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几点浅见（论文文献综述）
倪晓明[1]（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苏静[2]（2021）在《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重要一页。地处西北偏僻之隅的秦人,不断奋斗东进而逐步统一中国,开启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新纪元。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不断发现,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呈现出序列化、体系化的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依然处于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影响其遗产价值的释放。本文以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其整体性保护与展示方法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比类似的文化遗产概念,分析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集群特征,将其称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并基于其历史、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运用文化遗产“关联性”概念,揭示其集群空间格局与整体关联机制。其次,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维度,凝炼其整体价值内涵,并以此架构其价值体系。再次,针对其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运用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其整体关联性和整体价值研究,在阐释整体价值目标下,初步建构其保护和展示体系。本文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结论,首先揭示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遗址片区-遗址整体”层级构成及其“功能性关联”、“文化性关联”和“历史性关联”机制。其次,凝炼出其“见证统一国家创立过程”、“形成古代国家发展完整实物链”、“反映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秦文化核心”四项整体价值内涵。再次,初步建构了以“建立遗址体系信息库和管理平台”、“构建保护规划体系”为保护程序,遗址体系的“价值体系认知方法”、“完整性认知及评估方法”、“保护区划划定方法”为保护方法,“遗址点纳入制度”、“保护总体规划制度”、“联合管理制度”等为保护制度,并以“精准补充、注重关联和勘察环景”考古研究建议、“国-省-市/县”分级保护、“特区-分区-园区”分类保护、整体立法保护为保护建议的整体性保护体系。最后,建构了以“制度之始”、“国家之成”、“民族之基”为阐释主题,以“点-面-线”多层主题叙事结构为阐释框架,并以“建立阐释与展示总体规划制度、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融媒体平台”为整体连贯强化措施的整体性展示体系。本文研究的创新体现在运用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揭示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针对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建立了其整体保护策略集成框架,构建了其多层级主题叙事型阐释框架,实现了秦崛起及统一历史进程的完整阐释。同时,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类型及地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从碎片化、分散化状态,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郑弌[3]（2021）在《冲击、回应与整合:管窥十年中国美术学研究》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后,新出土与刊布的美术史材料的丰厚与方法的多样性,一方面,挑战了既往美术史的认知与结论;另一方面,则要求美术史学研究更新既有的叙述框架。虽然美术史学科各方向发展阶段不一,面临的史料现状、学术史脉络、研究立场与任务亦各有殊途,但其间共同面临的挑战,既来自美术史学科外部的冲击,也来自学科内部自我发展的压力。在21世纪10年代,学界依靠理论模型的更新、博物馆藏品的视觉资源,在延续已有领域和个案研究基础上,继续开拓了若干新的研究路径,如空间美术史、视觉文化、书画及墓葬与宗教美术等。
马越[4]（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宋春会[5]（2021）在《艺术考古视域下明代男袍考析与结构复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有关服饰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类是以传统服饰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究,另一类是以少数民族服饰为载体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传统服饰文化研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老一辈研究学者主要聚集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体系及断代服饰文化体系的建构,研究的目的在于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研究的宽度。因清代历史遗存服饰较多且是距现代社会较近的一个朝代,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清代民国以来的传统服饰研究,研究内容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宽度。针对这种现象,目前学界的研究重点有意沿着清代往前推进,加之近年明代出土的一些墓葬及其服饰陆续面世并展出,为从艺术考古的视角进行有关明代服饰研究提供了一些实物支撑。明代服饰中男袍作为其中重要的服饰类别之一,目前学界少有关注和系统化的研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建构明代服饰文化体系,拓展明代服饰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明代男袍的服饰形制与种类。以明代官方典籍、图像资料、服饰实物为基础,完成有关明代袍服的基础研究工作,主要从封建等级秩序、元蒙遗风、僧道服饰的世俗化三个方面梳理出有关明代男性袍服的服饰类型、使用范围和穿着场合。研究认为明代早期统治者既已建构一套完整的封建等级体系,历经明朝不同时期不断补充完善,官方规制下明代服饰基本延续了明代早期的服饰形制,具有一脉相承的传承性;元蒙遗风袍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袍服“曳撒”进行分析,提出了曳撒在明代的发展路径及形制变迁,认为明代实际并存断腰袍、褶子衣以及马面式曳撒三种形制,提起明代曳撒不应只知马面式而忽略另外两种形制,透过曳撒探究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与融合。