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出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一、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论文文献综述）

梁恩涛^[1]（2018）在《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抒情传统”是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1971年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提出的一个从中西比较视野下考察中国文学特质的学术论题。陈世骧认为,有别于西方以史诗、戏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中国形成了以抒情诗为典范的一个特点鲜明的文学传统。这一论断,后经美籍华裔学者高友工的理论深化,以及海外、港台学者的持续阐释,已形成一个多元复杂的学术谱系——“中国抒情传统论”,被视为大陆以外,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最具诠释力与延伸力的学术论题之一。本文以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论”为题,拟对陈世骧的学术思想流变与背景展开历时性与共时性进行深入研究,并探讨陈世骧对作为一个学术论题和流派的“中国抒情传统论”的深远影响。文中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陈世骧本人及其学术历程,并综述“中国抒情传统论”在海外港台的发展演变过程。正文第一章以陈氏早期对现代抒情诗的创作、翻译与评论为线索,探究“中国抒情传统论”的形成与新诗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以陈氏在“柏克莱”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重心,进行文本细读分析,寻找“中国抒情传统论”的理论来源;第三章则重点讨论“中国抒情传统论”的理论实质与当代展望,通过不同学者的对话重新审视“中国抒情传统论”的当代价值。全文以陈氏学术经历及学术思想为脉络,探讨一代寄居海外而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如何寻求中国文学传统现代化转换的历程,透过历史来追踪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学术界的转向,结合文本综合阐释抒情传统的产生及内涵,反思其局限与不足,探讨“中国抒情传统论”的当代意义。

郭紫莹^[2]（2017）在《2016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提出一月1.《"版本"中的历史与时代——赵思运<丽丽传>阅读札记》,马春光,《星星》,2016年第2期,第110-117页。2.《"此刻即存在"——<昆仑书>读后》,汪剑钊,《青海湖》,2016年第1期,第25—28页。3.《"歌诗":一种文学体裁的复兴》,陆正兰,《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第69—72页。4.《"九叶"诗人:何以承上启下》,卢桢,《博览群书》,2016年第1期,第83—87页。5.《"口语化"的诗意及其策略之失（反方）》,赵目珍,《诗刊》,2016年1月下半月刊,第11—13页。

