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镇农机站归口管理后应尽快理顺财务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刘洪瑞[1](2020)在《西南民族地区市场监管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及对策研究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文中认为
梁永成[2](2018)在《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文中提出本文以一个华南县级区为研究单位,以该区党政机关和行业的纠风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和理解基层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逻辑,并探讨基层执纪执法活动中的党政关系互动及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纠风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工作,曾是反腐败的三项工作之一。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是“一元双塔”党政体制互动并不断回应实践需求的产物。纠风是革命政党“党治”手段和现代行政监察手段的糅合,具有鲜明的政党意识形态特征。它借助纠风办独特的组织架构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不正之风”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和治理。这种实践为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良性秩序的维持奠定了必要的权威、资源和秩序基础,由此而形塑了基层法治运行(特别是执法活动)的“法纪整合”的特点。纠风工作近三十年的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的“党治”向推行“法治”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监督的机制不断被消解,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催发下蓬勃发展,而新兴的法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介入和应对,由此而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种不正之风四处蔓延。在这种环境下,法治建设面临着失序失控的危险。换而言之,在这种不正之风气中建设法治,面临着权威、组织和资源的困境,需要一种主导力量进行全面的整合。这项工作主要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自身两个“科层体系”(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的科层体系)的组织、权威等资源完成整合。纠风就是这种整合实践中的一项,具有鲜明“法纪”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纠风的工作机制,将这种法纪手段在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科层体系中传导,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而完成对基层权力腐化分裂、合法性弱化、秩序混乱的治理;同时,将党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职业伦理教育、基层干部教育管理、法律意识的培养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对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整合,确保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总体可控。2014年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之后,纠风工作从反腐败重点工作演变为一般性工作,纠风也由先前对治理全面介入转变为逐渐退出,纠风的“萎缩”意味着国家监察权力的上收,监察工作朝着更加技术化的方向发展。纠风工作的扩张和收缩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治理方式的转型,是党政关系日益融合的框架下更加强调技术治理的结果,纠风的困境也源于此。本文最终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糖区的党政机关和行业部门呈现出来的既不是“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下的革命共同体的秩序,也不是严格法律维持的现代法治秩序,而是在法纪整合框架下融合乡土性、现代性的治理秩序。第二,在纠风的实践中,纠风实际是一种新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权力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克服了行政监察“悬浮化”和党的纪律全面控制所面临的法治张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基础秩序整合作用。第三,当前纠风工作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兴起意味着规则治理、技术治理越来越成为主导,在治理话语上,纠风背后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步被法治的话语所掩盖,由此形成了一个纪律不断弱化、强制权力不断强化的法治秩序。
郑晓姣[3](2015)在《隆回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探讨》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当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积极探索新时期隆回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适应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发展的需要。本研究采取进行专题调研、召开座谈会和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了相关部门的意见,走访调查了农业企业、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等,分析了全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①隆回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设置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年龄结构老化,且已出现断层现象,第一学历是农学专业的30岁以下的人员无;学历结构不合理,全日制本科占1.7%、大专1.4%、中专学历36.9%;农学类专业人员多达62%,其它专业人员10%以下,甚至个别专业缺人。②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对乡镇农技推广管理机构的管理只是业务上的指导,行政上属于乡政府管理;人才交流不活;人才引进困难。③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收入水平偏低,队伍人心不稳;工资收入偏低,维持生计艰难;经费保障困难,新技术推广资金贫乏;政策保障滞后,相关待遇落实难;法律保障乏力,合法权益被侵犯。针对隆回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建议,①从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方面提出了要强化县级农技推广中心建设,加强区域和乡、镇农技推广站建设;加快农村合作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步伐;大力培育农业科技示范户的建议。②创新农技推广运行机制方面提出了创新考评机制;创新推广方式;改革分配制度的建议。③加强农技推广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稳定农技推广队伍,不断引进人才,培养后备力量的建议;提升服务能力,加强服务条件建设,提升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素质的建议。④强化保障机制方面提出了政策保障上对现有专业技术人员要建立激励机制,对新引进人才要建立人才引进基金;经费保障上要保证必要农业技术推广必要的试验示范培训等经费。
卢芳亮[4](2015)在《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信息化的同步发展,做好了农业信息产业,现代农业发展将会事半功倍。充分利用好当前丰富多元的信息手段,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信息联通方式搭建农业信息交互平台,真正将我国农业产业做大做强。近些年来,我国不断重视加强对农业信息化产业发展的规划建设力度,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将农业科技信息技术发展作为重要章节予以阐述。我省作为农业大省,具有发展农业信息化产业的先天优势,岳阳市自古为鱼米之乡,更是我省农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环节。本文以岳阳市为切入点,对农业信息化进行研究。作者经过实践调查,了解到岳阳市在网站建设、业务平台搭建、信息技术应用、市场培养、业务教育、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农业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以说岳阳市在农业信息化建设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从建设、应用到管理的系统,但是岳阳市在顶层设计、软实力建设、市场活力、资源整合、信息观念、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也还相应的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内外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从深化改革、政府主导、资源整合、大型农业网络体系建设、基础设施等措施着手制定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对策。
江国才[5](2014)在《提高农民满意度视角的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不断深入,如何提高农民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课题。农民满意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相关研究发现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效率和效果、公共服务质量、社会公平性、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状况、农村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惠农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农民的民主权利行使情况等因素都是影响农民满意度的关键与重点所在。农村政府直接服务于农民,接受委托对农村、农民和农业进行管理,其管理效果必然会影响上述因素从而影响农民满意度。对农村政府的管理效果进行评价和监督,发现管理问题或者隐患并提出改进建议正是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主要职能之一。农村政府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管理者承担的是公共受托管理责任,其公共受托管理责任履行情况如何,仅凭财务报表审计显然是不够的。传统的财务报表审计可以对农村政府工作进行评价,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传统的财务报表审计重点关注的是财务信息是否按规定的会计准则和适用的财务制度进行编制,以及是否客观公允地反应政府财务收支和财政收支活动,对农村政府的管理效果、管理效率评价不足,对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公平性、效益性、效率性、环境性、可持续发展性等诸多重要因素没有进行全面评价,而这些正是管理审计的主要功能。传统的财务报表审计是事后审计,只能起到事后评价的作用,而管理审计将审计的监督时间提前至事前,并贯通事中和事后,这样就可以起到事前规划、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的作用。