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澳门的经济政策

一、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澳门的经济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方慧^[1]（2021）在《晚清中美商约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雄踞东亚,美国横跨美洲,是“贸易的冒险追求”促使美国在立国伊始,便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漫漫征程。在鸦片战争前的60年里,中美贸易虽发展平稳,但亦蕴含着诸多的矛盾与冲突。随着19世纪30年代中英贸易冲突的不断升级和英国缔约通商呼声的日渐高涨,美国也开始寻求与中国缔约通商的机会。通商条约是近代国家秩序下规范国际贸易的法律基础。因其与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又被视为条约中最为重要者。晚清时期,中国国力衰微,饱受西方各国欺凌,不仅被迫签订了关乎割地、赔款的政治性条约,也签订了大量侵损国脉民命的通商条约。在与清政府缔约通商的西方国家中,美国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与中国建立通商条约关系的国家,1844年签订的《望厦条约》因更为缜密、更为严谨而成了各国竞相效仿之范本。鸦片战争后,中美贸易虽因商约关系之建立而有据可依,但其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彻底解决。商约本身之不平等性、美国拓展商权之野心、清政府条约观念之淡薄等原因,致使商约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新的矛盾与冲突再次浮出水面。凭借着十二年修约的条文规定,美国拉开了修约之帷幕。最终在“中立”、“调停”的遮蔽下,美国成功缔结了《天津条约》及其通商章程,为它同中国的通商设计出一种“周到而全面”的制度。因攫取了足够多的通商特权,加之南北战事的影响,美国倡导“合作政策”基本成型,中美贸易关系随之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和谐时期。其后的修约谈判,美国从维系中美友好关系的角度出发,缔结了略有克制且彰显对华友善的《蒲安臣条约》。尽管如此,《蒲安臣条约》还是为在华美商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保护以及在中国生活和贸易的权利。”《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其执行又面临着新的问题。特别是70年代中叶美国愈演愈烈的排华风潮,使中美较为和谐的外交和贸易关系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为解决华工问题、保护在华贸易,美国再次要求修约。以解决华工问题为条件,美国应允了中方禁止鸦片等贸易诉求,中美通商关系因1880年《续约附款》之签订又有局部微调。此后伴随着美国国内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垄断组织的初步形成,美国扩大对华商品及资本输出的诉求明显增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与矛盾亦愈加凸显。与此同时,日、俄侵华步伐之加剧,令美国甚感在华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利用清末商约谈判,美国与清政府在1903年缔结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该约不仅拓展了美国在华商权、为其资本输出创造了条件,而且彰显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与他国竞争的决心。至此,美国在中外商约关系中的地位变得愈加举足轻重。纵观中美商约关系在晚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其缔约过程中充斥着强权政治但被美国披上了对华友善之面纱;其条约内容强调最惠国待遇但又索取了许多有别他国之新的通商权益;其缔约形式有着单方面索取到顾及双方利益的微调过程,但并不足以改变商约不平等之本质。并且,随着中美两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关系之变化,商约中的政治色彩日渐浓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贸易强烈的进取之心和中国联美制夷之意。总而言之,晚清中美商约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态势,其不平等性是根本,是导致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深受桎梏的重要原因。但是,晚清时期的中美商约关系,在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亦有过些许协商、合作、妥协的零星片段。系统梳理晚清时期的中美商约关系,厘清其发展演变中的冲突与矛盾,剖析中美商约的性质、地位与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为当今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走向提供借鉴与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小渟^[2]（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宋波^[3]（2020）在《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文中指出清末壬寅学制的建立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以及民国初期建立的壬子癸丑和壬戌四部学制,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学制的频繁变革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既反映出其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又反映出国家政体的变动对学制的深刻影响。我国近代学制作为西化的产物,先后经历了壬寅和癸卯学制效仿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延续清末仿日并逐步转向欧美,最后至壬戌学制全面转向美国的演变历程。近代学制的变革,因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效仿对象和制定主体的不同,导致不同学制的教育宗旨、修业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一部学制的颁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主体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利益立场、价值取向和对西方学制的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各类报刊、教育杂志、教育会议等不同途径,对学制发表各种意见、评论和建议。