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购买力向少数人集中（论文文献综述）
柳笛[1]（2020）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构成了“民生”概念的基本范畴,并在这些生存需要的改善和满足中不断丰富着“民生”的内涵。人类对丰衣足食的向往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一最为朴素的愿望,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便使“经济”具有了最初的价值,在基础与目的的循环往复之间,展开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图样。“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是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秉持的初心和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回望历史,可以看出“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而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经济”。迈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指明了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循环贯通的基本逻辑,具体回答了在“何种发展”中“如何改善民生”这两个相互融通的问题,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掌握其运动变化的轨迹,对新时代交出“怎样做”的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实的人”因其需要的广泛性而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这既包含“吃喝住穿”的需要,也包含因“生产”所带来的“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需要,伴随着“生产”不断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使生活不再仅仅围绕“吃喝住穿”的同时,也围绕“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延续。这个朴素的逻辑构成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一般规律,二者的运动不仅包含了来源于其二者本身相互作用的运动轨迹,也包含“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的外部条件的运动轨迹,良好的外部条件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序地循环,反之则成为桎梏。针对“经济”和“民生”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属性和发展变化的特性,探究其之间变化规律的同时需要将二者置于纵深发展的历史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均把发展作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难甫平,为了实现“民生改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出于国际竞争角度考虑,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制约、工业化积累方式的约束需要建立起以重工业为核心完善的工业体系。为了动员起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当中,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国家财力物力基础薄弱,社会物质财富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依赖“高积累、低消费”、“统分统配”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人民生活,用“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办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以牺牲“农、轻、重”比例的协调,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这一时期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并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上达到一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在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运而生,使得作为国家发展核心议题的经济建设开始成为推动国家富强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务。在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缓解了落后地区的贫困、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在实现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愈发突出,解决好这些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关在经济发展中真正使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产生这些民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发展,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掣肘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在人民生活水平上呈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党中央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关系科学认识的深化,更回应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求。在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努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建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逐渐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精准发力,注重积极而为的同时更注重量力而行,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得以提升。总体上看,新时代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正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当前民生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短板,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的支撑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强化。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鉴于此,要遵循经济发展的价值旨趣,要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成为驱策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用民生的层级性发展优化经济系统的供给质量。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就如何妥善地把握“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关系和运动规律来讲,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世界各国的发展难题。未来的发展中要在不断建设的同时汲取各国的经验教训,要克服“贫困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警惕“高福利陷阱”。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质的飞跃,我国经历了以“经济与民生平行”、“经济先行,民生为标”、“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三个阶段。从二者的运动演进规律来看,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而改善民生始终是发展的价值坐标,要在不断夯实经济发展这一“水之源、木之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二者互动的外部影响条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推进深化改革,持续完善制度建设,铸就创造历史伟业。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徐文娟[3]（2019）在《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重特大疾病的概念存在医学和经济学两种解释,医学上以病种为划分标准,将恶性肿瘤等对人体健康损害相对严重的疾病认定为重特大疾病;经济学上以医疗费用为划分标准,当患病后的医疗费用超过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而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庭的正常生活时,即可认定为重特大疾病。本文对于重特大疾病的界定,吸收了以上两种解释,即当出现某些特定病种,或者花费的医疗费用超过某一标准时,均认定为发生了重特大疾病。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是指国家通过合理的方法筹集医疗资金,保障国民在罹患重特大疾病时平等地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的一种制度。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依附和依存于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从解决大病医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梳理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从医疗资金相关的医疗费用筹资层面来讲,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制度模块;同时为确保筹集的医疗资金合理使用,还要设计必要的医疗费用给付机制来控制和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实现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这就涉及到医疗资源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层面,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药品的生产流通等制度模块。我国初步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但对极少数因重特大疾病造成灾难性卫生支出的社会成员和家庭保障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快的历史进程中,在重疾风险日趋严峻的现实挑战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点,如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已成为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重新审视和梳理,推动建立完善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补齐全民医保制度在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方面存在的短板,解决国民因为重特大疾病陷入经济困境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切实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权。本文关于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突破了以往研究注重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等单一医疗保障制度模块的局限,着眼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将研究范畴延展为与医疗资源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资金相关的医疗费用筹资制度两大制度体系多个制度模块,构建了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完整框架;二是聚焦于解决重特大疾病造成的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成熟做法,创新性地提出自付费用封顶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作为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对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的筹资水平和待遇标准等进行了测算,验证了制度设想的可行性。本文试图厘清以下问题: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应该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如何演进成今天的形态?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行现状如何,化解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效果如何?发达国家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有何借鉴之处?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该往何处去?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遵循“理论研究基础——本国制度评估——国际经验借鉴——重点制度设计——顶层设计探究”的研究脉络,以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费用筹资两大制度体系,疾病预防、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模块串联全篇并展开研究。本文共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阐明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在梳理和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指出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研究的理论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通过回顾与梳理风险管理、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等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医疗卫生产品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领域,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补充作用,综合运用预防型、缓冲型、补偿型和应对型等疾病风险管理策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第三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概念,是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正式提出的,但事实上“保大病”的理念一直蕴含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而被赋予不同的定义与内涵。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实际上是从解决大病医治的视角,去审视、解读和梳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在过去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镇和农村实行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流动性上升和城镇化水平提高,推动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逐步从以地域划分、城镇与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行,转向以职域划分、职工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行。