胡用琼^[3]（2014）在《中国现代小说对孝文化的解构与重建》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小说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萌生与发展的。为了实现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现代小说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清算作为突破口,重点在于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传统孝文化是伦理道德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现代小说在反传统运动中首先掀起了对传统孝文化批判的热潮。现代小说所要批判的是传统孝道具有专制主义与腐朽性质的特定内容。批判孝文化的专制主义与腐朽性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封建孝道又是一个涵盖太广,十分容易引起争论的命题。而且,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以孝治国的政治传统,显着的表现就是政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互摄,具体地表现就是忠与孝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孝的复杂性,既有家庭伦理道德的孝文化观念,也有在孝文化伦理道德基础上拓展延伸的忠君思想;既有符合人性、人伦和人道主义的亲亲之孝和仁爱,也有与封建专制和礼教相关的长幼尊卑的孝文化。这种表现的复杂性决定了现代小说对孝文化解构与重建的多重审美表达。文化影响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人格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人格。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是影响作家人格构成的主要文化因素。孝文化形成的文化人格是把孝思想内化形成个体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格。所以孝文化形成的文化人格是先天性的,是在传统文化环境中与生俱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几乎都形成了与孝相关的人格取向。但是文学环境的改变和现代小说作家知识结构的变化影响着现代小说作家关于孝文化的人格取向。现代小说在西学东渐和启蒙与救亡的文化背景下掀起了对传统孝文化的批判与解构,其批判的广泛性与深刻度与现代小说作家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作家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他们是在旧文学中启蒙的,有着浓厚的旧文化底子,内心深处积淀着中国文化的传统。但是他们不断地向西方寻觅和接受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从而表现出强烈而执着的反传统精神,他们与孝文化的关系具有双重性:在思想上极力反对传统孝文化,甚至为了配合启蒙的需要,一度表现出偏激的姿态;在行动上,无法跳出封建孝道的伦理规范。所以五四时期现代小说作家在观念层次上对传统孝道进行反叛,但由于诸方面因素的干扰,始终陷于道德情感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形成了情孝冲突的双重人格。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小说作家大多数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在新学中启蒙,旧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薄弱。所以他们不但能理智地批判传统孝文化,而且自己也能摆脱孝文化的束缚,能在孝与非孝之间进行取舍,形成了非孝意识下的叛逆人格。现代小说作家形成的两种与孝有关的人格取向直接影响了现代小说的创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奠定了现代小说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孝文化批判的基调。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小说对传统孝文化的批判贯穿于现代文学整个历程。现代小说在不同时期对孝文化批判各有不同。第一个十年时期现代小说主要从个性解放和争取婚姻自由为突破口对传统孝文化的进行批判。由于现代小说作家情孝冲突的人格取向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这时期对孝文化的批判还不成熟,也没全面展开。第二个十年时期,现代小说全面展开对孝文化的批判,不管是深刻性还是广泛性都比前一个十年更突出。这时期现代小说主要从三方面解构了孝文化,首先是从解构孝的支撑与权威着手,解构了“家”、封建家长制、长子支撑模式等封建孝道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基础。其次是现代小说表现了行孝主体的革命性反抗和不肖子的腐朽堕落,把封建孝道滋生的腐朽性、专制性和行孝主体的叛逆行为进行对照描写,从而批判了孝文化的专制与腐朽。现代小说还表现了民族国家话语中觉醒的个体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中,从伦理孝道的背叛走向政治性的忠孝爱国,这是孝文化现代性意义的延伸拓展。再次是现代小说解构了现代都市对传统孝文化的冲击,表现了现代都市对人伦孝道的异化。第三个十年时期,现代小说解构传统孝文化并不是简单地予以批判否定:既有逆子叛孝后的回归,也有对逆子叛孝后的同情与原谅,重点描摹了逆子叛孝的复杂人性。现代小说强烈地批判了传统孝文化的糟粕思想,但是对人伦亲情的孝道始终持肯定的态度,只不过在反传统的运动中,人伦亲情的孝道被孝文化的腐朽性遮蔽了。实际上,现代小说对传统孝文化偏激解构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传统孝文化的积极性被重新发掘,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传统孝文化本身的二重性使现代小说作家对传统孝文化进行了重建。现代小说对孝文化的重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重建曾经过激批判和忽略的亲情孝道,并把孝与慈二者结合起来,重现父慈子孝的理想孝道。二是把建立在孝文化基础上维护封建帝制的忠孝思想延伸拓展为民族国家话语中保家卫国,解放大众的革命诉求。由此可见,现代小说从伦理道德和政治意义层面重建了传统孝文化,实际上这是在发扬传统孝道的积极内涵和对传统孝道进行现代意义的转换与升华。

简婉^[4]（2013）在《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文中研究指明文化认同在当今台湾社会是一个争论不休、难解难分的议题，尤其「去中国化」意识升起，造成了台湾文化场域的巨大震荡，使得原为文化母体的中国竟变成了他者。但台湾文学根植於中国文化，是不争的事实。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在於探究一九四九年之後台湾历经两岸政治的突变以及西方思潮的冲击，在社会环境剧烈震荡以及文化场域变迁下，现代诗如何穿越历史波澜与政治暗流，将中国在地理、历史、文化、思想、政治等方面之影响与冲击，带入不同时期各类型的书写，融汇西方文学主义思想以及本土意识，深刻表达出各时代不同的创作精神与风格，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以中国为脉络的书写路线。探讨的时间范畴，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迄八十年代，横跨战前「前行代」及战後「新世代」两代诗人，涵盖现代主义及现实主义两个诗潮。探讨的内容，系以台湾现代诗体现的「中国（情结/意识）」书写为范围，它可以是具体的，例如地理的、政治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包括历史的、文化的、或情感的，综合归纳为四个层面：一是「政治中国」，一个造成两岸分裂、握有实体政权的中国，那是反共复国的目标，政治抗争的对手；一是「离散中国」，一个令人魂牵梦系的乡愁中国，那是先祖埋葬的地方，是亲人等候重逢的家园，那也是民族血缘关系不可分割的乡土故国；一是「古典中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优美的中国，是诗人至死不渝的精神信仰，也是诗人渴望回归的精神原乡；一是「临履中国」，一个出现在眼前的真实中国，解严开放之後，许多有人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园，或探望亲人，或祭拜先祖，也有人回到书本上的历史现场，或文化凭吊，或旅游探索。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中国情怀（意识）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场域都有着不同的解读、反思与展现，彼此重叠交错，相互应声和鸣，共构成台湾现代文学中最严整的中国书写内容与辩证美学。

