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矿权拟对外开放，新政策受益西部

一、探矿权拟向外商开放 西部将成为新政策的受惠者（论文文献综述）

毛墉^[1]（2013）在《区域经济发展困境的文化成因及消解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无序竞争、非均衡发展、不可持续发展等困境，这固然是政府的困境、市场的困境，但最根本的是人的困境，而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文化。—个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个国家的强盛定然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终究是文化内核的较量。文化成为观察、分析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困境的独特视角。从文化视阈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是广义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了区域经济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经邦济世的功用。论文立足于文化强国战略视阈，运用整体论方法，深入挖掘经济学文化内涵，展示区域经济发展现实图景，追寻区域经济发展困境根源，探求区域发展困境消解的策略与超现代化路径。无论是现实的爬梳还是理论的探讨，最根本的关注点在于剖析发展困境背后的文化成因，并借助古人智慧赋予经济学“经邦济世”的价值目的，从而判定区域经济发展超现代化路向的现实意义以及为人生幸福的终极追求。论文包括绪论和结语在内共有八部分，主要内容有六章。第一章，在对区域经济相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主要对国内外的区域经济理论进行了评析，对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总结，为下文的规范分析研究做了铺垫。第二章，确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文化视阈。在论述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确立了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视阈。在对教育、道德、公正、人道等4个原则内涵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这4个原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对实现共同幸福的支撑作用。第三章，论述了区域无序竞争困境及文化成因。在呈现区域无序竞争困境的基础上，对无序竞争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挖掘了无序竞争困境的文化成因，主要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读、“更高、更快、更强”理念的误区、企业家精神的不足、教育对竞争意识的培养、比经济危机更可怕的心灵危机、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责任效应、区域专注力的退化等7个方面进行了剖析。第四章，论述了区域非均衡发展困境及其文化成因，在呈现非均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非均衡发展困境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挖掘了非均衡发展的文化成因，主要从经济学化约论哲学基础的误区、我国古代动态均衡原则的遗弃、区域间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伦理道德失范等4个方面进行了解读。第五章，论述了区域不可持续发展困境及其文化成因。在呈现不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不可持续发展困境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挖掘了不可持续发展困境的文化成因，主要从现代化及后现代化的影响、社会思潮泛滥、人定胜天的文化误读、因果理念的缺乏、以人为本的文化误解、帕累托最优的误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混用、教育在经济伦理中的缺位、宣传媒体的异化、慈善理念的欠缺、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滞后等11个方面进行了解读。第六章，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困境的消解策略。主要从推进区域文化继承创新、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完善社会治理、重构经济学核心价值体系5个方面对区域发展困境消解提出了政策建议。其中区域文化继承创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完善社会治理是实现共同幸福的四个向度。在本章进一步阐述了以共同幸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以重构核心价值体系的超现代化作为实现共同幸福的路径，现代化经由发展物质文明带来富裕，而超现代化经由重构核心价值体系而带来幸福，超现代化源于现代化又超越现代化，并可以指导现代化。并指出，可持续发展和生活幸福不能仅建立在经济财富上，而应更多地立足于精神领域，发展中道经济，减少欲望，增加现实满意度。