总体上,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始终是需求侧的筹资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构成的国家保障模式下,个人无需为医疗费用担忧,真正的难题留给了供给层面;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为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等多个制度模块,主要还是需求侧的筹资制度改革。“路径依赖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的选择集的约束”。完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需要突破单兵推进式的路径依赖。供给与需求是经济体的两个侧面,分属经济活动的两端,可谓“一体两面”。看病难、看病贵,实质是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背后是供给侧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和需求侧的医疗服务费用分摊的双重问题叠加而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需要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协同改革。第四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运行分析。我国为完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着成绩。从医疗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层面看,我国城乡居民卫生服务需求持续加大,随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量显着增加,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显着提升,2017年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医疗费用筹资层面看,我国医疗卫生费用的筹资结构逐步趋向合理。2017年,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在全国卫生总费用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为28.91%、42.32%和28.77%。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总体参保率达到94.23%,商业健康险的规模不断壮大,慈善基金组织得到快速发展,由社会医疗保障、商业健康保险、社会捐赠援助等构成的社会卫生支出已成为最主要的筹资主体,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占比逐年下降,这也预示着我国一直积极打造的社会化的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初见成效。以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制度构成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为国民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筑起了五重防线,从制度层面基本可以确保大病患者不至于陷入绝境。但是,医院门诊费用和人均住院费用连年上涨,仍存在一定比例的群众因为经济困难需就诊未就诊、需住院未住院。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封顶线、报销比例、目录内的合规医疗费用等报销限制,使得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暴露在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之下。根据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测算,以现金卫生支出占家庭支付能力的40%为灾难性卫生支出的界定标准,大约16.5%的家庭遭受了灾难性卫生支出1,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强度为24%,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因病致贫率为8.6%。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总体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如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分别为12.6%和18.2%,经济五等分组（从最贫困家庭到最富裕家庭）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依次为20.8%、17.6%、16.8%、14.0%、13.1%;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强度在城乡之间和经济五等分组之间的差异则相对不大。同时,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规模较小、健康状况较差、经济实力较弱、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影响。近年来因无力承担灾难性卫生支出而发生多起极端事件,如北京下岗人员违法“刻章救妻”,河北村民忍痛用钢锯锯掉溃烂的右腿,重庆农妇用菜刀自剖腹部放出积水,浙江老父母自制呼吸机为儿子续命,江苏尿毒症患者在家用土法自行做血透治疗,等等。这一件件令人唏嘘的案例,向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发出考问,也凸显出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第五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一,从制度演进方面来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人群经历了从保少数人、到保大多数人再到保所有人的演变,但依然未能完全分散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少数社会成员的特殊困难更加凸显,成为关乎社会稳定、关乎国家形象的热点问题;第二,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多层次的医疗筹资体系未真正建立,起主力军作用的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强制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自愿参保,有一定比例的居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仍游离在医疗保障的安全网之外;第三,从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市场化导向推动医疗服务资源向高端服务集中和高购买力地区集中,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医疗可及性差,罹患重特大疾病时的看病远、看病难问题突出;第四,从整个制度体系的运转情况来看,代表需方的医疗筹资部门没有形成对代表供方的医疗服务机构的有效制约和费用控制机制,未来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筹资压力巨大;第五,从具体制度的运行模式来看,大病保险“公私合作”的创新性探索还不成熟,需要处理好社保经办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等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具体规则和操作细节上仍有待规范、细化。第六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对于医疗保障制度要建设的目标模式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方案,普惠加特惠的保障体系未建立;医疗卫生管理职能分散,制度碎片化和治理碎片化并存,使得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不足,医疗保险、补充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的互补衔接不够;医疗机构激励机制不合理,存在抬高成本的内在动力,造成医疗资源向上集中和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医保经办机构管理基础和能力弱,战略购买职能未落实,未能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局面,国家医疗卫生资源投入没能转化为病人医药费用负担的减轻,等等。第七章,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借鉴。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全球性课题。研究分析其他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虽然不能简单地以移花接木式的拿来主义去复制他国经验,但可以启发和指导我国的制度设计。本文选取了四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来做比较研究。其中,美国医疗保障模式是市场化导向的典型代表,其覆盖面低、公平性差的特征,充分表明市场自由竞争下形成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但其管理式医疗、按疾病诊断付费DRGs等做法具有先进性。英国医疗保障模式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英国公民可享受几乎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全科医生首诊等制度安排来改善和提升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德国和日本的医疗保障模式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均实现全民覆盖,且兼顾公平与效率;强调以家庭为单位连带参保,费用报销可按家庭合计值核算;医疗供给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分散,赋予参保人在不同机构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力,允许个人自由就医而未设立分级诊疗条件,以承办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来保障制度供给的效率;设立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的最高限额,以确保国民不会因为疾病经济负担而陷入贫困的窘境。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等各个制度模块的覆盖人群与发展重点存在差异,可分别从不同国家的先进经验中汲取经验。比如,美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发展成熟,从其产品设计、精算技术,到打造医疗健康产业生态圈、实施管理式医疗、制定医疗费用付费规则,都值得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学习和借鉴;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以相对较低的投入实现了全民的免费医疗,其全科医生制度和分级转诊体系对于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优化有着重要参考意义;德国和日本对个人自付费用设置最高限额的制度设计,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从基金给付封顶转向个人自付费用封顶,切实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提供了有益参照。第八章,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与给付测算。自付封顶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是一项创新尝试,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对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水平和待遇水平等进行了测算,以论证此制度设想的可行性。经测算后建议,可将防止因病致贫风险作为制度起步阶段的主要目标,按照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下、60%-300%、300%以上划分为三档,对不同收入分档设定不同的起付标准,起付标准可分别定为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250%、500%,个人自付的最高限额为高出起付标准部分的目录内医疗费用的5%。第九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经过梳理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借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经验,本文认为,新时代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应该坚持“三个结合”,即预防与治疗相结合、费用补偿与服务供给相结合、一般性制度体系构建与重点制度设计相结合,坚守计划经济时期以疾病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工作理念和突出公益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原则,持续完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商业健康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制度,重点将当前运行的大病保险制度变革为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将医保基金支付的封顶线变革为个人或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封顶线,同时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三医联动”,最终重塑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适度的医疗保障的目标。创新即是挑战。本文将疾病预防、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纳入医疗保障体系的统一框架进行顶层设计,尚属前瞻性尝试,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广度,本文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部分细分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同时,本文关于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制度设计主要是框架性建议。目前全国各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缴付标准与待遇标准不一,承担主体责任的基本医保制度与承担托底责任的救助制度、承担封顶责任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等各个制度模块之间的衔接点也存在差异。囿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就提出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设想仅做了粗略测算,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刘颖[4]（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秦晓娟[5]（2017）在《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及开发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尽管消费问题从人类社会诞生起便已存在,但这并不意味关于这一命题的理论已经成熟,恰恰相反,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正在理解和研究各类消费问题。在中国,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消费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消费指标为重要表征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依然是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发展目标。且农村居民消费关联经济增长、关联着国家供给侧改革供需相匹配目标实现,因此对其消费,尤其是消费潜能的测度和评价就成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命题。