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原的贷款及其实质

一、浅谈西原借款及其实质（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萌^[1]（2021）在《原敬内阁对华经济策略研究》文中提出

丁红岩^[2]（2021）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征程的开创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恒久发展的源头所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元素和基本经验。在异常艰辛的革命斗争中,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发展历程,深刻理解其理论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重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体图景,深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性意义的认知,澄清一些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误差和偏颇。与此同时,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探寻和总结,能为我们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和思路启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上生成的。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统治下,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全面觉醒,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充分暴露,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心东移,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两制并存的复杂局势下经过反复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党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和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萌生了“相结合”的思想意识;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渊源、社会理想、价值目标、实践理性等多方面的融通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能够顺利推进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历了准中国化、正式开启、艰辛推进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进步社团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日益强大,工人阶级逐渐觉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组织主体、思想主体、阶级基础逐渐完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使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国共合作后,在不断总结国民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逐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艰难中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相对丰硕的理论成果。虽然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但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关乎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性质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力、对象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相对青涩,理论阐述尚待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构筑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雏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准备了丰厚的思想养料。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它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征程,奠定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铺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推进了中国革命领袖主体的生成。总体看来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举什么旗”和“建什么党”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汲取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理论自信、强化问题意识、树立世界眼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结合,在创新发展中实现筑梦伟业。

