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有色集团出口增长显着（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齐晓飞[2]（2021）在《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蓝色的海洋被认为是蓝色星球的“血液”,而“血液”中的“营养资源”则是人类文明的“聚宝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海洋视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海洋经济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领域。然而,在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以及对粮食安全和能源需求增长等的全球大趋势下,许多海洋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我们与海洋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即在争取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维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完整性。这种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的举措旨在促进一国从海洋经济中获取经济利益,也是推动蓝色增长的基石。2012年Rio+20会议首次提出了“蓝色经济”的概念,正如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曾经处于发展规划和投资期阶段那样,这种以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为主题的发展方式吸引了各沿海国家、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和组织的关注。虽然“蓝色经济”一词具体含义因各国国情不同而不同,但国际一致认为其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包容和维持或改善生计,同时确保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环境和空间可持续性;其核心是通过与海洋有关的部门和活动使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生态系统退化脱钩。因此,蓝色经济的首要挑战是理解和更好地管理海洋可持续性的许多方面,涉及传统和新兴海洋及其相关产业;第二个重要挑战是需要认识到海洋及其相关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需要在各国及其公私部门之间进行合作。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首先认识到蓝色经济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复杂系统,存在于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及其相关资源提供关键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中。不同国家的蓝色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依赖于其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还依赖于其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不同属性多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可视为以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关联为基础,将上层相关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异质主体进行关联的一种结构形式。其中,蓝色产业是一国蓝色经济发展的产业层分解,蓝色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是蓝色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关系,而蓝色产业细分下的蓝色产品间关联是蓝色产业间关联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微观（产品）层面影响着中观层面的蓝色企业开发活动和宏观层面的蓝色省份间贸易流转;蓝色产品是蓝色企业要素资本配置与价值创造的微观主体,是蓝色产业互相关联和互促发展的关键因素;蓝色企业是开发蓝色产品的中观主体,是影响蓝色省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蓝色省份是集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的经济枢纽,是蓝色经济活动的宏观主体。因此,这种关系结构也从产出和能力视角决定了各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国家蓝色经济系统是由一国相关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经济要素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其实质也可以看作由多种异质网络相互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而超网络则是网络科学中研究此类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关联问题的重要方法,能有效评估各要素主体内部及其间关联关系。因此,本文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中的多要素主体纳入到统一框架进行系统性分析,采用超网络方法将蓝色经济发展问题分解为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经济要素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从多层网络结构视角定性刻画国家蓝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多要素主体内部及其间的出口关联关系,并基于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设计度量其出口结构的指标体系,以定量评估出口结构中多经济要素的发展现状。这种将超网络定性描述和非货币型指标定量研究相结合,为各国蓝色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和非货币型指标度量体系。具体来讲,本文主要完成以下三方面的研究:（1）构建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首先,本文分析蓝色经济系统中多要素主体的内涵及阐述影响国家蓝色经济系统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发展机理;其次,为了更好地方便读者理解本文思想脉络,构建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概念模型以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此,分别阐述了单层子网络和多层超网络的建模原理;最后,本文提出了分别构建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的建模步骤,并根据多主体间的映射关系阐述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耦合步骤。也就是说,本文所构建的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是将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分别作为一国蓝色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要素分解,依据主体间的逻辑关系,将蓝色产品空间作为基础,向上拓扑得到反映蓝色资源开发活动形成竞争关系的蓝色企业网络,而蓝色企业网络可以进一步继续向上拓扑得到反映宏观资源流动和蓝色产业政策制定的蓝色省份网络,进一步耦合得到反映一国蓝色经济整体发展状况的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可视化模型。（2）设计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在单层子网络层面,设计基于多样性局部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多样性指标、蓝色企业多样性及其发展指标和蓝色省份多样性及其发展指标）,可以测度相关国家、企业和省份出口的蓝色产品类别及潜在类别,以帮助国家、企业和省级决策者制定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开发政策;设计基于相似性局部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相似性及其开发相似性指标、蓝色企业相似性及其发展指标和蓝色省份相似性及其发展指标）,可以量化国家、企业和省份各自出口的蓝色产品相似化程度,分析现在和未来可共同开发的蓝色产品,以帮助决策者了解其与相关参与者的竞争程度。在多层超网络层面,设计基于复杂性整体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和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可以评估国家、企业和省份各自对相关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开发的能力禀赋,这种能力可以被视为实现蓝色增长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有助于各国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其他诸如减贫、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减缓气候变化等目标。（3）对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及其出口结构进行应用研究。首先,在第5章分别构建了 2010年中国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进—步耦合而成2010年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可视化模型,并统计验证了蓝色产品空间与蓝色企业网络之间的假设,即在一家蓝色企业出口的所有蓝色产品中,增长潜力最大的蓝色产品是在产品空间中与高RCA值的其他产品最接近的产品;其次,第6章在第5章的基础上计算了 2010年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中单层子网络和多层超网络出口结构度量指标,并分析了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及其间的关联关系和出口结构特征;最后,基于1985年至2018年数据集分别构建了中国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及其耦合而成的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计算了相应地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了中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演变趋势,用以识别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出口结构中具有竞争优势蓝色产品、关键蓝色企业和核心蓝色省份,并总结未来可能在哪里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以便更好地协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应用实例,验证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宏观工具）和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微观工具）作为政策辅助分析工具可以在协助国家对蓝色增长战略进行系统性多标准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使用这样的辅助组合工具使国家更有可能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而不受部门既得利益者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内容使得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基于蓝色经济系统中多主体间关联视角,通过超网络方法将这种关联结构网络可视化,用以定性描述一国蓝色经济的发展趋势及识别影响蓝色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2）基于经济复杂性方法设计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出口结构的度量指标体系,用以定量分析出口结构中具有竞争优势的蓝色产品、关键蓝色企业和核心蓝色省份组合。（3）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宏观工具）和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微观工具）作为协助国家对其蓝色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多标准、多层次评估过程中的政策辅助组合工具,使其更有可能揭示传统分析工具无法发现的问题。