传统的财务报表审计主要依赖于外部审计,而管理审计在依赖外部审计的同时强调内部审计,这样就有助于农村政府及时发现问题,改进管理方法,达成管理目标。传统的财务报表审计也要关注内部控制制度,但是只关注与财务报表相关部分,并且就算对财务报表相关部分也不进行评价,而管理审计要对全部内部控制进行评价。传统的财务报表审计存在的这些局限可以通过管理审计进行有效弥补,加强对农村政府的管理审计,可以帮助其改善管理,从而提高农民满意度。因此,从提高农民满意度的视角研究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调查了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需求状况,发现农村政府确实需要管理审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证实了加强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对提高农民满意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体系,对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计原则、审计路径和方法等内容进行探索性分析。并提出了推进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是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第2章对管理审计和农民满意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第3章分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满意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并界定了本文使用的几个核心概念,包括农村、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等。第4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需求进行了分析。在理论部分,首先分析了农村政府当前的管理审计现状,调查发现目前的农村政府以管理审计为名进行审计的情况比较少见,一些相关领域以其他审计的方式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履行着管理审计的部分职能,但当前的各种审计不能有效涵盖对农村政府整个管理过程的评价和监督。由于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审计体系,又缺乏管理审计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当前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管理审计环境薄弱,审计主体也比较混乱,对管理审计客体缺乏统一认识,管理审计方法和管理审计标准缺失等。然后分析了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和农村政府管理之间的互动作用。农村政府受托公共管理责任是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切入点,一方面,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可以促进农村政府改善管理,更好地履行其受托公共管理责任。另一方面,农村政府良好的管理也可以促进管理审计的开展。在实证部分,采用问卷方式对农村政府管理审计需求进行调查,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二十三个与农村政府管理审计需求有关的问题,运用统计软件分析发现,农村政府的确迫切需要实行和加强管理审计。第5章分析了农民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二十个主要因素作为观测变量对农民满意度进行了调查,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三个主因子,即“农民对农村公共投资与服务的满意程度”、“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满意程度”和“农民对乡(镇)基层领导干部的满意程度”。在第6章的分析中以此三个主因子作为二级潜变量。第6章对农村政府管理审计是否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由于“农民满意度”和“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不能直接测量,所以把这两个变量作为一级潜变量。本文用第5章分析得出的三个主因子作为“农民满意度”的二级潜变量,对应设置十个观测变量进行观测。同时将“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一级潜变量细分成了“乡(镇)政府内部控制审计和内部财务报表审计”、“乡(镇)政府财务信息审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和“公共投资及其他专项审计”四个二级潜变量,因为目前对农村政府开展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审计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履行着部分管理审计职能,对于四个二级潜变量,设计了二十六个观测变量进行观测。在整理调查数据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在统计上显着地验证了“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对农民满意度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假设。第7章对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体系进行了构建。农村政府管理审计是对农村政府受托公共管理责任的审计。本文从提高农民满意度视角,结合农村政府实际工作,对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体系进行了构建。对于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主体,本文研究认为,不能如传统观念那样将管理审计囿于内部审计范畴,管理审计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主要包括内部审计主体和政府审计主体,这两种审计主体在管理审计的不同领域发挥各自对农村政府管理受托责任的审计作用。对于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客体整体上应该是农村政府的受托管理责任履行情况,具体内容本文总结为“3+1”模式,即三个“审计业务循环”加一个“领导干部归口责任评价”。三个审计业务循环分别是农村政府内部控制和财务信息审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和农村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活动审计。对不同业务循环,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标准和审计路径。第8章首先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实行和加强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政策建议,然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对提高农民满意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二,把管理审计视为内部审计是不全面的,管理审计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其审计主体应该具有多元性。第三,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客体可以归结为“3+1”模式。第四,农村政府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可以进行整合。第五,职能部门管理活动审计可以从管理决策、管理过程和管理结果三个方面开展。第六,提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模式。第七,农村政府管理审计除可以使用一般审计方法以外,还有一些特殊审计方法。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管理审计理念的措施建议,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建议,三是加强农村政府管理审计有效实施的措施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对提高农民满意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管理审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领域的定性研究,本文则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和农民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对提高农民满意度具有显着地正向促进作用。(2)本文构建了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体系。该体系包括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计原则、审计思路和审计方法等内容。特别是提出了农村政府“内外向综合型”管理审计主体模式和“3+1”管理审计客体模式,“3+1”管理审计客体模式是指三个“审计业务循环”加一个“农村政府领导干部归口管理责任评价”为内容的审计客体模式。(3)提出了农村政府内部控制和财务报表整合审计思路,重点分析了二者进行整合审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设计了整合审计流程,研究了整合审计的实施方案,并从“内外向综合型”管理审计的角度建立了一套审计报告体系。审计报告可以合并出具,也可以分别出具。如果合并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内部审计机构对内合并报告整合审计结果;二是内部审计机构对外合并报告整合审计结果;三是外部审计机构对外合并报告整合审计结果。如果分别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包括五种类型:一是内部审计机构对内报告财务报表审计结果;二是内部审计机构对内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结果;三是内部审计机构对外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结果;四是外部审计机构对外报告财务报表审计结果;五是外部审计机构对外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结果。(4)对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整合审计的审计依据进行了探索研究,提出不同审计主体分别针对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时的主要依据,并提出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议。本文建议出台相关审计指引等作为审计依据,这些审计依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议出台农村政府内部审计准则(指引),用以指导农村政府内部审计部门对财务报表开展内部审计并对内报告;二是建议出台农村政府内部控制规范和农村政府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用以指导农村政府内部审计部门评价农村政府内部控制有效性并对内报告;三是建议出台农村政府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用以指导农村政府内部审计部门评价农村政府内部控制有效性并对外报告;四是建议出台农村政府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用以指导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部门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对外报告。