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既是对学制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反思,也是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抗争行为,由此造成学制批评者与制定者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学制制定部门,根据学制批评者们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不断修正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学制的不断完善,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学制批评是促进近代学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权、教育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评价和争夺的反映。学制批评的产生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学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学制批评得以发生的极为重要的环境基础。批评主体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特别是接受西方民主与教育思想的经历,是学制批评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报刊杂志、教育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是学制批评得以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清末民初的学制批评,是中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冲突与交融的一种反映。批评的实质是东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争,结果是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性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学制从诞生到逐步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近现代学制的诞生,特别是壬戌学制形成,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内容架构,标志着中国教育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代学制发展的曲折历程,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杨浩^[4]（2020）在《近代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经贸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葡萄牙人居留于澳门以来,澳门贸易便处于中葡双方共同治理的体系之下,其发展也因此受到来自中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来,澳门的贸易体制与贸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探究这种变化及其对澳门贸易产生的影响,本文将以近代澳门与珠三角之间的贸易为主体,从中葡双重影响的角度对贸易体制、政策、规模、环境等不同侧面进行分析,并通过梳理澳珠贸易的实态进一步讨论中葡双方的诸多因素对澳门贸易的影响方式及影响结果,以期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澳门与珠三角之间的经贸关系及其特征。本文认为近代以来澳门的治理权虽然基本为澳葡政府掌控,但就贸易方面仍受到中葡双方贸易体制的共同管理。澳门的贸易体系也基本融入珠三角本地的区域贸易体系,在中葡双方的双重影响下,中方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明清时期澳门贸易的形势、地位、规模等侧面,因评价标准的不同呈现出不同趋势。澳门的贸易地位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因垄断程度的不同有所起伏,但长期保持较高位置;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却因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竞争逐渐下降。贸易形势、贸易规模较贸易地位又有所不同。拱北关建立后,澳门的贸易体制进入拱北关、自由港并存的时代,近代澳门的贸易形势、地位、规模等因素发生了新的变化。自19世纪80年代后,因苦力贸易被禁止,澳门海外贸易规模大幅度下降。仅存的远洋贸易也是以鸦片等特殊商品的出口为主,正常商品所占比重很小。因此,澳门在海外贸易中的规模、地位确实是处于下降状态。与此同时,澳门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情况与海外并不不同。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澳葡政府获得对澳门的治理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无法影响到澳门的贸易发展。民船贸易作为澳门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出澳门时须向中国政府缴纳货物税厘,贸易税又是影响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澳葡政府制定的自由港体制与中国政府控制的拱北关体制,共同承担管理澳门贸易的职能。在中葡对澳门贸易双重治理的体系下,经过对粤澳民船、港澳民船、澳门港民船与轮船等贸易规模数据整理、对比,发现澳珠贸易的整体规模在增加。通过对拱北关、澳门港商品种类的梳理,对澳门与珠三角之间贸易路线地还原,对粤港澳产业体系的比照,不仅了解了澳珠贸易的实态,还认识到作为澳门贸易中的主体存在的澳珠贸易,已经成为来珠三角区域贸易网络中的一环。近代澳门的贸易规模确呈现上升趋势,但将其与珠三角地区的贸易规模对比后确实发现,澳门在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在广州等地贸易快速发展的比较下相形见绌。与此同时,澳珠贸易在中葡双方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下,澳门与珠三角之间的联系呈现出更加紧密的状态。

潘世达^[5]（2020）在《窑口与道光朝前期的鸦片走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道光前期是清代沿海鸦片走私活动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其突出表现之一是新型鸦片走私组织“窑口”的兴起和发展。与原有功能单一的鸦片走私组织不同,窑口合提供中介联系国内外鸦片商、包揽快蟹船偷漏外洋鸦片入境、囤积鸦片并分销至内地于一体,由此引发从鸦片走私群体、走私方式与销售体系的一系列变化,促使清政府对禁烟政策和举措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围绕窑口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清代鸦片走私活动的历史演进过程,也能从一个侧面更好地把握鸦片战争暴发的历史背景和中外关系的演变。窑口兴起于道光初年。此前鸦片走私以澳门和黄埔为中心,通过贿赂缉查员弁等手段贩卖入境。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以叶恒澍案为契机,着力清理黄埔的鸦片趸船,加大对澳门鸦片走私活动的打击,鸦片趸船被迫转移至伶仃外洋。由于伶仃洋的鸦片驻泊处远离内地,窑口作为负责鸦片运输、存贮和内销的新型走私组织开始形成。道光十年（1830）后,西方来华鸦片数量急剧增加,窑口发展迅速,成为当时鸦片走私的主要模式。直到鸦片战争后,由于英国人占据香港岛,鸦片走私方式再度改变,窑口最终走向没落。