容志^[2]（2008）在《政策变迁中的中央与地方博弈 ——以中国土地调控政策为例（1978-2007）》文中指出中国目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何种状态?为什么1990年代开始的财政集权并没有带来中央集权的加强?为什么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不能控制住地方政府的经营行为?地方政府是在与中央政府博弈吗?其博弈的方式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真正的国家所有制,或者说中央政府垄断制,中央与地方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两者之间权力的动态调整表现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零和博弈。资源和权力的高度凝聚性压缩了地方政府自主行为的空间,此时的中央地方的互动就如同一场拉锯战,呈现出“你多我就少,你少我就多”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分权让利使得地方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由于产权的地方化和产权的消散,很多资源已经由中央掌控下放到地方,地方因此拥有更多权力去攫取财政收入,这个过程造成了严重的外部性和腐败问题。中国官僚体制的金字塔结构使得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这些外部性和腐败带来的负面结果。由于中央政府在实际上拥有制定全国性规范和制度的权力,因此它为了获得政治稳定和历史评价这些收益,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程序、行政行为进行不断规范和界定,并推动现有管理制度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为市场化改革提供制度性保障。对此,地方的反抗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地方主要官员的升迁都掌握在中央手中。但是,奇特之处在于,每当中央把某一领域的权力上收,或者制定更为严厉的政策来削弱地方的自由裁量权时,地方政府虽然不得不执行,它却可以通过掌控的资源开辟新的攫取领域。就目标而言,政策变迁达到了良好效果。但是从整体上看,地方政府的攫取行为并没有被扼制,只是转移了而已。这就逼迫中央进一步推动政策变迁,不过,这种变迁无疑是有时滞的,它经常滞后于地方政府的攫取行为。这就好像中央在不断驱赶地方政府寻找新的攫取领域。于是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中央一直在推行制度化,打击地方政府的攫取行为和腐败行为,但是每次发出的重拳又好像打不在节骨眼上,能被地方所规避。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说中央强还是地方强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权力不再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零和分配的。即使中央收权,地方还是利用信息优势和产权资源寻找新的攫取领域,而不会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立即变得手足无措,丧失权力。中央政府迫于较高的代理成本,也不可能对地方所有行为进行监督。地方新选择的行为仍然能保证其收益,当然这也带来巨大的外部性和腐败行为。造成这种政策“挪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也就是制度变迁的渐变性。由于制度变迁有很强大的“路径依赖”,改革初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弹性和非制度化,赋予了地方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的机会主义的可能。这使得政策变迁的每一步之间在连续性上出现断裂。因此,制度变迁的绩效不仅根据单个制度来衡量,更需要从整体上予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一个整体性的思路和框架;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纠葛,也亟需一个整体性的思维。就土地问题而言,1980年代以来,中国土地管理政策变迁的两个主题就是有限市场化和土地保护,前者力图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和土地市场的建立来盘活土地资产,不仅为政府提供财政收益,也运用市场调节手段合理配置土地资源,这个过程是一个分权化的过程,其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和权力都在扩大;土地保护政策则意在控制耕地保有总量,控制农用地非农化的速度,防止因土地粗放型供应导致的宏观经济过热,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两个主题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张力的。有限市场化改革加以中国特定的土地产权结构,使得地方政府将土地视为发展经济和攫取财政收益、个人利益的来源,其行为日益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营型政府”,内生为土地市场的主体之一,并在粗放型供地过程中将部分成本外部化,转移给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这就直接导致耕地存量资源的迅速下降、征地问题丛生、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土地腐败泛滥等严重后果。地方的“向上、向下卸责”行为逼迫中央政府承担所有的严重后果,因此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推行土地保护和调控政策,力图通过计划土地供应量、加强用途管制、上收征地审批权限、实行垂直领导等方式实行土地管理集权化,遏制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充满了规制与反规制、博弈互动的过程。中央与地方之间行为互动的过程也是土地调控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控制和反控制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本文立足于组织经济学的视角,从土地政策的执行问题来窥探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探讨地方主义的新变化。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上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既有任期短暂,也有预算软约束、攫取软约束和责任软约束等体制原因,土地资源正是被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大量浪费并成为最为紧缺的资源。而且,地方政府逐渐走上依靠资源外向扩张型的工业化道路,这在短期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凸显经济政绩,但是从长远来看,必然因为国际竞争和资源瓶颈而不可能持续,这种危机不仅涉及能源方面,也直接关系金融、房地产等重要领域。虽然中央政府能够通过发布行政命令、主导制度变迁和人事控制的方式规制地方行为,但是地方政府能够借助信息优势、体制优势和产权优势规避中央控制,与之相互博弈。除导论部分就论文研究的问题、研究方法进行说明,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外,论文在结构上作如下的安排:第二章: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本章主要是有关理论假设和分析模型的阐述。这一章在梳理国内外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地方政府的目标偏好、制度激励及其行为选择。由于地方政府有“在短期内最大显示经济政绩”的动力,而且地域性特征造成中央政策的“外溢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经济发展中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机会主义表现在土地管理上就是盲目圈地和土地的粗放型供应,其目的就是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和拉动经济发展。第三章:市场化改革与土地管理制度变迁。这一章主要梳理了1949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变迁轨迹,包括1978年以前形成的土地无偿使用、无流动、无限期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三次土地利用高潮。同时,梳理了目前中国土地保护、调控的政策体系,包括各种政策、法规、法律等。最后,从耕地保有量、失地农民、城市房地产和腐败案件等方面评估了土地保护、调控政策的实施绩效。第四章:产权消散与攫取软约束。本章主要剖析了中国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国务院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只有宏观规划权,无法行使具体的供应权和收益权。地方政府能够直接决定土地的转让和利用方式,并获得“地租”,却又不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不用担负其作为所有者的代际的、社会的责任,加上中国政府的多层级结构,使得这种土地产权在国务院、省级、地级市、县市、乡镇五级政府之间被割裂得体无完肤,拥有部分土地产权束的政府主体数量非常多,其结果就是“产权的消散”。产权消散的结果就是土地保护和调控行为立即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第五章:经营型政府与政策内生性均衡。中国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市场的一个内生参与者,而不是外在的管理者,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市场的垄断者,直接从土地转让（包括出让和划拨）、房地产税收中获取经济利益,这导致地方政府角色发生严重异化,由公共资源的管理者演变成为“土地市场”的参与主体,并且完全按照收益最大化的逻辑进行土地开发和管理,已经具备“经营型”政府的特征。“经营型”政府的与民争利、攫取财政收益的行为,直接扭曲土地市场,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所谓的“政府失灵”在土地市场并不存在,而是彻底的“市场失灵”,而所谓的“政府管理”只能是更高层面的政府—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为主体对土地市场的管理。这一章主要分析这种土地市场体制变迁的过程,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利益考量。第六章:组织困境:围绕土地市场的规制与反规制。这一章集中论述中央政府就土地市场化改革和土地保护政策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手段,及地方政府对这些控制的应对方式。全章关注的是,中央政府会采取哪些方法克服信息难题、组织难题,控制地方政府的粗放型土地开发行为,而地方政府又会以什么方法逃避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土地规制。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调控展开的博弈互动。第七章:结束语。作为全文的理论总结,在全文分析的基础上,就土地调控政策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进行总结性分析,从中探讨制度演变所形成的特定约束条件和激励因素在制约地方政府行为上的内在机制。将机会主义变量引入对中国央地关系的考察之中,进而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国治理的难题进行前瞻性思考。

