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鸿隽之古青书屋（论文文献综述）
曲铁华[1]（2020）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杂志的特点及当代启示》文中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与科学教育刊物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历程。作为近现代科学教育刊物中重要代表的《科学》杂志（1915—1950年）,在35年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对众多学科领域的广泛覆盖,受众群体面向各个阶层,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理念三者并重,连续、完整、丰富的内容体系,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读者与刊物的问答式互动。其对当下科学教育刊物的启示是:应当坚持服务受众,注重科学教育刊物的针对性;协调发展,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理念与弘扬科学精神并重;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媒体的优势;注重反馈,增强与读者的互动。
张书美,黄翠红[2]（2018）在《任鸿隽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文中研究说明任鸿隽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多的是以"科学拓荒者""中基会干事长"的身份为人们熟知。其实,他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他任职中基会期间,先是协助干事长制定资助图书馆原则,后是坚定执行"因材而笃",给蹒跚前行中的图书馆事业以强劲动力。此外,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明复图书馆的发展史上,任鸿隽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任鸿隽虽然不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但他在关键时刻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怀和规划,无不彰显出他在教育文化视域上的高瞻远瞩。
黄翠红[3]（2014）在《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任鸿隽在民国年间的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是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留美归国的新派学人。他是民国年间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学术社团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并长期担任社长（后改称理事长）一职。因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需要,1924年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中基会因其稳定而较丰厚的资金、中美董事共管、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作模式,能够大力资助学校、图书馆、研究所的建设和研究工作开展。任鸿隽长期担任中基会干事长（为1949年前担任中基会干事长时间最长的人）、董事会董事,参与决策和具体执行中基会的事务。他带领下的中基会为民国年间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他还在抗日战争期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该院总干事,带领这个当时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度过了内迁的艰难时期。同时他亦是颇受高层青睐的教育管理者,曾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任命为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川大任期内,以“国立化”和“现代化”为目标对川大进行改革,奠定了川大发展的良好基础。任鸿隽的一生与“科学”紧紧相连。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硕士,学成归国后首先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但其抱负并不在三尺讲台。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亦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未就任）,但仕途不是他的追求目标,他的志向是做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人。自从在美国留学时感受到了因科学的发达而强大的西方世界,就立志要把“科学”传播到中国去,通过在《留美学生季报》和《科学》杂志上呼吁“科学救国”,最终促成了发萌于鸦片战争时期的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自此,任鸿隽致力于通过相关机构向大众进行科学启蒙；同时致力于培养科技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和良好氛围。总之,他希望从科学普及与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一手创建并相伴始终的中国科学社和其长期任职的中基会正是其实现上述理想的主要依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推手”,在解放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人其事竟然渐渐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不为人所重视。近来,人们开始通过研究民国年间的学术社团、相关文化机构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里的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科学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对中国科学社、中基会的研究已有相关专着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任鸿隽的身影时隐时现,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心人物。