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刺激经济增长须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马海涛,朱梦珂[1](2022)在《财政政策调整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基于政策需求和供给管理更迭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梳理了中国近20余年来财政政策调整及其与私人部门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时,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投资等总量刺激政策改善市场需求拉动企业投资。2011年经济进入增速放缓期后,财政政策逐渐侧重供给管理,但在一定时期仍采用供需两端双管齐下的模式进行调控。除受市场整体需求收缩影响外,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之间差距扩大,以及企业二元产权结构内生出的融资成本分化现象逐步成为制约总量性财政政策效应发挥的关键。2016年后因结构性问题凸显,财政政策偏向以供给管理为主,如实施税收改革、减税降费等政策。在"十四五"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力点仍在于稳定总量与结构调整并行,采取加强政府债务融资管理、进一步调整减税方向、平衡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投资结构等措施,激发微观主体投资活力。
邓文硕[2](2021)在《“共同富裕”语境下财政政策的新作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中对财政政策有如此阐述,"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那么清楚地表明一个社会和一种文明的性质,因而可以预期,潮流和反潮流在这个领域内表现得特别明显"。历史的进程和实践的发展不容置喙地印证了熊彼特对财政政策的阐述。
李经路,刘笛,詹亮[3](2021)在《中国减税降费:演进轨迹与未来取向》文中研究表明税收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功能,也会扭曲相对价格,影响福利水平和GDP增长,合理的税收结构和恰当的税负水平是财政政策关注的焦点。我国的减税降费历经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2007年以增值税转型试点为主的减税;第二阶段为2008—2011年的结构性减税;第三阶段为2012—2017年以营改增为主的减税;第四阶段为2018年以来的大规模普惠性减税降费。虽然采取了多阶段的减税降费措施,但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税收弹性系数依旧偏高。因此减税降费需在以下方面精准发力:税收结构方面,提升直接税占比;开征房地产税和零售税等新税种;增加地方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体系;延长退休年限、适度增发国债以缓解财政压力。
韩美琳[4](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肖振[5](2021)在《减税降费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
朱冠平[6](2021)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文中提出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和附属品,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解决,不仅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且还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因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内涵、特征、规模和影响机制不了解,导致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和扩张,这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过高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会扩大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恶化政府的信用环境和影响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时更是会导致大规模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引发社会动荡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政府债务管控政策文件。如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文件,要求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程序,并对地方政府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限额标准。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责办法》文件的出台,更是标志着我国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防范,有效推进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频繁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政策文件出台,传递了中央在“遏制债务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因此,开展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研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只有准确理解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我国才能从源头上根本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首先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接着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规模测度、影响因素和管控对策四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以便明确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关键点和创新点。然后,立足于当前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数据可得性、重要性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对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导致的四类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进行测算。最后,基于扎根、代理和道德风险等理论,本文又分别从内部体制、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其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经过研究后,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由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四类形成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在2010年后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在2019年更是达到了 19.95万亿元,是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9倍,约占全国GDP的20%,表明我国为了偿还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需要近两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才能偿还地方政府所引发的或有债务,或需要近20%的国民收入才能抵消地方政府引发的或有债务。(2)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方面,本文以2006-2018年282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越高和给予的金融分权越高,则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越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冲动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作用,而政治激励则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正向调节效应。(3)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型政府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增长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在地方领导性别上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影响,但在地方领导年龄层面未检验出差异性影响,而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倒U型关系,不仅在地方领导任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而且在地方领导学历层面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4)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具有抑制功能,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扩张和投资支出在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效应,而资源错配则在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中介效应。从以上的研究结论可知,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增长型政府和政府审计不足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发展型政府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又从财政金融、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分别提出防范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管控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现有文献,而且也能够为国家在“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等经济政策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撑。