以道袍、鹤氅、直身、直裰为代表的僧道服饰摆脱既定的穿着人群和范围,走向世俗化之路,成为人人皆可穿的服饰类型。（2）明代男袍的纹样类别与文化内涵。本内容从封建等级秩序出发,将男袍中的服饰图案分为龙纹、赐服纹样、补服纹样以及其他纹样,在图像比较、文献记载、实物分析的综合考证下,分析了明代早期至中晚期龙纹的形制特征及发展演变,并发现明代赐服纹样由早期的笼统模糊至中晚期图案和色彩更加明确,同时补证分析了男袍中补子的缝缀形式、构图结构、等级标识以及越级僭越。除封建等级外,明代男袍中的植物图案多选取具有吉祥寓意的花卉纹、云纹、杂宝纹、吉字纹等,借以表达美好的精神寄托。通过明代袍服纹样的类别及其变化研究,揭示了服饰纹样具有装饰功能的同时,是彰显身份标识和表达内在情感的外化表达。（3）明代男袍的服饰面料与典型工艺。基于有关明代服饰的基础研究,依托现已出土的服饰实物及相关研究基础,从艺术考古的视角对明代男袍的面料种类、典型工艺以及装饰方法进行分析,提出明代袍料的五大主要类型及其面料特性和主要用途,补证了罗织物由繁入简的发展趋势。从织造与装饰技艺出发,发现明代妆花、缂丝工艺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织物中大量使用织金、银线、羽毛、孔雀羽等元素,并于明代中晚期创造了洒线绣、顾绣以及缂丝加绣的装饰方法,建构起有关明代男袍艺术特色的完整体系。（4）明代男袍的服饰结构分析与实物结构复原。明代男袍在中国服装史中具有典型的服饰结构,有很多典型的结构仅为明代所有,例如两侧有侧耳的袍服。通过对袍服结构进行剖析解读,发现明代袍服不管是直身袍还是断腰袍都存在扩大下摆的服饰共性,这一方面是对元蒙遗风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有不使内衣外露的礼仪功能。目前有关明代男性袍服的相关研究少有针对明代服饰的复原研究,主要是因为明代墓葬虽出土有较多明代服饰,但少有学者能近距离的观看、测量,且明代服饰距今几百余年,相关考古报告未能全面详近的进行记录,博物馆参观与实物总有一镜之隔,诸多限制条件为明代服饰复原提供难度。本文实施过程中能接触到部分明代服实物饰,可以近距离观看测量,获得明代袍服的一手资料,选择其中两件具有代表性的袍服类型进行结构复原,深感服饰复原的复杂性,提出复原应从现状出发,重在记录与传承。本课题旨在通过艺术考古的研究视角,运用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考古学、设计学等交叉学科的方法,结合理论研究与复原实践,在完成明代男袍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形制、图案、面料、艺术特色、文化内涵、时代特征等进行研究,建立起有关明代袍服的理论框架和艺术体系。
王越[6]（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陈晗悦[7]（2021）在《西方物质文化史研究评述》文中研究表明物质文化史是西方史学近年来出现的新兴研究领域,物质文化史试图冲破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科内部文化与语言学转向。在跨学科的理论背景下,将物质文化研究与历史学科进行有机融合对物质背后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做出深刻的讨论。物质文化史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说是史学家意识到传统史学过于重视文本材料,而这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领域内的困境。在寻找新的研究材料过程中,物质文化研究以其成熟的理论方法和在多学科领域内的实践经验成为了西方史学选择的新盟友。早在20世纪,物质文化已经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领域内作为研究手段进行广泛应用。但20世纪90年代开始物质文化研究才逐渐在史学领域内进行应用,由此引发了历史学科内部的“物质”转向。基于此,对20世纪物质文化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型的概述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对物质文化研究定义、理论背景等方面的全面阐述进一步明晰物质文化研究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史学视角的应用,物质作为研究资源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但是此时史学界内部的研究对象还是以文字资料为主,物质资料为辅而存在,并没有将物质作为研究的重点核心,物质文化史的概念还处于萌芽状态。随着物质文化在史学领域内的不断发展,物质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科的新兴概念诞生。物质文化与史学领域的结合,势必带来理论方法的融合改变,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从历史学的角度被重新定义,历史学的书写范式、研究主题也发生了转变。物质文化史发展至今,不仅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也丰富了史学研究的主题内涵,同时促进了历史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密切交流。当然,在物质文化史学者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物质文化史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未来,物质文化史是否能被历史学家更广泛的接受与应用,还需要经受进一步的考验。
董莉莉[8]（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提出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李若慧[9]（2021）在《20世纪以来我国苗族银饰研究学术史回顾》文中认为自20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苗族银饰的讨论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因其宥于所在的时代背景,在研究目的上各有不同,导致各时期的银饰研究有其时代特点。民国时期的学者怀着中华民族统一的现实目的,在我国各民族交融的历史视阈下,以中国传统治史的方式研究苗族服饰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民族研究为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平等的理念,将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苗族银饰调查研究中。改革开放后,对苗族银饰的研究角度变得多样化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忽略了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最初的研究关怀。鉴于此,回到最初的学科关怀,在苗族银饰与民族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苗族银饰研究的意义,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
