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及其对策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对策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梅士伟^[1]（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闫娟^[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左殿升^[3]（2020）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文中认为网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互联网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和平演变和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背景,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升。政治认同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线。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重塑着政治认同的新形态,而且使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差异出现扩大趋势,网络时代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互联网引发了全新的政治和政党安全问题。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效果,决定着中国政治稳定、政治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受到网络影响最为深重,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正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差异影响、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构成,造成了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呈现。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需要高度警惕、有效应对。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6所不同类型高校27174名不同学历在校大学生中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政治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发展认同等六个方面构成,设置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个影响变量,围绕不同性别、民族、学历、政治面貌、生源地等1 1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和差异性大数据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全面厘清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知认同基本状况和差异特征,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精准“画像”;二是,深入分析网络时代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准确“把脉”;三是,系统构建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的对策路径,为网络时代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赋能”。研究发现,互联网极大拓展政治生态空间、极大激发大学生政治权利意识、极大焕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极大影响大学生行为观念;大学生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以及发展认同,两两之间分别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正向相关;大学生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大影响因素相互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向好,相较于党的十八大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差异明显: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网络时代应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需要增强整体认同,消解差异分歧,要从变量到增量,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全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从网下到网上,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效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努力让青年学生有更多获得感;从边缘到中心:彰显政治认同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粗放到精准:精准对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精准应对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差异。

胡歌子^[4]（2020）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网络文化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进步衍生出的新兴文化形态,其多元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点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当前我国面临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复杂化、多样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网络文化安全不仅是网络时代文化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等,是国家安全发展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在深刻把握国际战略环境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开辟了我国国家安全理念的新境界,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根本指引。维护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也需要不断强化新国家安全观念,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内统筹谋划、全面布局。本文主要由五个章节构成。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对相应研究现状作出梳理。第二章,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网络文化安全的理论概述。此部分主要分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网络文化安全的基本理论,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通过论述网络文化安全建设对实现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意义,以及网络文化安全建设与国家发展多个领域间的密切联系,进而指出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第四章,当前我国网络文化安全面临的问题与原因探析。按照对网络文化安全的内容划分,从网络精神文化安全、网络物质文化安全、网络行为文化安全、网络内容文化安全、网络制度文化安全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面临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并对原因进行分析。第五章,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路径。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内,指出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需要坚持的基本理念。同时,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升网络文化产业竞争实力、提高网络主体的网络道德素质、强化网络文化内容管理工作、构建安全高效的网络文化治理体系五个方面对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提出对策。

