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进步与产品结构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潘苏楠[2]（2021）在《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身体素质的总和,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的整体态势。而由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逐步向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进,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一个典型表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指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向中级人力资本过渡,并逐步向高级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化,在演化进程中,要保障各类人力资本的互补匹配与协调发展,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面对劳动力人口数量连续下降的人口红利瓶颈以及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问题已备受关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构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为关键的要素,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产业进行转移,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固基石。那么,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通过什么机理、哪些路径作用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协调效应?以及协调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规范分析、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深入探讨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围绕主要研究内容,具体的行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明确本文具体的结构安排;之后,介绍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应用到的研究方法,并规划出本文详尽的技术路线图;最后,概述几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及理论贡献。第2章,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比较系统的搜集、梳理与归纳,深入了解人力资本、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以期能够明晰已有文献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而识别出相关领域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首先,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追本溯源,界定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然后,参考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发展实际,选取各个变量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对变量进行具体的测算,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好最基础的铺垫。第4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通过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归纳,部分文献已经认识到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效应,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章节在文献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并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继而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第5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在前文验证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重要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以期能够进一步打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黑箱”。通过文献调研与理论梳理,从而提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自主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并对其实证结论进行总结探析。第6章,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在上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冲击轨迹,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此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第7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在全球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下,人力资本作为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机理,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得出二者协调效应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和ARIMA模型,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也相当于对这两种预测方法进行互证检验。第8章,结论与展望。本章节首先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及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启示,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局限,展望未来的改进方向。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践观察-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探讨”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解决问题思路指导下,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并探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效应,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和理论贡献。一是基于整体刻画和动态演化的视角探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拓展和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是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源动力,因此,人力资本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但目前,鲜有文献从整体角度去刻画和描述,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整体数量、质量状况及其结构演进的全貌。本文尝试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界定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概念及内涵,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模型,从整体角度去考察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二是深入剖析并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路径。探究解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机理和“作用黑箱”,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从理论分析上建立起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方法应用上丰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三是研究分析变量之间的冲击效应和作用路径,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圈。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纳入到同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中,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作用轨迹和冲击效应,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同时建立起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激发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
荣婧[3]（2021）在《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绿色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绿色发展是提升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工业绿色效率的有效提高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效率。但是,现阶段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仍以消耗大量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存在高能耗、高排放特征,工业绿色效率整体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劳动、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经济产出和污染减排能力在削弱,尚未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工业绿色效率提高面临较大困境。基于此,以工业绿色效率为研究对象,依据扩展的索洛模型厘清工业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系统梳理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层级结构,分析影响路径及驱动机理;运用EBM模型评估工业绿色效率,分析我国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特征;运用核密度方法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收敛特征,并运用马尔科夫链研究动态演进规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研究结论显示:（1）2005-2016年间,工业绿色效率值由0.322上升至0.659,整体上呈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区域分布来看,大体上以黑河和腾冲为线,工业绿色效率水平由东向西呈逐级递减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集聚性;行业分布来看,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高,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低,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2）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来看,各地区工业绿色效率的分布在2005年呈明显“双峰”状,2016年各地区的双峰特征慢慢消失,各省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在不断提高,地区间工业绿色效率低水平和高水平差距逐渐扩大;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水平转移体现出来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工业绿色效率较高水平邻域对周围省市的工业绿色效率具有一定带动作用,水平较低的邻域则有一定消极作用;处于低水平的省市更容易陷入低水平马太效应;高水平省市间相邻更容易呈趋同效应。行业来看,2005-2016年间,我国整体各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存在一定程度地提高,部分行业提升速度领先于其他行业;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更强的自我锁定效应,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自我锁定效应相对较低,而且资源密集型行业提升效应不足。（3）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扩大、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因素可以显着驱动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高,行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显着抑制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发展。