张彦杰,王伦信[10]（2021）在《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方法论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国际史学理论经历了从传统史学理论到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再到新文化史学理论的转向。通过对国际教育史领域三种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论文（1982年至2020年）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史研究深受史学理论两次转向的影响。三种史学理论并非互相替代,而是以统整形式渐进融入教育史研究的主题、史料来源、理论构建、研究方法、表述方式等各环节中。这对中国的教育史学科走出困境,促进自身发展,具有如下启示:既要重视宏观的总体史、问题史考察,又要坚持微观的个案分析;要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史料来源,加强跨学科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秉承传统史学求真纪实的实证主义精神;要密切关注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及时借鉴历史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
二、关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几点浅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几点浅见（论文提纲范文）
（1）《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 1.1.1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的历史 |
| 1.1.2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
| 1.2 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保存、保护、展示现状和问题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保存、保护与展示现状 |
| 1.2.3 研究对象保护与展示存在的问题及缺失 |
| 1.3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3.1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4.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 |
| 1.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历史研究 |
| 1.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
| 1.4.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研究 |
| 1.4.5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及相关研究 |
| 1.4.6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1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
| 1.5.2 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法 |
| 1.5.3 问题史学方法 |
| 1.5.4 类比、归纳和演绎研究法 |
| 1.5.5 研究框架 |
| 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构成研究 |
| 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概念的提出 |
| 2.1.1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 |
| 2.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概念 |
| 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组成型遗址与关联型遗址 |
| 2.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都邑 |
| 2.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秦公、王、帝陵 |
| 2.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离宫别馆与苑囿 |
| 2.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祭祀处所 |
| 2.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关联型遗址——道路 |
| 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关联机制 |
| 2.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关联机制 |
| 2.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关联机制 |
| 2.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 |
| 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空间格局 |
| 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环景(Setting) |
| 2.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环景 |
| 2.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片区的环景 |
| 2.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环景 |
| 2.6 本章小结 |
| 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研究 |
| 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认知 |
| 3.1.1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价值类型及定义 |
| 3.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内涵认知逻辑 |
| 3.2 相关价值研究综述 |
| 3.2.1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 |
| 3.2.2 秦统一的历史观照 |
| 3.2.3 相关秦文化遗址的价值研究 |
| 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价值 |
| 3.3.1 历史价值:秦崛起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制度、统一国家的创立过程 |