随着窑口的兴起与发展,鸦片走私群体和走私方式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地方势力通过窑口参与到鸦片走私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形成了以窑口为核心从偷运入境到分销各地的鸦片走私体系。两者的结合,使得鸦片走私趋于规模化和系统化。窑口的发展和鸦片走私的日益泛滥,促使清政府调整既有的禁烟政策,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举措。但是,由于清朝水师无法驱逐伶仃外洋的鸦片走私基地,广东地方官员对于窑口的查禁也因地方势力的阻挠而收获有限,致使鸦片走私活动非但没有被有效压制,反而愈演愈烈。窑口的兴起和发展对沿海地方社会、边疆管理和中外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窑口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地方社会群体不断参与鸦片走私的过程,而这种地方社会群体参与鸦片走私屡禁不绝的现象,反映出随着窑口的发展,东南沿海地方社会治理不断崩坏的现状。窑口的迅猛发展也反映出清政府对于东南海疆管理方面的失控。一方面,由于边疆管理的松弛,鸦片走私活动逐渐猖獗,窑口得以兴起并且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窑口的崛起,鸦片走私群体不断冲击、腐蚀着清政府的边疆管理体系,致使对鸦片走私的打击愈发困难。同时,窑口的发展促使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獗,消费鸦片的恶习在中国迅速蔓延,直接导致清政府和广东地方官员采取与英国激烈对抗的手段,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窑口主导下的鸦片走私活动,既是自雍正七年以来鸦片非法走私的巅峰,也是1858年中英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合法化后西方大规模输入鸦片的先声。同时,窑口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个大鸦片走私者或某个政治集团的主观创造。

刘微^[6]（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熊辛格^[7]（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朱腾伟^[8]（2019）在《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文中指出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在近代化趋势下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不断冲击着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为了应对西方近代化趋势的影响,清政府以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管理为中心,对外贸法制进行了变革,以管理对外贸易的粤海关为基点,联结参与对外贸易的行商与外商,规定了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使之有效运转,形成了相对完善而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对广州十三行法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考察清政府应对西方近代化趋势从而在外贸法制方面做出的变革,也可以探究广州十三行法制中借鉴传统法制所建立的适应近代贸易趋势并体现近代化因素的法律制度,还可以分析广州十三行法制变革的历史借鉴意义。本论文的研究除绪论与结论外,正文共分为五章。绪论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对与论文密切相关的“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的起始时间”、“广州十三行法制中法律关系的主体”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广州十三行法制变革的缘由。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近代化趋势发展对清朝海上对外贸易提出了要求,也使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面临困境。清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革了对外贸易制度,解除海禁并实施开海贸易。但是清朝既有的朝贡贸易法制不能适应与西方国家开展近代化贸易的实际需求,中西贸易开展与中西交往都需要新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清政府在借鉴外贸管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中西贸易开展与管理的实际要求,在广州创设了粤海关,并以粤海关为基点联结行商与外商,通过规定这三类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并使之相互协调与制约并有效运转,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第二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粤海关制度。近代化趋势下的中西贸易开展对清朝外贸管理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不能适应开海贸易后管理近代化贸易的需要。清政府在广州创设了粤海关作为管理中西贸易的专门机构,建立了粤海关制度。粤海关是广州十三行法制中最重要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关系之外粤海关承担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接受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督;在法律关系内部粤海关联结着行商与外商,承担着征收关税与管理贸易两大职责,负责对行商与外商的管理。粤海关既要实现清政府开海贸易的经济目的,也要满足清政府管控贸易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要求。第三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行商制度。为了实现对广州中西贸易的实际控制,并解决“华夷之辨”产生的官府直接管理外国人的障碍,清政府在粤海关建立了行商制度。行商在粤海关的许可下参与对外贸易并享有垄断外贸的权利,同时承担着代缴关税、管理贸易、管制外商及中外沟通等多种义务。随着近代化趋势下中西贸易的发展,行商的垄断外贸权利实际受到拘束,但行商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不断被强化。行商既是广州十三行贸易的参加者,也是清政府管理外来人员的媒介,行商隔离了外商与官府,也隔离了外商与内地民人。行商制度有助于清政府对中西贸易的实际控制,并有利于实现贸易开放与贸易控制的平衡。第四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外商制度。广州中西贸易的开展导致广州外来人员逐渐增多,为了管理外来人员并维持外贸秩序,进而维护社会安定与政治统治稳定,清政府以行商为媒介对外商实施了严格管制,建立了外商制度。以外商在广州十三行的贸易活动与居住生活为中心,清政府赋予了外商一定的权利,也对外商课以了广泛的义务,外商权利的行使需依附于行商,但外商承担义务是独立的。