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昂文化传承的困境

一、德昂族文化传承中的困境（论文文献综述）

王容先^[1]（2021）在《出冬瓜村侨眷的日常生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冬瓜村,地处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隶属于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三台山乡。出冬瓜村是以德昂族为主的行政村,该村还有汉族和少量的傣族。在三台山乡,出冬瓜村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归侨侨眷较为集中的村寨,全村有归侨8人、侨眷87人,归侨和侨眷大部分是德昂族。出冬瓜村的民族文化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并且关于侨眷的相关资料也比较丰富。据调查,出冬瓜村的归侨、侨眷大部分是来自缅甸的“帮丝带”（1）,也有一部分是本地居民。由于匮乏的物资、陌生的邻里和生存环境等各种问题,对侨眷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不断激发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促使侨眷与本地居民形成民族自我身份的认同,加快侨眷融入本地生活,得到本地居民的认可。本研究以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三台山乡出冬瓜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出冬瓜村侨眷的日常生活。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出冬瓜村侨眷的生存环境进行介绍,主要通过出冬瓜村的地理位置、侨眷的由来、侨眷身份的认同和侨眷的生活方式,来了解出冬瓜村侨眷的生活背景,并且分析侨眷如何在新环境生存,如何得到本地居民的认可。第二部分是阐述侨眷侨内婚和侨外婚两种通婚方式下的家庭生活,包括家庭的构成、孩子的培养、亲属的结构,更详细的了解侨眷家庭日常生活。第三部分主要是阐述侨眷以“侨”搭“桥”的村社生活,包括主要的宗教文化、茶文化、火塘文化,分析侨眷在重大节日、白天和夜晚的生活,更详细的了解侨眷与本地居民的日常相处,如何一步一步的融入到其中。第四部分阐述的是“近水楼台”的跨境交流,包括跨境婚姻、跨境贸易、联谊活动、走亲访友,促进跨境民族地区共同繁荣、边疆睦邻、富民安民、互利双赢。通过对出冬瓜村侨眷日常生活的研究发现,侨眷已经一步一步融入到出冬瓜村,侨眷的身份得到了认同,管理得到了体现。由于先天的同族优势,促进了侨眷与本地居民的感情,并且在调查中还发现民族文化对于侨眷的影响深远。

陈奕宏^[2]（2021）在《德宏州德昂族水鼓舞文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德宏州德昂族水鼓舞经历史长期演变,渐已发展成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名片,入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更高层次地承担民族文化传承和交流载体。互联网时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德昂族水鼓舞日益映入大众眼帘,但同时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其传承困境日益凸显。回眸德昂族水鼓舞的变迁历程,厘清转向背后的复杂要素,进而探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对策,是其直面的问题所在。从经济建设、课程体系、人才培养、媒介传播等层面提出应对之策,可使其转危为机,推陈出新,在民族文化大花园中绽放异彩。

叶楠^[3]（2019）在《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族性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族性叙事研究,主要从民族身份诉求、民族文化阐释与民族命运观照等三个方面展开论析。论文具体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主要交代了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等。本文的选题依据是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成长和繁荣,这些民族文学在民族身份诉求、民族文化阐释与民族命运观照等方面进行了特色鲜明的族性叙事,较为强烈地表达了他们作为“小小民族”的政治、文化诉求,因此值得加以研讨。目前学术界对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族性叙事研究主要表现为对这些民族族别文学的一般性研讨与对重点作家的个案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推动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研究,总结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特色与艺术成就等,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形成良性互动,并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民族独特身份的寻求。一方面,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展示了他们独特的地域生存背景。另一方面,他们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记忆,有着独特的古老神话、传说与民族演进或迁徙的历史轨迹。此外,各民族在历史交往中,展现出民族融合的新趋向,这为他们的民族身份增添了新的内涵。第二章讨论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本民族独特文化的阐释,认为这种阐释主要表现为他们对民族物质文化、民族宗教文化与民族集体性格的全方位发掘与建构上。他们民族物质文化的阐释主要表现在以“火”文化为主的解释上面,而“火”文化又包括刀耕火种、火把和篝火、火塘等三方面的文化。他们的宗教文化包括万物有灵论、招魂与佛教信仰。他们的民族集体性格主要表现在这些民族的正直、善良、刚强、豁达等多方面。第三章研究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本民族命运的观照,认为这种观照表现为对民族历史曲折的反思、对民族进步的礼赞与民族现实困境的忧虑。他们对民族历史曲折的反思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中“大跃进”、“文革”等历史挫折的反思,他们对民族进步的礼赞主要从思想观念的解放、经济建设的进步、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加以展开,他们对民族现实困境的忧虑主要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民族教育的现实困境和社会风气与治安形势的困境等方面展开。结语总结全文思想,认为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族性叙事从地域、历史、文化、现实与民族命运等多方面得到了贯穿,有力地凸显了这些民族作为“小小”民族各自的民族历史、文化、民族性格与生存命运。