杨利平[6](2013)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为例》文中提出乡镇政府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在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根基所在,其职能的有效发挥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民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稳定。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乡镇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解决目前职能上存在的问题,增强为民服务的效能。要充分考虑到我国乡镇政府的特殊地位以及我国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国情,努力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乡镇政府职能定位。本文以内蒙古西部地区农业旗县——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乡镇为例,指出乡镇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步伐,要突出强化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职能,相对弱化直接参与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在乡镇政府职能科学定位和转变过程中要坚持民主与法制原则、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则、渐进原则、同机构改革同步考虑的原则、权责一致原则、小政府大服务的原则、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的原则。在职能实现途径方面,要更新政府管理理念,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顺乡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壮大公共财政,增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队伍建设,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刘永刚[7](2010)在《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 ——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治是考察一个国家政治结构、政治生态、权利体系、政治控制较好的着眼点。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野来考量基层社会尤其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较长时段的政治变迁在学界鲜见。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滇南古镇——宝秀镇近百年的政治变迁的考察,以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场域”为分析工具,运用了个案实证研究、历史/比较研究、调查研究和统计方法等方法,全面、深入的展现了该镇政治变迁的过程、动力与特征等,总结西南民族地区基层政治发展的一般特征,并揭示基层政治发展的前景。文章的主体部分有六章构成,第一章阐述了论文使用的理论与我提出的“国家权威、社会自主、制度场域”的三维立体模式。第二章,简要的回顾了宝秀镇在传统社会从“化外之地”向“化内之地”转变的情况。基本结论是在明以后,中央政府通过卫所、屯田、儒学、移民等措施完成了对现宝秀地区的居民、文化置换,将宝秀等卫、所、屯变为中央统治边疆并传播中原文化的桥头堡。并最终成功的完成了移植中原基层政治模式的历程,也使得传统的因俗设置的传统治边政策被压缩到元江以南地区。第三章,是晚清、北洋时期在中央推行地方自治的大背景下对宝秀地区基层自治与区乡规划以及现代意义上的“选举”以及社会自主性的考察。基本结论是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国家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之中,但是在“绅权膨胀”的同时,基层社会却逐渐被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了,在地方向中央分权的同时乡土社会原有的地方自主性却由于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进行的基层建政活动而呈现出被削弱的态势。第四章,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组织法》与“新县制”下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结构、政治组织、政治文化、建政绩效与乡村实况的考察。基本观点是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与基层建政的本质是在于国家权威真正下沉到基层社会,同时在制度的创设与运作过程中,无论自治抑或建政根本的目的在于克服传统国家在创建民族国家时面临的渗透性、合法性危机。而地方精英之前与国家的合作关系随着国家与社会边界的消失而转变为一种利益上的支持与依赖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基层建政过程中真正获益的地方精英,对国家权力的占有和对地方资源的合法汲取使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乡村由精英主导的“自定规则”与官方的“公共规则”的混合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是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集体化时代基层社会与政治结构、政治文化重构的考察。这一章围绕着土地改革、基层政治权力主体置换、区乡规划、公社体制、选举、分配等展开。而所有这些则是处于国家所建立的“单轨政治”模式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双重政治创构之下,最终的结局只能是阶级的话语消解了民族的概念,阶级观念统治了边疆民族地区,而“民族”本身及其意义则处于基层政治的边缘。众多的有国家主导的动员卷入式政治参与的目标并非扩大民主,而在于发展生产、控制民众。此期在大部分时间,各种政治参与具备了太多的工具性特征。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阶级”、“民族”等观念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用于论证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国家以较小的成本控制了广大的乡村社会。基层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管治与政治传播使得乡村不再具有独立的自主性,国家权威划定并领导的空间也即基层政治与乡村自主的空间。第六章,是对改革开放至今基层政治的考察,主要探讨了公社体制解体后基层政权的变动与重构、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尤其是近年来在滇南地区进行的乡镇政府、党委的民主化改革。在这一章,通过问卷的方式对宝秀镇的主体居民汉族和彝族群众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对村民自治以及乡镇民主化改革的态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本章认为这一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由之前的“完全统合”关系演变为乡镇有限主导的分立关系。作为基层政治发展手段而非目标的民主化倾向的乡镇长直选所激发出来的乡村社会的民主参政诉求更多的体现为这种发展的副产品。在基层政治发展中,除在部分干部任职与代表的民族身份外,并不能看出作为一个群体的“民族”对于基层政治发展的影响。基于以上考察,结论如下:其一,通过制度来规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与权限、重视培育社会力量构建“强政府-强社会”的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其二,长期的国家(政府)为主导的政治变革,使得国家与乡村社会控制与被控制的惯习阻碍着基层政治发展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其三,在滇南近百年的实践历程中,选举制度体现为鲜明的工具性特征;其四,民族因素虽是基层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国家(政府)依然主导着基层政治的发展;最后,从基层政治发展的历程与方向来看,法治是基层民主所缺少并最需要的制度保障。
李利平[8](2010)在《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中国的公务员数量、“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问题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推动了6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上也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难以改变公众对这一问题已经形成的某种既定看法,即历次机构改革的成效不大,主要是由于在人员精简上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科学地确定中国公务员数量的基本需要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公务员的规模配置能否满足管理基本需要的问题。通过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公务员规模总量、内部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各个国家在公务员规模总量安排方面存在某些规律性,大多数国家在通常的情况下,“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一般不低于1%,甚至在政府财力允许和具有管理服务需求的情况下超过2%、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大背景下,即使是在现阶段,将此比例定位在1%左右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中国公务员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基本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简单的“臃肿”问题,过分强调精简反而模糊了实际存在的核心问题,即公务员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和功能性难题。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政府内部普遍存在“人浮于事”和“人手不足”并存的现象,制约了政府的执行力、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下一步机构改革,应不断地调整机构编制改革的思路,将其与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对待,统筹规划改革进程,在人员问题上,用“结构调整”和“改善功能”替代“突出精简”作为主要目标,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服务型政府已经被确定为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职能开始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机构和编制改革必然要主动适应这一新要求。面对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张,服务型政府要求有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但也要切实考虑当前的各类制约条件。在短期内还是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严格控制公务员总量,争取时间解决结构性和功能性难题,不断提高政府运行质量和全面提升公务员素质,为今后的“增量改革”预留一定空间;从长期趋势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催生了大量的要求扩大公务员规模的因素,要科学地确定公务员数量配置的依据,适度地扩张,在改革中不断探索破解长期面临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与满足事业发展需要之间矛盾的具体办法,推动机构编制工作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本文共7个部分。第一章是对其他国家(地区)“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经验观察,梳理了四类国家(地区)公务员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分布的特点,并做了横向比较,试图找出在公务员配置上的一般性。第二章是在得出经验观察结论的基础上,对公务员规模表现出的长期扩张趋势进行了理论分析,试图找出导致公务员规模扩张的因素,为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公务员规模调整的方向寻找理论依据。