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信息化第三波：电子政务

一、政府信息化第三波:电子政务（论文文献综述）

卢文刚,刘晓敏^[1]（2021）在《日本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模式及启示》文中指出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发展较早,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公共卫生相关立法,之后开展了包括机构改革、责任细化以及健全法律在内的一系列工作,现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模式。在此次新冠疫情前期防控中,日本也以其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体系与丰富的过往经验为基础,初步控制了第一波疫情,但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日本防控战线拉长,其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存在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对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模式、经验及在此次疫情中所存在的短板、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对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发展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车芸芸^[2]（2020）在《利比亚政权变更中网络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也是评判各国政治是否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政治参与也一直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出现了一种新的参与方式——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补充,较传统政治参与而言,参与方式的简单直接、参与主体的平等匿名、参与成本的低廉等都是它的巨大优势,为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网络政治参与也有着其消极的一面,由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动因多样、参与过程的难以控制等特征对各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有序发展及其治理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而,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全面深入研究是现代各国政治建设过程中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2011年,对于中东北非地区的国家和公民而言是非比寻常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席卷了这个区域,西方学者将其称为“阿拉伯之春”。此次风暴造成多国政局动荡,甚至造成有些国家的政权变更。此次革命的爆发除了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的专制统治、政体僵化、政府腐败、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原因外,网络参与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此次革命也被称为“维基革命”或者“推特革命”。而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利比亚,非制度性网络政治参与对利比亚的政权变更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在利比亚的政权变更中,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主要体现为公民通过互联网络浏览信息、发表政治意见、讨论政治议题、与政府对话以及进行网络政治行动。在此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青年公民为参与主力军、快速的网络集结、公民混乱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以及政府部门的消极应对四种特点。通过对利比亚政权变更中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对利比亚政权变更中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所存在的参与数字鸿沟、网络谣言、网络参与盲从以及网络参与群体极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总结出推动整个网络政治参与向着健康、有序、理性方向发展的应对意见。