2015年,西部农村居民总数占中国城乡居民总规模的13.85%,其消费支出额仅占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6.09%,且西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高,所以西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扩大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就具有迫切性。鉴于此,本项研究以消费潜能为研究视角,构建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研究理论框架,并结合相关数据测度和评价西部农村居民蕴藏的消费潜能,研究其消费潜能变动规律,设计消费潜能开发对策,以促使消费潜能向消费需求转化,实现西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并以消费拉动西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项研究遵循“消费潜能内涵界定—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与评价—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的研究思路,以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和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为理论基石,在科学界定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相对消费潜能测度模型、绝对消费潜能测度模型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1991-2015年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相关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时变参数模型测度1991-2025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相对消费潜能和绝对消费潜能水平及1993-2025年相对消费潜能和绝对消费潜能结构等情况;结合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相关消费数据,测算出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潜能指数,比较了西部省域之间及西部省域与中、东部省域消费潜能指数差异。据此,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内涵界定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为蕴藏在农村居民身上尚未释放的消费需求,不仅仅是一种已沉淀消费需求,而是一种动态变化的消费需求。依据参照对象不同,可分为相对和绝对消费潜能;依据时间发生与否可分为已沉淀消费潜能和未来消费潜能。第二,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方面。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相对和绝对消费潜能水平在1991-2015年呈正负波动变化,表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政策发挥实质效应;在2018-2025年呈逐年扩大趋势,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约束下的城镇居民。第三,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结构方面。西部农村居民生存型、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潜能水平在1993-2015年呈正负波动变化,在2018-2025年均呈逐年扩大趋势。从绝对消费潜能结构上判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在1993-2015年实现由生存型向享受型优化,发展型消费意愿受“抑制”;2018-2025年消费结构优化难点仍在发展型消费。第四,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评价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消费能力、消费需要及消费条件三个子系统。消费潜能指数及聚类结果表明,西部区域内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存在省域差异,内蒙古、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高;广西、重庆、四川等六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居中;贵州、云南、甘肃等三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低。与中、东部省域相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较差,受限因素主要是消费需要和消费条件。第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目标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不应是消费需要转化为消费需求的单一过程,而应是包括消费潜能培育的可持续过程。因此,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应包括已沉淀消费潜能的释放、未来消费潜能的释放及培育等三个目标。而与中、东部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相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较差,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培育是消费潜能开发目标的重点。第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对策方面。需要从提升消费能力、拓展消费需求和改善消费条件等方面,具有省域差异性地思考开发对策。同时协调消费潜能培育和消费潜能释放的适度比例,以建立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本项研究贡献了消费潜能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对消费理论的拓展和深化。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结构的测度及综合评价,有助于摸清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促进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有助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弥合城乡消费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助于科学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发挥正向消费关联效应,拉动西部经济的新常态发展。
柳津妮[6]（2017）在《公积金制度与中国城镇家庭财富不平等 ——基于CHFS 2010数据》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家庭财富迅速积累,中国财富总量在全球财富中已经占有了举足轻重的比例,但随之而来的家庭财富不平等问题也日益瞩目,财富不平等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住房因不可移动性、价值巨大等特点造就了其在家庭财富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对全国社会状况的综合调查称,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为89.6%。这一成就除了归功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之外,与20世界80年代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也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鼓励施行住房商品化市场,90年代初积极学习国外经验引入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我国住房公积金建立实施以来,公积金制度作为一项保障性住房金融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公积金覆盖面积不断扩大、使用效率不断提高、缴存规模逐年扩大,为住房贷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居民的住房购买能力,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住房制度保障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公积金制度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受益群体利益分配不平等、缴存群体差异较大、个人收入高低不等以及地区差异等问题,导致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公积金制度。这就导致公积金制度在保障居民住房权益的同时,也推动了财富所有权向少数人集中,21世纪,中国推进城镇化建设、深化土地改革过程中,土地、住房等有形资产重新估值,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拥有住房所有权、拥有住房的面积以及住房的环境等因素都导致房产价值突增,直接促进了城镇家庭房产对家庭财富增长的作用。在这一作用机制下,住房公积金制度会对家庭的住房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对家庭财富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究竟如何?公积金在住房不平等以及家庭财富上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2010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解读公积金制度对中国住房影响进而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路径及演化架构,结合文献研究法与统计分析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差异性分析,并用logistic模型推导家庭是否拥有公积金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运用OLS模型研究公积金制度对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重点从公积金制度、地区、户主职业类型及户主职称类型四个维度综合地探讨了公积金制度对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所有权、住房面积以及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在考虑住房所有权方面,公积金制度确实在保障居民拥有住房方面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公积金与住房所有权成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但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并不明显,受教育程度与住房所有权存在显着地正相关关系,其中以中专、高中水平的教育程度拥有住房有权的可能性最大,户主为高级职称的家庭拥有住房的机率显着大于没有职称的家庭的机率。其次,在考虑住房不平等的住房面积指标体系上,研究发现公积金制度对住房面积呈负相关影响,主要分析因拥有公积金的普通家庭在选择购房时大多会选择使用家庭成员的公积金购房,然而公积金的配贷比例以及配贷规模又有一定的限制,这就导致了拥有公积金的家庭在购房时会受到贷款金额的限制,导致这部分家庭选择的住房面积相对较小,反而没有公积金的家庭大多是私营个体企业从业者,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在购房时选择的商业贷款额度限制小于公积金贷款额度限制,更倾向于选择面积更大的住房。最后,在研究公积金制度对家庭财富的影响时,研究发现公积金制度与家庭财富积累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家庭财富显着高于中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财富的影响大体呈现出边际递减的倾向,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财富积累越多。在考虑不同类型家庭条件下公积金对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方面,户主职业类型对家庭财富并没有较明显的影响,而户主职称方面,高级职称或者中级的家庭家庭财富显着多于无职称非技术员户主类型的家庭。
冯道杰[7]（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多数村庄以家庭个体分散经营为主要组织形式,集体经济日益消弱,集体经济组织日益虚化,村庄资源日益分散化,个体私营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分散化程度较高的“分散型村庄”。然而,正如在集体化时期也有单干和包产到户的个案一样,在大多数村庄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同时,许多村庄却坚持以集体经营为主导,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组织化、合作化、集体化为组织形式,依靠集体化和组织化的力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发展道路,这类村庄呈现出另外一番发展景象,我们把这类村庄称为“集体化村庄”。中国是一个村庄大国,村庄构成了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不同村庄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可以折射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发展脉络。新中国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中国大地上并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基础和环境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客观的分析和研究。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缩影。然而,由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原因等,关于小岗村、华西村、南街村等村庄发展模式的许多研究成果常常陷入“非左即右”的误区,站在一种立场上否定另一种发展模式。“左”的一方认为过去人民公社体制和集体化时代是农村最好的时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断了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和更好发展前途的历程。“右”的一方则基本否定集体化时期的所有做法和历史成绩,认为是分地到户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解决了吃饭问题,要想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一步私有化。哲学上,主观超越客观谓之“左”,主观落后客观谓之“右”；无论“左”或“右”,都是主客观背离、不相符。两种模式、两条道路并非水火不容、非左即右,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利益,只是在采用何种方式和道路能够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方面产生分歧,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和演化规律。本研究拟超越“左”“右”的争论,突破“非左即右”的思维范式,从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替代和对立的角度,客观地、辩证地、全面地分析不同时期村庄发展的历史变迁及其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和比较,对两种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本研究着眼于城乡统筹发展大局,准备在对南街村、华西村、蒋店村等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历史、现状、未来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对它们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剖析它们各自发展的经验教训、主要影响因素、内在规律和演化趋势,在融合两种模式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对于扭转城乡二元格局,促进‘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可操作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共分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变迁轨迹无论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三农”问题都是我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影响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主要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资料产权的变动；二是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动。