边云涛[3]（2021）在《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文中认为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遭遇“资源诅咒”制约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而产业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资源型区域资源产业依赖导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缓慢,产业演进中形成了低端锁定现象。而加快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实践已经经历较长时间,但产业转型升级依然是资源型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区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关注较多,但较少聚焦到资源型区域脆弱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生态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的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对于丰富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产业关联等理论,促进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产业生态视角,以工业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两类数据,研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首先,在梳理产业演进、产品空间、资源产业依赖与转型升级等文献基础上,提出产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阐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机理;其次,利用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中国资源型省域产业空间网络图,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演进的逆向关系;然后,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接着,对典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进行案例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借鉴生态学思想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模型,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利用生态系统构成与演替模型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产业发展通过正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是促进模型,产业发展不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呈中性是随机模型,产业发展排挤其他产业是抑制模型。在工业部门,资源依赖形成通过对制造业、生产要素、优质服务、基础设施的挤出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产业生态恶化带来产业结构逆向演进,形成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抑制模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开展资源产业管制避免资源依赖,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新产业成长的随机模型,接着政府引导资源收益转化,加速培育制造业新主导产业进入促进模型第一阶段,最后通过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内生关联驱动,实现产业生态与产业演进良性互动的促进模型第二阶段。在工业部门假定下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关联程度是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拓展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低端锁定。使用2003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代码行业数据,重点在邻近度计算中将赋值范围从传统[0,1]拓展为[-1,1],构建中国正、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正产业空间网络呈“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核心区域为纺织、电气机械与器材、电子通信设备等高邻近度制造业,边缘区域为采矿业、炼焦、金属冶炼等低邻近度资源型产业。负产业空间网络呈许多小范围一个产业与多个产业之间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产业为互斥、抑制关系。“中心”多是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与之相连的是受资源型产业“抑制”的装备制造、纺织等产业。高资源依赖的山西、青海等资源型省份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和产业密度均较低。计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提升会导致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显着下降,也就是资源依赖导致产业逆向演进。（3）以工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滞后期、产业密度滞后期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高资源依赖省份最显着。“省份—年份”二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高资源依赖组呈“U型”关系,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区域工业升级的动力。从产业生态角度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要素禀赋、产业服务、产业设施对产业演进产生显着影响,产业生态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降低人口密度等产业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资源依赖也通过挤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产业密度、路网密度影响经济发展活力,阻碍区域产业演进。最后以产业多样化指数、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拓展检验。（4）以典型资源型城市、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治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长治“二三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中资源依赖、重工业化明显,但呈下降趋势;产业空间网络图中长治优势产业处于正产业空间网络边缘、负产业空间网络“中心”位置。长治产业演进呈现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中断等特点。长治通过煤炭产业管制导致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以改善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为主的产业生态改良为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助力长治产业演进由抑制模型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5）提出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资源型区域可以通过产业再造、产业延伸、产业退出等实现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融合等实现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最后从以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群落化发展、改善生产要素禀赋、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优化产业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尝试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进而基于产业生态视角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与产业结构逆向演进的抑制模型,提出资源管制、政府引导、内生关联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随机模型、促进模型。二是将传统产品空间理论邻近度范围[0,1]拓展至[-1,1]来显示产业生态演进抑制模型,提出正、负产业空间概念揭示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典型产业负向关联,资源产业依赖会排挤制造业发展。三是综合运用区域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衡量产业演进变量,以及对长治的案例研究是论文特色之处。
董萌[4]（2020）在《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方式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制定相应的气候政策目标。世界各国为加强国际合作,于2016年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作为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体现了公平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考虑到不同国情,符合“国家自主决定”安排。中国在减排政策目标中明确承诺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达峰。与2005年相比,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指标下降60%-6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一方面制定出以老基建为基础,新基建为增量的产业投资政策来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和高效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政策达到减排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一种区别于传统政治体制决策的模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种独特的政策制定过程,也被专家学者们称为“政策试点”。政策试点的制度创新,使得我国在推行新的政策时,可以有效降低试错成本,积累实际操作经验,从而高效率地把有效经验运用到各个领域。2011年中国政府批准在“两省五市”7个省市试点建立碳交易市场,在随后的2年内,这七个试点区域碳市场相继投入运行,这标志着中国向利用市场化的政策机制治理碳排放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随着碳市场的试点效应扩大,其他省市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区域碳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也被纳入到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之中。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试点设计主要是围绕三个模块展开:（1）政策试点的顶层设计。制定并颁布碳交易市场的上位法,明确其法律地位。（2）政策试点实施范围。确定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3）执行政策。碳交易市场执行政策包括监测、报告和核查（MRV）配额分配方法和交易规则。MRV机制是碳市场顺利运行的基础保障环节。根据行业本身的差异性,明确配额有偿分配和无偿分配的比例和具体计算方法。在现有的碳市场政策研究中,较少从政策试点角度去分析研究碳交易市场的政策问题。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体现了政府对碳交易政策体系在整体减排行动中的定位,既要考虑宏观层面问题,即如何保障减排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双实现。也要考虑微观层面问题,包括维护市场稳定的运行、激励减排技术的投资和推广等。因此,本文围绕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对如下问题展开了研究:第一,理论分析现有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梳理碳交易市场政策演变的发展历程。着重基于碳市场政策实施广度和政策实施深度两个维度对碳市场政策试点实施模式进行分析。政策实施广度的三种可选方式,即上游实施、下游实施和复合实施,其中上游实施方式可以实现排放源的充分覆盖,管制成本可控等特点,但是其缺点在于上游实施方式只有在经济体具备充分的能源价格传导机制的条件下,才能有效保障碳市场平稳有效的运行;下游实施方式能够直接管制排放源,然而其最大的缺点在于排放源分布广,导致难以合理有效的控制管制成本;复合实施方式则能够结合以上两种实施方式的优势,规避其劣势,但是复合实施方式实施过程中需要避免对排放源的重复管制。实施深度主要确定具体实施行业及其相应的行业实施门槛值以确定具体被管制的主体。依据文章所构建的微观主体模型:在基本假设下,下游实施更有利于激励碳排放主体从原料到终端全程实施减排措施;在宏观主体模型中,相对于限制配额省区间交易情形下的省区减排成本,当碳排放配额可跨省自由交易的情况下,无论碳价如何波动,省区总的减排成本均是下降的。