汪世基^[5]（2010）在《当代台湾书法创作之研究》文中认为台湾的历史文化,同大陆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台湾美术包括书法艺术,渐成为台湾美术史学者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书法之研究涉及面甚广,本文仅取当代台湾书法创作这一侧面,试图做些较为深入的探索。“当代”这一词概念是不十分具体的,其时间的界定说法不一。但它与当下的联结最为密切,这是无庸置疑的。本文取义的“当代”,以1945年为始点,因这年台湾光复,回归中华文化体制。书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本文着重针对此后之台湾书风现象作探讨。全文综合前人之研究成果,加上近年来问世之资料,以及本人对当下具代表性之书家表现的观察,企图概述台湾半世纪以来之书风流变。因资料繁多,论述难免遗漏,祈能一窥大致面貌。全文导言部分,概述台湾自清前书风形成之源由、代表人物及书风特质。综合前人论述,及查阅相关文献,精要陈述台湾从早期延续至日据时期之书风变化。第一章,日据时期与光复后台湾本土书风及其延续：重点论述活跃于台湾光复前后之代表书家和他们的创作实践。其中因有不少书家在战后因故而疏离书事,资料散失不全,以致难以完整并详细陈述,殊为可惜。第二章,1949-1987年间台湾书坛创作之景观：以于右任、溥心畲、台静农、江兆申为主述,加上多位渡台书家,包括军政元老、学者、画家等之代表书家,介绍其不同之文化背景和书风特色,及陈述对台湾书坛之影响。第三章,1988年以来台湾书坛创作多元化之发展态势：随着社会的开放及西方思潮的涌进。不少书家积极探索,寻求不同的表现型式。书法创作者思考如何将书法艺术继往开来,产生所谓之当代书法。并随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书家的增加,为当代台湾书坛增加多元的风貌。第四章,台湾官方展事及师门型社团下之书法现象：台湾光复后之全省美术展览,始自1946年至2006年止,而1967年省展才开始增加了书法部。此因公开征件,集结众人作品,经过评审,选出作品等第名次,一较作品之优劣高下。参赛之书写者无不绞尽脑汁,勤练技巧,细心经营,完成一幅刻意具有技巧兼设计之书法作品。历经四十届之比赛,其中产生了特殊之书风现象。此章节论述省展书法历年来作品,探求其型式、书风及内容之变化。并论及代表性之师门型社团。最后结语：1945年至今,约一甲子的台湾书风演进,留下不少令人追忆的书法历史。近二十多年来,台湾随着社会的转变及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入,不少书法创作者思考如何从传统中延续并另辟新意。随着大陆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较于台湾,大陆书法创作人口及书论研究迅速增加,大陆书风表现丰富多量,新旧资料的研究与出版丰富多产。随着两岸书法交流日渐频繁,台湾书法风气将呈现另种景观。