| 3.3.2 科学、艺术价值: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完整经历——形成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完整实物链 |
| 3.3.3 文化价值: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映射——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
| 3.3.4 社会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秦文化核心 |
| 3.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价值 |
| 3.4.1 西垂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2 雍城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3 咸阳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价值 |
| 3.5.1 大堡子山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2 雍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3 咸阳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4 秦始皇陵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认识 |
| 4.1 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的概念发展 |
| 4.1.1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发展脉络 |
| 4.1.2 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衡量标准 |
| 4.1.3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定义层面 |
| 4.1.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完整性”讨论 |
| 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认知 |
| 4.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级 |
| 4.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面 |
| 4.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评估框架 |
| 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评估 |
| 4.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完整性评估 |
| 4.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整体层级的完整性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建构 |
| 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存、保护和管理现状及缺失 |
| 5.1.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存现状 |
| 5.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护管理现状 |
| 5.1.3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管理的缺失 |
| 5.2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的保护经验 |
| 5.2.1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的保护方略 |
| 5.2.2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保护方略 |
| 5.2.3 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的保护方略 |
| 5.2.4 系列遗产、文化线路与美国国家遗产区域保护管理方式的异同 |
| 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构成逻辑 |
| 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程序 |
| 5.4.1 建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信息库和管理平台 |
| 5.4.2 构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护规划体系 |
| 5.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 |
| 5.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的认知方法 |
| 5.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和评估方法 |
| 5.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保护区划的划定方法 |
| 5.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制度 |
| 5.6.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遗址点纳入制度 |
| 5.6.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总体规划制度 |
| 5.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联合管理制度 |
| 5.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建议 |
| 5.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考古研究建议 |
| 5.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级保护建议 |
| 5.7.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类保护建议 |
| 5.7.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整体立法保护建议 |
| 5.8 本章小结 |
| 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建构 |
| 6.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概念、原则和内容 |
| 6.1.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定义与辨析 |
| 6.1.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原则 |
| 6.1.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内容 |