第二,全面梳理从2014至今,我国主管政府机构出台的与碳市场有关的政策文件,并按照碳市场建设基本要素阐述了目前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进度。从我国碳市场试点政策实施的区域和行业两个维度,分别测算了中国各省区、各工业行业的排放结构特征和排放效率分布情况。从省区碳生产率来看,2012年碳生产率最高的三个省区分为是北京、上海和广东,其值均超过0.70（万元/吨碳）。从工业行业碳生产率来看,烟草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排名前三。经济产业结构导致了试点省市碳市场政策实施的差异性,北京和深圳主要试点覆盖了第三产业,包括服务型单位、建筑设施、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类企业。其他碳交易试点则主要运行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如电力、水泥建材、化工、钢铁等行业,其中深圳和上海还将移动源纳入试点运行范围,如航空和交通运输业。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实施交易量方面,具体比较各碳市场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湖北和广东两省成交量最大,重庆、福建、天津的成交量相对较低。不同试点碳市场的量价差异不仅是由于各地碳市场配额总量和行业分配方法的差异性所致,而且还与政策实施范围、具体行业、企业的纳入门槛有关联。第三,以湖北省碳市场为案例,分析了目前中国碳市场政策实施的运行态势,并选取水泥行业为对象,阐述碳交易政策实施对该行业发展的影响,最后以公司角度选取华新水泥,分析其在受到碳交易市场政策管制过程,实现的减排和经济效应。第四,研究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工业总产值的影响。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9-2017年工业层面数据,借助倍差法,构建基准计量模型。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而对工业CO2排放量和工业单位总产值CO2排放量的影响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基于机制分析角度,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排放密度的影响不显着,但对工业能源强度呈现出显着的负影响,这说明碳交易政策试点会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技术来降低工业CO2排放。第五,理论分析国外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和实施效果。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欧盟碳排放交易政策为代表的国家间碳市场,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单一国家碳市场、以美国加州总量交易计划为代表的州级区域碳市场和以日本东京碳市场为代表的城市级区域碳市场。比较这些不同层次的碳市场实施范围发现,政策实施模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市场所在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能源供需状况,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因素,这不仅有助于碳市场自身平稳运行,更有利于扩大碳市场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第六,从3方面阐述了目前我国碳市场政策不足之处,并有针对性的提出6条改进建议。最后,在本文研究成果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健全完善碳交易市场发展机制,并在保障其平稳运行的同时,也为其在促进全社会碳减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贡献,本文提出来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政策建议。
朱玮玮[5]（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耿蕊[6]（2020）在《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减排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区域协同发展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则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是新旧动能转化、多方协同合作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经济福利的增长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但总福利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社会福利的变化。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变化直接关系着社会福利的提升、环境的改善,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不仅关乎当地群众的切实利益,还对全国其他区域的合作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尤其是河北地区,工业发展对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造成该区域环境问题治理难度大,加之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过程是否能促进区域环境质量改善难以定论。研究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影响污染物排放的作用机制、作用方向,对及时调整战略布局,协同地方合作,形成新的减排路径,促进区域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研究了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机制,发现区域分工、产业集聚及基于产业链的产业关联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更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影响区域污染物排放的关键因素。故此,本文在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及污染物排放水平进行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哈肯模型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影响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程的主要参序量;利用面板回归方法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减排效应进行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对京津冀区域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溢出进行研究;利用双重差分法对有关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有:（1）区域分工是影响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程的主要参序量,但上一阶段不合理的分工会阻碍下一阶段分工的合理性;（2）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在不同阶段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不同。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较低时,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但当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有助于减排。考察期内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但在分工合理性、产业集聚水平等方面仍存在较大进步空间;（3）目前,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提高有助于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及排放强度以及废水排放量及排放强度,但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刚刚步入成长期,仍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4）京津冀污染物排放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污染关联网络中,部分城市与其他城市关联密切,受技术水平限制,产品绿色化水平低,产品流通过程中建立了产出地与消费地的污染联系。（5）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实施增加了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但对废水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着。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提出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愿景,并从区域协作、生态补偿、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四方面提出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并由此实现污染物排放降低的相关建议。希望在区域分工协作的基础上,通过生态补偿和技术进步缩小增长极与周边地区经济、环境差距,降低京津冀污染关联网络密度;通过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更好的推动区域产业协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发挥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政策的社会、环境效应。
刘玥[7]（2020）在《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文中研究指明机床工具工业是制造机器的母机工业,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管理局对机床工具行业实行统一有序的管理。这一管理模式虽一方面提升了我国机床工具产品的自给率,另一方面因资源配置的滞后性等因素拖慢了产品生产的质量与技术发展的速度。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国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原先僵化的生产方式得到改变。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职能发生转变,企业权力得到下放,原先管理机床工具行业的政府部门经历裁撤与调整;从市场层面来看,商品经济逐渐为机床工具产业发展所认可,市场经济的活力逐渐注入到社会生产的领域。以此为背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应运而生。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作为当代的行业组织,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行会、商会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产生方式来看,国家通过裁撤机床工具局主动将机床工具工业的管理权力下放给社会。原机床工具局局长梁训瑄等干部也利用改革之势积极组建筹委会,到1988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成立后承担起管理机床工具行业的职责。由于成立时间较早,国内缺乏发展经验,因此在成立初期协会经历了探索阶段。一方面主要理顺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行业调查等手段对机床工具企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解,并将其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反映给政府。在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协会在管理机床工具行业中更加发挥起市场化的职能,譬如为扩大产业贸易坚持主办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等。当代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与市场的合力作用,一方面市场经济给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协会也根据市场中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及时引导企业发展,避免行业出现严重的损失。同时,因机床工具产业存在的特殊性意义,国家政策也需时时给与协会、行业相应的扶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刘健升[8]（2020）在《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各领域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提高,单个企业的违约风险也会被放大,先是传染到所在行业,最后演变为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历次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信用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最初就是由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家金融机构的破产最终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股市陷入低迷的严重后果。