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资料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决定着村庄主导经济成份,决定着村庄的基本发展状况与演化趋势。本部分重点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和主要经济成份的不同而形成的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基本依据,在分别描述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大部分村庄的发展轨迹和演化趋势的基础上,阐述不同时期农村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绩效。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部分村庄家庭承包经营的同时,一部分村庄坚持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景象和发展态势。本部分在归纳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类型集体化村庄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村庄为研究案例,分析这些村庄集体化发展模式的个性特征和共性规律,并着重剖析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发展现状、发展特征、发展困境、发展经验,及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本部分对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既选取小岗村、蒋店村等为典型个例,又进行分类描述,力求从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农民组织化水平、村庄公共生活、村容村貌、社会管理、社区福利、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的发展现状、发展困境,以及产生问题的根源；并着重从农民组织化、村庄集体经济、基层民主政治等方面深刻剖析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的优缺点,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演化趋势。第四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因素与发展能力比较本部分在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变及其发展现状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和比较两种类型村庄的内在发展因素和发展能力。本研究把由村庄内在发展因素和发展能力不同所构成的村庄发展力,解构为村庄发展组织力、发展文化力、发展经济力、发展政治力、发展服务力、发展生态力五部分,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和展现了村庄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本章试图通过对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生态力五种发展因素的比较研究,全面展现和比较两种类型村庄基于主要的经济成份、产业结构不同,农民的组织化知识化程度和水平不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异同,分析两种类型村庄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其相互联系,进一步揭示影响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活力、能力及其规律性因素,以更好地认识和驾驭规律。第五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和对策分析——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集体经济大一统不好,家庭经营一刀切同样有缺陷,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增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本部分突破“非左即右”的思维范式,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分散型村庄的良性演化,以及财政支农惠农背景下激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与活力等进行分析,力图在融合两种村庄发展模式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并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柳颖[8]（2015）在《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囿于农牧民的理念、能力等多重因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制度体系沿袭了一种消极型“救济式”、“输血式”的工作模式。这种扶贫模式固然保障了贫困者的基本生活不受威胁,但难以使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甚至会陷入贫困循环、贫困“依赖”的怪圈。21世纪以来,受世界范围内现代积极型反贫困理论和政策范式的影响,我国农村反贫困议题进入了一个理念转变与模式转型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实施与推进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少数民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视为反贫困的主战场,使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新阶段。毋庸讳言,当前民族地区反贫困制度设计处于“新老问题交织、内外矛盾重重”的交困境地,已经无法推动下一步民族地区反贫困工作的正常运行。基于此,参照国外经验教训并结合本土实践,研究、设计并推行具有适用性的新型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积极福利是当前社会福利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视角之一,这一理论兴起于对以物质救助和生活维持为核心的消极福利理念的批判和反思。其所提出的“投资性福利”、“工作福利”着眼于对福利政策客体个人能力的开发与重塑,从而构建了一种具有积极性和现代性的政策视角。积极福利的理论内涵对于急于摆脱传统制度的负面效应,走出制度建设困境的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来说具有较好的切入性与适用性。在反贫困议题中,积极福利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主体、客体和方式三个维度展开:分别是多元、协作、整合的福利政策实施主体维度;瞄准、精确、补缺的福利政策实施客体维度;赋权、增能、就业的福利政策实施方式维度。建立三者平衡循环且良性互动的渠道,最终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当然,任何一项复杂制度的更新或重构都需要对其所处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领域进行全面客观的研判,前者提供依据,而后者提供经验。因此,本研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历程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下制度发展的空间特征、政策理念嬗变和建设轨迹。研究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对当前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的运行现状与内在矛盾进行有针对性的剖析,进而对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主体责任、客体瞄准和方式选择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具体包括政府做为单一主体的局限性以及企业、社会组织的参与缺位,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低效以及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政策缺陷。吸收并借鉴与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具有相似情境和问题的国际先进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建立具有适用性的反贫困制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巴西的反贫困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责任主体关系均衡,印度在瞄准客体上体现了针对性和选择性,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反贫困资源投放方式却使土着居民形成福利依赖。上述国家在解决各自少数族群的贫困问题时,所采用的理念与政策思路较为典型的体现了积极型和消极型两种反贫困模式,所以福利效应截然相反,这就给予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制度体系重构以思考和启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定位了反贫困的战略模式,为民族地区农村提供了反贫困的方案与步骤。即通过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均衡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重构目标瞄准机制,实现反贫困客体对象精准;激发反贫困对象增能与就业,促使反贫困方式由普惠向补缺转变。在政策层面,进一步细化了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实施路径。包括通过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反贫困体系来均衡反贫困主体责任;通过资金瞄准、项目瞄准及过程瞄准来实现反贫困目标客体精准;通过提高农牧民健康素质、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发展特色农牧产业和自主创业以及完善农牧民就业福利制度,来促进反贫困方式转变。
王琳[9]（2014）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梦想,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追寻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一直都在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不懈奋斗着。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很大成就。本文从理论角度,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共同富裕方面的思想加以总结归纳,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所做的努力。我党对共同富裕理论的研究起源于毛泽东,形成于邓小平,发展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富裕思想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倡导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现代化建设实践,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目标,提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三步走”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均衡协调发展基础上,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扶贫开发战略,缩小贫富差距,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前人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世纪出现的新情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以人为本,重视社会民生问题,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通过“五个统筹”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制度,坚持以人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完善了共同富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本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让改革成为最大的红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洪丽[10]（2014）在《经济转轨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转轨国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转轨初期收入差距呈明显快速上升的过程。虽然经济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国家在推行经济改革后收入差距都不同程度的扩大了。究其原因,经济转轨推行的价格自由化引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财富迅速向少数权贵手中集中,法制不健全致使腐败蔓延,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使失业增加、贫困加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过,捷克共和国转轨初期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关键在于其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充分发挥了监管、协调的作用。中国可以借鉴捷克共和国的经验,积极作为,有效控制居民收入差距。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购买力向少数人集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购买力向少数人集中（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整体上把握民生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
| 1.3.2 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的作用研究 |
| 1.3.3 民生改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性创新之处 |
| 1.6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 |
| 2.1.2 经济发展的目标 |
| 2.1.3 民生概念界定 |
| 2.1.4 民生改善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的理论逻辑 |
| 2.3.1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关系的媒介是“人” |
| 2.3.2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内在互动机理 |
| 2.3.3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实现互动关系的外部条件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在推进工业化中保障民生 |
| 3.1 构建保障民生的经济基础 |
| 3.1.1 恢复经济是首要目标 |
| 3.1.2 土地改革奠定发展基础 |
| 3.1.3 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
| 3.1.4 统筹规划发展布局 |
| 3.2 经济恢复发展民生初步改善 |
| 3.3 经济条件制约民生改善水平 |
| 3.3.1 国家财政积累薄弱 |
| 3.3.2 工业化发展依赖“高积累、低消费” |
| 3.3.3 农、轻、重比例关系让步于工业体系发展 |
| 3.4 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低水平的平衡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改善民生 |