如果能对任鸿隽的生平进行梳理和研究,将会增加人们对民国科学社团、学术研究推进体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然而,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任鸿隽一生的经历丰富,所处的时代变迁亦巨。他既是清末秀才,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他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科学救国运动的领军人物。时代的变迁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亦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道路选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先进分子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任鸿隽的一生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当然是本文的首要意义）,亦由此探见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群体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推进之功,也有助于我们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的人和事的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中国留学史、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研究推进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历史、民国年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胡适研究、蔡元培研究等专题。本文将主要运用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兼及社会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时间为经,以任鸿隽与相关机构的关系为纬,着重考察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与中基会、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任鸿隽与《独立评论》社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机构发展的贡献,最终落脚于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贡献。本文主要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以任鸿隽的国内求学经历主要研究对象,从其先后在传统的书院就学,然后转入新式的重庆中学堂、上海中国公学的经历,重点解读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内、外促进因素。其次研究了辛亥革命洪流中的任鸿隽,主要对任鸿隽留学日本时期参加同盟会、民国元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的经历进行介绍,分析在孙中山辞职后任鸿隽留学美国的动机。第二章以任鸿隽留学美国期间的经历为考察对象,着重介绍任鸿隽对《留美学生季报》的改版、创办《科学》杂志及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等情况,这一阶段是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奠定时期。第三章介绍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这一时期是任鸿隽一生事业的起步阶段,他所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发展形势良好,有了固定的社所,建立了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等机构,说明任鸿隽如何利用中国科学社推进科学启蒙和科学研究事业。因为中国科学社的事业,其个人也因此得到国内政界、学术界的认可,有了从政经历,他在国立东南大学任职副校长的经历是本章考察的重点之一。此时期他开始到中基会工作,帮助该会干事长制定了该会基本的规章制度,奠定了中基会事业的基础。第四章以1928—1937年间的任鸿隽的经历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任鸿隽如何利用中基会所掌握的资金对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进行资助,从而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亦重点研究了任鸿隽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对该校的改革,他所确立的“国立化”和“现代化”的川大新目标基本把川大由一个地区性大学带上了国立大学的新轨道。第五章主要研究1937年到1949年间的任鸿隽。这一阶段,任鸿隽所有事业的背景是战乱,本章亦主要研究任鸿隽在此乱世如何艰难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包括带领内迁的中央研究院重新步入工作的正轨。此阶段的中基会先后面临着国民政府因经济困难而停付庚款和1943年中美新约的签订所带来的生存危机,重新出任总干事的任鸿隽如何勉力维持,带领中基会渡过危机,并为抗战中的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亦考察了任鸿隽为中国科学社的生存所做的努力。第六章首先分析了在政权更替的关键时刻,任鸿隽去、留的选择,并分析其放弃赴美、留在大陆的原因。其次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对科学团体的“统一”的政策,任鸿隽为保留中国科学社的各项事业所做的挣扎与努力,最终把各项事业上交国家的历程。第七章论述了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体系,并对其科学救国事业进行了评价。