袁丽华^[4]（2019）在《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跨境民族是与民族国家伴生的产物,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原本模糊的边缘被主权国家清晰的国界所代替,于是,原本同源的民族被国界线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形成跨境民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与地理边界一致的心理边界、塑造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势必要面对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分别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及中缅德昂族对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回应为基本思路,试图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进行专门探讨。除导论与结语外,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德昂族发展演变与跨境民族的形成进行梳理。“德昂”作为一个专有的称呼首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在此之前,德昂族的历史与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杂糅在一起,其所居住的区域历来多民族杂居,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并趋同的现象,这造成德昂族的历史演化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和复杂性,而且,由于传统文献中德昂族的族源、祖属、历史演化传承关系记载的匮乏,我们只能借助少量史料和德昂族的神话传说、古歌古调来探索德昂族的历史源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德昂族在传统史籍中的模糊性,为当今德昂族知识精英“传统的发明”、历史叙述的展开提供了多元性的基础。德昂族长期处于中国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之下。1960年中缅边界勘定完成后,有形的国界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因此,对于中国德昂族而言,王朝国家对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进行的持续并逐步深入的经略与浸润是德昂族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历史基础,其王朝国家意识的构建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其经营及互动的结果。而对于缅甸德昂族来说,要将本民族历史纳入到缅甸历史的框架中,建构起对缅甸国家的认同观念,则要困难得多。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在王朝国家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对德昂族进行持续不断的历史书写与直接或间接的治理,对德昂族先民的王朝国家意识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确立德昂族在国家中的正式成员地位之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历史书写更加细致深入,使德昂族产生了对国家的认同,并影响了德昂族的集体记忆,也促发德昂族自下而上地建构历史叙述,形成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回应。这反映在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的具体文本中,如《滚思艾、妈阿嘎》中太阳爸爸和青龙妈妈的故事、葫芦起源传说中与汉族兄弟关系的描述等构成了德昂族的历史记忆,它建立起华夏各民族的根基性感情,成为中国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基础;通过确立德昂族与历史上“金齿国”的关联,构建德昂族与历史上其他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从而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华夏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塑造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德昂族浇花节的设立则是属于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其固然有加强族群认同与经济利益的考量,但通过这种差异性历史记忆的叙述和书写,也凸显了跨境德昂族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开始强调心理边界,以及对国家叙述的主动回应。通过对历史叙述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建构对国家的认同。第三章主要探讨缅甸民族国家进程中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缅甸自独立以后一直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作为绝对主权的体现,缅甸国家的统治权力势必建立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显示国家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缅甸境内的德昂族为了表现“政治忠诚”,也需要自下而上地建构起与现代统属关系相适应的历史表述,来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通过建构与缅甸的历史关联,在缅甸的历史中找到归属感,重塑对缅甸的国家意识。其次,在文字创制时,最终以缅甸语文字的声母与韵母组合,拼制而成德昂文字,建立与缅甸国家的文化关联;最后,割裂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建构起与缅甸国家共同的历史纽带。但是,由于缅甸王朝国家时期并未对德昂族进行有效的治理,缅甸德昂族与所在国缅甸的历史关联要弱于中国,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受到缅甸自上而下国家历史书写的影响,在其具体历史叙述的内容上表现出对缅甸国家历史自下而上的回应,主动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缅甸国家历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缅甸民族整合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缅甸在历史叙述中未能完全割裂历史上与中国的纽带,表现出了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策略不一致的历史叙述话语。第四章对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考察,我们发现中缅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既有共性也有不同。从共性上来说,二者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通过回溯性的历史叙述凸显各自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构建中缅德昂族在各自国家历史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蜕变。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德昂族对于中国历史认同构建的历史过程是基于历史上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逐步深化的经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由上而下的“持续不断地典范历史的书写”。因此,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呈现的是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现实指向性的结合。而缅甸德昂族则与中国德昂族不一样。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现实指向性全面压倒了历史的客观性,“现在中心观”对其历史叙述有着强烈影响。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体现出“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综上,跨境民族是两国或多国之间边界逐渐明晰化与法理化的结果,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作为跨境民族的中缅德昂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其历史叙述和文化建构却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通过历史文化认同构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为他们选择所属国的国家认同服务的。