褚楚^[3]（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提出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石立春^[4]（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指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李凌慧^[5]（2019）在《中国智慧城市生态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实现问题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代表着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停地加快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生态失衡、政府治理滞后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应接不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以“智能化、网络化、协同化”为主要特征,为了使城市的发展更加绿色更加现代化。对于智慧城市生态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实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仅仅是解决城市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积极响应,对建设责任政府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就是在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主题基础上,从城市智慧化生态管理入手,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揭示智慧城市生态治理与政府责任实现之间的内在关系,甄别出中国智慧城市生态治理中政府责任表现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以此为依据,通过概要总结国外经验,集中探讨了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智慧城市生态治理下的政府所应担当的基本职责体系及其实现的对策思考,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变迁规律和自然生存规律基础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保开发的动态平衡,进而提高我国智慧城市政府生态治理责任实现的水平,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徐亚清^[6]（2018）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文中认为信访,即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国家对来信来访的处理,是本土语境下产生的治理活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访既可解读为社会场景中的一种现象,又可视作学术研究中的一类概念。作为现象,信访的存在贯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场景中,如果究其缘起,此种现象甚至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政权建构中所创设的群众工作。作为概念,对信访的研究长期存在于诸多学科中,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近几年来,主要的趋向是考察现实场景中的微观化的信访政策和个体化的信访活动。微观化、个体化的趋向主要受国外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聚焦所谓个体偏好的特质的影响。受此影响,诸多研究开始聚焦信访者的个案,力图从个案中考究信访逻辑。此类研究丰富了信访的案例基础,然而信访本身是渗透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影响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其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故而研究不应止步于微观化视角,而应更具有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换言之,是整体化、历史化地考察信访的治理逻辑。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使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信访研究需直面的对象。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对应着国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行为科学等实证主义范式的反思。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的特质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漫长历史时空的基础性。其将社会现象置于整体化而非碎片化的格局中加以诠释,使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二是国家概念的凸显。这在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影响的晚近历史社会学中有明显的体现。其将国家视角引入,从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中探究一系列社会表达活动,从而克服了既往功能主义研究存在的“社会中心论”的倾向。三是对历史路径持续和变迁的考究。如路径依赖、拐点等词汇,是旨在诠释历史传统的延续和重要时空节点中传统的沿革、新兴要素的出现。若回到信访的研究主题,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中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注并非绝对空白,但诸多研究或是直接忽视、或是“引而不用”,即并未直接透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内涵。此局限性揭示了信访研究缺乏整体性、历史性的瓶颈,亦为研究的深化揭示了方向。历史制度主义,可为信访研究构筑总体脉络,且能将其置于本土历史演化的时空之中进行更为深刻的诠释。关键在于如何依托信访研究主题,基于本土语境,构筑起历史制度主义对信访概念的支撑。首先,信访需理解为一种治理方式。毋庸置疑,信访是本土语境下,与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治理之道,存在于社会表达和国家回应的诸多层面。其次,对历史制度主义需实现更为深刻、更为本土化的解读。简单“复制”仍然是停留在所谓的“引而不用”。相反,需够透过信访,实现历史制度主义扎根本土语境之后的丰富与创新。国外范式的合理性与本土语境的根源性的契合,方才是历史制度主义视域得以构建的基石。其三,对信访的研究,需探求其治理的内核所在。这既是历史制度主义要义的体现,亦是克服既往研究中个体、微观视角局限的研究。因为唯有透过围绕信访的、表层化的、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去探究信访作为本土治理之道所具有的基本维度,方能真正理解信访的缘起、奠基、变迁和当前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信访为何存在,信访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提意见的处理工作”,信访的传统究竟如何,现阶段的现象与传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有何变化?这实质是对信访治理逻辑的主题研究。因此,可提出制度、场景、话语的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将此三重维度视为形塑信访治理逻辑的基本层面。制度是诠释信访的首要层面,因为信访之所以成为长期、普遍的现象,得益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在本土语境下,这体现在领导同志的发函、指示、党代会的战略路线、国务院的条例制定等。信访在制度层面的演化历史,将使研究直接越过微观化的“藩篱”,将社会成员的表达、政府的回应与整合均置于以国家政权的建构和治理为核心的、刚性化、整体化的制度框架。场景之维是信访演化的现实基础,可理解为制度演化的现实载体,是信访的治理之场。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下,场景自然不会局限于对二十一世纪现阶段的孤立化诠释,而会探求漫长的历史时空演化,场景应视作是这一演化的聚焦之处。话语之维的提出是契合了历史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考究,并基于本土语境对研究的深刻意义。信访的治理逻辑,亦可解读为信访现象背后核心化的话语规范,话语规范由制度承载,在场景的历史演化中形成,渗透于场景的各个层面,随着场景的演化而发生改变,其调适又将重新形塑制度、深刻影响场景。制度是刚性承载、场景是演化之源,话语则是核心依托,使信访的治理逻辑得以明朗。信访治理逻辑的缘起,既要考察制度的创设和场景的基础,又要从核心层面考究信访背后群众工作的话语传统。话语在治理实践中的成熟最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工作得以奠基。遵循话语脉络,方能将信访的场景划分为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奠基和改革开放至今的延续性与同传统相差异的断裂性三个基本阶段。在考究中可发现,一些地方在治理实践中由“主动”动员意见转为“被动”回应表达,便充分印证了治理逻辑的断裂。对于信访制度的走向,社会各界存在较多论争,所谓“扩权论”、“取消论”曾一度引发学界研究的关注。制度层面的争论植根于制度背后话语体系在场景变革中的适应性问题,即全面扎根基层、总体动员意见、充分维护权益的群众工作传统,是否能够在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融的场景中扎根,能否真正与法治化、信息化进程辩证统一?对信访治理逻辑的诠释,最终得出的是信访治理逻辑转向的命题,即由相对静态场景中的话语传统,转向为基于场景变革,实现制度的调整、改革同话语的适应、丰富相结合。基于此,研究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章是研究绪论。第二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选择了与历史制度主义内涵相契合的国家理论、话语理论作为研究话语基础,并阐释制度、场景、话语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第三章阐释信访治理逻辑之生成,包括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话语缘起、治理的路径求索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制度性奠基。第四章诠释改革开放之后信访治理逻辑的延续,包括常态工作的恢复与适应、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与场景变革中的信息化。第五章是解读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包含制度本身在社会场景分化中的割裂与科层管理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复杂风险样态、社会价值的分化对传统话语共识的挑战。第六章是论述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包含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的内在张力、场景自身在断裂式变革中产生的异质性主体与不确定问题、话语在共识上的整合失效对社会复杂样态的加剧。第七章是诠释关于信访治理逻辑走向的论争和各自的内在问题,包括“扩权论”与法治化的张力、“取消论”的价值偏差与治理失效、“调整论”需面对的逻辑核心与表达张力。第八章是探讨研究自身对信访治理逻辑的展望,即改革中如何依托场景变革样态、法治趋向、群众工作传统实现对信访治理逻辑之重塑。第九章为余论,其中回顾了研究的整体思路,并对信访话语的研究价值和主题深化方向做了自身构想。