| 4.1 民生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 |
| 4.1.1 农业是发展生产的核心 |
| 4.1.2 解决贫困是发展的基本要求 |
| 4.1.3 注重效率与公平是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1.4 解决民生问题是发展的基本目的 |
| 4.2 经济发展推动民生改善新面貌 |
| 4.2.1 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 |
| 4.2.2 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居民消费升级 |
| 4.2.3 多种所有制经济保障就业 |
| 4.2.4 脱贫减贫取得显着成就 |
| 4.3 “经济先行”使民生改善面临瓶颈 |
| 4.3.1 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 |
| 4.3.2 发展不平衡对民生领域的直接影响 |
| 4.3.3 发展不平衡对民生领域的间接影响 |
| 4.4 “改善民生”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价值坐标 |
| 第5章 新时代奏响民生改善最强音 |
| 5.1 构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
| 5.1.1 明确改善民生新思路 |
| 5.1.2 拓宽民生改善边界 |
| 5.1.3 高质量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基础 |
| 5.1.4 优化保障良性循环的外部条件 |
| 5.2 新时代民生改善的新成就 |
| 5.3 民生领域仍然存在短板 |
| 5.4 使民生改善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
| 5.4.1 民生改善是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源 |
| 5.4.2 民生改善优化供给质量 |
| 5.4.3 民生改善是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趣 |
| 第6章 中国经济发展中民生改善的经验梳理及未来展望 |
| 6.1 我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互动规律认识 |
| 6.1.1 二者平行发展阶段 |
| 6.1.2 民生为标,经济先行 |
| 6.1.3 经济与民生良性循环 |
| 6.2 警惕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互动不良的弊端 |
| 6.2.1 贫困陷阱 |
| 6.2.2 中等收入陷阱 |
| 6.2.3 高福利陷阱 |
| 6.3 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未来展望 |
| 6.3.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
| 6.3.2 不断补齐民生短板 |
| 6.3.3 不断完善良性循环的外部条件 |
| 6.3.4 不断完善制度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3）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
| 绪论 1.1 |
| 选题背景 1.2 |
| 研究目的和意义 1.3 |
| 文献综述 1.4 |
| 研究内容 1.5 |
| 研究方法 1.6 |
| 创新和不足 第2章 |
|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
| 风险管理理论 2.2 |
| 供给与需求理论 2.3 |
| 政府与市场理论 2.4 |
| 公平与效率理论 第3章 |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 3.1 |
| 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概述 3.2 |
| 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发展 3.3 |
| 医疗费用筹资制度的发展 3.4 |
| 本章小结:制度完善永无止境 第4章 |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运行分析 4.1 |
| 基于全国数据的总体描述 4.2 |
| 基于CHARLS数据的样本分析 4.3 |
| 五则社会极端案例分析 4.4 |
| 本章小结:制度照进现实 第5章 |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5.1 |
| 全民医保制度下少数社会成员的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凸显 5.2 |
| 多层次保障体系尚未成型,仍有部分弱势群体在保障网之外 5.3 |
| 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医疗可及性差 5.4 |
| 医疗卫生服务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未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局面 5.5 |
| 大病保险“公私合作”运行模式尚不成熟,可持续性及法治保障不足 5.6 |
| 持续面临人口老龄化、重疾年轻化、健康扩大化三重挑战 5.7 |
| 本章小结:敢问路在何方 第6章 |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6.1 |
| 改革缺乏顶层设计,普惠加特惠的保障体系未建立 6.2 |
| 医疗卫生管理职能分散,制度碎片化与治理碎片化并存 6.3 |
| 医疗机构激励机制不合理,存在抬高成本的内在动力 6.4 |
| 医保经办机构管理基础和能力弱,战略购买职能未落实 6.5 |
| 本章小结:踏平坎坷成大道 第7章 |
|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借鉴 7.1 |
| 从国际比较视角评价我国制度成效 7.2 |
| 美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7.3 |
| 英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7.4 |
| 德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7.5 |
| 日本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7.6 |
| 本章小结:他山之石可攻玉 第8章 |
|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与给付测算 8.1 |
|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模式选择 8.2 |
|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筹资与给付的测算方式 8.3 |
| 基于CHARLS数据的测算结果 8.4 |
|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方案设计 8.5 |
| 本章小结: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9章 |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设计 9.1 |
| 统筹规划,强化医疗保障制度顶层设计 9.2 |
| 以人为本,重塑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9.3 |
| 多方参与,拓宽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筹资渠道 9.4 |
| 自付封顶,建立独立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 9.5 |
| 科学控费,发挥医保支付连接供需两方的桥梁作用 9.6 |
| 本章小结:新起点上再出发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致谢 |
（4）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三) 已有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理论基础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问题 |
| (四)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涵义与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充足:源于美国基础教育对教育结果公平的追求 |
| (二) 财政充足原则有适用于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概念探讨 |
| (一) 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概念探析 |
| (二) 教育财政公平:源于美国的公共教育财政公平框架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内涵与外延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效率的本义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关系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不必然呈现二元对立 |
| (二) 过分追求公平和效率会造成另一价值的缺损 |
| (三) 学前教育领域能实现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的有机统一 |
| (四) 以公平为先,努力实现二者共同改善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与公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公平状况影响财政充足的真正实现、持续稳定 |
| (二) 财政充足状况关系到财政公平的现实意义 |
| (三) 财政充足与财政公平并重,二者不可偏废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与充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充足的真正、长期实现依赖技术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保障 |
| (二) 结构效率的实现需要一定水平的投入提供保障 |
| (三) 规模效率与财政充足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
| (四) 财政充足对财政技术效率的作用,依赖于政府角色与监督问责体系 |
| (五) 寻求财政效率与财政充足的最优平衡,以财政充足原则为先 |
| 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关系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理论视角下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共同价值 |
| 第一节 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儿童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
| (二) 学前教育过程中应保障儿童的权利 |
| 二、基于儿童权利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以儿童为本,儿童利益最大化 |
| (二) 强调充足,保障学前教育权利的落实 |
| (三) 突出公平,努力实现学前教育权利人人享有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能带来持久和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
| (二) 学前教育是最具有经济效率的人力资本投入项目 |
| (三) 面向处境不利群体的学前教育项目能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 |
| (四) 迟滞性、外溢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
| 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关注充足,提高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 |
| (二) 注重公平,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处境不利群体 |
| (三) 强调有效,支持和引导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
| 第三节 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是具有异质性的准公共产品 |
| (二) 学前教育的“市场失灵”界定公共财政作用的前提 |
| (三)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失灵” |
| 二、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加强财政投入力度,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保障 |
| (二) 确保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实现普遍惠及与弱势倾斜 |
| (三) 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 |
| 第四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体系建构 |
| 一、将公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基础性价值目标 |
| 二、将效率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补充性价值目标 |
| 三、将充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性价值目标 |
| 四、将“以儿童为本”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纲领性价值目标 |
| 第五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 |
| 一、政策范式理论:政策范式鉴别和范式转移的分析框架 |
| 二、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范式识别 |
| 三、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范式转移路径 |
| (一) 第一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确立和发展 |
| (二) 第二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的式微和市场化范式的兴起 |
| (三) 第三阶段:社会投入范式的萌芽 |
| 四、不同时期政策价值取向在充足、公平和效率维度的表现 |
| (一) 第一阶段:财政充足的缺失、公平的扭曲和效率的缺损 |
| (二) 第二阶段:财政充足的弱化、不公平的延续、效率的扭曲 |
| (三) 第三阶段: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渐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评价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评价 |
| 一、财政充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财政充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二) 以省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三) 以县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状况评价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评价 |
| 一、财政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横向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 财政纵向公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选取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四) 机会公平的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二、财政公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横向公平的现状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纵向公平状况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状况 |
| (四) 学前教育机会公平状况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评价 |
