三方面分析其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从实践阅历、人格特质两方面论证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关于发展历程,以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作为时间脉络,结合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历,归纳出其思想发展的萌芽萌动期、初步形成期、成熟发展期和系统深化期四个阶段,形塑起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章,阐释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主要构成。一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功能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和必要的战线”“经济、政治工作的生命线”的地位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斗争”的重要功能进行理论阐发。二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的思想。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其他社会教育相融合、“少而精”和“通俗化”相结合、“基本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五个方面。三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思想。涵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形势与任务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四个方面。四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小先生”制与“自学辅导制”相结合,启发式和讨论式相结合,典型教育与亲自示范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五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思想。在坚持学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基础上,探索报刊传播媒介和党的建设管理平台。第三章,对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评价的研究。包括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主要特色和历史贡献三部分。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教育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教育救国”之路;反对经验主义,强调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弘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创新性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方面。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立场坚定的党性原则勇担思想政治教育之重任,以“人民本位”的理念践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以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推进“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以深厚的理论素养深耕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建设”,以实践探索精神推进整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五个方面。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开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探索与推进我国高校政治理论课完整的课程体系建设,彰显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先行者,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第四章,透析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当下的启示:“培养无产阶级理论战士”对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启示,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开展劳动教育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思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法对坚持“理论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结合”的启示,师德师风建设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孙曈^[3]（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夏玲玲^[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和政治优势,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工作理论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理论的形成、性质和地位等,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文献进行全面研读和分析,学习领悟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及创新演变。统一战线在民主党派工作、宗教工作、民族工作中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方面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成效,最大程度地吸纳、巩固和团结了广大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士。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与社会的面貌日新月异,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实现了创新与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的引领下,统一战线经验积微成着,统一战线的同心圆越画越大。在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基本理论和成效的基础上,从理论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统战立法等方面总结凝练出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经验。新时代,统一战线不仅在协调社会主要矛盾、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利益诉求多样化方面的作用愈加突出,而且在思想引领和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作用也愈加突出。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关系的调整,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因此,在把握党领导一切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同时强化统战工作意识,运用统战思维凝聚磅礴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努力,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刘栋^[5]（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加强自身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追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能够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历史资料的挖掘,重点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位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建设思想,总结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的经验,以求“研之有理”。厘清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是实现“研之有据”的重要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现实所需。从党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从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阶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边区经济和民生建设的需要。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围绕自身政治建设进行了丰富实践,主要包括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向和效果,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特点在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斗争中突出了理论指导的创新性,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政治建设在军队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一个政党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法宝。循着历史逻辑,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方向引领、核心领导、路线遵循、示范引领、整风运动、纪律约束等方面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把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密切结合复杂环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促进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什么阶段,政治建设这个根本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张伟军^[6]（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王海霞^[7]（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保证、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结晶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以及我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精髓要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探求意识形态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内容、途径、方法等进行客观认识和安排部署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作为主要创立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农民、军人等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四个讲清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定“四个自信”等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是四个“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习近平主要提出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守意识形态教育阵地、遵循意识形态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等原则。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习近平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并使用了宣传教育法、舆论斗争法、辩证分析法、示范警示法、滴水穿石法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主要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教育队伍建设、重要支撑构筑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在宣传教育方面,他主张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和分层分类教育相结合、教育“软约束”和制度“硬措施”相结合等,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主张建立健全宣传教育体制机制、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法规等,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选拔和任用优秀教育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加大对教育者的考核激励力度等,在重要支撑构筑方面,他分别从话语支撑、理论支撑、文艺支撑、环境支撑等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体系。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意蕴、重要价值和鲜明特征。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蕴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主张寓言于教,在形象生动的话语隐喻中彰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为促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为解决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最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而辩证的特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王曦^[8]（2019）在《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问题普遍存在。其核心在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成员身份多元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国家认同可释义为认识主体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的认知与意识,表征为对“政治—制度”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两个层面,是对国家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的双向认同。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相较于政治层面更具有持久性。同时,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使文化能够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助力。中国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问题必然存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铸就了“多元”与“一体”的文化结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形式同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并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产生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领导核心,在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中,使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性得到充足发挥,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感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加强。本文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理论基础。为本文的第二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了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逻辑关系,以此来作为文章的逻辑主线。国家认同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第二,问题导向。为本文的第三章。本文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普遍问题出发,发掘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即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身份多元性与认同多样化的互动问题,并分析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趋势,从中发掘产生问题的文化因素。第三,逻辑建构。为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是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本文从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国家认同三个层面,将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了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关系,体现了认同建构的层次性。第四,结论部分。为本文的第六章。通过从不同层次分析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建构的关系,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实质是以“国家民族”建构为基础,通过“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实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体化。其文化理路体现为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第五,展望部分。为本文的第七章。民族与国家的存在具有长期性,这使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也必然长期存在。本文从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存在的长期性,新时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艰巨性出发,从文化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并得出两者之间具有潜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国家认同的内涵可体现为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国家认同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对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同;文化表现在国家层面则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预示着文化实践能够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途径。其次,从局部出发,把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分为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在文化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中,共性因素增多,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以及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形式。最后,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三种文化对三种认同建构的推动作用,并可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是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其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新的国情、世情、党情,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种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共产党依旧重视国家认同问题,继续发挥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因此,从文化视角下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发掘其基本规律,在新时代依旧具有现实价值,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