| 6.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方法 |
| 6.2.1 文化遗产阐释规划的编制 |
| 6.2.2 文化遗产主题阐释框架的构建 |
| 6.2.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法、方式的其他探索 |
| 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展示利用现状及缺失 |
| 6.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展示利用现状 |
| 6.3.2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利用的缺失 |
| 6.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组成内容 |
| 6.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框架 |
| 6.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主题 |
| 6.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垂直建构(主题/价值—分解) |
| 6.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水平建构(主题—叙事线索) |
| 6.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遗址展示点的甄选 |
| 6.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叙事结构 |
| 6.6.1 整体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2 片区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3 单点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展示方式 |
| 6.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节点展示方式 |
| 6.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整体展示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论文中相关评估及综述表录 |
| 致谢 |
（3）冲击、回应与整合:管窥十年中国美术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重思现代性、走向主题性的近现代美术史 |
| 二、古代书画展览与个案研究 |
| 三、物质文化史的视野与空间 |
| 四、跨学科的宗教美术史研究 |
| 余论 |
（4）《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书籍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
| 0.2.2 书籍史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
| 0.2.3 科学史与书籍史的有益互动 |
| 0.2.4 国内外对李约瑟及其着述的研究概况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李约瑟的“文本实践” |
| 1.1 李约瑟的文本和知识的形成 |
| 1.2 李约瑟的文字生涯 |
| 1.2.1 追踪生物化学前沿问题,关注学科史学研究 |
| 1.2.2 密切关注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 |
| 1.2.3 反思科学目的,为社会主义发声 |
| 1.2.4 初探科学史研究(1950-1960) |
| 1.2.5 深耕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962-1988)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身份的李约瑟 |
| 2.1 两个英格兰,两个李约瑟 |
| 2.1.1 早期教育与实践活动 |
| 2.1.2 社会主义信念的萌芽 |
| 2.2 怀疑论者的转变 |
| 2.2.1 世界观的社会化过程 |
| 2.2.2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科学家运动 |
| 2.3 中国,科学主义的解药 |
| 2.3.1 赴华前的工作准备 |
| 2.3.2 援华工作情况 |
| 2.4 “圣保罗”的皈依 |
| 2.4.1 政治活动的“一朵乌云” |
| 2.4.2 李约瑟与剑桥科学史系的交往 |
| 2.4.3 从政治走向科技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变的SCC事业与变化的科学史研究 |
| 3.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与SCC编史学方法 |
| 3.1.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
| 3.1.2 SCC的编史学方法 |
| 3.1.3 SCC编撰特色 |
| 3.2 SCC的机遇与挑战 |
| 3.2.1 冷战氛围中SCC的面世 |
| 3.2.2 两种文化的对立与SCC的回应 |
| 3.2.3 李约瑟回应“对抗文化”运动 |
| 3.2.4 SCC事业的扩张 |
| 3.3 全球化背景下SCC的研究困境 |
| 3.3.1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的互动 |
| 3.3.2 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活动的繁荣 |
| 3.3.3 李约瑟角色的转变 |
| 3.3.4 无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与分:各自为阵的合作者卷册 |
| 4.1 李约瑟的协助小组 |
| 4.1.1 王铃:理想的协助者 |
| 4.1.2 鲁桂珍:及时的救援者 |
| 4.2 SCC合作者的平衡术 |
| 4.2.1 何丙郁的外交援助 |
| 4.2.2 席文的学术补充 |
| 4.2.3 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 |
| 4.3 各自为阵:SCC的合作难题 |
| 4.3.1 白馥兰的人类学视角 |
| 4.3.2 “道家的散漫与惊喜” |
| 4.3.3 “多头马拉车”的总结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约瑟范式”的终结与“后李约瑟”时代的降临 |
| 5.1 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评价 |
| 5.1.1 30 年代学术、政治一体化的反思 |
| 5.1.2 50、60 年代“正统史学派”的科学史研究 |
| 5.1.3 70、80 年代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 |
| 5.1.4 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 |
| 5.2 对SCC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 |
| 5.2.1 跨文化比较法 |
| 5.2.2 知识传播的标准与技术分析 |
| 5.2.3 SCC编史方法再思考 |