饶立新^[3]（2005）在《绿色税收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文中认为绿色文明催生绿色理论,绿色理论孕育了绿色税收理论。本文以绿色税收理论及其应用为对象,主要集中研究了如下4 方面内容: 1)基于胡锦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的探析,对绿色税收内涵进行拓展,形成作者独特的ESN 绿色税收观; 运用统计数据,从经济、社会、环境三维角度对现行税制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本文将绿色税收分为“浅绿”、“中绿”和“绿色”三个层次。西方学者对绿色税收理论的研究已有80 余载,处于“绿色”层次,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只有10 余年,尚处在“浅绿”或“中绿”层次。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内涵探究,本文创建了ESN 绿色税收观,并运用近10 多年来的统计数据,对现行税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对现行支持环保事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社会再就业、民政福利企业、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有了新的认识。2)从西方优化税制理论分析入手,基于作者对效率与公平的深层次创新性理解,提出并论证了绿色税制三主体结构的构想。税制优化的目标是在确保税收“聚财”的前提下,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但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理论界存在一些误区,主要是对效率和公平两者不作层次区分。本文将效率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都分为两个层次,认为其真正的矛盾发生在“资源应用效率与社会公平”及“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公平”之间。前者基于市场失灵及起点不平等而引发社会公平失衡而言,后者则基于“帕累托改进”非良性而引发市场机制失效而言。现行双主体税制结构显然缺失了代际间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所以应确立资源环境税为第三主体予以解决,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三目标”、循环经济运行的“三环节”看,结论也是如此。3)基于绿色税制结构的基本框架和现行税制的“绿化”分析,对税制改革与政策完善的具体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其中具有创新意义的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印花税。作者结合读博前后的研究成果（10 余篇论文和1 部着作,3 次国际金、银奖及5次国内奖）,论证了印花税票的7 项功能及开征人事证凭印花税的可行性; 二是燃油

白紫寒^[4]（2000）在《矿权对外开放西部最受惠》文中研究指明6月21日，中国矿业界传来两个喜讯：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减免办法的通知》，对部分探、采矿权使用费予以减免，令中外投资者兴奋；西部矿业权首次招商会──陕西省商洛矿权招商会经过两天紧张而热烈

二、探矿权拟向外商开放 西部将成为新政策的受惠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矿权拟向外商开放 西部将成为新政策的受惠者（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经济发展困境的文化成因及消解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策变迁中的中央与地方博弈 ——以中国土地调控政策为例（1978-2007）（论文提纲范文）

（3）绿色税收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探矿权拟向外商开放 西部将成为新政策的受惠者（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经济发展困境的文化成因及消解策略研究[D]. 毛墉.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2]政策变迁中的中央与地方博弈 ——以中国土地调控政策为例（1978-2007）[D]. 容志. 复旦大学, 2008(05)
• [3]绿色税收理论及其应用研究[D]. 饶立新. 华中科技大学, 2005(05)
• [4]矿权对外开放西部最受惠[N]. 白紫寒. 中国矿业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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