| 一、财政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 财政结构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财政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现状的实证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效率的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 (三) 宏系统:价值观、信念的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讨论和政策涵义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影响因素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财政资源在公办园中分配公平的制约因素 |
| (二) 财政资源在公民办园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三) 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四) 宏系统: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的总体性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地区经济人口状况 |
| (三) 宏系统:“信任半径”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精神 |
| 二、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政策实践 |
| 第一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国际经验 |
| 一、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实践 |
| (一) 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建立最广泛的政策倡导者联盟 |
| (二) 确立学前教育法定权利,立法保障学前教育财政预算投入 |
| (三) 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比例,保证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 |
| (四) 建立稳定的生均拨款机制,按需进行公式拨款 |
| (五) 拓宽筹资渠道,扩宽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来源 |
| 二、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实践 |
| (一) 提供全面及(免费)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 |
| (二) 提供弱势优先的公共学前教育项目 |
| (三) 强化弱势补偿的拨款机制,考虑弱势地区和群体的需求 |
| (四) 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费用减免、资助 |
| (五) 适当提高财政支出责任的层级,加强财政统筹 |
| 三、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实践 |
| (一) 在预算过程当中明确投入的目标 |
| (二) 整合重点项目资金,统筹协调部门内和跨部门的资金 |
| (三) 优化投入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结构效率 |
| (四) 追踪资金流向,加强公共资金监管,防止资金滥用 |
| (五) 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地方探索 |
| (一) 地方立法明确学前教育性质地位以及政府财政投入职责 |
| (二) 提供政治和财政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 |
| (三）分项目、按比例确定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确保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
| (四) 将学前教育进行预算单列,规定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占比 |
| (五) 建立稳定增长的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
| (六) 拓宽筹资渠道,扩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来源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地方探索 |
| (一) 提供全面普及的学前一年免费教育 |
| (二) 完善弱势儿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
| (三) 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扶持力度 |
| (四) 推行农村学前教育项目,建设农村公共学前教育体系 |
| (五) 加强省级统筹,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以缩小省内差异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 调整支出结构,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
| (二) 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更多社会投入 |
| (三) 实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管理制度 |
| (四) 健全学前教育财务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预算和执行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立场和核心原则 |
| 一、基本立场 |
| (一) 明确学前财政政策应遵循充足、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 |
| (二) 在“以儿童为本”价值的引领下实现三者的改善 |
| 二、权衡框架:核心原则 |
| (一) 遵循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回应儿童发展的诉求 |
| (二) 考虑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约束条件 |
| (三) 承认我国既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影响 |
| (四) 处理好制度变迁的短期和长期的成本收益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建议 |
| (一) 合法性:立法赋权、预算单列、确立底线 |
| (二) 意愿:内外部监督结合,政治与经济激励并行 |
| (三) 能力: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政府间分担比例 |
| (四) 技术合理性:成本核算,明确政府分担,按需定标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建议 |
| (一)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弱势优先” |
| (二)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惠及人人” |
| (三) 公共财政资源分配“惠及人人”与“弱势补偿”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 提高人员经费占比到65%以上,保障幼儿园教师有尊严的薪资待遇 |
| (二) 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财政投入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
| (三) 加强学前教育预算民主,完善预算管理和监督 |
| (四) 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四、同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措施 |
| (一) 加强对学前教育政策的中长期系统规划 |
| (二) 采用以生均拨款为基础的公式拨款 |
| (三) 明确支出责任,适度提升支出层级 |
| (四) 加强财政评价和监督问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 |
| 后记 |
（5）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及开发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理论假设及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理论假设 |
| 1.3.3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研究创新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外消费理论研究动态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1.2 西方主流消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1.3 发展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1.4 制度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1.5 经济心理学的消费理论 |
| 2.1.6 经济社会学的消费理论 |
| 2.2 国内消费潜能研究动态 |
| 2.2.1 消费潜能的开发主体 |
| 2.2.2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的测算与评价 |
| 2.2.3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路径 |
| 2.3 研究评价及本项研究切入点 |
| 2.3.1 研究评价 |
| 2.3.2 本项研究的切入点 |
| 第3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内涵界定 |
| 3.1 消费潜能内涵及分类 |
| 3.1.1 消费潜能内涵 |
| 3.1.2 消费潜能分类 |
| 3.2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研究前提 |
| 3.2.1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以人均水平为衡量尺度 |
| 3.2.2 农村居民消费受消费能力的硬性约束 |
| 3.2.3 农村居民相对消费潜能研究以城镇居民消费为参照 |
| 3.3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界定 |
| 3.3.1 相对消费潜能和绝对消费潜能 |
| 3.3.2 已沉淀消费潜能与未来消费潜能 |
| 第4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测度及分析 |
| 4.1 相对消费潜能水平测算模型构建及测度 |
| 4.1.1 相对消费潜能水平测算模型 |
| 4.1.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1.3 相对消费潜能测度 |
| 4.2 绝对消费潜能水平测算模型构建及测度 |
| 4.2.1 绝对消费潜能水平测算模型 |
| 4.2.2 绝对消费潜能水平测度 |
| 4.3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分析 |
| 4.3.1 已沉淀消费潜能正负波动原因 |
| 4.3.2 未来消费潜能释放方向判断 |
| 4.3.3 对“消费市场的潜能在农村”观点的修正 |
| 第5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结构测度及分析 |
| 5.1 相对消费潜能结构模型构建及测度 |
| 5.1.1 相对消费潜能结构测度模型构建 |
| 5.1.2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5.1.3 相对消费潜能结构测度 |
| 5.2 绝对消费潜能结构模型构建及测度 |
| 5.2.1 绝对消费潜能结构预测模型构建 |
| 5.2.2 绝对消费潜能结构测度 |
| 5.3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结构分析 |
| 5.3.1 已沉淀消费潜能结构优化空间及原因 |
| 5.3.2 未来消费潜能释放的结构特征判断 |
| 第6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
| 6.1 消费潜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框架 |
| 6.1.1 构建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6.1.2 构建指标体系的目的 |
| 6.1.3 指标设计及筛选方法 |
| 6.2 消费潜能指标体系构建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指标体系的确定 |
| 6.3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综合评价目标及方法 |
| 6.3.1 综合评价目标 |
| 6.3.2 综合评价方法 |
| 6.3.3 消费指数计算 |
| 6.4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评价 |
| 6.4.1 消费能力评价 |
| 6.4.2 消费需要评价 |
| 6.4.3 消费条件评价 |
| 6.4.4 消费潜能评价 |
| 6.5 西部与中、东部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比较分析 |
| 6.5.1 消费潜能评价指标及消费指数计算 |
| 6.5.2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与东中部省域差异剖析 |
| 第7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对策 |
| 7.1 消费潜能开发方向 |
| 7.1.1 消费潜能释放与培育 |
| 7.1.2 消费潜能释放及培育的辩证关系 |
| 7.2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的省域目标 |
| 7.2.1 已沉淀消费潜能释放 |
| 7.2.2 未来消费潜能释放 |
| 7.2.3 未来消费潜能培育 |
| 7.3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对策 |
| 7.3.1 提升消费能力的对策 |
| 7.3.2 扩展消费需要的对策 |
| 7.3.3 满足消费条件的对策 |
| 7.3.4 协调消费潜能释放与培育的比例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公积金制度与中国城镇家庭财富不平等 ——基于CHFS 2010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结构安排 |
| 三、结构框架 |
| 第三节 本文难点及创新点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难点 |
| 第二章 公积金制度与家庭财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公积金制度文献综述 |
| 一、公积金制度的兴起与特点 |
| 二、公积金制度与住房相关文献 |
| 第二节 住房不平等文献综述 |
| 一、住房不平等概况 |
| 二、影响住房不平等的因素 |
| 第三节 家庭财富不平等文献综述 |
| 一、家庭财富的定义 |
| 二、家庭财富不平等概况 |
| 三、影响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因素研究 |
| 第四节 公积金制度与家庭财富不平等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公积金制度与家庭财富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公积金与住房需求 |
| 一、公积金制度缴存差异 |
| 二、公积金制度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住房与家庭财富的理论分析 |
| 第四章 公积金制度与中国城镇家庭财富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描述 |
| 一、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 |
| 一、公积金对住房所有权的实证模型 |
| 二、公积金制度对住房面积的实证模型 |
| 三、公积金制度对家庭财富的实证模型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 |
| 一、公积金对住房不平等影响实证结果 |
| 二、公积金对家庭财富不平等影响实证结果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进一步扩大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积,保障居民“住有所居” |
| 二、灵活变通,制定适宜住房公积金制度 |
| 三、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健全金融市场 |