第三章以日本作为个案,分析了日本公务员的总量和内部结构配置,验证经验观察结论和理论分析。第四章是对当前中国公务员规模总量、变化趋势和内部结构分布的分析,并且以湖北省随州市作为个案,梳理了公务员规模问题上实际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中国公务员规模的问题关键在于结构和功能的结论。第五章是对中国公务员规模影响因素的探讨,也就是探究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公务员数量的配置,本文使用实证方法对影响中国省级政区公务员规模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公务员规模配置受到了人口、政区数量、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也表明,公务员规模问题的未来调整要重点考虑这些因素。第六章在对中国公务员规模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务员规模调整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即既要考虑现实的制约性因素,更要考虑一些前瞻性的因素,坚持“适度从紧”和“适度扩张”相结合、“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相结合、“总体从紧”和“局部扩张”相结合、“数量管理”和“结构管理”相结合。第七章是中国公务员规模调整和改革的具体对策,包括主要的对策和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提供了一些具体解决公务员规模问题的办法,供相关部门决策参考。总之,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的调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准确把握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机构编制改革的逻辑关系,以更加积极、更加长远的心态来统筹规划改革,逐步实现公务员规模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目标。
王敬尧[9](2008)在《财政与庶政: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研究 ——对中部Y县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郡县治,天下安。郡县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和最重要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哪一级行政建制具有郡县这样的长期历史延续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今天,县级政府在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管理方面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县级治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的落实效果,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县制的基础是县治,县治的基础是县财。县级财政是县级政府运行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地方财政运行的晴雨表,因为县级财政是具有财政运行能力的最低政府级次,处于财政收入的最初端和财政支出的最末端,此乃县治的财政逻辑。财政压力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县级财政是影响县级治理的核心变量,研究县级治理必须关注县级财政。县级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民生财政关系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和基础。要使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就必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改革财政制度,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县级政府具有自主性,同时也嵌套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民间力量的参与和配合对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绩效具有直接影响。由于民众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县级政府不可避免地面临治理危机的考验。因此,考察县级政府的应急反应机制,是评价一个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治理能力的表现是服务能力,而服务能力以财政能力为基础,财政能力由其财政结构决定。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入手去观察分析其治理能力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理论价值。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中部地区的一个县级单位——中部Y县为个案,通过对其财政来源、支出结构、财政能力、服务能力及其管理和应急反应能力的深入考察,分析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具体而言,通过考察其财政关系及其制度变迁来分析其县级治理背景;通过其财政结构中所体现的收入能力、支出能力和财政平衡能力来了解县级政府财政能力;通过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来考察其服务能力;通过其财政支出结构及管理来考察其风险应急机制和危机管理能力,并通过这三方面来评价Y县的治理能力。文章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中部地区的县级政府治理特征。本文坚持实证政治研究方法,遵循“现象→事实→测量→操作概念→概念→理论”的研究理路,以避免“用理论套事实”的先入为主路径依赖。每一个重要概念都争取有相应的测量指标,逐层推进。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应用,是一种追求本土化研究目标的尝试。第一,本文的研究建立在长期深入调研和大量实证材料分析的基础上。由于财政本身的敏感性和“神秘性”,带来获取资料以及观察行动的艰难性。在整个研究中,作者从2001年开始直到2007年底,多次进入现场,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获得相关文本文件5717份;实施问卷调查2次,一次针对乡镇干部的关于县乡财政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1份,另一次是Y县公共服务需求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600份,其中针对农民的有效问卷2511份;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有112人次接受访谈,采访录音90万字。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与县乡村干部和农民结下了深厚情谊,为更好地理解县级政府运作提供了便利。研究县级财政的成果本不多见,对一个县级单位财政运行资料收集比较齐全、翔实的案例更是少见,这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的研究资料非常难得,对于研究县级政府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第二,本文以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及其服务能力为重点。主要以县级财政支出作为研究视角来观察Y县“养民”的情况,这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现有研究成果涉及财政问题的主要集中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村庄社区层面,近年来对乡镇财政困境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县级政府财政关注较少。即便是对县级政府研究进行专题研究的政治学论文,也大多是集中于行政体制结构与运行的描述与分析,而财政是其运作的基础与核心,其成果不多。本文从县级财政的支出入手,对特定区域——中部地区县级单位的财政支出进行深入翔实的考察,为更好地理解地方财政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对丰富的资料进行分类处理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分析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即从财政能力、服务能力和应急能力三个方面构成县级政府治理能力分析框架,这是在以往宏观层面研究成果基础上,研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尝试。因为,不同层级的政府行动将体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不可能一个框架可以套用所有的行为主体,县级政府也不例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透过公共服务的政策执行得以体现,因此,提供了研究公共服务的新的视角。第三,本文致力于地方治理的理论解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治理的互赖模型。随着社会转型,地方政府也不断转变其执政理念,关注民生成为目前和今后政策选择的重点,这表明,地方政府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管理。而应在具备相应自主性同时,关注民间社会的嵌套性,并与之合作。事实证明,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是一体两面,“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应在地方治理中体现出互赖性,培育和谐通感,产生合超效应,从而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马斌[10](2008)在《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 ——以浙江省、市、县政府间关系为研究案例》文中认为本文以地方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从分析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变迁轨迹入手,指出,中国的地方治理是一个政府权力调整与职能重新界定的过程,即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单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因此,地方治理是一种实践、一套规则体系,也是一种理念,其不仅要求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确立起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而且也应将上下级政府间关系纳入协商与合作的关系模式之中,走向府际治理。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省市县政府间纵向关系,通过分析政府间权力配置与职能履行情况,指出当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没有触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即没有调整和改革传统的权力结构,层级政府间权力配置滞后于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政府间责权利不匹配,使得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政府治理任务日益繁重和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权力结构的变迁与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省市县政府间的权力配置模式、职能定位与治理工具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省市县政府间的治理机制,指出,在省市县政府间既有财政管理、项目审批、干部管理、绩效考核、信息沟通等一整套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由于政府间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和低效率,使得政府间治理的非制度化现象十分严重。