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王馨竹[1]（2021）在《公司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促进整体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当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公司整体的创新热情不断攀升。在这个科技“存量”已经极为庞大的时代,如何进一步创造科技“增量”是公司和每一个创新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公司在实践探索中发现,开放公司边界,与其他个体、高校或者公司展开合作,共同推进研发项目的开放式创新形式可以有效弥补公司自身资金与技术的不足,提高创新产出与创新质量。这种新型的建立在合作模式下的创新行为,对于公司在高科技时代保持创新活力、促进国家经济与科技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公司与公司的管理者在日常经营与贸易往来的过程中构建了独特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网络。他们可以从关系网络中获得显性或隐性的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公司的社会资本。而资源基础理论指出,公司拥有的一系列资源可以维持生产与经营。独特的有形或者无形的资源可以转换成竞争能力,是公司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社会资本体现了公司从外界社交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恰好符合公司进行开放式创新的需求,在补充公司自身资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分别对公司社会资本和开放式创新相关概念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但是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研究仍然存在局限:第一,目前开放式创新相关研究多数停留在理论与实际案例方面的探索,而在公司社会资本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大多都是对公司总体的创新行为与产出的讨论,很少有研究将创新细化为合作形式的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是公司在高科技时代下创新的新模式,探索如何激发公司与外界在研发创新项目上合作的兴趣,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创新水平。第二,目前的文献中对开放式创新数量与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充足。虽然不同类型的专利都可以代表创新成果。但是发明专利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代表更高的创新质量。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提高创新质量,对公司以及社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第三,目前的学者们对于公司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影响的探索尚不充足。已有的文献多数是考察公司某一个单一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或是将系列维度拟合成统一的指标进行探索。这些研究缺少对公司各个维度社会资本的系统研究。事实上,公司可以从外界获取多方面的资源。不同维度的资源获取能力都可以对公司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讨论公司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策略产生的不同作用。第四,分析师的监管压力对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关系的影响尚不明确。来自分析师的监督对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提高经营业绩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已有研究中,分析师关注对公司创新决策的影响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探究分析师的监督机制对公司创新起到不同方向调控作用的原因。第五,以合作为基础的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具有不同的特质。在开放式创新的开发阶段,公司需要与外部进行知识上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吸纳外界的信息促进开放式创新的发展。分析师监管与产品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对这种新模式的创新行为会起到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尚不确定。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文章试图验证公司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影响,分析师关注对公司创新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哪一维度的社会资本更能帮助公司缓解来自分析师的压力,探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同样有利于公司的开放式创新。论文以社会资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依据,以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为基础,对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从开放式创新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探索公司开放式创新行为的驱动因素,并将公司社会资本划分为技术、金融与商业社会资本三个维度。首先分别探究公司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数量与质量的不同影响,继而考察分析师关注对公司多维度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分析不同的竞争环境对公司社会资本、分析师关注与开放式创新关系的权变作用。通过理论探索与数据验证,结果发现,公司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的数量与质量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技术层面的社会资本会对开放式创新的数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社会资本与商业社会资本却会抑制开放式创新的数量。从开放式创新质量的角度来看,公司技术、金融与商业社会资本都可以显着提升开放式创新的质量。分析师关注对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关系的作用具有差异性。当公司可以凭借外部的技术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时,便可以有效抵抗分析师跟踪带来的业绩压力。分析师关注既可以正向调节技术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数量的正向作用,也可以进一步加强技术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在分析师关注的情况下,金融社会资本对开放创新数量的抑制作用得到缓解,而商业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数量的负向作用却遭到了恶化。此外,分析师关注负向调节商业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质量的正向推动作用。最后,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环境中,分析师关注对技术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数量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而对金融与商业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数量关系的调节作用减弱。就开放式创新质量而言,市场竞争环境与分析师关注的共同作用,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利用外部的技术资源,提高合作创新质量。而由外部的金融与商业社会资本推动的开放式创新,其质量却没有得到提升。文章通过针对公司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数量与质量影响的分析,对现有的公司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补充。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一,拓宽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公司可以同时使用内部与外部资源进行创新发展。第二,拓宽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范围。文章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探讨公司可能从外界获取的各个维度的社会资源,并研究不同的外部资源对开放式创新产生的不同影响,丰富了对公司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第三,探索了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作用边界。文章发现,只有在外部压力较小的环境中,金融与商业社会资本才能够有效发挥价值。同时文章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第一,公司应该注重外部网络的构建,以获取足够的社会资本。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对公司拓宽边界,发展开放式创新极其重要,尽管金融与商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会抑制公司的合作行为,但是金融与商业资源可以提升合作创新质量。而技术类的外部资源有利于公司同时发展高数量与高质量的创新合作。第二,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开展的合作式创新,可以帮助公司抵御外部压力,更好地发挥外部公司治理作用。尤其是,在分析师关注和市场竞争环境为公司带来业绩压力的情况下,外部技术、知识与创新技能的获取,可以有效维持公司创新发展。合作创新的模式缓解了公司自身技术的不足,外部的技术资源对公司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巫雪芬[2]（2021）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也一直是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发现既有文献围绕贸易自由化与创新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然鲜有文献从创新质量角度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创新效应。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市场主体的高质量创新。本文旨在对比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量”与“质”的差异化影响。