| 5.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大局 |
| 5.3.1 SCC编史方法的重生 |
| 5.3.2 东亚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书籍认识论是全方位透彻解析李约瑟的最适宜进路 |
| 2.科学家运动为李约瑟撰写SCC提供了原始动力 |
| 3.李约瑟与合作者的分歧源于学术与政治的深度关联 |
| 4.学者批判“李约瑟范式”源于否定其科学史观 |
| 5.文化共同体观念体现了李约瑟遗产的战略价值 |
| 6.科学史升级为东亚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博弈领域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艺术考古视域下明代男袍考析与结构复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现状 |
| 1.1.1 国内研究现状 |
| 1.1.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难点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艺术考古学的概念界定 |
| 1.5.2 男袍的概念界定 |
| 1.5.3 复制与复原的概念界定 |
| 1.6 明代男袍发展的时代特征 |
| 1.6.1 中央集权的政治衰退 |
| 1.6.2 社会经济的深度发展 |
| 1.6.3 民间思想的自由活跃 |
| 第二章 明代男袍的形制与种类 |
| 2.1 服饰规章袍服 |
| 2.1.1 帝王至郡王冠服 |
| 2.1.2 长子至奉国中尉冠服 |
| 2.1.3 文武官冠服 |
| 2.1.4 儒士人员冠服 |
| 2.1.5 士庶阶层冠服 |
| 2.2 元蒙遗风袍服 |
| 2.2.1 辫线袍与贴里 |
| 2.2.2 曳撒 |
| 2.3 僧道世俗袍服 |
| 2.3.1 鹤氅 |
| 2.3.2 道袍 |
| 2.3.3 直身 |
| 2.3.4 直裰 |
| 2.4 内外穿着袍服 |
| 2.4.1 外袍的服饰特征 |
| 2.4.2 内袍的服饰特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男袍的服饰纹样类别与文化内涵 |
| 3.1 身份标识的直观符号图案 |
| 3.1.1 龙纹 |
| 3.1.2 赐服动物纹样 |
| 3.1.3 补服动物纹样 |
| 3.1.4 其他动物纹样 |
| 3.2 吉祥寓意的情怀表达图案 |
| 3.2.1 植物花卉图案 |
| 3.2.2 云纹 |
| 3.2.3 杂宝纹 |
| 3.2.4 吉字纹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男袍的服饰面料与典型工艺 |
| 4.1 袍服面料的种类 |
| 4.1.1 纻丝 |
| 4.1.2 纱 |
| 4.1.3 罗 |
| 4.1.4 绢 |
| 4.1.5 绫 |
| 4.2 织造技艺 |
| 4.2.1 妆花工艺 |
| 4.2.2 缂丝工艺 |
| 4.2.3 织成袍料 |
| 4.3 装饰工艺 |
| 4.3.1 刺绣 |
| 4.3.2 镶绲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男袍的服饰结构分析与样本结构复原 |
| 5.1 明代男袍的服饰结构分析 |
| 5.1.1 直身袍的下摆形式与结构处理 |
| 5.1.2 断腰袍的下摆形式与结构处理 |
| 5.1.3 明代男袍下摆演变的原因分析 |
| 5.2 明代男袍中的褶裥和分割线 |
| 5.2.1 褶裥 |
| 5.2.2 分割线 |
| 5.3 明代男袍的实物标本分析 |
| 5.3.1 明四合如意云纹圆领宽袖直身袍样本分析与结构复原 |
| 5.3.2 明四合如意云纹圆领窄袖直身袍样本分析 |
| 5.3.3 明净面交领宽袖断腰袍样本分析与结构复原 |
| 5.3.4 明四合如意云纹交领宽袖直身袍样本分析 |
| 5.4 明代男袍结构复原分析与思考 |
| 5.4.1 节物尚用的节俭理念 |
| 5.4.2 平面结构中的立体空间 |
| 5.4.3 服饰复原的记录传承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主要结论 |
|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B:明代男袍实物汇总表 |
| 附录C:《天水冰山录》藏圆领袍及服饰面料数量汇总 |
| 附录D:明代赐服汇总 |
| 附录E:定陵藏罗绢织物袍服汇总表 |
（6）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西方物质文化史研究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框架与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 |
| 第一节 西方物质文化研究源起 |
| 第二节 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界定 |
| 一 物质文化的词源内涵 |
| 二 物质文化中的“物质”研究范畴 |
| 第三节 物质在文化研究中的意义 |
| 一 物质的持久性 |
| 二 物质的代表性 |
| 三 物质的真实准确性 |
| 四 物质的文化视角 |
| 第四节 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 |
| 一 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
| 二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语境 |
| 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 |
| 四 决定论的思维逻辑 |
| 第五节 20世纪西方物质文化研究困境 |
| 一 物质对象的生存脆弱性 |
| 二 物质研究中人类效能的夸大 |
| 三 物质文化研究中的进步决定论倾向 |
| 第二章 历史视阈下的物质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物质文化的史学视角 |
| 第二节 西方文化史的物质转向 |
| 一 物质资料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应用 |
| 二 文化史物质转向的意义 |
| 第三节 西方物质文化史的兴起 |
| 第三章 现当代西方物质文化史 |
| 第一节 西方物质文化史的理论方法 |
| 一 朱尔斯·大卫·普洛恩——描述、演绎、推测 |
| 二 伯纳德·赫尔曼——以对象为中心、以对象为驱动 |
| 三 亨利·格拉西——将物质对象视为文本资料 |
| 四 伦敦大学学院“100小时”项目——返回与重复 |
| 第二节 西方物质文化史研究视野 |
| 第三节 物质文化史研究分歧讨论 |
| 一 “物质”与“文本”的关系 |
| 二 物质与人类的自主能动性 |
| 三 文化史的“物质转向”对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及构架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变迁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汉王朝形势 |
| 一、汉王朝国力的提升 |
| 二、汉王朝的边疆形势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
| 一、早期丝绸之路 |
| 二、张骞“凿空”与汉王朝新局面的打开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拓展 |
| 一、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维护 |