在研究案例的选择上,以浙江省、市、县三级政府间关系为主要案例,考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以及2006年,在全国率先开展的经济强县扩权改革的制度背景和运作模式,分析浙江省管县体制的经济基础、财政管理体制、“强县扩权”政策体系、省管县体制的绩效和制度条件。同时,以2006年启动的浙江义乌市扩权改革试点为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扩权过程中政府间的利益博弈、角色差异和制度效应,探讨了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制度困境,即中国现行的行政层级体制和资源配置模式已经将地级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制度化甚至法律化了,地方政府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动力不足、权限不足甚至是合法性不足的多重困境。本文认为,优化省、市、县政府间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权力在上下级政府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配置,构建多中心治理的格局,在政府间治理结构中更多地嵌入合作、沟通、协商机制,形成府际治理,改变命令—控制的单一行政模式,实现地方治理。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首先,政府间关系的重塑必须跳出行政权力在政府层级间纵向配置的传统思维,将权力配置放到政府—市场-社会的大格局中,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规约政府的治理边界,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格局,改革资源行政化的配置模式,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地方治理。其次,要在改革行政层级体制,实行市县分治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责,确立以县为主体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体系,完善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包括政府间公共服务的财权配置机制、监管机制和评价机制。最后,还应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调整省级行政建制,缩小省域行政范围;积极培育大城市,实施都市经济圈发展战略;加快乡镇体制改革,理顺县乡关系。
二、乡镇农机站归口管理后应尽快理顺财务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乡镇农机站归口管理后应尽快理顺财务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2)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中心主题 |
第二节 研究单位的界定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一、官僚制与县级权力运作研究 |
二、党政关系与县级权力监督研究 |
三、社会风气与不正之风治理的综合性研究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一、研究方法 |
二、田野工作 |
第五节 相关概念与表述结构 |
一、相关概念 |
二、表述结构 |
第一章 纠风监察工作组织机制的演变 |
第一节 纠风工作兴起的时代背景 |
第二节 作风建设与反腐败:纠风监察的开端 |
一、构建新时期行政监察“新方法” |
二、保留名义的议事协调机构 |
三、纠风办的组织架构 |
第三节 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党风整治与纠风的融合 |
一、纪检监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机构设置的形成和影响 |
二、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的形成 |
三、党风廉政建设与纠风的融合 |
第四节 纠风监察工作机制演进:“条条”与“块块”的联动 |
一、统一纠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形成 |
二、统一纠风工作机制中的条块关系 |
三、纠风目标管理责任制 |
第五节 纠风工作方法的演进:从专项治理到综合治理 |
一、从全面自查自纠到集中专项治理 |
二、纠建并举、标本兼治 |
三、注重预防、综合治理 |
小结 纠风监察体制的演变特点及基本规律 |
第二章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生成与治理 |
引言 变的干部形象 |
第一节 文本中的“行政监察” |
第二节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结构性成因 |
一、糖区党政机关的干部结构与流动 |
二、机关的“机关”:糖区机关内部运行的特点 |
三、县级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生成及表现 |
第三节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治理 |
一、党政机关作风整治的常规方式 |
二、纠风专项治理 |
第四节 党政机关监督秩序的形成 |
一、纠风工作与运动式监督常态化 |
二、党政机关纠风的功能:思想整合、行为纠偏与合法性塑造 |
小结 执法技术与执纪手段的融通 |
第三章 行业不正之风的整治及职业伦理生成 |
第一节 政府机构改革与行业管理 |
第二节 行业不正之风的特点及治理机制 |
一、行业不正之风的类型及特点 |
二、行业不正之风的常规治理机制 |
第三节 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治理的运作机制 |
一、整治前:选题和思想整合 |
二、整治中: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各自逻辑 |
第四节 纠风与行业秩序的形成 |
一、行业管理的“去伦理化” |
二、法律、民情与职业伦理 |
小结 由政治伦理通向职业伦理 |
第四章 纠风下乡:权力、技术与秩序 |
第一节 税改前后的村务监督 |
第二节 村镇纠风工作的日常形式 |
一、日常纪律检查 |
二、民生资金项目电子监控 |
三、纠风示范点建设 |
第三节 乡村纠风工作的运行策略 |
一、三河和震塘的“小村故事” |
二、纠风办案中的人情、权力和法律 |
第四节 纠风下乡与乡村权力秩序整合 |
小结 乡村权力的“再整合式监督” |
第五章 纠风监察工作方式的变迁及其困境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干部作风建设中的“群众监督” |
第二节 纠风专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一、干群关系的转变与群众参与监督的两极化 |
二、特邀监察员制度 |
三、纪检监察信访信息员制度 |
第三节 纪检监察机关“三转”和巡察工作的铺开 |
第四节 纠风工作方式的变迁与困境 |
一、教化管理与群众监督 |
二、基层纠风工作的困境 |
小结 群众监督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
结语 通过法纪的社会秩序整合 |
第一节 重新理解“法纪” |
第二节 通过法纪的社会秩序整合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隆回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研究的背景、意义及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目的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
1.2.2 国内农业推广体系建设 |
1.2.3 总结与启示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2 隆回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2.1 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设置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
2.1.1 政府所属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建设情况 |
2.1.2 非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建设情况 |
2.1.3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存在的问题 |
2.2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
2.2.1 性别结构 |
2.2.2 年龄结构 |
2.2.3 职称结构 |
2.2.4 学历结构 |
2.2.5 专业结构 |
2.2.6 人员素质 |
2.3 管理机制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
2.3.1 队伍管理体制不畅 |
2.3.2 人员交流不活 |
2.3.3 人才引进困难 |
2.4 社会保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
2.4.1 收入保障水平偏低,队伍人心不稳 |
2.4.2 经费保障困难,新技术推广资金贫乏 |
2.4.3 政策保障滞后,相关待遇落实难 |
2.4.4 法律保障乏力,合法权益被侵犯 |
3 隆回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对策 |
3.1 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
3.1.1 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总体思路 |
3.1.2 强化县级农技推广中心建设 |
3.1.3 加强区域和乡、镇农技推广站建设 |
3.1.4 加快农村合作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步伐 |
3.1.5 大力培育农业科技示范户 |
3.2 创新农技推广运行机制 |
3.2.1 创新考评机制 |
3.2.2 创新推广方式 |
3.2.3 改革分配制度 |
3.3 加强农技推广队伍建设 |
3.3.1 稳定农技推广队伍 |
3.3.2 提升服务能力 |
3.4 强化保障机制 |
3.4.1 政策保障 |
3.4.2 经费保障 |
4 结论与讨论 |
4.1 结论 |
4.2 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1.2.2 有利于推动农业电商发展 |
1.2.3 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 |
第2章 研究的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信息化 |
2.1.2 农业信息化 |
2.2 农业信息化的特征 |
2.2.1 高投入性 |
2.2.2 开放性 |
2.2.3 效益性 |
2.2.4 不均衡性 |
2.2.5 竞争性 |
2.3 农业信息化理论基础 |
2.3.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3.2 信息市场理论 |
2.3.3 需求层次理论 |
第3章 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 |
3.1 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概况 |
3.2 岳阳市农业信息化组织结构体系 |
3.3 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具体措施 |
3.3.1 平台推进农业信息化 |
3.3.2 教育普及农业信息化 |
3.3.3 市场孕育农业信息化 |
3.3.4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农业信息化 |
3.4 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典型案例 |
3.4.1 屈原管理区 |
第4章 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
4.1 政府主导支持力度不够 |
4.1.1 岳阳市农业产业顶层规划设计不足 |
4.1.2 各地农业信息化经费保障欠缺 |
4.1.3 政府监管力度不足,市场次序欠规范 |
4.1.4 理念有待提高,产业宣传不足 |
4.2 市场缺乏活力,农业信息化产业发展缓慢 |
4.2.1 本地企业实力不强 |
4.2.2 企业合力不足,市场有待扩展 |
4.3 农户观念滞后,从业人员素质低 |
4.3.1 人才缺失,信息员队伍结构不优 |
4.3.2 农民信息化观念淡漠,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