刘建平^[6]（2010）在《“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美学的发展,就其基本形式而言,是围绕着某些重要的概念、范畴、问题而展开的,这些概念、范畴、问题往往贯穿于中国美学的始终,显现了中国美学的生命。“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并不是20世纪才产生的问题,传统的诗论、词论、画论也多有涉及,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这一问题区别于传统诗论、词论在体系内作自我追问之处就在于,它具有回应全球化浪潮和“艺术终结论”思潮、探寻中国艺术现代价值的特殊意涵。以徐复观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艺术精神走向崩溃、西化大潮的步步紧逼下,从美学和艺术的层面反思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内涵,在与世界文化艺术的比较、衡量中反观民族艺术精神的现代价值及其限度,并由此开陈出新,以现代的视野重构中国艺术精神的价值体系。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这一问题又承载着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也成为中国美学未来发展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由“忧患意识”而生历史情怀,由对历史文化的追溯而生时代使命的文化自觉,这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主线,也是徐复观艺术诠释的起点。徐复观通过考据与解释并重、以归纳补训诂、“以心印心”等艺术诠释方法,既训诂考据,又发挥义理,归纳综合,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诠释,这种尝试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训诂考据的注释方法向现代诠释学迈进的典范。然而在这种诠释的过程中,徐复观所谓的“文化主体性”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却是个伪命题,他无视文本的历史性在当代视阈下所呈现出的开放意涵,对文本“原意”澄清的努力实际上抹杀了文本的生命力。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现代艺术论战”是西方文化涌入台湾后在艺术上激起的一个涟漪,也是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应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本能反应,“现代艺术论战”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精神的延续,又可以看作是80、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转型思潮的预演。从人性论的视野出发,徐复观对现代艺术破坏形相之美、流于感官之鄙、陷于人性变态之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批判始终贯穿着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反思。徐复观虽然觉察到了现代艺术反映时代精神、在艺术史上开陈出新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他对现代艺术与西方传统艺术、现代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关系决然二分的态度,对艺术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契合的过分强调,又使得他的现代艺术观流于偏激。徐复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艺术精神的特质,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西方近现代美学、艺术思想的吸收、融会建构了“中国艺术精神”体系。他通过对庄子之“道”从思辨上作观念式把握和从“工夫”过程上作体验式把握的辨析,对庄子作出了创造性的审美化诠释,这是有其合理性的。徐复观在儒道互补、诗画融合的诠释传统之外又敏锐觉察到了儒道美学、绘画和文学之间的差异,从而突破了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固有诠释模式,在儒道区分的视野下把庄子“虚”、“静”、“明”的艺术精神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并特别标举庄子精神追求自由解放、解蔽现代文明危机的现代意义。以庄子美学论绘画,以儒家美学论文学正体现了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独到理解。中国画作为庄子艺术精神的现实落实,具有对治心灵异化、陶养生命情感、提升生存境界的现代启蒙价值。文学是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体系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徐复观晚年由绘画转向文学,既有还原儒家美学真面目的历史责任感,又有时代精神的激荡和对现实专制政治的“感愤”等因素的影响。在儒、道、释互补的视野下,徐复观通过对“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概念的辨正,发掘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道统意识”和“不平则鸣”的批判精神,并以儒家美学为主体来完成新的中国文学精神的建构。中国文学继承了儒家美学的代表——“乐”的艺术精神,形成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文如其人”的品评体系。然而,“文以载道”将德性内化于文学中,忽略了个体的内心感受而倾向于社会层面上的话语生产,这就使它难脱“工具”的特性。徐复观没有对中国文学“文以载道”及批判传统中的这种伦理一艺术的两面性作出区分,这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如何走出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历史命运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陷入困境的中国美学、艺术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承载着中国美学、艺术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政治运动、文化论战和“艺术终结论”思潮的冲击催生了对中国艺术进行梳理、批判、反思的启蒙思潮,并汇聚成了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追问。20世纪中国美学家试图在整合传统美学与时代精神、现代意识的基础上重建现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家园,他们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探索既富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又具有含混庞杂性。