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民族工作新话语

一、福建民族工作新话语（论文文献综述）

张乐^[1]（2020）在《净慧长老对佛教经典的现代阐释》文中研究指明当代着名禅师净慧长老继承并融合了近代禅宗大师虚云大师和人间佛教的提出者太虚大师的思想,将人间佛教理念落实于禅门当下,形成了其极具特色的生活禅理念,即主张以“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的方式,完成对自我心灵和人格的净化与提升,进一步实现生活禅所希冀的净化人生,净化社会的目标。大乘佛教了义经典是净慧长老生活禅思想的重要理论根基,也是净慧长老弘法化生的重要资源。净慧长老非常注重以一种现代人可以理解、接受并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方式来对古老的佛教经典进行创造性阐释,使古老的佛教能够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挥其本有的教化作用,为现代人提供一个正向的、积极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同时,对佛教经典进行契理契机地现代阐释也是实现佛教中国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净慧长老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净慧长老在不断地运用传统佛教经典充实完善自己的生活禅思想体系,并通过对佛教经典的现代阐释来使其生活禅理念得到实现。净慧长老的阐释展现出了注重众生的需求、注重修行实践的可操作性等特点,这为现在和未来,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现代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

陈晓慧^[2]（2020）在《漳州西街社的民间信仰与记忆之场》文中研究指明西街社是漳州府城西门外的一个杂姓居民聚落。地处漳州平原,地势低平,水道贯通,季风气候,洪旱常发,早期水利设施不健全等环境因素,给村社带来了生产、生命威胁。农耕时代的西街社人,除了求诸于人、求诸于己外,也选择求诸于神,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解决生存危机,并延续至今。在为期一年半田野调查、文献爬梳的基础上,论文通过以图辅文的方式呈现了西街社历史上的民间信仰状况,即历代的西街社民众不断从民间诸神中,主观能动地选择了能够寄托生存生活希望的神明,形成了由医药神崇拜、水神崇拜、佛教道教俗神崇拜、土地崇拜等组成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信仰体系,构建起以“西街社教苑王爷公庙”“西清宫”“西湄宫”为主的宫庙群。通过进一步的现状观察和探讨,可以深入了解西街社民间信仰是如何随着村社的发展,经历了兴起、盛行、被限制到恢复、合法化、功能与核心变迁,再到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过程。研究发现,村社民间信仰并不是孑然存在于村社中,而是与村社普通信众、信仰精英、地方政府、土地开发商、旅行社等多方力量存在着互动关系,并表现为宫庙信仰关系的变迁。因民间信仰与民间社会的紧密关系,西街社的宫庙和信仰活动在代代相承中,嵌入了村社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村社民众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村社整合、精神寄托等功能,也因此成了村社民间信仰的“记忆之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这“记忆之场”的存在,不仅让“文化乡愁”有归处,民间文化有载体,也让“村社记忆不死”。西街社民间信仰的“记忆之场”,留存着西街社民间信仰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西街社民间信仰记忆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至于泯然无存,也可以此来补充、反抗同质化、统一化、线性化的民间信仰主流历史叙事。