卢洪^[7]（2018）在《国家治理中大数据应用问题研究 ——以贵阳市为例》文中认为国家治理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探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统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统一于政治发展的全过程。十九大以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统的治理理论和方法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发展的挑战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局面,国家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治理面临新的转型。互联网时代,特别是以大数据为引领的信息革命,在带来技术革新的同时,为各领域创新应用提供了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战略行动,深刻的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结构和功能,改变着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发展思路。大数据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前沿,具有规模大、种类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四个显着特征,是信息技术崭新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融合的前提。大数据时代能够将国家治理的各项内容数据化——“数据万物”,深刻改变和改革国家治理理念、治理范式、治理手段和治理内容,彻底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合理的界定权力的边界并最终把权力关进数据的“笼子”,实现国家治理“善”的目标。贵阳市从2013年开始进行大数据相关创新、研究和实践,是全国第一个大数据综合实验区,有国家发改委批复组建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大数据场景和应用研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本文以贵阳市大数据场景应用为案例进行实践分析,解剖麻雀,通过对贵阳市公安“块数据中心”—决策科学化、“数据和云”—社会治理协同、“数据铁笼”—权力运行制约等的分析,深度挖掘实践案例的典型性,为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支撑。通过贵阳的案例,大数据在提升国家治理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有效实现权力制约无缝化、决策的科学理性化、公共服务的精准化、社会治理协同化,有效满足公民政治参与多样化的诉求。但是,大数据的应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面临着意识层面缺乏“数据治国”的战略思维、管理层面缺乏完善的数据管理制度、共享层面开放数据面临风险和危机、操作层面缺乏成熟的技术与人才等难题,面对国家认同建设、政治合法性、虚拟空间管理等方面的挑战。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和不断成熟,区块链技术作为大数据新的发展方向,具有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分布式账本记录、智能合约和时间戳的不可篡改等特性,能够保证数据真实可靠和无法篡改,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重建提供了解决方案,提升不同主体间交易的成本和运营效率,有可能重构人类社会的交往秩序,实现国家、社会、公民和技术的有机融合,推进互联网从无序走向有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可能。

王政^[8]（2018）在《徐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直以来,地方政务服务体系建设都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务服务体系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担负着满足不断扩大的公众公共服务需求的重任。十八大以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结合“互联网+”概念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应用和推广,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不断推动互联网技术与政务服务的融合发展。在“互联网+政务服务”理念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以便民利企、改善营商环境等为突破口,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面临一些问题。本文从分析中央和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分析入手,利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从电子政务到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演变历程,总结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充分利用问卷法、面谈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总结徐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实践背景、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利用整体治理理论、数字政府理论等公共管理学理论建立分析研究的基础,在分析借鉴澳大利亚、中国苏州等地互联网政府建设经验,提出以构建“公众需求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重组组织架构,理顺部门权责关系和权力边界;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整合外部资源,推动共治格局建立的四个徐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建议,为下一步徐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提供参考。也为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建设和完善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欧阳鹏^[9]（2018）在《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 ——以公民参与为中介变量》文中研究指明政府信任反映出公民对政治系统与政府行为确当性的预期,是政府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要基石。然而就全球范围来看,公民对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已成为各个国家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此外,由于政府信任危机带来的政府治理难度的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等各类问题,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随着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学者们寄望于这一新兴技术能够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发现,电子政务的应用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有着积极影响,但具体的作用机制仍待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本文在回顾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首先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电子政务的发展有利于政府信任的提升;（2）公民参与是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然后采用使用率较高的电子政务量表、公民参与量表、政府信任量表进行测评,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接着使用SPSS、AMOS、Lisrel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与检验,研究显示量表的信效度、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回归分析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介效应也获得了数据支持。最后,结合本文变量之间的关系,从电子政务、公民参与角度提出提升政府信任的对策与建议。