区域整体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的有工业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有行业结构、人力资本、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的有能源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因素,能源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4）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可以显着推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技术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升,但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人力资本即期显着推动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但是滞后一期显着抑制了其发展,对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滞后一期影响也显着为负,其他影响不显着。环境规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起到显着的推动作用,而且存在非线性影响,但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对其他行业影响均不显着。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发展。研发投入当期显着抑制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滞后一期后起到了促进作用。（5）基于系统动力学工业绿色效率路径分析结论表明,从工业绿色增加值角度和工业增加值来看,创新-结构-环保驱动路径是最优路径,该模式兼顾了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既保证了工业经济高速增长,又可以有效从源头和末端对工业三废污染进行控制,降低工业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助于帮助工业增长方式由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向绿色效率、环保、集约型增长转变。从保护资源环境的角度看,创新-环保驱动路径的工业污染经济损失模拟值最小,是最佳路径,说明与创新-结构-环保协同路径相比,资本深化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综上,本文从系统论出发,将EBM模型、核密度方法、马尔科夫链、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动力学进行方法集成,在解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有机整合工业绿色效率的环境规制、技术、结构等各项影响因素,并将线性规划维度扩展为涵盖人口、社会、工业经济、资源与环境多维度的工业绿色效率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八种情景模式下工业绿色效率进行仿真模拟与预测,定量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识别最优路径。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徐杰[4]（2021）在《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再次放缓,明显低于首轮振兴期间增长水平,此次下滑暴露出东北经济发展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东北地区依赖粗放式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转,要素配置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要素产业间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缺乏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导致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进而了引发供需结构不匹配、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结构红利假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引致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这种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引发的生产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对此,研究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解决当前东北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供给侧改革作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应从供给端入手,重视生产环节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结构调整的“卡脖子”问题。为此,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经济再次下滑为问题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对优化目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设计,本文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制度背景和现实阻碍,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且存在偏离一般规律现象。现阶段,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倒逼经济发展对一、三产业依赖程度加深,三大产业占全国份额均呈下降态势,亟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2）构建了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与重置,即配置效率改进能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合理化有助于提升要素分布聚合质量,而高度化则能通过促进要素向高层次产业部门转移,实现配置效率改进目的。进一步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从生产环节入手,对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因素进行研究。（3）实证检验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影响效应。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东北要素配置效率变化FAEC进行估算,结果表明FAEC大致经历了两次“先升后降”,其对TFP增长具有明显贡献,但程度在逐渐减弱。采用长面板数据模型,运用LSDV法、“OLS+PCSE”法、IV-GMM法等估计策略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对FAEC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而高度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呈显着负相关,反映出东北工业增长乏力下的被动“去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不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4）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PCA构建各项供给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设定长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高质量供给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度化方向演进。综合以上研究,提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拓宽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研究视角。结合当前东北经济形势与振兴发展要求,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对调整方向及重点予以明确。通过全面剖析东北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本文提出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结构调整新思路。（2）对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往文献不乏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但从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维度定性和定量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相关研究进行扩展,不仅对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同时,采用实证方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测度要素配置效率时,对传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进行有益改进,充分结合并比较已公布数据,提出永续盘存法估算标准步骤,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数据。（3）运用GPCA构造了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考察供给因素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构建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主的供给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PCA得到各项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及总指数,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李泽众[5]（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过去的传统城镇化存在“量”与“质”不协调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重城轻乡”导致城乡分割严重。与此同时,传统的城镇化过度依赖廉价的“人口红利”以及“土地红利”,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严重的“半城镇化”等问题。随着经济增速和工业化发展的步伐放缓以及资源环境的趋紧,以开发土地、大搞房地产为建设重点的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必须发生转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重点建设内容,依托环境治理从而走上高质量的城镇化道路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拟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那么,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似的关系?第二,在先前已有的研究中,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镇化发展情况,但是该方法会与实际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偏差。那么,如何反映并且较为准确地测度中国的城镇化质量?第三,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如何?在包含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中,环境规制的力度是越大越好吗?怎样的环境规制力度最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以及节能环保等五个方面共20个基础指标,分别表征五个维度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测度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着重研究其内在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我国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将从以下八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为导论。导论部分首先阐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研究的环境规制以及高质量城镇化进行了概念界定。接着,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分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述,通过梳理、总结和评述现有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阐明对本文有启发之处和有待补充之处。（1）环境规制的有关研究,主要包含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演进中,本文梳理并总结了以往研究对环境规制在概念界定、工具选择、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回顾并且总结了有关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方面的文献。（2）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化质量的有关研究,围绕着对高质量城镇化内涵的演进以及测度问题。（3）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了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实证研究。通过已有文献的评述,本文希望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即不仅考虑空间层面的相关性,并在环境规制基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领域做出一定边际贡献。第三部分主要围绕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分析展开研究。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环保等方面选取了20个基础指标,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节能环保等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借助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从而测度出2003-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此基础上,根据省内各地级市的GDP占比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出2003-2016年我国分省份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并进一步分析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最后,将城镇化根据发展特征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并梳理和总结了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演进和发展。