具体地,在总结中国对外贸易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构建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分析框架;基于1998—2015年共18年的中国制造行业的长周期、大规模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等多种计量方法,从进口竞争加剧、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和出口贸易自由化三个方面,实证分析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量”和“质”,从而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贸易政策的调整和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研究视角方面,从“量”与“质”两个角度剖析国际贸易对微观企业的创新影响;在研究内容方面,从进口竞争加剧、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和出口贸易自由化三个方面系统考察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时间跨度方面,采用长周期数据以更准确揭示进出口对创新影响的内在规律。具体地,本文的研究思路总体按照“研究概述—现实考察—分析框架构建—实证分析—政策引申”的逻辑顺序展开,主要内容包括:首先,中国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发展的现实考察。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特征,并对两者关系作初步的定性分析。其次,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分析框架的构建。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从最终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加剧、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和出口贸易自由化三个方面系统探讨贸易自由化的创新效应。第三,最终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加剧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将中国入世视为一个拟自然实验,基于入世后行业间进口关税削减程度的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进口竞争加剧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规模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结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一步分析进口竞争加剧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不同补贴收入、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的创新效应。第四,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库、海关统计库和企业专利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的作用,并从进口金额和进口种类两个角度研究中间品进口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引入中间品进口关税作为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考察技术吸收能力对中间品进口与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中间品进口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第五,出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经验研究。先分析出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再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考察出口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关系,最后重点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出口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因果联系。结合企业所处行业、经营规模、贸易方式和出口前研发等企业特征,进一步挖掘出口对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进口竞争加剧总体上阻碍了企业创新规模的扩大;但进口竞争的压力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创新规模扩大和创新质量提升,进而推动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一方面,进口竞争加剧总体上对企业创新规模存在负面影响,且结论较为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生产率水平直接影响进口竞争的创新效应,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某一门槛值时,进口竞争加剧反而会促进其创新规模的扩大,且进口竞争加剧对企业创新规模的不利影响在低补贴收入、一般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突出;地区制度环境会强化进口竞争加剧对企业创新规模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进口竞争加剧总体上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并不显着;但考虑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进口竞争加剧对高生产率、高补贴企业的创新质量存在更小的负面影响;对于全要素生产率高于某一门槛值的企业样本,进口竞争加剧反而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着促进了企业的中间品进口;中间品进口从数量和种类两个方面推动企业创新规模的扩大,但仅在种类方面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研发激励效应是其中的重要传导机制。从创新规模看,企业中间品进口金额的增加和进口种类的增多均会提高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初级产品、半成品、零部件和资本品的进口金额的增加和进口种类的扩张均有助于企业创新规模的扩大;且企业的贸易方式、所处地域和所属行业技术水平都是影响进口中间品作用于企业创新规模的重要因素;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会强化中间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对企业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进口中间品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促进企业创新规模的扩大。从创新质量看,中间品进口种类的增多提升了企业的发明专利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仅半成品的进口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中间品进口种类的创新质量提升效应在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中更为显着;中间品进口种类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技术互补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实现的,且研发激励效应是最为主要的传导机制。（3）出口贸易自由化推动了企业出口增加;出口参与对企业创新规模存在显着正向效应,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高技术行业企业;且出口的创新效应受到出口前研发的影响。一方面,出口对企业创新规模具有显着促进作用,该促进作用在高技术行业企业、大型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中更为突出;有出口前研发的企业在出口后更能实现创新规模的扩大,且随着出口前研发持续时长的增加,出口对企业创新规模的促进效应呈大体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尽管出口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总体上不显着,但出口对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质量仍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出口前研发持续时长不同的样本企业,出口均能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该促进效应在出口前存在五年研发活动的样本企业中最为明显。（4）企业自主研发会放大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无论是进口竞争加剧对高生产率企业的技术创新倒逼,抑或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的研发激励效应,还是出口前研发在提升出口企业创新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都表明企业通过贸易自由化获得创新质量的提升归根结底仍依赖于自主研发。综合本文研究结果,得到以下政策启示:一是扩大进口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继续积极扩大进口,完善市场主体淘汰和退出机制,推动进口竞争加剧过程中优质企业的创新胜出和落后企业的淘汰退出,实现行业层面的创新质量提升。二是优化进口结构,丰富进口种类,加大高质量中间品进口力度。持续提高中间品进口便利化水平;结合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诉求,充分发挥进口中间品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应。三是持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积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继续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引导和帮扶高技术行业企业加大高质量产品的对外输出,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四是不断完善创新政策和创新体系,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采取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放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助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跃升。五是靶向施策,增强区域间和企业间创新发展的协同性和平衡性。立足于地区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对外贸易和创新政策,结合企业的生产率水平、经营规模、贸易方式和所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成熟程度,实施有针对性的创新激励政策。
