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社区医院配备全科医生(论文文献综述)
张莉[1](2021)在《吉林省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状况、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患者忠诚是指患者对某一特定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存在的情感偏爱及重复购买行为。培育忠诚的患者不仅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经济效益、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机构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以及促进患者健康结局的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开展对于提高居民就医公平,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推动分级诊疗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吸引并留住更多的患者,与患者建立一种持久、牢固的关系,建立患者对机构的忠诚,从而引导居民合理利用医疗卫生服务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目的: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现状,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分析个体(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素养、感知价值、满意度和信任)、组织机构(机构的举办主体、机构辖区每万服务人口的业务用房面积、药品种类、人力资源配置、培训情况、患者参与的服务提供、服务质量、)以及政策环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会支持)三方面因素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的影响;以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为理论框架,构建内部刺激(患者健康素养)、组织机构刺激(患者感知参与、患者感知服务质量)、政策环境刺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会支持)以及情感有机体(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在影响患者忠诚中的作用路径;探讨患者忠诚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从而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建立患者忠诚培育机制,提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方法:本研究采用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定量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综合考虑吉林省各市州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分布等因素,在吉林省选取4个市州;第二阶段:每个市州中随机选取2个区/县级市/县;第三阶段:每个区/县级市/县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根据基层卫生机构门诊量立意抽取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个乡镇卫生院,全省共计选取16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第四阶段:由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调查员于2019年8月到9月在抽中的每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就诊患者进行面对面询问,并由调查员进行电子问卷填写。定量研究的调查对象为16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及在所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1225名患者。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①机构调查的内容:机构举办主体、业务用房面积、辖区服务人口数、药品种类、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年龄、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接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人数;接受社区护士岗位培训人数、家庭医生签约总人口数以及家庭医生团队数量;②患者问卷调查内容:调查对象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素养、患者感知参与、感知服务质量、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患者忠诚、社会支持、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以及是否签约家庭医生等信息。本研究使用IBM SPSS24.0及Amos21.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单因素t检验、多因素回归分析、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及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等。定性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8月,选取22名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患者和27名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员为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对访谈中的录音和笔录资料手工转为文字形式,以Word文档进行保存,然后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对定性资料进行分析。结果:(1)吉林省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的总体评分为3.30±0.96分(得分范围为1-5分),其中口碑宣传意愿评分为3.45±1.08分,高于推荐意愿(3.38±1.08)、再诊意愿(3.33±1.12)及首诊意愿(3.06±1.14)。(2)个体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分析表明:已婚患者(3.33±0.97)的忠诚得分高于未婚/离婚/丧偶患者(3.19±0.89)(P<0.05)。自评健康状况较差患者(3.49±0.93)的忠诚得分高于健康状况好(3.24±0.98)的患者和健康状况一般(3.18±0.94)的患者(P<0.05)。患者健康素养(B=0.681)、感知价值(B=0.695)、满意度(B=0.840)以及信任(B=0.499)的评分越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得分越高(P<0.001)。(3)组织机构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分析表明:在举办主体为公立医院的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3.42±0.92)的忠诚得分高于在举办主体为政府的机构就诊患者(3.25±0.98)(P<0.05)。在药品种类相对较多(≥240)机构就诊患者(3.42±0.95)的忠诚得分高于在药品种类相对较少(<240)机构就诊患者(3.25±0.96)(P<0.05)。在医生与护士比例<1的机构就诊患者(3.38±0.97)的忠诚得分高于在医生与护士比例≥1的机构就诊患者(3.22±0.94)(P<0.05)。在接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数所占比例≥50%的机构就诊患者(3.50±0.95)的忠诚得分高于在接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数所占比例<50%的机构就诊患者(3.25±0.95)(P<0.001)。患者感知参与(B=0.086)和感知服务质量(B=0.734)的评分越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得分越高(P<0.001)。(4)政策环境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分析表明:签约家庭医生患者(3.47±0.99)的忠诚得分高于未签约家庭医生患者(3.04±0.86)(P<0.001)。在每个签约服务团队平均服务人口数<2000的机构就诊患者(3.38±0.97)的忠诚得分高于在每个签约服务团队平均服务人口数>2000的机构就诊患者(3.23±0.94)(P<0.05)。患者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得分越高(B=0.027,P<0.001)。(5)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在患者健康素养影响患者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2409(95%CI=[0.1776,0.3071])/0.2990(95%CI=[0.2315,0.3702])/0.1798(95%CI=[0.1187,0.2430])。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和患者信任在患者健康素养影响患者忠诚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患者健康素养对患者忠诚的直接效应、以患者感知价值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患者满意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及以患者信任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在签约和未签约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路径“患者健康素养→患者信任→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042,P<0.05)和路径“患者健康素养→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178,P<0.05)。(6)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在患者感知参与影响患者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323(95%CI=[0.0226,0.0430])/0.0369(95%CI=[0.0270,0.0479])/0.0301(95%CI=[0.0202,0.0407])。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和患者信任在患者感知参与影响患者忠诚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患者感知参与对患者忠诚的直接效应、以患者感知价值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患者满意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及以患者信任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在签约和未签约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路径“患者感知参与→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030,P<0.001)。(7)患者感知价值/患者信任在患者感知服务质量影响患者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5066(95%CI=[0.3331,0.6838])/0.2557(95%CI=[0.1548,0.3688]);患者满意度在患者感知服务质量影响患者忠诚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6352(95%CI=[0.4778,0.8062])。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和患者信任在患者感知服务质量影响患者忠诚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患者感知服务质量通过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间接影响。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在签约和未签约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路径“患者感知服务质量→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245,P<0.05)。