第四部分主要是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经验分析。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由于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质量均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因此需要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将环境规制按照不同的规制方式区分为“效果型”环境规制和“过程型”环境规制,运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的非线性关系。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分别从激发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等三方面,对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第五部分围绕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在2001-2018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门槛回归方法,对环境规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在构建了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期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部分基于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再进一步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SLS模型对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从而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且根据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区域和城市规模进行区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第八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部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提供经验参考和借鉴作用。通过以上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1）在2003-2016年期间,绝大多数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城市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主。（2）在综合的城镇化质量中所占权重从高到低的城镇化维度分别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以及节能环保。（3）中国各省市之间在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即城镇化质量在空间层面较不均衡,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依次递减的态势。第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在三种不同的空间矩阵条件下,无论是污染物去除率越高,即以治理结果为导向进行的“效果型”环境规制;还是每万元GDP产生的污染物越少,即以生产过程为导向进行的“过程型”环境规制,均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强,本地区的城镇化质量越高,并能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得到提升。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溢出效应体现出空间异质性。“效果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过程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中部地区显着,而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着。因此,应当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区域联合执法的环境治理架构,并在区域间实行信息共享的监测体系,并将区域联防联控需要与因地制宜有机结合,促进地区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第三,对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治污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技术创新效应刺激技术创新,并能强化技术创新（包括治污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即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基于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先负后正的“U”型动态变化。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ln ER≤0.1972）的情况下,企业出于侥幸心理,往往倾向于选择默默承受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的“遵循成本”。开展技术创新的研发会引致更高的成本,从而阻碍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此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作用不明显。而环境规制力度较大时（ln ER>0.1972）,为避免被惩罚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企业必须采取措施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当“创新补偿”降低或全部抵消“遵循成本”时,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均得到提高。而到了这一阶段,技术创新对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而实现了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效果。（3）环境规制对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有限,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大,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由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不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环境规制基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不具备这一特征,呈现出正向激励的特征。第四,对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然而,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类似的倒逼作用,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发挥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2）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及其空间滞后项的弹性系数均显着为正,说明某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能够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类似的空间溢出作用。（3）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均具有空间异质性。从环境规制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在东部地区其次,然而在中部地区不显着;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果均显着,但是效果依次递减,具有空间异质性。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西部地区抑制了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第五,对环境规制通过纠正资源错配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主要结论有:（1）劳动错配传导机制和资本错配传导机制均得到有效验证,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纠正劳动错配和资本错配,从而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2）从资本错配对城镇化质量的抑制作用来看,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严重;纠正资本错配对于提高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纠正劳动错配对于提高大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3）“动钱”的方式虽在当前阶段十分有效,但不具有可持续性,且效果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相比之下,“动人”的方式却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消除行政壁垒,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才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路径所在。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需要合理规划城市布局,不应将城镇面积的扩张视作城镇化发展的提高,而应当将评价指标聚焦在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城市建设的空间利用效率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效的“城市蔓延”现象发生。此外,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依托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生态的改善,进一步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研发、推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藉此提高城镇化质量。
李佳[6]（2021）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能源供需版图深刻变革,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的着力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产业链上还存在低端化的“卡脖子”“掉链子”现状,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理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税收既是政府在供给侧提供的公共政策产品,也是产业政策的有效工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支柱。“十三五”时期,税收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重大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国地税机构合并的税务组织机构改革也配套跟进,税收总量负担和税收遵从成本双向降低,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凸显。实践证明,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需求,充分利用税制优化来助力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把税制纳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或公共经济政策结构性改革的视阈,分析税制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总量指标、结构指标、区域税收竞争等视角进行实证检验,多维度分析税制设计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显示,税收的总量负担、分产业负担、劳动力资本要素负担,消费和投资的税收结构比列、所得税和商品税的税收结构比例,地方税收竞争程度等都对产业结构具有显着的抑制或者促进作用。今后和未来一段时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仍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据此建议,在未来的税制优化过程中,继续把“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重要内容;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商品和劳务税比重,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现代税收体系;健全地方税体系,给予地方一定范围内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和财政管理权限,在保证地方财政支出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税收竞争,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税收产业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针对个别产业、行业,甚至企业集团来制定鼓励或限制性的税收政策,达到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和效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的主要创新,一是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深入地阐释了税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阈。二是鉴于目前国内外关于税收制度和产业结构研究多集中在税收制度的某个领域、某个税种、某项产业税收政策,本文从多角度全面分析税制的产业结构效应,并利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结果检验,对深化相关研究提供较好的研究资料和数据积累。