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与野心的结合

一、雄心与野心的姻缘（论文文献综述）

李敏^[1]（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曲晓燕^[2]（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指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陈佳勇^[3]（2020）在《蜗角虚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苏轼《满庭芳·蜗角虚名》1.312房间与专案组"林先生,你看一下笔录,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请每一页都签上你的名字,摁上手印,最后一页请写‘以上笔录,与我说的一样,无误’。然后,在这句话后面签名,摁手印。""每一页都要摁手印吗?""对,每一页都需要。"

王晖^[4]（2020）在《美善相乐：柏拉图教化哲学中的爱欲与教育》文中研究指明所谓爱欲,就是个体在美好他人身上体验到的欣赏、渴慕等精神感受,它是师生关系中重要的潜在心理。现代教育体制很大程度建立在现代技术和工业社会的基础上,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劳动具有沦为单调、照本宣科、平庸的工作的危险,师生被集置在生产和储备“人力资源”的架构之中,教育关系的“非爱欲性”是对教师劳动和教育本质的遮蔽,对教师的自我实现空间的压缩,这要求我们重新揭示和思考教育关系中的爱欲问题。在此意义上,雅典对爱欲和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有可能为我们今天的教育理解提供重要启示,但要能够将这种经验进行正确转化,需要经过柏拉图等哲人的观察、反思和提升。本研究基于对柏拉图《会饮》、《斐德若》、《阿尔喀比亚德前篇》等文本的疏解和分析,从爱欲心理、爱欲实践和爱欲技艺三个方面,发现爱欲所具有的“教育性”意义,探究爱欲和教育的内在关系,思考其对现代教育与师生关系的启示。古希腊人对教育进行爱欲化改革,并形成了男童恋的教育制度。在柏拉图时代,新兴的依靠教育谋取报酬的智者受到传统社会的贬抑,人们更愿意赞颂那些出于爱欲进行教育的男童恋教师,因为爱欲能够使教育成为一种高贵和献身行为。但是,柏拉图同时指出,爱欲之于教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爱欲具有某种侵害教育的可能性,因为爱欲可能沦为占有和肆心的欲望,它促使教师强迫和占有学生,从他身上汲取生命能量,甚至是追求身体的快乐。为此他不惜剥夺学生的自足,戕害学生独立性,使学生成为自己的依附。另一方面,爱欲也可能激励着教育的开展,使教育变得更好,只要爱欲行为得到“节制”。教师受到美好学生的激发,他在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完美形象,这一完美形象嵌入了学生的美。教师通过语言和目光将完美形象分享给学生,从而也让学生激发起相同的爱欲,并努力发现和实现自身灵魂的完美形式。于是,俩人在爱欲中携手“塑造”自己、践行更美的生活。在教育场域中,师生之间共享的完美形象就是“美德”或者具有光辉“美德”的双方。师生的爱欲结合生产了美德,它也促使师生双方在互相的激励中悉心培育自己的德性,而对学生的精神影响和美德的永续使教师获得某种不朽。柏拉图同时认为,尽管爱欲可能成为一种使情爱双方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源动力,但是爱欲的追求必然是“自我的”和“片面的”,爱欲确实引导人们走向和追求某些他人,然而却是以自我为样板。情爱生活只是模仿了爱智慧者的“飞翔”与兴奋的经验,真正的超越必然是通过理性“回忆”真实存在,由于生成世界中贫乏和丰盈的流变促使爱欲灵魂转向存在世界,转向“爱智慧”,并不再着迷于一切个别性的美的东西。“爱智慧者”既是“去私人化”和“去爱欲化”的纯粹道德家,也因其无知和“无知之知”,成为对话者的“无知之镜”。通过“爱智慧”对“爱欲”的根本局限的批判,柏拉图试图向希腊人说明:最好的教育者是哲人,而非充分实现爱欲的男童恋教师或诗人。教师无疑是一项充满爱欲的志业,教师应当具有影响学生灵魂和繁衍自身德性的渴望。教学关系中也蕴含着师生之间的爱欲关系,它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灵魂的唤起和期待,或是学生对教师灵魂的服膺和探寻。但是教师必须对自己的爱欲首先有充分的反思和认识,并且意识到爱欲的内在局限,因为教学的目的是唤起和规导学习者的爱欲,让学生思考何种爱欲生活是美且善的,进而关心自己、践履德行,这对于教师自身而言是同样的要求。将爱欲的观念引入到教育中,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对自身所处在的教学关系——它的使命、潜能和正当性进行深入反思。