| 二、丝绸之路对河西和西域地区的连通 |
| 三、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连通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构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 |
|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匈奴战略的转变 |
| 二、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营 |
| 三、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开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拓展 |
| 一、张骞“凿空”与汉王朝西域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军事开拓到西域诸国的“东向” |
| 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构建 |
| 四、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屯田体系的建立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作物的引进对汉王朝经济的促进 |
| 一、西部世界经济作物的输入 |
| 二、西方“善马”的引入 |
| 第二节 外来生产技术的传入对汉王朝经济的影响 |
| 一、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东传 |
| 二、两汉医药学中的异域因素 |
| 三、西方铠甲具装技术的引进 |
| 四、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通后外向需求对内地生产的影响 |
| 一、官方贸易的需求 |
| 二、民间贸易的需求 |
| 三、外向需求影响下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一、丝绸之路与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思想与文化的繁荣 |
| 第一节 异域文化艺术的传入对汉王朝文化的影响 |
| 一、异域乐器、乐舞及杂技的传入 |
| 二、绘画以及雕刻风格的变化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对汉代精神世界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方僧人的东来 |
| 二、佛教在东汉王朝的传播 |
| 三、佛教对汉王朝既有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胡风”传入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代“胡风”的盛行 |
| 二、“胡风”与汉代社会新风尚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对中亚、西亚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 二、丝绸之路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开拓的递进影响 |
| 一、匈奴西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贵霜帝国南下印度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
| 一、汉王朝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长安、洛阳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确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20世纪以来我国苗族银饰研究学术史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1900-1949年之间的苗族银饰研究 |
| 二、1950-1960年之间的苗族银饰研究 |
| 三、1978年至今的苗族银饰研究 |
| （一）苗族文化研究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 （三）旅游化与市场化研究 |
| 四、结语 |
（10）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方法论影响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际史学理论的两次转向 |
| (一)传统史学理论 |
| (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理论 |
| (三)新文化史学理论 |
| 二、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方法论影响的横向分析 |
| (一)研究主题基于底层视野，不断拓展新研究领域 |
| (二)史料来源具有非官方化、多样性的特点 |
| (三)研究方法呈现出微观史研究、多学科融合的特点 |
| (四)表述方式兼具问题史分析及微观史叙事的特点 |
| (五)传统史学理论依然影响着当代教育史研究 |
| 三、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方法论影响的纵向考察 |
| (一)第一次史学理论转向影响下的教育史研究 |
| (二)第一次史学理论转向对教育史研究影响的延续 |
| (三)第二次史学理论转向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 |
| 四、总结及启示 |
| (一)总结 |
| (二)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启示 |
四、关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几点浅见（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D]. 苏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3]冲击、回应与整合:管窥十年中国美术学研究[J]. 郑弌. 美术, 2021(06)
- [4]《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5]艺术考古视域下明代男袍考析与结构复原研究[D]. 宋春会. 江南大学, 2021(01)
- [6]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7]西方物质文化史研究评述[D]. 陈晗悦.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8]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9]20世纪以来我国苗族银饰研究学术史回顾[J]. 李若慧.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1(01)
- [10]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方法论影响的实证分析[J]. 张彦杰,王伦信. 现代大学教育,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