可见,违约风险的研究应该由点及面,既要研究单个企业违约的影响因素,也要考虑传染过程,想办法规避风险在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传递。因此,本文试图从企业违约,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循序渐进的了解风险爆发和传导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有效的预防系统性风险提出建议。在理论研究层面,首先,本文基于Merton（1974）在贷款和债券估值模型中提出的企业价值、负债和违约的关系,对诸多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进行了梳理,比如股东背景、货币政策、资本结构等,作为进一步影响违约的因素。其次,本文对理查德森（1972）、普费弗和萨拉西克（1978）、米切尔和辛格（1996）的资源依赖理论、Larsson和Starr（1993）的网络组织理论进行了分析总结,发现理论上可以支持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并根据Rudiger Dornbursh、Yung Chul Park和Stijin Claessens（2000）提出了五种主要的风险传染的传播途径。最后,本文借鉴了经济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代际遗忘理论等阐明了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和特征。上述理论将本文所要研究的企业违约影响因素、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对市场的传染效应串联了起来,为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违约行为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实践研究层面,首先,针对企业违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影响效果有多大等问题,本文运用了Logit模型,通过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数据,分别选取了代表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的各个指标,并加入货币政策和股东背景等虚拟变量,从定性及定量角度考察了各因素对债券违约大小的影响,这是对个体企业违约的分析。其次,针对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存在性和影响大小等问题,本文在主流行业中选取了煤炭、钢铁、房地产、银行四个行业,所选行业覆盖了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并从每个行业选取了十家左右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个体,依据已有文献的方法,基于企业的股价数据和行业价格指数,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刻画个体企业对行业传染效应的大小,并得到了传染效应的研究结论。再次,关于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等问题,本文以所选的四个行业为基础,对行业间的传染方向和传染效应的大小进行实证检验,然后依据各行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程度,将上述四个行业扩展到七个主流行业,研究了各行业对市场的传染效应。最后,本文选取了亚太地区、欧洲、美国等地的股票市场数据,逐一测度它们对我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了国际间的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各地区对我国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差异的原因。本文的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价值及研究意义,提出了要重点论证的主要问题,总结了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对企业违约、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企业违约部分从违约影响因素和信用风险评价模型分别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其中,违约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因素、行业环境、企业特征三个方面。违约风险评估模型主要包括传统评估方法和现代评估方法,现代评估方法又包括判别模型、Z-score模型、KMV模型和Logit模型等,并对各种计量模型进行了评述。传染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传染效应的形成原因,传染机制进行讨论。系统性风险的文献则重点分析了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传播途径及各种测度方法,包括宏观分析法、条件在险价值法和其他方法。第三部分: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企业违约的理论探析,传染效应存在性的理论基础,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等。在企业违约的理论探析中,阐述了各种影响因素对违约结果的作用机制。传染效应理论主要从存在性、传播途径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存在性的理论主要包括资源依赖理论和系统网络理论,两个理论都较好的证明了传染效应是现实存在性,传播途径理论则是依据多恩布什（2000年）提出的经济冲击、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债务渠道和投资者行为五种传播途径分别进行了阐述。系统性风险理论方面,本文从产生原因,风险特征和系统性风险演化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比如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包括了经济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代际遗忘理论和金融系统脆弱性理论,较好的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全面阐述。第四部分:对违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对我国债市的违约企业的特征进行总结。这部分主要是基于我国债市已经发生的违约案例,对违约原因进行梳理,找到违约前出现明显恶化的指标,为模型指标的选择进行铺垫。通过总结发现,在企业违约前,行业景气度下滑,企业多元化投资失败,股东逃废债,企业内部沟通不畅等都是导致企业违约的主要原因,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盈利能力、获现能力、债务负担和营运能力通常都出现了明显的恶化。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一方面印证了理论基础中提到的违约影响因素,使指标选择更有依据,另一方面也补充了一些没法纳入模型的指标,比如新疆六师的违约是由于人员市场意识淡薄,内部沟通不畅导致的,使分析结果更为全面。其次,本文选用了债券市场实际发生违约的数据作为样本,样本基本覆盖了我国债市发生违约以来的全部期间,数据真实可靠,代表性较强。影响变量选择基于理论基础和案例分析得到的共同结果,分别采用了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三个较能代表企业综合实力的指标,并加入了股东背景和货币政策两个虚拟变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较为全面的考虑了企业违约的各种关键要素。最后,本文运用Logit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并就实证结果阐述了原因和应对方法。第五部分: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本部分选取了覆盖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四个重点行业,即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并且每个行业选取了近十家有代表性的上市企业,分别就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基于各检验结果,分析了各行业中不同类别的企业对行业传染效应大小不同的原因,并结合本人信用评级的工作经验,提出了防范信用风险传染的有效措施。第六部分: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本部分主要研究了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以及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首先,本文验证了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由于彼此关联,会产生下游对上游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重点防范靠近市场终端的房地产行业和渗透到实体经济各领域的银行业对于避免一系列的风险传染尤为重要。然后,本文对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大小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本文选取了七个对市场经济贡献最大的行业,分别测度了各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并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应对方法。第七部分: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本部分选取了和我国股票市场关系密切的亚太市场、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测度了各国和地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发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并就各国对我国的风险溢出效应差异进行了经济学解释,最后提出了防范国别间风险传染的应对方法。第八部分:结论、建议和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结论进行总结,分别从防范企业的违约风险、完善违约的处置手段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分析论证,得出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首先、在研究企业违约影响因素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资产负债率,销售净利率和现金回笼率对违约的影响最大,说明债务负担情况、盈利情况和现金流情况都对企业是否违约有重要的影响,和违约案例分析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此外,结合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提出政策上推动优化产业升级,加强逆周期调节有利于降低企业个体的违约风险。其次、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测度条件在险价值（Co Va R）的方法来研究企业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煤炭企业的风险传染效应主要和资源禀赋、开采成本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相关。其中,央企背景的个体企业风险以及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小,其次是山西、而山东和河北地区的风险相对较大。钢铁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主要和规模效应、铁矿石的运输成本有关,并且受到当地供需情况的影响。按企业风险大小以及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排序发现,华东地区最小,其次是华北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风险最大。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通过检验发现,民营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风险和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主要由于民营企业经营风格较为激进,在遇到市场流动性紧缩时,受到的冲击更大所致。银行业方面,国有大行凭借股东背景和遍布全国的网点优势,获得的客户资源更为优质,风控机制更加完善,自身的风险更小,但由于国有大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规模占比更大,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影响更大,因此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再次、在行业间传染效应研究方面,本文发现,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由于彼此是上下游关系,下游会通过需求影响上游,故形成格兰杰因果关系。