李琳^[5]（2019）在《汉泰成语语义场对比研究 ——以文化精神语义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迅猛发展,使得汉语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重视,这激起了很多语言学习者对汉语的兴趣,在世界各地也相继出现“汉语热”的现象。以泰国的情况为例,由于我是一个泰国人,因此汉语对泰国的影响,我基本上还是比较了解的。现代汉语已经影响到了泰国的整个劳动力市场,其层次等级无论高低,都需从事工作者要有汉语基础,因此,在泰国学习汉语的人也日益增多。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不少有汉语基础的人,他们的汉语能力还是存在很大问题。比如,在他们的现实交际或工作中,会出现由于语言能力不够充分而出现沟通障碍的现象,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知识、风俗习惯、思想系统、价值观念等不够了解,从而引发交际时出现理解上的偏误及文化上的冲突。因此,本文主要收集汉泰成语对比,以“天人合一”“和谐意识”“刚正品格”“忧患意识”和“因果报应”构成的文化精神语义场为导向,并选取汉语成语和泰语成语中最经典的含义对比为研究对象,运用语义场理论,把汉语成语和泰语成语置于汉泰成语广义场和狭义场进行研究,以探析汉泰成语共同的语义特征、成语语义系统和成语语义关系等。此外,本文所选取的成语本身具有民族性和历史底蕴,同时也能体现出汉泰民族不同的特色风格、文化特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宗教信仰等。研究结果可促使双方互相理解,在交际中会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本文的内容框架分为如下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对汉泰成语研究现状进行初步分析,并阐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理论依据、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语料来源。第二章首先对汉泰成语的界定及其来源进行分析,探究汉泰成语界定的异同,再对汉泰成语的来源进行深入分析并进行概括。第三章主要介绍汉泰成语语义场和文化精神的分类,描述与表现出汉泰成语语义场的层次关系的类型及通过汉泰成语体现汉泰民族的文化精神。第四章主要收集与选取“天人合一”“和谐意识”“刚正品格”“忧患意识”和“因果报应”等五方面最经典的汉泰成语为研究对象,运用语义场理论把汉泰成语置于汉泰成语广义场进行研究,以探究出汉泰成语同类事物现象之间宽泛的类属关系,揭示汉泰成语语义之间上下义关系、同体关系、对立语义关系以及同集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都反映了汉泰成语语义共同特征、语义系统、语义相关性和层级性,并体现中泰文化特征与文化精神。第五章主要收集与选取“天人合一”“和谐意识”“刚正品格”“忧患意识”和“因果报应”等五方面最经典的汉泰成语为研究对象,运用语义场理论把汉泰成语置于汉泰成语狭义场进行研究,以探究出汉泰成语等义义场、近义义场、反义义场及类义义场。在语义场各子语义场中的各成语之间,处于水平方向的同一个层次上的非层次关系语义场,能反映出汉泰民族迥异的文化风格。第六章结语提出本研究结论的参考价值。