(8)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在患者社会支持影响患者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061(95%CI=[0.0040,0.0085])/0.0074(95%CI=[0.0051,0.0099])/0.0037(95%CI=[0.0021,0.0055])。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和患者信任在患者社会支持影响患者忠诚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患者社会支持对患者忠诚的直接效应、以患者感知价值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患者满意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及以患者信任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在签约和未签约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路径“患者社会支持→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015,P<0.05)和路径“患者社会支持→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003,P<0.05)。(9)高忠诚得分患者将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常规卫生服务来源(OR=10.693)、去年一年来该机构就诊次数≥13次(OR=5.725)、在该机构持续就诊时间>1年(OR=1.818)、接受过预约服务(OR=2.997)、接受过随访服务(OR=2.900)、接受过转诊服务(OR=6.209)、接受过上门诊疗服务(OR=5.207)、接受过健康教育服务(OR=1.762)、接受过康复护理服务(OR=10.114)、接受过优先就诊服务(OR=17.372)、接受过用药长处方服务(OR=13.987)以及接受过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服务(OR=3.133)的比例高于低忠诚得分患者(P<0.05)。(10)定性访谈结果显示,影响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行为意向的因素有个体因素(患者的固有就医观念),组织机构因素(医生的年龄、医生的数量、医患之间的沟通交流、医疗卫生费用、药品供给、医疗技术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薄弱)以及政策环境因素(同伴支持、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患者和医疗卫生人员希望从政府加大财政支持,提高服务的宣传力度和服务态度,完善体检项目,建设专科特色科室,增加药品供给、提高报销比例,加强医疗团队建设、改善设施配置短板,强化医防结合工作以及基层与上级医院的纵向合作等多方面来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进而提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行为意向。结论:(1)患者忠诚可以促进其对基层卫生服务的利用,并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常规医疗机构来源,但目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患者的忠诚得分尚处于中等水平。提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应加强培养忠诚患者的意识,重点关注健康状况较差患者的忠诚状况,逐步培养其他患者忠诚。(2)随着患者健康素养、感知价值、满意度以及信任水平的提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越高。因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应重视患者的健康素养、感知价值、满意度以及信任对患者忠诚的驱动作用,通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提供个性化服务等措施,提高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以及信任程度,强化患者对服务价值的感知以及对服务的满意程度。(3)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药品种类、医生与护士的比例、接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数所占比例以及全科医生的数量会影响患者对机构的忠诚情况,提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完善药品配置、加强护理以及全科医生的队伍建设,可以提高患者的忠诚。此外,随着患者感知参与以及感知服务质量水平的提高,患者对机构的忠诚越高。因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应重视改善患者在就诊过程中的参与行为以及就诊体验,通过普及“医患共同决策”服务模式、关注患者医疗卫生需求等措施,提高患者的参与程度,强化患者对服务质量的感知。(4)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具有一定的影响,卫生服务管理人员应通过宣传激励引导政策提高居民的签约积极性和服务团队的工作积极性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而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医患互动服务体系。(5)社会支持对患者忠诚具有积极正向的预测作用,提高患者家属和医疗卫生人员对就诊患者的支持度以及加强同伴情感互助支持可以强化患者对机构的忠诚。(6)本研究通过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以及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等方法探讨了患者忠诚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以及患者忠诚对其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为患者忠诚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和实证基础。也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了解患者就诊过程的认知心理和购买服务的内在驱动因素,培育忠诚患者策略、增强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提供了参考。
傅佩佩[2](2021)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家庭医生,又称为全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健全、有效、连续、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被视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2016年,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全面正式全面启动。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起步阶段,该制度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上述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在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与签约服务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居民签约率低、知晓率低、家庭医生履约率低和签约服务质量不高等。同时,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卫生基础较差、信息化建设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传统因素,致使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众所周知,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维护我国广大县域居民健康的重要任务,而且农村卫生一直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选取合理的样本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做好我国农村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相关地市作为研究样本地区,因为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一半以上,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山东农村地区为样本,通过聚焦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展开研究,对于切实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良性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重要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如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激励措施、考核与监管;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及水平、机构定位及分工;居民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动机、协作配合情况等。从理论层面来讲,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发现最优的激励措施。将委托代理相关理论运用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和实施策略分析中,建立家庭医生、居民和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新的视角推导和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为完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而基于制度及供需双方的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提升与优化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实际的建议,也可为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提供经验做法或运行模式方面的参考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山东省农村地区现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供需双方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政策实施的偏差?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设计,探讨山东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何通过资源保障、监管考核机制、筹资支付机制和问责机制影响政策运行的结果和利益方的行为,最终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包括:(1)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以及供、需双方实施现状,探索关键问题影响因素;(3)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政策实施的偏差和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4)提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来源于2018年5月7日——24日开展的“山东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研。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签约服务实施情况,此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了淄博市、聊城市和滨州市已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的6县(沂源县、桓台县、茌平县、东阿县、惠民县和无棣县),从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就当地农村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运行情况开展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卫生院和卫生室基本药品供应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签约服务政策工具等;家庭医生服务提供能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情况、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居民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信息。