三是多维度分析税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运用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来描绘产业结构的状态,并充分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而从税收总量、结构、行业、区域等四个维度,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析税收制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增强了分析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张莉[7]（2021）在《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产能过剩、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诸多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增长又会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即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仅存在对应关系,而且能够互相影响,这也被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产业结构演变进程间存在的耦合性不断证实。对于想要获得迅速发展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借鉴先发展国家产业变革的经验,适时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扫清本国产业升级的障碍并奠定产业发展的基础,不失为加速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弯道超车”的良好手段。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其产业结构和税制结构都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一方面,区域经济差异造成产业结构呈现区域异质性的特点,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当下经济增速放缓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发达国家长时期形成的更合理更高级的产业结构,除了依靠市场利用供需关系自由引导资源配置外,更需要政府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远见和干预,因此税制结构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引致的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主题,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税制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本文梳理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间的关系,指出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效应,即资源配置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同时从需求侧、供给侧和对外开放三个角度阐述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效应。实践层面,本文采用中国1994年至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测度了中国产业结构偏离度和Moore指数（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其次通过PVAR模型、门槛效应模型计量分析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效应、区域异质效应、门槛效应等影响;再次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检验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中介效应;随后利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最后,基于前文研究结论,为税制结构调整提出具体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借鉴并拓展了税制结构及产业结构衡量指标体系。（1）本文组建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分别从税制结构的宏观和中观角度测评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相较已有研究,本文针对税制结构的衡量主要增加了中观指标,该指标更能体现出税制结构内部不同税种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2）选择结构偏离度指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指标,结构偏离度指数能够将整体分割成组内与组间差异,通过标准化处理得到产业结构距离理想均衡状况的差异。采用Moore结构变动指数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基于空间向量度量的方法,通过不同时期两组向量空间中的夹角来测度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使得空间向量夹角大小的变动能够作为三次产业结构内部变化幅度的依据,进而刻画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Moore结构变动指数对结构演变的动态过程反应更为灵敏,对三个产业的变动刻画得更为细致,同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整体测度也更为全面。第二,测度了中国产业结构偏离度和Moore指数。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对中国1994年至2017年的省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自200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增值税改革和所得税改革,实施结构性降税,税制结构逐步得到优化,税收负担不断减轻,消费和投资水平不断提高,各产业间关系更加协调,产业供给与国民需求相匹配,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近十几年来,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日益合理化。（2）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变动速率在增强,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大,而发达省份高度化程度高,但是高度化趋势相对较缓,上升空间相对有限。总体来看,各省份产业结构变化速率均经过或者正在经历由低值上升到高值而后下降的过程。第三,考察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均会产生抑制性的影响,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区域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2）企业所得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均具有抑制作用,而个人所得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三个地区均具备促进作用,增值税和消费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并不具有一致性。其次,本文基于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不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对直接税系而言,当人均实际GDP高于门槛值时,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直接税系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2）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偏离度都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间接税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间接税的抑制效果被削弱。（3）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间接税的促进效果会增强。这意味着直接税和间接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门槛作用的影响,且相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高发展水平下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会明显增强。第四,构建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路径。采用OLS对建立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实证研究发现:（1）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当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投资需求、劳动供给、资金供给与对外开放为中介变量,而当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投资需求、劳动供给和资金供给为中介变量。（2）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当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中介变量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为中介变量,而当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技术供给和对外开放为中介变量。第五,论证了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准自然实验论证税制结构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考虑到税制结构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因此本文选择以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改革及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变动来构建税制结构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准自然实验,并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对政策改革效果进行识别,实验结果为“营改增”以及企业所得税改革能够显着提高企业创新水平。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是深入剖析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机理。本文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等层面分析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机理,解释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同时基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对外开放等层面探究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机理,阐明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这对理论界继续探讨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二是探寻并拓展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多条传导路径。本文系统梳理并归纳总结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并通过新古典投资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模型加以分析,发现税制结构可通过多条作用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然后采用并行多重中介模型验证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路径。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明晰了税制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和渠道,为更好的发挥税制结构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三是全面考察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相较于以往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本文构建的影响其优化的税制结构体系更为全面。先是基于税制结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提出门槛效应假设,并且就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进行验证。随后就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检验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间是否存在传导效应。亦即实证检验了税制结构是如何通过“直接影响——门槛效应——中介效应”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最后,利用准自然实验方法考察了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相较已有研究,本文针对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分析更为全面,构建的税制结构体系也相对完整,为有关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