4.4 网站信息资源实用性不强,整合度不够 |
4.5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区域差异明显 |
4.6 大型农业信息系统建设乏力 |
第5章 国内外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5.1 国外农业信息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
5.1.1 美国 |
5.1.2 德国 |
5.1.3 法国 |
5.1.4 日本 |
5.2 国内其他地区农业信息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
5.2.1 河南省安阳市 |
5.2.2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 |
5.3 国内外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启示 |
第6章 加快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6.1 以政府为主导支持农业信息化稳步发展 |
6.1.1 深化改革,总览布局 |
6.1.2 保证经费,稳步推进项目 |
6.1.3 建章立制,加强行业监管 |
6.2 产业扶持,激活市场活力 |
6.3 加强宣传力度,提升从业人员及农户素质 |
6.3.1 保障人才培养,优化农业系统信息队伍结构 |
6.3.2 抓好宣传培训,向广大农户推广信息理念 |
6.4 整合信息资源,实现信息互通 |
6.5 大力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
6.6 开发建设大型农用信息化系统 |
6.6.1 大力推进农业物联网建设示范区 |
6.6.2 开发建设农业电商物流配送体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5)提高农民满意度视角的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4 本文创新点 |
2. 管理审计与农民满意度相关文献回顾 |
2.1 管理审计相关文献回顾 |
2.1.1 内部审计文献回顾 |
2.1.2 管理审计文献回顾 |
2.1.3 政府管理审计文献回顾 |
2.2 农民满意度相关文献回顾 |
2.2.1 顾客满意度文献回顾 |
2.2.2 公众满意度文献回顾 |
2.2.3 农民满意度文献回顾 |
2.3 文献述评 |
3.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3.1 理论基础 |
3.1.1 满意度理论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3.1.3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3.2 本文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
3.2.1 农村与农村政府的概念范畴界定 |
3.2.2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概念界定 |
3.3 本章小结 |
4.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需求分析 |
4.1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需求的理论分析 |
4.1.1 当前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现状 |
4.1.2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农村政府管理和农民满意度的互动作用 |
4.2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需求的实证分析 |
4.2.1 问卷设计 |
4.2.2 问卷发放与样本选择 |
4.2.3 问卷回收情况 |
4.2.4 样本结构分析 |
4.2.5 问卷信度分析 |
4.2.6 单因素方差分析 |
4.2.7 调查项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农民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5.1. 农民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5.2 农民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5.2.1 调查问卷 |
5.2.2 研究方法 |
5.2.3 变量选择 |
5.2.4 数据来源 |
5.2.5 样本结构分析 |
5.2.6 因子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对农民满意度的促进作用研究 |
6.1 理论分析 |
6.2 实证研究 |
6.2.1 实证研究思路 |
6.2.2 结构方程模型简介 |
6.2.3 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的理由 |
6.2.4 结构方程模型理论中路径图的图标规则 |
6.2.5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指标的选择 |
6.2.6 理论模型与假设研究 |
6.2.7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
6.2.8 数据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体系构建 |
7.1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内涵 |
7.2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体系的主要内容 |
7.3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主体 |
7.4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客体 |
7.5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原则 |
7.6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的思路 |
7.6.1 农村政府内外型管理审计框架 |
7.6.2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业务循环一:内部控制与财务报表整合审计 |
7.6.3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业务循环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 |
7.6.4 农村政府管理审计业务循环三:职能部门管理活动审计 |
7.6.5 农村干部管理责任归口评价 |
7.7 管理审计方法 |
7.8 本章小结 |
8. 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8.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强化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理念的措施建议 |
8.2.2 建立健全农村政府管理审计法律法规的建议 |
8.2.3 加强农村政府管理审计有效实施的措施建议 |
8.3 本文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8.3.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8.3.2 未来的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农村政府管理审计需求分析调查问卷 |
附录2:农民满意度的调查问卷 |
附录3:农村政府管理审计对农民满意度的促进关系分析调查问卷 |
附录4:农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测量指标不同数量下的因子分析结果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6)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综述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四) 创新与不足 |
1.可能的创新 |
2.存在的不足 |
一、我国乡镇政府演变和职能特征 |
(一) 我国乡镇及其职能演变 |
1.计划经济时期乡镇政府职能 |
2.市场经济时期的乡镇政府职能 |
(二) 乡镇政府的职能特征 |
二、土默特右旗概况和乡镇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
(一) 土默特右旗基本情况 |
1.自然条件 |
2.历史沿革 |
3.政权沿革 |
4.乡镇机构设置、编制、人员情况 |
5.土默特右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乡镇职能转变提出了新要求 |
(二) 土默特右旗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 |
1.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财政压力大 |
2.考核政绩指标体系不够合理,乡镇政府面临双重压力 |
3.旗乡关系不协调、权责不对等,乡镇地位低 |
4.乡镇政府职能存在“三位”(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
5.乡镇干部素质不高、待遇较低 |
6.乡镇领导体制不合理 |
(三) 土默特右旗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1.体制原因 |
2.观念原因 |
3.群众原因 |
三、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对策建议 |
(一)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目标 |
(二) 乡镇政府的职能范围 |
(三)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1.民主与法制原则 |
2.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则 |
3.渐进原则 |
4.同机构改革同步考虑的原则 |
5.权责一致,明确乡镇权责利原则 |
6.小政府大服务的原则 |
7.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的原则 |
(四)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途径 |
1.更新政府管理理念,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 |
2.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顺乡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
3.壮大公共财政,增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 |
4.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5.加强队伍建设,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 ——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相关研究与文献回顾 |
三、研究框架、路径方法与思路 |
四、研究样本和资料 |
第一章 国家、社会与制度研究的基本理论 |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发展 |
(一) "国家"、"社会"及其关系 |
(二)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简要回顾 |
二、"制度"链结起来的国家与社会 |
三、历史制度主义政治学与国家、社会研究 |
(一)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概要 |
(二) 历史制度主义及其范式 |
四、基层政治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 |
(一) 基层政治 |
(二) 权威、自主与制度 |
第二章 "化外"到"化内"的滇南社会 |
一、"化外之地"的乡土传统 |
二、土流兼治的地方社会 |
三、卫所嵌入与社会控制 |
四、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底层社会变动 |
五、文化、场域与乡村控制 |
小结 |
第三章 晚清、北洋时期地方自治下的基层政治变动 |
一、滇南巨变与清末新政下的地方自治 |
(一) 蒙自开关与滇南巨变 |
(二) 地方自治及其清政府的制度设计 |
(三) 滇南地方自治之实况 |
二、民国初年滇南自治与区乡规划、选举初试 |
(一) 民国初年的自治因循 |
(二) 选举政治背后的乡村变动 |
三、县自治下的区乡组织与县议会选举 |