邹勇^[6]（2019）在《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史实和文学两个角度切入,探讨1898-1919年间新女性与都市的关系,以及新女性的尴尬处境。选择“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契合新女性产生之大环境——都市,用文学现象映射新女性产生之小语境——男性指导这一内在写实。多角度地对史实和文学中的新女性处境、心理、实践做重新阐释和发现,深入挖掘都市新女性的精神内核,意在浮现一个更贴近现实的新女性群体。本文以小说为本位,将1898-1919年间都市新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新女性作为兼容民族国家诉求和女权诉求,兼容权力谋求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女学生、英雌、女小说家、女新闻人。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新女性与都市”,拟对女性社会身份的近代变迁做一个整体的考察,共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传统知识女性的尴尬处境。第二节探讨新女性群体产生的背景,即都市是如何促进新女性群体产生的。随着列强入侵,传统城市被迫走上改良开放的道路,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城市意识。伴随着较快的城市化进程,都市的形体和内涵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并没有在城市学或社会学中形成明显的意识表述。反而是清末民初的小说赋予都市生动的描写,尽情展现都市世界里包括新女性在内的新因素。当然小说建构下的都市景观并非都市实景的复制,而是经过了再造想象,隐藏着多层文化密码。它的特点是将都市中的新旧因素原型化,通过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人事景来表现时人对都市新人文的心理迹象。小说反映出的心理迹象表现为关注都市空间、隐述乡村空间;聚焦公共空间、窥探私密空间;热衷描写女性空间这三个特征,引起人们对晚清大都市这个特定历史空间下新因素的注意。第二章“男性文人笔下的新女性形象”。共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新兴的女性群体（女工）的存在意义,并通过小说文本的分析,证明女工作为一个粗俗卑微的新兴的女性群体,并不是男性精英需要的新女性,因而新兴的女性群体不等同于新女性。第二节通过还原女学生的校园生活图景,重点阐述小说中女学生形象的两个极端,即真善美的女学生和沦落的女学生。第三节通过解读报刊、地方志等文献,综述社会舆论视野中的英雌,以及造成英雌陨落的主客观原因。并结合小说文本,重点分析男性写作策略下的英雌群像所呈现出来的特点。第三章“女性小说家对传统的越轨与回归”。通过三节论述以下内容,第一节论“女学生形象的倒退”,即闺秀女学生形象的特点以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第二节论男性编辑策略下的女小说家,即女小说家是如何被包装的,以及女性创作中对新女性话语的实践及“越轨”书写。第三节论女小说家回归传统以及越轨书写的现实原因,即英雌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赋权。

蒙金含^[7]（2018）在《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陶渊明是一位特殊而伟大的诗人,他在历史上有着多重身份——胸怀理想的士人、固穷守节的隐者、琴书自娱的诗人;在生活中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他承载着家庭复兴的希望;穷困潦倒时受到妻子埋怨,面对孩子又深感愧疚自责。后人把陶渊明看成一位鄙弃功名、恬淡自然的高士,却往往忽视了他在生活中的凡人角色和真实处境,甚至屏蔽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身心交瘁的病人。陶渊明自幼体弱多病,成年后又患脚疾、店疾,这些身体疾患严重影响他正常的生活节奏,他甚至一度因病“不复为文”。晋宋易代之际本身就是一个疯狂、血腥、病态的时代,陶渊明在这样的时代里,忧惧时局,嗟叹贫穷,忍受孤独,悲悼亲情,从现代心身医学的角度看,这些消极情绪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虽然贴有多重身份标签,但陶渊明的本质是怀才不遇的“士”,这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心理学的层面上看,政治上充满挫败感的陶渊明对个人的价值目标进行了转移,从复兴家业、兼济天下转向固穷守节,躬身田园,“逃禄归耕”就是这种价值转移的实现路径。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似乎做得很成功,他当时就成了着名的隐士,心理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满足和补偿;死后又成了伟大的诗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身后之名。但是,隐居只是陶渊明理想破灭的权宜之举,田园是其身心无处安放时的无奈归属。隐士或诗人的光环并不能掩盖他在现实中贫病交加的艰难处境;他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一位士人的“猛志”,面对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他更是无法做到内心波澜不惊!陶渊明的一生对现实充满了幽怨,但鱼骇鸟惊的政治环境让他不敢怨天尤人,哪怕是一声清脆的呐喊!重压之下他只能发出“人生实难”的无声叹息!这种幽怨而压抑的负面生存体验,是陶渊明致死的痼疾。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作为一位身心俱痛的病人,他在阅读和创作中寄托情感,缓释痛苦、愉悦身心,心理得到平衡,人格保持稳定,从而实现了从疾病到健康的自我超越。他的自疗实践不但完美契合文学治病的艺术原理,也给后人留下了如何调适身心的健康遗产。