孙延鹏^[5]（2020）在《“中国责任论”评析》文中研究表明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名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Whith 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演讲,在其中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中国进行了新定义,“中国责任论”开始出现。面对“中国责任论”,中国应当保持理性客观的心态,不要一味地抨击、驳斥,而是要抓住其中“承认中国发展与崛起”“认同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等有利因素,不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融入程度,借助国际金融市场、贸易市场等增强对外开放程度,并利用国际体系中有利的规则、框架,塑造良好的国家新形象。具体来说,合理应对“中国责任论”,主要可以从明确国内与国际责任、增强自身实力、营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做负责任的大国等四个方面着手。其中,明确国内与国际责任这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既不能完全按照美国所设定的“责任清单”,也不能失去国内与国际责任的平衡,而是要做到“国内责任为主,国际责任为辅”,兼顾国内国际责任;增强自身实力是为了从整体上提升综合国力,从而增强承担责任的能力,扩大责任范围;营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主要是为了破除国际上歪曲、丑化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论、思想等,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化;而做负责任的大国这是“中国责任论”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不断发展、崛起的必然结果。

李晓,陈煜^[6]（2020）在《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剧扩散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本文探讨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深层次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可能造成的冲击,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孙平^[7]（2019）在《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层面相关金融维度的重大变化却提示我们,金融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实体企业实体业务发展,实体企业与金融关联的加深对于企业实体业务的影响存在正负二重性。金融发展为企业提供更为多元的融资渠道,然而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却呈现增长过高和过快态势,带来巨大风险隐患。金融市场发展和工具创新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我国实体企业却普遍热衷于各种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等金融资产,引发社会各界对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忧虑。因而,金融在实体企业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金融与实体企业的关联日益加深,这个过程对实体企业实体业务的影响是什么,其作用机理又是什么,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本研究聚焦于非金融企业（实体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对实体企业与金融关联加深给实体企业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与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资产和金融收入维度,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给企业资本积累、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不同。本研究从金融资产持有、金融收入、债权融资、金融支付、股东价值导向等更为多元的金融化维度,不仅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资本积累、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而且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劳动就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作用机理的分析过程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分析构造理论,注重分析普通劳动者、公司经理、股东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注重分析企业的公有性质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作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进行了计量估计。本研究一共包括九章,可以分为研究基础、主体内容和研究总结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第1至3章,包括绪论、分析基础、相关事实描述和文献述评三章内容,以此作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具体研究的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4至8章,分别从金融化的具体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五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包括第9章,涵盖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等内容。其中,第1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框架、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对本研究使用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等概念的涵义进行了说明,对马克思关于不同形式资本运动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非正统经济学关于金融化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并从研究关注重点、分析中的理论使用、对于不同群体利益关系分析、注重企业公有性质作用四个方面说明了本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属性。第3章,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对美英日德和金砖五国相关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事实进行了描述,并对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劳动收入分配、企业创新、生产效率五方面经济影响的文献予以述评。第4章,借鉴现有研究,构建了包含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房地产持有、债务融资、股东价值导向等金融化相关维度影响企业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重点分析了金融资产对于资本积累的“挤占实物投资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债务比重对于资本积累的“可用资金规模扩大效应”和“债务支付陷阱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资本积累的“股权价值上升效应”和“产业资本利用效率提升效应”,并利用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量化估计了各维度的实际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对于资本积累影响不显着,但房地产持有和债务融资比重对于资本积累有显着负向影响。第5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研究了金融化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重点分析了金融资产对于劳动就业的“挤出效应”和“蓄水池效应”,金融负债对于劳动就业的“规模扩张效应”和“债务负担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劳动就业的“劳动地位下降效应”和“竞争力提升效应”,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维度实际效应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研究了房地产投资、企业产权性质和岗位异质性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劳动就业有显着正向影响,股东价值导向对劳动就业有负向影响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金融资产渠道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不显着,但房地产持有显着负向影响劳动就业。三种维度对不同劳动岗位没有显着影响。