石海鹏[3]（2021）在《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文中认为创新3.0时代,企业创新所需技术的复杂性、融合性及其快速迭代使得其仅依靠内部知识难以实现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构建或参与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是在开放式创新范式日趋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新的领域,开放式创新范式与创新生态系统的融合推动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主要从内涵特征、构建动因、运行机制、参与主体类型、合作对创新的影响、创新模式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整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仍需进一步探讨。首先,文献都认同企业构建和参与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通过多元主体协作,整合内外部资源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起着重要作用,但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有待深入。其次,文献指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由互动的多边合作伙伴组成,实现创新资源的整合共赢,关键主体间的高度互动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很重要,但对于创新很重要的战略资源——知识资源方面,较少文献进行具体探讨,特别是主体间知识互动的内在机理、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现有文献中定量和实证的研究相对较少,多为案例分析和概念阐述等定性研究,而且缺乏对其背后长期动态演化规律的探讨,整体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论文围绕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展开研究。首先基于现有理论和文献梳理,明确本文的研究问题,对企业创新及企业创新绩效、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与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知识互动与知识互动能力等主要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在分析企业知识互动动因、知识互动网络形成过程及相关特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企业知识互动模型,并分析了企业知识互动能力的构成要素;第三,基于“知识互动能力—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企业创新绩效”作用路径,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第四,结合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假设开展实证检验;第五,基于实证研究结论和相关的知识互动理论,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并使用Vensim软件进行仿真,发现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演化规律及对演化过程产生影响的关键变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供企业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以参考。整个过程结合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系统仿真研究,获得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企业知识互动,既有企业内部的知识互动又有企业外部主体间的知识互动;知识互动过程中,知识资源在创新生态系统内得到了优化配置、重新分布和协同演化,整个过程呈现出开放性、创新性和生态性。（2）企业知识互动能力的知识搜寻匹配能力、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共享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四个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直接显着的正向影响。（3）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有着影响作用,其中知识搜寻匹配能力、知识获取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对网络的关系双重度具有正向影响;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共享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对网络关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知识搜寻匹配能力、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共享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对网络中心度具有正向影响;知识共享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对网络开放度具有正向影响。（4）企业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关系双重度、网络关系质量、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开放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5）企业知识互动能力还可以通过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部分维度发挥了中介作用。（6）当企业自身具备一定创新基础时,外部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会不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高低取决于其自主创新能力与其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相互驱动共同发展。（7）开放式创新生态战略的实施和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有助于企业构建稳定的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及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本文创新点与理论贡献主要如下:（1）构建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模型,丰富了现有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2）构建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其进行仿真分析和灵敏度分析,发现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长期演化规律及对演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另外,本文的实证研究和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也是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方法的有益探索。（3）本文构建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模型,并提出“知识互动能力”来系统性地描述企业与其他主体进行各种知识互动活动具备的动态能力,丰富了企业知识管理理论。
韩美琳[4]（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唐彬[5]（2021）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平台企业是网络信息时代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组织形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平台企业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新兴商业模式的典范。顺应时下多元化、个性化、重视体验的消费需求,平台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融合发展,在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下,引领我国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发展。纵观平台企业的成长过程,创新性的商业模式是其快速成长、迅速占据市场份额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竞争全球化以及消费需求升级,平台企业已从最初的蓝海进入红海,每一个行业市场几乎都被细分,平台同质化严重,用户流量日渐枯竭、增长困难。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平台企业应对环境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受资源禀赋影响。平台所体现的开放性、交互性、网络效应等特性促进了市场知识资源聚集,对其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驱动作用。然而知识具有时效性,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只有高效创造新知识,并与环境变化相匹配,才能真正助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近年来,跨界成为平台企业突破资源禀赋限制、培育市场适应性的重要手段,通过跨界搜寻外部异质性知识,可以扩展平台企业知识基,有效弥补平台知识缺口。大数据能力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新能力,可以加强平台企业对自身知识库的洞察和了解,拓展跨界搜寻的广度和深度,降低对外部知识吸收、消化、融合的风险和成本。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二者协同促进新知识创造,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知识资源。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第二,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了何种作用;第三,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何种作用。基于此,本文根据知识管理理论、组织搜寻理论、企业能力理论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对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知识创造、环境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论证,提出相关研究假设。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最终获取322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22.0、AMOS21.0等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均正向影响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2）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聚焦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研究。跨界搜寻为平台企业资源配置提供“知识池”,是大数据能力发展的助推器。大数据能力可以帮助平台企业在对内部知识清晰认知的基础上准确判断和评估所需的外部知识,增强跨界搜寻的宽度和深度。以往研究大多讨论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单一因素的作用,忽视了二者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交互效应。