李楠[4]（2012）在《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文中研究表明1859年,《物种起源》在英国出版,其作者英国着名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以其严谨刻苦的科学精神、坚韧不拔的科学意志以及贝格尔号的艰苦航行等也成为科学史上着名的事件。由此创立的生物进化论为生物学科及人类文明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世纪下半叶,生物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迅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思想变革不仅涉及了生物学界,更是深刻影响了社会学等非自然科学领域。本研究运用文献梳理法、科学史分析与考证法对1873—1937年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作了全面的历史考察,以期从生命科学的立场出发,也从社会发展的立场出发,科学、公正地重新审视和勾勒1937年以前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和传播意义。全面调查了1949年以前的3000余种科技期刊,从中选择了1873—1937年对生物进化论进行传播的18种科技期刊共213篇文章以及这期间的代表性图书,作为研究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依据。并从中进一步选取《格致汇编》、《国闻汇编》、《科学》、《新青年》、《汇报》、《民铎》等代表性期刊以及《西学考略》、《物种原始》等图书进行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严复《天演论》传播进化论之前,1873年,《申报》第404号以《西博士新着<人本>一书》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这是达尔文的名字及其着作在中国的首次出现。1877年《格致汇编》第7卷上发表傅兰雅撰写《混沌说》一文,介绍了生物由简至繁的渐进过程,并首次论及人猿同祖论和生物进化。188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版《西学考略》一书,正式对达尔文及其进化论进行评论介绍,据考证此书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最系统地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介绍。2)1897年,《国闻汇编》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宣传了变革和发展的观点,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起到了深刻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严复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中国晚清社会形态相结合,并异化为社会进化论的传播策略,是造成空前影响最主要的原因。1906年,李扶撰文《天演论驳议》发表于第9年54号《汇报》,作为对生物进化论提出批判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份传教士期刊,从侧面展现出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的曲折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3)五四时期,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期刊为传播媒介,陈独秀（1879—1942）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对进化论进行了大力的整合与广泛宣传,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新青年》传播的生物进化论,最初尚且接近其科学本质,但不久即在陈独秀等人的笔下异化为社会进化论,并成为试图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一理论由自然科学上的新理论发展成为深刻影响国人的思想洗礼,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的深远发展。于是,在1919年前后,掀起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第三次高潮。4)1915年由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期刊出版,这一份在美国编辑而在上海出版的期刊向中国积极传播生物学知识和思想,特别是生物进化论。1927年《科学》发行“生物进化论专号”,该刊从达尔文其人、进化思想源流和影响、遗传、突变、物种形成、适应性进化、人类进化与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引进生物进化论,而且也系统引进了作为生物进化论基础的整个现代生物学。同时,中国科学社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所。1922年出版的《民铎》之《进化论专号》深入从进化之历史、进化的方法、进化的证据、达尔文年谱等各个方面解读生物进化论,并指出进化论发展之趋势。研究结论如下：1)首次从科学传播的新视角勾勒了1873—1937年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轨迹。生物进化论并非如学界通常认为的是1897年通过严复的《天演论》传入中国,将其传入时间提前至1873年。相比较图书和报纸,期刊一直是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媒介。从形态上来看,传播生物进化论的期刊经历了从文理综合性期刊到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再细化为分支学科期刊的过程,从文章体裁来看,晚清时期多为新闻报道、短评消息形式的文章体裁,以此介绍达尔文其人其事,民初时期文章体裁则演变成为较为专业的学术论文,这也标志着《博物学会杂志》、《博物学杂志》、《博物杂志》等生物学专业期刊传播科学知识的专业性进一步增强。2)首次从期刊传播的视角深刻剖析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严复、陈独秀等人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中国晚清社会形态相结合,并异化为社会进化论的传播策略,是造成空前影响最主要的原因。从报纸形态的《国闻报》到期刊形态的《国闻汇编》的嬗变和共存现象,既是报纸为中文期刊诞生的源流之一的证明,也是严复熟练规避报纸和期刊各自劣势和熟练运用各自优势的一个典型案例。一年以后,又将《国闻汇编》连载的部分《天演论》修订完善后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在其中：规避了报纸知识性、学术性较欠缺的劣势,充分利用了报纸新闻报道短平快的优势,传播西学中的进化论等科学消息,实现一次传播；规避期刊出版周期比报纸长的劣势,充分利用期刊学术性、系统性优势,长篇连载进化论,实现二次传播；规避图书连续性、时效性较差的劣势,先在期刊连载发表,形成连续性知识获取悬念,再利用图书的阶段性、集成性优势,在期刊连载的基础上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从而实现了三次传播效应。这是天演论之所以在晚清中国形成爆发传播和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3)1915年创刊的《科学》是向中国传播生物学,特别是生物进化论,以及促生中国生命科学学科萌芽和系统化的主媒介,它完全不同于晚清民初以来其他期刊或图书有关生物进化论的零散传播、局限于知识传播甚至异化传播的势态。