李昱霏^[3]（2019）在《场域与转身 ——基于东北某地实证调查的改教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转身,在宗教场域里就是改教的问题。透过场域审视改教问题是由于个体的价值抉择必定来自场域的教化,并且是在场域之中做出选择。本文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并结合参与、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选取东北某地为田野点,通过个体触及场域、在场域中以及场域转换为线索试图对改教问题的复杂性做出剖析。位于东北的H区正处在城镇化进程的转型当中,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同时又能包容外来文化,呈现多元文化的样态,继而出现多宗教的场域环境,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民间宗教等中国目前所有的宗教类型。但是有明确信仰身份的信徒只占全区人数的一小部分,并且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面对广大信仰未确定、待确定群众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因此存在很大改教空间。“改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自身复杂性。因此,我们必须从分析场域入手,从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到每种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从社会因素到家庭伦理因素,从场域的运行规则到构成场域的各种要素去分析改教的可能,从而找到场域与转身的关系。文章分为了六个部分,导论和第一章是对本研究内容的背景性介绍,导论主要交代了问题缘起、文献综述、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方法和意义。第一章则是对选取田野点的概述,即是对访谈者生活场域的考察,从当地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再到宗教场域的具体情况。宗教场域之间及宗教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来全面了解H区的场域特点。第二章则以场域的运行规则为起点,从惯习、利益、资本几个方面对转身这一具体行动在逻辑和实践上予以解读,即场域为改教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和可行性。第三章则按照个体触及场域的个人性和仪式性方式,产生出对信仰的不同态度以及可能导致的不同改教结果,改教是在场域与行动者的互动之下完成的。第四章则着重探讨了弥漫在H区场域行动者中的两类无法回避的问题,即血亲性与功利性。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婚姻家庭关系和个人危机这些生活遭遇的基本类型来看如何将个体经历与改教做某种关联,这是场域叠加的结果。第五章通过一个宗教仪式“撇偶像”,来考察行动者如何通过转换场域进行最彻底的改教。描述其仪式过程、探究其历史依据从而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这种彻底地场域转换方式是通过对偶像的不同解读来实现的。最后一章是论文的结论和反思部分,通过对实证资料的分析首先得出,一个文化场域由于不同文明的进入而变得丰富和多元,故此改造了本土信仰的神灵谱系,使西方宗教成为选项,具备了改教的可能。同时行动者反过来对场域进行改造,改变中国人对待宗教的包容态度,改变信而不属的认同。其次,改教是场域叠加之后的个体抉择,即便面对同样的境遇却存在截然不同的改教结果,这里既包含个体的差异性和偶然性,同时也是个体通过恒常的信仰来安顿其偶在生命的理性选择。最后对冲突理论、宗教对话理论、世俗化理论以及宗教市场理论做了场域论剖析,认为其在中国文化和语境的适用性上是存在边界的。因此对改教进行实证研究是有必要的,也是借此理解宗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翁宜汐^[4]（2019）在《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对象是近代漆器艺术在福建地区（现辖区）发展、兴衰、始末的考溯。传统漆艺始终伴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轨辙同向而行。千文万华的明代漆器艺术,精工良匠迭出,达到封建历史的一个巅峰。然而乾嘉以降,偏居东南沿海一隅的福建,漆器艺术渐趋勃兴,从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漆艺术重镇。近代“建漆”是以福州、闽南为中心,辐射省内各地区,与当地原生手工艺相适而生,有序融合形成地域性漆艺术的智性形式,为近代小农经济的补充和乡俗文化的部分。它深层次融入社会物质文化各个方面,逐渐凝聚成福建地域文化重要组成。对于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历史的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它与肇始于明末清初平民阶层开始思想躁动的社会转型息息相关。近代,“全球化浪潮”由东南沿海逐步“登陆”,福建是中西之辩互为楔入的前线。商贸业振兴,在闽庶民、士绅固有的传统观念、文化、习惯出现裂变,转变为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发展的动力与基础。以艺术文化的角度,近代福建漆艺是对传统漆艺保留、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精神与物质相生的造物美学。为众人所共识,恢复、中兴、完善脱胎漆器制法是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巍巍高峰的奠基者,行业日趋壮大。相对之前八千余年漆艺的时代进程,近代福建漆艺器物则呈现类型激增、品类多元的集中期。多样化内外贸易需求是近代福建髹漆品类、技艺、审美相继发展的主要促因。工匠对前人技艺温古知新,不载造法,锐意进取;工艺整体上较前世更加高效,色泽更加妍丽,材质、技巧、图式推陈出新,为漆绘画与装饰萌芽抽生创造可能。后因时局动荡,商贸活动基本停滞,葆有生产资料的漆坊自行生产民用漆器维持生计,技艺高超匠人局囿于资金转而从事漆绘画,以致福建漆艺至今描绘出“艺”与“器”泾渭分明,二者各行其道的艺术图景。从社会文化语境上,明末清初多位帝王好“倭漆”,上行下效,“仿洋漆”顿时成为工匠制作的热门;与日本漆器往来港口多在福建,工匠、商旅、士官云集于此,形成漆器艺术发展的良好氛围。近代,福州是福建漆器艺术的中心,沈氏家族六世子孙同守漆业,于此起到中坚作用,带动福州漆器行业走向蓬勃;闽南诸地风俗与福州略有参差,漆线雕发源于同安县马巷镇,蔡氏家族作为各中翘楚引领发展;隐匿于永春县龙水村的漆篮工艺是乡间漆与原生（竹编）手工艺结合的范本,前期满足周遭村民需求,壮大后内外销势起。近代福建漆艺涉及领域远超单纯艺术形式的范畴,它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各国,吸引场域内部宏观、中观、微观各社会层面人士广泛参与,共同编织和书写近代福建漆艺行动者的交互网络与社会叙事。文本从“物质-社会”双重维度下,重构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发展情况与场域生态,辨析其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形变”,才能更清晰的观测传统工艺与社会发展的互哺关系,从而对现今传统工艺美术复兴有所毗益。