本研究的分析过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山东省和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资料主要来自样本地区相关政策文件及研究文献,以及对样本地区机构的调查数据。第二部分是从供方和需方的视角对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统计描述、logistic回归等,探究供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及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测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最后构建基于居民个体、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的多水平分层模型,全方位探索影响家庭医生签约的因素。第三部分结合定性访谈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根据政府和家庭医生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家庭医生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对筹资支付机制、奖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进行分析,找出签约政策实施的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综合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执行的偏差提出完善签约服务制度的策略性建议。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Stata 14.2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离散选择实验;采用QSRNvivo 8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定性访谈资料。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指导意见,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政府通过委托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政府通过支付、考核、和监管等激励措施,确保签约服务提供机构和家庭医生提供合格的签约服务,提高签约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山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用“1+1+1”服务模式,即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县域医共体,由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医院医生构成。一般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担任队长,村诊所医生是签约服务具体提供者。居民通过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选择签约服务包,接受签约团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在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资源配置失衡,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可及性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和基本药物供应保障还不完善。76.67%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实现将居民健康信息与上级医疗机构共享;55.09%的村诊所存在基本药物短缺现象。(2)双向转诊制度尚未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少连续性。大部分村诊所医生获得的上级医院相关工作支持不足。基层家庭医生欠缺专科医疗资源、转诊资源、临床经验与技能。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现状签约服务供方运行现状:目前样本地区签约服务供方,即家庭医生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主要存在服务水平低下、工作负荷及压力较大、收入及薪酬感知较低、整体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1)村诊所家庭医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的村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医生只有乡村医生证(76.29%),家庭医生中参加过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者仅占34.32%。仅有22.51%的家庭医生取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只有15.50%的家庭医生认为其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医生工作的需要,超过80%的家庭医生在开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将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奖惩制度没有落实;家庭医生工作量偏大,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1小时、管理超过1500人,93.36%的基层医生自我感知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后工作量增加;家庭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仅有12.18%的家庭医生认为薪酬与其工作匹配,且卫生院与村诊所家庭医生存在收入差距;(3)家庭医生满意度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的职称、收入、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县医院技术支持等在5%的水平上显着。针对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结果如下:(1)签约率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感差,“签而不知”、“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概率仅为23.8%;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低,55.69%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签约服务;居民被动签约现象普遍;居民不愿意签约是因为不信任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担心乱收费,认为没必要。(2)居民离散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更愿意选择诊疗水平高(β=2.39)、服务态度好(β=1.39)、基本药品可获得性高(β=0.63)和适当提高医保报销比例(β=0.45)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签约概率模拟结果表明,签约率与费用关联度很高,签约费用从200元降至免费,签约概率将提升至84%。(3)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个体层面上,受教育水平越高(OR=1.7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OR=1.39)、及患有多重慢病(OR=1.53)的居民越愿意签约;在村级层面上,较好的村卫生室信息化程度(OR=1.31)有着更高的签约概率;在镇级层面,卫生院基本药物供应充足(OR=1.53)、信息化程度较好(OR=1.28)、参加过家庭医生相关培训(OR=3.19)以及中心卫生院(OR=1.92)都与较高的签约概率相关。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和归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主要表现在:(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需不匹配,即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没有通过现有的签约服务提供得到响应和满足;(2)供方激励扭曲,即现有的筹资支付、监管考核制度导致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低、签约服务“重量轻质”。制度实施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安排无法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系列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制度安排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对签约制度运行保障作用失灵,信息化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人才培训不完善,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质量纵向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其次,居民无法自由选择签约团队,造成团队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满意度,造成居民服务获得感低。问责机制方面,政府对家庭医生奖惩兑付、监管考核缺失、激励不足,降低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意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制定依据缺少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服务包定价不规范、服务内容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签约率不高、“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最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是一种原则性协议,对家庭医生的行为约束力有限。代理人问题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源于多代理人和共同代理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多个代理人,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职责、考核、奖惩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之间缺少合作,尤其是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医务人员缺少业务指导,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降低了委托人的总体效用,造成了签约服务的协同性不高,背离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目标。第二,家庭医生是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代理人,政府相对于居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果政府和居民交付给家庭医生的任务目标不一致,家庭医生将选择强势的委托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降低了共同代理效率。目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政府将工作量(签约合同的数量、覆盖面)作为考核支付家庭医生的标准,与居民所偏好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医生会选择首先完成政府制定的工作考核目标,而忽视了对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服务重量轻质,供需不匹配,居民获得感低。