裴耀琳[8]（2021）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地区实现创新驱动有赖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构筑与优化,要求在地区形成一个要素关联、多重互动、协同发展的复杂适应系统。在实践中,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创新有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破解“卡脖子”难题等,这对构建创新供需两侧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客观要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创新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创新绩效等的作用,也有学者关注到产业、企业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但缺乏在区域层面深入探讨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是如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区域是链接宏观与微观的重要层面,研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如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创新系统理论、“五螺旋”创新驱动范式、马克思主义的供给需求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逻辑推演、耦合协同度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多种方法,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及作用机制”为核心问题,在深入剖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因素。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及结果如下:（1）构建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概念框架及供需协同指数。基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及其功能特点,构建了包括创新需求子系统和创新供给子系统层次、要素层次的双层供需协同框架,并从要素关联、系统协同角度指出该系统供需协同包括创新需求子系统与创新供给子系统之间的供需协同,以及创新供给子系统中产学研供需协同两组关键协同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指数,并测度了中国30个省市2009—2018年系统供需协同指数,发现各省份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供需两侧普遍呈非协同演化态势。（2）揭示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所涉及的两组关键协同关系为基础,一方面分析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以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及创新要素配置作为传导中介,揭示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机制。为研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3）实证检验了中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直接影响看,发现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但在不同地理区位、不同资源依赖水平的地区及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地区,二者间作用效果表现出地区异质性。从间接影响看,研究期内,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能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方面,仅能通过优化创新人才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能通过优化创新资本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4）分析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调节因素。通过明确创新供需两侧关注重点,选择不同创新途径（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不同研究类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及不同产业发展（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三方面,在分析它们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基础上,构建可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创新途径中自主研发可以使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直接影响得到增强,不同研究类型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能使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促进作用得到强化,不同产业发展上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使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直接作用被增强。另外,不同创新途径、研究类型及产业发展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三条作用路径的影响上也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从而也有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有: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划分为区域创新需求子系统和区域创新供给子系统,并基于要素关联、协同明确各子系统的主要内容,为研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构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分析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弥补了缺少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的不足;采用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从全国整体及异质性地区两个维度,验证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关帅[9]（2021）在《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这一系列的成果皆来源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是中国经济新高地的见证。但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同步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努力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破解能源资源约束,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发挥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与经济政策提供参考。1.本文在论述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中国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环境规制起步阶段（1972—1991）、环境规制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和环境规制成熟阶段（2002年至今）。总体来说,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中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阶段（1949—1976）、产业结构调整阶段（1978—1991）、市场加速改革阶段（1992—2003）、科学发展阶段（2004—2008）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2009年至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向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转移。用于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整体素质和效率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2.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联性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显着。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冲击作用的构成,发现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37.75%的变化,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高度化23.5%的变化。说明利用环境规制变化解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说服力较强,环境规制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推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并未促进产业结构向均衡化发展;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不利影响。3.鉴于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线性的正向或者负向的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转换变量,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未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也表现出显着的门限特征;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效应逐渐凸显。环境规制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且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同样,当以人力资本水平为转换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4.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经济与财政自主权,在环境规制执行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提升了环境规制执行弹性,为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打开机会之窗。因此,通过建立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支出、监督和收益执行三个环节出发,研究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形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意味着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将相应地放松环境管制,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有效抑制本地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环境规制亦未减弱邻地产业结构非均衡性;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驱动产业高度化发展,进一步证实“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激发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此外,地区间环境规制工具执行存在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支出执行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效果最为明显,而环境规制监督和收益则略逊一筹。环境规制执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总体而言,并未显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给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5.国务院在1998年批准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旨在防治酸雨和二氧化硫排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因此,我们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两控区”政策显着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来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严格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改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双赢”,这将为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提供有力证据。其次,我们对“两控区”政策的持续效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长期性,并且“两控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波动性变化。再次,“两控区”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不同城市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该结果表明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各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最后,就区域层面而言,“两控区”政策表现出显着的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显着地推动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对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田野[10]（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指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二、科技进步与产品结构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技进步与产品结构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1.2 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 |