李银生[7](2021)在《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内蒙古W市为例》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为了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大企业这个“关键少数”也是其中的受益群体。由于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最终要靠各个地方的税务机关来实现,因此,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取得了哪些初步成效?地方的税务机关在执行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时还存在哪些缺陷与不足?如何解决优惠政策在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升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执行质效?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与探讨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出发,以内蒙古W市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出台的各项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实践为研究对象,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从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标准与目标的设置、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资源的配置、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机构的特性、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方式、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环境以及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人的价值取向六个维度,详细分析了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现状,并对当前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取得的初步成效做出说明。接着,通过对内蒙古W市的大企业纳税人开展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对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W市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查找和探究优惠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背后的原因。最后,正视问题、针对原因、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提升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执行质效的对策与建议,从而进一步推动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效能的充分发挥,促进大企业的长远发展。
张旭东[8](2021)在《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为深化供给侧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质量,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税费的综合税收优惠措施。2021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小微企业所得税征收再减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标准的减税降费新政策,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减税降费实施工作提出综合性要求。鉴于此,思考政策推行的实际情况与预期效果如何,简要探讨减税降费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对更好发挥减税政策的效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大连市近几年经济发展和税务部门组织各项收入情况,收集选取GDP、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减税降费额度等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疫情下大连市经济运行与财政收支情况,采用政策实施前后对比、特定对象分析政策评估方法通过对GDP、公共预算收支、税费收入主要数据的增速对比、税负核算、收支缺口测算等宏观分析以及减税降费对行业分规模、分税种、分受惠主体、分产业等微观层面研究,依据效率、效益、政策回应度等政策评估标准,得出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在降低社会整体税负、增强企业获得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产生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企业创新转型等积极社会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着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增加、新冠疫情造成税收收入下滑、征管工作压力加重等问题,结合政策可能带来的短期内不利影响、实施主体执行力不足,特定团体难以适用等因素,分析出地方财政支出增加、组织收入与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双重压力、税种制度复杂、企业涉税水平、减税降费配套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结合上述积极实施成果与产生的效应、面临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简要开展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并以此制定对策,承上启下提出完善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主要建议,即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开源与节流、完善社保费管理、强化清欠管理以平衡地方财政收支,发挥减税降费新形势下稽查职能、预防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行为、优化执法方式助力政策落实等打击与预防涉税违法行为,完善实施政策企业涉税清单、加强税务电子政务建设、统筹部门协作为主要内容的优化减税降费配套措施,通过内部与外部减税降费政策的培训与纳税服务咨询来做好减税降费政策的贯彻与宣传,强化纳税服务人员配备以期不断完善加强减税降费的宣传教育。
董雪[9](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龙小燕[10](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二、刺激经济增长须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刺激经济增长须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财政政策调整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基于政策需求和供给管理更迭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中国财政政策变化的特征事实 |
三、企业投资的变动特征及财政政策调整产生的影响 |
(一)企业投资受利润驱动,财政政策侧重调节需求(2001~2011年) |
(二)供需两侧对企业投资形成挤压,财政政策双管齐下(2011~2016年) |
(三)融资因素制约企业投资,财政政策侧重供给端发力(2016年后) |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
(2)“共同富裕”语境下财政政策的新作为(论文提纲范文)
我国财政政策的时代变迁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重建阶段,补偿性财政政策(1949—1958年) |
(二)社会主义摸索阶段,平衡性财政政策(1959—1978年) |
(三)改革开放前期阶段,紧缩性财政政策(1979—1996年) |
(四)经济全球化阶段,积极财政政策(1997—2012年) |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质量财政政策(2013年至今) |
共同富裕对财政政策的本质要求 |
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政策的新作为 |
(3)中国减税降费:演进轨迹与未来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减税降费的理论渊源 |
三、减税降费的演进历程 |
(一)第一阶段(2003—2007年):增值税转型试点的减税 |
(二)第二阶段(2008—2011年):结构性减税 |
(三)第三阶段(2012—2017年):营改增由试点到全面 |
(四)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大规模普惠性减税 |
四、减税降费的趋势研判 |
(一)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 |
1. 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逐步提升直接税占比 |