结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运行效率,需要政府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签约服务的政策保障。目前,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家庭医生团队呈现多代理人的特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无论是对签约团队整体还是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均尚未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团队内部代理人互相中立,团队之间缺乏促进发展的良性竞争。政府没有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和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相关制度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家庭医生没有将最大化签约居民的利益作为目标,家庭医生没有准确识别居民的签约选择偏好和健康需求,从而导致了家庭医生的行为背离了委托人居民的利益目标。此外,监督和信息公开渠道的缺失致使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相互问责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政策建议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高签约服务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2)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做到“资源下沉”,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能力。3)完善家庭医生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保障。4)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提高居民自付比例,为签约服务提供资金支持。5)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晰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责。6)实行按绩效支付,引导家庭医生团队之间竞争,提升签约服务运行效率。7)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相应问责监督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积极性。8)对签约服务进行合同式管理。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研究视角,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三个核心主体,即政府、家庭医生、居民的视角出发,立足山东省实际,通过对政府运行保障、筹资支付、监管考核与问责等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策略;2)研究思路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以及战略购买等经典理论为依据,构建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优化分析框架,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涉及的政府和家庭医生、居民和家庭医生这两个核心委托代理关系,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的偏差,揭示偏差产生的原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科学依据;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度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偏好、并利用多水平分层模型从供、需双方研究居民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分析,验证和深入解释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偏差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在现场数据获得方面,数据仍旧存在一定偏倚。例如,样本平均年龄偏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纳入更多的样本,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2)由于离散选择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纳入属性的数量、水平固化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意愿,而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其选择偏好的影响;3)本研究仅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地点,因而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葛宇霄[3](2021)在《城市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研究 ——以T市G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不断创新现有养老服务模式,深化养老服务内涵,“医养融合”社区养老模式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深入了解“医养融合”社区发展现状,探究社区“医养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既是当下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我国社区养老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医养融合”社区养老模式的创新研究,进一步整合社区医养资源,提升社区老人的养老质量,对于实现我国社区医养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对社区老年人、社区工作者、全科医生、民政局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获取研究资料。对G区“医养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机制缺乏针对性、政策对象局限、服务内容匮乏、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医疗保险制度存在不合理性、社区专业医护人员短缺问题严重、“医养融合”的程度不够、社区医疗环境落后,医疗设施缺乏、智能化平台建设浮于表面等问题为目标开展研究。结合社会支持理论的相关知识,提出优化G区的可行性对策:一是要完善法律法规,细化政策内容;二要打破职责交叉,加强组织领导;三要拓宽筹资渠道,引入市场资本;四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岗位吸引力;五要优化医养服务内容,满足老年人需求;六要用好“泰有福”平台,实现智能化养老。
曹菲菲[4](2021)在《新疆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新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现状,得出的结果探讨相关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为相关部门制定发展新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政策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搜索和收集与该研究相关的论文研究、调查结果及政府文件等资料。使用中国知网、Pubmed等网络数据库进行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搜索和筛选比较。翻阅2017年-2019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等,收集汇总与新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有关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借用WPS Office 11.2.0等办公工具,分析新疆基层医疗机构的数量和卫生人员数目、卫生服务现状等,计算增减幅度和构成比、基尼系数等。结果:基层医疗机构数量逐渐增加,其按每千居住人口的配置比较公平,不同类型的基层医疗机构发展速度各异。基层医疗机构内的卫生人员的总人数是在逐年的增加,2019年,新疆基层医疗机构执业(注册)医师人数为17398人,注册的护士人数为15771人,医护比例在逐渐向2020年的目标靠近。2019年,每1万名新疆居民人口所配备的全科医生是2.17个人,已达到2020年的要求,即每万名居民人口配有2-3名全科医生。新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每千人口卫生人员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2019年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情况:病床床位是38465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每千人口床位数2.19,床位使用率39.5%;乡镇卫生院每千人口床位数1.54,床位使用率65.3%。基层医疗机构在2019年这一年的诊疗人次是4328万人次,在这其中的乡镇卫生院2019年这一年的诊疗人次达到2511万人次,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年总诊疗人次当中占到了58%的比例。结论:基层医疗机构数量逐渐增加,整体配置比较公平,不同类型的基层医疗机构发展速度各异。每千人口所配备基层医疗机构卫生人员数目逐渐向目标靠拢。基层医疗机构医护比例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新疆地区每万名人口全科医生数目提前达标,继续面向更高的目标发展。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体系在逐渐发展完善。需要找准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加大财政补贴,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制定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发展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
马艺文[5](2021)在《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对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纵向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结合2019年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的充分性与均衡性情况,找出导致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欠缺的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提供实证研究基础。方法:基于年鉴中相关指标数据,对2010-2018年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进行纵向分析;构建相关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分析法综合评价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评价指南(2018年版)》,采用随机分层整群的抽样方法,将乌市、南北东疆共9个地州市共5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样本机构,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卫健委相关人员5人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15人共20人作为访谈对象,于2020年10-12月进行深入访谈,由于疫情原因问卷调查内容来自于新疆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科;统计描述采用构成比等指标分析,假设检验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的方法,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结果:(1)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人员数量配比情况较好,每千人床位数、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转次数呈逐年降低趋势,床位配比与使用有待提高;诊疗服务资源、住院服务资源下沉情况均较好,居民对门诊服务利用率高,对住院服务利用率较低;2010-2018年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熵权TOPSIS指数逐年上升,逐渐接近理想值1。