曹丙燕^[8]（2018）在《消费时代的“人”与“城” ——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文学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自90年代形成研究热潮并延续至今,各类范式的研究均有显着建树。在这些研究中有一共性现象不容忽视,即学界一直把城市文学的概念界定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最为瞩目的两大研究范式——“现代性”研究和“地域性”研究,即是如此。“现代性”和“地域性”是从不同理论视域对城市文学特性的概括,但是城市文学正处于文化转型的复杂语境中,本身还是生长中的文学形态,任何一元性的属性规定都会遮蔽它内涵的丰富性,而且城市文学概念界定一直未达成共识,不同的属性认识导致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壁垒重重。文学即人学,人类本性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表现的核心,具体到城市文学来说,“人”与“城”的关系是城市文学表现的核心。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转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促成了人与城市关系的断裂与重构,个人与社会、时代的紧张关系被凸现,而这一过程中人性的复杂性也得以充分彰显,这样复杂的生命书写使城市题材本身具有了巨大的美学意义。因此,论文认为城市文学研究在视角上应从关注城市文学“是什么”,转向城市文学“写什么”和“怎样写”,探讨城市文学展现了当下城市人怎样的生存样态和精神欲求;探究它所揭示的人性与城市文化的深广度,这应该比探讨城市文学的文化属性更接近城市文学的本意,也更能揭示城市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鉴于城市文学和城市文学研究的上述特点,论文认为“人性”是认识城市文学最重要的切入口,也是提升城市文学精神向度的着力点,因此论文以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主要是城市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人性”视角建立批评的精神视点,以“人与城”的关系搭建论文结构框架,借鉴和运用了“叙事伦理学”、“消费主义”、“空间叙事学”的理论和批评方法,重点解析转型期的城市人的“在”与“如何在”的问题。论文第一章论述了1990年代的城市伦理与城市叙事的关系。个人化叙事既是城市文学的叙事方法也是精神立场,这是论文研究以“人性”为研究基点的前提。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消费文化的兴起是城市文学崛起的外部因素,城市文化转型最终促成了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转变,作家的文学观、叙事立场和视角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个人化叙事突破意识形态对个人经验的控制,肯定私人化的、感性的生存体验,是更接近人性的观察角度,对人性的理解和表达也应更贴近灵魂的真实和复杂,因此新型的城市经验、人与城市关系、人的精神诉求得以传达,因此个人化叙事直接促成了城市文学的崛起。不过,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与渗透也导致城市文学在叙事上明显呈现欲望化和虚无主义的特点,这在1990年代的城市文学中表现明显。新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已经意识到这样封闭式、欲望化叙事的危险,重新探寻个人与世界的精神连接点。叙事的方法和立场直接影响了城市文学的审美风格和精神意蕴,所以对叙事方法和立场的分析一直贯穿于“人”与“城”关系的分析中。论文第二、三、四、五章论述了四种类型的“人”与“城”关系,并分析了叙事中的人性立场和生命关怀。城市转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产生了新的城市人群和新型的“人”与“城”的关系。论文将其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游荡者与景观之城;二是闯入者与他者之城;三是欲望追逐者与物化之城;四是欲望突围与城市家园探寻,这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内容。城市里的“游荡者”、“闯入者”、“欲望追逐者”演绎了物化城市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欲望膨胀、情感冷漠、主体破碎、家园迷失。游荡者是最具叛逆的气质的城市人群,从王朔的“顽主”到新生代笔下的边缘文人,再到卫慧、棉棉等笔下的“新新人类”,这类城市人群一直与主流价值观和大众保持距离,也因此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气质和自我意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建构一个独立的意义世界,游荡行为的意义是由他们的对立面赋予的,精神主体从怀疑到虚无,最后消散在消费文化中。在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中,“闯入者”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最具共鸣性和隐喻意义,在社会的转型期,他们是两种文明夹缝中的群体,在理性和行为选择上追随以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为表征的现代城市文明,而在心理和情感上又认同传统的乡土文明,这是文化转型时期必然经历的心灵阵痛,象征着我们民族从乡土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迈进的心路历程。在19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中,“欲望”成为人们的特性标识,因此也成为城市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这类城市书写记录和见证了消费时代人们的喜悦与焦灼,在叙事上往往耽于欲望的展示,但是它和当下生活血肉相连,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美学意义,而且它终究在探索物化城市中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和谐与自由问题。欲望突围叙事发现和表达了城市的另一种生存经验——日常的、恒久的、审美的、温情的,不再把物质、金钱作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进入城市的日常和细节,带着对世道人心的理解与宽容,寻求现代城市生活中恒久的、温情的一面。叙事视点实现了从外在的“物化城市”、“欲望城市”到内在的“精神城市”的转换,传达出对人性、欲望、伦理的深刻认知以及人与城市深层次的精神联系。论文结语部分总结了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人性关怀的特点,首先在叙事上以“人性”为尺度,尽管呈现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种种影响,但是并没有以此替代对人的精神诉求的关怀;其次,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具有自由主义叙事伦理的特点;另外,城市文学是“在路上”的文学,对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探寻是城市文学的最大意义。