李章程^[10]（2018）在《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公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世界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表明,民主政治有效性的提升依赖于政治系统内外信息输入与输出的良性互动,以减少不确定性与降低风险,从而维系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在借鉴拉斯韦尔、多伊奇、派伊等人传统政治沟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这一特定媒介来统筹本文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架构,即公众网络政治参与与信息沟通、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平台与模式、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过程与成效、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问题与原因、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建议与对策。也就是,沟通主体、沟通平台、沟通过程、沟通问题、沟通对策是本文主要的关涉面。绪论部分是对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以及研究创新点进行资料性的、线索性的和总结性的叙述与分析。第一章对公众网络政治参与与信息沟通的内在关联给予判辨与剖释。区分网络空间中公众的不同身份即网民、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共同体,别其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公众网络政治参与有无序与有序之别,分辨其弊利。归纳信息沟通基本特征,阐发信息沟通对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第二章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平台和模式进行梳理、汇总与剖析。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蒐集与梳理,明确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平台包括政府网站、政务双微、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商业新闻网站、个人微博等。围绕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界定其沟通的模式,并总结其特征。第三章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过程与成效进行详细的归纳与论证。指出双方信息沟通的层次有单向沟通、双向沟通和多向沟通三种。特别是将网络话语表达引入双方沟通的过程分析中,即符号生产、意义争夺、秩序重建。为体现双方信息沟通的效果,在不同模式对比的基础上,从政府回应角度进行了测评,并选取了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室的调查数据作为实证支撑。第四章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问题与原因从案例分析到理论归因。就存在的问题而言,选取了近3年多起代表性网络公共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归纳的分析方法,从信息沟通主体、信息沟通过程、信息沟通平台三个方面指出相应的问题。并基于这三个方面一一阐释了相关原因。第五章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思考与建议。根据第四章的原因归纳,即沟通主体、沟通平台、沟通过程,从塑造对话——协调式沟通主体、优化效率——交互式沟通平台、完善良性——认同式沟通过程三方面一一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本论文抓住民主政治是对话与沟通的实质,从信息沟通的角度对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成效,以及如何规范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另一个切入点与观察点。这既能够从较完整的意义上对公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也是对传统政治沟通理论在网络时代的一个拓展。此外,本论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话语交流方法,突出公众在信息沟通中的地位,克服了以往信息传输路径和观念传播路径忽视公共价值的局限。

二、政府信息化第三波:电子政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信息化第三波:电子政务（论文提纲范文）

（2）利比亚政权变更中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智慧城市生态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实现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6）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家治理中大数据应用问题研究 ——以贵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徐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 ——以公民参与为中介变量（论文提纲范文）

（10）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公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政府信息化第三波:电子政务（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模式及启示[J]. 卢文刚,刘晓敏. 社会治理, 2021(07)
• [2]利比亚政权变更中网络政治参与研究[D]. 车芸芸.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5]中国智慧城市生态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实现问题探究[D]. 李凌慧.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6]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D].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7]国家治理中大数据应用问题研究 ——以贵阳市为例[D]. 卢洪.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徐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优化研究[D]. 王政. 江苏师范大学, 2018(11)
• [9]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 ——以公民参与为中介变量[D]. 欧阳鹏. 长春工业大学, 2018(08)
• [10]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公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研究[D]. 李章程. 苏州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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