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弥补了先前研究只关注资源或能力的不足,拓展了企业能力理论。第二,本研究打开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黑箱”,引入知识创造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了平台企业如何把外部知识应用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实践过程。已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企业如何利用外部新知识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忽视了知识创造的互补作用。只有将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要素耦合应用到新知识体系中,才能实现要素价值放大,从而形成针对在位企业的竞争优势。知识创造是连接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知识创造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研究模型,全面检验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仅拓展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为知识创造相关研究提供崭新视角。第三,本研究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现有研究大多从高管创造力、高管支持等组织内部的微观视角探讨影响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忽视了外部环境这一权变因素,而主观判断可能对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造成一定影响。实际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平台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多变,留给平台企业知识创造的时间缩短,平台企业及时整合新旧知识、重塑知识体系的难度加大,无法及时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基于此,本研究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完善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充实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综上,本研究是对当前数字化背景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的有效补充,虽然提出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未来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进一步完善。
潘秋晨[6]（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倪增兵[7]（2021）在《经济开放背景下企业创新模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高技术企业的研究》文中指出合作共赢是全球经济的主旋律,中国经济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并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也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将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遵循,创新位列新发展理念之首,是第一生产力。《2020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位居前列,其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将极大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技术企业是国家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总体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三。因此在以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及以创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背景下,研究经济开放与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技术供给侧角度切入,将创新模式划分为内外源创新模式。针对内源性技术创新,企业内生创新努力（R&D资金和人力投入）对创新产出产生影响;针对外源性技术获取,主要有国内技术购买和国外技术引进两个渠道对创新产出产生影响。在经济开放背景下,不同创新方式会受到经济开放度的影响,不同开放度指标（外商投资开放度和贸易开放度）对其调节效果也存在差异。将2008-2014年高技术企业创新活动微观数据和其所在城市区域开放度宏观数据整理得到面板数据,根据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的不同创新方式投入影响创新产出的模型,并且引入外商投资开放度和进出口贸易开放度作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了不同创新方式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三个开放度指标对不同创新模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内生产创新努力和技术引进对高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内源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显着,说明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主要依靠企业内生创新努力。在经济开放度调节作用方面,外商开放度正向调节企业内源性技术创新活动和国际外源性技术获取。出口开放度对内源性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体现为正向调节企业R&D资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进口开放度对内源性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体现为负向调节企业R&D人力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进出口贸易开放度对高技术企业国际外源性技术获取都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外源性技术获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不显着。对高技术企业性质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高技术企业受经济开放度调节作用不显着。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维度提出相应建议,为高技术企业在经济开放背景下进行创新活动提供发展思路。
刘志虹[8]（2021）在《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改变了国际生产体系与生产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企业适时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等比较优势,积极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成功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集群,在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促进就业、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尽管中国制造产品在出口规模和份额、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等方面都在迅速上升,但是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依然存在“大而不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不利的弱势地位。特别是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将《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重点发展产业作为打击对象,更是为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现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和追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加成能力的控制。国际市场上价格加成能力是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具体体现,国际市场势力不仅代表着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对产品的加价能力,而且是制造企业直接影响、控制市场变量以获得更多市场利益的能力。国际市场势力体现了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影响着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体现了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那么,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对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作用机制怎样?虽然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但从现有文献看,全面系统地探究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的研究成果仍然鲜少。因此,对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背景,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揭示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内在机理,并将其用于指导管理的实践。围绕“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这一主题,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国际市场势力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详细梳理现有文献关于国际市场势力概念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国际市场势力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梳理、总结、评述,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设想。（2）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法对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现有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且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法,经过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等分析工作后,识别出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技术创新能力、渠道控制能力、网络能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环境动态性。