何也^[9]（2017）在《嘎山》文中研究指明师徒之旅1像往时一样,清光绪乙未年初秋的一个圩日,凌子罟来到兜螺圩。缪家老宅在兜螺圩桥头。赴圩客过桥,直冲缪家而来,到了门口才转向圩尾街。住桥头老宅的缪家人,多少也算是认得字的,可这家人连吃饭嘬汤也要呕呃1,残老病死不经事,已破落得差不多了。直到前些年,圩日到兜螺圩摆命相摊的凌

姚大怀^[10]（2015）在《民国传奇杂剧史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以及戏曲史的演变为背景,以民国传奇杂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新戏曲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全面考察该时段传奇杂剧的发展、变化以及消亡历程,重点分析重要作家群体的思想艺术倾向以及各时段作品的思想主题、艺术风貌、剧本体制的传承与新变,总结民国传奇杂剧的价值与地位,反思其在剧烈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尴尬的处境。为此,本文拟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属于“史”的范畴,即以时间为线,审视民国传奇杂剧的演变过程,共四章内容。第一章为民国传奇杂剧概述,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民国传奇杂剧的界定。笔者拟从时空、文体以及学科等三个角度为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界定,从而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二是民国传奇杂剧的整理统计。该部分将从作家的籍贯分布、年龄分布、作品创作（刊发）的时间分布、作品刊发的地域分布以及传播载体等角度对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统计,从而从总体上把握民国传奇杂剧的作家、作品情况。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民国初期、中期与后期的传奇杂剧创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不同时段作品的发展背景,探讨其兴盛与衰亡的外部原因,并从时代主题、传统主题等两个角度梳理各阶段的创作情况,宏观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发展历程及其兴盛、沉潜与消亡的规律。本文认为,推动传奇杂剧继续前进的外部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梁启超及其小说界革命对于传奇杂剧的启示,其二是现代报刊业与出版业以及文化市场的强烈刺激,其三是不同类型剧作家的勉励坚守,其四是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与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除剧本体制以及剧作质量等内部因素外,致使传奇杂剧走向衰亡的外部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远离戏曲舞台,其二是新文学与现代话剧的冲击,其三是大批作家的纷纷淡出,其四是现代报刊业以及文化市场与传奇杂剧的疏离。通过梳理民国不同时期的剧作内容与主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击现实、服务读者、紧随时代主题需求,是民国传奇杂剧的主旋律与主要特色；抒情言志、自娱自乐、与时代需求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是民国传奇杂剧的重要特点,但与民国以前的此类剧作相比,同样融入了相应的时代色彩。下篇属于“论”的范畴,即抓住民国传奇杂剧发展与消亡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加以论述,并涉及对其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共分五章。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以报人作家、遗民作家、学者作家等主要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展现不同群体的思想倾向、创作观念、艺术贡献以及相应的教训等,从微观上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兴衰得失。本文认为,受思想、经历、职业、修养等要素的影响,上述三类作家在担负起民国传奇杂剧创作主力的同时,均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传奇杂剧的发展进程,并给后世留下迥异的经验与启示。报人作家主要在民初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在政治与市场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其剧作明显指向政治时事与文化市场。在延续清末传奇杂剧的兴盛局面并收获可贵的艺术经验的同时,报人作家也在思想、艺术以及文体形式上暴露出明显的硬伤,从而透支了传奇杂剧的生命。遗民作家的创作高峰也在民国初期。特定的成长环境与生平经历,决定了遗民作家多在剧作中表达特有的遗民思想,表现出与民国政权以及新文化的截然对立。就艺术而言,遗民剧作在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具有较为明显的文人化与学术化的倾向,客观上加速了传奇杂剧的衰亡进程。学者作家在民国中后期成为传奇杂剧创作的主力。