(2)目前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检查服务能力发展基本充分,科室设置能力次之,资源配置能力及基本医疗服务方式中的各项服务能力发展的充分性相对不足。(3)各疆域间对比分析,乌鲁木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最强,65.7%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达到国家基本标准,34.8%的机构可达到良好标准;而东疆、北疆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均较低,服务能力达标率分别为30.4%、29.6%;南疆地区达标率最低为26.1%。(4)资源配置能力与服务能力等级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19(P=0.003),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与学历、执业医师学历与能力等级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执业医师数量与服务能力等级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28(P<0.001)。(5)南、北、东疆三个地区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几乎无差异(P=0.956),乌鲁木齐市与南、北、东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之间有明显差异(P=0.026)。(6)目前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包括:药品供应不足、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基本医疗科室业务开展不足、医疗设备无法满足临床需要4个方面,其中基层人才建设亟待加强是根本原因。结论:(1)新医改10年间,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总体有所提升,发展较为充分,但不同疆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即不均衡的问题显着,乌鲁木齐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明显强于南、北、东疆3个地区,主要与地理位置、人均GDP及人口密度的不同有关。(2)人力资源配置是影响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基本医疗服务方式中的各项服务是影响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因素。(3)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人员数量配比情况较好,但仍需适当调整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与结构,尤其是执业医师的数量与结构,要积极引导和下沉高学历执业医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门急诊服务较强,住院服务、远程医疗服务较弱,住院服务利用率的持续降低导致资源闲置的问题愈发严重,应当提高住院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加居民信任感,进而提升基本医疗服务综合能力。
王宝[6](2021)在《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居民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医疗卫生服务供给量不足、“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效能低下。如何更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成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积极探索的问题。实施分级诊疗能够缓解现行状态下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紧张状态,促使全社会医疗卫生行业得到良性发展。本文对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系统分析了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的运行现状,指出了目前存在基层首诊程度低、双向转诊不畅通以及政府财政投入不够等问题。其次,构建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的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分析了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效果实施的影响因素。再次,通过对国内外先进的分级诊疗实施经验进行总结,为国内外推行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提供启示。最后,提出如下对策及建议。对策如下:(1)政府需要增加各级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改善各级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和人才储备实力;(2)进一步完善全科医生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并制定人才优待福利政策。(3)加强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宣传力度。(4)破除多层级医疗机构间壁垒,加强信息沟通和合作。上述建议将为完善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制度,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李娅玲,王海棠,单梅青,杜兆辉[7](2021)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实训中心建设标准》文中研究指明背景全科实训中心是全科医生培养和考核的重要平台,在要求提高全科医生临床能力的背景下,全科实训中心得到快速发展,因此亟须建立一套全科实训中心建设的标准,以为全科实训中心的功能配置提供参考标准。目的构建一套科学性、实用性、合理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实训中心建设标准。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并结合实际经验,拟定目录框架,然后小组讨论,编制调查问卷。于2019-05-28至2019-07-10,邀请25名专家,采用Delphi法进行两轮专家咨询,评价专家积极系数、权威程度和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确定最终的社区全科实训中心建设标准目录。结果填写有效问卷的25名专家专业领域平均工作年限(14.42±6.90)年,两轮咨询专家积极系数分别是96.2%和100.0%,对于硬件、软件、人员配备专家权威系数两轮咨询分别是0.83、0.83、0.85和0.90、0.89、0.89,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必要性分别是0.133、0.498(P<0.001),可得性分别是0.280、0.390(P<0.001)。最终构建了3个一级指标(硬件配备、软件配备、人员配备)、13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的社区全科实训中心建设标准。结论本研究专家的积极程度和权威程度较高,两轮咨询后专家意见协调性良好,结果可靠,制定的社区全科实训中心建设标准可推广应用。
刘欢[8](2020)在《系统观指导的上海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了解上海社区家庭医生团队精神心理卫生服务现况,根据需求设计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方案,以系统观、整体观思维来探索提升服务技能的宏观架构,构建精防公卫条线医生为主,家庭医生团队融入,全社会参与的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模式,并为探索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精神心理专科医联体建设提供参考意见。研究方法应用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式访谈法、数理统计法、专家咨询法等。以纳入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的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技能培训项目的6个区县205名家庭医生团队人员为研究对象,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等方法分析专项培训阶段性资料。培训的设计理念是启发学员用系统观来理解和处理社区心理健康问题,培养家庭医生团队能够与个体、家庭、医疗机构、学校、社会文化环境等整个系统工作。从而促进不同机构、不同部门的融合协作,并探索提升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的建议与策略,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精神心理专科医联体、大健康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提供参考资料。研究结果1.基本情况:学员以中青年为主,40岁及以下人群占73.17%;学历层次较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84.39%;其中48.81%公共卫生岗位人员非公共卫生专业背景。2.精神心理卫生服务专项培训:不同岗位人员对接受培训途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医生更倾向于专科医院进修;98.05%反映非常愿意将培训内容学以致用;90.73%的学员考试成绩在80分以上,培训效果良好。3.精神心理卫生服务培训现状:48.78%的学员反映政策保障不够;81.46%认为证书含金量需提高;76.59%反映培训与工作冲突较多。家庭医生和公共卫生医生培训意愿相对较高,其中家庭医生团队对心身疾病的诊治、医患沟通与压力管理需求较高。4.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模式和体系:家庭医生团队反映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比较突出的问题为缺少专业人员(75.61%),缺乏知识技术(65.37%),需提升居民知识(65.85%);90.73%认为从事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应该获得报酬,但实际只有17.56%的人员有报酬;提高精神心理卫生服务人员积极性最有效的措施是制定合理报酬(93.66%),改进工作环境(74.15%),提供培训机会(68.29%)。5.能力提升远期效应:家庭医生团队较多会将精神心理知识运用在人际关系问题(57.46%)和工作问题(58.21%);专业能力的提升一定程度会推动经费投入,提升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硬件、软件和人力配置,对居民精神心理卫生知识知晓率提升也有明显促进作用。研究结论1.家庭医生团队结构比较合理,年龄和学历构成是服务能力提升的坚实基础;培训开展要结合团队人员专业背景和岗位需求设计方案。家庭医生团队对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技能培训需求较高;系统规范的精神心理卫生服务专项培训比较受欢迎。2.能力提升要结合家庭医生签约精神卫生服务的推进阶段开展,争取多部门积极配合支持,确保医护人员安心参与;制定适宜的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机制,有利于激发家庭医生团队的积极性,对基层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起到良好促进作用。3.公共卫生人员和家庭医生是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可以将上海三级预防管理模式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结合,构建以精防条线公共卫生为条,其他人员辅助家庭医生管理精神障碍患者和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为块,条块结合、全社会参与的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模式。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单单是卫生部门的精神心理疾病治疗,更多的一般心理问题干预和健康促进,需要多部门积极配合,更需要完善的基层心理服务网络和人力基础做支撑。4.非公共卫生专业背景的公共卫生岗位人员制约了社区条块结合的良性发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迫在眉睫;构建全面系统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统筹兼顾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三个阶段,使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衔接顺畅,培养的人才能够很快适应社会需要。5.精神心理卫生人力资源缺乏与分布不均匀短期内难以解决,积极探索市专科-区专科医联、专科医院-社区医院医联、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医联、“互联网+”跨区域医联,是快速解决现有服务资源缺乏的有效方法。