第6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动机、金融收入、金融支出三个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了金融动机的股东最大化机制、金融支出的加成定价机制、金融收入的退出选择权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原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实际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研究了采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度量、劳动异质性、企业产权性质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动机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着负向影响,金融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利于资本。金融动机和金融收入对普通劳动者和高管都有显着负向影响,但是对于高管的影响微乎其微。金融动机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体现在民营企业,反映了企业的公有性质对于劳动者收入的维护作用。第7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阐释了金融资产对企业创新的“蓄水池效应”和“挤出效应,”金融负债对企业创新的“缓解融资约束效应”和“债务负担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企业创新的“剩余价值生产效应”和“经营策略转变效应”,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化对创新活动比重的影响,以及房地产投资、产权异质性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金融负债规模对企业创新规模有显着正向作用。股东价值导向对企业创新没有显着影响。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创新没有显着影响,但房地产投资显着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第8章,借鉴现有研究,从债权融资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阐释了债权融资影响生产率的资本积累渠道、人力资本渠道、研究开发渠道作用机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其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考察了债权融资期限结构、股权融资、企业的产权性质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着正向影响。分渠道看,资本积累渠道影响显着为负,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渠道显着为正。短期和长期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和显着性与基本回归结果相同。资本积累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负向作用,以及人力资本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正向作用,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皆成立。研究开发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国有企业不显着,民营企业显着为正。第9章,概述了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相关内容进行了展望。本研究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多元维度及其广泛影响,更加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相关政策措施,更好地实现从金融发展到实体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戴子寒^[8]（2019）在《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治理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在重大会议中提出我国信息安全所面临的问题,为此还专门召开互联网安全大会、座谈会等以信息安全为议题的专门会议。同时,笔者结合近两年在云南读硕期间的所见所闻,及对边境地区信息安全一些新情况的了解而想到此选题。的确,作为我国陆疆之一的云南中缅边境地区是我国边疆繁荣稳定的重点区域,也是相关对外战略的重要节点。与此同时,中缅边境地区所具有的包括民族的跨境性、宗教的多元性、经济的落后性、毒品的渗透性等特征,再加上该地区目前作为面向东南亚及南亚交流的前沿地带,这些均为境内外不法分子在该地区进行宗教及文化渗透、民族分裂行为、毒品犯罪等活动提供了方便,使得中缅边境地区成为面临多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及移动端普及率的提高,使得境外犯罪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手段,进行跨国犯罪与隐性渗透,使该地区的一些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与网络信息技术结合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以网络警察为主导、辅之以严厉打击网络犯罪的治理举措已不能很好的应对近年来飞速增加的网络信息安全案件,给边疆地区的网络信息安全威胁的应对带来新的挑战。本研究在立足于中外已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中缅边境地区的网络安全需求,以中缅边境地区网络信息安全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对象,以该地区共同的安全利益为目标,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从有关概念与理论出发从而引出对该地区典型网络安全威胁的探讨,其目的是为有效防控该地区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探寻并提出新的治理手段。本研究首先理清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的概念及其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然后在非传统安全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及公共危机理论视角下,分析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的现状与治理上的不足,结合新的非传统安全特征,从而在治理方面找出完善与应对思路。本论文将着重研讨中缅边境地区典型非传统安全问题与网络结合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并以公共管理学科为主要视角,分析该地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非传统安全的变化及公共危机管理的变化,对其多发及具有典型性的安全问题在网络时代下演变成为跨国犯罪、网络宗教渗透、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极端民族主义传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分析这些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应对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中缅边境地区的网络安全治理创新,包括党引领下的边境网络安全治理、政府主导下的防控联动、明确该地区各部门的信息安全责任、加强边民的信息安全相关教育以及促进国际交流与协作。需明确的是,本篇论文涉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非是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混乱阐述,而是着重探讨中缅边境地区本身多发的一些典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下,与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问题,即网络安全问题的相互交媾,而产生的网络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蒋芳菲^[9]（2018）在《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文中提出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杨森鑫^[10]（2017）在《新时期防控恐怖活动犯罪立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近年来,我国恐怖主义的威胁不断加据,暴力恐怖活动的偶发性、随机性让人防不胜防,对平民无差别的杀戮更容易引发社会的恐慌效应,恐慌心理扩散、弥漫致使公众犹如芒刺在背、躲犹不及。恐怖活动已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是我们已经面临和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如何在新时期反恐政策的指导下,探析我国反恐刑事立法、《反恐怖主义法》等反恐相关立法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国外反恐立法为借镜进行完善,从而更好地防控恐怖活动犯罪,实现反恐治本清源的目的,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课题和主要内容。