(一) 区乡区划及其组织 |
(二) 县议会选举及简评 |
四、大变迁下的乡村与社会自主 |
(一) 现代取向的乡村教育 |
(二) 个碧石铁路的集资修筑与民营 |
(三) 乡土社会的诸种团体与组织 |
(四) 大革命时期中共以宝秀为中心的革命活动 |
小结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秩序 |
一、地方自治下的县、区、乡建政 |
(一) 《县组织法》对基层建政的规划 |
(二) 基层建政之实绩 |
二、保甲重建与乡村改造 |
(一) 由"团甲"到"保甲" |
(二) 流于形式的乡村改造 |
三、新县制下的乡镇行政化 |
(一) 新县制与撤区扩乡 |
(二) 地方行政人员训练 |
(三) 乡镇行政的巩固 |
四、基层政权"内卷化"下的政治参与和博弈 |
(一) 选举政治的众生相 |
(二) 基层民意组织之实况 |
(三) 乡镇长之劣迹与乡民控告 |
五、乡村境遇与基层失序 |
(一) 土地、赋税与兵役 |
(二) 绵延的匪患与持续的乡镇长退职 |
小结 |
第五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乡村重塑 |
一、基层行政重构、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 |
(一) 建政与土改并举的乡村重构 |
(二)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 |
二、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的人民公社体制 |
(一) "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及其运作 |
(二) 公社制度下的社队分权与党一元化领导体制 |
(三)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及基层干部的评价 |
三、人民民主专政下的乡村选举政治 |
(一)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 |
(二) 基层政治过程中的选举状况 |
四、阶级、民族与"集权动员卷入式"政治参与 |
(一) 国家权力进入乡村时"阶级"、"民族"概念的运用 |
(二) "阶级"话语下的集权动员卷入式参与和"民族"的边缘化 |
五、统购统销体制下的征粮、纳税与分配制度 |
(一) 建国初期的征粮与统购政策的确立 |
(二) 国家主导的物资供给与分配 |
小结 |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权重构与乡村选举型秩序 |
一、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下的基层政治改革与发展 |
(一) 大区小乡制与党政经分开 |
(二) 撤区建乡及乡(镇)村(办)行政管理体制 |
(三) 乡村管理体制的变革及"大乡制"的建立 |
二、变革社会中的基层政治权力结构 |
(一) 渐失权威的基层党、政组织及其干部 |
(二) 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 |
(三) 当前基层政治权力格局 |
三、制度变迁下的乡村权威与村庄知识 |
(一) 乡村生活中的"被动"与"自主" |
(二) 乡村知识中的乡(镇)权力 |
(三) 乡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和乡村互动 |
(四) 税费改革与"一事一议" |
四、村民自治诉求下的民主实践与绩效 |
(一) 公民理论的践行与困境 |
(二) 漫长的村治历程 |
(三) 村治中的民主选举 |
(四) 村治的政治环境及缩水的"民主" |
五、"公推直选"的基层选举型政治秩序及制度成本 |
(一) 选举及其基层政权授权方式 |
(二) 乡(镇)长直选的制度设计及运作 |
(三) 乡镇党委委员、书记的"公推直选" |
(四) 乡村回响与制度悖论 |
小结 |
基本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后记 |
(8)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目的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分析视角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政府规模测度指标选择的不同看法 |
二、关于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不同看法 |
三、关于政府规模适度化的不同看法 |
四、关于中国政府官员规模现状的判断和评价 |
第三节 研究的基准概念 |
一、对"官民比"提法的认识 |
二、公务员的范围 |
三、国际比较中公务员的统计口径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基本研究方法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第五节 论文结构和技术路线 |
一、论文结构 |
二、技术路线图 |
第六节 创新之处和研究工作的限度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研究工作的限度 |
第一章 不小于1%:典型国家(地区)公务员规模的经验观察 |
第一节 公务员的概念和范围 |
一、"公务员"范围的界定 |
二、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 |
三、横向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第二节 现状与分析:部分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规模 |
一、美国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二、英国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三、法国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四、德国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五、日本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第三节 现状与分析:部分经济转型国家的公务员规模 |
一、俄罗斯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 |
二、波兰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 |
三、捷克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 |
第四节 现状与分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规模 |
一、埃及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 |
二、巴西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 |
三、土耳其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 |
第五节 现状与分析: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公务员规模 |
一、香港地区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二、澳门地区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三、台湾地区政府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第六节 对其他国家(地区)"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比较分析 |
一、"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国际比较结论 |
二、对"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底线和高线的说明 |
第二章 公务员规模长期变化趋势的一般性分析 |
第一节 历史经验:经济社会发展是公务员规模变化的内在动力 |
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
二、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 |
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 |
四、居民消费结构的现代化 |
第二节 理论支持:公务员规模变化是政府职能持续扩张的自然反应 |
一、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职责范围在持续扩张 |
二、发展中国家政府职责范围在扩大 |
三、公共服务成为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 |
第三节 现实要求:公务员规模调整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责的主动选择 |
一、城市化进程中实现有效治理的要求 |
二、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 |
三、强化政府社会性监管职能的重要途径 |
第三章 "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一般规律:以日本为例 |
第一节 日本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
一、日本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变化趋势 |
二、日本公务员的内部结构 |
三、对日本公务员规模的总体分析 |
第二节 "定员管理":日本公务员规模控制的主要方式 |
一、"定员管理"的概念和法律依据 |
二、设定定员的最高限额 |
三、有计划地实施"定员削减"计划 |
四、定员管理计划的设定和推动过程分析:以远野市为例 |
五、对定员管理的分析和评价 |
第三节 定员管理对控制公务员规模的启示 |
一、突出强调立法的基础性作用 |
二、编制变化与政府职责的关系 |
三、机构改革的周期性与统筹规划规模调整 |
四、调整优化公务员内部结构 |
五、缓和渐进的人员分流方式 |
第四章 中国公务员规模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第一节 总量、变化趋势与基本判断 |
一、总量和发展趋势 |
二、对当前公务员"数量值"的分析 |
三、基本判断:不是单纯的"臃肿"问题 |
第二节 公务员的内部结构和主要问题 |
一、各级政府人员配置比例不合理 |
二、党、政、群人员配置比例结构不合理 |
三、职能部门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 |
四、领导职数过多 |
五、机构多但人员不饱满 |
第三节 随州市的个案分析和主要结论 |
一、机构数超过了中央规定的限额 |
二、机构设置的地方性不明显 |
三、政府系统的机构数量比重偏低 |
四、人员总量规模超出中央规定限额 |
五、人员配置不适应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的要求 |
第五章 中国公务员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分析 |
第一节 研究单位 |
一、以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单位的考虑 |
二、时间段选择上的考虑 |
第二节 公务员规模影响因素选择的思路和依据 |
一、"人口"因素 |
二、"地理与政区"因素 |
三、"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 |
四、"政府财力"因素 |
五、"城市化"因素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数据模型和结论 |
一、研究方法 |
二、变量的操作化和数据采集 |
三、数据模型和结论 |
第四节 对公务员规模影响因素的进一步讨论 |
一、对无影响潜变量的进一步验证 |
二、模型结论的适用性和进一步研究的构想 |
第六章 基本思路:短期"适度从紧"和长期"适度扩张" |
第一节 短期"适度从紧"的必要性和现实压力 |
一、财政承受能力有限 |
二、政府规模的自我膨胀 |
三、"职责同构"机制亟待调整 |
四、机构编制管理缺乏刚性约束 |
五、社会舆论压力强大 |
六、政府的运行质量不高 |
第二节 公务员规模长期"适度扩张"的合理性和空间 |
一、"适度扩张"的含义 |
二、推动规模长期扩张的主要因素 |
三、"适度"的界限 |
第三节 公务员规模调整改革的基本思路 |
一、"适度从紧"和"适度扩张"相结合 |
二、"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相结合 |
三、"总体从紧"和"局部扩张"相结合 |
四、"数量管理"和"结构管理"相结合 |
第七章 对策建议:从"突出精简"到"调整结构" |
第一节 公务员规模控制和结构优化的主要措施 |
一、适当拉大政府机构改革的周期 |
二、合理调整纵向各层级政府的职责配置 |
三、继续推动大部门体制改革 |
四、尝试推动公务员分类管理等体制性改革 |
五、继续充实与民生直接相关领域的公务人员 |
六、推动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制化和科学化 |