周伟^[5]（2017）在《闽剧唱腔音乐形成研究》文中认为闽剧唱腔音乐的形成,既含有唱腔类别各部分的衍化,也包含两次“三合响”促成的这一地方戏曲唱腔的定型。本文通过研究闽剧唱腔音乐的形成,对其“合响”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阐释,进而挖掘地方戏曲唱腔音乐形成中的特殊性与深刻的人文内涵。论文首先阐述了闽剧形成的概况,交代闽剧产生的社会背景,简要介绍了闽剧的产生与发展,并根据其形成脉络,梳理闽剧唱腔音乐的构成,提出唱腔组成各类别以及总的历时性的基本衍化途径。第二章至第五章为闽剧唱腔音乐各类别的衍化与风格形成的阐述。逗腔是曹学佺创立的儒林家乐;洋歌是在本地“土腔”基础上融合曲艺、傀儡“景戏”以及外来曲调而成的;“江湖”中则有外来戏曲声腔与本地民歌的交融;“小调”与杂腔等外来曲调与声腔具有本地化、戏曲化加本地化的特征。第六章阐述了闽剧的“合响”以及艺术衍变的特殊性,并阐释了衍化与形成闽剧唱腔音乐统一风格的主要成因,包括语言与音乐两大主要内因,以及戏剧化、个性化、审美观、社会历史与政治变迁等外因。闽剧唱腔音乐各类别的衍化有“创腔”、“借腔”、“补调”三个层次,对应三种不同的衍化程度。本文认为,闽剧唱腔音乐的形成具有体裁之化、阶层之化、时代之化三个特征,并提出“合响”使唱腔风格得以确立,其过程体现出了合并观和“化为我用”的精神实质,是地方剧种意识的彰显。