传染效应大小方面,煤炭行业受到钢铁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钢铁行业其次,房地产行业最小,主要是由于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工业门类会越来越多,因此上游行业受到某一下游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此外,通过比较各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发现,考虑煤炭行业风险溢出效应下的市场风险最小,银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主要是由于银行业渗透到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对我国整体市场的影响最大。煤炭行业作为工业门类的一种,对GDP的拉动作用不如银行、房地产等行业大,因此对市场风险的贡献度最小。最后,本文对国别之间的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首先,考虑各国的影响下,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大小有所差异,但走势较为一致,说明全球经济互联程度高,在危机发生时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其次,亚洲国家自身的风险最小,但对我国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可能由于亚州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多种渠道和我国联系更为密切,故传染效应更强。本文的创新点概括如下:首先,研究层次更为系统。本文对系统性风险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拆分,研究视角更为全面。国内外学者对违约影响因素、传染效应、系统性风险都有一定研究,但大多只从单一方面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架构,对整体防范风险的应对措施把控不足。作者结合多年的信用评级工作经验,从企业违约影响因素入手、依次研究了企业对行业、行业对市场以及国别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由点及面,步步深入,全方位阐述了系统性风险在各环节形成的原因和积累过程,更有利于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其次,样本选择更为准确。违约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本文以我国债券市场实际发生违约的债券进行研究,由于债券市场2014年才发生违约,更早的文献研究数据相对有限,已有的大部分文献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将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即被ST）的公司作为违约样本,将财务正常的公司作为正常样本进行对比,实际上企业被ST和实际违约在概念上仍有较大差异,上市公司和发债主体的范围也有所不同,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数据,因此克服了数据选取模糊的缺陷,用来判断违约风险更为准确。最后,行业研究范围更为全面。目前大部分研究系统性风险的文献都将研究焦点聚集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上,而较少将实体行业纳入其中。传染效应检验中,本文创新性的选取了对国民经济拉动较高的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覆盖了我国主要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检验中,本文先选取了煤炭、钢铁、房地产、基建、银行等几个对宏观经济贡献最大的行业进行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又选取了亚太、欧洲、美国几个和我国关系紧密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国际间的系统性风险研究,在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范围上考虑更为全面。
戚洪波[9]（2020）在《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 ——以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工业园区合作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除了资源类投资外,目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落户于中国在非工业园区,园区是中非产能合作和中企实施对非“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平台。目前中国在非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已超过50个,在中非自由贸易区（FTA）和双边贸易协定（BIT）体系建立起来之前,工业园区的经济特区性质将成为中国在非投资和中企在非效益的重要保障。加之非洲国家大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投资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非工业园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实施。同时中非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也将对区域经济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2018年非洲44个国家签署成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非洲大陆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前景可期,非洲自贸区的成立将为中国在非工业园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环境支撑。埃及是北非的一个文明古国,地跨亚非两大洲,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享有特殊地位,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天然合作伙伴”。中埃苏伊士经贸园区是中国企业在北非“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在非工业园区中的典型项目,经过数年发展已取得可喜成就。2014年塞西总统上台后推出“埃及愿景2030”计划,主要用于指导埃及到2030年前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下的双边合作目标相当契合,这为合作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合作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溢出效应即东道国动态收益不足,中埃经贸合作是中非基于工业园区的经贸合作的一个缩影,在建设成就和现存问题上存在共性。同时非盟“2063年议程”作为非盟对未来非洲工业化和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成为指导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政策框架。研究工业园区在中非战略合作中的影响和作用有利于为中国海外投资特别是工业园区建设及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有力参考,同时在当前世界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风潮起此彼伏的大环境下,中非基于工业园区的战略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朱丹妮[10]（2020）在《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载体,是新时期里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抱团式集聚式出海、规避贸易壁垒、转移过剩产能的重要平台。正是因为很好地契合了我国和东道国的发展需要,在“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以来,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逐渐在实践中摸索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然而,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研究仍多停留于个案研究和现象描述,滞后于其发展实际和国家战略需求,故对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进行模式研究和经验总结,可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助推国家战略落地,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发展研究、案例研究和研究结论四个部分。第一章为基础研究。提出了研究问题,明确了研究对象,借助产业园全生命周期理论界定了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的相关研究概念,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思路。第二、三、四章为发展研究。第二章介绍了作为研究标的的我国目前20家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梳理了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历程与特征、核心变化。第三章配以具体案例合作区,细分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开发建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第四章关联分析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产业发展模式和空间布局模式,指出两者的对应关系及发展路径。第五章为案例分析。基于前文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的研究对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展开分析。最后为结论与展望,总结了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研究发现:（1）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探索期、成长期、发展期,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数量规模、空间分布、园区类型、建区主体方面。（2）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是开发建设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和空间布局模式的集合。开发建设模式可分为大型企业独支模式、中外企业“强强联手”模式、多个企业抱团模式和专业园区开发商建设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和空间布局模式根据合作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沿着发展路径动态演进。（3）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很好地验证了前文对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的研究。
二、天津有色集团出口增长显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有色集团出口增长显着（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结构理论 |
| 2.1.2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 |
| 2.1.3 经济复杂性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蓝色经济 |
| 2.2.2 产品空间 |
| 2.2.3 超网络 |
| 2.3 文献评述与进一步研究 |
| 第3章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研究 |
| 3.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基本问题 |
| 3.1.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研究主体 |
| 3.1.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主体内涵 |
| 3.1.3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特征 |
| 3.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关键要素与发展机理 |
| 3.2.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关键要素 |
| 3.2.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发展机理 |
| 3.3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概念模型与建模原理 |
| 3.3.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概念模型 |
| 3.3.2 单层子网络的建模原理 |
| 3.3.3 多层超网络的耦合原理 |
| 3.4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 |
| 3.4.1 蓝色产品空间模型构建 |
| 3.4.2 蓝色企业网络模型构建 |