2. 完善税种,提高税收体系的完整性 |
3. 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体系 |
(二)适度增发国债以缓解财政压力 |
(三)深度推进延迟退休政策 |
五、结论 |
(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2 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相关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的相关研究 |
2.2.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测算的相关研究 |
2.2.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2.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管控对策的相关研究 |
2.2.5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测算 |
3.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概念界定 |
3.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思路 |
3.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方法 |
3.3.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 |
3.3.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 |
3.3.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 |
3.3.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 |
3.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分类测算结果 |
3.4.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3.4.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3.4.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3.4.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3.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总测算结果 |
3.6 本章小结 |
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 |
4.1 内部体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4.1.1 直接影响 |
4.1.2 间接影响 |
4.2 内部体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4.2.1 数据选取 |
4.2.2 模型设计 |
4.3 内部体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 |
4.3.2 相关性分析 |
4.3.3 主回归结果 |
4.3.4 稳健性检验 |
4.4 内部体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4.4.1 财政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4.4.2 金融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4.4.3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4.4.4 金融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4.5 本章小结 |
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 |
5.1 政府动机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5.1.1 直接影响 |
5.1.2 情景分析 |
5.2 政府动机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5.2.1 数据选取 |
5.2.2 模型设计 |
5.3 政府动机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 |
5.3.2 相关性分析 |
5.3.3 主回归结果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政府动机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5.4.1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性别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5.4.2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年龄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5.4.3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任期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5.4.4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学历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5.5 本章小结 |
6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 |
6.1 外部机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6.1.1 直接影响 |
6.1.2 间接影响 |
6.2 外部机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6.2.1 数据选取 |
6.2.2 模型设计 |
6.3 外部机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6.3.1 描述性统计 |
6.3.2 相关性分析 |
6.3.3 主回归结果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外部机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6.4.1 政府审计、信贷扩张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6.4.2 政府审计、投资支出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6.4.3 媒体关注度、资源错配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6.5 本章小结 |
7 管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政策建议 |
7.1 从财政金融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7.1.1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理清政府间财事关系 |
7.1.2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风险财政化 |
7.2 从政府行为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7.2.1 转变政府职能观念,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7.2.2 弱化经济考核指标,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
7.3 从外部机制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7.3.1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 |
7.3.2 建立问责长效机制,防范问责效果被弱化 |
7.3.3 改进预算编制制度,提高地方预算透明度 |
8 本文的研究结论、局限和展望 |
8.1 本文的研究结论 |
8.2 本文的研究局限 |
8.3 本文的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研究成果 |
(7)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内蒙古W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国外相关研究 |
2.国内相关研究 |
3.国内外相关研究评析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内容 |
3.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限度 |
1.创新之处 |
2.研究限度 |
一、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1.大企业 |
2.税收优惠 |
3.政策执行 |
(二)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 |
1.税收激励理论 |
2.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 |
二、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现状及成效分析 |
(一)W市大企业概况 |
1.W市大企业构成情况 |
2.大企业对W市的税收贡献 |
(二)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现状 |
1.政策标准与目标的设置 |
2.政策执行资源的配置 |
3.政策执行机构的特性 |
4.政策执行方式 |
5.政策执行环境 |
6.政策执行人的价值取向 |
(三)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初步成效 |
1.降低了大企业的税收成本 |
2.激励了大企业的研发支出 |
3.推动了地方经济稳定增长 |
三、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
1.部分优惠政策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
2.政策执行资源配置不充分、不到位 |
3.基层税务机关的政策执行能力不足 |
4.政策执行方式与大企业需求不匹配 |
5.政策执行环境欠佳形成了外部制约 |