第二节 公务员规模控制和结构优化的配套措施 |
一、进一步推动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 |
二、改革分管型副职的设置模式 |
三、优化政府的行政流程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财政与庶政: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研究 ——对中部Y县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现状 |
(一) 相关文献检索 |
(二) 核心文献解读 |
三、分析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一) 精英访谈 |
(二) 小组座谈 |
(三) 问卷调查 |
(四) 文献收集与处理 |
五、研究对象 |
六、论文结构 |
第二章 财政关系与制度变迁 |
一、与上级财政关系变化 |
二、本级五项财政制度变革 |
(一) 税款征收入库制度创新 |
(二) 零户统管制度改革 |
(三)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
(四) 政府性收入统管改革 |
(五)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创新 |
三、县乡七轮财政体制变迁 |
四、财政体制创新 |
第三章 财政结构与财政能力 |
一、财政收入分析 |
二、财政支出分析 |
三、财政平衡分析 |
四、政府成本分析 |
(一) 政府成本概述 |
(二) 政府机构与编制 |
(三) 供养人员与官民比 |
(四) 行政成本结构 |
五、财政能力评价 |
第四章 民生财政与服务能力 |
一、概念指标 |
二、民生财政支出 |
(一) 义务教育支出 |
(二) 农村文化支出 |
(三) 医疗卫生支出 |
(四) 社会保障支出 |
(五) 专项资金支出 |
三、民众服务需求 |
四、公共服务绩效 |
五、服务能力评价 |
第五章 财政风险与应急能力 |
一、财政结构风险 |
二、财政管理风险 |
三、应急预案制度设置 |
(一) 总体应急预案 |
(二) 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
四、风险危机管理 |
五、应急能力评价 |
第六章 讨论与总结 |
一、结果探讨 |
(一) 财政关系与制度变迁 |
(二) 财政结构与财政能力 |
(三) 民生财政与服务能力 |
(四) 财政风险与应急能力 |
二、互赖地方治理模型 |
三、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部分 |
二、英文部分 |
后记 |
(10)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 ——以浙江省、市、县政府间关系为研究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目次 |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政府职能与政府间权力配置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政府间关系研究的概况 |
1.2.2 国内政府间关系研究现状 |
1.2.3 国内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的研究路径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4 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 |
2 地方治理:分析视角与理论综述 |
2.1 治理与地方治理:内涵与特征 |
2.2 理解地方治理的两种纬度:横向的多中心治理与政府间的纵向分权 |
2.2.1 横向的多中心治理 |
2.2.2 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与治理 |
2.3 政府间关系与权力配置:基于中国背景的地方治理分析框架 |
2.3.1 地方治理的体制背景:行政主导型的层级控制结构 |
2.3.2 地方治理的多元主体:以公共权力为主导的治理主体 |
2.3.3 理解中国地方治理的几个关键概念 |
3 地方分权、职能定位与政府角色变迁 |
3.1 地方政府的职能配置与职能履行 |
3.1.1 地方政府职能配置:三种路径 |
3.1.2 地方政府职能履行:权力的合理配置 |
3.2 分权改革与公共权力结构变迁:地方政府角色变迁的制度背景 |
3.2.1 宪政秩序的变化 |
3.2.2 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 |
3.2.3 财政体制的变革 |
3.3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增强与角色变迁 |
3.3.1 制度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 |
3.3.2 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职能的强化 |
3.3.3 地方政府公共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 |
3.4 省市县政府的权力配置、职能定位与治理工具 |
3.4.1 省市县政府的权力配置 |
3.4.2 省市县政府的职能定位 |
3.4.3 省市县政府的治理工具 |
4 地方政府的科层结构与政府间治理机制 |
4.1 科层制与地方政府层级关系 |
4.2 省市县政府间的财政管理体制 |
4.2.1 省市县政府间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
4.2.2 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运行成效及特点 |
4.3 省市县政府间的干部管理体制 |
4.4 省市县政府间的项目审批制度 |
4.5 省市县政府间的绩效考核和监督制度 |
4.6 省市县政府间的信息沟通和决策机制 |
4.7 省市县政府间公共资源配置 |
4.7.1 以转移支付为重点的财政资源配置 |
4.7.2 以先行试点权为重点的政策资源配置 |
4.7.3 以土地指标为重点的要素资源配置 |
4.8 科层制不足与政府间治理的非正式化 |
5 市管县体制:国内省市县政府间权力配置的一般模式 |
5.1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沿革 |
5.2 市管县体制的实现模式与效应 |
5.3 市管县体制的制度困境 |
6 渐进式的省管县体制改革:省市县政府间权力配置的浙江模式 |
6.1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浙江经验:制度变迁与特征 |
6.1.1 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省管县体制的经济基础 |
6.1.2 不断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省管县体制的核心环节 |
6.1.3 积极实施"强县扩权"战略:省管县体制的权力结构 |
6.2 县域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省管县体制的治理绩效 |
6.3 浙江实施省管县体制的制度基础与条件 |
6.3.1 浙江的地理特征和交通状况适宜实行省管县的体制 |
6.3.2 浙江的行政区划适宜实行省管县的体制 |
6.3.3 浙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适宜实行省管县的体制 |
6.3.4 浙江相对合理的政府职能定位和政府规模适宜实行省管县体制 |
6.3.5 省级政府实行中心城市和强县经济并重的发展战略有效地平衡了市县之间的利益冲突 |
7 新一轮的县级政府扩权改革试点:以浙江义乌市为例 |
7.1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区域发展:理论阐述 |
7.2 义乌扩权改革的背景: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崛起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 |
7.2.1 日益扩大的市场交易规模和国际化程度与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7.2.2 不断增加的外来人口和社会矛盾与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7.2.3 独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和不断扩大的制度创新需求与制度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7.3 扩权改革的过程:市县竞争、利益博弈与政府间角色差异 |
7.3.1 扩权改革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
7.3.2 改革过程与政府间角色差异 |
7.3.3 扩权改革的制度效应:市县政府间关系的变革趋势 |
7.4 走向省管县体制的制度困境:如何破解制度化利益格局 |
8 优化省、市、县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 |
8.1 目标模式:走向府际治理模式 |
8.2 域外经验:美国大都市区政府间关系的变革趋势 |
8.2.1 传统改革主义者与改革实践 |
8.2.2 多中心治理与改革实践 |
8.2.3 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
8.3 制度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 |
8.3.1 完善市场机制,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8.3.2 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8.3.3 构建公共事务多元治理的制度规则,重塑政府运行机制 |
8.4 权力配置:以县为基础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责权限 |
8.4.1 地方分权:政府改革的基本趋势和方向 |
8.4.2 改革政府层级体制,实行市县分治 |
8.4.3 确立以县为主体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
8.5 制度配套: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 |
8.5.1 调整省级行政建制,缩小省域行政范围 |
8.5.2 积极培育大城市,实施都市经济圈发展战略 |
8.5.3 加快乡镇体制改革,理顺县乡关系 |
9 总结与探讨:政府间权力配置与中国的地方治理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四、乡镇农机站归口管理后应尽快理顺财务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南民族地区市场监管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及对策研究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D]. 刘洪瑞. 贵州民族大学, 2020
- [2]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D]. 梁永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3]隆回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探讨[D]. 郑晓姣.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4]岳阳市农业信息化发展研究[D]. 卢芳亮.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2)
- [5]提高农民满意度视角的农村政府管理审计研究[D]. 江国才.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6]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为例[D]. 杨利平. 内蒙古大学, 2013(01)
- [7]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 ——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D]. 刘永刚.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1)
- [8]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研究[D]. 李利平. 南开大学, 2010(07)
- [9]财政与庶政: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研究 ——对中部Y县的实证分析[D]. 王敬尧. 华中师范大学, 2008(03)
- [10]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 ——以浙江省、市、县政府间关系为研究案例[D]. 马斌. 浙江大学, 2008(12)