李岩^[3]（2020）在《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文中提出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关税法的重要渊源。片面协定税则和外籍税务司制度皆源自于不平等条约。两次鸦片战争终结了大清帝国的闭关政策,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条约制度成为中国政体的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近代条约体制中,中国海关不能自主,海关行政管理权旁落、税款保管权被劫夺,关税税则的制订权受限,关税自主不能实现。而英国、美国和日本在中国海关权力争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你争我夺,彼此倾轧、相互妥协,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轮流坐庄,谁控制了中国海关,谁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相应地,关税自主则是中国近代各时期政府一直努力实现之目标。海关是中外关系的矛盾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条约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从国际关系演变对关税法影响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更能全面地把握和理解其中所承载的内涵和历史意义。研究中国近代海关,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是清末新关的实际建立者,他担任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赫德通过其直属上司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操纵控制中国内政外交,把外籍总税务司领导的海关打造成清政府所倚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把中国海关变成了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和英国控制下的平衡各“有约国”利益的“国际官厅”。清末虽然采取了一些新政,以削弱总税务司对海关的行政控制权,但尚未产生实际效果,满清王朝就已覆亡,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则为之后的政府所承认,外籍税务司制度没有变,中国海关依然被操控在列强手中。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政府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依然受不平等条约体制束缚和荼毒。海关在英籍总税务司安哥联的把持下,趁革命之乱,夺取了关税税款的保管权和支配权,通过经理外债赔款和内债,操控着中国的财政大权,税务处形同虚设,海关监督权力进一步萎缩。总税务司安哥联只听命于英国政府和外国公使团,俨然中国政府的“太上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协约国给予中国大国地位、延迟5年支付庚子赔款及修订海关税则之诱使,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并借机废除与德奥的不平等条约,停付该两国债赔款,开始尝试以外交手段积极争取国权。战后,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家,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提出中国关税自主的主张,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随着国际情势变迁,各国与中国贸易情况的消长,英、美、日之间对中国税则修订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中国通过与列强集体谈判无法取得实际效果,逐渐改变为各个击破策略,通过开创个例,突破条约体制之限制。利用战胜国身份与战败国德国重新订立协约,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为消除片面协定关税税则打开了的缺口。废除中比条约,开创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先例,显示了中国关税自主之决心,冲击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南北政府相继宣布开征二五附税及随之发生的罢免总税务司安哥联事件,实乃中国通过外交无法获取真正关税自主后而采取的内政自主之行为。中国开始努力冲破协定关税之束缚,使之成为关税自主之坚决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维护其本身的统治利益,积极开展了争取关税自主的外交活动,先后与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关税新约,废除了自1843年以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的片面协定税则,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得到列强条约承认。同时,财政部下设关务署管理海关,进行了关制改革,外籍税务司受其辖制,实行华洋员平等原则,注重培养提拔本国税务人才。设立了国定税则委员会并在1929-1934年四次自主颁布实施了国定税则,突破了被约束长达80余年的“值百抽五”的协定税率,中国和外国的关税水准差距有所缩小,中国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裁撤了实施长达70余年的厘金、子口税等内地税,促进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关税主权已经完全收回。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为英、美、日等列强所承认,是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相妥协的结果。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也不能够彻底地完全地实现关税自主。尽管其制定并施行了所谓国定税则,却并未能真正摆脱帝国主义列强所施加的影响,表面上帝国主义者放弃控制中国关税的特权,但实际上中国关税税则的制订、税率的变动仍受英、美、日等国约束,以致于无力制止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不能为民族工业提供充分保护。外籍税务司制度被保留下来,领事裁判权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也未完全被废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守;“七七”事变后,华北失守。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一面向日本妥协屈从,一面争取国际援助,企图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阻止日本,而英美则妄想日本牵制苏联抵制中共,对日采取放任纵容的绥靖政策,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孤立无援,从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一路退让至重庆陪都。日本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在日占区扶持操纵伪政权,掠夺中国资源,逐步由中国东北向南推进,妄图蚕食吞并中国,称霸远东。先后策划建立了伪满洲国、北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权和南京伪国民政府,以华制华,劫夺了东北海关、华北海关、江海关以及日占区的所有海关,控制了相应的海关行政权、关税保管和支配权。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宣称“总税务司之职权,系中国政府所授予,而非得自条约”,并要求各关税务司“服从政府命令,不受外力之干涉;且绝对不干涉关余”。一方面要“恢复中国在关政上之主权”,另一方面要“维护海关现行制度”。而在日本劫夺中国海关的过程中,他选择坚决维护海关现行制度,不听政府“关闭该关,另行设关”的指令,不惜牺牲中国海关行政主权和税款保管权来维护其外籍税务司统治下的海关行政的表面完整,以期英国继续把持中国海关。为此,他积极协助其母国英国与日本妥协谈判,促使英日两国签订了没有中国参加的《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并对这一非法协定给予坚决的执行,承认日本对关税税款的保管权,将税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实行低税率税则,将该协定的适用扩大至整个日占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将总税务司梅乐和拘捕关押,英美籍税务司全部被解职。汪伪政权任命日本人岸本广吉（Kishimoto Hirokichi）为总税务司。英国和英籍总税务司可谓姑息养奸,日本人终于如愿以偿把持了整个日占区的中国海关。此后,伪海关总税务司署大量雇佣日籍关员、任命日籍税务司,日文也取代英文成为海关公文语言。为了“以战养战”,支持日军和汪伪政权,海关开征转口税,以伪钞来征收海关税款,大肆走私、倾销日货,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面对日占区海关被日本全面劫夺,沿海被日军封锁的窘境,国民政府在重庆重新组建了的总税务司署,开辟新的贸易线路,建立多个内地海关,加强缉私,开征战时消费税,通过实施《公库法》收回海关税款保管权,停付外债赔款,努力开源节流,以维持战时经济。抗战胜利后,日籍人员全部离职,国民政府全面接管日占区海关,裁撤改组内地海关,任命一批中国人为海关税务司。国民政府恢复执行《1934年进出口税则》,实施货币兑换,加强外汇和贸易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走私,重新收回了关税主权。东北海关、华北海关、江海关以及原日占区的海关被一一收回,但大连关成为例外。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美、英三国无视中国政府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之后美国主动劝诱中国政府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附件,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苏军进驻大连港后,美国并未获得“门户开放、商业机会均等”的待遇,国民政府几经交涉也未能收回大连海关。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全国各地海关最终都被人民政权接管,并被改造成为真正自主的海关。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将中国纳入战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战略格局中,并将中国定位为盟友,以维持远东秩序,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抗战初期,为鼓舞反法西斯士气,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美国联合英国共同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订立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以实现对华平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与国民政府再签《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以表面上的平等遮盖实际的不平等。美国取代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随着英日退出中国海关,美国人接过海关大权,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迎合美国,满足美国的利益期望,中国被裹挟入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参加关税减让谈判。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依据关税减让表对1934年进口税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协定税率和国定税率并存的复式税则。但是该税则并没有对中国工商业产生保护作用,反而有利于美国商品的流入,导致美国商品独占了中国市场,中国连年巨额入超。从1840年至1949年,百余年来,关税自主一直是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从清末实施新政缩小海关权力,设立税务处改变海关隶属关系开始,到北洋政府通过国际会议力争自主,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制订国定税则的努力,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深究之,发现乃是不平等条约体制。不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就不能真正实现关税自主。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列强之间对中国海关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其目的都是为了操控海关,进而把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实现其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他们所采用的无疑都是不平等条约这一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工具。而中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政府因不能与帝国主义列强彻底决裂,因而无法真正实现关税完全自主这一目标。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能否定中国近代以来为争取关税自主而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收回的过程也是中国被动卷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关税法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能按照本国设想的理想状态演进和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家间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深化更加激烈,贸易战亦愈演愈烈。当前,在美国对我国实施关税战,世界贸易组织停摆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中国近代受片面协定关税之害至深,当以史为戒。在关税自主的今天,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必将始终坚持平等互惠之国际法原则,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开放、公平自由贸易秩序的重要力量。