作为我国创办最早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对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更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科学》对大多数西方基础学科的引进、传播都体现了系统性和前沿性的追求。这正是《科学》之所以成为晚清以来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的主媒介的根本原因所在。4)生物进化论,作为生物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在中国的传播有力地促进和影响了我国生物学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接纳和研究进化论加快了生物进化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在中国兴起,进而系统完善了中国生物学科发展。在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我国的生物学高等教育不但丰富了原有的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比较生理学、胚胎学,系统分类学等传统学科,还逐渐衍生出进化生物学、细胞进化学、进化生态学、数量遗传学、进化遗传学、生物进化论、人类起源与演化学等新的学科分支。并使中国生物学科朝着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方向快速发展。
李继高,姚远[5]（2010）在《《科学》与其主办者中国科学社》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对《科学》杂志的发展史进行回顾,研究其办刊的过程、编辑出版情况及其对中国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的贡献,以及与其主办者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考证法。结果《科学》杂志的编辑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学术泰斗、名人政要的关注,虽然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但在其主办者中国科学社的努力下,一直持续到1959年。《科学》的办刊理念、管理机制、编辑出版的方式等都有自己的特色。结论《科学》杂志的编辑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传播科学知识,影响了国人的科学观念,还开创了最具现代意义的中国科学期刊模式;它还通过其示范作用,把西方科技社团的办会方式和与之依存的科学期刊办刊方式介绍给中国学会工作者和科学期刊工作者,并且将科学期刊的社会功能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楠,姚远[6]（2010）在《《科学》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厘清民初时期《科学》与生物进化论传播的关系,为研究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史提供新线索,并开拓期刊科学传播的新视角。方法采用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创刊于1915年的《科学》1～15卷,涉及生物进化论者共有38篇文章。其中涉及进化思想源流和影响者10篇、涉及物种形成者11篇,另外还涉及遗传、突变、适应性进化、人类进化与社会问题、科学家传记以及相关的最新进展等方面的文章。结论在美国编辑而在上海出版的《科学》是直接从世界科学发源地向中国传播生物学,特别是生物进化论,以及促生中国生命科学学科萌芽和系统化的主媒介,它完全不同于晚清民初以来其他期刊或图书有关生物进化论的零散传播、局限于知识传播甚至异化传播的势态。
陈平原[7]（2008）在《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文中认为民国史上,有句"世说新语"式的佳话,那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据唐德刚《胡适杂忆》称,此语出处无考,但适之先生颇为得意。此话凸显的,并非胡适的学问或贡献,
胡宗刚[8]（2001）在《任鸿隽之古青书屋》文中研究指明
胡宗刚[9]（2000）在《任鸿隽与庐山古青书屋》文中研究表明 庐山得自然之灵、交通之便,历代为游屐丛集之地,至近代又得夏都之誉,自然为时贤所向往,致使牯岭一隅名人别墅林立,为今之庐山留下一大文化景观。任鸿隽曾于1937年在庐山森林植物园中建成之古青书屋即是其一。任鸿隽（1886～1961年）,字叔永,四川巴县人,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1914年在赴美留学期间,与同学胡适、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中国科学社,集资编印《科学》杂志（月刊）于次年出版。他长期担任该社的领导职务;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文简称中基会）干事长长达十余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胡宗刚[10]（1997）在《胡先与庐山森林植物园创建始末》文中提出胡先是我国植物学界公认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植物学研究事业的早期领导者，１９３４年创建的庐山森林植物园即是在他的倡议之下，由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作创建而成。该文根据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叙述了胡先从立志创设植物园，努力争取学界、政界支持，到中国第一个正规化植物园诞生的过程，从而反映了胡先在当时学界中的威望和创园之功。
二、任鸿隽之古青书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任鸿隽之古青书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现代《科学》杂志的特点及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科学》(1915—1950年)杂志创办及发展历程 |
| 1.近代报刊与科学教育刊物的产生及发展 |
| 2.《科学》(1915—1950年)杂志的创办及发展 |
| 二、《科学》(1915—1950年)杂志的特点 |
| 1.对众多学科领域的广泛覆盖 |
| 2.受众群体面向各个阶层 |
| 3.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理念三者并重 |
| 4.连续、完整、丰富的内容体系 |
| 5.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 |
| 6.读者与刊物的问答式互动 |
| 三、对当今我国科学教育刊物发展的启示 |
| 1.服务受众,注重科学教育刊物的针对性 |