通过对方东美的“生命”精神、唐君毅“游”的艺术精神以及徐复观“虚”、“静”、“明”的艺术精神等对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探索和思考的比较和剖析,凸显了“中国艺术精神”问题与20世纪中国美学之间本源性的联系。20世纪中国美学家对中国艺术精神作了很多重要的澄清和还原的工作,从解蔽现代性的视角出发,他们特别强调了中国艺术所体现出的自然、虚静、和谐、恬淡等精神的现代价值。通过反思20世纪中国美学家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美学家所标举的艺术形态,大多是一种隐逸者的审美趣味；所标举的艺术精神的价值倾向,大多是反省的价值；他们不能客观的评价禅宗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对中西艺术精神所做的很多类比、互证、定位也显得勉强而模糊,因此他们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在本质上依然是在传统美学与艺术概念上的再理解。这种精神与中国现代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艺术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相悖的一面,并没有真正揭示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国艺术在现代社会何以成其为艺术之内在规定性及其现代价值的问题。在“艺术终结论”和全球化思潮冲击下,各地域文化、艺术都面临着自身身份焦虑和“自明性”的危机,都不得不在全球的视野中,用现代的观念对自身进行的一次新的诠释。因而,在现代语境中,中国艺术精神具有了全新的价值内涵：它是中国美学、艺术转型过程中一次自我发现的心灵皈依之旅,也是迷失自我的中华民族的一次美的找寻之旅。中国艺术精神是一个由许多范畴、命题组成的多层面、多侧面的网络结构和开放系统,它不仅具有艺术本质的普遍性,同时它又符合中国艺术自身特殊的发展逻辑。具体言之,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观”为中心的“观物取象”为其开端的；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意境”为中心、崇尚“境生象外”的精神体系；从艺术审美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味”为中心的“澄怀味象”的品评过程；从艺术境界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追求一种以“和”为中心的“和合之美”。以徐复观为“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探索的出发点蕴涵着这样一个指向：他对笔者而言只是一个桥梁、一条路径,而最终将引领笔者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通向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作出新的回应。由诠释而批判、再由批判回到诠释的循环不息的过程,这就构成了本文所谓的“重构”。在现代意义上,中国艺术精神应赋予生活经验以意义并照亮生活经验,因而其在本质上是人类存在与社会实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重构,必将为人类生存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中国艺术精神所蕴涵的普适价值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王明科^[7]（2006）在《怨恨：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通过整合中外古今文学评论、哲学思想、伦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怨恨理论,在全球现代性视域中提出并界定了适用于中国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新怨恨”理论,运用这一理论并借鉴西方现象学、新批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阐释方法,通过对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小说文本的全面细读与重新思考,论证并得出了怨恨是中国现代小说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端木蕻良、无名氏、赵树理等人小说创作的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的结论,进而提出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验的观点。全文共八大部分。导言部分指出本文从“新怨恨”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创与开拓。第一节首先强调笔者是在作品阅读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然后指出怨恨体验不仅存在于中国现代小说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诗歌,戏剧,散文等其它各种体裁之中;接着驳斥了不承认与不愿正视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代表观点,最后通过对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梳理分析,指出笔者作为中国当下现代性语境中继刘小枫与王一川之后的第三位怨恨体验论域的推进者,与前两位学者相比所具有的各种不同与研究创新。第二节提出并界定了作为一种中国文学现代性体验之批评的“新怨恨”理论,通过对中外古今怨恨理论的深刻剖析与整合扬弃,主要结合中国现代性语境的特殊性,详细论述了“新怨恨”理论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怨恨理论的独特内容与理论特质,认为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纳入“怨恨”的新视角,可以避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从而开拓出新的问题域与发现域。第三节从以点带面的可行性、质疑本质决定论、质疑思潮流派论、质疑传统逻辑思维中包含与被包含的僵硬分类等四个方面说明本文选题的原由与所用的方法论。第四节指出中国现代小说最基本最主要的怨恨体验模式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怨恨体验从向度上看主要有内向与外向两个方面:内向怨恨主要代表作家如钱钟书、赵树理等;而外向怨恨主要有三大基本体验模式——反抗中的怨恨以鲁迅、巴金、张爱玲等为典型代表,建构中的怨恨以茅盾、无名氏、端木蕻良等为主要代表,回瞥中的怨恨以沈从文、老舍等为代表。同时强调这些代表主要是就其最主要的文化倾向而言,其实就他们的文化事实与具体文本内容来说,往往同一个作家在不同场合与时空甚至有时同时具有不同的怨恨。因此外向怨恨与内向怨恨以及外向怨恨中的三大体验模式之间不是互相孤立而是相互纠缠,不同怨恨体验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篇小说里,同一作家与作品中的同一人物也会同时或不同时地具有不同模式的怨恨。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怨恨体验母题生成的多维原由:第一节考察中国现代小