| 2.1.3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 2.1.4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
| 2.2 自主创新理论 |
| 2.2.1 自主创新思想的理论溯源 |
| 2.2.2 自主创新思想的演进 |
| 2.2.3 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的理论逻辑 |
| 2.2.4 自主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
| 2.3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的内涵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 |
| 2.3.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 2.4 经济发展理论 |
| 2.4.1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4.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4.3 经济发展理论的渊源与形成 |
| 2.4.4 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 2.4.5 经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变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
| 3.1.2 自主创新 |
| 3.1.3 产业结构升级 |
| 3.1.4 经济发展 |
| 3.2 评价指标选取及测度模型构建 |
| 3.2.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HC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2 自主创新(INN)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3 产业结构升级(IU)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4 经济发展(ED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3 评价指标及测度方法汇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 |
| 4.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4.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4.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4.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4.3.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 |
| 5.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5.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5.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5.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5.3.2 自主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 |
| 6.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6.2 模型构建及检验 |
| 6.2.1 VAR模型构建 |
| 6.2.2 脉冲响应函数 |
| 6.2.3 方差分解分析 |
| 6.3 基于Bootstrap的传导路径检验 |
| 6.3.1 链式中介理论模型构建 |
| 6.3.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路径理论模型构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 |
| 7.1 协调机理分析与评价模型构建 |
| 7.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机理分析 |
| 7.1.2 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 7.2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效应测度 |
| 7.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预测 |
| 7.3.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 7.3.2 基于ARIMA模型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 7.4 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
| 7.4.1 障碍度模型构建 |
| 7.4.2 障碍因素挖掘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结论和启示 |
| 8.1.1 主要的研究结论 |
| 8.1.2 相应的对策启示 |
| 8.2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参加项目情况 |
| 致谢 |
（3）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工业绿色发展与工业绿色效率研究 |
| 1.3.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工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绿色效率及相关概念的解释 |
| 2.1.1 效率与经济效率 |
| 2.1.2 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效率 |
| 2.1.3 绿色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
| 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生态经济理论 |
| 2.4 系统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与驱动机理分析 |
| 3.1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分析 |
| 3.1.1 工业绿色效率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
| 3.1.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层级结构分析 |
| 3.1.3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分析 |
| 3.2 工业绿色效率驱动机理分析 |
| 3.2.1 工业技术追赶效应 |
| 3.2.2 绿色结构调整效应 |
| 3.2.3 环境规制激励效应 |
| 3.2.4 绿色创新外溢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 |
| 4.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1 方法选择 |
| 4.1.2 EBM模型构建 |
| 4.1.3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分析 |
| 4.2.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4.2.2 行业异质性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核密度方法 |
| 5.1.2 马尔科夫链 |
| 5.2 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2.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2.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3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 5.3.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 5.3.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 空间自相关检验与模型诊断 |
| 6.2.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2 模型检验与选择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影响因素分析 |
| 6.3.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基于动态面板的全样本检验 |
| 6.4.2 分区域样本的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动态面板模型与数据来源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估计方法选择 |
| 7.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2 模型诊断 |
| 7.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的提升路径 |
| 8.1 系统动力学方法介绍 |
| 8.1.1 系统动力学 |
| 8.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8.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8.2.1 系统边界构建模型选择 |
| 8.2.2 系统边界确定及基本假设 |
| 8.2.3 因果回路图 |
| 8.2.4 系统动力学流图 |
| 8.2.5 模型方程及参数确定 |
| 8.3 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 8.3.1 直观检验 |
| 8.3.2 运行检验 |
| 8.3.3 历史性检验 |
| 8.4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仿真模拟 |
| 8.4.1 调节参数与情景设置 |
| 8.4.2 不同路径仿真模拟与比较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展望 |
| 附录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要素、要素配置及效率内涵 |
| 2.1.2 产业及产业结构优化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配置相关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要素配置及其效率研究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及优化方向研究 |
| 2.3.3 产业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联性研究 |
| 2.3.4 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研究 |
| 2.3.5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
| 2.3.6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现状 |
| 3.1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过渡时期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 |
| 3.1.3 东北振兴“黄金十年” |
| 3.1.4 经济新常态时期 |
| 3.2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现状 |
| 3.2.1 地区生产总值变动趋势 |
| 3.2.2 第一产业 |
| 3.2.3 第二产业 |
| 3.2.4 第三产业 |
| 3.3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低效与产业结构调整动因 |
| 3.3.1 结构性产能过剩与短缺并存 |
| 3.3.2 资源型城市转型负担沉重 |
| 3.3.3 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缺乏动力 |
| 3.3.4 被动“去工业化”引发结构失序 |
| 3.3.5 沉没成本效应阻碍衰退行业退出 |
| 3.4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障碍 |
| 3.4.1 要素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 |
| 3.4.2 劳动力转移存在制度约束 |
| 3.4.3 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缓慢 |
| 3.4.4 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框架 |
| 4.1 总体思路 |
| 4.2 要素流动与产业间再配置的效率改进机理 |
| 4.2.1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理论基础 |
| 4.2.2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前提条件 |
| 4.2.3 要素配置效率改进机理分析 |
| 4.3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理论机制 |
| 4.3.1 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指标构建 |
| 4.3.2 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3.3 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4 供给侧改革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4.1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背景与理论逻辑 |
| 4.4.2 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类别 |
| 4.4.3 供给因素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证分析 |
| 5.1 东北地区要素分布结构 |
| 5.1.1 劳动力要素分布 |
| 5.1.2 资本存量估计与资本要素分布 |
| 5.2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效率测度 |
| 5.2.1 随机前沿分析与模型设定 |
| 5.2.2 初始回归结果与模型修正 |
| 5.2.3 估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