与近代化趋势下中西贸易发展带来的贸易管理形势变化相适应,外商制度经历了从松散管理到规范管理再到严格管理的变革过程,出于管理贸易与维护统治的需要,外商制度又表现出以“防禁”为核心的特点,约束了外商的人身自由也限制了贸易的自由发展。第五章广州十三行法制评鉴。粤海关、行商与外商三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广州十三行法制随着近代化趋势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但本质上没有脱离封建法制的窠臼。广州十三行法制的建立与运行实现了清政府对广州中西贸易的管控,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西贸易发展的要求,但也束缚了贸易自由发展并导致私相贸易频发。广州十三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传统封建法制,促进了近代法律思想、法制理念与法制规则的萌动,为中国法制近代化做了一定的准备。广州十三行法制运行中存在的中西法律冲突,损害了广州十三行法制的效力,又对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广州十三行法制也可为当下贸易活动的法律规制提供历史镜鉴。从总体上看,广州十三行法制体现了清政府对西方近代化趋势的回应,广州十三行法制具有优势更有不足,其根据近代化贸易的发展要求而作出法制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近代化趋势的要求,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广州十三行法制束缚了贸易自由发展,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化潮流的发展趋势。

赵晓云^[9]（2019）在《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文中研究表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数理化逐渐融入世界科学大潮,中医却因为其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其与西医的对抗伴随着整个民国。山西医科大学前身产生于民国前期,最初是一所中医学校,后来却转型为西医教育机构。放眼全国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同时,由于该校是国内唯一一所由省级官员创建的中医学校也是民初山西省创建的唯一一所公立医学校,所以对该校的医学教育转型进行研究无论在山西省内还是全国范围内均兼具稀缺性和典型性,该研究对于当前高等医学院校尤其是中医院校的管理改革有很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本文在语境论的指导下,吸收管理学中的治理理论和组织结构理论,采用内外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发展（1919-1937）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发现其教育转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转型过程中该校从微观到宏观多层面都发生了转变。本文认为,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从外部因素看,是由于西医教育的全面渗透,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军政事件的冲击以及新教育运动的影响。其中,西医教育全面渗透是外部主要原因。从内部因素看,是因为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开展中医研究效果不理想,学校内部集权与自治间的冲突,学生对中医教育的不认同。中医研究效果不理想是内部主要原因。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从不同层面进行,首先是微观层面的课程设置与教员组成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中观层面办学理念的变化,最后是受外界影响较大的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受以上多因素影响,先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之后随着治理模式的变革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微观的改变比较温和,课程设置与教员组成从以中医为主转变为完全的西医属性;办学理念从“以西医促中医”的教育转变为完全西医教育。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变革则比较激进,在学潮推动下从官员治校转向教员治校。内部组织结构的转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中微观变化有关的渐进转变,另一种是与治理模式转变有关的快速而彻底的变革。本研究填补了山西医学教育领域的空白,成为国内研究中西医教育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贾瑞^[10]（2019）在《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有清一代,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南北两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其中,前者负责对俄贸易,后者负责对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尽管两者均为对外贸易口岸,但在信用机制、管理方式、商人主体、贸易结构、税收结构上既有相同,也有很大差异。具体来看,在信用机制上,两者的信用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结合商业发展特点形成了一套包含商人信用、职业信用、商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等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恰克图贸易中商业信用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信用为商业信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保障,俟至晚清,政府失信,致使商业信用无法发挥作用,进而加速了晋商的衰落;对于广州贸易而言,前期发展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但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十三行商人退出历史舞台,外商自由雇佣买办的兴起,商业信用则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恰克图的商业活动前期主要由土谢图汗进行属地兼管,后期主要由理藩院派员管理,税收则由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三处税关负责征税;而广州的商业活动和税收活动由粤海关管理,并以政府委任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为中介具体负责实施。这种设置方式都源于清政府御控外藩的天朝上国思想和稳定边境的基本国策。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的税收与市场管理相分离,而广州的税收与市场管理在同一地区;管理机构设置的目的上,恰克图重在稳定边境,敦促两国关系的友好;广州则在于御控外商,预防滋扰,避免纠纷。