周梦玮[9](2020)在《满意度视域下上海市家庭医生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徐汇区C街道为例》文中指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全民健康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的理念,下移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沉医疗卫生资源,让社区居民享受方便有效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通过以家庭医生为核心,来深化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上海在2011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城市。上海一直以来将推进家庭医生政策作为深化医改的基础。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下沉,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效率得到大大提升。基层网底不断夯实,分级诊疗秩序初步形成。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家庭医生政策推行取得成效,可是也存在家庭医生考核机制、家庭医生人才数量不足,签约服务单一等问题。本文以徐汇区C街道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结合公众满意度理论,通过霍恩、米特提出的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对家庭医生实际落实情况展开分析,总结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预期的签约率、组合内就诊率目标未达成;二是政策执行机构功能不能满足公众需求;三是很多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政策并没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知;四是家庭医生对家庭医生政策选择性执行;五是家庭医生对签约服务内容认同度不够。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优化家庭医生政策的应对措施:一是优化政策目标与标准,包括提高政策目标的合理性、结合配套政策,建立有效联动、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考核标准;二是完善政策资源配置,包括明确和规范政策资源、充实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财政资源、高效利用信息资源;三是实施政策执行方式多元化,包括灵活运用多样诊疗平台、丰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加大宣传吸引力,提高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四是提升政策执行机构综合能力,包括改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础建设、建立家庭医生常态化培训机制、优化激励机制,激发组织活力;五是构筑良好的系统环境,包括转变社区居民健康消费习惯、整合社会资源,提升居民认可、创建完备的制度环境;六是引导并优化政策执行者价值取向,包括加强执行者政策认同感、不断完善奖惩制度,为政策的落实创造良好的条件。
屠惟[10](2020)在《市郊社区医院家庭病床服务研究 ——以上海J社区医院为例》文中提出家床服务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潜力很大,不过目前发展差强人意。本文以上海市奉贤区J社区医院为田野点,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居民委员会、社区医院的相关人员和一些家床服务对象进行深度访谈。田野中还辅以参与式观察,广泛收集资料,从点到面了解到上海市郊社区医院家庭病床服务的真实现状。一服务面积大、患者数量多;二医疗人员配备少;三交通不便,外出风险高;四医疗人员的经济效益低等问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J医院在发展病床服务中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具体有:一居民委员会对于家床服务不重视,如不主动宣传家庭医生和家床服务;二社区医院的家床服务政策指标任务过重,导致家床服务形式大于内容,且与各大医院的转诊通道闭塞;三医疗人员的报酬低,一次家床服务仅十几到二十不等,再加上路程远、风险大,导致医疗人员积极性降低服务质量下降;四家床服务不够细化具体,如社会支持、资源整合、政策解析、临终关怀等等,导致服务口碑较差。面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建议一增进社区医院与各方工作协调;二增强家床服务医疗队伍;三增加家床服务的服务内容;四着力促进医疗保险和收入保障政策;五配备必要硬件措施,如交通工具和网络就诊等。本研究论文共分六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缘起、家床服务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方法,并对有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上海家床服务。先介绍了“1+1+1”,后简要分析了上海家床服务的需求与现状;第三章J社区医院家床服务。主要介绍J社区家床服务的现状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上海家床服务的多方选择。主要从居民委员会、社区医院、医疗人员、家床服务对象几方分析家床服务发展困难的原因;第五章家床服务发展对策。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所分析的原因提出相应对策;第六章结语。
二、上海社区医院配备全科医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社区医院配备全科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1)吉林省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状况、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患者忠诚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患者忠诚的概念 |
1.2.2 患者忠诚的测量维度 |
1.2.3 患者忠诚的作用 |
1.2.4 患者忠诚的现状研究 |
1.2.5 患者忠诚的影响因素 |
1.3 以往研究的不足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内容 |
1.5.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理论框架构建 |
2.1 理论基础 |
2.1.1 社会生态学理论 |
2.1.2 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理论 |
2.1.3 价值共创理论 |
2.1.4 期望失验理论 |
2.1.5 社会交换理论 |
2.1.6 计划行为理论 |
2.2 本研究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2.2.1 理论框架 |
2.2.2 研究假设 |
第3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3.1 文献研究法 |
3.2 问卷调查法 |
3.2.1 研究对象 |
3.2.2 样本量计算 |
3.2.3 调查方法 |
3.2.4 研究工具与评价标准 |
3.2.5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
3.2.6 质量控制 |
3.3 深入访谈法 |
3.3.1 访谈对象 |
3.3.2 访谈资料收集 |
3.3.3 访谈资料分析 |
3.3.4 质量控制 |
第4章 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现状及影响因素 |
4.1 预调研 |
4.1.1 预调研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4.1.2 患者忠诚测量条款的优化 |
4.2 正式调研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4.3 患者忠诚的现状 |
4.3.1 患者忠诚的信效度检验 |
4.3.2 患者忠诚得分情况 |
4.4 患者忠诚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1 个体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 |
4.4.2 组织机构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 |
4.4.3 政策环境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 |
4.4.4 患者忠诚的多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影响因素作用路径 |
5.1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
5.2 患者健康素养、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的影响路径 |
5.3 患者感知参与、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的影响路径 |
5.4 患者感知服务质量、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的影响路径 |
5.5 患者社会支持、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的影响路径 |
5.6 患者忠诚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整体模型 |
本章小结 |
第6章 患者忠诚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
6.1 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现状 |
6.2 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6.2.1 人口社会学特征对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
6.2.2 患者忠诚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
6.2.3 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多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7章 定性研究结果 |
7.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
7.2 主题分析框架 |
7.3 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的行为意向 |
7.4 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 |
7.5 提高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行为意向的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8章 讨论 |
8.1 患者忠诚状况及影响因素 |
8.2 患者健康素养、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作用路径 |
8.3 患者感知参与、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作用路径 |
8.4 患者感知服务质量、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作用路径 |
8.5 患者社会支持、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作用路径 |
8.6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患者忠诚提升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
8.7 患者忠诚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
第9章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患者忠诚的对策建议 |