袁世洁^[5]（2019）在《芒市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后效评估》文中提出自2012年我国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目前已有5批6799个村落列入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然而随着大规模的遴选、实施工作开展,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从申报、建档、规划编制到规划实施各个环节都反应出了问题和不足。以芒市的传统村落为例,这类经济较落后的知名度较低的传统村落被淹没在评选大潮之中,在遴选后依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与发展。为了更好的推进芒市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进程,很有必要对其规划编制及实施进行后效评估,以期能及时纠正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调整和完善规划编制,以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本论文首先根据住建部下发的《关于开展部分地区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的指示,通过多次的实地调查工作,了解掌握芒市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现状,分析现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然后,对规划编制进行后效评估,将规划编制的内容进行详细分类并对比分析,归纳总结芒市传统村落规划编制中出现的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接着,对规划实施进行后效评估,对实施主体和具体实施情况两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估与分析。通过对比芒市传统村落规划实施情况,分析规划编制成果未得到有效落实的具体原因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最后,通过反思规划编制和实施存在的问题,得出优化规划机制、强化政府作用、提升实施能力、探讨创新模式和建立教育机制的普适性建议,以期为这类经济较落后的知名度较低的传统村落规划编制和实施提供借鉴与启发。

贺勇^[6]（2018）在《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公共决策的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实现最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利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首先触及到的是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问题,由体制机制变革引发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与重构,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冲突,导致社会动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利益不断出现分化、多元利益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决策面临有限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整合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控制此消彼涨的零和博弈,寻求实现公共决策价值理性的正和博弈成为公共决策中的突出问题。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探索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机制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协商民主制度,通过有序政治参与的方式;探索科学的资源分配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就成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党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消除各民族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1）只有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但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乡是全国德昂族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三台山作为“直过民族”地区深得党和政府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扶贫的力度比其它地区相对更大,投入也更多,三台山乡贫困面貌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但传统扶贫工作存在的没有精准识别到户到人,导致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原因不明确,扶贫对象选取不合理,扶贫工作针对性不强,扶贫措施不够有力,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开发工作,尤其是将扶贫工程简单理解为生活救济,使一些真正的贫困户得不到扶持,或者无法满足贫困对象多样化的需要,导致扶贫工作成效不够明显。由于三台山乡德昂族、景颇族等“直过民族”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扶贫开发成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涉及到中央、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企业、群众、村委会、驻村工作队等各个利益群体,如何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取向,根据贫困地区发展实际,创新工作方法,落实主体责任;围绕贫困标准的制定、贫困人口的确定与统计,脱贫标准的评定,各个主体的责任及彼此之间工作的协调;以及脱贫工作成效的评定等各个方面,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各个主体之间,扶贫各方面与贫困地区、贫困户贫困人口,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方法和内容、规则与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和价值追求理解上的冲突,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博弈。选择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程作为研究案例,认真分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运用博弈理论的基本方法,从信息、策略（行动）、规则、结果等方面,探索研究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目标与方法,行动与成效,从组织结构、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变化,促进各个主体行动中的功能性变化,尽可能避免纳什均衡,避免彼此之间负和博弈,追求帕累托改善,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目标。运用博弈理论破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纳什均衡,实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面迈入小康的宏伟目标,并以此推动解决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注意,并应该努力采取科学的方法,实现最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是论文选题的缘由和研究的核心内容。目前,理论界在运用博弈理论对基层协商民主,选择典型调查研究政府公共决策,尤其是涉及边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决策各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得不够,缺乏对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特别对协商民主的本质和博弈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到位,尚存较大的研究和拓展空间,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上述领域的研究。通过对田野点三台山德昂族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过程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分析,一是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都是不同群体博弈的过程,都会产生利益冲突和博弈,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承认各种利益群体的真实存在,针对他们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坚持公共决策中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基层协商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共识、凝聚力量,推动各项公共政策高效、有序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二是在认真总结分析公共决策中的纳什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决策是治国理政中一个重大严峻的课题,利益博弈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手段,制度性变迁是破解纳什均衡的根本选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变计划体制下资源约束和GDP为唯一政绩标准的激励机制,引入新的约束激励机制,才能避免纳什均衡现象,建构更加有利于充分调动利益博弈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体制机制,实现合作共赢,真正体现公共决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目标。三是通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过程中,如何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统一规划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具体的建议。