刘金红^[4]（2016）在《《日本的外交—从明治维新至今》（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日本的外交——从明治维新至今》是美籍日裔国际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入江昭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品介绍了日本自明治维新至20世纪60年代的外交政策演变,分析了围绕国家利益的日本外交政策与动荡的国际局势之间的关联,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对日本政府的现实主义和日本国民的理想主义之间的碰撞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结合史实总结了日本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指出了该历史时期日本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其语言逻辑严密谨慎、层次分明、史实性较强、语句结构复杂,复合长句较多。本报告基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在目的法则、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的指导下,节选了其中的三章——“转换时期的日本外交”、“新秩序的探索”和“中日战争的思想”进行翻译。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主要设定了两个分析角度——词汇翻译和句子翻译。在词汇翻译方面,重点关注日语中汉字词汇的翻译,探讨了汉日同形词的翻译、人名、地名的翻译和历史事件的翻译,采用了“异化法”、“归化法”、“异化+注解”和“归化+注解”等方法进行翻译。在句子翻译方面,主要采取“重组法”、“增补法”、“省略法”、“合并法”和“分切法”进行翻译,力图实现译文的忠实性、通顺性、优美性和目的性。翻译实践表明,各种翻译方法和手段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孤立存在的,应根据翻译动机和翻译目的选取合适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还应注意译入语的语言环境和语言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译文的可读性,提高译文读者的接受度,更好地实现源文本的价值。

史乃夫^[5]（2016）在《论大正时期日本对“满蒙问题”的认识》文中研究说明“满蒙问题”是在幕末日本“海外雄飞论”的缘引下,伴随着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与推行,面临着国际形势的变动,成为大正时期日本各界重新审视与探究的问题。“满蒙问题”是围绕着日本在满蒙地区攫取利益而形成的问题,其核心在于就满蒙权益与列强展开激烈的争夺,并达到占领、控制满蒙地区的目的。随着大正时期日本自身国家对外发展定位的调整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满蒙利益争夺的过程中,日本各界从各自的利益落脚点出发,对于“满蒙问题”有着各自的认识与看法。为解决“满蒙问题”,学界提出了多种“理论依据”;以大陆浪人为先锋的民界策划军事行动,主张进行武装侵略;以外务省和军部为主的政界主张实施殖民统治;满铁的“满蒙经营”、“二十一条”的制定则是经济界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而舆论界以文字的形式为日本侵略满蒙进行辩护,蛊惑民众。大正时期日本社会各界的“满蒙问题”认识充斥着关于对满蒙侵略的论述及对于整个中国的侵略意图。尽管在表面上主张对满蒙采取军事打击、经济掠夺抑或是文化渗透等,仅是建议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上的不同,但最终仍能达成共识落实到行动上,使其利益达到最大化。大正时期日本各界对“满蒙问题”的认识,其实质就是恃强凌弱,在凌弱的基础上争取与强者为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适时选择与列强结盟,妥协退让,但仍然坚持以武力为后盾的大陆政策,制订了以东北地区及东蒙地区为侵略扩张目标的满蒙政策,并全面贯彻实施,其最终目的不仅想摆脱列强的压迫,争取主权独立,还要在此基础上,扬威海外,称霸世界。