然后,充分吸收全球价值链理论、资源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对扎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依据逻辑关系,构建了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概念模型。（3）构建了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研究模型在基于扎根理论提炼关键影响因素后,本文首先对这些影响因素（变量）的内涵和维度做了详细阐述,然后综合分析和利用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提出本文变量之间的研究假设:第一,技术创新能力、渠道控制能力、网络能力的各维度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形成呈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中介作用;第三,环境动态性在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是一种重要的情境因素,具有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4）对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研究假设展开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命题提出是否科学合理,还需通过有效的实证检验来加以验证。鉴于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之间正相关的关系,本文参考管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主观评价测量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方式采集了企业的样本数据,获取了283份有效样本数据。对样本数据通过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后,确认了样本数据能满足实证检验的要求,据此对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存在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第二,供应渠道控制能力、终端渠道控制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存在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终端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供应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供应渠道控制能力、终端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未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第三,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起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形成有正向的促进作用。（5）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启示基于前面几部分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促进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和提升的建议:第一,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二,加强企业渠道控制能力的建设;第三,重视企业网络能力的培育;第四,推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第五,建立企业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变化的监测机制。总之,本文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视角探究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拓展了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国际市场势力相关研究的内容。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如样本数据采集局限等,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刘雅婕[9]（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朱名辉[10]（2021）在《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在各项税收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税收竞争。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将部分财政征管权力和支出权力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税收征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自2016年来,我国这5年内一直推行减税降费措施,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因此进一步缩减。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与之相对的地方财政支出却不减反增,地方所面临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加。为了弥补地方财政赤字,缩小财政缺口,地方政府之间开始展开税收竞争模式,例如通过税收优惠等财政手段,获得政府财政收入。但是,政府间这种非合作竞争模式,是在财政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这种恶性的税收竞争手段不仅会加剧各地方财政压力,而且也不利于区域间的技术创新。在良性的税收竞争模式下,各地政府为争夺税基,利用不同形式的税收竞争手段来增加政府收入,政府将部分收入投入到该区域的技术创新领域,有利于本地区技术创行升级。为防止政府采取恶性税收竞争手段,规范政府税收竞争行为,本文主要以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政府税收竞争对技术创新升级的影响。由于各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压力危机时首先使用的是税收竞争手段,本文先通过面板模型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发现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能够相应的促进本地区的技术创新。考虑到技术创新这一公共品的供给是受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双重影响,本文主要通过运用空间经济计量计算模型,深入分析我国税收竞争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分解为总效应、直接作用效应和间接作用效应来研究,同时通过空间计量分析得出了我国30个省份17年的全局莫兰指数。研究结果发现各个地区间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本地区的技术创新呈明显正向的推动和促进效应,而对其他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影响则是呈显着负相关性,但总体上税收竞争对技术创新在现阶段下还是一直呈现正相关性。当各地区间税收竞争模式呈“逐低竞争”模式时,这不利于各城市间未来发展。依据研究结果,本文为规范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行为、促进我国地区间技术创新提供了建议和启示。
二、开放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放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公司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开放式创新 |
| 2.1.1 开放式创新的来源及内涵 |
| 2.1.2 开放式创新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因素 |
| 2.1.4 研究评述 |
| 2.2 公司社会资本 |
| 2.2.1 社会资本的来源及内涵 |
| 2.2.2 公司社会资本的界定 |
| 2.2.3 公司社会资本的测量 |
| 2.2.4 公司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 2.2.5 公司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6 研究评述 |
| 2.3 分析师关注 |
| 2.3.1 分析师关注的内涵及测量 |
| 2.3.2 分析师关注对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关系的影响研究 |
| 2.3.3 研究评述 |
| 2.4 产品市场竞争 |
| 2.4.1 产品市场竞争的内涵及测量 |
| 2.4.2 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社会资本、分析师关注与开放式创新关系的影响研究 |
| 2.4.3 研究评述 |
| 2.5 总体评述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社会资本理论 |
| 3.1.2 资源基础理论 |
| 3.2 理论框架 |
| 3.2.1 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 |
| 3.2.2 分析师关注对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
| 3.2.3 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数量 |
| 3.3.2 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质量 |
| 3.3.3 分析师关注、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数量 |
| 3.3.4 分析师关注、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质量 |
| 3.3.5 产品市场竞争、分析师关注、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数量 |
| 3.3.6 产品市场竞争、分析师关注、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质量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4.2 变量测量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调节变量 |
| 4.2.4 分组变量 |
| 4.2.5 控制变量 |
| 4.3 实证模型设计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2 假设检验 |
| 5.2.1 公司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数量的影响 |
| 5.2.2 公司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质量的影响 |
| 5.2.3 分析师关注对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数量关系的调节作用 |
| 5.2.4 分析师关注对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质量关系的调节作用 |