吴金喜^[8]（2006）在《论清华国学院时期的吴宓与陈寅恪》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一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和组织运作方式的人文学术机构，这些现代人文学术机构集聚和培育了大批杰出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本文采用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范畴中常用的“历史肖像法”，即以吴宓和陈寅恪两人作为个案，通过对他们在清华国学院时期的思想、学术的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来剖析中国现代学人的文化理念、学术方法和精神结构。在研究过程中，我尽可能采用“同情之了解”，的研究视角，让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重返”具体的历史情境，进而理解他们在“当时当地”的所思与所为。

党永生^[9]（2005）在《传统戏曲舞美因素的承传与创新》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戏曲舞美的发展乃至中国戏剧舞美的发展不是空中楼阁,深厚的艺术传统是维系其生存的命脉体系,是舞台美术生长发展的根基。发展戏曲舞美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从传统出发。传统戏曲舞美形式与戏曲艺术整体密切相联,无视戏曲整体的艺术特征无异于取消戏曲艺术本身。在现代戏曲中作为表情达意的视觉因素,文学描写、形体动作不能取代舞台美术的独特视觉表现功能,因此,现代戏曲舞美设计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 传统戏曲舞台美术是戏曲演出中各种造型因素的统称。本文所论述的戏曲舞美因素是指戏曲景物造型的各种构成因素以及它们所特有的使用规则,有形的造型因素和无形的使用规则构成了完整的戏曲舞美系统。 本文从传统戏曲舞美因素的传承出发,重点论述当前戏曲舞美因素创新的价值与其重要意义。这些在演出形式上的创新对于现代戏曲创作有着深刻的美学价值,简单地说,它是一种从传统戏曲土壤里生发出来的表现世界的新的方法,它不仅对中国戏曲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戏剧都具有深刻地影响。 舞美因素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程式性应用。戏曲舞台大到门帘台帐,小到砌末道具都具有程式性,现代戏曲舞美继承传统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传统戏曲舞美因素程式性的应用美学原则。因此,论文首先对戏曲舞美因素的程式性进行简要论述。接下来的第二章是文章的重点,论述现代戏曲舞美如何从传统舞美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及创新所带来的时代价值。作者从设计方法角度把传承与创新概括为三方面,分别为传统戏曲舞美因素的重组、因素的变异和因素的转化,其中穿插九个最新设计实例分别详细论述,虽然这些剧目设计未必都是成功的实践,但至少可以看到设计者对戏曲舞美探索、求新所做出的努力。在分析的同时,作者详细阐述了针对每个具体设计的个人观点,旨在说明戏曲舞美是有广大的发展空间的,不但不会影响戏曲表演,而且对完善现代戏曲舞台视觉表现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最后一章,作者从戏曲艺术的历史发展、文化背景、现代欣赏等几个方面论述对传统戏曲舞美因素传承与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郑家建,吴金喜^[10]（2004）在《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首先站在今天的语境,审视了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深层次结构上所存在的问题,如,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普遍主义的倾向、学科的不断扩张而导致自我消解等。在反思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传统出发”即以“传统”来诠释“现代”的新思路,并试图在这一思路下,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二、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论文提纲范文）

（1）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论”（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现代小说对孝文化的解构与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4）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台湾书法创作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论文提纲范文）

（7）怨恨：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论文提纲范文）

（8）论清华国学院时期的吴宓与陈寅恪（论文提纲范文）

（9）传统戏曲舞美因素的承传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0）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论”[D]. 梁恩涛. 深圳大学, 2018(07)
• [2]2016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J]. 郭紫莹.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7(01)
• [3]中国现代小说对孝文化的解构与重建[D]. 胡用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4)
• [4]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D]. 简婉. 苏州大学, 2013(09)
• [5]当代台湾书法创作之研究[D]. 汪世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0(09)
• [6]“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D]. 刘建平. 武汉大学, 2010(09)
• [7]怨恨：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D]. 王明科. 山东师范大学, 2006(10)
• [8]论清华国学院时期的吴宓与陈寅恪[D]. 吴金喜. 福建师范大学, 2006(01)
• [9]传统戏曲舞美因素的承传与创新[D]. 党永生. 中央戏剧学院, 2005(05)
• [10]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J]. 郑家建,吴金喜. 东南学术, 2004(S1)

标签：徐复观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