| 四、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弥补公积金制度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综述,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一)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 (三)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 本研究的特色说明以及问题与不足 |
| 第一章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及其变迁轨迹 |
| 一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的内涵界定 |
| (一) 分散型村庄与集体化村庄的内涵 |
| (二) 关于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内涵界定的依据及其说明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变迁轨迹及其发展绩效研究 |
| (一) 土地改革时期土地农民所有、家庭经营 |
| (二) 农业合作化时期土地农民所有、合作经营 |
| (三) 人民公社化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
| (四) 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 |
| 三 农业集体化时代农村发展绩效及其评价 |
| (一) 农业集体化时代发展绩效分析 |
| (二) 农业集体化时代发展绩效的原因探析 |
| (三) 农业集体化体制的缺陷与不足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类型集体化村庄的发展演变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不同类型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共性特征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化村庄发展比较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与困境分析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困境与问题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的发展经验及其质疑与困惑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发展经验分析 |
| (二) 关于集体化村庄发展的质疑与困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演变与发展现状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变——以蒋店村为例 |
| (一) 从蒋店村看分散型村庄的发展演化及其现状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不同类型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的共性特征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与传统小农村庄比较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经营的绩效分析 |
| (二) 个体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博弈困境 |
| (三) 个体农民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中的博弈困境 |
| (四) 个体农民在乡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基础建设中的博弈困境 |
| (五) 个体农民在基层政权体系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弱势困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农民的生活现状及其组织化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农民的生活现状及其问题——以蒋店村为例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与集体化村庄生活比较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组织化困境分析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现状与困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困境与主要障碍 |
| 五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现状与问题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形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分散型村庄村民自治的现状与问题 |
| (三) 人民公社体制与乡政村治体制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内在发展因素与发展能力比较 |
| 一 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因素与能力解构及其内在联系 |
| (一) 村庄发展因素解构 |
| (二) 村庄发展因素的内部联系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比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水平的比较 |
| (二) 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组织力差异的原因探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路径和模式的比较2(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民组织化载体和效果的比较2(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经济力比较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经济力衡量指标研究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农业经营方式比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经济成份和产业发展的比较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政治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政治力的内涵及其衡量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治理能力比较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公共服务能力比较 |
| 五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文化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文化力的作用及其特有属性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精神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
| 六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生态力比较 |
| (一) 村庄发展生态力的内涵及其重要作用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和分散型村庄发展生态力的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分析 |
| 一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方向与路径选择 |
| (一) 城乡差异化非均衡发展探析 |
| (二)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选择：差异性一体化发展 |
| (三) 城乡差异性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内外结合、标本兼治 |
| 二 集体化村庄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路径探讨 |
| (一)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根本物质保障 |
| (二)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核心要素 |
| (三) 集体化村庄发展可持续的关键要素 |
| (四) 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
| (五) 推进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
| 三 不同农业经营体系的选择与分散型村庄的未来 |
| (一) 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及其演化趋势分析 |
| (二) 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选择及其构建 |
| (三) 基于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分散型村庄的未来发展 |
| 四 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
| (一)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点是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 |
| (二) 构建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为主导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 (三) 完善农村集体层面统一经营的路径与对策 |
| 五 财政支农与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 |
| (一) 土地财政与村庄整治 |
| (二) 财政支农与新农村建设困境分析 |
| (三)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与方向选择 |
| 本章小结 |
| 本项目调研数据信息说明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总结与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相关概念和理论工具 |
| 第一节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族地区 |
| 二、贫困、贫困线 |
| 三、民族地区农村贫困 |
| 四、反贫困、积极型反贫困 |
| 第二节 积极福利理论概述 |
| 一、积极福利思想提出背景 |
| 二、积极福利的概念与特征 |
| 第三节 积极福利理论介入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意义及分析框架 |
| 一、积极福利理论对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议题的意义 |
| 二、积极福利理论的分析维度 |
| 第三章 传统福利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传统福利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变迁 |
| 一、救济式反贫困的起步阶段 |
| 二、体制改革推动的反贫困阶段 |
| 三、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反贫困阶段 |
| 四、反贫困攻坚阶段 |
| 五、综合扶贫阶段 |
| 六、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深化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现行政策——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
| 一、案例选择 |
| 二、资料获取 |
| 三、内蒙古兴安盟地区反贫困政策现状 |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效应与存在问题 |
| 一、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效应 |
| 二、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实践中的问题反思 |
| 第四章 民族地区农村传统型反贫困的制度缺陷分析 |
| 第一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主体缺陷分析 |
| 一、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局限 |
| 二、企业、社会组织反贫困参与的缺位 |
| 第二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客体缺陷分析 |
| 一、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范围 |
| 二、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的困境 |
| 三、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缺陷分析 |
| 第三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方式缺陷分析 |
| 一、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表现 |
| 二、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政策缺陷分析 |
| 第五章 两种扶贫范式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巴西印第安人反贫困主体责任关系的均衡 |
| 一、巴西经验借鉴的背景与依据 |
| 二、巴西反贫困责任主体采取的积极措施及其成效 |
| 三、巴西印第安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均衡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印度农村反贫困计划的选择性与精准性 |
| 一、印度经验借鉴的背景与依据 |
| 二、印度农村贫困的制度分析 |
| 三、印度农村反贫困项目的精准实施 |
| 四、印度农村反贫困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的依赖性 |
| 一、澳大利亚反贫困教训反思的背景与依据 |
| 二、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现状 |
| 三、澳大利亚土着民贫困的原因分析 |
| 四、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的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六章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设计 |
| 第一节 参与与均衡:反贫困主体责任架构 |
| 一、政府主导: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责任主体 |
| 二、多元架构: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 |
| 第二节 补缺与瞄准:反贫困客体目标选择 |
| 一、普惠式福利向补缺式福利的转变 |
| 二、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重构 |
| 第三节 增能与就业:反贫困政策方式转变 |
| 一、回应西方语境中的“福利依赖”:破除“中国式福利依赖” |
| 二、事前干预社会风险 |
| 三、推动民族地区农村“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 |
| 第七章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反贫困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反贫困体系” |
| 一、政府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中的主导角色 |
| 二、建立企业扶贫的新格局 |
| 三、社会扶贫的适应与兴起 |
| 第二节 反贫困目标瞄准路径 |
| 一、资金瞄准:扶贫贴息制度的完善 |
| 二、项目瞄准:简政放权为贫困户“量身定制” |
| 三、过程瞄准:对贫困户动态管理和考核评估 |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牧民增能与就业 |
| 一、农牧民健康素质与劳动力素质提高 |
| 二、农牧民就业福利制度完善与农牧区劳动力转移 |
| 三、发展特色农牧产业保障农牧民高效就业 |
| 四、农牧民自主创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学术论文 |
| 三、外文文献 |
| 四、学位论文 |