李晓兰^[6]（2014）在《民初报界的涉外借款观》文中指出民国初年,政府之孱弱和财政之竭蹶,使得涉外借款成为常态。鉴于涉外借款关涉中国之命运,报界对其颇为关注,强调涉外借款乃饮鸩止渴之举,然基于中国的现状,又认为此乃不得已而为之,默认了借款事实的存在;并对政府的借款行为提出三点原则性建议:防止日本包办借款,以维护国家利权为前提,严格限制地方借债行为。

马文辉,谢万昌^[7]（201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原借款与梁启超外交战略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战期间梁启超支持并参与日本对华的"西原贷款",一方面深受段祺瑞政府财政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与日本独宰的远东国际格局有着根本的关系,形成了这时期梁启超对美国不即不离、对日本全力依靠,以实现对德参战的外交策略,成为了其对日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谢万昌^[8]（2014）在《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梁启超作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奠基人之一，深知辛亥时局下中华民国时代转型的坎坷与曲折，一贯坚持“开明专制”下建设世界国家的理想，先后同执掌中华民国北京政权的北洋军政强人袁世凯与段祺瑞携手。然而此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帷幕，中华民国随即宣布中立，日本却以英日同盟为据，趁欧洲列强火并之际，出兵青岛，扩大侵路，强力交涉“二十一条”，独霸中国野心，路人皆知。梁启超以高度的爱国主义为旗帜，自觉地阐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扞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外交思想，一方面强烈地谴责与揭露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一方面质问与愤懑袁世凯当局的妥协外交与帝制内政路线，构成了此时梁启超与袁世凯时期外交与内政关系。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程加快，是否放弃中立国地位，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奥参战，以及依靠谁来参战一时成为内政与外交的焦点。梁启超，力拥段祺瑞依靠日本实现参战的方式，力主对德宣战，支持与拥护段祺瑞“中日亲善，全面亲日”的外交路线，并参与部分“西原借款”，后经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换文》一事，全面认清了段祺瑞的军阀本质。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亲赴巴黎和会，利用国内外舆论，全力阐述与开展国民外交思想，深化了公理战胜强权的外交思想。