李积庆^[6]（2016）在《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畲族是东南地区一个具有特殊文化特征的族群。畲族的形成不仅仅是该族群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还与汉文化语境下“他者”对“畲”族群的建构以及本族群的主观认同有关。在不同族群交往中,自然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都深刻地影响了族群边界的划定。在畲族族群未确定前,畲（畲）作为一种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唐宋以后,中国南方地区的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生态边界冲突日益突显,随着华夏化运动在东南地区的加速,“畲”、汉边界在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等地形成,“畲”作为族群称谓也最早出现于这些地区。在主流文化圈“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下,“畲”作为区分人群的文化标签,贴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非汉族群中。“畲”作为南方一个特殊族群称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既是以华夏中心的民族观下对南方非汉族群社会定义的结果,同时也是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文化认同的产物。“畲”、汉族群边界的界线常因生态、经济、政治等因素发生漂移,历史上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离版籍成为“畲”民的情况,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的流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时期,社会动乱频仍,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大量出现了“畲寇”、“畲军”等称呼,这是官方关于化内与化外、“贼”与“民”族群分类的一种延续。此时的“畲”并不一定以血统为区分标准,在一些情况下,“畲”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政治或文化的身份。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王阳明成功平定闽粤赣地区“畲乱”,越来越多的畲民在华夏化浪潮中不断被“王化”或“儒化”,表现为闽粤赣地区畲民的逐渐减少。这种族群格局的变化,并非全部由畲族人口实质性外迁引起,部分是由于“畲”汉边界移动的结果。正是从明中叶开始,由于族群内部在文化取向上的不同,原本有着密切共生关系的畲族与客家族群逐渐分离,闽粤赣地区原来畲民住区变为客家住区是这种族群分野的结果。明清以后,闽浙赣地区山区开发加快,闽东、浙南等地区成为吸引“畲客”移民的重要地区,明清之际的倭乱与迁界为闽浙赣地区畲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资源的竞争使得闽浙赣地区的土“客”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族群的生存与发展,部分畲民通过建构族群历史来维持或淡化族群边界。近代以来,国家权力成为影响族群边界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识别政策是划分族群边界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使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族群边界仍是观察和理解族群关系最好的窗口。

任杰^[7]（2016）在《习近平的民族团结思想探析》文中提出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面对民族工作中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团结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引领民族团结工作,习近平阐述了民族团结工作的目标、途径、政策措施和制度等理论问题。这些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的基础。习近平民族团结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实践依据和思想来源。20世纪80—90年代,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和国内改革开放带来的民族利益多元化是习近平民族团结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习近平早年在闽东地区带领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以及十八大以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实践是其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团结思想、列宁的民族理论、毛泽东的民族团结思想以及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构成其思想来源。习近平的民族团结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民族团结的总目标和根本归宿;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基本主题;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民族团结的根本途径;以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来牢固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以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来夯实民族团结的政治保障。习近平的民族团结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和民族团结理论,使得其民族团结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理论价值方面,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巩固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在现实价值方面,有助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国族建设。

罗金满^[8]（2016）在《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具有时间和空间两重属性。文化地理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空间现象、空间过程及规律的科学。以文化区域地理、文化发源、文化扩散、空间分布、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分区差异为主要研究主题和对象。戏曲文化地理是文化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大腔戏是明代弋阳腔入闽后与地域方言、民间宗教、民间音乐、歌舞以及木偶戏等相关因素融合形成的古老声腔剧种,流布于福建中北部的永安、大田、尤溪、沙县、南平、三明等县市,其历史悠久、渊源复杂、积淀丰厚、形态独特,至今仍为福建乃至全国戏曲保存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大腔戏的形成、发展、生存及分布与地域自然环境、行政区划、人口迁移、经济交通、宗族社会、地域方言、民间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民间艺术等都具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在文化地理学理论指导下,结合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音乐学、文献学等多门科学知识,采用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从大腔戏流行区的地理背景,大腔戏的发展历史与分布,大腔戏艺术形态的文化整合,大腔戏发展的文化生态,大腔戏发展的文化景观,以及大腔戏发展的分区差异等方面,对大腔戏发展的文化地理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挖掘其丰富的文化蕴涵,探究其内在联系及规律,不仅是对大腔戏文化遗产进行及时抢救、挖掘和整理、研究,为其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经验与思考,而且是对戏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进行新的探索与开拓,从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借鉴。