| 2.协调发展,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理念与弘扬科学精神并重 |
| 3.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优势 |
| 4.注重反馈,增强与读者的互动 |
| 四、结语 |
（2）任鸿隽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任鸿隽其人 |
| 二、贡献之一:推动中基会制定资助图书馆原则 |
| (一) 代表科学界发表退还庚款用途意见 |
| (二) 推动中基会制定资助图书馆原则 |
| 三、贡献之二:热心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发展 |
| (一) 参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创建 |
| (二) 抗战时期关心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存续 |
| 四、贡献之三:参与明复图书馆的创建及献策后期建设 |
| (一) 参与明复图书馆的创建 |
| (二) 献策明复图书馆的后期建设 |
| 五、结语 |
（3）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资料、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四、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的任鸿隽(1886-1912) |
| 第一节 早年的求学经历 |
| 一、受熏于传统文化 |
| 二、沐浴新式教育的曙光 |
| 三、负笈东瀛、中西兼修 |
| 第二节 在革命的洪流中 |
| 一、为革命学制炸药 |
| 二、进行革命宣传 |
| 三、赞襄政务 |
| 第二章 留美时期的任鸿隽(1913—1927) |
| 第一节 主笔《留美学生季报》 |
| 第二节 创办《科学》月刊和中国科学社 |
| 一、创办《科学》月刊 |
| 二、成立中国科学社 |
| 第三节 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 |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1918—1927) |
| 第一节 试办实业 |
| 一、考察国情 |
| 二、筹建四川钢铁厂 |
| 第二节 投身教育界 |
| 一、从北大教授到教育部官员 |
| 二、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 |
| 三、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 |
| 第三节 推进中国科学社的发展 |
| 一、建立社所、确立根基 |
| 二、募集经费、共谋发展 |
| 三、举办年会、扩大影响 |
| 四、创办生物研究所以为科学研究之示范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上)(1928-1937) |
| 第一节 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 |
| 一、协助制定中基会用款原则 |
| 二、稳步推进中基会举办之事业 |
| 第二节 任鸿隽与《独立评论》 |
| 一、《独立评论》的创刊 |
| 二、“独立评论派”的核心人物 |
| 第三节 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 |
| 一、国立四川大学概况 |
| 二、任鸿隽出任川大校长背景及各界反应 |
| 三、任鸿隽对川大的改造 |
| 四、《川行琐记》事件与任鸿隽的辞职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下)(1937—1949) |
| 第一节 领导中基会渡过难关 |
| 一、抗战时期 |
| 二、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任鸿隽与中央研究院 |
| 一、出任中研院总干事 |
| 二、新院长选举“风波” |
| 第三节 任鸿隽与战火中的中国科学社 |
| 一、战前中国科学社的发展概况 |
| 二、在大后方的“挣扎” |
| 三、战后的恢复与重建 |
| 第六章 任鸿隽的晚年岁月(1949—1961) |
| 第一节 政权更替时的抉择 |
| 一、由香港到北京 |
| 二、投入新政权的怀抱 |
| 第二节 在“统一”与“独立”间挣扎 |
| 一、新政权科学社团政策对中国科学社的冲击 |
| 二、《科学》的停刊与复刊 |
| 三、中国科学社的结束 |
| 第七章 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
| 第一节 任鸿隽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
| 一、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发端 |
| 二、任鸿隽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
| 第二节 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
| 一、追问“科学”为何物 |
| 二、科学的“源泉”在于科学精神 |
| 三、科学的推进依赖科学研究 |
| 第三节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及评价 |
| 一、对近代科学事业进行“拓荒” |
| 二、对任鸿隽科学事业的历史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 |
| 二、资料 |
| 三、着作 |
| 四、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川人哀告文 |
| 附录二 告前方将士文 |
| 附录三 祭明孝陵文 |
| 附录四 中国科学社总章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基础与文献综合评述 |
| 1.2.1 研究基础 |
| 1.2.2 文献综合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难点与重点 |
| 1.3.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物进化思想与生物进化论发展史 |
| 2.1 生物进化思想起源 |
| 2.1.1 林奈的分类说 |
| 2.1.2 进化思想的先哲——布丰 |
| 2.1.3 进化论的伟大先驱——拉马克 |
| 2.2 生物进化论创立的基础 |
| 2.2.1 居维叶与灾变说 |
| 2.2.2 赖尔与地质渐变说 |
| 2.3 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 |
| 2.3.1 达尔文生平简介 |
| 2.3.2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 |
| 2.3.3 马尔萨斯《人口论》对达尔文的影响 |
| 2.3.4 《物种起源》的出版：激烈反响与牛津论战 |
| 2.4 达尔文学说的发展 |
| 2.4.1 新达尔文主义——孟德尔、魏斯曼 |
| 2.4.2 现代达尔文主义 |
| 2.4.3 传统进化论面临的挑战 |