在管理政策上,清政府要求进入恰克图市场的中俄商人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相应执照。在乾隆朝,恰克图虽因俄商及劫匪滋事进行过三次闭关,但时间甚短,从长时段来看,基本处于自由贸易状态;在广州,无论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且由十三行行商具体负责管理,鸦片战争以后,行商制度废除,实行领事担保制度。恰克图与广州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是:前者的管理较为宽松,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后者的管理则较为严格,类似于“垄断市场”;恰克图贸易商的居住与交易方式的管理相对于广州行商都较为自由宽松。在商人发展变迁上,恰克图的商人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宁夏商人等,但主要是晋商,而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商人有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等。由于南北方地域差异很大,风俗习惯各异,决定了恰克图以北方商人为主,广州以南方商人为主。近代以来,两地商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从共同点来看,首先,商人利益集团的弱小使其无力要求政府维护其合法权益,而逐渐衰弱的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抑商政策又加速了晋商和行商的衰落;其次,从国家理论来看,国家对于商人的予取予求直接导致了两地商人的衰落。从不同点来看,首先,交易费用上升引起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和恰克图晋商的衰败,但恰克图贸易中管理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还可以正常经营,而广州十三行贸易管理中管理和买卖的交易费用较高,导致其较早衰败;其次,外来掠夺型制度是恰克图市场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部分十三行商人却向近代化买办转型。在商品结构上,无论是恰克图还是广州,出口的都是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药材、棉花等商品。在贸易初期,恰克图的贸易额远远小于广州的贸易额。中期,恰克图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与广州贸易额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并且两处的出口商品都以茶叶为主。19世纪50年代以后,恰克图贸易量产生剧烈波动,20世纪初中东铁路开通后迅速衰落下去;广州则面临着南方众多外贸口岸的竞争,贸易商品种类持续增多,贸易量增幅较小,仍保持原有规模。在税收结构上,两地的税收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都没有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贸易商品是在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征收常关税,而广州贸易的商品是在粤海关征收海关税;恰克图贸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免税规定,而广州贸易中不仅不存在这些免税规定,而且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征收一些杂税;从税收总额上看,粤海关的税收总额比北路三关大,其对于清政府的财政贡献率也较大。最后,从两地贸易的意义上看,两地贸易都推动了内地社会分工和沿线城市的发展,并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恰克图贸易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广州贸易促进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商圈的形成;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为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广州贸易推动了中国南方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有清一代,南方和北方开展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也印证了清朝前中期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并没有使整个国家走上近代化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南北两地的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变化:恰克图贸易在起伏跌宕中逐渐衰亡,而广州贸易量虽有减少,但仍为一个重要通商口岸。

二、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澳门的经济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澳门的经济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中美商约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经贸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窑口与道光朝前期的鸦片走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7）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澳门的经济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中美商约关系研究[D]. 方慧.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D]. 宋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4]近代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经贸关系研究[D]. 杨浩. 山东大学, 2020(10)
• [5]窑口与道光朝前期的鸦片走私研究[D]. 潘世达.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6]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7]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D]. 朱腾伟.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9]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D]. 赵晓云. 山西大学, 2019(02)
• [10]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D]. 贾瑞. 山西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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