| 5.2.5 产品市场竞争对分析师关注、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数量关系的影响 |
| 5.2.6 产品市场竞争对分析师关注、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质量关系的影响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Tobit回归 |
| 5.3.2 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
| 5.3.3 内生性分析-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检验(PSM+DID) |
| 5.4 机制分析 |
| 5.4.1 公司社会资本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4.2 公司社会资本对研发投入资本转化效率的影响 |
| 5.5 进一步研究 |
| 5.5.1 基于供应商角度的商业社会资本的影响 |
| 5.5.2 公司产权性质的影响 |
| 5.5.3 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社会资本与开放式创新关系的直接影响 |
| 5.5.4 开放式创新的绩效 |
| 5.6 研究结果汇总 |
| 第6章 研究结论和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建议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1.2.1 关于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经营行为的研究 |
| 1.2.2 关于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中国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的现实考察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贸易保护阶段(1949—1977年) |
| 2.2 改革开放初期的贸易开放阶段(1978—2001年) |
| 2.2.1 以“奖出限入”为主要特征的对外贸易政策 |
| 2.2.2 对外贸易和专利产出稳步增长 |
| 2.3 加入WTO后的贸易自由化阶段(2002—2007年) |
| 2.3.1 积极适应WTO框架的对外贸易政策 |
| 2.3.2 对外贸易和技术创新规模迅速扩大 |
| 2.3.3 对外贸易和创新产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
| 2.4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贸易平衡和优化阶段(2008年至今) |
| 2.4.1 不断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对外贸易政策 |
| 2.4.2 对外贸易和技术创新规模持续扩大 |
| 2.4.3 对外贸易和技术创新行业间发展不平衡 |
| 2.4.4 专利质量有待提升 |
| 2.5 中国贸易开放及技术创新的关系初探 |
| 3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分析框架 |
| 3.1 进口竞争加剧与企业创新 |
| 3.1.1 熊彼特效应 |
| 3.1.2 逃离竞争效应 |
| 3.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创新 |
| 3.2.1 技术溢出效应 |
| 3.2.2 技术互补效应 |
| 3.2.3 研发激励效应 |
| 3.3 出口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创新 |
| 3.3.1 市场规模扩大效应 |
| 3.3.2 出口学习效应 |
| 3.3.3 出口竞争效应 |
| 3.4 小结 |
| 4 进口竞争加剧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经验识别方法及模型设定 |
| 4.2.1 准自然实验环境 |
| 4.2.2 模型设定 |
| 4.2.3 变量选择 |
| 4.2.4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4.3.1 平行趋势假定检验 |
| 4.3.2 基准回归结果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企业异质性分析 |
| 4.4.1 不同生产率水平 |
| 4.4.2 不同补贴收入 |
| 4.4.3 不同贸易方式 |
| 4.4.4 不同地理位置 |
| 4.5 进口竞争与企业创新规模: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择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3.2 进口中间品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3.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5.4 企业异质性分析 |
| 5.4.1 区分不同中间品类别 |
| 5.4.2 区分企业贸易方式 |
| 5.4.3 区分企业所处地理位置 |
| 5.4.4 区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 |
| 5.5 进一步的拓展分析 |
| 5.5.1 进口中间品与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 |
| 5.5.2 进口中间品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出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6.1 引言 |
| 6.2 出口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出口 |
| 6.2.1 模型设定、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出口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OLS估计 |
| 6.3.1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 6.3.2 特征事实 |
| 6.3.3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4 出口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PSM-DID法估计 |
| 6.4.1 经验研究策略 |
| 6.4.2 数据来源 |
| 6.4.3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4.4 异质性分析 |
| 6.5 进一步的扩展:出口前研发的影响 |
| 6.5.1 出口前是否研发对出口创新效应的影响 |
| 6.5.2 出口前研发持续时长对出口创新效应的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进口竞争加剧促使高生产率企业创新规模扩大和创新质量提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 7.1.2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积极促进作用 |
| 7.1.3 出口促进企业创新规模扩大,推动高技术行业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
| 7.1.4 企业自主研发放大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和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 |
| 1.2.2 知识互动与知识互动能力 |
| 1.2.3 企业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研究的基本问题 |
| 1.3.2 研究问题的分解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论文框架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绩效相关理论 |
| 2.1.1 创新概念的提出 |
| 2.1.2 创新范式及创新演变过程 |
| 2.1.3 创新绩效 |
| 2.1.4 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1.5 创新绩效相关研究评述 |
| 2.2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理论 |
| 2.2.1 开放式创新 |
| 2.2.2 创新生态系统 |
| 2.2.3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 |
| 2.2.4 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 |
| 2.2.5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研究评述 |
| 2.3 知识互动能力相关理论 |
| 2.3.1 知识管理相关理论 |
| 2.3.2 知识互动模型 |
| 2.3.3 动态能力理论 |
| 2.3.4 协同创新理论 |
| 2.3.5 知识互动能力相关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企业知识互动模型 |
| 3.1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的动因 |
| 3.1.1 外部动因 |
| 3.1.2 内部动因 |
| 3.2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企业知识互动 |
| 3.2.1 知识互动网络的形成 |
| 3.2.2 知识互动的相关特征 |
| 3.3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模型 |
| 3.3.1 知识互动过程 |
| 3.3.2 网络嵌入 |
| 3.4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知识互动能力构成要素 |
| 3.4.1 知识搜寻匹配能力 |
| 3.4.2 知识获取能力 |
| 3.4.3 知识吸收能力 |
| 3.4.4 知识发送能力 |
| 3.4.5 知识共享能力 |
| 3.4.6 知识应用能力 |
| 3.4.7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
| 3.5 本章小结 |
| 4 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 |
| 4.2 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1 知识搜寻匹配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2 知识获取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3 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4 知识发送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5 知识共享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6 知识应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7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3 知识互动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影响 |
| 4.3.1 知识搜寻匹配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影响 |
| 4.3.2 知识获取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影响 |
| 4.3.3 知识吸收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影响 |
| 4.3.4 知识发送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影响 |
| 4.3.5 知识共享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影响 |