宁凯惠^[9]（2019）在《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文中提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宪法结构中,宪法序言有其自身的特征,并发挥着特殊的效应或功能。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尚未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宪法序言作为主权者人民行使制宪权作出政治决断的始原的、集中的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源于人民的制宪活动,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根本利益;这种意志和利益首先以制宪目的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形成一定的价值结构。宪法序言价值一旦构造,便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迁。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通过变迁处于不断的动态调整中,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宪法序言以―人民主语+价值目标‖的模式进行价值构造,体现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宪法序言价值结构。而我国宪法序言则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形成了―历史叙事+基本国情+国家任务+基本国策+地位与效力‖等内容所构成的―多元共生‖的价值构造模式。这一价值构造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从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维度来看,西方国家宪法序言普遍确立了个人自由或人的尊严、平等、民主、分权（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自治（包括社会自治、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法治、正义等为基本要素的价值构造,而我国宪法序言则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等为基本要素的价值构造。较而言之,西方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相对中性,而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则带有具体的针对性、突出的政治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西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间之所以如此不同,决定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构成的截然不同的宪法文化。比较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具有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不可比拟的科学性、进步性和优越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尊崇宪法基本价值和维护宪法至上权威。面对我国宪法序言在构造要素、构造结构、构造模式、构造功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升华的现实需要,必须在人民改革创新实践中继续完善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具体地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改革创新实践为基础,将能够全面反映人民共同价值目标的内容纳入到宪法序言中,通过增加、删除、调整和修改的方式不断优化宪法序言的价值结构,构建符合人民改革创新实践要求的宪法序言价值结构。其次,实现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的转变。近代立宪主义兴起以来,宪法普遍确立了―人民主语+价值目标‖的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宪法序言以人民为主体,通过制宪权将人民的共同价值目标固化在宪法序言中,以体现人民的政治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宪法序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构建了“历史叙事+基本国情+国家任务+基本政策+地位与效力”的价值构造模式,这种构造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在世界立宪及宪治史上具有“中国性”的价值特质。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宪治文化,顺应世界宪法变迁的主潮流和大趋势,借鉴“人民主语+价值目标”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的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与此相关的是,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功能的强化还必须加强我国宪法实施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尤其是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和机制,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形成价值构造要素更加丰富多样、构造结构更加合理优化、构造功能更加强化有效的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从而推动我国宪法价值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治国家。

蒋国栋^[10]（2019）在《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仲勋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他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兢兢业业、舍己为国为民,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多次评赞,为全党的统战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楷模,习仲勋在其革命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统战阅历和深厚统战理论,值得今天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着眼于习仲勋七十余年革命生涯中的统战要素,打破传统的历史流水账的叙述范式,以习仲勋统战对象和统战工作内容为逻辑范式,从而形成了脉络清晰、结构缜密、论点鲜明、论据翔实的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阐述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逻辑与背景。分析认为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共产党探索统一战线思想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历程,构成了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实践基础。第二章主要探讨习仲勋在发展国共统一战线关系上的探索与实践,描绘出习仲勋在革命战争年代,毅然扛起“兵运”大旗,成功策动多支国民党部队起义;颁布统战政策,激发陕甘边区建设活力;开展反摩擦斗争,粉碎顽固派反共图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丽图景。第三章主要论述习仲勋灵活谨慎处理民族、宗教事务。民族宗教工作是关系党的全局性工作,习仲勋始终把它们作为统战工作中的重点,他时刻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谨慎稳进地开展宗教界肃反运动,多措并举领导西北剿匪反霸斗争,为新疆、西藏问题的解决倾注大量心血。第四章主要探析习仲勋在团结文教领域广大知识分子方面作出的努力。习仲勋积极贯彻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态度与主张,建立了“四位一体”教育体系,提出了“四个结合”办学理念,积极保护“抢救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他饱含人文情怀,“走南闯北”组建剧团,呕心沥血传播秦腔,以实际行动鼓励支持爱护文艺工作者。第五章主要阐述习仲勋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的统战实践与理论。港、澳、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习仲勋始终做到把祖国统一问题融入到实际工作中,他积极贯彻中央对港澳台的大政方针,创新方式方法,坚持以经济统战为切入点,团结争取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巩固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营造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有利环境,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第六章作为总结章,是对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地位作出概括性阐述,彰显了他作为统战工作者的光辉典范,善于贯彻运用党中央统一战线思想解决问题,具备独当一面处事能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实事求是,善作调查研究,以至诚之心交友的优秀品质。启示当前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统战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必须重视统战干部队伍的建设。

二、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论文提纲范文）

（10）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D]. 吕增艳.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经验研究[D]. 夏玲玲. 扬州大学, 2020(05)
• [5]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刘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7]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王海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D]. 王曦. 西北大学, 2019(07)
• [9]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D]. 宁凯惠.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10]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D]. 蒋国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爱国统一战线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