深重的民族危机、特殊的学者境遇与扎实的曲学造诣,使得学者作家一方面大声疾呼,号召民众勇赴国难,另一方面将传奇杂剧当成抒情写心的载体以及学术尝试的平台,表现出与报人作家、遗民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在艺术方面,学者作家注重曲律、文采与布局,创作了一批兼顾案头与场上的佳作,堪称民国传奇杂剧领域艺术造诣最为深厚的群体,其创作对于探索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不无启示意义。第八章通过与元明清以来的戏曲进行比较,以及综合比较民国各阶段的创作情况,揭示民国传奇杂剧在思想内容、艺术方面以及剧本体制等方面的传承与新变。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剧作家们一方面承袭了既有的戏曲传统,在传统题材领域收获颇丰,在书写传统主题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吸收了清末以来戏曲发展的经验,在题材开掘与主题开拓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就；就艺术风貌而言,民国传奇杂剧在吸收传统戏曲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以及戏语言风格等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新旧兼备的特色；在剧本体制方面,传承即意味着对文体个性的坚守,而新变则意味着挣脱束缚,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对于民国传奇杂剧而言,无论是传承,还是新变,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九章一方面将民国传奇杂剧分别放在民国与当下,揭示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将其置于戏曲史与文学史领域,总结其无法替代的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本文认为,作为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孕育出来的艺术成果,传奇杂剧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下亦具有重要的认识、审美与借鉴价值,较之于鼎盛时期的传奇杂剧,亦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还在重点梳理其艺术贡献的基础上,审视民国传奇杂剧在传奇杂剧史、民国戏剧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认为,民国传奇杂剧是元明清戏曲史的延续,是传奇杂剧史的殿军与终点,是民国戏剧史的旁枝与支流,并与其他文体一道,共同构筑起斑斓多姿的民国文学,堪称中国戏曲史与民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余论部分将以政治文化转型为切入口,综合分析民国传奇杂剧的功能定位、创作手法以及传播方式等关键问题,从而探讨与反思民国传奇杂剧的处境。本文认为,在政治文化剧烈转型之际,民国传奇杂剧只能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无论如何抉择,都无法摆脱逐渐消亡的命运。

二、雄心与野心的姻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雄心与野心的姻缘（论文提纲范文）

（1）“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3）蜗角虚名（论文提纲范文）

（4）美善相乐：柏拉图教化哲学中的爱欲与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5）汉泰成语语义场对比研究 ——以文化精神语义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消费时代的“人”与“城” ——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传奇杂剧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雄心与野心的姻缘（论文参考文献）

• [1]“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蜗角虚名[J]. 陈佳勇.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0(04)
• [4]美善相乐：柏拉图教化哲学中的爱欲与教育[D]. 王晖.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汉泰成语语义场对比研究 ——以文化精神语义场为例[D]. 李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6]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D]. 邹勇.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7]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D]. 蒙金含. 厦门大学, 2018(12)
• [8]消费时代的“人”与“城” ——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D]. 曹丙燕. 吉林大学, 2018(12)
• [9]嘎山[J]. 何也. 雨花, 2017(16)
• [10]民国传奇杂剧史论[D]. 姚大怀.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标签：日本作家论文;  四字成语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文学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