| 4.3.6 知识应用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影响 |
| 4.3.7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影响 |
| 4.4 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4.1 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4.2 结构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5 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中介作用 |
| 4.5.1 知识搜寻匹配能力、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5.2 知识获取能力、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5.3 知识吸收能力、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5.4 知识发送能力、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5.5 知识共享能力、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5.6 知识应用能力、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5.7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6 本章小结 |
| 5 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变量测量的量表设计 |
| 5.1.1 因变量 |
| 5.1.2 自变量 |
| 5.1.3 中间变量 |
| 5.1.4 控制变量 |
| 5.2 问卷设计、发放与回收 |
| 5.2.1 问卷设计 |
| 5.2.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5.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1 被访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
| 5.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4 样本信度及效度检验 |
| 5.4.1 信度检验 |
| 5.4.2 效度检验 |
| 5.5 相关分析 |
| 5.5.1 知识互动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分析 |
| 5.5.2 知识互动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相关分析 |
| 5.5.3 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分析 |
| 5.5.4 相关分析总结 |
| 5.6 回归分析 |
| 5.6.1 知识互动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 |
| 5.6.2 知识互动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的回归分析 |
| 5.6.3 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 |
| 5.7 中介效应检验 |
| 5.8 本章小结 |
| 6 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
| 6.1 系统的动力学模型 |
| 6.1.1 系统变量的确定 |
| 6.1.2 系统的因果关系分析 |
| 6.1.3 系统流图 |
| 6.1.4 系统主要方程的建立 |
| 6.2 系统模型的仿真 |
| 6.2.1 模型仿真初值的设置 |
| 6.2.2 模型仿真的结果 |
| 6.2.3 系统主导反馈结构分析 |
| 6.2.4 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系统基模 |
| 6.3 灵敏度分析 |
| 6.3.1 参数灵敏度分析 |
| 6.3.2 管理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 |
| 7.1.2 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7.1.3 创新生态环境和开放式创新生态战略的影响作用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面向企业的建议 |
| 7.2.2 面向政府的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展望 |
| 8.1 本研究创新点 |
| 8.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组织搜寻理论 |
| 2.1.2 企业能力理论 |
| 2.1.3 知识管理理论 |
| 2.1.4 创新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 |
| 2.2.2 跨界搜寻相关研究 |
| 2.2.3 大数据能力相关研究 |
| 2.2.4 知识创造相关研究 |
| 2.2.5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模型构建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平台企业 |
| 3.1.2 跨界搜寻 |
| 3.1.3 大数据能力 |
| 3.1.4 知识创造 |
| 3.1.5 商业模式创新 |
| 3.1.6 环境不确定性 |
| 3.2 概念模型提出 |
| 3.2.1 变量间关系梳理 |
| 3.2.2 概念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 4.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1 跨界搜寻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2 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3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交互作用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 |
| 4.2.1 跨界搜寻与知识创造 |
| 4.2.2 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 |
| 4.2.3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交互作用与知识创造 |
| 4.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 |
| 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5.1.2 问卷设计的过程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跨界搜寻的测量 |
| 5.2.2 大数据能力的测量 |
| 5.2.3 知识创造的测量 |
| 5.2.4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 |
| 5.2.5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 5.2.6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
| 5.3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4 样本与数据收集 |
| 5.4.1 样本选取 |
| 5.4.2 数据收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2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6.3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3.1 信度分析 |
| 6.3.2 效度分析 |
| 6.4 假设检验 |
| 6.4.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检验 |
| 6.4.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关系检验 |
| 6.4.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检验 |
| 6.4.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5.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讨论 |
| 6.5.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的关系讨论 |
| 6.5.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讨论 |
| 6.5.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讨论 |
| 6.5.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管理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知识创造、环境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创新的调研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7）经济开放背景下企业创新模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高技术企业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创新模式研究 |
| 2.1.1 国外关于创新模式研究 |
| 2.1.2 国内关于创新模式研究 |
| 2.2 国内外关于经济开放度研究 |
| 2.2.1 国外关于经济开放度研究 |
| 2.2.2 国内关于经济开放度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现状分析 |
| 3.1 创新产出情况 |
| 3.1.1 创新产出总体情况 |
| 3.1.2 地域差异:中西部占比上升,增速趋于稳定 |
| 3.2 内源性技术创新 |
| 3.2.1 总体情况:占比稳定,增速放缓 |
| 3.2.2 地域差异:东部主导,资金向中西部倾斜 |
| 3.3 外源性技术获取情况 |
| 3.3.1 总体情况:国外引进趋于平稳,国内购买占比不断提升 |
| 3.3.2 地域差异:东部主导,中西部技术市场活跃度提升 |
| 3.4 经济开放度现状 |
| 3.4.1 总体情况:出口大于进口,实际FDI占比较小 |
| 3.4.2 经济开放度区域异质性:东部贸易开放度降幅明显,中西部略有上升 |
| 4 理论分析 |
| 4.1 内源性技术创新 |
| 4.1.1 内源性技术创新概念 |
| 4.1.2 内源性技术创新影响机理 |
| 4.2 外源性技术获取 |
| 4.2.1 外源性技术获取概念 |
| 4.2.2 技术引进相关理论 |
| 4.3 经济开放度调节效应理论分析 |
| 4.3.1 FDI开放度调节效应 |
| 4.3.2 出口贸易开放度调节效应 |
| 4.3.3 进口贸易开放度调节效应 |
| 4.4 小结 |
| 5 实证部分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回归结果 |
| 5.3.1 描述性分析 |
| 5.3.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3 回归结果分析 |
| 5.4 回归检验 |
| 5.4.1 稳健性检验 |
| 5.4.2 异质性检验 |
| 6 总结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企业 |
| 6.2.2 政府 |
| 6.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8）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扎根理论研究法 |
| 1.4.3 问卷调查法 |