欧阳常青^[9]（2015）在《民族教育政策生成论》文中提出民族教育政策作为推动民族教育发展、促进少数民族成长的制度资源,它的价值与作用不言而喻。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是一个宽泛的问题域,其涉及政策生成、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周期等政策过程。囿于精力、时间和物力等的限制,研究者想要穷尽民族教育政策的所有政策过程,都不是一件易事。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是民族教育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抓住、抓实、抓好民族教育政策生成这一首要环节,能为民族教育政策的其他过程奠定良好的前期基础。本研究一共分为7章。第一章旨在介绍本研究选题的缘由、意义以及研究的文献基础、基本架构、思路、方法。第二章聚焦于民族教育政策存与废的问题,探索民族教育政策当下实然性存在以及未来应然性消亡的理由。第三章在批判现成论思维的基础之上,提出并论证了民族教育政策生成论的观点。第四章探讨了“民族教育问题”和“少数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之成为民族教育政策生成的起点的缘由。第五章重点探讨了民族教育政策生成的背景,认为各种背景的综合作用催生了民族教育政策,并且经由人的选择机制而生成了与众不同的民族教育政策。第六章提出了并论证了民族教育政策生成的两种生成范式,即程序性生成范式与策略性生成范式,认为民族教育政策的两种生成范式共同促进着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成长。第七章论述了民族教育政策的理想和理想的民族教育政策,认为民族教育政策的理想指引着理想的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而理想的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为实现民族教育政策的理想架设了桥梁。结语部分用简洁的语言对民族教育政策作了探索性的分析,尝试性的提出了民族教育政策生成研究的学理性命题。通过分析与探索,本研究认为:第一,从长远的、应然的视角看,民族教育政策必然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失。但从当下的、实然的角度看,由于民族差别、教育发展差异等的长期性存在以及民族教育政策之国际性的实然存在,使得当下社会并不具备民族教育政策退隐的条件。相反地,民族教育政策在当前非但不能舍弃和取消,反而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成新的民族教育政策,以促进民族教育持续发展,帮助少数民族实现新的成长。第二,旨在于解决民族教育问题和实现少数民族的成长和发展的民族教育政策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是在国际世情、国内国情以及国内经济、教育、政治、人口以及民族文化等背景关系中生成的,而且,由于人的因素而赋予了某一背景的重要权值,而使得生成的民族教育政策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第三,基于民族教育问题和基于少数民族的成长,是民族教育政策生成起点的两种思维路径,前者主要着眼于民族教育问题现实,后者着眼于民族教育之为了人的教育目的。两者共同推动着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教育的成长。第四,基于民族教育问题的程序性生成范式与基于少数民族成长和发展的策略性生成范式,是民族教育政策生成的两种范式,它们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的成长。第五,民族教育问题是一个涉及民族、教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复杂体,不能期望生成的民族教育政策能够解决所有的民族教育问题——尽管民族教育政策的政策追求是实现民族教育问题的完美解决。

陈建樾^[10]（2011）在《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就相当关注台湾地方事务,"台湾"一词在正史典籍中的浮现也始于明代。人类学和民族学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林惠祥先生于1929年亲赴台湾进行考察,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此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开辟荆榛之作"。台湾原住民的族源和历史是林惠祥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至今依旧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和思考。

二、福建民族工作新话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建民族工作新话语（论文提纲范文）

（1）净慧长老对佛教经典的现代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2）漳州西街社的民间信仰与记忆之场（论文提纲范文）

（3）场域与转身 ——基于东北某地实证调查的改教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闽剧唱腔音乐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的民族团结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族教育政策生成论（论文提纲范文）

（10）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福建民族工作新话语（论文参考文献）

• [1]净慧长老对佛教经典的现代阐释[D]. 张乐. 苏州大学, 2020(03)
• [2]漳州西街社的民间信仰与记忆之场[D]. 陈晓慧.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场域与转身 ——基于东北某地实证调查的改教问题研究[D]. 李昱霏.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4]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D]. 翁宜汐.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闽剧唱腔音乐形成研究[D]. 周伟.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6]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D]. 李积庆.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7]习近平的民族团结思想探析[D]. 任杰. 贵州师范大学, 2016(11)
• [8]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D]. 罗金满.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9]民族教育政策生成论[D]. 欧阳常青.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6)
• [10]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J]. 陈建樾. 民族研究, 2011(04)

标签：中国边界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闽剧论文;  民间信仰论文;  民族团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