郑佳佳^[7]（2018）在《哈尼梯田景观标识的人类学研究》文中认为哈尼梯田因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得以塑造。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发展使得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地景观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景观变化过程往往也是人类文明的积淀历程。景观不断变化的特性决定了认识景观、呈现景观的困难。面对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呈现具有丰富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哈尼梯田景观,协助游客建立对梯田文化景观的审美、释读与尊重就成为了实现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引导人们进一步行动或进一步理解其代表的事物意义的物象即是标识。标识以静态及动态的形式存在。文字书写可以是标识,人们的一些行为在特定的如旅游的场域中也可能转换为文化的标识。景观标识是景观呈现的浓缩,同时也可以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景观标识是引导人们认识、理解与欣赏景观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指示性符号。景观标识之所以是重要的,就在于若没有此类符号,深刻而丰富的景观文化内涵就难以为大众游客所理解。因而,景观标识的设立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书写行为,对当地社会文化景观等进行言说的目的在于让潜在的读者即游客能够通过对这些言说的理解去认识当地的文化。哈尼梯田的景观标识可分为提供介绍性信息的公共标识、提供专门化信息的旅游标识、作为程式化表现的文化展演以及得到片段式呈现的日常生活四类。当前的景观标识系统中,公共标识的解释力不足、旅游标识的信息错漏、文化展演对文化神圣性的消解以及日常生活的被误读是景观标识存在的四类主要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公共标识、旅游标识等文字标识高比率地出现表述错误,这使得肩负着指示和引导游客进行文化理解、文化释读功能的景观标识难以实现其预设目的。标识信息传递出现错误并不会因为其普遍常见而成为人们必须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的问题。这类被人们视为“常识”的现象必须得到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景观标识是纽结着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行动与表征的符号系统。准确建立景观标识对于标识设立者、游客及村民三种人群的意义重大。然而,标识设立中存在认知误区,设立标识的目的模糊,文本缺乏整合,规训阐释随意,文化信息的加工实践中出现大量纰缪。游客在场却在景观标识中缺位,放弃了对景观标识的阅读与理解将促使视觉陷阱制造更多的理解困难,互动中的游客、村民等不同群体尝试实现文化理解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只有准确的景观标识才能使传统村落文化得以恰当的显现,使过去服务于内部的信息在对外进行表述时能够通畅传递,也可以使缺乏逻辑的景观解读得以避免。由于反映世界变化的知识及信息存在延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准确建立景观标识需要传播方式的创新。各式各样的景观标识都起着指述、表现与传递信息的功能。对于包含了生态多样性、历史悠久性、文化多元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等多重要素的哈尼梯田而言,仅仅依靠某一种景观标识或者说某一个群体单独对梯田景观进行呈现都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由于卷入到这场全新的文化书写中的标识设立者、游客以及村民的多样性,又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节律性,多种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对哈尼梯田景观采取复调式呈现就是必须的。只有当各类景观标识之间建立起互补、对比、照应等多重协作关系,哈尼梯田的景观标识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引导和帮助游客对梯田文化景观进行理解与释读,才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