| 3.4.3 蓝色省份网络模型构建 |
| 3.4.4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研究 |
| 4.1 指标选取原则 |
| 4.2 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度量 |
| 4.2.1 蓝色产品多样性度量 |
| 4.2.2 蓝色企业多样性度量 |
| 4.2.3 蓝色省份多样性度量 |
| 4.3 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度量 |
| 4.3.1 蓝色产品相似性度量 |
| 4.3.2 蓝色企业相似性度量 |
| 4.3.3 蓝色省份相似性度量 |
| 4.4 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度量 |
| 4.4.1 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度量 |
| 4.4.2 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4.4.3 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及其统计分析 |
| 5.1 问题描述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1 数据处理基本思路 |
| 5.2.2 蓝色产品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蓝色企业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4 蓝色省份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 |
| 5.3.1 蓝色产品空间的构建 |
| 5.3.2 蓝色企业网络的构建 |
| 5.3.3 蓝色省份网络的构建 |
| 5.3.4 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耦合 |
| 5.4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的统计分析 |
| 5.4.1 变量选取 |
| 5.4.2 回归模型 |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研究 |
| 6.1 中国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度量 |
| 6.1.1 蓝色产品多样性度量 |
| 6.1.2 蓝色企业多样性度量 |
| 6.1.3 蓝色省份多样性度量 |
| 6.2 中国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度量 |
| 6.2.1 蓝色产品相似性度量 |
| 6.2.2 蓝色企业相似性度量 |
| 6.2.3 蓝色省份相似性度量 |
| 6.3 中国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度量 |
| 6.3.1 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度量 |
| 6.3.2 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6.3.3 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演化研究 |
| 7.1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化 |
| 7.1.1 蓝色产品空间演化 |
| 7.1.2 蓝色企业网络演化 |
| 7.1.3 蓝色省份网络演化 |
| 7.1.4 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演化 |
| 7.2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演化 |
| 7.2.1 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演化 |
| 7.2.2 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演化 |
| 7.2.3 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演化 |
| 7.3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问题及建议 |
| 7.3.1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问题 |
| 7.3.2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工作与结论 |
| 8.1.1 主要工作 |
| 8.1.2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2.1 研究局限 |
| 8.2.2 研究展望 |
| 附录1 蓝色产品代码及其对应描述 |
| 附录2 蓝色企业代码及其对应信息 |
| 附录3 蓝色产品与蓝色企业对应关系 |
| 附录4 蓝色省份与蓝色企业对应关系 |
| 附录5 选取的7家蓝色企业 |
| 附录6 选取的9个国家最大接近度矩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产业生态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演进研究 |
| 2.1.1 产业演进的内涵 |
| 2.1.2 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 |
| 2.1.3 产业演进的路径选择 |
| 2.2 产业生态与产品空间研究 |
| 2.2.1 产业生态的研究进展 |
| 2.2.2 产品空间理论研究进展 |
| 2.3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
| 2.3.1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及其成因 |
| 2.3.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措施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产业生态视角下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理论框架 |
| 3.1 从生态系统到产业生态系统 |
| 3.1.1 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2 生态平衡及生态系统演替模型 |
| 3.1.3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4 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进模型 |
| 3.1.5 本文后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与模型 |
| 3.2 产业生态恶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抑制模型 |
| 3.2.1 基本假定 |
| 3.2.2 资源丰裕、资源繁荣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恶化 |
| 3.2.3 产业生态恶化、低端锁定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逆向演进 |
| 3.3 产业生态改良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随机、促进模型 |
| 3.3.1 资源管制、资源依赖弱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中性演进:随机模型 |
| 3.3.2 政策引导、资源收益转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改良:促进模型 1 |
| 3.3.3 产业生态改良、内生驱动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模型 2 |
| 3.4 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数理解析 |
| 3.4.1 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分析 |
| 3.4.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
| 3.5 三次产业演进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拓展分析 |
| 3.5.1 三次产业演进、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部门产业演进关系 |
| 3.5.2 资源依赖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分析 |
| 4.1 省级层面中国资源型区域的划分依据 |
| 4.2 中国资源型省份产业演进的测度与特征:基于产品空间理论 |
| 4.2.1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测度概念与方法 |
| 4.2.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 4.2.3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的总体特征 |
| 4.3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升级能力评价 |
| 4.3.1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与产业空间网络特征 |
| 4.3.2 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特征 |
| 4.3.3 生产能力禀赋与产业密度特征 |
| 4.4 资源依赖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4.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4.4.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4.4.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
| 5.1 产业基础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三维数据 |
| 5.1.1 三维数据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1.2 三维数据模型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1.3 三维数据模型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2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5.2.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2.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3 资源依赖抑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 5.3.2 资源依赖“诅咒”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3 资源依赖影响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4 资源依赖影响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拓展检验:替代原有被解释变量 |
| 5.4.1 资源依赖与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检验 |
| 5.4.2 产业生态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3 资源依赖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演进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山西长治为例 |
| 6.1 长治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与产业空间网络格局 |
| 6.1.1 长治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 |
| 6.1.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中的长治格局 |
| 6.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探索与转型方向 |
| 6.2.1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 |
| 6.2.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创造 |
| 6.2.3 长治产业退出导致路径中断 |
| 6.2.4 长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
| 6.3 长治产业生态改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阐释 |
| 6.3.1 煤炭产业管制促进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 |
| 6.3.2 产业生态改良为长治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 6.3.3 制造业、新兴产业助力长治产业演进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优化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 |
| 7.1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 7.1.1 资源型区域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 |