孙长斌^[9]（2014）在《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若干因素研究（1914-1924）》文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在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等社会主要方面都经历了连续不断的震撼和改造。这种震撼和改造增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在因素成长的动力。这种动力的来源集中生成于1914-1924年这十年时间,在这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最具能量的事物。它的能量不仅表现于战争使世界出现的有利于中国发生革命的种种变化,还表现于对战后世界的持续作用。这种变化的累积成就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因素的成长,直至大革命的发生,最终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升级提供了充分条件,社会矛盾激化之后必然朝着矛盾的解决方向前进,这就是革命的方向。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最为重要的历史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有着辩证的矛盾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的世界格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思潮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事件。如十月革命的发生；民族国家的稳固；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企图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理性主义的再思考和思维的发散式倾向给人类个体思想空间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拓展。世界格局的最新发展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本身从总体上提供了必要的外因条件。无论是国际经济环境因战争而发生的变化,中国对战争的介入,还是战争催生文化思想的传播,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必不可少的外因条件。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论来说,国际因素作为外因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需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国际因素通过作用于国内因素而使国内社会事物发生变化。在本文中,国际因素并不总是处于外因地位,理由是：其一,由于中国半殖民地性质,列强有时能够成为直接主宰中国的力量并发生直接的作用,即国际因素直接改变国内社会事物,即成为矛盾同一体的两个方面。其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却有着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而无产阶级革命从来都是世界性的,它与国际因素相生相伴;其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形成和施行并不仅仅针对国内的封建军阀,而是反帝、反封建。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国际因素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时可以作为外因,有时可以作为同一矛盾内的两个方面而存在。同样,国内因素也并非全部处于内因地位,当它作为外部因素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它就成为了外因。对于上述国内国际因素地位的理解应立足于本文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畴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而不是中国现代史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中国社会整体都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一战的影响和作用这个中心努力作出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一,一战及战后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众所周知,一战期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工业门类和工业品使用范围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比例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资本的触角在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延伸,资本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大幅增强。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而由于国际资本在华投资规模扩大,中国的工业由低水平的近代层面向现代层面转进,缩短了中国工业与西方工业的差距,以至于到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已能生产万吨级大轮。只有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才得以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主体,而它正是一次大战的衍生结果。没有一次大战,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将会迁延时日,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条件也将另待机遇。虽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其必然性,但一次大战所创造的机遇和条件是必然性到现实性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二,一战及战后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一战前的列强对中国实行合力控制政策,由于合力控制造成的竞争,常常不能顾及中国的国力底线进行掠夺。一战中,西方传统强国受到了削弱,美国、日本得到了增强。战后,美国与西欧联手共同限制日本扩张,与日本争霸,同时限制苏俄在东方的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从单纯的被掠夺的对象地位变成既被掠夺又被笼络的对象地位。在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影响下,北洋军阀政治也不断地向着愈加反动的方向演进。起先,一战初期,袁世凯逆流而动实行帝制复辟,造成国内外两方面的失败；后来,承接袁世凯假“共和”政治遗产的北洋军阀将国家推向军阀混战的深渊。在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作用下,现代史上意义重大的五四运动得以发动,并引发了中国民主主义意识的高涨。高涨的民主主义意识与封建军阀政治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迹象日益显现。其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一战促成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革命成功后的苏俄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是起始性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的范例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单纯的思想讨论向现实政治转化。它帮助中国适时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并促成了两党的合作。没有苏俄的直接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统一战线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都将大大推迟。其四,一战及战后日本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独特的地理关系使中国近现代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受日本的影响。仅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先后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留日学生眼界的拓展,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触动,日本对东北、山东、福建、台湾的侵略等,都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其五,一战及战后老牌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老牌帝国主义忙于一战以及引入中国参战,增强了中国军阀势力,进一步加深了国内政治分裂,以及助长了日本独霸中国企图。战后的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显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强和以经济侵略为主的策略改变,同时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的情绪。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还表现在：战后西方列强回潮东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图谋中国的进程,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北洋政府进一步被弱化,使得南方革命政府有了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被一战削弱了的西方列强必须对抗日本的霸权威胁和苏俄的革命威胁,此时中国实际上迎来了少有的威胁减缓时期。西方由于执行严重的私利原则,在中国很难确定可靠有力的代理人,而苏俄在革命的目标下,很自然地确定了具有革命潜质的南方革命政府,造成中国民主革命派弃美投俄。在这些影响和变化的基础之上,中国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便顺理成章了。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言,无论政治、经济或外交条件的形成,还是对西方价值观念迷信的打破,对民主、科学、进步的现代意识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等,都得益于一战及战后国内国际因素的推动。总之,没有战争的洗礼和塑造,以及大战形成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人民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李志学^[10]（2013）在《“一战”对德外交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文中指出"一战"期间,对于中国是否参战问题,国内的主战派与反战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段祺瑞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历经艰难的选择与复杂的过程,在对德关系上,从袁世凯时期的局外中立转变到对德抗议与绝交及最终宣布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阵营。这一外交举措与实践,标志着中国政府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争取民族认同和加入国际体系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浅谈西原借款及其实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西原借款及其实质（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的外交—从明治维新至今》（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5）论大正时期日本对“满蒙问题”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6）民初报界的涉外借款观（论文提纲范文）

（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原借款与梁启超外交战略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若干因素研究（1914-1924）（论文提纲范文）

（10）“一战”对德外交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谈西原借款及其实质（论文参考文献）

• [1]原敬内阁对华经济策略研究[D]. 刘晓萌.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丁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D]. 李岩.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日本的外交—从明治维新至今》（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刘金红.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5]论大正时期日本对“满蒙问题”的认识[D]. 史乃夫. 渤海大学, 2016(08)
• [6]民初报界的涉外借款观[J]. 李晓兰.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5)
• [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原借款与梁启超外交战略关系研究[J]. 马文辉,谢万昌. 戏剧之家, 2014(10)
• [8]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外交研究[D]. 谢万昌. 曲阜师范大学, 2014(02)
• [9]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若干因素研究（1914-1924）[D]. 孙长斌.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2)
• [10]“一战”对德外交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J]. 李志学. 学习与探索, 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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