陈瑞琪^[8]（2017）在《冬村德昂族艺术变迁与身份构建》文中认为本文以德昂族一个较为典型的正在经历着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巨大变迁的村寨——冬村为例,描述这一组织体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在特定的社区文化中形成变迁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参与变迁的艺人、民众的思想和行动,阐述在日新月异的变迁大背景下冬村从个人到集体的身份构建问题。试图说明正在变迁之中的乡村艺术与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人口较少民族艺术变迁的规律与身份构建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冬村德昂族艺术呈现出多样性、封闭性、稳定性、宗教性以及边缘性特点,虽然长期处于汉族、傣族包围之中,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冬村“却能顽强地保持严格的族内通婚和族群认同观念”,其艺术保存较为完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冬村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德昂族聚居乡的民族文化生态村,由一个封闭的山村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其艺术发生巨大变迁,这些变迁涉及到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建筑等等方面。从对冬村长期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中,笔者看到一个在国内人口不足两万的民族如何在变迁中保持自己的艺术和传统。当封闭的村寨确立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地位,当传统艺术获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后,新的艺术不仅是构成村民世界观的重要基础,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建构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且成为村寨艺术创作的基础资源和村民获得身份的有效手段,成为凝聚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还是获取政治资本和商业利益的策略性资源。通过对冬村德昂族艺术变迁的研究,笔者认为传统艺术变迁的原因并非简单地归之于现代化的冲击,还与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诉求有关。文化主体在文化自觉中不断地调试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其结果必然产生新的变迁,新的变迁又反过来加速该民族对自己民族主体性的追寻,从而推动艺术的不断发展与前进。德昂族是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把德昂族的民族文化生态村作为研究艺术变迁和身份构建的对象,这在已有的关于德昂族的研究中并不多见。通过研究所揭示出来的这个村落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变迁规律和特点与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对于审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的艺术变迁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韩璐^[9]（2017）在《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模式与实践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既是一种独特的旅游形式,又与边境旅游、民族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等旅游业态息息相关。随着出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市场规模的逐渐壮大、旅游市场需求愈发趋于多元化,而边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组织结构却仍徘徊于相互模仿借鉴、无序竞争的发展态势,为实现边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于理念融合到时空互嵌直至产业规模化的共谋式发展,立足于“本土化”便成为了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差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以边境民族文化性与边境性为核心属性构成其区别于边境两侧国家内地民族文化旅游的重要标识。因而,基于本土差异性所建构的发展模式也必然是自成体系的,研究与探索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驱动机制、优化模式及其实践路径成为其发展而至关重要的学理与实践基础。本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47）支持下,选择滇西边境民族地区为研究地域,以探索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优化模式与实践路径为核心焦点,借助旅游管理、族群边界、文化再生产等相关理论,对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驱动机制和多维度优化模式结构进行解析与建构,并从优化模式中总结其实践路径。本文共有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与目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并对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述评。第二章,探析并界定了本文中所讨论的边境民族、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的概念与所具特征;对开展研究所依托的族群边界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符号学理论、产业融合理论等理论基础进行了概述与应用性讨论,并简明地阐述基础理论与研究焦点的关系。第三章,围绕区位、综合环境与边境民族分布等简述滇西边境民族地区情况,基于旅游发展沿革、基本特征、独特优势与存在问题等对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对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从模式的耦合关联结构中解析其发展的内外部驱动要素及结构;基于现有模式与驱动要素的互动逻辑,围绕边境民族文化性和边境性对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驱动机制进行了体系重构,以更好地解释优化模式创设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从发展模式意涵中归纳优化模式的内涵与增进特色、拟设优化模式的创建原则,对现有模式的发展缺憾进行了评述,并以此为模式构建的参考系,集中从文化内容体系、文化的边境性嵌入结构、文化旅游资源结构、旅游要素结构和象征性符号体系等层面来梳理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优化模式建构的结构性支撑要件;以结构要件为依据,从内生发展优化模式与空间优化模式复合构建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内部系统优化模式;从全域旅游视角分析了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区域综合优化模式及其演变趋势。第六章,提出了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优化模式实践的六大目标,并以此为方向标,延伸探究了实践路径的六重内容结构,提出了科学规划、时序建设,产品提炼、品牌营销,分工明晰、互惠共融,符号建构、演绎文化,族群分层、强化边界,结构统合、模式演进等的实践路径。第七章,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研究的创新点、研究不足与需持续深入的研究问题。

谢润^[10]（2017）在《云南德昂族干栏建筑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中国德昂族干栏建筑为研究对象,采用设计艺术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专项研究。德昂族干栏建筑体现了德昂族传统建筑的设计特征,全面反映了德昂族建筑的发展历程,映射了德昂族人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其所包含的设计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现代设计语言。本文在文献收集与田野考察等方法对相关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设计学研究方法,结合设计艺术学、建筑学、力学、史学等研究方法展开设计研究。论文分别从德昂族干栏的发展渊源、德昂族干栏建筑设计分析、德昂族干栏建筑营造技艺、德昂族干栏建筑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等五个方面对德昂族干栏建筑设计进行系统性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德昂族干栏建筑中“灵活多变”的结构特点、“质朴美观”的外观特征、“安宁和乐”的田园营造理念及“科学合理”的搭建原理。通过对德昂族干栏建筑传统设计本质的探求,寻找保护与传承德昂族干栏建筑文化方法,以期对德昂族文化弘扬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德昂族文化传承中的困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昂族文化传承中的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1）出冬瓜村侨眷的日常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德宏州德昂族水鼓舞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族性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芒市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后效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6）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哈尼梯田景观标识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冬村德昂族艺术变迁与身份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9）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模式与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云南德昂族干栏建筑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德昂族文化传承中的困境（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冬瓜村侨眷的日常生活研究[D]. 王容先.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德宏州德昂族水鼓舞文化变迁研究[J]. 陈奕宏.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1(02)
• [3]新时期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族性叙事研究[D]. 叶楠.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4]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D]. 袁丽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5]芒市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后效评估[D]. 袁世洁.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6]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D]. 贺勇. 云南大学, 2018(01)
• [7]哈尼梯田景观标识的人类学研究[D]. 郑佳佳. 云南大学, 2018(01)
• [8]冬村德昂族艺术变迁与身份构建[D]. 陈瑞琪. 云南大学, 2017(05)
• [9]滇西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模式与实践路径研究[D]. 韩璐.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2)
• [10]云南德昂族干栏建筑设计研究[D]. 谢润. 江苏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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