| 五、中文报纸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9）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 1.4 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创新点 |
| 1.5 基本概念解析 |
| 1.5.1 共同富裕 |
| 1.5.2 当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 |
| 2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形成条件及过程 |
| 2.1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2.1.2 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旋律 |
| 2.2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 |
| 2.2.1 改革开放成为当代基本国情 |
| 2.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现实基础 |
| 2.2.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
| 2.3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
| 2.3.1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共同富裕思想 |
| 2.3.2 西方空想主义思想家的共同富裕思想 |
| 2.3.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共同富裕思想 |
| 2.4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直接来源 |
| 2.4.1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过程 |
| 2.4.2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涵 |
| 2.4.3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在我国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 |
| 2.4.4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启示 |
| 2.5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过程 |
| 2.5.1 由“同步富裕”到“先富”带动“后富” |
| 2.5.2 由“先富”带动“后富”到走向共同富裕 |
| 3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富裕思想 |
| 3.1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 |
| 3.1.1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 |
| 3.1.2 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 |
| 3.1.3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 |
| 3.2 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3.2.1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
| 3.2.2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创造制度前提 |
| 3.2.3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
| 3.3 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
| 3.3.1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
| 3.3.2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3.3.3 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
| 3.4 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途径 |
| 3.4.1 “三步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 |
| 3.4.2 “两个大局”思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 |
| 3.4.3 “先富”带动“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 |
| 3.4.4 “消除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 |
| 3.5 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条件 |
| 3.5.1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
| 3.5.2 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
| 3.5.3 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保障 |
| 3.6 邓小平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 3.6.1 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
| 3.6.2 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3.6.3 提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
| 3.6.4 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长期的奋斗目标 |
| 3.6.5 提出效率优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 |
| 3.6.6 提出避免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
| 4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富裕思想 |
| 4.1 实现共同富裕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
| 4.1.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 |
| 4.1.2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共同富裕 |
| 4.2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 |
| 4.2.1 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步骤 |
| 4.2.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 |
| 4.2.3 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 |
| 4.3 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途径 |
| 4.3.1 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根本途径 |
| 4.3.2 新“三步走”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新战略发展模式 |
| 4.3.3 均衡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 |
| 4.3.4 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 |
| 4.3.5 扶贫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
| 4.3.6 就业和“三条保障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保障 |
| 4.4 实现共同富裕的可靠保障 |
| 4.4.1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
| 4.4.2 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
| 5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共同富裕思想 |
| 5.1 实现共同富裕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
| 5.1.1 以人为本是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 |
| 5.1.2 全面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
| 5.1.3 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
| 5.1.4 可持续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 |
| 5.2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
| 5.2.1 社会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 |
| 5.2.2 要在推进社会公平中实现共同富裕 |
| 5.3 实现共同富裕要以和谐社会为根本保证 |
| 5.3.1 共同富裕是社会和谐的经济基础 |
| 5.3.2 社会和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
| 5.4 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 |
| 5.4.1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共同富裕 |
| 5.4.2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 |
| 5.4.3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共同富裕 |
| 5.5 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条件 |
| 5.5.1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
| 5.5.2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 |
| 6 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的比较分析 |
| 6.1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
| 6.1.1 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性质一致 |
| 6.1.2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内容一致 |
| 6.1.3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一致 |
| 6.2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 6.2.1 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创新与发展 |
| 6.2.2 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战略布局的创新与发展 |
| 6.2.3 关于实现共同富裕制度保证的创新与发展 |
| 6.2.4 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根本途径的创新与发展 |
| 6.2.5 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战略步骤的创新与发展 |
| 7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意义 |
| 7.1 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7.1.1 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性 |
| 7.1.2 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当代社会的必要性 |
| 7.2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7.2.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 |
| 7.2.2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境界 |
| 7.3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的现实意义 |
| 7.3.1 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
| 7.3.2 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坚持所有制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
| 7.3.3 实现共同富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
| 7.3.4 实现共同富裕对于防止两极分化具有重要意义 |
| 7.3.5 实现共同富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
| 8 结束语：坚持共同富裕目标,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 8.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 |
| 8.2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 |
| 8.2.1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
| 8.2.2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实现共同富裕必要条件 |
| 8.2.3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
| 参考文献 |
| (一) 着作 |
| (二) 期刊 |
| (三) 学位论文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经济转轨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转轨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
| ( 一) 欧洲转轨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历史变迁 |
| ( 二) 中亚五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历史变迁 |
| 二、经济转轨国家转轨初期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 |
| ( 一) 价格自由化与通货膨胀 |
| ( 二) 国有企业私有化 |
| ( 三) 法制不健全与腐败 |
| ( 四) 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与失业 |
| ( 五) 社会保障水平下降 |
| 三、结论 |
四、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购买力向少数人集中（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柳笛. 吉林大学, 2020(01)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D]. 徐文娟.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4]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5]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及开发对策研究[D]. 秦晓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公积金制度与中国城镇家庭财富不平等 ——基于CHFS 2010数据[D]. 柳津妮. 浙江工商大学, 2017(05)
- [7]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比较研究[D]. 冯道杰. 山东大学, 2016(10)
- [8]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D]. 柳颖. 南京大学, 2015(07)
- [9]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研究[D]. 王琳. 北京交通大学, 2014(12)
- [10]经济转轨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J]. 洪丽. 山东社会科学,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