| 1.4.4 数理统计分析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起源及其内涵的研究 |
| 2.1.2 全球价值链驱动力的研究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的研究 |
| 2.2 关于国际市场势力相关概念的研究 |
| 2.2.1 国际市场势力的内涵 |
| 2.2.2 国际市场势力与垄断势力的关系 |
| 2.3 关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 关于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实证的研究 |
| 2.5 对现有研究的简评及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
| 3.1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 |
| 3.1.1 访谈提纲的设计 |
| 3.1.2 访谈对象的选择 |
| 3.1.3 访谈的实施 |
| 3.2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式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3 扎根理论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1 相关变量内涵及变量维度 |
| 4.1.1 国际市场势力的维度 |
| 4.1.2 技术创新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 4.1.3 渠道控制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 4.1.4 网络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 4.1.5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维度 |
| 4.1.6 环境动态性的内涵和维度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 4.2.2 渠道控制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 4.2.3 网络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 4.2.4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中介作用 |
| 4.2.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4.3 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和数据采集 |
| 5.1 问卷设计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国际市场势力的测量 |
| 5.2.2 技术创新能力的测量 |
| 5.2.3 渠道控制能力的测量 |
| 5.2.4 网络能力的测量 |
| 5.2.5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量 |
| 5.2.6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5.3 问卷预调研 |
| 5.3.1 预调研数据的采集 |
| 5.3.2 预调研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方法及问卷修正方法 |
| 5.3.3 预调研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及问卷修正 |
| 5.4 正式调研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5.4.1 正式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分析 |
| 5.4.2 正式问卷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假设检验与结果 |
| 6.1 数据质量分析 |
| 6.1.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1.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
| 6.3 假设检验 |
| 6.3.1 直接作用检验 |
| 6.3.2 中介作用检验 |
| 6.3.3 调节作用检验 |
| 6.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2.1 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
| 7.2.2 加强企业渠道控制能力的建设 |
| 7.2.3 重视企业网络能力的培育 |
| 7.2.4 推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 |
| 7.2.5 建立企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变化监测机制 |
| 7.3 研究局限 |
| 7.3.1 样本数据采集的局限性 |
| 7.3.2 相关研究内容的局限性 |
| 7.4 研究展望 |
| 7.4.1 进一步完善数据采集工作 |
| 7.4.2 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相关研究内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预调研问卷 |
| 附录3:正式调研问卷 |
| 致谢 |
（9）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2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对区域创新的理论分析 |
| 2.1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分析 |
| 2.1.1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概念 |
| 2.1.2 地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形式 |
| 2.1.3 税收竞争分类 |
| 2.2 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
| 2.2.1 税收竞争对技术创新研发支出的作用机理 |
| 2.2.2 税收竞争对技术创新溢出的外部性作用机理 |
| 第3章 区域创新能力的现状分析 |
| 3.1 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况 |
| 3.2 我国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
| 3.2.1 基于产出视角下的我国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 3.2.2 基于产出视角下的区域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 3.2.3 基于投入视角下的我国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 3.2.4 基于投入视角下的我国区域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 第4章 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推导 |
| 4.1 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 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的理论推导与假设 |
| 第5章 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 |
| 5.2 基于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的地方税收竞争模型建立与测算 |
| 5.2.1 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测算 |
| 5.3 地方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取 |
| 5.3.3 基准模型设立 |
| 5.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地方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
| 5.4.1 门槛模型的设定 |
| 5.4.2 门槛效应检验 |
| 5.4.3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5.4.4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稳健性检验 |
| 5.5 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 |
| 5.6 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分析 |
| 5.6.1 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理论和模型建立 |
| 5.6.2 空间权重构建 |
| 5.6.3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6.4 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6.5 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6.6 空间计量的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制定科学的财税利益协调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6.2.2 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收竞争,强化税收服务竞争意识 |
| 6.2.3 规范政府税收竞争行为,引入非税收歧视竞争原则 |
| 6.2.4 加强税收法治建设,均衡税收优惠政策 |
| 6.2.5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行创新合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开放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司社会资本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研究[D]. 王馨竹. 吉林大学, 2021
- [2]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巫雪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 [3]企业知识互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D]. 石海鹏.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 [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5]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D]. 唐彬. 吉林大学, 2021(01)
- [6]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7]经济开放背景下企业创新模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高技术企业的研究[D]. 倪增兵. 浙江大学, 2021(09)
- [8]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D]. 刘志虹.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9]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10]税收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朱名辉. 上海海关学院,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