| 第三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阶段(1873—1896) |
| 3.1 国人与传教士共同传播进化论 |
| 3.1.1 《谈天》：西方进化思想传入中国的起点 |
| 3.1.2 《地学浅释》：启发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的重要着作 |
| 3.1.3 《格致汇编》(1876)与“混沌说” |
| 3.2 在华传教士独立传播生物进化论 |
| 3.3 《申报》与达尔文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生物进化论在晚清社会的社会化传播过程(1897—1919) |
| 4.1 《国闻汇编》的拓荒性传播 |
| 4.1.1 《国闻汇编》之创刊背景 |
| 4.1.2 《国闻汇编》之出版概况 |
| 4.1.3 主编严复其人 |
| 4.1.4 传播进化论思想 |
| 4.1.5 以图书形式的二次传播之《天演论》出版 |
| 4.1.6 小结 |
| 4.2 《新青年》与生物进化论的社会化传播 |
| 4.2.1 《新青年》出版概况 |
| 4.2.2 《新青年》传播的进化论 |
| 4.2.3 《新青年》与《科学》的关系 |
| 4.2.4 小结 |
| 第五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系统、广泛传播(上,1914—1919) |
| 5.1 《科学》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 |
| 5.1.1 《科学》编辑出版概况 |
| 5.1.2 《科学》传播生物学的概况 |
| 5.1.3 《科学》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1.4 小结 |
| 5.2 生物学期刊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1 《博物学杂志》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2 《博物学会杂志》与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3 《博物杂志》及其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5.3 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中遭遇的质疑和批判——以《天演论驳义》为例 |
| 5.3.1 《汇报》的出版概况 |
| 5.3.2 《天演论驳义》对生物进化论的批判 |
| 5.3.3 小结 |
| 第六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系统传播(下,1920—1937) |
| 6.1 马君武及其《达尔文物种原始》的出版 |
| 6.1.1 马君武先生简介及年谱 |
| 6.1.2 《达尔文物种原始》：《物种起源》最早的中译本 |
| 6.1.3 马君武与《达尔文》 |
| 6.2 《民铎·进化论号》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 |
| 6.2.1 《民铎》出版概况 |
| 6.2.2 《民铎》的主笔 |
| 6.2.3 《民铎·进化论号》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6.2.4 首次发表的《达尔文年谱》 |
| 6.2.5 《民铎·进化论号》传播进化论的科学意义 |
| 6.3 《科学》出版生物进化论专号 |
| 6.3.1 出版背景及概况 |
| 6.3.2 《科学·进化论专号》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6.3.3 《科学·进化论专号》传播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意义 |
| 6.3.4 两本期刊专号之对比 |
| 6.4 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成立 |
| 6.4.1 中国生物学发展之回顾 |
| 6.4.2 静生生物调查所之创立 |
| 6.4.3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之创办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及参与课题 |
| 参加会议与学术交流 |
| 致谢 |
（5）《科学》与其主办者中国科学社（论文提纲范文）
| 1 《科学》的编辑出版与贡献 |
| 1.1 《科学》的编辑与出版 |
| 1.2 办刊宗旨及栏目 |
| 2 主办者中国科学社 |
| 3 结 论 |
（6）《科学》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1 传播背景 |
| 2 《科学》传播生物学的概况 |
| 3 《科学》与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3.1 《科学》发表生物进化论的文献统计 |
| 3.2 《科学》中的《天演论》 |
| 4 结 论 |
（7）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论文提纲范文）
| 我们三个朋友” |
| 新诗诞生的故事 |
| 《西洋史》的魅力 |
| 对于书院的追怀 |
| 女教授的尴尬 |
| 三个人的“自述 |
四、任鸿隽之古青书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现代《科学》杂志的特点及当代启示[J]. 曲铁华. 教育文化论坛, 2020(05)
- [2]任鸿隽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 张书美,黄翠红.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8(07)
- [3]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D]. 黄翠红. 扬州大学, 2014(10)
- [4]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D]. 李楠. 西北大学, 2012(11)
- [5]《科学》与其主办者中国科学社[J]. 李继高,姚远.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05)
- [6]《科学》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J]. 李楠,姚远.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01)
- [7]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J]. 陈平原. 书城, 2008(04)
- [8]任鸿隽之古青书屋[J]. 胡宗刚. 中国林业, 2001(01)
- [9]任鸿隽与庐山古青书屋[J]. 胡宗刚. 世纪, 2000(06)
- [10]胡先与庐山森林植物园创建始末[J]. 胡宗刚. 中国科技史料, 199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