| 5.3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衡量 |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5.3.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 5.4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4.2 数据检验 |
| 5.4.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6.1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主要评价指标分析与说明 |
| 6.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6.2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构造与分析 |
| 6.2.1 全局主成分分析 |
| 6.2.2 数据有效性检验 |
| 6.2.3 提取主成分及确定指标权重 |
| 6.2.4 东北地区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
| 6.3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6.3.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数据检验 |
| 6.3.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
| 7.1 加强人力资本培育与积累 |
| 7.1.1 着力提升教育体系水平 |
| 7.1.2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
| 7.1.3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
| 7.2 优化投资结构与存量资本布局 |
| 7.2.1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 |
| 7.2.2 稳固推进存量资本调整 |
| 7.2.3 积极探索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
| 7.3 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 |
| 7.3.1 促进产业发展与科技深入融合 |
| 7.3.2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与科研协作能力 |
| 7.3.3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
| 7.4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与政策引领作用 |
| 7.4.1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
| 7.4.2 精准制定减税降费措施 |
| 7.4.3 释放产业政策引领作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 2.1.1 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 |
| 2.1.2 环境规制的强度测度 |
| 2.1.3 关于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
| 2.1.4 关于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 |
| 2.2 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 |
| 2.2.1 城镇化质量的内涵 |
| 2.2.2 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与测度 |
| 2.3 关于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3.1 关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
| 2.3.2 关于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和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 |
| 3.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与现状分析 |
| 3.2.1 测度结果 |
| 3.2.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现状分析 |
| 3.2.3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时空演化 |
| 3.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4.3 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分析结果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理论分析 |
| 5.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 5.3.1 动态面板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3.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5.4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门槛实证分析 |
| 5.4.1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4.3 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 5.5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 6.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
| 6.3.1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3.2 模型构建 |
| 6.3.3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
| 6.3.4 稳健性分析 |
| 6.4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与讨论 |
| 6.5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基于资源配置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 7.3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环境规制基于纠正资源错配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内容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税制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1 税收职能定位的研究 |
| 2.1.2 税制选择的理论研究 |
| 2.1.3 关于税制优化的经济学研究 |
| 2.2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2.1 相关概念界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研究 |
| 2.2.3 产业结构的评价标准研究 |
| 2.2.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方法研究 |
| 2.3 关于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2.3.2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2.3.3 产业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 |
| 3.1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依据 |
| 3.1.1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下的税收 |
| 3.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3.1.3 产业政策有效性理论 |
| 3.2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2.1 产量效应 |
| 3.2.2 替代效应 |
| 3.3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调整途径 |
| 3.3.1 税制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3.3.2 税制在需求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制和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 |
| 4.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49-1978 年) |
| 4.1.1 产业结构从恢复到失衡 |
| 4.1.2 税制从简化到再简化 |
| 4.1.3 税制与产业结构的配合 |
| 4.2 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79-2011 年) |
| 4.2.1 产业结构渐趋合理 |
| 4.2.2 市场经济税制体系日渐完善 |
| 4.2.3 税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4.3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2012-2019 年) |
| 4.3.1 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 |
| 4.3.2 现代税制体系日臻完善 |
| 4.3.3 税制与产业结构现状及问题 |
| 第5章 税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回归结果 |
| 5.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3.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分析 |
| 5.3.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税收负担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4.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4.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5 实证结论 |
| 5.5.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抑制作用 |
| 5.5.2 提升直接税比重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5.3 税收创新激励显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6章 税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
| 6.1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成本 |
| 6.1.1 统筹减税降费的多元衍生效应 |
| 6.1.2 强化减税降费的宏观引导效应 |
| 6.1.3 畅通减税降费的间接传导机制 |
| 6.2 不断优化税制结构促升级 |
| 6.2.1 持续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 |
| 6.2.2 持续优化消费税制度调控职能 |
| 6.2.3 强化提升所得税制度竞争力 |
| 6.3 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税收竞争 |
| 6.3.1 完善地方财政管理权限 |
| 6.3.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6.3.3 赋予地方限度内税收立法权 |
| 6.4 逐步调整完善产业税收政策 |
| 6.4.1 配合产业组织政策的税制优化 |
| 6.4.2 促进科技创新的税制优化 |
| 6.4.3 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优化 |
| 6.4.4 推动“一带一路”的税收合作 |
| 附录 我国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汇总表(1994至2020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制结构相关研究 |
| 2.1.1 税制结构及其优化理论 |
| 2.1.2 税制结构的经济效应 |
| 2.2 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研究 |
| 2.2.1 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界定 |
| 2.2.2 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 |
| 2.3 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中的政府角色及其政策有效性 |
| 2.3.2 税系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
| 2.3.3 税种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现有文献取得的成果 |
| 2.4.2 研究启示 |
| 第3章 中国税制结构变迁历程与产业结构演变实践分析 |
| 3.1 中国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
| 3.1.1 中国税制结构的演变路径及特征 |
| 3.1.2 中国区域税制结构变更进程 |
| 3.2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 |
| 3.2.1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阶段及特征 |
| 3.2.2 三次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 3.2.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 |
| 3.3 中国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性分析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 |
| 4.1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作用机理 |
| 4.1.1 资源配置效应 |
| 4.1.2 全要素生产率效应 |
| 4.1.3 门槛效应 |
| 4.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作用机理 |
| 4.2.1 需求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2.2 供给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2.3 对外开放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测度 |
| 5.1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 |