文章共分为五章展开相关论述。第一章主要介绍新时期我国恐怖活动的基本概况。明确恐怖活动的相关概念是进行反恐立法研究的前提和起点,“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犯罪”等概念的厘定是依法反恐的客观要求。虽然各国对“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等概念存在较大争议,但在基本构成要素方面已经形成共识。“恐怖主义”属于宏观的上位概念,既涵盖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包括恐怖主义行为。“恐怖活动”是指具体的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属于下位概念的范畴。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用和适用上的模糊,本文的研究和论述立足于具体的恐怖行为,选取“恐怖活动”的概念以研究具体的恐怖活动犯罪及与防控恐怖活动犯罪相关的立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恐怖活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息,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恐怖活动呈现出袭击范围扩大化、恐怖活动网络化、组织形式分散化和恐怖活动人员低龄化、女性化等特征。网络恐怖活动、微恐怖活动以及“伊吉拉特”恐怖活动成为我国新型的恐怖活动类型,是新时期我国反恐斗争面临的新威胁。第二章分析了新时期我国防控恐怖活动的政策与立法原则。防控恐怖活动的政策在我国的反恐斗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我国恐怖活动的新形势对反恐政策产生深远影响。新时期恐怖活动的长期性要求标本兼治,新时期恐怖活动的复杂性要求全面全程反恐,新时期恐怖活动的社会性要求“三分打击、七分治理”。我国新时期的反恐政策与反恐斗争的实际需要紧密契合,是反恐立法发展完善的宏观指导原则,在新时期反恐政策指导下,根据国际国内恐怖活动的新发展,我国反恐立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作为反恐立法的宏观战略指导,我国防控恐怖活动的政策主要包括刑事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这些政策在指导反恐立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当前我国防控恐怖活动的立法原则主要表现为反恐刑事立法的前置与扩张、行政反恐与刑事反恐相协调、反对民族分裂与宗教极端,以及反恐优先兼顾保障人权。上述立法原则既是对我国既有反恐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总结和提炼,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引着我国反恐立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三章讨论了我国防控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国防控恐怖活动犯罪的相关立法主要包括《刑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反洗钱法》以及反恐的地方性规定,这些反恐相关立法为防控恐怖活动提供立法依据,但是当前的反恐立法仍存在一定问题。在宏观方面,恐怖活动犯罪立法存在打击恐怖活动犯罪长期政策与近期政策的法制化问题、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常态法和紧急法的协调性问题、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模式与立法体系结构问题,以及强力反恐与柔性反恐的关系问题。在微观层面,存在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界定不明、对恐怖活动行为类型规制不全面、现有的罪名条款存在疏漏以及司法实务中恐怖活动犯罪的具体法律适用障碍等问题。《反恐怖主义法》在实际适用中也凸显出困境,如存在应急性特征无法回应恐怖活动的新变化,政府主导的反恐力量格局无法实现全面防控,重事件控制与应对、轻事前社会治理,反恐对策体系缺乏全局性与立体性等一般问题。同时,还存在社会情报体系的法制化欠缺、对网络恐怖活动规制不足、反恐措施适用的边界不明和对恐怖活动人员安置教育规定存在质疑等具体问题。《网络安全法》缺乏对重点领域技术研发能力的保障措施,忽视对境外网络入侵行为和境内主动获取行为的法律管控,忽视技术手段在网络安全防控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网络运营者法律责任与保护公民信息安全之间界限不清等问题。而且,反洗钱法、反恐怖主义法、反恐地方性规定等其他相关立法与反恐刑法的衔接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第四章论述了国外防控恐怖活动犯罪的相关立法及借鉴价值。该章系统介绍了国外反恐立法的基本状况,在分析我国与国外反恐立法共性与差异的基础上,归纳出国外反恐立法对我国的借鉴之处。联合国、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俄罗斯、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防控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对我国反恐立法体系的建构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我国与国外均通过多部门立法防控恐怖活动,重视双边与多边的反恐协作,且反恐立法具有明显的应急性特征。但是,在反恐的立法背景、立法立场以及立法措施的侧重点方面,我国与国外仍存在一定差异。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有益立法成果,建立系统化的反恐立法体系、强化与国际社会的反恐联合协作、形成全方位的反恐怖对策机制,以应对恐怖活动给当今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第五章对我国防控恐怖活动犯罪提出立法完善建议。该章立足于我国反恐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有益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相关反恐立法的具体建议。在反恐刑法的立法完善方面,首先要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内涵与外延,将“恐怖活动犯罪”界定为依照我国刑法应负刑事责任的恐怖活动行为,重视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恐怖主义性质和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其次要完善现有的恐怖活动犯罪条款,最后要增设走私、贩卖、运输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以及实施恐怖行为罪等新罪名。在《反恐怖主义法》的立法完善方面,通过坚持标本兼治、增强反恐效果,重视事前防控、进行前瞻式立法,构建政府与公众二元协调的反恐力量格局以及设立针对网络恐怖活动的专门条款等,完善反恐怖主义法的立法体系。同时,进一步完善《反恐怖主义法》中“安全防范”章和“情报信息”章的相关规定。在《网络安全法》的立法完善方面,要加强对关系国计民生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加强对境外网络入侵行为和境内主动获取行为的管控,通过立法对相关术语予以明确界定,并协调好网络运营者法律责任与保护公民信息安全的关系。此外,还要完善反洗钱法及相关地方反恐立法规定,实现相关立法与反恐刑法的有效衔接,建构系统的反恐立法体系,真正实现反恐立法的全方位治理。

二、金融全球化及其对策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融全球化及其对策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责任论”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6）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防控恐怖活动犯罪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金融全球化及其对策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D]. 闫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 [3]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D]. 左殿升. 山东大学, 2020(10)
• [4]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胡歌子. 重庆邮电大学, 2020(02)
• [5]“中国责任论”评析[D]. 孙延鹏. 延边大学, 2020(06)
• [6]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策[J]. 李晓,陈煜. 东北亚论坛, 2020(03)
• [7]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D]. 孙平. 山东大学, 2019(02)
• [8]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治理研究[D]. 戴子寒.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J]. 蒋芳菲. 美国研究, 2018(04)
• [10]新时期防控恐怖活动犯罪立法研究[D]. 杨森鑫.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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