6.部分税务人员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 |
(二)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
1.部分政策标准与目标的设置不科学 |
2.政策执行资源配置问题被长期忽视 |
3.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
4.政策执行方式未能实现服务型转向 |
5.政策执行环境存在诸多不可控因素 |
6.培训、考核与奖惩制度缺乏实效性 |
四、可供借鉴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 |
(一)可供借鉴的国内外经验 |
1.国外经验 |
2.国内经验 |
(二)对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启示 |
1.通过立法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
2.实现优惠政策执行的专业化 |
3.重视政策执行中的纳税服务 |
五、提升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执行质效的对策及建议 |
(一)科学设置政策标准与目标 |
1.政策制定要注重系统性和整合性 |
2.目标设定要力求稳定性和长远性 |
3.标准设计要注重合理性和适用性 |
(二)合理配置政策执行资源 |
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
2.加强信息资源整合 |
3.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
(三)全面提升税务机关政策执行力 |
1.实现政策执行的专业化管理 |
2.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配合 |
3.健全税务机关内部监督机制 |
(四)切实改进政策执行方式 |
1.政策宣传与培训要精准 |
2.办理程序要精简规范 |
3.服务措施要严格落实 |
(五)不断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
1.进一步改善税收法制环境 |
2.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 |
3.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
(六)规范政策执行人的行为 |
1.加强职纪教育和业务培训 |
2.建立健全考核和奖惩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调查问卷 |
附录2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
致谢 |
(8)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 |
1.4.1 概念界定 |
1.4.2 理论依据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2 大连市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现状 |
2.1 大连市税务部门组织各项收入情况 |
2.2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梳理 |
2.2.1 增值税减税政策 |
2.2.2 所得税优惠政策 |
2.2.3 其他减税降费政策 |
2.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特点分析 |
2.4 基于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 |
2.4.1 优势 |
2.4.2 劣势 |
2.4.3 机遇 |
2.4.4 挑战 |
2.4.5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矩阵 |
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与问题 |
3.1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标准 |
3.2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 |
3.2.1 社会整体税负下降 |
3.2.2 企业获得感增强 |
3.2.3 主要行业与税种减税降费效果明显 |
3.2.4 社会保险费减费明显 |
3.2.5 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
3.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分析 |
3.3.1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成本效应 |
3.3.2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激励效应 |
3.3.3 促进企业创新转型的升级效应 |
3.3.4 提高收入促进消费的社会效应 |
3.4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的问题 |
3.4.1 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增加 |
3.4.2 新冠疫情不利影响 |
3.4.3 税务部门征管工作压力增大 |
3.4.4 政策落地普惠难度大 |
3.4.5 存在发生利用优惠政策的税收违法行为 |
4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问题的成因分析 |
4.1 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短期影响 |
4.1.1 地方税收收入减缓 |
4.1.2 地方财政支出负担加重 |
4.1.3 完成减税降费与组织收入任务难度大 |
4.2 减税降费政策配套机制有待完善 |
4.2.1 减税降费相关工作量与人员数量不匹配 |
4.2.2 税务系统信息与政策效果分析有待完善 |
4.2.3 欠税征管工作有待加强 |
4.3 税种制度的复杂性 |
4.4 减税降费政策掌握不全面 |
4.4.1 部分税务人员对政策业务存在短板 |
4.4.2 部分企业对政策理解不到位 |
5 完善大连市推进减税降费实施的建议 |
5.1 稳定地方财政收支平衡 |
5.1.1 坚持组织收入原则 |
5.1.2 开辟税源新增点 |
5.1.3 合理控制财政支出 |
5.1.4 加强对欠缴税费的管理 |
5.1.5 完善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 |
5.2 打击涉税违法行为 |
5.2.1 发挥减税降费实施背景下的税务稽查职能 |
5.2.2 打击减税降费新形势下的税收违法行为 |
5.2.3 有效预防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等违法行为 |
5.2.4 优化稽查执法助力减税降费落实 |
5.3 优化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配套措施 |
5.3.1 完善企业涉税清单制度 |
5.3.2 增加政务信息透明度 |
5.3.3 推进税务电子政务建设 |
5.3.4 统筹部门间协作 |
5.4 做实减税降费政策的贯彻与宣传 |
5.4.1 加强减税降费政策内部教育培训 |
5.4.2 加强减税降费政策外部宣传培训 |
5.4.3 做好纳税服务与涉税咨询 |
5.4.4 完善纳税服务人员的配备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1.3.1 相关概念 |
1.3.2 研究目标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2.1.3 AK模型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4.2.4 稳健性检验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5.3.3 稳健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6.3.4 稳健性检验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致谢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1.4 研究方法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1.5 研究框架 |
1.6 创新与不足 |
1.6.1 论文创新点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2.2.5 其他理论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5.1.2 基本检验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5.2 原因探析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6.1.2 计量方法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6.3 原因解析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7.3 原因分析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刺激经济增长须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财政政策调整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基于政策需求和供给管理更迭的思考[J]. 马海涛,朱梦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2(01)
- [2]“共同富裕”语境下财政政策的新作为[J]. 邓文硕. 审计观察, 2021(10)
- [3]中国减税降费:演进轨迹与未来取向[J]. 李经路,刘笛,詹亮. 华东经济管理, 2021(10)
- [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5]减税降费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肖振. 兰州财经大学, 2021
- [6]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D]. 朱冠平.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7]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内蒙古W市为例[D]. 李银生.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8]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D]. 张旭东.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9]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