| 5.1.1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方法 |
| 5.1.2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水平测度 |
| 5.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 |
| 5.2.1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度量方法 |
| 5.2.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测度 |
| 第6章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基准模型与实证检验 |
| 6.1.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2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实证研究设计 |
| 6.2.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2.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异质性检验 |
| 6.3.1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影响 |
| 6.3.2 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异质性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
| 7.1 实证研究设计 |
| 7.1.1 中介效应模型 |
| 7.1.2 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7.1.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1.4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7.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
| 7.2.1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总体效应 |
| 7.2.2 税制结构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2.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直接效应 |
| 7.2.4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
| 7.3.1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总体效应 |
| 7.3.2 税制结构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3.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直接效应 |
| 7.3.4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4 税制结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异质性检验 |
| 7.4.1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影响 |
| 7.4.2 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异质性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7.5.1 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稳健性检验 |
| 7.5.2 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问题的提出 |
| 8.1.1 政策背景 |
| 8.1.2 研究假设 |
| 8.2 实证研究设计 |
| 8.2.1 双重差分法 |
| 8.2.2 模型设定 |
| 8.2.3 变量与数据 |
| 8.2.4 共同趋势检验 |
| 8.3 “营改增”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
| 8.3.1 基准回归 |
| 8.3.2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
| 8.3.3 稳健性检验二:反事实分析 |
| 8.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
| 8.4.1 基准回归 |
| 8.4.2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
| 8.4.3 稳健性检验二:反事实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深化增值税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
| 9.2.2 推动消费税改革以引导消费行为促进产业转型 |
| 9.2.3 完善企业所得税改革“加减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
| 9.2.4 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助推产业升级 |
| 9.2.5 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协调区域产业结构发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8）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创新系统理论 |
| 2.1.2 “螺旋”创新驱动范式 |
| 2.1.3 生态系统理论 |
| 2.1.4 自组织理论与协同理论 |
| 2.1.5 演化经济理论 |
| 2.1.6 马克思主义的供给需求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 |
| 2.2.2 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2.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概念框架与实证测度 |
| 3.1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界定及特征分析 |
| 3.1.1 概念界定 |
| 3.1.2 特征分析 |
| 3.2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概念框架构建 |
| 3.2.1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解构 |
| 3.2.2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的理论解释 |
| 3.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的概念框架 |
| 3.2.4 关键协同关系识别 |
| 3.2.5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演化 |
| 3.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指数构建逻辑及指标选取 |
| 3.4 中国30 省市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指数评价 |
| 3.4.1 评价方法 |
| 3.4.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4.3 中国30 省市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指数评价结果 |
| 3.4.4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演化评价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4.1 特征事实分析 |
| 4.1.1 样本整体特征 |
| 4.1.2 三大经济带特征 |
| 4.1.3 各省市对比特征 |
| 4.1.4 特殊省市特征 |
| 4.2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机制 |
| 4.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机制 |
| 4.3.1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 |
| 4.3.2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产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 |
| 4.3.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创新要素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1.2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 |
| 5.1.3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分析 |
| 5.1.4 回归结果分析 |
| 5.1.5 稳健性检验 |
| 5.2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 |
| 5.2.1 基于不同地理区位的异质性检验 |
| 5.2.2 基于不同资源依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
| 5.2.3 基于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
| 5.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 |
| 5.3.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2 检验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因素研究 |
| 6.1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两侧的关注重点 |
| 6.2 调节因素作用理论分析 |
| 6.2.1 创新途径的调节作用: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 |
| 6.2.2 研究类型的调节作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
| 6.2.3 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制造业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4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6.4.1 创新途径的调节效应结果 |
| 6.4.2 研究类型的调节效应结果 |
| 6.4.3 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提升各省市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水平 |
| 7.2.2 发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
| 7.2.3 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两侧的关注重点上合理决策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9）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环境规制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理论 |
| 2.4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演变历程及现状 |
| 3.1 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和现状 |
| 3.2 产业结构演变历程 |
| 3.3 产业结构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
| 4.1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模型构建 |
| 4.3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
| 5.1 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 |
| 5.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5.3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
| 6.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2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的实证设计 |
| 6.3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两控区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1 “两控区”政策 |
| 7.2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3 “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科技进步与产品结构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潘苏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D]. 荣婧. 吉林大学, 2021(01)
- [4]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徐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5]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D]. 李泽众.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6]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D]. 李佳. 辽宁大学, 2021(02)
- [7]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张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8]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供需协同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研究[D]. 裴耀琳.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9]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D]. 关帅.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标签：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经济转型升级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