| 7.1.2 资源型区域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 |
| 7.2 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2.1 以产业关联推动资源型区域产业群落化发展 |
| 7.2.2 促进资源型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升级 |
| 7.2.3 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服务能力 |
| 7.2.4 完善资源型区域产业基础设施保障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 附表 1“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Probit回归结果 |
| 附表 2 1999-2019 年长治市主要工业品产量 |
| 附图 1 2013 年中国正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 附图 2 2013 年中国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4）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策试点理论研究综述 |
| 1.2.2 碳市场政策文献综述 |
| 1.3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与特色 |
| 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的理论基础 |
| 2.1 碳交易政策试点的基础理论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与理论效应 |
| 2.2.1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的影响因素 |
| 2.2.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运行的模式比较 |
| 2.2.3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影响机制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试点 |
| 3.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现状 |
| 3.1.1 国家层面政策试点制度逐渐完善 |
| 3.1.2 碳市场基础要素政策试点构建有序推进 |
| 3.2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碳排放核算 |
| 3.2.1 碳排放政策试点核算的基本原则和边界 |
| 3.2.2 中国省级区域的碳排放和碳生产率 |
| 3.2.3 中国工业行业政策试点中的碳排放和碳生产率 |
| 3.3 中国碳市场的实施范围政策试点 |
| 3.3.1 中国碳市场的实施行业政策试点 |
| 3.3.2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的企业履约 |
| 3.4 中国碳市场的执行政策试点 |
| 3.4.1 中国碳市场的MRV政策试点 |
| 3.4.2 中国碳市场交易规则试点 |
| 3.5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交易 |
| 3.5.1 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中的配额交易 |
| 3.5.2 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中的金融创新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典型案例分析 |
| 4.1 湖北省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 |
| 4.1.1 湖北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总览 |
| 4.1.2 湖北省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交易状况 |
| 4.1.3 湖北省碳交易政策试点的系统与管理机制 |
| 4.2 碳交易政策试点在水泥行业的实施 |
| 4.2.1 试点背景 |
| 4.2.2 水泥企业参与碳交易政策试点的方案 |
| 4.2.3 水泥企业参与碳交易政策试点凸显问题及其原因 |
| 4.3 华新水泥的碳交易政策试点案例 |
| 4.3.1 公司业务转型 |
| 4.3.2 华新水泥的碳排放交易 |
| 4.3.3 碳交易政策试点中的政企互动 |
| 4.4 本章小结 |
| 5 碳交易政策试点效应评估 |
| 5.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 |
| 5.1.1 典型事实分析 |
| 5.1.2 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
| 5.1.3 数据来源与相关处理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机制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及启示 |
| 6.1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 |
| 6.1.1 国家间碳市场的实施(EU ETS) |
| 6.1.2 单一国家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 |
| 6.1.3 地区性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 |
| 6.2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效果 |
| 6.2.1 欧盟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 |
| 6.2.2 日本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 |
| 6.2.3 美国区域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RGGI) |
| 6.3 国外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
| 6.3.1 国外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比较 |
| 6.3.2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对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问题及改进建议 |
| 7.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存在的问题 |
| 7.1.1 顶层设计有待加强 |
| 7.1.2 碳市场基础能力建设有待完善 |
| 7.1.3 碳市场运行中的市场失灵 |
| 7.2 碳交易政策改进建议 |
| 7.2.1 加快建立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 |
| 7.2.2 健全碳市场政府干预机制 |
| 7.2.3 处理好能源市场改革和全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推广的关系 |
| 7.2.4 适度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碳金融产品 |
| 7.2.5 完善配额分配机制 |
| 7.2.6 优化市场化交易规则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全文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减排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 |
| 2.1.2 关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主要推动力量的研究 |
| 2.1.3 关于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的研究 |
| 2.2 减排效应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主要推动力量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
| 2.2.2 京津冀产业发展与污染物排放 |
| 2.3 国内外学者研究简评 |
| 第3章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减排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3.1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减排的理论基础 |
| 3.1.1 有关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2 减排的理论基础 |
| 3.2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减排的作用机制 |
| 3.2.1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减排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静态的角度 |
| 3.2.2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减排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动态演进的角度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及污染物排放现状分析 |
| 4.1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分析 |
| 4.1.1 京津冀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分析 |
| 4.1.2 京津冀产业集聚水平分析 |
| 4.2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算 |
| 4.2.1 建模思路 |
| 4.2.2 指标的选取与说明 |
| 4.2.3 哈肯模型结果分析 |
| 4.3 京津冀主要污染物排放水平变化 |
| 4.3.1 京津冀区域减排历程 |
| 4.3.2 京津冀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
| 4.3.3 京津冀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
| 4.4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下减排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关系 |
| 5.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效应 |
| 5.2.1 京津冀污染网络空间关联分析 |
| 5.2.2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减排的空间计量分析 |
| 5.3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政策与污染物排放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3.3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京津冀区域产业绿色协同发展愿景 |
| 6.1 宏观层面:构建完善的区域分工网络 |
| 6.2 中观层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 |
| 6.3 微观方面:企业视所处行业类型进行差异化发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加强区域协作能力,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
| 7.2.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
| 7.2.3 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合理布局产城融合 |
| 7.2.4 推进区域技术进步,实现高效减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一) 关于国家、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行业组织研究综述 |
| (三) 关于行业协会的研究综述 |
| 三、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协会成立前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发展与变迁 |
| 一、机床工具工业历史概述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机床工具工业的发展 |
| (一) 近代以来国外机床工具技术的引入 |
| (二)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曲折发展 |
| 第二章 体制改革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成立(1988-1992) |
|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变迁 |
| (一) 1949年-1978年工业管理体制及产业发展 |
| (二) 改革开放后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
| 二、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成立及初期发展 |
| (一)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成立的经过 |
| (二) 协会的组织架构 |
| (三) 政府指导与协会初期活动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协会与产业发展(1992-2016) |