9.1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应加强培养忠诚患者的意识 |
9.2 重点关注健康状况较差患者的忠诚,逐步培养其他患者忠诚 |
9.3 完善药品配置和药物使用目录,减少药品供应限制 |
9.4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护理人员的数量,优化医护配比 |
9.5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全科医生的数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9.6 提高患者健康素养,转变不合理的就医观念 |
9.7 提高患者参与程度,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
9.8 关注患者医疗卫生需求,提高患者感知服务质量 |
9.9 重视患者感知价值,维持长期患者忠诚 |
9.10 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服务,提高患者满意度 |
9.11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加强患者信任 |
9.12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稳定的长期互动服务体系 |
9.13 建立多方支持环境,扩大患者社会支持网络 |
第10章 结论与创新点 |
10.1 结论 |
10.2 创新性 |
10.3 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2)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1.3 论文章节安排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家庭医生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研究 |
2.2 基于供方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及激励相关研究 |
2.3 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偏好及签约影响因素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不足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3.1 理论框架 |
3.2 数据来源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3.4 资料分析方法 |
3.5 质量控制 |
3.6 技术路线图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分析 |
4.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 |
4.2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能力和激励机制研究 |
5.1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 |
5.2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激励 |
5.3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满意度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村居民家庭医生签约选择偏好和影响因素 |
6.1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村居民签约偏好分析 |
6.2 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和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偏差和归因 |
7.1 政府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分析 |
7.2 居民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7.3 居民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8.1 方法学讨论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8.3 研究结论 |
8.4 政策建议 |
创新性和研究不足 |
附录一 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城市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研究 ——以T市G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框架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综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医养融合 |
二、社区居家养老 |
三、养老服务模式 |
四、“医养融合”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社区照顾理论 |
二、社会支持理论 |
三、协同增效理论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第三章 T市G区“医养融合”现状及调研分析 |
第一节 G区“医养融合”服务建设的主要进展 |
一、G区“医养融合”服务建设的现状及成效 |
二、G区“医养融合”服务建设取得的成效 |
第二节 T市G区的调研现状 |
一、“医养融合”相关政策机制分析 |
二、服务资金来源分析 |
三、专业人员队伍的分析 |
四、服务内容分析 |
五、基础设施内容分析 |
第四章 T市G区“医养融合”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T市G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问题 |
一、政策机制缺乏针对性 |
二、政府资金来源单一 |
三、专业人才紧缺 |
四、服务内容多元化落实不到位 |
五、基础设施不健全 |
第二节 T市G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原因分析 |
一、政策层面 |
二、资金层面 |
三、人才层面 |
四、服务内容层面 |
五、基础设施层面 |
第五章 完善T市G区“医养融合”的对策及建议 |
第一节 完善法律法规,细化政策内容 |
一、明确机构属性,引进第三方评估 |
二、打破职责交叉,加强统一领导 |
第二节 拓宽筹资渠道,引入市场资本 |
一、政府积极倡导,加大资金投入 |
二、引入多元主体,多方筹措资金 |
三、完善政府购买,激活社会资源 |
第三节 推进人才培养,提升岗位吸引 |
一、建立激励体制,营造良好氛围 |
二、深化专业培养,提升职业技能 |
第四节 优化服务内容,满足医养需求 |
一、重视现实需求,开展实效评估 |
二、打破资源壁垒,联动医疗资源 |
第五节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 |
一、规范相关机构,深化“医养融合”模式 |
二、改善原有网络平台,实现智能化养老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4)新疆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2.1 文献研究法 |
2.2 资料收集法 |
2.3 数据分析法 |
3.技术路线图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综述 新冠疫情下基层医疗防疫工作中的问题及思考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导师评阅表 |
(5)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对象 |
2.研究内容 |
3.研究方法 |
4.质量控制 |
5.技术路线图 |
结果 |
讨论 |
建议 |
小结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综述 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相关研究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导师评阅表 |
(6)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1.2.1 国外分级诊疗研究状况 |
1.2.2 国内分级诊疗研究状况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定性分析法 |
1.3.3 定量分析法 |
1.3.4 对比分析法 |
1.3.5 调查法 |
1.3.6 层次分析法 |
1.3.7 模糊综合评价法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2 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公立医院 |
2.1.2 分级诊疗 |
2.1.3 医疗联合体 |
2.2 理论基础 |
2.2.1 系统理论 |
2.2.2 社会分工理论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的现状分析 |
3.1 黑龙江省分级诊疗制度发展沿革 |
3.1.1 起步阶段(1994-2014) |
3.1.2 逐步完善阶段(2015-至今) |
3.2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现状 |
3.2.1 黑龙江省分级诊疗制度的构成 |
3.2.2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制度下的发展现状 |
3.3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现状分析 |
3.3.1 配套政策现状分析 |
3.3.2 配套设施现状分析 |
3.3.3 医疗人才队伍现状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1 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4.2 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
4.2.1公立医院分级诊疗配套政策完善程度指标 |
4.2.2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医疗人才队伍稳定性指标 |
4.2.3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配套医疗设备完善程度指标 |
4.2.4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的满意度指标 |
4.3 实施效果评价方法 |
4.3.1 层次分析法 |
4.3.2 模糊综合评价法 |
4.4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评价实证分析 |
5.1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
5.2 实证分析 |
5.2.1 建立模糊判断矩阵、计算指标权重 |
5.2.2 对实施效果影响因素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
5.2.3 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水平分类 |
5.2.4 省内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综合评价得分 |
5.3 结果分析 |
5.3.1 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整体不佳 |
5.3.2 各地区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差异较大 |
5.4 分级诊疗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
5.4.1 人事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 |
5.4.2 救治能力和工作效率较低 |
5.4.3 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不够 |
5.4.4 全科医生的培养和引进机制不健全 |
5.4.5 分级诊疗相关制度的宣传力度不够 |
5.4.6 医联体的协作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
5.5 本章小结 |
6 国内外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践及其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
6.1 国外分级诊疗实践 |
6.1.1 英国分级诊疗的实践概况 |
6.1.2 美国分级诊疗的实践 |
6.1.3 日本分级诊疗的实践 |
6.2 国内典型省份分级诊疗实践概况 |
6.2.1 陕西省分级诊疗的实践 |
6.2.2 广东省分级诊疗的实践 |
6.2.3 浙江省分级诊疗的实践 |
6.3 国内外实践对黑龙江省分级诊疗建设的启示 |
6.3.1 分级诊疗建设的推行需要充足的全科医生人力资源 |
6.3.2 分级诊疗建设的推行需要充足且合理分配医药资源 |
6.3.3 分级诊疗建设的推行需要完善的转诊机制 |
6.3.4 分级诊疗建设的推行需要患者对制度的了解和普及 |
6.4 本章小结 |
7 改善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的对策和建议 |
7.1 完善人事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
7.1.1 完善人事薪酬制度 |
7.1.2 完善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配套政策 |
7.2 提高救治能力与工作效率 |
7.2.1 提高三级公立医院难病、重病的救治能力 |
7.2.2 提高医疗工作含金量和医院运行效率 |
7.3 增加财政投入 |
7.3.1 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 |
7.3.2 增加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 |
7.4 进一步完善全科医生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 |
7.4.1 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力度 |
7.4.2 引导大综医院全科医生适度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移 |
7.5 加强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宣传力度 |
7.6 加强医联体的协作作用 |
7.7 本章小结 |
结论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参考文献 |
附录Ⅰ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评价指标评审专家打分表 |
致谢 |
附件 |
(7)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实训中心建设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2.1 咨询工具 |
1.2.2数据采集办法 |
1.2.3 数据评价指标 |
1.3统计学方法 |
2 结果 |
2.1 专家积极系数 |
2.3 专家的权威程度 |
2.4 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
2.5 第一轮专家咨询结果 |
2.6 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 |
2.7 社区卫生实训中心各个功能区容纳人数与建筑面积的设置情况 |
2.8 题库分值设置和专家配置结果 |
3 讨论 |
3.1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
3.2 本研究的意义和局限 |
(8)系统观指导的上海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表 |
第一部分 前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部分 资料与方法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方法 |
三、问卷设计与实施 |
四、独立完成的课题内容 |
五、质量控制 |
六、研究内容 |
七、技术路线图 |
八、基本概念 |
第三部分 研究结果 |
一、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培训讲师与学员基本情况 |
二、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的情况分析 |
三、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访谈情况分析 |
四、系统观指导的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访谈 |
第四部分 讨论 |
一、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的建议 |
二、系统观指导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 |
三、系统观指导的精神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
四、系统观指导的公卫人才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培训 |
五、系统观指导的精神心理专科医联体建设 |
第五部分 总结 |
一、主要研究成果 |
二、创新点 |
三、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件1:社区全科团队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技能培训调查问卷 |
附件2: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组织体系调查表 |
附件3:社区全科团队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技能培训反馈评价 |
附件4:关于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个案访谈提纲 |
附件5:系统思维在社区全科团队中的培训效果评估表 |
附件6:系统式医学思维在全科团队中的应用课程评估表 |
附件7:普通市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 |
文献综述 培养家庭医生团队精神心理卫生服务系统思维能力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论文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9)满意度视域下上海市家庭医生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徐汇区C街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本文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一、公共政策 |
二、家庭医生政策 |
三、公共政策执行含义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一、满意度理论 |
二、霍恩-米特政策执行系统模型 |
第三章 上海市家庭政策执行主要内容和特征分析 |
第一节 上海市家庭医生政策的文本内容 |
第二节 上海市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流程分析 |
第三节 上海市家庭医生政策执行主要特征分析 |
第四章 满意度视域下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情况分析 |
第一节 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情况 |
一、研究对象选择原因分析 |
二、调研情况分析 |
第二节 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实施目标和标准分析 |
一、徐汇区家庭医生政策实施目标和标准 |
二、C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源分配状况 |
第三节 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满意度状况 |
一、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满意度状况 |
二、家庭医生对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满意度调查分析 |
第四节 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执行经验分析 |
第五章 满意度视域下的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执行问题和成因研究 |
第一节 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执行问题所在 |
一、签约率、组合就诊率目标未达成 |
二、政策执行机构的功能不能满足公众需求 |
三、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政策知晓度不高 |
四、家庭医生对家庭医生政策选择性执行 |
五、家庭医生对签约服务项目认同度不够 |
第二节 徐汇区C街道家庭医生政策执行问题成因 |
一、制定的政策目标偏高,政策推行过快 |
二、政策资源配置不充分 |
三、执行方式不合理 |
四、政策执行机构特性存在制约 |
五、受系统环境的约束 |
六、执行者的价值取向偏颇 |
第六章 提高上海市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满意度的应对措施 |
第一节 明确政策目标和执行标准 |
一、提高政策目标的合理性 |
二、结合配套政策,建立有效联动 |
三、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考核标准 |
第二节 完善政策资源配置 |
一、明确和规范政策资源 |
二、扩大家庭医生人才队伍 |
三、合理配置财政资源 |
四、高效利用信息资源 |
第三节 促进政策执行方式多元化发展 |
一、灵活运用多样的诊疗平台 |
二、丰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
三、加大宣传吸引力,积极引导社区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
第四节 提升政策执行机构业务能力 |
一、改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础建设 |
二、建立家庭医生常态化培训机制 |
三、优化激励机制,激发组织活力 |
第五节 构筑良好的系统环境 |
一、转变社区居民健康消费习惯 |
二、整合社会资源,提升居民认可 |
三、创建完备的制度环境 |
第六节 引导并优化政策执行者价值取向。 |
一、加强执行者的政策认同感 |
二、健全政策执行奖惩机制 |
结论 |
附录一 :访问提纲 |
附录二 :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市郊社区医院家庭病床服务研究 ——以上海J社区医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五)相关概念说明 |
二、上海家床服务 |
(一)"1+1+1" |
(二)上海家床服务现状 |
三、J社区医院家床服务 |
(一)J社区医院 |
(二)J社区医院家床服务 |
(三)J社区医院家床服务困境 |
四、上海家床服务的多方选择 |
(一)政府的“初衷” |
(二)社区医院的“修正” |
(三)医疗人员的“态度” |
(四)家床服务对象的“需求” |
五、家床服务发展对策 |
(一)增进各方工作协调,完善双向转诊通道 |
(二)加强宣传,让家床服务落地社区医院 |
(三)加强专业培训,增强医疗队伍服务能力 |
(四)增加服务内容,完善考核制度 |
(五)完善硬件设施,保障医疗人员权益 |
六、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居委会访谈提纲 |
附录 B 医疗人员访谈提纲 |
附录 C 患者访谈提纲 |
附录 D 访谈资料 |
图1 |
致谢 |
四、上海社区医院配备全科医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吉林省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状况、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D]. 张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2]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傅佩佩. 山东大学, 2021(11)
- [3]城市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研究 ——以T市G区为例[D]. 葛宇霄. 扬州大学, 2021(09)
- [4]新疆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D]. 曹菲菲. 新疆医科大学, 2021(09)
- [5]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研究[D]. 马艺文. 新疆医科大学, 2021(08)
- [6]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研究[D]. 王宝.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7]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实训中心建设标准[J]. 李娅玲,王海棠,单梅青,杜兆辉. 中国全科医学, 2021(10)
- [8]系统观指导的上海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研究[D]. 刘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0(06)
- [9]满意度视域下上海市家庭医生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徐汇区C街道为例[D]. 周梦玮.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10]市郊社区医院家庭病床服务研究 ——以上海J社区医院为例[D]. 屠惟.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