| 一、从幼稚到成熟: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市场化职能 |
| (一) 扩大交易:展览会的持续举办 |
| (二) 推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 |
| (三) 鼓励企业出口与积极“入世” |
| 二、国家、协会与市场:三者互动下的产业发展 |
| (一) 应对危机:市场失灵与行业自治 |
| (二) 市场经济的新问题:“协会失灵” |
| (三) 国家政策与机床工具产业发展 |
| 第四章 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行业组织的发展经验 |
| 一、历史回顾:中国传统的行业组织 |
| 二、市场自发性行业协会的发展 |
| 三、他山之石:日本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概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一、研究的学术价值 |
| 二、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主要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在险价值 |
| 二、条件在险价值 |
| 三、分位数回归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企业违约研究的相关文献 |
| 一、违约影响因素研究 |
| 二、信用风险评估 |
| 第二节 传染效应及系统性风险相关文献 |
| 一、传染效应相关文献 |
| 二、系统性风险相关文献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一、关于违约影响因素文献评述 |
| 二、关于违约因素计量模型文献评述 |
| 三、关于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企业违约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
| 一、定性指标 |
| 二、定量指标 |
| 第二节 传染效应的理论基础 |
| 一、传染效应存在性理论 |
| 二、传染效应的传播途径 |
| 第三节 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基础 |
| 一、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 |
| 二、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
| 三、系统性风险的演化机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债市违约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债市违约的特征分析 |
| 一、行业景气度下行,盈利和获现能力恶化 |
| 二、投资激进或盲目多元化,债务负担和营运能力恶化 |
| 三、股东背景模糊,支持力度差 |
| 四、股东涉嫌逃废债,侵害债权人利益 |
| 五、企业内部沟通不畅及市场意识较差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 |
| 一、数据选择 |
| 二、指标选择 |
| 第三节 违约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Logit回归结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选择及处理 |
| 第二节 状态变量选取 |
| 第三节 单个企业对行业风险贡献的静态分析 |
| 一、煤炭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 二、钢铁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 三、地产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 四、银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单个企业对行业风险贡献的动态分析 |
| 一、煤炭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 二、钢铁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 三、房地产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 四、银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国内系统性风险实证检验 |
| 一、各行业间的传染方向研究 |
| 二、行业间的传染效应研究 |
| 三、我国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 |
| 第二节 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 |
| 一、数据选取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全球市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 |
| 四、经济危机期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
| 小结 |
| 第七章 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
| 第一节 拉美债务危机 |
| 一、拉美债务危机事件过程 |
| 二、拉美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二节 墨西哥经济危机 |
| 一、墨西哥经济危机事件过程 |
| 二、墨西哥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三节 亚洲金融危机 |
| 一、亚洲金融危机事件过程 |
|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四节 俄罗斯金融危机 |
| 一、俄罗斯金融危机事件过程 |
| 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五节 美国次贷危机 |
| 一、美国次贷危机事件过程 |
|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六节 欧洲债务危机 |
| 一、欧洲债务危机事件过程 |
|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七节 各类系统性危机的总结与启示 |
| 一、财政刺激要掌握适度 |
| 二、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
| 三、加强对国际风险的有效管理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预防企业的违约风险 |
| 二、完善违约的处置手段 |
| 三、防范系统性风险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 ——以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国内研究动态 |
| 2、国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不足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之处 |
| 3、不足 |
| 第一章 工业园区在中非经贸合作中的地位 |
| 第一节 工业园区的概念和中国经验 |
| 第二节 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现状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埃苏伊士经贸区现状及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现状 |
| 第二节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
| 第三节 合作区发展方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在非工业园区得失 |
| 第一节 比较对象的选择 |
| 第二节 埃及、埃塞和赞比亚工业园区对比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非工业园区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
| 第一节 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问题及对策 |
| 第二节 工业园区未来规划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概念界定及研究对象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现状研究 |
| 2.1 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发展历程 |
| 2.1.1 “企业自发+企业自用”的探索期(2005年以前) |
| 2.1.2 “政府招标+企业申办”的成长期(2006年-2013年) |
| 2.1.3 “企业自建+政府考核”的发展期(2014年至今) |
| 2.2 我国20家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简介 |
| 2.3 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发展特征 |
| 2.3.1 数量规模:合作区数量与投资规模持续增长 |
| 2.3.2 空间分布:与“一带一路”路线高度吻合 |
| 2.3.3 园区类型:多以加工制造型为主 |
| 2.3.4 建区主体:大型民营企业成为主力军 |
| 2.4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核心变化 |
| 2.4.1 新型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始兴起 |
| 2.4.2 合作区产业结构趋向多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开发建设模式研究 |
| 3.1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开发建设模式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
| 3.1.1 开发建设模式的内涵 |
| 3.1.2 开发建设模式的影响因素 |
| 3.2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开发建设模式的分类 |
| 3.2.1 大型企业独支模式——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 |
| 3.2.2 中外企业“强强联手”模式——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匈宝思德经贸区 |
| 3.2.3 多个企业抱团模式——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 |
| 3.2.4 专业园区开发商建设模式——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
| 3.3 我国20家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开发建设模式的概况 |
| 3.4 不同开发建设模式的对比分析 |
| 3.5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开发建设模式选择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产业发展模式与空间布局模式研究 |
| 4.1 产业发展模式与空间布局模式的概念内涵 |
| 4.2 产业发展模式与空间布局模式的发展路径 |
| 4.3 产业发展策略与对应的产业空间布局方式 |
| 4.3.1 单一功能型合作区对应“一区多园” |
| 4.3.2 多元综合型合作区对应“园中园”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
| 5.1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背景 |
| 5.2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 |
| 5.2.1 开发建设模式 |
| 5.2.2 产业发展模式与空间布局模式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结论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天津有色集团出口增长显着（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D]. 齐晓飞. 山东大学, 2021(11)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D]. 边云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D]. 董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
- [6]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减排效应研究[D]. 耿蕊. 辽宁大学, 2020(01)
- [7]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D]. 刘玥.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D]. 刘健升.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9]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 ——以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D]. 戚洪波. 南京大学, 2020(02)
- [10]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模式研究[D]. 朱丹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